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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情欲往事

每个葡萄架下都有一只狐狸在等着

一

每个葡萄架下都有一只狐狸在等着1(1)

“告诉你，我可不是一个随便的人！”汉奸抖了抖身上的那件皮尔·卡丹，又抻了抻前襟，仿佛他要穿的不是皮尔·卡丹，而是别的品牌西装就有伤风化似的。

我从烟盒里拈出一支烟，嗅一嗅，点上：“我压根儿就没说你是个随便的人，因为你随便起来就他妈的不是人——少在我跟前装孙子，我习惯怎么着就怎么着！”

“习惯是一种惰性，所以，朋友，要改。你知道，生活细节最能体现一个人的生活品位，抽什么烟，喝什么酒，穿什么西装，戴什么眼镜，万万马虎不得呀。”

我本想说，“别理我，烦着呢”，可是见汉奸两手插在裤兜里，慷慨激昂的样子很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禁又笑了起来。

那家伙注重外包装，总是一身的名牌。我呢——上身是一件旧T恤，下边是一条老军裤，还趿拉着一双轮胎底懒汉鞋。长年累月都是这么一副造型，十几年如一日。假若我就这个架势出现在汉奸他们公司里，而且走道还特摇滚，他们那位号称是中国通的日本老板见了，会是他妈的什么德行？一定特有趣。

我说：“生活品位这类词儿用在我身上太奢侈了，我不过是个做小买卖的而已。”

“老大，你做的不是一般的买卖，你是卖书的。书是什么，书是精神食粮，是意识形态的产物……”

不错，我确实是卖书的，我还给我的书店起了个名字叫“油纸伞书坊”。我只卖老书，只卖鲁迅、张爱玲、吴组缃、沙汀他们的书，店堂布置也仿造的是上海亭子间格局，老式书柜、老式桌椅板凳，还有老式的衣架，上面挂着旧礼帽、文明棍和老年间的油纸伞……生意清淡，大部分时间里，店堂中只有我和我的影子，孤独和寂寞几乎成了我的特权。可是我喜欢，喜欢静静地捧着1937年商务版的《晚清小说史》发愣。汉奸常来，算是我的一个老主顾了，因为他给日本人打工，所以我管他叫汉奸，他竟也不反感，比他妈的汪精卫还汪精卫。

我说：“得，别费唾沫了，就算我打扮得像李师师一样的花团锦簇，恐怕也招不来公子哥儿——因为这里不是风月场，只有发霉的故纸堆。”

“此话差矣，”汉奸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虽然你没什么钱赚，稍微穷了一点儿，与我们的生活水准多少有些距离，但是不能没有时尚追求呀……”

“我顺便问一句，那个大日本皇军给你年薪多少？”

汉奸踮着个脚说：“也就三万来块吧。”

“才三万，”我故意撂下脸，特高仓健地说，“还不够我一个月喝咖啡的呢！”

“吹吧你。”

我喝咖啡真的不少破费，这确实不是吹，从蓝山咖啡到哥伦比亚咖啡我柜橱里一应俱全，夜深人静时，自己研磨，自己煮，然后自己喝，感觉特好，特有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那种甘醇的坚果味从嗓子眼流过，犹如处女般的细雨淋在身上，舒坦。

也有时候，甜妞在一旁陪着，但她从不喝，嫌苦。

差不多每个周末，甜妞都来，而且风雨无阻。甜妞口口声声说打死她也不会嫁给我，我也说你想嫁我还不想娶呢，可是这丝毫不妨碍我们在一起，在一起亲亲嘴偷偷情什么的。

除了亲亲嘴偷偷情而外，余下的时间里就是吵架。我喜欢跟她吵架，她吵架时的声音特悦耳，绝对的格莱美水平。至于为什么吵，我也说不清——男女间，许多事情原本就是说不清的，或者也不想说清，就像官僚们的灰色收入。

甜妞对我出走三年一直耿耿于怀。

那三年，我就穿梭于北京和广州之间，干些个跟偷鸡摸狗类似的营生：雇上一伙子三流歌星，进棚，翻唱港台歌，然后灌录成盒带，卖，赚了不少不明不白的钱。

我是把现金满满当当地装在两只密码箱里拎回来的。临走，那些生意上的伙伴百般劝阻，说正是买卖兴隆的好时候，就这么激流勇退未免太可惜了。我说：老子看你们见钱眼开的丑恶嘴脸看腻了，只想解甲归田养老去！

那天，我正巧是从机场打的回家在楼梯口碰见甜妞。有点儿突然，我的喉结在脖子上翻了几个跟头，怔怔的没有说出话来——她一定是天天来，看我回没回。进屋，甜妞脱下驼色涤纶外套，坐下，托着腮瞪着我。我知道，她是在等待着我的解释。

但是，我不想解释，我羞于跟人家说我是商人，哪怕只是说我曾经是商人。说实话，我从骨子里讨厌商人，就像讨厌小布什一样。

在甜妞的辞典里，褒义词匮乏得要命，说话就带着一股子火药味，最好的办法就是先下手为强，别等她张嘴，先用吻堵住她的枪眼。一般说，甜妞可能会挣扎一下，不过只是一下，身体便绵软得似乎融化了，融化成清风，融化成云烟……重头戏当然是在床上完成的了。

结果，折腾得一地鸡毛。

“拔腿就走，连招呼都不舍得打一个，你是不是有红粉知己陪着呀？”甜妞的下巴压着我的肩，笑着问。

我说：“没有谁陪，我是单枪匹马出发的……”

“有就有呗，”甜妞突然起身离去，一边穿衣，一边冷冷地说，“关我屁事！”

每一次跟她在一起的时候，都常会使我想起一句拄棍的老头儿常说的一句俗语——六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

“油纸伞书坊”开业是在我回来之后的第二个月。地点是在一条僻静的小街上，两侧都是树，都是枝繁叶茂的梧桐树，正值初夏时节，风一吹，树叶痉挛。

我的书架上摆着的大多是三十年代开明版、商务版和北新版的书，对那些书我一直情有独钟，抚摸着那已经泛黄的纸页，总有一种莫名的感觉。我始终认为鲁迅时代的作家是最具创造力的作家，没有谁以模仿魔幻现实主义及意识流什么的来招摇撞骗。我把鲁迅的书和鲁迅敌人的书故意放在一起，比如陈西滢、王平陵；而鲁迅的朋友们的书，像韦素园、许寿裳、李何、林萧红，则放在另一处。没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好玩。

这样的书店，生意萧条是意料之中的。来的顾客多是藏书的、教书的和大学读书的，偶尔三陪小姐在“爱的奉献”之余，也来逛逛，问问有没有余秋雨或刘墉的书。平时，我一开门就把老唱片撂在老式留声机上，于是，整个房间都下起了“毛毛雨”。我一边读书，一边跟顾客谈书，谈得兴起，还会起身给对方沏一杯英国红茶，再谈，很惬意。

甜妞问我：赚钱吗？我说：不赚，有时还赔一点儿。甜妞又问：那开店做什么？我说：喜欢。甜妞就骂：贱骨头！我说：嗨，全社会都疲软，又不仅仅是我一个店，对面的那家丝绸店不是也挂出了招牌：一次——性处理。

我管我养的小猫叫“麦当娜”，是它把我舔醒的。我睁开眼，见甜妞正俯视着我。她只在周末才在我这里过夜，我几次劝说让她从“独身女子的卧室”里搬出来，跟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她却沉着脸说：呸，美得你！对她，我总是无话可说，因为她不讲理的时候远比讲理的时候多，于是，我就说：真拿你没办法。她翻翻白眼说：不但你拿我没办法，就是我自己也拿自己没办法。

也许是受徐志摩的影响，在桃色事件中，我总是会起些浪漫念头，而甜妞则不，她更实际些。见过甜妞的男人不知有多少，能够牢牢记住她的，怕是只有我一个，因为她太普通了，普通得跟其他的纺织女工没什么两样——但是她曾经让我感动过，感动我的其实就是她的一句话：如果你真的喜欢我，那就来喜欢吧……我永远记着她的这句话。那天，从她卧室里出来，我实实在在地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男人了。那是我与女性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尽管我热衷于跟甜妞一起去实践弗洛伊德理论，可是，我爱她吗？我能跟她厮守一辈子吗？我没把握。

“对我很失望是不是？”她说，“一个纺织女工没名没利没特长，我们能给丈夫的只有贞操，这几乎是我们拥有的全部，可惜……现在的我连这个也没有了。你假装不在乎，其实，你在乎，你比谁都在乎，这一点，在你从我身上爬起来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了。”

我有点儿尴尬，涨红着脸点燃一支烟。甜妞伸手把烟抢过去，深深地吸了一口，又递给我。“我后悔，后悔那天为什么把所有的都告诉了你，”她说，“男人通常是在女人的哄骗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因为他们脆弱，不敢面对现实，只有骗他一骗，他才舒服。”

随她说去吧，沉默是金。

甜妞突然不说了，欠身说道：“时辰已到，该祭一祭你的五脏庙了。”

我一把将她揽进怀抱里，像荒原中一只饿狼。甜妞扑哧一笑说：“坏小子，肾上腺素又升高了吧？”

我喜欢早上做爱。甜妞总是很矜持，紧紧闭着眼睛任我疯狂。我贪婪地爱抚着她雪白而滚圆的乳房，还有两个软软的褐色的乳晕。幸好女性躯体的美好是一样的，迷人也是一样的，纺织女工与公司职员及大学讲师没有什么区别。

……“重体力劳动”结束以后，饿了，甜妞去厨房准备早餐，我负责整理内务，被里尚有余温。今天有个研究生罗素替我看店，我不必太赶时间。假如我需要到北京琉璃厂或上海文庙去进货，研究生也过来帮忙。工夫不大，番茄挂面汤的味道就袅袅地在房间里弥漫开来，香。

我咽着口水模仿着雪村的腔调冲厨房喊：“翠花，上酸菜！”

对了，忘了说，我叫万喜良，不过不是给秦始皇修长城的那个，我也没有一个名叫孟姜女的妻。我的身高170，我的年龄29，我的血型是AB，我的偶像是加菲猫，我的理想是开一间自己的书店，我可以尽情地品味汉文章独有的音韵和意境——就像我现在开的这样的店。

这天，柳彬已经等我很久了，他坐在书店一角，颠着罗圈腿漫不经心地翻着一册1935年文生版的《南行记》，乱蓬蓬的连鬓胡子在光合的作用下，五彩缤纷，绝对可以去做被俘的萨达姆的形象代言人。这家伙热衷于探险漂流什么的，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相互寒暄一番，我发现，他握手的架势显然是在模仿基辛格，派头见大。

柳彬说他刚从雅鲁藏布江下游漂回来，特险，把他累得够戗。我知道，他原来只是运输公司的铲车司机，后来下岗，后来老婆离婚，再后来他就留起胡子、背起行囊当起探险家了。

我笑道：“你累？活该，谁让你总想自绝于人民来着！”

柳彬也笑，掏出精致的古巴雪茄让我抽，说是赞助商赞助的。聊了没几句，总是被柳彬的电话打断，他接电话时还不忘瞄几眼店里帮忙的罗素。我告诉他：少打人家的鬼主意，人家可是个良家妇女。他问：有伴没？我说：好像还没有。他咂咂嘴儿说：让一个妙龄女孩儿耍单，就跟让漂亮寡妇守节一样的暴殄天物。大概罗素也猜出我们是在议论她，便故意把留声机放到最大音量。我和柳彬都吐吐舌头，不说了。

柳彬这次回来是为做一档电视节目的，然后就走。不知媒体又给了他什么承诺。难怪这家伙一脑门子的亚洲雄风，听说，现在他的赞助费已达数百万计，而且身边美女如云，走到哪里都有人找他签名。为此他私下里还特意苦练过花体字，龙飞凤舞，俨然一个马拉多纳或成龙似的公众人物。

柳彬辞去，我发现艾芜的那本《南行记》没了，又给他顺手牵羊了。罗素撇撇嘴儿说：脏兮兮的，恶心死了。我告诉她：甭看这德行，找他签名的都是美丽而洁净的女孩儿，他总借签名的机会写上与对方约会的要求，及时间地点，居然从未扑空过。罗素半信半疑：真的？我说：当然是真的。愈如此，他愈得把漂流进行到底了。

“也算时势造英雄了。”我最后说。

罗素不语了，凡不悦或懊恼时她就做瑜珈。她的面相与林徽因酷似，借一个风流才子的话说，她是明清木版书里插图的线条，但纸张与彩色是21世纪初年的，很淑女。

与罗素相对，总嫌她太静，女孩子还是鲜活泼辣些才好。闲聊时，她却说她偏好谢冰莹，笔下净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最为过瘾，倒是令我惊愕不已；而且在以后的日子里，让我惊愕的远远还不止这些。

以后了，门楣上悬挂着的铃铛响起，进来一个中年人，说是让我看看他的书，结果，我看到的是新月书店三十年代出的初版本，包括《梦家诗集》，品相好得令人生疑。我竭力压抑着喜悦之情，故作冷漠地收下，只花了仨瓜俩枣的价钱。他说还有，明天再来。这样的买卖每天都会有这么一两起。

临走，我问他书的来路，他说是他父亲的，接着他说了一个名字，那是一位大名鼎鼎的藏书家，收藏新文学作品的权威，老头儿身后竟如此凄凉，我不禁怅怅然。

不知为什么，我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许佩祈——唉，一声叹息。

许佩祈原来是评剧院的一个小生演员，因为倒嗓，不能唱了，只好管灯光布景之类的杂役，偶尔也跑跑龙套。但是他平生最大的嗜好，其实不是戏，而是书，特别是五四以后的普罗作家的书。他是像萨马兰奇一样的好老头儿。跟我，几乎算是忘年交，有稀罕物件，自然首先会想到他。

许佩祈的家在一条有名的街上，一片殖民时代的洋楼中，半个世纪前，斜阳蝉声里，杨度曾在这里走过，张自忠曾在这里走过，唐绍仪和顾维钧也曾走过，漫步其间，不知不觉就走进历史里。知道我要来，老头儿早已等在门口，依然是中山装，中山装胸前依然佩戴着毛主席像章……

“您猜，我给您带什么来了。”才进屋，我就迫不及待地说道。老头猜半天，也没猜中，终于猜得不耐烦了，猛一拍桌子，大喝一声，“真真是难煞老夫也，快快如实道来！”

我从包里捧出蒋光慈早年在亚东书局出的《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和鲁彦的《童年的悲哀》，遮挡着，一点一点摊开展示给老头儿看。老头儿果然双眼一亮，一把抢去，啪嗒拉开台灯，在灯下翻过来掉过去地端详，嘴里喃喃地说着：“不错，就差这几本了。”

见他如醉如痴的样子，我也备感欣慰，眯眯笑着，两条腿悠然地颠蹬着，像是戏迷在欣赏名角做戏。为犒赏我，老头儿给我倒了一杯白开水。我知道老头儿的性子，有点儿怪，见谁喝一杯可乐或抽一支“三五”，就说人家和平演变了。所以，有白开水喝，便已不错，属于破格提拔了。

然后，老头儿就追问，书是从哪里淘换来的，又问花了多少钱，我一五一十告知于他，老头儿仍是不依不饶，直问得我答不上来为止。“真不敢相信，得来的竟这么容易。”老头儿是想笑的，可是笑不出来，眼圈倒湿润了，嗓音嘶哑地说，“我为这几本书，花过多少心思，费过多少口舌，跑过多少腿儿……”

我问：“难道您不高兴？”老头儿独身一人，一箪食，一瓢饮，屋内摆设至今仍保持着“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遗风。许是受了老头儿的感染，我心境也不免纯简而端然许多。

“如愿以偿，当然高兴，高兴极了。”老头儿说着，声音已是颤颤巍巍，“只是来得太突然了，我一时还反应不过来，跟白日做梦一样。”

“您辛辛苦苦收集，收集这些左翼作家的书长达三十年，就差这么几本了，”我说，“而今总算功德圆满，终于可以睡个踏实觉了。”

“终于齐了，终于收集齐了，你小子说得在理……”老头儿摩挲着他的藏书，表情比神甫祈祷时还庄严神圣。房间里，贴墙环立了十余个书架，书架是特制的，宽大，高至屋顶，若取上端的书，须登梯才够得着。架中的书除了初版本而外，还有影印本和手抄本，都是心血。

老头儿小心翼翼地将书插进书架，仍迷醉般地抚着书脊，仿佛抚着葳蕤花叶。老头儿很君子地回赠我一本萧红的文生版《商市街》和一叠民国初年的藏书票。萧红和藏书票都是我喜欢的，我觉得挺划算。

我以为我这次是给老头儿帮了忙的，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把我搞糊涂了，糊涂得不知自己办的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有一个男人说是你的老同学，找你，他叫赵楚。”罗素的电话竟打到许佩祈那里。

赵楚是我十年未谋面的同窗好友，一起没少淘气，登时诸多儿时的温馨涌于心头。我一边匆匆往回赶，一边嘱咐罗素：“叫他等着我，马上就到。”

见到赵楚，真有点儿动感情——十年不见，黑了，瘦了，沧桑了。拥抱一下是一定的，然后促膝而坐，我连珠炮似的只顾嘘寒问暖，毕竟久了，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大概罗素还没见我这么兴奋过，饶有趣味地在旁看着热闹。

赵楚倒显稳重多了，浅浅地笑。趁我沏茶倒水的时候，他才开口说话，“已经混成老板了，看来，你经济状况不错。”我忙说，“托您的福，还成，还成。”跟着，他从公文包里掏出许多的表格，摊在我面前——

这是什么？我正诧异间，赵楚已把钢笔备好，用牙咬下笔帽，硬塞进我手里，说道：“有俩钱，别乱花，多想想身后事是正经。这是保险单，我建议你，买一份人寿保险，将来老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之后，又滔滔不绝地讲起上保险的种种好处，抑扬顿挫，激昂非常。

“还是老朋友替我想得周到。”我草草签了表格，推一边去，也好继续畅叙友情。我最关心的是那些老同学这个如何、那个怎样，连罗素几次在桌下踩我的脚，都没去理睬。

赵楚把表格上下审阅一个够，又指点我改动几处，才精心收起，如释重负般地吁出一口气：“你把款子准备好，改天我来取。”说罢，竟坐也不坐，拍拍我的肩膀，要走。

“老九不能走啊，我弄些酒菜，咱们聊个痛快多好。”我挽留再三，赵楚还是走了，这让我很失望。

“你不知道，小时候我们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光屁股的交情。”我仍然意犹未尽，无限感慨地对罗素说。罗素却使劲儿撇撇嘴儿，一脸的不屑，“万喜良，傻吧你！”

咦，什么意思？今天阴转多云，罗素也显得反常。这时候，我养的那只鹦鹉突然仿着孔乙己的腔调说了一句：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店堂里的仨俩顾客都笑了。这是我精心调教的，绍兴口音极纯。可惜，就会这么一句。

罗素掀开记事簿，跟我交代我不在时谁取走什么书，谁又托我找什么书，还有工商局要我们订阅什么报，虽琐琐碎碎，但她都打理得清清明明。幸亏有她相助。

在我粘补残书的时候，宣纸、胶带及糨糊摊一桌子，罗素照例是该出手时不出手，兀自托着腮凝望一处，若有所思的样子，很是冷艳，像胡兰成说张爱玲的那样：她完全是理性的，理性到如同数学，而她的艳亦像数学的无限。因为是周末，甜妞来电话说要过来吃饭，电话虽是老式摇把的外壳，机芯却是新的，可还是嘎嘎的响，须大声才听得到，罗素这才竖起食指在嘴边，示意我小声点儿。

“其实，她并不适合你。”冷不丁，罗素丢出这么一句，我知道指的是甜妞，待闻其详，她又不语了，仍是托着腮的架势，宛若临水照花人，不过，仿佛隔着厚厚的雾。

我们——我说的是我和甜妞，此时此刻，刚吃饱，面对面坐着，听米卢在电视里兜售他的“快乐足球”。指望我跟她两人并坐一起看看书或手牵手逛逛街，简直是不可能的事。除了做爱，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充满着世俗的平和，才是她的所爱。

我以为太过庸常。

这些年，若即若离挂牵着，两人的情感发展史总掀不到新的篇章，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我知道，她是个表里不一的女孩儿，老是嘴上说的一套，心里想的是另一套，用“一半火焰，一半海水”来形容似最为恰当。我认为是一种恶习，纵容不得。有时她生气，明知哄哄就好，也偏不。

碗筷收拾停当，赶紧上床，这已成为例行公事。忙着去淋浴，浴后我就这么赤条条地在屋里荡来荡去，甜妞笑我是暴露狂，我亦笑，笑她有窥阴癖。她洗澡总是很慢，用时竟有阿杜个唱音乐会那么久，让人生急。

“哎呀，我忘了把红烧鱼撂冰箱里了。”正在有伤风化的时候，她突然想到。

“别去管它！”我不想这么快就下欲望号街车，问题是——还没到站呢。

“不行，会馊掉的。”她硬是推开我，匆匆去了厨房。

床一下子宽敞了。我汗津津的躯体骤然间冰冰凉，好似兜头一盆冷水，把那种叫欲火的东西浇灭了，连灰烬都已不见，高涨起的激情，也一直跌落到太古洪荒里。

甜妞回来，脸上是那种如释重负的表情，见我静静地瞅着她，颊上红一红，忙忙地去遮盖阴部，上床来赶紧钻进毛巾被里，连头也蒙上。

“继续吧，死死地盯着人家做什么？”因为口鼻掩在毛巾被里，声音也就瓮瓮的，像早期电影译制片的画外音。

“先歇歇。”我已经冷却下来，心也似乎变得苍老许多，好像长了胡子。

“你这个大色狼，装什么装，你不要拉倒，不要以为我会来求你。”她用毛巾被劈头盖脸地把我俩包裹起来，腻在一处，她的身子很烫，烫得巫山云雨，然而，我的精神彻底惺忪迷离了，虽吻着她，阴茎却睡着了。

甜妞入梦了，我却失眠，到阳台去，俯视着下面一条条同样失眠的街道。

我去看母亲，却没有进屋，只把给母亲买的礼物放在家门口，按一下门铃，就走了。一年中于某一人总有一个特殊的日子，那就是生日，而我则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这个特殊的日子应该是属于母亲的，那一天，痛楚、愉悦和幸福都是她的——今天就是我的生日。

母亲是毛泽东时代的女性。“怀你的时候，我们钢厂正在搞大会战，加班加点，生你的前两个钟头，我还在广播站广播挑战书呢！”母亲说这些的时候，自豪得很。

在大学里，我最陌生的怕就是教室了，总是躲在宿舍读郁达夫，是郁达夫引我走进三十年代的疏淡轻烟之中，竟寻不到回来的路。母亲来宿舍，见我痴迷于书，只说“读书好，读书越多越好，”把带来的奶粉、辣酱什么的撂在桌上，便回。

毕业后，搬出来住，每次回去，母亲都烧火做饭、汲水洗衣忙个不停，忙碌间，仍有着那个年代才有的飒爽英姿，只是鬓发斑白了。我于心不忍，劝她歇一下，她连说不累。想她自父亲地震遇难之后，辛苦抚养我们哥俩，越发不愿再让她操劳。拦又拦不住，心里就酸楚得不行，几天都平静不下来。

于是，我尝试着把母亲从厨房拉出来，一家三口，在附近的小川菜馆去吃饭，少受些累。母亲竟变得挑剔起来，嫌这个菜寡淡，嫌那个汤太咸，其实，我知道，她是嫌贵——她勤俭惯了。最后一回，她干脆去也不去了，我和弟弟怎么劝都没用，她就那么执拗地坐在床上，光阴在她的两颊徘徊。

所以，我生日的这天要母亲安静，不打扰她，懒懒地睡一觉也好，散漫地晒一晒太阳也好，或跟其他老太太一道去扭秧歌、打麻将也都好……

“妈，见到我给您熬的黄花鱼和清炒虾了吧，尝尝吧。”下楼，我像个顽皮小子一样一边踩着马路牙子走一边跟母亲通了一个电话，“这是我的手艺，照着菜谱操作的。”

“儿子，你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吗？”母亲问我。

“嗨，小小年纪过什么生日，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哪，再说吧。”我故作洒然地说，这时候，恰好有公交车过来，我便跳上去，又与母亲说三道四一阵，才挂掉电话。

其实，我跟母亲说的话，都是昨晚甜妞说与我的，听时很有一些逆耳，心里就系上一个解不开的疙瘩。原以为她会建议我举办一个生日派对什么的，看她这样冷漠，不免小有失落。

“我就不过生日的，老了，到五十岁以后再过也不迟。”甜妞心思的不细腻，由此可见一斑。说罢，她掉过头去，又睡。她睡觉时喜欢蜷缩着身子，像个婴儿。

书店窗外的梧桐叶都绿透了，绿得书店窗内也是一片诡奇谲变，朝气浓得化不开，我连取书都是脚步轻快的。听到门铃响，头也不抬就是一声“欢迎光临”，这是我从麦当劳快餐店学来的，声音甜而腻。来客倒笑了，却原来是汉奸，仍旧是那么衣冠楚楚的，特人模狗样的。

“得了什么稀罕宝贝，这么喜兴？”我见他手里拎着一只精美的塑料袋子，很珍惜的样子。

“给女朋友买的芭比娃娃，”汉奸说，“她就喜爱这些孩子气十足的玩意儿。”

“好好珍惜她吧，别丢了。”汉奸的女朋友我是见过的，公务员，生就一张玛丽莲·梦露一样俊气的脸，汉奸把她领来的时候，她就小鸟依人地站在一边。不过，小鸟是长着翅膀的。

“我会珍惜的，”因是说到心爱的人，汉奸一脸的春色，“昨天，我们老板池田先生请客，我还是拉她一起去的呢。”

汉奸来，多是为他的老板跑腿儿。他的老板阅读范围很窄，似乎仅限于抗战年间的沦陷区文学，比如张爱玲、穆时英、予且，沈从文是不看的，叶圣陶也是不看的，显见是一个天性挑剔的动物。

“这回，有什么书可以推荐给我？”汉奸趾高气昂地说，“尽管把压箱底的东西拿出来吧。”

“去拿一本《结婚十年》吧，苏青的。”我指点最靠里边的一架书，让他自己去取，“有人拿周作人跟苏青做比较，说周作人写得平实而清淡，苏青写得则是平实而热闹。”

汉奸站着读，只掀几页就说好，他连连跷着大拇哥，很业内的样子，其实，除了畿米和朱德庸的漫画，他看过的书少而又少，没少看的倒是三级片，光着腚做俯卧撑的那种。我说：“只有你的那个大日本皇军说好才算数，你说好——那是扯淡！”

“谁说的？”汉奸以为我侮辱了他，竟脸红脖子粗，“我看好的，池田先生也必会说好，昨天喝酒的时候，他还一个劲儿搂着我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啊呸，你以为你是谁！”我简直笑得不行，差一点儿吓跑一个刚进来的顾客，那是个学生，瞪着小兔子一样惊惶的眼睛，看着我们。

汉奸被我笑得有点儿狼狈，赶紧解释说：“这话是他喝醉时说的，玩笑而已。”

店门被推开，罗素来了，而且手里也拎着一只精美的塑料袋子。我和汉奸停止了说笑，像三毛学生意似的认真地一买一卖起来，汉奸走了之后，我才发现罗素今天竟穿一身职业套装，颜色深深的那种，反而倒把她映衬得灿若桃花，热力四射，尽管脸上依然是冬天。

“老板，来一下，”正想跟罗素说点儿什么，有顾客招呼，我只好过去，那人神经兮兮地问：有黄色小说吗，《肉蒲团》、《痴婆子传》那样的？我说：过一阵子，我给你写一本。对方笑了，有几分腼腆。

店堂清净下来以后，我把这个说给罗素听，我猜，那一定是个民工，罗素却说：“我看是大学教授——无疑！”

“大学教授怎么会变态成这个样子？”我一边把才从废品站收来的旧书摊开来分类，一边继续刚才的话题。书是残的多，因潮湿而走形，须先放进微波炉里消毒，然后用熨斗熨，再然后像裱画一样的装裱粘补，很是麻烦，好在我有耐心。

“是民工，他解决下半身欲望的途径更为直接，要么去找职业卖淫妇，要么去勾搭半老的风流寡妇，”罗素说，一副慢悠悠的，若是再叼个烟斗，就跟大侦探福尔摩斯差不多了，“而大学教授则不然，对前者是不屑，对后者是不敢，只好溜达到小说的性描写中去意淫喽。”

“小罗，这好像是俞平伯的书！”我捧起一本撕了封面的书，书钉已经锈蚀，纸张也就散落得没了秩序。

“没错，”凌乱中，罗素把零碎纸张一页一页拣起，说道，“是俞平伯的《杂拌儿》，开明1928年初版。”

对修理残书一道，我有信心，只要不缺胳膊少腿儿，全须全尾，经我一番梳洗打扮，保管可以“一倾倾人城，再倾倾人国”，绝对能嫁个好人家，瞧好吧您呢。

小心地翻阅着这些散页，绵绵的情致恍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涟漪，静雅地漾漾。我就兴奋得不行，抚开纸张上皱褶的时候，手都抖。

修一本书，比印一本书要难得多，每一页道林纸都得洇湿，用干毛巾抚平，再阴干，急是急不得的。罗素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看着我做这些，烦并快乐着。

“我们学校中文系有个教授，去南方开学术研讨会，潇洒时，有脱衣舞女拉他的生意，他就把她带到宾馆里。”我干活儿，罗素就在一边给我讲他们学校的趣事，“结果呢，他并不进行实质性接触，而是问这问那，还给脱衣舞女大讲贞操之必要，最后脱衣舞女终于忍无可忍，反从自己兜里掏出几百块丢到教授脸上，就要走，他拦着……”

“接下来呢？”我对这个故事有了兴趣，撂下手里的活计，听她说。

“接下来他还是把她睡了。付款时，硬是赖掉五十块。”罗素的嘴角含着一丝冷笑，仿佛贴身丫鬟笑话千金小姐赤着脚，忘了穿绣花鞋似的，“这位教授简直丢掉了知识分子赖以自豪的一切。”

“我靠，甚至包括尊严的底线。”我历来鄙视这种又要游戏，又不遵守游戏规则的家伙，不管他是教授还是的哥，一概红牌罚下才是。

“天晚了，不陪你白话了。”罗素突然起身，把她拎来的那一只精美的塑料袋子推给我，我问是什么，她只是眨眨眼，说了句自己看，便一阵风似的飘然而去。她的眼，好似一部无字天书。

还是好奇心盛，净了手，赶紧就去将袋子打开，竟是一盒生日蛋糕，还有生日卡以及生日卡上祝福的话。一股奶油的香气袅袅地弥漫开，连笼中的鹦鹉都直咽唾沫，先就掰一块喂它，免得它闹。

离开店，我差一点儿找不着北。

这天，电话铃响时，我正在冲澡，铃声很急很有脾气。怕耽误事，就裸着身子跌跌撞撞地跑出来接，却原来是柳彬，嘿嘿笑着说他在山西段黄河岸边搭起的帐篷里。

“这里的黄河水急浪高，风声雨声，壮观极了。”我冷，顺手扯过一条被单裹在身上，听他说，“没电，我点一盏马灯，喝酒，吃驴肉干，还有当地的一家媒体记者陪我。”

“男的女的？”

“我从不接受男记者的采访，女的么，正好红袖添香。”电话里的噪音虽然挺大，还是能听出他的风光无限。

“你又把人家睡了吧？”

“天生尤物，风情万种，我可是从来舍不得糟蹋东西的，不睡，可惜了。”说罢，又放肆地笑起来。

撂下电话，我就接二连三地打起喷嚏来，赶紧擦擦湿淋淋的头，钻进被窝蜷缩着身子，暖和暖和。柳彬这个混蛋，只顾自己抒情痛快，差点儿断了卿卿性命！

煮了一大杯咖啡，拈开台灯，趴在床上看书，我没有端坐看书的良好习惯，写字也这样，甜妞说我酷似癞蛤蟆。我床头堆着的净是《西谛书话》、《晦庵书话》和《榆下说书》之类的书，因吝惜书，从不在书上折角，要紧处便夹一片枫叶，当书签用，书签夹多了，书就显得特厚特臃肿。我一直幻想着写一本《贩书偶记》那样的书，将经过见过的书人书事记下来，其实也为记下人世间的眷恋和缱绻。

看书的时候，我总不停地抽烟，烟盒一撕两半，让烟卷随意摊开来，抽时伸手一够就能够着。

我的本能告诉我，只有书才能伴我一生，才能让我真正快乐。记得在大学里，我曾宣称自己毕生追求的只有两种东西，就是性与艺术，同学们无不以为我前卫而疯狂，几年过来，我才知道，性并不代表女人，艺术也不都藏在象牙塔里，爬上去便可获取，事情远没那么简单，弄不好会走火入魔的。而书呢，仿佛是一群牛仔裤和超短裙之中的一袭蝉翼纱的素白旗袍，清幽典雅，历久弥香，到拄拐杖的年纪，仍能记得起。

我把我的想法说给甜妞，我说我要开一家我理想中那样的特色书店，终生与书相伴。

“简直是异想天开。”亏她还是纺织工学院毕业，竟一点儿不懂我。那次，我去苏州冷摊收书，摔坏了腿，躺倒不能动，她还轰轰烈烈地批判我一通。我辩说：当年邵洵美开过书店，姚蓬子开过书店，连写《性史》的张竞生也开过“美的书店”……

“叫我说你什么好。”甜妞只是摇头，就像见一个关东大汉在用高脚杯喝陈年花雕，怎么看怎么别扭。

兜里有了些散碎银两之后，我就把“油纸伞书坊”开起来，她竟没有任何表示，事不关己的样子；言来语去地撩拨她，也是浑然不觉。对此，我极为不满。我是表面上强梁，其实内心像青花瓷器那么脆薄，碰一碰，就痛。

书坊开张不久，进来一个时尚女孩儿，翻翻看看，打了个响指，说了句，“这书店，我喜欢，”她要留下来。我心里说了句，“这女孩儿，我喜欢，”于是，我就答应把她留下来——这个女孩儿就是研究生罗素。

一晚，想了甜妞，又想了罗素，就没了睡意，思绪麻一样的乱。明天还要早起，我默诵着崔健同志的歌词：该让我听见水声听见鸣叫，该让我舒舒服服睡个好觉……梦神果然就来叩门了。

转天晚上，罗素约我跟她一起参加一个派对。

这个派对叫“长传冲吊”，我还以为是球迷的聚会呢，陪着罗素到了那里，才知道不是。钢琴师弹着没有脊梁骨的曲子，纸醉金迷间泛着轻佻，泛着石榴裙香，浓浓重重的一股子布尔乔亚气息扑面而来。宾客也俱是鸳鸯蝴蝶派小说里的人物，端着酒杯晃来晃去，晃得人眼晕。

我问罗素：“主人是谁？”

“喏，那位——”罗素带我跟主人见面，是一个嫁到巴黎没几年又回来的舞蹈演员，虽然看上去她那精加工过的脸神采飞扬，但掩盖不住五官周围恣意挥洒的真草隶篆。

罗素特意穿上一件白色纱裙，素素净净的，只有一个草书的汉字“竹”绣在前襟，红得醒目。而我依然是一贯的装束。来之前，罗素问过：你仅有这么一身衣服吗？我说：还有好几身呢。于是，她陪我回家去换，拉开衣柜一看，那几身也都是白T恤、绿军裤，就说道：算了，就穿这身吧，也挺酷的。

这里的氛围显然不大适合我，罗素让我坐在靠角落的一张空桌旁，塞给我一杯波希米亚餐酒，就忙着四处应酬去了，灵巧飘忽得好像一条鱼。

灯光暗淡，暗淡地辉映着一张张用酒染过的红褐色的脸。远处有一对对舞者游弋。女主人几次过来招呼我，“这里的女孩子挺多的，可以跟她们去聊聊。”

我说：“静静坐着就很好。”这时候，装饰得很戏剧的大厅里，开始缠缠绵绵地荡漾起性欲的涟漪，旁边那桌已有人在接吻，动的是嘴，身子则久久地保持着静止状态。我直担心，跳舞跳累的人，稍不留神会拿他们当石头雕像，靠一靠。

坐久了，想活动活动，不意竟在楼梯拐角撞到一对站着搞行为艺术的男女，他们倒无所谓，狼狈的是我，跑得落花流水，他们继续他们的高难动作。过来过去的人，一律视而不见，倒显得我少见多怪了。借用穆时英的话说：这样的晚上，是没有理性的日子，是法官也想犯罪的日子，是上帝进地狱的日子。

有点儿腻了，后悔非要跟罗素来。音乐转换成华尔兹的时候，一位戴眼镜的小姐邀过我，年轻轻的，脸蛋子竟粗得像牛皮烫金封面，实在让我打不起精神来，也就作罢。

罗素回来时已是醉醺醺的了，脸上的硬件软件都仿佛让酒精泡过。我问她去哪儿了，用这么久。她想妩媚地笑一笑，可惜五官不听话，“你甭管，再给我拿两杯酒来。”她说。

我乖乖把酒拿来，她端起一杯一扬脖咕咚就下肚了，咂咂嘴说：“他们说我是白雪公主，你说是吗？”

我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也许她并不需要我的回答，跟着又去端酒又要喝，我拦下了，发现她的颊上有泪痕，显见是刚刚哭过的。我问她要不要跳跳舞，散散心，罗素就使劲儿摇摇头，暗暗欷歔，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那般无助。我抚一抚她的肩，我能做的只能是这个，只能抚一抚她的肩——这是经典电影里的经典画面。

她长长的睫毛湿了，像雨滴洇在荒草上，“为什么总是这样，总是找不到一方天地来安置我漂浮的心？”

话说得有点儿辛酸。此时客厅的灯盏更暗了，恹恹的像一张泼墨的宣纸，一笔一画全是颓废。她的感慨不过是情场失意的浅斟低唱吧，我想，说深说浅都是错，只好调侃一句：“剪不断，理还乱，是私情。”

“呸，你！”听我这么一说，罗素不禁笑了，是破涕为笑的那种。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收拾好心情，重新上路就是了。”我又说。

“问题是老这样迎来送往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她叹了一声，满脸的故事。

“你是担心自己嫁不出去吧？”我刺她，她居然没听见似的，只是嘟嘟囔囔地讲着，如耳语，大意是说有一天她突然迷上了一个三十岁的男生，因为他身上散发着一股子蜂蜜的味道，好上大半年，才发现他是个自私自利的家伙，而且财迷。迟疑了一段时间，终于决心离开他，让他回到他的老婆孩子身边去了。

“哦，他是个有家室的男人？”我愕然。

她翻翻眼皮，说道：“未婚的男人大多是低能的男人，别人不要，我凭什么要？我又不是接收大员！”

“看来，你对第三者插足有特殊的爱好。”我冷嘲热讽了一句。

她想反驳我，正好有成双成对告辞的人从身边过，她就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说：“我们也走，我不想再见到他。”

坐在出租车上，我问她要去哪儿，她信口说去你家，然后就把头枕在我肩上，阖上了眼睛。街上的霓虹灯光一闪一闪地映在她脸上，文静得看不出七情六欲来，可是她的手却蛇一样的伸进我的衣内，用指甲轻轻划着我的胸口……

进到我屋里，罗素三下五除二地脱去裙衫，白晃晃的一条，跟着又蛮横地来解我的裤腰带，嘴里还不住地用英语吵吵，我不懂英语，我却知道那是一句很粗的话。

我说：你是醉了，改日吧。罗素推我倒在床上，呼呼喘着说：“我就要今天开始我的新生活。”成语“气势汹汹”恐怕就是用来形容她此时此刻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