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黄段子撞了哪一位的腰(1)
段子，其实是个很生动亲切的字眼。正经称得上段子的，原本是相声等曲艺作品，而且还要通过表演、甚至通过流行而比较成形、得到一定认可。唱一段京剧、一首歌曲不叫段子，演一段话、一出小品、一场舞蹈，也不叫段子。段子不光是短小，也不光是精彩，还要自成体系，受人欢迎。你别看这几句相声，里面既埋了伏笔，又甩了包袱，让人的思路突然拐个弯，大笑之后还能咂摸出很多滋味。一个段子，一定是完成了一种撩拨，抖出了一种奇兀，就像马三立的“痒痒挠”一样挠了人，挠完了笑得一塌糊涂下次还想挠。好的段子，令人回味再三，百听不厌。所以段子是幽默和艺术融合而成的一个篇章、一个曲目。里面往往少不了戏谑、诙谐、滑稽、讽刺，其风格往往是新奇、机智、精妙、风趣。
可是，黄段子的诞生和繁衍，让段子被假冒者撞得一个趔趄闪到边缘地带。
只要你不是光通过媒体了解社会，而是稍微注意一下身边和周围，你就无法否认，构成当今时代特色的事物中，无论如何少不了一种十分扎眼的事物——黄段子。
随着一场哄堂大笑的爆发，你再观察，其中有人得意忘形地摇头晃脑，有人心领神会地击案叫绝，有人低头掩面窃窃耸肩，有人心惊肉跳得面红耳赤。里必多的潜流再次找到火山口，喷薄呼啸之后再转着圈乱窜。这种场面，一般就是黄段子闹的。
眼下社会讲流行，比如流行款式、流行色、流行歌曲、流行语调与词汇……但所有这些流行，都在黄段子的流行面前黯然失色。有以下四大特点决定了黄段子之流行非其它流行可望其项背。其一为动力强劲。不仅仅是营养丰富为里必多注入了活力，而且有金钱的推波助澜。许多旅行社的导游，成为黄段子的“专业”传播者，与对旅游景点历史文化的介绍相比，宣讲黄段子更加绘声绘色，妙语连珠。据报道，一位女导游曾经对黄段子十分反感，而且以“公司规定不许讲黄段子”为由劝阻过游客，却招致游客不满，随后公司做出了相反的规定。如今众多导游深谙“黄”道，身怀绝技，不仅宣讲时面不改色心不跳，从容大度，谈吐非凡，而且善于启发动员，高水平掌握了招徕游客、取悦于游客及赢得竞争的手段。其二是参与广泛。官员们的示范推动纵容鼓励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学大寨”时“干部带了头，一步一层楼”效应回光返照。各行业既有老辣葱姜，亦有生猛海鲜，年龄上纵贯50年不成问题。甚至出现过14岁少女在公共汽车上口吐黄言令众人瞠目的经典情景。男性为主力，但女性在被动或主动的开化中也有不俗表现，不乏妙龄美女技高一筹，胆大三分而震慑众男，令人叹为听止。黄段子创造与传播阵容的扩大化、低龄化、女性化趋势已成为涌动之潮，蔚为壮观。其三是渠道多元。黄段子的传播不受条件制约，场合、手段、方式不断发展变化，各种聚餐，旅游沿途，交通工具，时时开侃，处处设坛。有名人演讲荤话连篇喋喋不休，更有婚礼主持辅之以荤游戏荤动作，在婚礼上提前闹洞房。网络版面、电子邮件、手机短信……令人目不暇接。其四是不断创新。经典段子中智慧闪光，不够经典的段子一旦创出，传播中可以屡经高手润色拔高，有点像头脑风暴，更像创作接力，不愁不出彩。有此四大特点，或曰四大优势，使黄段子现象实在不可轻看，忽忽然如风掠，漫漫然如水淹。
黄段子给人们带来的乐趣十分有限，作为一种流行时尚也肯定有阶段性，总有一天多数人说烦了、听厌了，所以用不着、也不可能通过行政手段予以弹压或清理。但一些不着边际的评论为其进行理性化的作秀包装，就有点说不过去。
就鄙人所听到看到的，有人用充满理论色彩的语言为黄段子现象辩护，大意包括：黄段子是改革开放带来生机的表现，是人们言论更加自由的标志，带给人们的是情感丰富和情绪乐观。黄段子释放了人们的压抑感，缓解了人们的紧张感，开辟了智慧与幽默的新的精神娱乐空间。网络上也有这样的说法：“听段子的乐趣在于品味其中的智慧……性不性已经不重要了，它的机智已经可以媲美其他的人类大智慧的东西。只有非常乐观且有人道精神的人才可以创作那样的段子。”
和自然资源一样，个人的智慧资源和以代际为单位的群体的智慧资源都不可能无限，在黄段子中挥霍的智力，不可能引向有价值的创造，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当大批官员沉湎于通过口舌唇齿实施意淫的醉状时，当他们会场上冠冕堂皇与交流黄段子的口若悬河构成鲜明对照时，黄段子究竟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找到的一种休闲娱乐的地界，还是再次受到愚弄，应该是很清楚的。县里的举人、假洋鬼子、赵太爷等等都在淫笑盈盈的时候，阿Ｑ和小尼姑以及吴妈之间的“幽默”只能是他们既摆弄又嘲弄的佐料。
黄段子，从制造到传播，聪明机智地施展创意，津津乐道地宣讲演说，将中国人的智慧在意淫的“艺术”领域进行戏谑，在自我人格和异性人格的双向亵渎中，将性解放进行曲歪曲成折磨尊严和矬化人格的变奏。
中国常用成语中包括“心口不一”“言不由衷”“口是心非”等等，有“言行一致”，却没有“言心一致”。“发自肺腑”“发自内心”，被使用了多年，但很难说进入了成语的阵容。可能是因为，对于“言为心声”，人们一般都很难彻底相信，因而有所保留。“言为心声”不是没有，比如说黄段子就是。但是关于口和心的关系，不光是相符不相符的问题，还有另一种意思，那就是：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会带来什么样的利害。第一是心里想的说出来有没有用；第二是心里想的说出来会不会带来损害。由于有了这两条，“言为心声”和“实话实说”就被大大打了折扣。说出来给自己带来不利的，一般就不说；可是人有那么一张嘴，总得说点什么，所以干脆挑没用的说，挑没有什么风险的说。
不知黄段子撞了哪一位的腰(2)
说黄段子跟吃美味佳肴往往密切结合，聚餐是黄段子风行的最佳场合。或许因为“秀色可餐”，或许因为追求“色香味俱全”，是“食色，性也”的最佳现代注脚。两者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口头过瘾，解馋。但两者区别也很明显，酒足饭饱是一种立竿见影的实效，而黄段子最大的问题是口头释放，有点像隔靴搔痒，不解决实际问题。甚至黄段子会使体内里必多和性欲望愈发强烈，结果适得其反。所以通过黄段子的热烈交流，释放变成了添堵；过瘾变成了挑逗；挠痒变成了撩拨。因而有必要严肃指出，黄段子流行是打着性解放旗号进行的新的性压抑，是社会上浮躁焦虑之风拱出的一个新的肿块，是变态心理借助人际交流扩大和科技手段更新而孕育出的新的怪胎。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学汉语，是国家地位提高的标志之一。但这件事有两面性，黄段子流行最能体现其负面效果。本来中国人在黄段子中大玩文字游戏，即使汉语不错的老外也被造个懵懂，可如今不一样了，不少老外汉语水平迅速提高，已深解其中机理。原来，你们中国式的幽默就是放肆，放肆得将什么千年古国、礼仪之邦那些值钱的古董往地上乱。语言中看似拐弯、隐晦、曲折，其实严重拆解了东方审美的含蓄。露骨得就是用牙齿撕开衣服，直白得就是当众播放三级片儿。里必多通过空气震荡而抽头，以黄段子为载体进行碰撞，用语言的张狂装扮思想解放，用虚拟的亲密接触体现想象力丰富。当然老外也有不懂的地儿：又没动真格的，干吗乐成这样？
当老外们学着创造黄段子的联想模式，将黄段子的黄和黄种人的黄往一块联想的时候，不知道他们该怎样评价中国人的精神骨骼和思想肌腱。
据悉，网易女性频道做了一项关于黄段子的调查，对于“过节就要聚会，聚会就要说荤笑话”这个问题，78.7%的女性持赞同或宽容态度。而表示“我抗议”的，只有5.8%。有评论认为：即使不能做到欣然接受，也要做到处之泰然。“洁癖虽然是一种美德，但是，当你进入成年阶段时，不妨学一些宽容精神吧。这是人家的权利，也是社会开放的标志，换句话说是社会允许。”既然是社会允许，本人对黄段子现象的评头品足想必也应当是社会允许。
如今黄段子广泛而迅速地流行，似乎体现了一种社会的宽容度，但为此现象做正面辩护，让人觉得反胃。误解不可怕，可怕的是将误解当成理解而满足。想用意淫释放性欲不可怕，可怕的是用联想取代自由。没见过大海不可怕，可怕的是以为大海就这样，在水泡子里扎了个猛子就以为畅游于波澜壮阔的大海之中。
君子不再典雅，美女不再圣洁，本来就缺乏一种超越人自身的神圣性，如今对自身人格和他人人格的尊严更进行着双向的撕裂。
经济的增长和物质的丰富，有着资源和生态方面的代价，也有着心态的、深层心理方面的更为惨痛的代价。当以扭曲的方式去抹平心灵的戕害或压抑，似乎戕害和压抑本身也没有了。黄段子在造成释放和轻松的同时，也在制造麻木，制造一种轻柔、飘忽得几乎难以觉察的堕落。与黄段子密切配合，形成优化互动关系的，当然还有麻将、酗酒、夜总会、浴池中的“推油”、桑拿后的异性按摩，还有风情万种、奢侈豪华的潇洒，还有诳语清谈打情骂俏的各种休闲娱乐……感官主义的自由可以在这样的缝隙里大喘气，精神自由的价值却在这样的缝隙当中依然窒息。信念在扭曲，生命在透支中享受而没有在创造中燃烧。
口无遮拦、心无顾忌、畅行无阻、广泛传播，的确是一种“自由”的宽松景象，然而，匍匐地蠕动身体和自由体操不可等量齐观。黄段子现象自由得狭隘，自由得低劣，自由得憋闷，说穿了，是一种在不知不觉中的神经麻木。人在吃了摇头丸的时候，会沉湎在一种虚幻的状态里而以为获得了别人无法享受的自由。黄段子是趣味腐败的酵菌，让人们在享受一种“变态自由”的氛围中，在一种人格扭曲中误以为张扬了个性，将联想和志趣的腾飞寄托在只能扑扇几下的鸡翅膀中，误以为是雄鹰翱翔，然后满足于一种冲出鸡圈的潇洒。在墙头到打谷场的前进中，以鸡脖子的最大长度代替了从地面到天空的距离。
二奶地下一层，二爷地下二层(1)
用武力征服大片土地和臣民的凯撒大帝，在疯狂地爱上克莱奥配特拉的时候，差一点就将自己的庞大帝国从记忆里抹掉，凯撒大帝之死与他爱上这个女人密切相关。在恺撒扶助之下成为埃及艳后的克莱奥配特拉，也是罗马英雄安东尼心中的偶像，安东尼为了她可以从激烈的战场上乘一条小船独自返回，他明知道这样将导致战败，但他选择了为她而自杀。
巴尔扎克曾不断地追求年轻姑娘，但后来却利用自己的名声和才华，让一个俄国富婆怀上了自己的孩子，当富婆终于嫁给他的时候，天才作家已经重病缠身，死在她的身边。
普希金为女人而决斗，就像他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他为了女人而倒下，用血泊为自己诗一般的生命划上句号。
《荷马史诗》中最著名的故事，就是为了海伦而爆发的那场战争。
歌德说：“引导我们上升的永恒的女性。”
米兰·昆德拉说：“女人是男人的未来。”
历史上一些伟大人物为了女人而疯狂，而改变和断送事业，而死，他们的疯狂成为他们以非理性而暴露人性的某种闪光。林语堂说：“使这些伟大人物都成为可爱者，使他们有人性者，实是他们的缺‘理性’，而不是缺‘合理性’。”
但我们毫无理由因此而认为，如今中国“成功者”的包二奶行为，具有闪烁人性光泽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包二奶是一种工于心计的精心策划的行为，体现着经营者的“理性”，与那些伟大人物的看似荒诞有着天壤之别。“女人是男人的未来”，但女人在成为二奶的时候没什么明亮的未来，也不永恒。
一位笔者了解较多的私企老板，身价千万时，背后站着结发妻子，也就是他结婚35年却早已人老珠黄的老婆。老板大约10年前开始包二奶，全包的和半包的先后不下5位。其事业因女儿对父亲行为的坚决反对而受到巨大损害——以老板和二奶为首的一方与以老婆、女儿等为首的另一方实行彻底决裂。互相拆台，明争暗斗，对簿公堂。老板宣称：“我不能没有爱情！”
该老板和历史上伟大人物相比，有点为了女人而疯狂的意思。但他的轶事很难被载入史册，不是因为他不是名人，而是因为为了女人的心态完全不同。当老婆和女儿要以重婚罪而起诉他时，他千方百计办理了离婚手续；当因为公司名称注册权纠纷无法解决时，他又和老婆复婚。二奶在他事业圈子之外，其实始终是威胁他的名誉和事业的一个阴影，因而被安排在郊区，不许轻易露面，基本上成为地下工作者。麻烦并不仅此而已，二奶与三奶之间的矛盾很令人头疼，三奶在公司里以锋芒毕露的优越感而造成人际关系紧张，老板对其娇宠严重影响了公司经营。
另一位笔者了解的年轻官员，则是用灰色收入包养了一位高挑、靓丽的歌厅女孩，只是因为女方怀孕已经半年了才匆匆买了公寓，来不及装修就住进去，孩子生下来刚刚三个月就开始谈判。这位年轻官员最大的软肋就是生怕女孩闹到单位，所以将房产记到女方名下，算是青春补偿费和孩子抚养费。此后，男方消失，女孩搬到农村住平房，公寓出租，自己成为收取房租的房主。而那孩子及孩子的未来，完全被排除在协议书内容之外。
除了上述两则故事之外，还有一些观察使我有理由认为，包二奶是一种低劣的男女游戏，是一些收入高档、精神低档的人由于缺乏创意又缺乏勇气，而在现代社会对历史上蓄妾制的拙劣模仿。既不是喜剧，也不是悲剧，既缺乏戏剧的幽默，也没有悲剧的深沉，既缺少红色的浪漫，也匮乏绿色的深情，只是一种灰色的经营式闹剧。
多数被包养者，那些在豪华公寓或别墅中、或者在宾馆某个房间里栖居的二奶、三奶，那些颇有风姿和年龄优势的女人，只能是消费品，或者是在一定范围内凭以炫耀的装饰品。炫耀是局限在一定范围或一定场合的，尤其是官员们的二奶，何时公开露面，何时隐蔽地下，须听凭安排。即她们何时可以满足自己的虚荣，何时安分守己于物质享受，是一种“计划经济”。在这两者之间左右逢源，是当好一个二奶必备的基本素质要求。
包养二奶的款爷或官爷，对于自己一步步拼打或一步步上爬所获成就的精心，远远超过对于女人的精心。他们不会具备恺撒的勇敢和诗人的潇洒，他们可以疯狂地和女人搞，但却理性地将女人安排在一个用金钱铺开、再用金钱封锁的“自由范围”内，那是环绕在“越轨”边缘的一个狭小的缝隙。可以不客气地说，包养二奶的动机，既有欲望，也有帝王达官贵人招妃纳妾的专制遗风，也就是在满足欲望的同时，满足一种主子欲、权势欲、宰制欲。二奶在人格和权利上绝对没有超出嫔妃和贱妾，除了物质上更“现代”以外，在“合法性”上和男女比较地位上，还不如后宫和偏房。比起古代青楼女子，无须“红粉知己”的才华和技艺，也无法享有才子的风流和鉴赏，以及相伴随的浓情蜜意。比起当代妓女，也显得更加被动和单调。尽管她们可以享用一定的奢华，可以住豪宅开奥迪打手机套项链扣镯子，但她们仰仗着恩赐，依附着交换，屈从着淫威，在一手牵着宠物时，脖子上也有一根被牵的绳子。在包养者养宠物的心态和养二奶的心态之间没有实质区别，二奶是物质受宠和人格塌陷相统一的标准宠物。
二奶地下一层，二爷地下二层(2)
卓文君随司马相如私奔时以诗言志：“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而老公要娶小老婆，即公开包养古代二奶，连“大奶”地位也决然放弃的卓文君拟《白头吟》相赠：“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充分体现了古代铿锵玫瑰的风采，要知道当时所处的是什么时代？人格不可辱，尊严不可欺，对照一下方可明白如今二奶所处的相对境地。
包二奶，一个“包”字耐人寻味。不是承包的包，不是包件、包间的包，不是领养，不是监护。甚至与情妇不同，如果不是足够的金钱，情感在“契约”中几乎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与重婚罪几乎相等，却由金钱抹淡或摆平了其中要件。本人绝不反对积极意义上的性解放，但包二奶现象在“包”下青春、美色、性权的同时，女权、性解放、个性自由、人格尊严、情感浪漫等等本无法“承包”、无法交换的要素也成为无形依附，成为无法取酬、只能泯灭的代价。因此，虽然此现象借助了改革开放打开的社会空间而滋长，但不应当赢得肯定性评价。此现象从人性底蕴、生命取向、精神人格上，都不能取得价值依据和道义支撑。
在包养者眼里，有些二奶还不如宠物“可爱”，她们骚动性总是冲破驯服性而造成某些麻烦，比如二奶反包“二爷”。这也难怪，先用青春换钱，算计着有富余再用钱换点青春。但包二爷做法不可能普及，因为绝大多数二奶缺乏经营的精明和魄力。而且“二爷”绝对不能被“大爷”知道，所以比二奶更地下，二奶在地下一层；二爷在地下二层。由于男权社会总体格局未发生变化，所以二爷比二奶更缺乏驯服性和忠诚度。因而因养二爷而出现凶杀、拐骗现象就不足为怪。
包二奶行为，从经济角度来看不完全是坏事。包养者投资高科技意识普遍薄弱，如果是灰色收入更不愿冒投资风险，这种现象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而二奶的消费除了住房属于泡沫经济部分的消费，其他消费有利于使富翁的资金向社会回流，并刺激消费疲软，比抽逃到国外要好。让中国人的资金在中国流动，在这一点上，美丽的二奶们是有贡献的，该承认就得承认。当然，包二奶包到国外的，另当别论。
可是这是从经济角度来看的，如果从社会角度分析，包二奶之风扩大社会差别，使本来男女性别失调的状况又雪上加霜。有人穷得娶媳妇都困难，有人富得养好几个；有人眼睁睁看着靓妞由于囊中羞涩而却步，有人见了美女轻易搞定左揽右抱，肯定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二奶地下状态的保密工作一旦有疏漏，包养者的原配或子女必将打上门，或采取种种方式予以“制裁”，因此而酿出的纠纷不在少数。时下包养二奶，与过去几房妻妾在一起不同，很难称姐道妹、和平共处。安全保卫工作也需要加强，凶杀、盗窃、欺诈等等犯罪以二奶为侵害对象的事也屡有发生。更重要的是，二奶阵容虽然还不算太强大，但有扩展趋势。包二奶成了一种“成功者的标志”，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后继的“成功者”纷纷产生效仿此等潇洒模式的强烈愿望。而且，后来的美少女们也有不少馋涎欲滴地艳羡着美大姐美阿姨，暗自将她们的优尊与享受纳入自己的人生设计。这有点不大妙。中国在2003年男女比例已经是117∶100，在不久或较久的将来，男女比例失调会加重到何种程度，还很难预料。
耍流氓已升级换代为性骚扰(1)
以前叫“耍流氓”，没听说过“性骚扰”。后来，“性骚扰”一词出现。而且成为媒体上使用率很高的一个词，是和国际接轨的一个成果，也是和法治社会接轨的一种体现。所以，从“耍流氓”，到“性骚扰”，体现了社会进步。别小看名词概念方面的变化，这关系到一种行为造成纠纷要不要涉及法律，关系到一个侧面的社会关系要不要受到法律规范的调整，要不要以法律为准绳去进行必要的判断，依照法律去保护当事人的权利或追究当事人的责任。比如，你要是说克林顿和保拉·琼斯之间的那点事儿是“耍流氓”，法院就没法受理。
当然，这里指的是名词概念的变化，而不是指人的行为本身有什么变化，因为，从“耍流氓”的行为到“性骚扰”的行为，没有什么发展或接轨的问题，性骚扰并不比耍流氓更具有现代性或更加文明。
但是，“性骚扰”一词的出现，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中国有“流氓罪”，“耍流氓”的说法比较宽泛，连强奸罪也是一种耍流氓，只不过耍得狠、耍得到位，甚至可能耍出人命。而性骚扰，只涉及比较轻微的耍流氓，一般属于批评教育或行政处罚的范围，当然，舆论谴责也是一种有效惩罚。第二，什么是性骚扰一定要有界定，不像“耍流氓”那么模糊。有人已经流氓得很充分了，也没法定他是性骚扰，有人还没怎么着，就已经骚扰了。所以，这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一定要有证据，证明骚扰的确发生了，并且造成一定的精神伤害。因此，随着法制的健全，究竟是给性骚扰在一定程度上开了绿灯，还是给它造成更大的制约，还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
无论如何，就词汇本身来说，“性骚扰”比“耍流氓”更先进，更现代。这个词儿引进得好。有人不知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还是揣着糊涂装明白，说性骚扰是引进的，以前哪有那么多性骚扰，都是改革开放惹的祸，让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性骚扰。这种看法实在低估了中国人的里必多及其变态发泄渠道的多元性，早在性压抑最严重的“文革”时期，就有种种耍流氓，只不过当时没引起法律意义上的纠纷，媒体也没关注报道而已。所以持上述看法的人，只是自己脑子引进了液体。
“这简直是王八钻灶坑，憋气又窝火！实在不可理喻，实在无法辩解。这既不是法庭，又不是答辩，既找不到王法，又找不到裁判！”
我的朋友陶教授，在讲上述话的时候痛苦之状难以形容。脸上本来比较均衡的五官布局已被气愤和无奈完全打破。一边紧凑得丘峦密布，一边拉长成了旷野平原，眼泪和鼻涕瀑布般地奔涌出来，进而绵长地流淌。“你说，这样的委屈如何申诉？这样的冤案如何平反？……”
估计，就是真的到了法庭，陶教授也需要有一个优秀律师，否则光是法庭陈述就耽误不起功夫。因为他至少向我“陈述”了三遍之后，透过大量因气得哆哆嗦嗦而震颤的感叹词，才使我大致摸清了事情的原委。
陶教授在朋友的公司兼职，暑假期间为了项目合作的需要住在公司安排的“宾馆”，那其实是一家星级开外的、中档偏下的招待所。女服务员态度恶劣，出言不逊，陶教授与之理论，并向负责人反映。女服务员受到批评或处罚，总之尝到了“王八钻灶坑”的滋味。不久，公司老总接到“举报”，说陶教授“性骚扰”，于晚上时分向女服务员要“小姐”。那家公司租用的是招待所一半的楼房，如果“性骚扰”事件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公司将因此等极不光彩的事件而被拒绝继续租用办公地点。对于公司来说，因此而搬家将会在有形和无形资产上均造成严重损失。
公司老总并不相信陶教授“性骚扰”的劣迹，对方拿不出任何证据。但是，女负责人信誓旦旦地亮出杀手锏：“还用怀疑吗？难道一个女孩子，会将这样的事情往自己身上揽吗？”言外之意，女服务员即使无中生有，也会蒙受巨大的耻辱，哪有女孩子会这样做？所以根本不可能是无中生有。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这不光是您自己的事，为了公司的利益，您就服个软，道个歉，把这件事摆平。就算给公司做贡献。”总经理这样哀求陶教授。
仅仅是陶教授的服软，也不一定能摆平。于是，公司了解到女服务员上级的上级，与女服务员是亲属关系。于是，公司与上级的上级接触，开展公关。上级的上级说：“这种事是真是假，谁能说得准？双方妥协，总得让你们那位陶教授配合一下吧？”
于是，轮到陶教授“王八钻灶坑”。
极重视名誉和尊严的陶教授，坚持在不承认“性骚扰”的前提下，就以前自己“态度不好”而向女负责人弯腰赔笑，并在公司中因自己造成巨大的“麻烦”而深表歉疚。加上公司的公关工作，事情总算“和平解决”。但可怜的陶教授，辞去了这份兼职，临走真像做过贼似的嘱托：“我招谁惹谁了我？我怎么了我？可这事儿，这事儿……千万不能让我老婆知道！”心灵世界长期窝在“灶坑”里爬不出来。
陶教授的遭遇其实是个“悬案”。严格说，根本不是什么案。也正因为没有定案，所以无所谓“平反昭雪”；正因为没有结论，所以无所谓“重新审查”。——可是伤害却就在不明不白当中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耍流氓已升级换代为性骚扰(2)
前面提到的名人“性丑闻”事件，也是一种不明不白。女人状告名人曾长期与之同居，还竟然欠钱不还。此事沸沸扬扬，可一直无法定论。从大量报道中，除了当事人之外，谁也无法说自己对此事是清楚的。但是不仅报道量很大，而且伴随着言辞激烈的抨击或评论，站在哪一边的都有。这也是一种猜想状态。
可怕之处就在于这种“猜想状态”！
无论事实真相如何，总有一方是受伤害的。或者是哪个女人雪上加霜；或者是哪个名人无故蒙冤。当然，同时也包含了另外的可能：其中一人受到了“应得的报应”。但是，无论哪一方在遭受“应得”的舆论惩罚的同时，另一方则付出本不应付出的惨重代价。同时，这种混沌状态、猜想状态，无形中鼓励和培育着一种不求真相、不重依据的幸灾乐祸，一种无论谁无辜都无所谓的麻木。在没有硬性依据——证据情况下的激烈评论和抨击，虽然完全可能是出于正义感，但毕竟缺乏一种对于实事的必要的追问和关注，对于人格尊严的必要的敬重和责任。
中国源远流长的一些说法，已经内化为人们面对事端的评价心态。这些仅仅因为悠久和普及就取得“天经地义”资格的说法，实际上是非科学、非理性的假“警句”、伪“格言”，与和谐社会、公民姿态格格不入。比如：
“无风不起浪”——如果只是关照其中的合理内核，这句话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很有哲理。但是，它往往只是一句日常生活中的著名“格言”，只是在面对任何事端或纠纷时、甚至是面对一种信息时的“猜想依据”。不是听说谁谁“犯事儿”了吗？有依据吗？什么依据不依据的，“无风不起浪”！在如此的宁可信其有的心态下，形成了一种引导舆论和人心向背的“有罪推定”，也给任何制造谣言、传播谣言、扭曲事实真相提供余地。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确有性骚扰之类事件发生，受害一方还要在这样似是而非的说法面前受到进一步伤害。这也是造成许多性骚扰受害者不愿意声张、不敢维护权利的原因之一。骚扰者是苍蝇，被骚扰者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否则，怎么不骚扰别人专骚扰你？于是，弱者恒弱，在各种维权手段面前都望而却步。
“难道女人会将这种事情往自己身上揽吗？”——女人只要沾“腥”，就会没脸见人，就会抬不起头，所以女人绝不会无缘无故冤枉男人。女人说受骚扰，那一定是真的；男人说受骚扰，那可不一定。至于更“严重”的性丑闻，只要从女人嘴里说出来，就具有可信性。这样的“舆论导向”，足以让可怜的男人在“万恶淫为首”的达摩克利斯剑下战战兢兢；也足以鼓励勇敢的女人高举此剑，胆边生威，“舍得一身骚，敢教名人掏腰包”。
“孤男寡女能不出事儿？”——不是依照实事证据，而是依照“条件”，只要“条件”具备了，那就是有事儿了。此等似是而非的“逻辑”，无形中刺激着人们的联想思维和模糊猜测，让本来不应该发挥作用的不明不白变成害人的毒剂。商场和官场上，一些出于阴暗心理的伎俩、偷拍偷录制造假证据的手段，也借着这样的“条件推定”而得以施展和收效。男女之间的正常交往，被无端地蒙上浓重的阴影。
“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本来是女人在发泄怨愤时一句情绪化的说法，男人对此应当可以容忍，可以理解。但是，这句话常常被“当真”，潜移默化地在女人心头盘踞，并同样潜移默化地发挥“舆论判官”的威力。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他是个男人，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当此等说法从“普遍”变为“具体”的时候，便“当真”地可以发挥一定的杀伤力。其实，部分男人不是好东西不等于没有一个男人是好东西；一个不是好东西的男人并不一定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当好东西；男人不是好东西并不等于女人全都是好东西。所有这些都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一些非科学、非理性、非逻辑的假命题、假格言、假标准，就在一种模糊状态、边缘地带中，发挥着实在的功能和作用。
都市里的“戏剧性”女人(1)
浏览戏剧艺术的史册，一些脍炙人口、栩栩如生的女性艺术形象，是剧作家从生活中“提炼”到戏剧中的。而随着从内蕴到节奏都令人目不暇接的社会变迁，当今现实生活的“舞台”上，有一些颇具“戏剧性”的女人，似乎是当年剧中人转换角色，“上演”了一幕幕既“不该”发生、又“正常”发生的故事。只不过，她们变换多舛的身世、阴差阳错的命运、喜怒哀乐的心态、耐人寻味的“情节”，都是由她们自己来“编导”和“扮演”的。虽然，有多种社会性的因素，是她们“重登舞台”的台阶，但她们自己的心理轨迹，毕竟是造成她们“戏剧性”色彩的内因。我们不妨将她们称为当代都市的“戏剧性女人”。
1.当代“陈白露”——不再绝望自杀
“晓晨，回来吧！亲爱的晓晨，你知道你是我的惟一。有你在，我是在颐养天年中走向极乐世界；离开你，我是在痛不欲生中走向地狱之门……”陈晓晨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接到这种“情真意切”的来信。但是，这一次，她不再像前些次那样随手撕掉扔进纸篓，而是反复看了两遍，折叠好保留起来。
信当然是出自高修文老先生的手笔。59岁的高老先生不仅身体健康，而且春心荡漾，“宝刀未老”。他不像曹禺笔下《日出》中的那位金融大亨潘月亭，而是一位地位不低而又“知书达理”的官员。他的钱不知从何而来，但远远多于他的工资收入和所有正常待遇。当陈晓晨还是一名三陪小姐时，高修文头一次“泡妞”就盯上了她。而这位高先生既不搂搂抱抱，又不亲亲热热，只是在递出大把小费时一下攥住她的手，“扑通”一声跪在地下，把晓晨吓得尖叫了一声。
“小姐，我要你跟我走，我会用余生的全部真情对你好！我要让你过比现在好十倍的生活！”
的确该进入“颐养天年”阶段的高修文，果然颇有眼力。当陈晓晨出现在远郊别墅花园、成为当代“陈白露”的时候，她最经常的形象是牵着一只德国品种的宠物犬缓缓而行，为小区平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雪白的颈项、雪白的双臂、高耸的胸脯和翘起的臀部，透出令男人眼睛“流水”的十足的性感。
然而，“陈白露”也有自己的“方达生”——话剧《日出》当中那位怀着爱的激情的年轻人。这位“方达生”名叫骆洪生，他千方百计找到陈晓晨，以暴风雨式的“攻求”和闪电式的“掳掠”，带走了晓晨。高老先生从晓晨留下的蛛丝马迹中找到了通讯地址，便接二连三地寄发“情书”，求晓晨重返自己身边。
晓晨开始犹豫了，但她绝不是被高修文的“真情”所打动，而是因为，她发现她的“方达生”其实是个混混儿。当初他们有过死去活来的爱，骆洪生却为了一笔大买卖突然“失踪”，失去依托的晓晨既缺文化，又没有什么本事，只剩下让男人馋涎欲滴的身段和青春。高修文把她从三陪女郎的队伍里“救出红尘”的时候，她还真是心存感激的。骆洪生的重新出现，其实是生意上亏了本儿，欠了一屁股债，急需利用晓晨为自己搞公关。——“方达生”并没有什么真情，“陈白露”那点儿渴望的微火再次熄灭了。
然而，陈晓晨丝毫没有产生“轻生”的念头，她再次回到高修文身边的时候，仍然是那幢别墅的女主人。老先生激动地试探：“晓晨，你不会再离开我了，是吗？”晓晨坦率地回答：“不！我对你只有感激，没有感情。可是，我不再追求感情，那是空想。我需要的是你给我的钱和条件，这房、这车、这可爱的小宠物……但是，你知道你不可能陪伴我一生。你死了，我去依靠谁？所以我只能依靠钱。你要给我投资，让我开一个属于自己的美容院。还有，我明白告诉你，我会有一两个男朋友，我需要他们！”
“谈判”进行得直白而且实际，当高修文将她的“条件”都接受下来的时候，他知道，他所获得的只是她赤裸裸的肉体，她身上过早地消退了梦幻的光环，也脱掉了羞涩、自尊、矜持、含蓄的“外衣”。高修文不会像《日出》中的潘月亭那样事业崩溃，他会“颐养天年”；而陈晓晨也不会像陈白露那样自毁芳魂，她是一个经营者，一个以自己的青春美貌为资本的经营者。但她所经营的，只能是一笔以女人一生的幸福为代价的、无论如何也是“蚀本”的生意。
2.当代“茶花女”——不再香消玉殒
在英国文学家小仲马的笔下，茶花女被迫离开心爱的人，而且受到自己所爱的阿芒残酷的报复，疾病和精神痛苦的双重折磨，使她过早地离开人世。阿芒从茶花女的遗书中得知，原来是自己的父亲逼走了美丽可爱的茶花女，使他悔恨交加。
当代都市，也有命运相似、甚至情节更为曲折的“茶花女”，只不过“结局”却大相迥异。由打工妹进入富豪之家的顾姗婵，就是其中之一。
当李新荣出差外地，住在一家宾馆时，被一位亭亭玉立的大堂小姐所吸引。
“小姐，我……可以认识你吗？”李新荣鼓起勇气，递上名片。
“哦，我叫顾姗婵！”——李新荣牢牢记住了这个美丽的名字。
在出差的半个多月里，李新荣出入宾馆，总要站上几分钟，默默欣赏顾小姐优雅中透着温存的姿容。每当她向宾客莞尔一笑，都让他怦然心动。顾姗婵其实原名叫“山柴妞”，进城以后还是一位有文化的“客户”给她起了这个雅致的名字，而她本来就婀娜秀美的身段，加上迅速成熟起来的气质、举止，使她很快配得上这个名字。比天使还高雅、比鲜花还美丽、比明星还性感——这就是李新荣对她的评价，这评价足以使他下定非她不娶的决心。
都市里的“戏剧性”女人(2)
回到北京，身为公司部门经理的李新荣竟然茶饭不思，实在忍不住，专程利用双休日，乘飞机去看姗婵。坠入爱河的人是冲动的，姗婵毅然辞掉工作，跟随李新荣来到北京。李新荣专门买了一套精致的小居室，成为他们“无照经营”、鸳倒鸯晕的巢穴。如胶似漆的厮守，似乎使他们忘记了办个结婚手续。
像茶花女一样，姗婵突然不辞而别，而且消失得无影无踪。李新荣几乎动用了所有的朋友找遍北京，差点要发“寻人启事”。
在一家发廊，西装革履的李新荣走进来，点名要顾姗婵服务。默默无语的姗婵一边为他理发按摩，一边强忍泪水，双手微微颤抖。突然，李新荣站起来大吼一声：“就是让我死，也该让我死个明白！”
以后李新荣再来，姗婵始终像塑像一样木，像冰块一样冷，像哑巴一样沉默。由疯狂到绝望的李新荣，没有像《茶花女》中的阿芒一样与姗婵过不去，但他的报复更加残酷。他变换着身边的女友频繁光顾，不久又结了婚，让新娘成为发廊的常客。他其实知道，姗婵表面的平静下面，心里在淌血。
好在李新荣的妻子是一位善良的女人，她真诚地成了姗婵的朋友，告诉她李新荣一年多来的种种痛苦，使“茶花女”吐露了心声：李新荣所在公司的老板是他的父亲，总经理是他的哥哥，在这样一个家族式的企业里，竟容不下弱女姗婵。老板和总经理私下里调查了姗婵，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堵死了她的幸福之路。她是山西人，在进城后五年的打工生活里，蹬过卖菜的三轮儿，站过个体商贩的柜台，端过餐厅的盘子，为学礼仪服务而花掉了所有汗水换来的积蓄。她干到宾馆前厅的礼仪小姐，绝不仅仅是凭美貌。而李氏家族不能接受、也不能欣赏这棵由穷乡僻壤的仙株移植到城市而开放的花朵。她在倾诉的最后已经擦掉了眼泪：“李新荣他妈找我时，更不客气，侮辱和威胁什么都有。还说就算给你安排个好工作你干得了吗？你户口进不了北京将来孩子怎么办？有几个打工妹真正能嫁给城里人？何况我们新荣这样好的条件……的确，虽然新荣对我好，我也不舍得离开他，可这样的家，这样的环境，就算是我不配吧！”
面对由种种观念造成的狭隘得有点残酷的氛围，姗婵信誓旦旦地表示了自己的选择：“我不会再嫁人了，坚绝不会！以前我靠自己，以后还要靠自己，这辈子不靠男人，我就不信活不出人样来！”
3.当代“娜拉”——“出走”不再无奈
挪威作家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描绘了一幅在家庭巢穴中丧失了独立人格和地位的女性画像。娜拉出走，既是走出巢穴，却又陷入社会的藩篱。因而，剧作有了跨越时空的魅力，直至今日，仍令人玩味着其中的含蕴和启迪。
如果说一纸婚书，并不能规定形形色色的夫妻关系中“权利义务”的话，离婚率的攀升，更说明夫妻之间变幻莫测的种种“谈判”、“签约”、不言而喻的“分工”、心知肚明的“地位”或“平等”……都淹没在没有“契约保证”或“法律效力”的实际生活中。是幸福还是痛苦，是美满还是缺憾，不仅外人难评，当事人自己也“稀里又糊涂”。王立红就是这样的糊涂人，她只知道暗暗地盼着丈夫的“落魄”或“失败”。丈夫生意红火，她会觉得自己腰板儿挺不直；丈夫亏损又欠债时，她会觉得自己说话有底气；丈夫生病时，她觉得自己“涨价”了；丈夫精神抖擞、八面威风时，她觉得自己“矮”了几公分。结婚11年了，她越来越觉得自己就像是丈夫那辆“切诺基”后面的一份备用轮胎，一般情况下可有可无，还显得特累赘。
婆家不是什么名门望族，丈夫也不是什么“高干子弟”“高学历”，可王立红不知不觉就成了没有地位的“娜拉”。小保姆干活干净利索，还会插花、美化房间；那位女秘书不仅花枝招展，而且会开车、会电脑、口齿伶俐，有她跟着特让丈夫“提气”；性生活嘛，丈夫虽欲望强烈，可也机会多多，她无意中听到丈夫跟朋友穷侃：“南方妞嫩，北方妞壮，一换一刺激。”——丈夫出差时南来北往。
然而，王立红很有自知之明：除了丈夫，她在男人眼中是个“可人儿”。至少有两个男人真喜欢她。一个是自己的中学同学；另一个是丈夫的朋友。那个“朋友”私下里当着她骂她丈夫“不识货”。她知道丈夫以前“识”、现在“不识”的恰恰是自己浑身的“女人味儿”。无论哪个男人请她撮一顿儿，她都会善解人意、温柔备至。男人脱大衣，她会接着；男人喝酒，她会把盏添杯；男人刚摸出一枝烟，她会点亮打火机；男人衣领上刚沾点儿土，她会轻轻拍打掉；男人握她的手，她会娇滴滴地笑；男人一激动抱住她，她会嗲嗲地靠过去；男人忍不住吻她，她会伸出一个手指头再眨眨眼睫毛：“就一下哦……”
离婚的时候，她没有品尝“娜拉出走”时那种痛苦和无奈，早就做好了铺垫，心理上顺利完成了“软着陆”。因为新夫是前夫的“朋友”，婚礼上丈夫派女秘书送来一束鲜花表示祝贺。至于女秘书会不会接替自己，她连想也不想。只不过，她每到周末就把留在前夫身边的儿子接出来狠狠地疼爱一番。“儿子呀！”她喃喃地说，“要是妈又遇到一个‘二传手’，妈这只球，将来‘主攻手’可全靠你啦！”儿子似懂非懂地瞪大眼睛，使劲点头，一边用手擦掉妈脸上的大颗泪珠，一边坚定地说：“妈妈别哭，等我长大了，把我爸的钱全要过来给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