欧盟外长亦在一项声明中谴责俄罗斯，并表示正考虑拒绝与莫斯科签署若干合作协议。已获俄罗斯同意即将造访车臣的欧洲安全合作组织秘书长沃勒贝克，也敦促莫斯科不要执行其最后通牒。
英国外交大臣罗宾·库克说：“假如俄罗斯不尊重基本的人道准则，西方就不会继续援助俄罗斯。”他说，除非俄罗斯解除威胁，否则他希望欧盟各国政府首脑在12月10日至11日的赫尔辛基首脑会议上“斟酌”对俄社会给予经济援助的前景。此前，库克把俄罗斯大使尤里·福金召到外交部，加紧对莫斯科施加外交压力。
法国总统希拉克在同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库奇马举行会谈时，称俄的最后通牒“让人无法接受”，并说，解决车臣危机的惟一办法是通过政治途径。他呼吁“尽快开始对话”。
意大利总理马西莫·达莱马也严厉批评俄罗斯对车臣的战争，说这场“令人恐惧和无法接受的”战争必须停止。
在开罗，埃及的穆斯林领袖穆夫蒂·谢赫·瓦塞勒撰文呼吁伊斯兰国家抵制俄罗斯，以报复其在车臣的行动。
在以伊朗为首的伊斯兰会议组织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前往备受战争蹂躏的北高加索地区视察之际，伊朗外交部长卡迈勒·哈拉齐警告说，车臣的暴力行径在伊斯兰国家引起了“不安”。
北约秘书长乔治·罗伯逊警告俄罗斯说，要屠杀格罗兹尼平民的威胁“让人完全无法接受”，他敦促俄罗斯听取国际社会要求其保持克制的呼声。
对此，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在12月8日公开表示“完全支持在车臣采取反恐怖行动”。他说：“应当结束剿灭武装分子和恐怖分子的行动，使被迫离家的人返回家园。必须安排好和平生活，如果土匪和恐怖分子不投降，就干脆消灭他们。”谢列兹尼奥夫在谈到西方政治家批评俄罗斯和要求停止车臣反恐怖行动时说，俄罗斯“不会停下来，西方的所有声明都是无人响应的号召”。他说，“他们自己败坏了自己的名声，因为他们毁灭了南斯拉夫”，现在他们又企图分散人们对其在南斯拉夫所作所为的注意力。
他认为：“西方没有解决南斯拉夫的民族冲突，反而走进了死胡同。西方政治家不知道在科索沃该怎么办，就把注意力转到俄罗斯的问题上。如果我们的宣传攻势使他们常常因科索沃问题和南斯拉夫问题受到指责，他们对我们就会客气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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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外的斗争（二）
战场外的斗争（二） 谢列兹尼奥夫认为，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再提供贷款，“俄罗斯也不会垮台”。“我们将寻找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关系的其他贷款人”。
俄联邦委员会主席斯特罗耶夫认为，俄罗斯不应在车臣政策问题上惧怕西方的威胁。他对记者表示：“俄罗斯将结束在车臣的军事行动，我们需要搞和平建设，而且不只是在车臣，在印古什、达吉斯坦、克拉斯诺达尔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都要进行和平建设。”
谈到面对威胁所持的立场，斯特罗耶夫认为，“我们不是南斯拉夫那样可以被威胁和这样对待的国家。”斯特罗耶夫承认，俄罗斯正面临压力，并指出这是“因为我们软弱和一步步退让造成的”。他不同意这会导致俄国在国际上陷于孤立的说法。他解释说：“谁也不会使我们陷于孤立，因为俄罗斯不是想孤立就能被孤立的那种国家，经济制裁对我们来说并不像描绘的那么可怕。”
斯特罗耶夫提醒说，“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都想同我们结为友邦，日本不顾大洋彼岸发出的警告向我们提供了贷款，韩国也在向我们提供贷款。”他强调说：“多极世界是各族人民进一步相互协作的基础。”
同日，俄联邦外交部长伊万诺夫认为，西方某些势力在北高加索局势上人为地制造紧张空气，歪曲事实和真相。他在与联合国秘书长、美国国务卿、英国和芬兰外交大臣通电话时指出，他们甚至把“冷战”时代的词都用上了。
伊万诺夫强调说，俄罗斯不能接受这样的路线，俄罗斯始终渴望着健全的思维和积极的对话。
同一天，面对俄罗斯的强硬立场，美国总统克林顿总统无可奈何之余也表示，因俄罗斯在车臣采取的军事行动而中止对俄援助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
而此时普京的态度更是毫不让步。他说：“车臣是俄联邦不可分割的领土”，俄联邦在三年前与车臣签订的协议是错误的，这使得车臣武装分子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并把车臣变成了训练国际恐怖分子的基地。因此必须不惜代价地对车臣叛匪重拳出击，毫不手软，一打到底。他反对对西方压力和“车独”分裂恐怖活动进行妥协退让，严辞责问道：“我们要什么？是要微不足道的西方贷款，还是要保住大片领土？”他表示，俄军歼灭车臣恐怖分子的决心决不会动摇，“哪里有匪徒，我们就打到哪儿。如果在厕所里抓到了匪徒，就直接把他塞进便池里”。
2000年1月13日晚，美国国务院一些负责人权、难民事务和对俄政策的官员会见了车臣非法政府的“外长”艾哈迈多夫。1月14日，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就美国国务院官员会见所谓的车臣“外长”艾哈迈多夫一事做出反应，对美方的这一举动表示“遗憾和严重忧虑”。
伊万诺夫与爱尔兰外长、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轮值主席安德鲁斯会见后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俄方曾多次声明，美国的此类举动实际上是对国际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的支持。伊万诺夫认为，那些做出此类举动的人正在使北高加索问题复杂化，并且正在加深车臣和平居民所遭受的苦难。俄方希望美方不要放弃早先声明的无条件支持俄打击恐怖主义的立场。
2001年3月22日,美国国务院竟然以副国务卿级别的规格再次接待了车臣的所谓“外交部长”艾哈迈多夫，并明确表示支持车臣非法武装和恐怖分子，同意予以经济援助。
2001年6月18日美国等西方国家针对普京对“车独”叛匪的谴责和对反恐剿匪的加强，马上批评俄对车臣“用武过多”，称俄没有处理好难民问题，对民众不断失踪的调查力度不够等等。美国人和西方各国还把在莫斯科炸毁大楼的和在俄罗斯内地及车臣大搞恐怖袭击的“车独”恐怖分子称赞成争取自由的战士。美国和西方国家还在2001年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提出了谴责俄政府在车臣问题上违反了人权的提案，而这个反俄提案竟然得到了通过。
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以维护人权和人道主义为借口，打击俄罗斯、支持“车独”和恐怖活动的反俄行径，普京总统极为气愤，他在6月18日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发誓决不会让车臣从俄罗斯独立出去，也不会让车臣成为叛乱分子向俄罗斯其它地区进攻的大本营。他忿忿地说：“真的，我现在已经厌倦了一遍一遍地向西方舆论解释我们的车臣政策。”“这简直是我们国家的耻辱。我们面临的是一些俄罗斯少数叛乱分子的武力打击，但我们现在的处境就像当初美国在越南战争结束后的情况。这真令人震惊。”
对于美国和西方各国要求俄罗斯从车臣撤军和同“车独”分子谈判之事，普京表示俄不会全部撤军，而将在车臣长期部署部队，以保卫车臣国土，同时又表示俄政府根本无法同车臣叛军进行任何谈判。
2001年9月7日普京表示，只要车臣分离分子承认并遵守俄罗斯宪法，所有的武装分子无条件交出武器，并交出所有有血债的主要匪徒，俄政府可以与他们接触和谈判，但时间最多不得超过三个月，因为拖延时间已经没有意义了。
而普京此话说过仅四天，就发生了9·11事件。由此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把美国也牵连进去，并以美国为首的反国际恐怖主义浪潮。
对于世界形势的这种变化，9月21日，普京在接受德国记者采访时说：“不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莫斯科炸毁大楼的是争取自由的战士，而在其它国家搞这种活动的人是恐怖分子。其实他们都是犯罪分子。”五天之后，也就是美国决定对恐怖主义基地阿富汗塔利班和本·拉丹实施反恐军事打击时，普京即向车臣叛匪下达了必须在72小时之内放下武器的最后通牒。接着，在10月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普京再次表示：车臣武装分子同国际恐怖主义的联系是很明显的，“他们的特征完全一样”。他提醒人们注意恐怖分子在莫斯科炸楼房和在美国不久前的9·11恐怖行动的类似之处。而俄政府车臣事务首席发言人亚斯特布任斯基也证实说：“对美国进行9·11自杀性袭击的恐怖分子中至少有四个人到过车臣。”“那些向纽约和华盛顿派遣自杀性攻击者的人在车臣进行过恐怖袭击的彩排。”
同时俄还积极支持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行动。普京特别提到：为了在阿富汗展开地面行动，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出兵才一两千人，而俄在最近几年惨遭恐怖分子杀害的军人和平民就超过3000人。据俄方掌握的情报，从俄军打击车臣恐怖分子以来，一共有500多名国外的雇佣军被击毙，目前还有500～700名来自不同国家的匪徒继续在车臣一带伤害百姓。
进入2002年后，随着反恐的进一步深入以及倒“萨”的需要，美国不得不宣布“车独”武装为恐怖分子。10月23日莫斯科人质事件发生后，美英法德等西方大国的首脑纷纷来电表示谴责。10月30日，丹麦政府在俄罗斯的强大压力下，拘捕了正在哥本哈根出席“世界车臣大会”的扎卡耶夫，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俄罗斯在车臣反恐问题上已经从过去“看西方眼色”逐步向“自主行事”转变。莫斯科人质事件后，俄已经将反恐提升到事关国家安全的头等大事，普京在此问题上同西方的斗争再次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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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的“反恐战”（一）
普京的“反恐战”（一） 第二次车臣战的正面战争虽然在2000年已告一段落，但车臣的非法武装并没有完全清除干净，由于还有包括500多名外国极端分子在内的数千名武装叛乱分子进入山区与俄军长期对抗，所以留驻在车臣的俄军就进入了剿灭残匪的作战阶段。
这些进山打游击的“车独”武装分子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身强力壮，蛮横剽悍，地形熟悉，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凶狠残忍，其中尤以善于山地战的由巴萨耶夫和哈塔卜率领
的上千人战斗力最强。他们的任务除了与进山围剿的俄军打游击战外，主要是组织小股力量，潜入格罗兹尼和车臣各地以及俄罗斯内地从事爆炸破坏、暗杀和劫持人质等恐怖活动，对俄军不断骚扰和偷袭。所以尽管他们人数不多，但是其杀伤破坏能量却极大。从车臣战事结束后，他们的恐怖袭击活动没有停止过一天，而且往往集中力量对付支持俄军的当地居民，特别是为俄联邦政府效力的官员、宗教领袖和平民百姓。仅车臣临时政府成立的2000年6月份，就发生了一系列恐怖袭击案件，比如巴萨耶夫的表妹和另一女匪徒驾驶装满TNT炸药的卡车冲进一个俄特警军营进行自杀性爆炸，死伤多人；另有一伙恐怖分子驾驶装有500公斤炸药的卡车闯进车臣阿尔贡市特种警察宿舍楼将其炸毁，当场炸死特警27人，炸伤30多人，爆炸后预先埋伏在附近的武装分子向军营疯狂扫射；6月20日，一位宗教领袖被杀，两名车臣警察被打死，并被割下人头示众，一个穆斯林小孩因向俄军报告匪情也被报复。6月28日，在区政府工作的两姐妹也惨遭毒手，被普京任命为车臣行政首脑的卡德罗夫更是多次遭到暗杀袭击。
进入7月份，这种恐怖袭击活动有增无减，格罗兹尼城内平均每天有十枚各种手控的和遥控的地雷爆炸，造成俄军官兵和内务部警察100多人伤亡。普京总统为此于7月6日紧急召集国防部、总参谋部、内务部、总检察部、国家安全部等强力部门的领导和车臣政府首脑开会，讨论车臣猖獗的恐怖活动与俄的反恐怖斗争问题，决定采取更加严厉有效的手段进行剿匪反恐战斗。
此时，据情报部门侦察，在车臣山区和潜伏下来恐怖分子仍有2000多人，其中有500多名是来自阿拉伯和阿富汗等国的宗教极端分子。但是由于俄政府和军警加强了围剿和镇压，入秋以后，恐怖活动有所减少。到11月24日，还在坚持顽抗的匪徒除几百名外国雇佣军外，剩下的只有500多人了。因此俄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乐观地声称车臣的反恐怖剿匪行动已近尾声，2000年冬季可以将残匪全部消灭。人们得知这消息后兴奋不已，欢呼雀跃，因为剿匪行动终于快要胜利了，可怕的恐怖活动也快要被制止住了，失去安全保障的生活总算要结束了。
但是，谢尔盖耶夫过于乐观了，俄罗斯人和车臣人高兴得太早了。刚刚进入2001年1月份，除去被杀害的，被“车独”恐怖分子劫持的人质的数量就相当可观，仅被俄方营救出来的就有500多人，其中有56名外国人，有3名英国人和1名新西兰人被害。
到2月份，各种炸弹、地雷爆炸案接连发生，造成了更多的人员伤亡。恐怖分子还在格罗兹尼、阿尔贡和车臣其它城市散发传单，声称要严惩包括车臣临时政府领导人卡德罗夫在内的所有车臣“通敌者”。3月15日，一架有170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的俄图—154客机在土耳其被劫持。3月24日，在靠近车臣边境的北高加索三座城市同时发生了汽车炸弹袭击，死伤数十人。4月中旬在普京总统要到车臣视察的前几天，车臣临时政府的二把手、副行政长官杰尼耶夫和副检察长弗拉基米尔相继被暗杀。车臣恐怖分子以此向俄罗斯政府、普京总统以及支持俄的车臣人示威和警告。而据美国4月28日的《纽约时报》报道：“格罗兹尼的‘车独’叛乱分子正在加紧进行敌后游击战，他们用手雷、地雷伏击俄军，并且大肆造谣说山里的叛乱武装要来进攻格罗兹尼。同时他们把恐怖活动日益变成为专门针对平民的毁灭之举，各种凶杀案急剧增多。上周有一不明身份的人在中央广场当众扫射，造成死伤一片。市代理检察官罗兹也被三名蒙面男子连开20枪，打死在一家咖啡馆里。恐怖分子尤其仇恨俄罗斯人，仅仅一周就有多名俄罗斯妇女被枪杀在大街上，而3月份被杀的俄罗斯人至少有12名。”
为了防止发生恐怖袭击，格罗兹尼市内随处可见荷枪实弹的俄军士兵，他们白天继续进行进攻性“扫荡”，挨家挨户地搜查逮捕可疑分子，但是因为怕受到匪徒袭击，到了夜晚全都躲进加固了的关卡和火力点，以及城外的坎卡拉军事基地里不敢出来。就连车臣政府安全事务负责人的家在某天晚上也被一伙武装分子包围，他和保镖与匪徒枪战了一夜，俄军警都不敢前来支援。于是每当夜幕降临后，格罗兹尼就成为各种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的天下，他们肆无忌惮地大搞破坏、暗杀、抢劫等恐怖犯罪活动，甚至袭击俄军的关卡和军营，市区上空各种枪炮声和炸弹爆炸声响成一片。这引起了人们更大的惊慌和恐惧，格罗兹尼成为了一座危机四伏、死亡不断的恐怖之城。
2001年5月7日，普京就任总统一周年，就在这一天，俄军与“车独”武装分子发生了自2000年年底以来最激烈的战斗。据俄官方统计，从1999年10月1日第二次车臣战争开始到2001年5月16日为止的862天中，俄军官兵在这场反恐剿匪的反“车独”战争中牺牲的有3096人，受伤的为9187人。如果加上在战争发生前的两个月的伤亡数字，阵亡者为3323人，负伤者为9979人，但据说这个数字仅是实际伤亡人数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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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的“反恐战”（二）
普京的“反恐战”（二） 到了2001年年末，由于9·11事件的发生，车臣武装的恐怖袭击有所收敛。因此进入2002年后，俄总统普京、国防部长谢·伊万诺夫和俄军总参谋长克瓦什宁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鉴于车臣局势已经相对平静，驻扎在车臣的俄军将分批从那里撤离，维持车臣地区治安的任务将由俄内务部队、联邦安全局的特种部队和车臣地方警察来负责。但是，不知是匪徒蓄意还是巧合，每次俄上层做出撤军表态之后，车臣都要发生严重的恐怖事件，致使俄罗斯的撤军计划一拖再拖。
2002年1月27日，俄内务部队一架米8直升机在车臣坠毁，机上14人全部遇难，其中包括俄内务部副部长鲁琴科中将，这也是俄军在车臣遇难的最高级别的将领。
2002年2月28日，俄联邦军队获得消息，一股2000多人的车臣武装从车臣南部重镇沙托伊突围后，重新在乌鲁斯克尔特地区集结，准备从这里突围，进入达吉斯坦作战。这股匪徒的首领就是车臣著名恐怖分子哈塔卜。俄军指挥所经过仔细分析，认定位于乌村附近一条200米宽的峡谷是这股武装突围的惟一路线，遂向这一地区派遣了一个空降兵加强连的兵力，共90人，镇守这一地区。指挥部向这一连队下达了死命令，一定要坚守阵地，不许放过一个敌人。
2月29日上午，空降兵占领了乌鲁斯克尔特村附近的两个山头，封锁了匪徒的退路。当天，车臣武装便集中1500多人的兵力向这两处山头发起攻击。空降兵战士面对比自己多十几倍的敌军毫不畏惧，凭借有利地形，集中火力与车臣武装展开了殊死搏斗。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双方均有较大人员伤亡。29日当天，俄军已有31人被打死。第二天，车臣武装再次组织冲锋，但又被俄军击退，俄军也有26人被打死。3月2日，车臣武装再次发动了更加猛烈的进攻。当时，俄军阵地上只剩下33人，其中还有许多人已身负重伤。车臣武装试图劝降，但被俄军将士严辞拒绝。激烈的战斗结束时，俄军又有16人牺牲。一个连的兵力最后只有6人得以生还，该连13名军官全部遇难，其中包括指挥官叶夫秋欣中校。
俄军官兵在战斗中表现得十分勇敢。一名叫罗曼诺夫的指挥官被地雷炸断双腿，他强忍着剧痛，用布条缠上断腿后继续作战，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俄军阵地被攻破后，一名叫弗拉德金的机枪手落入敌手，遭到毒打，敌人认为他已毙命，便把他扔在山坡上。弗拉德金苏醒后，摸到了自己的机枪，从后面追上敌人，一阵扫射，几名车臣匪徒应声倒下，他的两名被俘的战友获救。弗拉德金得以幸存，并因此获得了“俄罗斯英雄”的称号。
在这次战斗中空降兵连共消灭了400多名车臣匪徒，为俄联邦军队完成对这股匪徒的包围赢得了宝贵时间。俄军方证实，如果这股匪徒突围成功，俄军很可能会失去对他们的控制，车臣局势可能会因此复杂化。但在这次战斗中也有85名空降兵遇难。
就在乌鲁斯克尔特战斗即将结束的当天，一支来自莫斯科地区的特警部队落入车臣武装在格罗兹尼设下的包围圈，造成20人死亡、29人受伤的惨剧。
2002年8月19日，俄军一架米26直升机在格罗兹尼郊外被车臣武装分子击落，造成118名军人丧生。这是俄实施车臣反恐怖行动以来，联邦军队伤亡最为严重的一次。
10月23日在莫斯科发生的绑架人质事件再次造成了128名平民丧生。
莫斯科人质危机发生后，谢·伊万诺夫一方面要求驻车臣军队做好围剿车臣匪徒的准备，另一方面还坚称不改变原定削减驻车臣军队数量的计划。
11月3日，俄罗斯国防部长谢·伊万诺夫向驻扎在车臣的俄军下达命令：暂停执行从车臣分阶段撤军的计划，俄军近期将展开一场“严厉但有针对性”的反恐军事行动。这是莫斯科人质事件后，俄军方做出的要对车臣恐怖分子进行大规模围剿的最强硬姿态，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第三次车臣战争”马上就要打响。
而同时恐怖分子也一再向俄军武装直升机发射导弹。据俄军统计，俄军飞机遭袭地点多数是在俄军驻车臣的大本营——坎卡拉军事基地附近，匪徒选择的目标是进出基地的武装直升机，使用的武器和进攻手法也如出一辙：当米8等直升机从基地机场起降的时候，躲在基地附近废弃房子里的匪徒就向飞机发射便携式地对空导弹。由于直升机的飞行速度很慢，在这个空域的飞行高度基本不超过700米，一旦被恐怖分子瞄上，就很难逃脱。
就在谢·伊万诺夫下达剿匪命令前几小时，11月3日，又有一架直升机被车臣恐怖分子击落，机上九人全部遇难，其中包括俄军第五十八军副军长马尔佐耶夫。这是今年以来俄军在车臣损失的第九架直升机，也是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以来，俄军在车臣损失的第四十架直升机。
11月4日，俄特种部队在格罗兹尼等三个行政区内进行了一场反恐特别行动。在地方当局和老百姓的支持下，特种部队当场消灭匪徒六人，抓获俘虏十几人，发现87个隐藏枪支、弹药的秘密据点，缴获大量武器和其它从事恐怖活动的工具。
目前驻扎在车臣的俄武装力量共有8万人左右。而车臣的非法武装人数则在几千人左右。虽然从数量对比看，俄武装力量占据着绝对优势，但由于匪徒与政府军打的是游击战，茫茫人海之中，政府军很难分清谁是匪徒谁是良民。匪徒熟悉车臣的地形，而且是藏在暗处，政府军则都是“外来户”，对当地情况不太熟悉，他们的驻地和军事调动都暴露在匪徒的眼皮底下。在车臣剿匪多年，俄军士兵都积累了丰富经验：不管是在首府格罗兹尼执行任务，还是深入偏远的村庄，每走一步都要特别小心，首要任务是保证自己的安全。
车臣问题已经成为俄罗斯难以医治的一块心病。俄当局在2002年年初向反政府武装人员下了最后通牒，只要匪徒放下武器，政府当局将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但是武装匪徒却没有洗手不干的意思，响应者寥寥无几。势态发展至今，俄国内有人开始怀疑军事手段解决车臣问题的可行性，也有一些人提出与车臣进行和谈的建议。但是，就算俄罗斯联邦政权同意坐下来和谈，问题是和谁谈呢？马斯哈多夫是俄检察机关通缉的逃犯，巴萨耶夫双手沾满俄罗斯人的鲜血，俄罗斯政权肯定不会和他们坐在同一个谈判桌旁。况且车臣武装代表提出的首要条件是要俄从车臣撤军，而一旦从车臣撤军，几年前军阀泛滥的局面就会马上重现。用不了多久，车臣又将会变成国际恐怖分子的大本营。由此看来，在解决车臣问题上，俄罗斯现在不是面临选择，而是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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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藩”（一）
“削藩”（一） 俄罗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是苏联解体的结果。可以说苏联时期困扰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各种问题，俄罗斯也基本上都继承下来了。解体之前的苏联，当然俄罗斯联邦也包括在内，徒有联邦制国家的形式，实质上却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单一制国家，或者说得更严重些，是一个帝国主义制度的国家。叶利钦时期，由于政府和议会没完没了的政治斗争削弱了中央的权力，地方势力日益增强。当时，叶利钦为了在与国家杜马的斗争中寻求地方政权的支持，与自治共和国的总统和各州的行政长官单独达成协议，总统允许地方做
他们喜欢做的事，作为交换，在总统需要的时候，地方鼎力相助。结果是，立宪的联邦变成了契约的联邦，或者如乌拉的鞑靼社区领导人拉马扎诺夫所说，“这不是联邦制，这是封建制。”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地方领导人改为全民选举产生，总统丧失了对地方领导人的任免权。靠民选出山的地方领导人权力迅速扩大，州长、共和国总统成为本地区的土皇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弱。地方领导人权力的扩大产生了一系列消极后果，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系列奇怪现象：第一，俄罗斯的一些地区享有无限的立法自由，地方通过的法规，包括涉及财产权、税收和关税的法令中，有三分之一与联邦法律和宪法相抵触，俄罗斯各边疆区和州之间建立起贸易壁垒，或者更糟，干脆竖立起界碑。这种情况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不可思议的。第二，许多地方主体建立的制度无论如何都不能称之为民主制度。政治权力，同市场经济一样，并没有在那些地方“生根发芽”，而是仅属于亲近地方官僚的少数人。第三，分布在各地的为数众多的联邦权力机关的分支机构(警察、法院、税务和其它社会部门乃至军队)与其说是中央权力机关的工具，不如说是地方精英人物的保护机构，它们已经被同化，自上而下的权力机关已经消失。第四，部分州可自行宣布实行紧急状态，甚至发行本地区具有货币功能的证券，中央无权干涉；还有一些州长在本地区为非作歹，引起居民强烈不满，克里姆林宫派要员持总统命令赴地方干涉，却被地方当局拒之门外；在地方选举中，某些犯罪集团公然利用民主堂而皇之地进入地方政府和议会，控制地方政权，中央对此却无能为力。第五，1995年实行的由地方行政长官和地方议会领导人组成联邦委员会(俄罗斯议会上院)的规定，使地方执行权力机关的领导人同时成了联邦立法权力机关的一部分。这实际上不仅违反了宪法规定的权力分开的原则，而且使联邦议会上院变成了有时不按专业原则运作的机构。很显然，这种情况对地方领导人非常有利，但不符合联邦中央权力机关的利益。同时地方过多攫取了国家利益所允许的主权，使中央政府对联邦各地方主体失去控制，为国家分裂埋下了的隐患。在这些飞扬跋扈的地方领导人中，远东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纳兹德拉克是最著名的一个。他在辖区内设立象征自己权力的标志物，颁发地方勋章。这还不算，为了加强对自己的管辖区域的控制，他甚至派人暗杀与自己为敌的政治家。对纳兹德拉克的种种劣迹，当地人都敢怒不敢言，因为没有相关法律制约，谁也奈何他不得。
由于普京在1998年就曾出任过主管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问题的俄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因此深知如果不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不要说俄罗斯的复兴是奢侈之谈，就连能否保持俄罗斯的完整统一都有困难。
因此上台后的普京有两种选择：一是对宪法进行修改。但这种办法代价高昂，而且也不能确保成功，因为现在的联邦委员会和地方立法权力机关未必会同意批准有损于地方主权的修正案。二是可以像美国一样，废除联邦主体通过的与宪法相抵触的法规，借助形式上属于联邦中央管辖的司法机构的裁决加强联邦中央的地位。但是，这也需要大量时间，因为在此之前要先使实际上受到地方当局控制的地方法院保持其独立性。
普京经过深思熟虑，在和26名最有影响力的地方领导人会晤后，选择了另外一个最激进但也见效最快的策略。
首先，普京于2000年5月13日将俄罗斯联邦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按地域划分为：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央区，以圣彼得堡为中心的西北区，以顿河罗斯托夫为中心的北高加索区，以下诺夫哥罗德为中心的伏尔加沿岸区，以叶卡捷琳堡为中心的乌拉尔区，以新西伯利亚城为中心的西伯利亚区和以哈巴罗夫斯克为中心的远东区等七个联邦区。
随后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普京在每个联邦区任命了一位总统全权代表。几天后普京公布了七大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名单，其中五人是来自军队或国家安全局的将军。原圣彼得堡税务局副局长波尔塔夫琴科被任命为中央区全权代表，他与普京是老相识，普京对他十分信任。派到西北区任全权代表的是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切尔克索夫将军，他也是普京最信任的人之一，普京的家乡圣彼得堡就在此区。内务部副部长拉特舍夫将军被派到盛产石油、天然气的乌拉尔区，普京希望他管好乌拉尔的自然资源。北高加索区由该军区司令卡赞采夫出任全权代表。此人两次参加车臣战争。伏尔加沿岸区由原政府总理基里延科出任全权代表，这里是基里延科的家乡，普京给他机会让他实施自己的经济纲领。原独联体事务部长德拉切夫斯基出任西伯利亚区全权代表，而退役将军普利科夫斯基出任远东区全权代表。
每个联邦区的全权代表要使国家元首能在相应的联邦区范围内履行宪法职能，直接隶属于总统并向总统汇报工作。全权代表接受国家元首的任命，任职期限由国家元首决定，但不超过总统任职期限。根据规定，全权代表有四项主要任务和13项职能。四项任务是：第一，在联邦区内组织执行总统确定的国家内外政策基本方针；第二，监督俄联邦宪法和联邦最高权力机关决议的执行情况；第三，确保总统在联邦区干部政策的实施；第四，定期向总统报告联邦区内国家安全问题、社会经济和政治局势情况。全权代表最重要的职能是协调联邦权力机关的地方机构执行联邦法律、总统命令和政府决议；协调护法机关的工作，评估它们的工作情况，并向总统提出相应的建议；监督遵守俄联邦宪法以及有关自由和人权的联邦法律；参与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其中包括，在必要的情况下在州杜马和政府就有关地方和中央利益的问题发表讲话；协商联邦权力机关驻地方代表的主要干部任命；参加拟订地区发展纲领。全权代表无权干预地区首脑的职权。只有法律和赋予他们的权限才是全权代表的工作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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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藩”（二）
“削藩”（二） 普京表示，将幅员辽阔的俄罗斯划分为七大行政区并且委派专员负责每一个行政区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联系，这对于横跨欧亚大陆、涉及11个时区、由89个地区组成的俄罗斯联邦来说尤其必要。而且，这七位特使的办公地点将设在俄联邦安全委员会内，而不是下放到基层政权，以免造成令出不一的不利局面。“这样一来，地方政府向最高层反映问题可以多一个渠道。”
普京还发布总统令迫使涉嫌秘密支持车臣非法武装的印古什共和国总统奥会夫退役，并剥夺了他的中将军衔和重权。同时普京还暂停执行印古什总统和政府以及阿穆尔政府首脑发布的一系列法律文件，因为印古什总统和政府发布的法律文件有典型的违宪之处。根据这些文件，一些联邦执行权力机关的职权会被地方机关侵犯，这违反了俄联邦宪法，使地方政府的权力比联邦法律规定的增大了好几倍。而阿穆尔州政府首脑在决定公民出入俄罗斯国家边境问题上的法律也超越了地方政府的权限。普京还对巴什克尔托斯坦总统西莫夫擅自制定的各项法律进行了废除。他在致巴什克尔托斯坦共和国国务会议的信中指出，该共和国宪法中的一些条款“提出了建立具有完全国际法主权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思想”。普京还指出，该共和国法律在巴什克尔托斯坦共和国总统有权在该共和国辖区内实行紧急状态的问题上和联邦法律相抵触。
接着5月17日，普京又发表了《告俄罗斯公民书》，提出了一系列法律草案。
第一，建议修改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的组成原则。俄罗斯宪法规定，杜马经选举产生，联邦委员会则由代表权力机关、执行权力机关及立法权力机关的代表组成。这些代表一般都由各地区的一把手、行政长官、共和国总统或地区议会领导人担任。对于这一状况，普京认为，这将导致各地行政长官和共和国领导人既是执行权力机关的代表，同时又是联邦委员会成员，那些议员成为了自己应当执行的法律的起草者。这违反了权力分开的原则。各地区领导人应当集中精力解决本地区的具体问题。而立法工作则应由其代表负责，但要在常任和专业的基础上进行。于是他提出联邦委员会议员由地方选派，为长期专职职务，联邦主体的行政长官不再兼任此职。
第二，执行解除地区领导人职务和解散违反联邦法律的立法机构的规定。如联邦主体领导人及地方议会不遵守联邦法律，总统有权解除领导人的职务和解散地方议会。
第三，如果国家总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解除地方领导人的职务，则地方领导人也应当享有解除其下属权力机关即地区、和市镇的领导人职务的权力。这些措施将使俄罗斯的统治方式发生深刻变革。普京说，这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第一阶段。
普京的上述举措，自然引起了联邦委员会和地方长官的不满。在这些改革中，只有一点能讨他们的喜欢，这就是能够解除下级的领导职务，其中包括联邦各主体首府桀骜不逊的市长们的职务。地方行政长官可以容忍总统取消他们颁布的某些法规乃至让七个联邦区的“将军长官”凌驾于自己之上。但是，他们无论如何都没有理由支持总统剥夺其联邦委员会成员的资格，因为这实际上是使他们失去了成为全国级政治家的机会，并使他们失去了议员的豁免权，而且随时有被总统解职的危险。库尔斯克州州长鲁茨科伊担心地说，“如果各地区领导人都不再是议会的代表，他们将成为普通的管家，任何一方警察都可对他们进行调查。”长期担任靼鞑斯坦共和国总统的沙伊米耶夫更是公开表示：“我看不出改变联邦委员会组成原则的想法有什么好处。也许，这一想法背后的目的不但要削弱国家杜马，还要削弱联邦委员会，使其变得更加无力，导致这一宪法权力机关只能起辅助作用。我还没有听说过哪个联邦主体的领导人不能同时承担领导义务和联邦委员会成员的义务。如果谁履行这些义务有困难的话，有一个简单办法：行政长官不想在联邦委员会工作，就让他派自己的代表参加。”
但普京的这些措施得到了以“团结”运动和俄共为主的国家杜马的支持。5月31日，国家杜马一读通过了联邦委员会组成程序法。6月23日国家杜马以308票赞成，86票反对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剥夺地区行政长官在联邦委员会席位的法案。该法案规定，联邦委员会的代表们从2001年1月1日起将由两名地区代表取代，其中一名由地方领导人委任，另一名则由地方议会选举产生。这是近十年来，俄罗斯议会进行的第四次根本性改革。第一次议会改革是从选举人民代表开始的，以1993年10月白宫事件而告结束。同年底，组成新的联邦议会，其中上院即联邦委员会是由各地居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期限为两年。后来根据叶利钦总统的建议，不顾多数议员的强烈反对进行了第三次议会改革。1995年12月国家杜马通过了联邦委员会新的组成程序法，即由联邦主体执行权力机关和立法权力机关领导人组成。
2000年6月28日，联邦委员会对该法律草案进行表决。心怀不满的联邦委员趁势发动反攻，只见托木斯克州议长马尔采夫一手用拳头敲打着桌子，一手晃动着俄联邦宪法，大声喊道：“这是我的位置，我是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利占据这个位置的。”结果，联邦委员会以129票反对、13票赞成的表决结果否决了该法律草案。普京削减地方长官权力和设立“垂直权力机构”的计划遭到严重的挫折。如果不让联邦委员会行使否决权，就必须有三分之二的杜马议员投赞成票。但是由于有一半的杜马代表是由地方选举产生的，地方行政长官有对其施加影响的杠杆，因此斗争进入白热化。
6月30日，国家杜马以408票通过一份呼吁书，表示愿意与上院合作。他们呼吁成立一个协调委员会，对法案做出三点修改：第一，逐步更换联邦委员会的成员；第二，由联邦主体领导人亲自任命地方执行权力机关驻上院代表；第三，派出机构可以召回自己在联邦委员会的代表。如果联邦委员会不接受关于成立协调委员会的建议，杜马就推翻上院的否决。7月19日，国家杜马通过修改后的联邦委员会组成方式法案，同时推翻联邦委员会对总统有权撤销地方领导人法案的否决。
2000年8月，上述法案相继得以签署生效。随后出于安抚的考虑，普京在9月1日宣布成立由一些联邦主体的首脑和议长提出的联邦国务委员会，同时批准了联邦国务委员会条例。条例规定，国务委员会为咨议机关，其职能是协助国家元首行使职权，确保国家权力机关的协调运转和相互协作。其主要任务是讨论有关联邦与联邦主体相互关系的问题、国家建设和巩固联邦制基础的问题，以及有关机构对联邦宪法法律、联邦法律、俄联邦总统的命令以及俄政府决定的执行情况，并向俄总统提出相应的建议。国务委员会还将协助总统解决联邦权力机关和地方权力机关之间的分歧，并根据总统的建议讨论联邦法律和总统令草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干部政策以及其它重大问题。
经过一系列的成功运作“可以说，国体四分五裂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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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党”
“整党” 在叶利钦时代，由于其在杜马没有自己的政治党团，而以俄共为代表的左翼政党联合社会上其它左翼力量在杜马中组成了强大的反对派，使叶利钦提出的各种法案在第一、二两届杜马中受到了强有力的抵制。
1999年的第三届杜马选举中，亲政府的“团结”运动虽然获得了胜利(占据了第二大党的位置)，但俄共仍是杜马第一大党，而且在2000年1月18日的第三届国家杜马第一次全体会
议选举杜马主席和各委员会主席时，俄共的谢列兹尼奥夫被选为国家杜马主席，同时在国家杜马27个委员会中俄共获得了10个职位。
鉴于俄共势力的强大以及它在群众中的影响，普京在执政初期对俄共采取了怀柔与笼络的态度，设法改善同俄共的关系。普京在当选总统后的一次讲话中说，尽管人们对俄共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他认为俄共是俄罗斯目前惟一形成了体系的党。俄共当时对普京也采取合作态度，在杜马中支持了普京提出的一些法案。
但从内心讲，普京并不愿意保持这种“危险”的平衡。2000年5月27日在他的授意下，“团结”运动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布改建为“团结”党。此前，“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全俄罗斯”运动、“俄罗斯统一与和谐党”等已宣布解散或停止活动，并号召其成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团结”党。加入该党的原“家园”领导人切尔诺梅尔金也参加了成立大会。普京更是亲临会场祝贺并发表讲话，希望“团结”党进一步发展壮大。“团结”党领导人强调，该党面临的任务是发展成为执政党。
随后为了对那些长期盘据俄政坛、势单力薄的政治组织进行一次毁灭性打击，把目前的近180个政治组织变成几个有固定群众基础的政党，加强国家对政党的管理，最终建立以两党或三党制为基础的多党制政治体系，普京于2000年12月26日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国家杜马各议会党团和议员团领导人，同他们讨论了政党法问题。会后久加诺夫和团结党议会党团领导人格雷兹洛夫表示支持普京总统提出的政党法草案，并决定在2001年1月的国家杜马会议上进行审议。
2001年6月21日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俄罗斯国家杜马三读通过了《俄罗斯联邦政党法》，联邦委员会于6月29日也批准了这一法案。接着普京总统在7月12日签署了《政党法》并予以正式颁布。《政党法》对政党的成立、登记和撤销、党员的人数和地区组织的数量、政党的宗旨和活动形式、政党的权利和义务等问题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一些内容：政党必须拥有1万名以上成员，并且至少在一半以上联邦主体内建有人员不少于100名的地区组织，在其它联邦主体的地区组织成员不少于50名；政党必须推举候选人参加全国立法、权力机构和地方各级自治代表机构选举；不允许按职业、种族或宗教属性建立政党；成立政党必须先组成发起委员会，举行成立大会，然后召开代表大会，通过党的纲领和章程，并把这些文件提交负责政党登记的部门审核；凡在杜马选举中得票超过30%而组成的议会党团，或通过单席位选举制在议会中拥有12名议员的政党都可以获得国家的财政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