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政党法》这些规定，俄各政党都大力发展新党员和建立新的地区组织，出现了对政党进行改组、联合或建立新党的高潮，为参加2003年12月21日举行的国家杜马选举和2004年3月7日举行的总统选举做准备。与此同时，一些达不到《政党法》要求、而又不准备同别的党联合的小党将不再作为政党进行活动。它们有的可能解散，有的可能改组为“俱乐部”类型的团体，将无权提出候选人参加各级立法和权力机关选举。但不排除有些政党和组织可能会转入地下活动。
普京颁布的《政党法》使中派政党实行联合，成为了杜马中的第一大党，组成了支持政府的多数派。2001年4月17日，国家杜马中的四个中派议员团“团结党”、“祖国—全俄罗斯”、“人民代表”、“全俄罗斯”经过协商，决定成立跨党团的协调委员会，从而大大加强了中派的势力。2001年7月12日“团结党”与“祖国”运动组成“团结—祖国联盟”，并着手建立统一的政党。12月1日全俄罗斯“团结和祖国”党成立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举行。联盟领导人、紧急情况部长绍伊古在会上指出，在团结党、祖国党和“全俄罗斯”运动基础上成立的“团结和祖国”党将使全社会团结在总统周围，为俄罗斯的繁荣而工作。他说，今天成立的中派统一党应成为政权党。联盟另一位领导人、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指出，“团结和祖国”党将团结全社会的建设性力量，保护大多数俄罗斯人的利益。
普京在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俄政治激进的时期已经过去，未来属于那些善于克服私心和放弃狭隘政党利益的政治力量。他希望“团结和祖国”党有效利用现有资源，努力成为俄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政治力量，成为多数党。他同时强调，不要把新成立的党称为政权党。
此次大会还选举出由18人组成的最高委员会，绍伊古、卢日科夫、沙伊米耶夫三人共同担任党的主席。2002年4月“团结—祖国”党举行第一届全俄代表大会，改称“统一的俄罗斯”党，并完成了在司法部的登记手续。“统一的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中的议员数已超过俄共，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从而使普京在议会中获得了比较稳定的依靠力量。
据“俄罗斯杜马”网站公布的资料，本届俄国家杜马中各个主要党团的人数和所占百分比如下：“团结党”党团83人(1844%)、“俄共”党团85人(1889%)、“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党团12人(267%)、“祖国—全俄罗斯”党团49人(1089%)、“右翼力量联盟”党团32人(711%)、“亚博卢”党团17人(378%)。
以上统计数字表明，“团结党”、“祖国—全俄罗斯”组成的“统一的俄罗斯”党在杜马中拥有132个席位。如果再加上“人民代表”议员团和“俄罗斯地区”议员团，杜马中的中派议员的总数将达到235人；左翼(包括“俄共”和“农工议员团”)的议员总数为128人；右翼(包括“右翼力量联盟”、“亚博卢”和自由民主党)的议员总数为61人。
2002年4月3日，杜马中的“团结党”等四个组织突然对俄共“发难”，他们联合提出一项议案，要求重新分配杜马委员会的领导职位。这一议案获得了通过，俄共失去了原先拥有的十个委员会中八个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只得到了文化旅游和宗教事物这两个无足轻重的委员会的领导权。“祖国—全俄罗斯”的杜马代表费杜洛夫甚至提出了一项议案，要求“取缔俄罗斯共产党在司法部的注册，彻底禁止俄共的一切活动，并追究其党首久加诺夫的刑事责任”。虽然这一提案遭到包括“祖国—全俄罗斯”在内的大多数人和司法部的反对，但俄共在议会中失去了一系列重要阵地。而此时俄共的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为了对杜马的上述决议表示谴责和抗议，俄共立即宣布放弃包括杜马主席和其它两个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但是，谢列兹尼奥夫拒绝辞职，两个委员会的主席古边科和戈里亚切娃也不同意放弃自己的职位。俄共于是在4月3日和10日分别召开了第六、七次中央全会并通过决定，要求谢列兹尼奥夫等辞职，并声称如果他们拒绝服从中央的决定，就要给予组织处分。但是谢列兹尼奥夫在同普京总统会晤后，拒绝了俄共中央要他辞职的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俄共于5月25日召开第八次非常中央全会，通过了将谢列兹尼奥夫开除出党的决议，同时被开除出党的还有古边科和戈里亚切娃。接着他们三人又被开除出俄共议会党团。普京总统在5月27日公开批评了俄共中央关于开除谢列兹尼奥夫等人的决议，表示继续支持他留任杜马主席。其它政党也支持谢列兹尼奥夫继续担任杜马主席，直到2003年新一届杜马选举为止。
通过这次“团结党”的进攻和俄共围绕谢列兹尼奥夫问题的争论，俄共在群众中的形象大受损害，而且这也标志着俄共的分裂。俄共势力因此大受打击。根据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在2002年6月进行的民意调查，俄共在群众中的支持率为29%，虽然仍居各党之首，但比4月的35%下降了六个百分点，是2000年以来的最低点。
普京通过这一系列的“整党”活动，使国家杜马的组成已大大有利于自己的要求，反对党团如俄共已很难阻止克里姆林宫提出的法案在杜马中获得通过。如果说普京以前常常同包括俄共在内的各党派领导人会晤并征求他们的意见，那么现在普京只会见中派政党领导人，基本上不再听取别的党、特别是俄共领导人的看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杜马不顾左翼的强烈反对，先后通过了《所得税法》、《劳动法》、《土地法》等重要法案，杜马终于成为了普京可以控制的“橡皮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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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改革（一）
政府改革（一） 俄罗斯现行的行政体制成型于叶利钦时代。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通过的联邦新宪法规定了俄罗斯是共和制民主联邦法制国家，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但由于种种主观原因，俄罗斯的行政体制并不能适应其发展的需要。首先，国家行政系统职能转换滞后，跟不上市场经济需求的变化。俄罗斯经济转轨已经初见成效，但政治上的转型远未结束，真正意义上的行政转型刚刚开始。其次，国家行政系统组成不合理，各级政府组织之间的职权划分不科学，结构不平衡，其合理配置有待进一步探索。由于轻视行政机构自身的改革，苏联
时期的行政顽疾并未因高度集权体制被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而得到纠正。叶利钦时期虽然多次精简管理机关，合并和划分主管部门，但既没能使政府和政府机关更精干，也没能使它们更有效率。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1993年为882万人，从1997年起机关人员急剧增加，到2002年国家机关人员已达到了114万。机关人员开支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逐年增长，1995年占16%，2000年占23%，2001年占32%。与此同时，由于国家机关人员工资很低，造成了人才流失，有经验的专家纷纷辞职。
同时，俄政府也没有建立和实施完善的职业公务员制度，贪污腐败现象严重，甚至威胁到了俄国家利益。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在公务员制度上迟迟拿不出新规定，国家行政机构几乎直接沿用了苏联时期的一些过时体制，官员缺少监督，贪污腐败十分普遍。俄罗斯的警察与强盗常常是同义词，一些中国移民和商人成为他们的掠夺对象。令人震惊的是，在莫斯科大学宿舍发生火灾的时候，消防员救火的同时竟然对学生宿舍进行了洗劫。俄罗斯的犯罪率近年逐年上升，黑社会活动极其猖獗，甚至出现掏钱购买议员候选人的现象，有人估计，目前俄罗斯的各级杜马议员，约有5%～10%是黑手党成员。
因此，这与普京的执政方略严重脱节。普京意识到，俄罗斯的发展问题已经日益突出。国际社会和当今世界的准则是残酷的竞争。无论从经济规模，还是从经济结构和效率看，俄罗斯都已无法和主要大国相比，其它大国已经将俄落下一大截，俄罗斯目前需要快步发展。由此，普京的治国方略逐步从“稳定战略”转变为“加速发展战略”。因此行政改革成为了普京为俄罗斯设计的总体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是连接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
普京还认识到，俄罗斯所要建立的强有力国家“必须是民主、法制、高效的联邦制国家，必须提高司法体系的作用，完善联邦关系，加大打击犯罪的力度”。执行权力机构本应依法办事，但是现在的国家机关工作助长了贪污腐败。贪污腐败不是缺少惩罚的结果，而是限制经济自由的直接结果。普京感到，问题不仅在立法机关，也在执行机关的工作制度本身。现行的制度妨碍了改革，在许多情况下简直是阻碍改革。这种制度保护的是得到所谓“地位”租金的权力，保护的是受贿和违规。此外，由于领导人的软弱和不够自信，导致政权为一些公司和家族所瓜分。
虽然俄的行政存在着如此多的弊病，但普京上台之初却没有宣布进行大规模的行政改革，因为他预见到了可能的阻力，决定悄悄地分步进行。
2000年5月13日就在普京提出改革联邦委员会建议的同一天，国家杜马顺利通过了普京总统对卡西亚诺夫的总理提名。随后俄政府组阁很快完成，原内阁大部分成员基本留任。普京把卡西亚诺夫安排在内阁的重要位置上，主要是由于卡西亚诺夫的政治色彩淡薄，是典型的务实派官僚，最适合于推行自己的决策。
卡西亚诺夫新政府暂时只设四名副总理，即库德林、马特维延科、克列巴诺夫和赫里斯坚科。据报道，原副总理绍伊古主动提出不担任副总理一职。虽然卡西亚诺夫称新政府不设第一副总理，但从库德林主管的业务范围看，这位身兼财政部长的圣彼得堡人实际上就是第一副总理。
卡西亚诺夫政府明显不同于普京政府。如果说普京是个政治型总理的话，卡西亚诺夫则是个技术型总理。前者上任伊始就被叶利钦定为“接班人”，他的主要任务是结束国家的混乱局面，开拓俄罗斯新时代。叶利钦执政时期，由于重病缠身，总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十分突出。而卡西亚诺夫同其前任不同，他的主要任务是要将普京的治国蓝图逐步变为现实。这就意味着，今后俄罗斯国家建设的大政方针将由总统及总统办公厅来制定，政府只需抓好落实。
同时，43岁的卡西亚诺夫，39岁的库德林也十分符合普京将领导层主力年轻化的要求。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刊把这些人称为“血气方刚的内行人”。再加上这一代人不在忧郁的30年代或艰难的40年代出生，他们的青年时代在苏联探索宇宙、繁荣电影、在世界体坛取得辉煌成绩、电视机逐步普及和大学生自编自演的娱乐晚会中度过，他们是在“为我们的苏维埃祖国而自豪”的气氛中成长的，因此他们目标明确，雄心勃勃，干劲十足，没有多少教条和框框，也较少形式主义和陈规陋习，捍卫国家利益和讲究实效是其主要特点。与此同时，由于年轻气盛，他们也可能做出一些冒险的事情。随着政府的稳定，普京的改革步伐也日益加快。
2000年11月30日，格列夫在俄德经济论坛上表示，2001年初政府部门将进行大规模行政改革。2001年3月2日，前总理、现俄联邦统计署署长斯捷帕申通过有关媒体透露，普京正在制定行政改革计划。普京在2001年的国情咨文中也表示，“官员们不熟悉管理体制，因此，必须实行与时代要求和目标相符合的行政改革。国家机关应该成为国家政策小巧的执行工具。”
2001年3月28日普京开始了他执政以来第一次国家权力机构的大规模人事调整。对一些最重要的强力部门进行了大改组，更换了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国防部长、内务部长、税警局等四个强力部门和原子能源部等部门的重要官员。
在这一系列人事变动中，最关键和最引人注目的是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谢·伊万诺夫改任国防部长，内务部长鲁沙伊洛改任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团结党”议会党团领导人格雷兹洛夫出任内务部长，而63岁的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作为总统顾问，将从事战略稳定问题的协调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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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改革（二）
政府改革（二） 从历史上看，同时对四个强力部门负责人进行调整，只有在发生未遂政变时，才可能发生。而普京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主要目的在于推进军事改革，并尽早实现车臣局势正常化。
俄罗斯军事改革酝酿已久，虽然在普京总统的主持下制定了改革蓝图，但由于有意见分歧，仍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分歧的代表人物不是别人，而是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和总参
谋长克瓦什宁。前者坚持说，俄战略核力量非但不能削弱，还应大大加强；后者的意见恰恰相反，认为要加强常规武装力量。无疑，谢尔盖耶夫和克瓦什宁的争论使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指望二人能够通力合作，推动军事改革计划的顺利实施。谢·伊万诺夫近年来担任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并领导了军事改革工作小组，他虽然是文职人员，但对军队情况了如指掌。由他出任国防部长是考虑到他和军队没有直接瓜葛，便于解决国防部面临的许多问题和较容易理顺国防部同总参谋部的关系。
在这次人事变动中不仅谢·伊万诺夫成为俄历史上第一位担任国防部长的文职人员，女性文职人员库杰林娜被任命为负责军费问题的国防部副部长也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上述举措被视为俄军事领域的一项重大改革。谢·伊万诺夫入主国防部将提高国防部在国家权力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内务部长鲁沙伊洛填补联邦安全会议秘书职务的空缺也势所必然。普京总统称赞他在内务部建立了“一个出色的能战斗的集体”，并相信他在新的岗位上会更好地完成任务。普京指出，任命鲁沙伊洛担任此职与车臣局势密切相关。显然，在普京看来，鲁沙伊洛是协调强力部门之间合作、尽快使车臣局势正常化的合适人选。
格雷兹洛夫出任内务部长却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他是“亲总统”的政党“团结党”议会党团领导人，这是格雷兹洛夫被委以重任的政治基础。政界人士普遍认为，普京选择格雷兹洛夫担当此任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同样，格雷兹洛夫也因此成为担任内务部长的第一位文职人员。
普京总统做出的人事变动决定得到了国内各主要党派的赞同和支持。普京指出，这次人事变动将促进军事机构的现代化改革，由文职人员担任强力部门的关键职务是“俄社会生活向非军事化迈出的重要一步”。
2001年8月，普京下令成立由卡西亚诺夫总理牵头的公务员改革问题委员会和由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梅特维杰夫主持的部门间改革方案筹备工作小组，签署了《俄联邦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构想》，要求该委员会讨论重组国家机构的规划草案等法律规章制度，并于2002年10～11月举行委员会第一次大会。通过此次改革国家管理机构将被分为四种类型：第一是部委，负责制定国家政策，协调署、公务部门和监督机构间的活动；第二是公务部门，包括司法机构、税务、海关部门，负责提供与落实执行权力机构职能相关的服务，其资金来源仅靠预算，或法律规定的由经济主体及居民的责任支付的金额；第三是署，负责提供国家服务，其经济来源既有预算拨款又有商业盈利(比如宇宙航天署、统计署)；第四是监督机构，负责对经济主体和居民进行监督。
2001年9月21日，俄罗斯有关媒体以《行政改革悄悄进行》为题报道了科扎克领导的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委员会决定授权总统办公厅国家法制局于2001年11月1日前提出修改现有的联邦中央和地方的42个分权协议，建议政府在2002年1月1日前提出修改地方和联邦政府及其部门法律的权力。
2002年2月，普京根据卡西亚诺夫总理的提议，解除克列巴诺夫的副总理职务，此前他主管的交通部、核能部、通讯与信息部改由总理直接负责。舆论认为，克列巴诺夫被解职是俄罗斯政府通过改组提高效能的结果。
2002年8月12日，普京签署总统令，具有过渡性质的《国家公务员公务行为准则》开始实施。与此同时，2002年底俄政府准备向国家杜马提交有关行政改革的一揽子法律文本，届时俄现行的国家管理体制将有巨大变化。其中包括修改一些框架性的、原则性的法律，并考虑废除1995年通过的《俄联邦国家公务员基础法》，代之以俄联邦国家公务员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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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寡头”作战（一）
与“寡头”作战（一） 2000年6月13日，俄罗斯总检察院以诈骗和盗窃罪将号称俄传媒“龙头老大”、俄金融“七巨头”之一的古辛斯基拘捕。证据是，1996年底古辛斯基的“大桥”集团在购买国家电视公司“圣彼得堡第十一频道”70%股份的时候只花了25万旧卢布，而该频道的实际价值高达1000万美元。合同签署12天后，该频道的负责人在芬兰的个人账户上就出现了100万美元的好处费，这笔钱的曝光使俄罗斯检察机关认定古辛斯基在其它地方有类似的侵吞国家财产的犯罪行为。被捕后的古辛斯基立即被押往莫斯科条件最恶劣的布德尔卡监狱。此事在俄政坛立
即引起轩然大波。紧随其后，数名金融寡头连遭传讯，一场普京和俄金融寡头的殊死争斗由此拉开帷幕。
众所周知，经济转轨以来，在俄罗斯的经济生活中，出现了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相互渗透、不断融合的金融集团，他们中的一些“精英”已经不满足于当大款，他们开始企图控制国家政权，这些人被称为“寡头”。
1996年初，叶利钦总统的第一任期即将结束，国内竞选斗争日趋激烈。古辛斯基等寡头非常担心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获胜。同年3月，以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为首的企业巨头达成谅解，成立了知名企业家小组，出资全力支持叶利钦再次参加总统大选。
鉴于“寡头”对叶利钦的资助，在叶利钦执政期间，寡头们的日子过得十分滋润。其代表人物别列佐夫斯基就是一个例子，此人长脸、秃顶，有点儿口吃，他不仅家财万贯，还利用与叶利钦的特殊关系左右了俄政策。
对寡头们来说，没有什么做不成的事。还以别列佐夫斯基为例，从无执政经验的他，硬是一步就坐到了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的位子上。其后，叶利钦说服独联体12个国家元首，他转眼间又成了独联体执行秘书，在独联体内飞来飞去，与大小总统们讨论着独联体的未来。
1998年3月至1999年5月俄政府的三次更迭都与金融寡头的幕后操纵有关。别列佐夫斯基在普京当选为总统后还自豪地对外宣称，自己“在宣布普京为叶利钦接班人和总理人选等问题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夸口说：“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有自己的身价，他们差不多都被我收买了。”
同时这些寡头控制的经济部门也越来越多。据别列佐夫斯基估计，包括俄罗斯“七巨头”在内的金融工业集团已控制了俄罗斯经济的近50%。
《环球时报》曾报道，俄罗斯寡头新贵的穷奢极侈，同平民百姓的贫苦形成了巨大反差。例如遭到通辑的俄寡头古辛斯基，经常身着豪服出入巴黎五星级饭店，每餐一掷千金。他的周末是在欧洲的私人别墅里度过的，在西班牙和伦敦的奢华场所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古辛斯基出门必有保镖跟随。他周末打网球时，在网球场巡逻的武装警卫多达15人。古辛斯基公开声称，他雇佣的保安人员达几千人之多。
而另一方面，俄罗斯近两成居民处于赤贫状态。在俄大城市的地下通道里，总能见到骨瘦如柴的老妪，伸着颤抖的手，眼泪汪汪地向行人乞讨。每当傍晚，街头就会出现一些老妪，手中举着几条干鱼、几根香肠或几包油炸马铃薯片，她们从不叫卖，只是默默地呆立着，眼巴巴地望着过往行人，静候问津者。更凄惨的景象是有的老年寡妇，手中居然举着年轻时获得的劳动勋章，或是卫国战争中牺牲的亡夫的衣服，期待着能换回点食品。这种鲜明的对照，令有良心的俄罗斯人都感到痛心疾首。
面对这种情况普京发誓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他强调说：“我们的优先方向是保护市场，使其免受达官显贵和犯罪分子的非法侵入”，“所有经营主体应该一律平等”，同寡头的关系应“像同小面包房主和修鞋店主一样”，“诚实的工作应该比偷窃得到更大的收益”。普京还坚定地表示，政府惩治金融寡头的行动“今后再也不会回头”!
寡头们原以为“普京之所以说要摆脱寡头，是因为他必须这样对选民说……但要摆脱寡头是不可能的”。的确，前俄总理普里马科夫也曾努力打击金融寡头，结果却被叶利钦和金融寡头搞下了台。普京被认为是“忠于叶利钦的人”，何况金融寡头还大撒金钱支持过他竞选。
但寡头们这次却失算了，普京就算原来曾经忠于过叶利钦，但看到改革失败给俄罗斯造成的灾难后，他也未必愿意违背自己的良心，继续推行叶利钦已经失败的政策。据报道，叶利钦曾向报刊发表评论，公开为金融寡头进行辩护，指责普京打击惩治他们的行动。但是，据一项社会舆论调查，大多数民众认为叶利钦过大于功，被评为“最差的、最黑心的”领导人之一。普京显然不愿意继续追随叶利钦，为了维护少数金融寡头的利益，重蹈其身败名裂的覆辙。
因此普京上任后采取了完全的另一种态度：与寡头们划清界限。那个克里姆林宫以前的常客别列佐夫斯基，因此感觉到了从没有过的失落。他虽然是国家杜马的代表，但在议会里没有自己的党派，说话也没人听，于是便主动放弃议员资格，成了地地道道的反对派。在普京提出在联邦内加强上下垂直领导的建议后，他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又是发表言论，又是给普京写公开信，声称普京的政策将导致俄罗斯分裂。但普京并没有理会他的“热心建议”，别列佐夫斯基自讨没趣。
此次反寡行动先拿古辛斯基开刀，主要是普京想告诫那些处处跟政权过不去的大小政客好自为之。古辛斯基是俄罗斯媒体大亨、“大桥媒体集团公司”的老板。该集团控制着俄罗斯颇有影响的独立电视台、“莫斯科回声”电台、《今日报》和《总结》周刊。在1999年的国家杜马选举和2000年的总统选举时，一向精明过人的古氏却看错了方向，把宝押在了与叶利钦积怨颇深且雄心勃勃要接管叶氏政权的普里马科夫—卢日科夫竞选联盟上。其时，该集团利用手中控制的数家媒体，历数叶利钦总统执政十年来的种种失误。一时间，叶氏及其“家族政治局”的声望扫地，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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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寡头”作战（二）
与“寡头”作战（二） 在普京任代总统期间，俄国内政局日趋稳定，经济持续增长，普京的支持率居高不下。然而此时古辛斯基依旧站在反对立场上，利用自己控制的媒体向当局发动了猛烈攻击，指责俄最高当局在车臣等问题上的政策，在报道车臣战争时经常突出消极面，暴露当局的失误。1999年在莫斯科等地连续发生了数起恐怖爆炸案件，居然有传闻说俄特工部门参与了这些爆炸事件，古氏手下的媒体于是对此进行大肆渲染，使得这种说法被西方利用，用以攻击俄当局，使俄在车臣问题上陷入被动局面，普京总统对此极为恼火。
在叶利钦指定普京作为权力继承人、担任政府总理并参加总统选举后，古辛斯基又不失时机地利用手中控制的媒体，对普京发动的围剿车臣非法武装的反恐怖行动大肆暴露阴暗面，百般责难强力部门无能，践踏人权，滥杀无辜；甚至在总统竞选期间利用电视披露普京在彼得堡市政府工作时所谓的金融违法行为等，让普京丢丑丢分。
当普京成为总统后，与普京针锋相对的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很快改变了斗争策略，政治锋芒有所收敛，且不断与普京改善关系。但古辛斯基仍顽固不化地继续与克里姆林宫唱反调。他频频利用手中的媒体对普京改革国家权力机构的措施大肆攻击，指责他加紧“复辟专制制度”，“压制言论自由”，并跑到西方国家游说西方媒体对俄采取的各项内政外交政策施压，使总统普京难堪。
因此，普京这一次把古辛斯基作为首选打击对象，通过手中掌握的大量证据让检察机关追究“大桥媒体集团公司”的金融诈骗行为。
据古辛斯基执掌的“大桥”集团公司人士透露，其实早在1999年春天，总统办公厅就曾向古辛斯基施压，迫其移居国外。总统办公厅主任沃洛申在时任总理斯捷帕申的办公室里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古辛斯基说，“让我们替你偿还外经银行和其他借贷者的欠款，再给你1亿美元，条件是你在总统大选前必须移居国外。”但古辛斯基未予理睬。总统大选期间，俄上层又向“大桥”集团施压，要求其偿还4600万美元的贷款。2000年3月，俄上层权力机关走廊里开始风传要把独立电视台从“大桥”集团分离出去。5月11日，俄执法部门强行搜查了“大桥”集团的几间办公室。5月17日，俄中央银行在“大桥”银行掺沙子，任命了临时负责人。此后不足一个月，古辛斯基就身陷囹圄。6月16日，蹲了三天大牢的古氏被取保候审，假释出狱。此后，古辛斯基隔三差五就得去总检察院受审。在古辛斯基被捕的同时，其他“寡头”也受到了普京的打击。
6月20日，莫斯科市检察院上诉仲裁法庭，要求重新审核俄国际集团公司1997年收购诺里尔斯克镍公司38%股份的合法性。
俄国际集团公司总裁波塔宁(七巨头之一)于1997年出资17亿美元收购了诺里尔斯克镍公司。这是世界上第二大产镍企业。据估计，该公司实际价值应为31亿美元，收购价格差额竟高达14亿美元。
人们认为，波塔宁因1996年斥巨资支持叶利钦竞选总统有功，作为回报，波塔宁被叶氏任命为政府第一副总理。有人揭发说，波塔宁当时利用手中权力，达成了这笔交易。俄总检察院要求波塔宁退还其侵吞的14亿美元。据报道，由于受诉讼影响，该公司上市股票急剧下跌，仅此一项，公司就损失15亿美元。
6月27日，“阿尔法”集团下属的秋明石油公司被搜查。该公司1997年至2000年的所有文件被强行搜走。据初步调查，该公司与金融诈骗有关。
7月11日，俄总检察院强行“调阅”俄石油天然气工业公司文件，说要调查古辛斯基的“大桥”集团欠俄石油天然气工业公司487亿美元债务一事。知情人透露，这与该公司领导人维亚希列夫在古辛斯基被捕后和其他寡头联名上书俄总统，公开为古辛斯基鸣冤叫屈有关。
7月12日，俄税务警察局对伏尔加汽车公司逃税案进行了调查。该公司1999年年产“拉达”轿车65万辆。税方指控该公司虚报年产量为20万辆，从而大量逃税。该公司负责人卡丹尼科夫立即举行记者招待会，申辩自己的清白无辜。伏尔加汽车公司的后台老板就是在叶利钦时代呼风唤雨的俄首富、头号金融和工业寡头别列佐夫斯基。
7月19日，联邦总检察院又宣布查封古辛斯基的财产，但后因“证据不足”而不了了之。
8月12日，“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沉入海底，俄罗斯举国关注。寡头们感到报复普京的机会来了。从沉船事件发生的第一天，他们控制的电视台和报纸，就一下成了遇险官兵的保护神，张开尖牙利齿把这个意外事故的责任往普京身上推：为什么普京在事发后的第四天才出来讲话？为什么普京不终止自己的休假返回莫斯科或亲临现场？为什么不及时向外国求援？在外国主动提出援助后还不积极回应？为什么解救工作进展缓慢？部分媒体这么一挑拨一煽动，对普京来说真是雪上加霜。
在这种特殊的时候，普京不可能做过多的解释。但人们从他不多的话语中还是听懂了他的意思。他说，站在最前面声称保护遇难者利益的人群里，就有那些在这几年间搞乱我们的社会、破坏我们军队的人。当别列佐夫斯基跳出来要为遇难者的家属捐钱的时候(事后证明，他没有捐)，普京说：“对这种慈善行为我们赞成，最好卖掉地中海岸边的别墅。但接下来的问题是：他们是从哪里搞到这么多钱的？”这是普京面对寡头挑战的第一次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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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寡头”作战（三）
与“寡头”作战（三） 公共电视台每周六晚上有一个收视率很高的新闻综述评论节目，其主持人是著名的多连科。9月9日，星期六，还没到节目播出的时间，观众就从其它频道得知，多连科预先录制好的节目被台长下令取消了。但这个晚上多连科也没有闲着，他频频在俄罗斯几乎所有电视节目里出镜声称，他的节目被取消，是来自克里姆林宫的压力使然；当局想控制俄罗斯所有主要媒体，是他的“不合作态度”惹恼了上面的人，撤掉他的节目就是对他的惩罚。
独立电视台和公共电视台虽然都有寡头参与，但两家之间既因为业务竞争关系，更由于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之间的不睦，过去很少来往。但自从他们选定普京为共同目标后，一种从未有过的默契便开始了。公共电视台节目被撤，本是这家电视台自己的事，但独立电视台俨然摆出“维护新闻自由”的姿态，请当事人透露真相，以此来向克里姆林宫再次发起冲击。别列佐夫斯基11日主动“承认错误”，说他从前在对待独立电视台的态度上犯了错误，他如今悔悟了。
对于这场媒体与普京或者说寡头与普京的争斗，普京讲得非常清楚：“他们希望保持现状，而在我看来，这种现状对国家是危险的，对人民是有害的。”“无论是古辛斯基还是别列佐夫斯基的事情，都与言论自由没有任何关系。”
10月26日普京在接受俄罗斯和法国媒体记者采访时，曾十分形象地披露了他对寡头政治家采取的这种策略。他说：“国家手里握着一根橡皮警棍。这根棍只能使用一次，但一下就会击中脑袋。我们只是牢牢地把它抓在手里，让人们不可小看它。等我们真被惹恼的那一天，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它：决不允许要挟国家!”
11月13日，俄联邦总检察院采取进一步行动，正式指控古辛斯基非法获取3亿美元贷款和50亿卢布借款，但作为被告的古辛斯基却未在指定时间出庭，其律师也拒绝透露他的去向，俄总检察院于次日宣布在全国范围内通缉古辛斯基。12月12日，古辛斯基在被他称为“第二故乡”的西班牙落网，在交纳550万美元保释金后被释放。但依照西班牙法律，俄可以在古辛斯基被捕40天内向西班牙提起引渡的请求。2001年1月5日，俄罗斯联邦副总检察长科尔莫格洛夫表示，俄总检察院将继续对古辛斯基进行刑事调查。他表示，俄总检察院将坚持要求西班牙有关当局把被控诈骗的古辛斯基引渡回俄罗斯。另一方面俄有关部门开始清算古辛斯基的“大桥”媒介控股集团公司的国内外财产，准备彻底搞垮这一专门与政府唱反调的独立媒体。一家地方税务所已经要求法院对“大桥”媒体集团属下的几个主要分支机构进行资产清算，宣布这些机构资不抵债。这些附属机构包括俄罗斯惟一的全国性独立电视媒体NTV电视台。俄罗斯总检察长办公室宣布将追回古辛斯基在海外的资产，其中包括他在西班牙南部海滨胜地索托格兰德拥有的一幢豪华别墅，他就是在那里被逮捕的。
这次反寡行动的二号目标是俄媒介、金融、政治寡头别列佐夫斯基。众所周知，别列佐夫斯基当年作为叶利钦“家族政治局”的重要成员，既是保叶的功臣——曾多次参与策划过重大的政府人事变动，又是普京总统仕途上的“伯乐”。
2000年11月2日，别列佐夫斯基以人身安全没有保障为由，拒绝回国接受俄总检察院的传讯，并向当地媒体披露一个爆炸性新闻：他曾用俄罗斯航空公司瑞士公司洗的黑钱，赞助普京竞选总统和组建被称之为“普京党”的俄国家杜马第二大党团“团结党”，言外之意是普京当选总统和“团结党”在议会的胜利赢得不干不净。他甚至断言“普京总统的任期最多一年，长不了”。尽管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一样藐视俄罗斯总检察院的传讯，拒不回国接受司法调查，但俄罗斯总检察院并没有对别氏发出全球通缉令。
俄总检察院给别列佐夫斯基定的罪名，是他控制的两家在瑞士注册的公司内外勾结，把俄罗斯航空公司在境外的几亿美金票款清洗并据为己有，而俄罗斯航空公司的总裁就是叶利钦的女婿奥古廖夫。试想，如果此案深挖到底的话，必然牵扯到叶家的人。普京总统不会不知道，当年普里马科夫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翻了船。
虽然此案的背景十分复杂，但普京打击别列佐夫斯基的决心仍没有动摇，这主要是因为：一，由于别列佐夫斯基太猖狂，自恃“举贤”有功，向总统要求更多的商业和政治回报，欲壑难填；特别是别氏无视国家利益，企图利用与车臣分裂主义头目的特殊关系，在车臣问题上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打乱并阻碍总统遏制分离主义、维护联邦完整的计划；二，普京总统这么做还有两个目的：通过追究这个寡头，显示自己作为独立政治家的形象(他通过把前苏联国歌定为俄罗斯国歌的举动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团结大多数政治精英和人民，巩固自己的地位；警示那些曾助选有功、希冀求得回报的地方诸侯不要有非分之想，要规规矩矩遵从中央的权威，以便进一步推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改革，实现“富民强国”之梦。
但由于别列佐夫斯基的特殊身份，目前对付他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他逐出国外，并造成强大的震慑压力，使其不敢再跑回来兴风作浪。此前，联邦司法部门查封了别列佐夫斯基的国家别墅和挂着政府牌子的汽车，使他成为“在莫斯科无家可归的人”(别列佐夫斯基原话)。据传，普京已就此事征得了叶利钦的同意。叶利钦在接受一位记者采访时明确表态：“别列佐夫斯基现在弊大于利。他不是在帮忙，而是在捣乱。普京目前对别列佐夫斯基和其他寡头采取强硬立场是正确的，我支持他。”
此外普京打击寡头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通过法律手段向“七巨头”发动“逼债行动”，削弱其在俄政治经济生活中翻云覆雨的能量。
对俄罗斯政治和经济生活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所谓的“七大寡头”为了保住既得的经济利益，已经开始捐弃前嫌，明显加强了合作和自我保护。
普京曾对媒体表示：“这些人90年代变革之后从国家解体中得到了好处。他们通过操纵国家机构积累了资金，并希望维持现状。”普京十分清楚：这“七大寡头”之所以能影响俄罗斯的经济，操纵舆论，左右议会和总统选举，究其实质，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手中拥有巨大的财力资源，所以才能手眼通天，翻云覆雨。因此，总统反寡行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通过法律手段挤压寡头集团的势力范围，逼他们让出聚敛的财富，把财源抓到政府手中。
从目前看，俄总统普京正在兑现竞选时向选民许下的“消灭寡头阶级”的诺言，他正在利用俄罗斯人民赋予的充分权力来治服每一个金融寡头；而在金融寡头们看来，普京这是“过河拆桥，反攻倒算”。寡头们正在联手反击，他们是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如此看来，寡头们同普京的斗争还将长期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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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人口越来越少
俄罗斯人口越来越少 俄罗斯人口统计学家对俄罗斯人口的现状深表担忧，因为这个国家正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危机，俄罗斯的人数每年都在大量下降，照此下去，50年内这个国家的人口就只有目前的一半了。
十年以前，俄罗斯还有1.49亿人，可今天的俄罗斯却只有1.44亿人。俄罗斯女性的平均寿命还算可以，为72岁，可是男性的平均寿命却令人担忧，只有59岁，英年早逝成为俄罗
斯的一大悲剧。人口统计专家称，近几年来，俄罗斯每年都失去100万人口，而且下降速度越来越快。在今后20年内，每一个能工作的人都得负担一个领养老金者，再加上儿童，俄罗斯劳动者的负担有多重是不言自明的，从另一个角度讲，在工作年龄段里的俄罗斯人将少得可怜。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俄罗斯人口的急剧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俄罗斯面临的挑战是双倍的剧烈打击。首先，像所有发达国家一样，出生率远远低于维持人口基数的水平。其次，俄罗斯的死亡率，尤其是正当壮年的劳动者死亡率直线上升，死亡率的猛增是由于后苏联时期的贫穷、酒精及毒品滥用、生活压力、疾病以及各种天灾人祸等造成的。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每年都有近3万男子死于与酒精有关的事件。尤其是冬天，喝醉酒的俄罗斯男子经常就冻死在街头，数量以万计。因此，俄罗斯的人口危机可想而知。
同时俄罗斯的妇女现在也越来越不能“干”了，她们越来越不愿意要孩子。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俄罗斯平均每个育龄妇女只生1.1个孩子，而要保持人口数量的稳定，需要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2.4个孩子，俄罗斯妇女显然离这个标准差得太远。
大部分出生率低的西方国家解决人口下降的方法就是允许临时性的或永久性的移民形式存在，外来移民给本国带来充足的高级人才和普通工人，他们可以保持经济的增长和税收的增加。可是俄罗斯却不愿意采取这个方法，他们不愿意外来移民的涌入，即使在“铁幕”被消除了的今天，俄罗斯也拒绝把外来移民当成解决人口危机的方法。
俄罗斯不仅没有移民战略，也缺乏有效的法律管理这个问题。制定移民法最主要的障碍是来自于俄罗斯人的心理障碍，在俄罗斯人中有一种深深的恐惧感，那就是害怕被外来者制服。这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因为俄罗斯民族在历史上老是受到别的民族的侵略，邻国大量的人员涌入，使得俄罗斯人有一种受到打击的感觉。据人口统计专家说，在俄罗斯有20万中国人从事贸易和小制造业，中国人的吃苦耐劳和聪明灵活让同行的俄罗斯人又佩服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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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经济与能源依赖
影子经济与能源依赖 官方的俄罗斯和“实际”的俄罗斯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就以俄罗斯最与欧洲接近的加里宁格勒州为例。按官方统计数字，那里的生活水平要比俄罗斯的平均水平低28%。就人均外国投资而言，加里宁格勒的水平要比中等地区低50%，就投资吸引力而言，它仅位居第三十五位。可是，这个州的每三个居民中就有一人有汽车，这比俄罗斯的平均水平高出两倍。该州小企业的数量仅次于莫斯科，居俄罗斯第二位。
这种表面上的矛盾是很容易解释的：加里宁格勒州的地区生产总值中90%来自影子经济。这里的大量收入来自非法活动：制造并传播麻醉品、走私(主要是琥珀)和卖淫。这主要是它的“飞地”地位所决定的。普通的非法经商活动(指未注册)占的份额也不小：在进口中占17%，在出口中占15%。非法制造的产品占10%(教育领域)～30%(工业领域)。专家认为此地影子经济猖獗的原因是，税收高、金融体制危机、法制不完善和居民的生活水平低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