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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喜欢清静，我却不喜欢，太清静了就离倒闭不远了。”酒保又灌下大半杯黑啤，说道。

“没那么悲观吧，老大。”我对他说。那边一桌向我招手，让我过去，是两个三十多岁的大姐大，都打扮得特漂亮，漂亮得一看就知道是美容师做的手脚。其中一个说，“一起来聊聊。”另一个说，“我得请你喝一杯。”我就在她们对面坐下来。

言来语去，我知道了她们一个是护士一个是银行职员，经过短短的拘谨之后，熟了，很快就天南地北起来。不过，奇怪的是，她们都只对我谈，相互间倒没什么话，而且似乎还很陌生，我禁不住好奇，就问了一句。

“说起来简直是个笑话。”银行职员告诉我。

原来她们是从网上认识的，暧昧了好几个月，都以为对方是异性，所以越谈越起劲儿，随着感情的逐渐升温，谈的话题也私密起来，以至难解难分。这时候，两人都认为时机成熟了，可以露出各自的庐山真面目了，看对方跟自己的想象有多大的距离，于是就满腔热情而来，接上头以后，两人都傻眼了，竟是同性！

笑一阵，我又给她们讲了几个比她们更尴尬的网友故事，她们也笑，就释然了。随之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两人相互揭发对方说的那些肉麻话，特酸的那种，有好多是从三毛和亦舒那抄来的。现在再提起来，她们都害臊得不行，恨不得钻桌子底下去。

幸亏我没有网上聊天的瘾，我暗自庆幸。她们俩已经有了醉意，非要唱歌，酒保翻出一张邓丽君的碟片，让她们唱。我对邓丽君没兴趣，就想逃之夭夭，两个大姐大不放我走，说是要男女声小合唱，刚好这时候我来了电话。

声音是陌生的，可是特别和气，我们客套了半天，我才问，“您是哪位？”对方赶紧报了姓名，我突然想起他就是“去武汉实习”女孩儿的男朋友。他说他们有个活动，邀请我参加，罗素也去。

“你是说现在吗？”我嫌晚。他说就是现在，现在正是午夜摇滚的黄金时间，还说让我准备一下就在门口等，他们来车接。我本想拒绝的，可是不好意思，只好答应下来。我走出酒吧，尽情地吸了一口都市夜晚的空气，空气里有一股腐烂玫瑰的味道。

午夜摇滚是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幽暗而又宽敞，四处布满了蜘蛛网，显然是个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人挺多，柱廊上挂着几只探照灯，来回摆动，炽热的强光下是一张张年轻的脸，我想，这是一群麦田上的守望者。

“你怎么才来！”罗素和“去武汉实习”的女孩儿把我引到一个稍微空旷的地方，身后满是油桶和集装箱。这时候，景布上用幻灯打出切·格瓦拉的头像，切·格瓦拉的背后是广袤的南美丛林，罗素说这是她用电脑合成的。

没有开场白，重金属乐器骤然轰响，猝不及防，差点儿震破了耳膜。几百个观众随之欢呼起来，跟着扭动，口哨声也此起彼伏，仓库立刻成了一个巨大的蜂巢。

舞台是用木箱搭建的，乐手在上面跳的时候就格外小心，生怕踩漏了。“去武汉实习”女孩儿的男朋友是个贝司手，好像弹得还不错。他们唱的大多是披头士的歌，也有“文革”当中的比如《东风吹，战鼓擂》之类的，气氛十分火暴，下面的人虔诚而狂热，像是在举行盛大的弥撒。这是极具感染力的氛围，我自然也不会例外，也随着节奏跳跃着，偶尔还参加伴唱。

只有这时候才能理解什么叫做喧嚣与骚动，人们相互碰撞着，谁踩了谁也不去理会，台下的人甚至比台上的人唱得更投入更声嘶力竭。有的人还哭了，哭得泪水涟涟，我却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懒得去知道。

歌手累了，企图借跟观众交流的时候歇口气，台下就喊：“去你妈的，废什么话，快唱！”

于是，都喊“快唱，快唱”，罗素也跟着喊。

歌手就又唱起来。

“去武汉实习”的女孩儿挤过来，给我们送矿泉水来，还是冰镇的，我们咕咚咕咚灌下去多半瓶，罗素把空瓶子使劲儿朝前面扔去，引起一阵叫骂。

罗素问我热不热，我说热，跟钻进了火炉子里边一样，罗素说，把衣服脱了吧，我就脱了，回头一看，罗素上身也脱得只剩下一只小得不能再小的乳罩了。

“小心咱们家的好东西让人家瞧去。”我说。

“丢不了，我也上保险了。”我四下看看，确实没人注意这边，都全神贯注地盯着台上。我前排的两个女孩儿更彻底，脱得只留一条三角裤了。

“你要有兴致，也可以上去吼两嗓子，我跟乐队的都熟。”罗素一边跳着，一边对我说。我看见她的乳房小白兔一般的上下颠簸，喷薄欲出，直替她担心。她见我的眼神不大对劲儿，就拧了我耳朵一下。

天太他妈的热，我只能像离了海水的游鱼一样，张大嘴巴，贪婪地呼吸着，空气是浑浊的，身体也是浑浊的，汗水腻在皮肤上，仿佛笼罩了一层浓雾。

我牵着罗素的手，出来换气。出来换气的人还挺多，不过，换气的方式有点儿特别，都是嘴对着嘴，不用说，那都是一对对的恋人。这个浮华的夏天，似乎每个人都在恋爱，都在接吻，都在明目张胆地干着奸夫淫妇的勾当，正像百名歌手唱的那样：让世界充满爱。爱吧。随便爱。

我和罗素溜达着要找一家大排档，或是一个小摊子，吃点儿东西，肚子饿得咕咕叫，叫得极有节奏感，好像是四二拍，是进行曲的速度。

已经夜半三更了，一无所获是意料之中的。还是“去武汉实习”的女孩儿找到我们，说午夜摇滚散场了，要我们跟乐队一起宵夜。女孩儿以罗素男朋友的身份把我介绍给大家，就在刚才唱歌的台上，我跟他们一样席地而坐，喝酒，吃烧鸡。

鼓手不知为什么总是盯着我看，这家伙黑灯瞎火的还戴着一副墨镜，一顶牛仔草帽，打扮得像个西部流氓。他突然过来，一惊一乍地说，“你是万喜良吧，中学七班负责板报的那个？”我眯着眼打量他半天，认出是中学的一个同学，名叫徐克。不错，就是他。

上学时徐克以打架斗殴驰名于校内外，最大的特点就是打起架来不要命。我呢，是不显山不露水的那一路，属于蔫儿坏。他说他一直在找我，找我参加每个月举办的同学会。我说没问题。来，干一杯。

和徐克少不得搂着肩膀来一通忆苦思甜，一吐肺腑之言。我又拿他的墨镜和草帽开玩笑，他说有一只眼睛小时候打架打瞎了，所以戴眼镜，至于那顶草帽，则是遮羞用的，因为他过早地谢顶了。他的话，引起一阵哄笑。库房灭掉灯光照明，显得爽快多了，甚至有点儿阴凉，使我连连打喷嚏。

徐克掉转枪口审问我，跟罗素是怎么勾搭成奸的，我就一五一十地如实交代了，争取个好态度。大家都对罗素起哄，罗素居然红了脸，拿易拉罐丢他们。还跟我揭徐克的疮疤，说他总喜欢用乱七八糟的材料做衣服，要那种奇装异服的效果。徐克去捂她的嘴，不让她说，她躲到我的身后，继续讲，一次，徐克搭上一个小妞，带回家，脱衣的时候那小妞一见他的内裤，妈呀，立刻吓跑了。原来他的内裤是用泰国香米的包装袋做的，内裤前面赫然写着净重三十斤。

徐克让大伙笑得抬不起头来，他开始反攻了，刚说一句，罗素就拖着我的手跑开了。

我们爬到集装箱的顶上，铺上两张破报纸，仰面朝天地躺下来，伸伸僵硬的腿。罗素说她真想这么睡去，太倦了。其实，我也想，可是怕一觉醒来受风着凉，弄个嘴歪眼斜就惨了。所以，我们不能睡，我们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你猜，他们现在干什么呢——我是说徐克他们。”罗素侧过脸来问我。她不是用手而是用手腕托着下巴，葡萄珠似的眼睛滴溜溜转着，活像一个可爱的小巫女。她问的问题我答不上，就摇摇头，我对他们的生活习性就像对鲸鱼的生活习性一样的不了解。

“哎呀，要你猜你就猜嘛！”她说。既然非猜不可，那么好吧，我猜他们在洗澡，在打牌，或者在策划反恐行动……

“笨死了，我告诉你，现在他们在睡觉！”罗素戳了我脑门一下。

“不会吧，刚才他们不是还欢实着了吗，这么闪电？”我不太信。

“谁像你，睡个觉还要数羊，还要吃舒乐安定，”罗素用鼻子哼了一声，“你要天天都参加午夜摇滚，保管你躺下就着，一觉睡到大天亮！”

“当真可以那样，倒是一种幸福了。”似乎从十九岁或更早，失眠就一直困扰着我。

罗素偎过来，把手搭在我的腰间，说道：“你知道吗，你跟我刚认识的时候不一样了，你变了，”“是吗？”我问。“那时侯，你像个小老头儿，天天钻在故纸堆里，你现在年轻多了，也朝气蓬勃多了，改变你的是我，你承认吗？”罗素的手像鸟，围着我的身体飞来飞去，一会儿落在这，一会儿落在那，特痒特像“麦当娜”舔我的脚心。

罗素说的这个是我想过的。如果让我自己评价过去的自己，我觉得我更像罗亭，就是屠格涅夫笔下的那个罗亭；说到现在的变化，确实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现象，我不知是该高兴呢还是悲哀。若是罗素从没出现过，若是我依然和甜妞在一起，我会是什么样子？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我绝不会大热天的跑到一个废弃的仓库里参加什么午夜摇滚，以至于累得骨头节生疼。一边瞎想，一边从裤兜里掏出烟来，烟已经压瘪了，我点上一支，冉冉上升的烟雾不时地变换出各式的几何图案。

罗素抢去我的烟，掐灭，远远丢掉，然后像个母猩猩似的抱紧我，吻了起来。每每到这时候，我就什么想法都没有了，大脑一片空白，只有任凭自己沉沦下去，沉沦到温柔乡的花团锦簇之中，找不着北了。每每到这时候，我们仿佛生活在另一个行星上，照耀我的是另一个太阳。

那个愤怒的英国青年约翰·韦恩，在他不怎么愤怒的时候曾经这样形容过一个姑娘：她大概是一位耐心的老艺术家用一整块象牙精细而又充满慈爱的雕刻出来的。罗素就是这样的一个姑娘，特别是在她赤裸着的时候。我们相互用嘴满足了双方，在激情的甬道上徘徊了许久许久。

罗素坐起来，像婴儿哭泣般地呻吟了一声，甩了甩头发，说道：“真他妈的过瘾！”

我俩踮着脚尖溜出仓库，乐队的人浑然不知，他们都已睡了，横七竖八地躺在台上，天井上还亮着一盏舞台灯，闪烁着蓝幽幽的光，投射在他们的身上，看上去他们特像童话剧里面的小动物。罗素想跟他们搞一点儿恶作剧，拧拧耳朵捏捏鼻子什么的，让我拦住了，径直来到大街上。

大街是睡着了的，道边树也在打盹。我坐着罗素的摩托车，头盔也不戴，在柏油路上横冲直撞地呼啸而过，把树下纳凉的人们惊醒了，骂我们是土匪，罗素就说，我们就是从威虎山下来的土匪。

到家，给车熄了火，我们抢着往楼上跑，进屋，又拼命抢卫生间，最后还是一起冲了澡，好歹擦干身子，睡衣也不穿，就这么君子般坦荡荡地爬上床，很快地睡去了。

醒来时，罗素还香甜地睡着，我给她盖上了一条毛巾被，拉开窗，换换空气，然后，端着一杯咖啡打开电脑，看邮件，我发现，两天的时间里，王鹤生竟给我发了七八封信，内容只有一个——他要离婚了。

原来，他的妻子不久前病了，是乳腺癌，只好去医院做手术，术后，美丽的乳房没了，变成了不美丽的疮疤，他的妻子自然很气馁，甚至很自卑，因此，性情大变，喜怒无常。他只得躲出屋去，清静清静，妻子又疑他移情别恋，见他与女人往来，就醋性大发，摔盆打碗，闹得不亦乐乎，把他折磨得都想去投河自尽了。

上个月，为散散心，他跑到新西兰去玩两天，结果发现他的妻子竟跟踪他。“这日子没法过了。”他说。“什么也不是的东西，什么也不是地一股脑儿没了，在什么也不是的东西和什么也不是的东西之间，有着什么也不是的关系。这句话你觉得耳熟吧？不错，这是谷川俊太郎的一首诗。我老婆就是这样，她偏要以为什么也不是的乳房一定跟什么也不是的爱情和婚姻有必然的联系。”他又说。

这时候，罗素也醒了，我看着她打哈欠、伸懒腰，然后走进卫生间。风景画从画框里跑走了。我给王鹤生回了一封信，无非是一些安慰的话。罗素洗漱完毕出来，就趴在我的背上看我写信。我问她早餐吃什么，她说随便好了。

在我进厨房准备早餐的时候，王鹤生又来信了，我就让罗素先吃，自己赶紧去看他都说了些什么。

他说，他们已经办妥了离婚的一切手续，他把房子留给了前妻，自己搬到另外一个牧场去。对这样的最终结果，我无话可说，也无权去说，我只是有点儿替他难过，更替他的那位阿姐难过。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通信了，自此，他是音讯全无，仿佛石沉大海。不知道他现在好不好，是不是一样没烦恼……

“万喜良，你再不来我就把所有的食物全部吃掉。”

罗素叫我，我便匆匆地与他告别。不管怎样，王鹤生的爱情悲剧还是给我的好心情投下了一道阴影，我尽管使劲儿地咀嚼着罗素硬塞进我嘴里的煎蛋和薯条，但顺着食道咽下去的时候，觉得不是味，有一种变质的感觉。

“你不开心？”罗素问。

“没有。”

“你们刚才通信时说些什么，对不起，我知道我不该问，可是……”

我把王鹤生的事情全盘跟她说了，我实在不是一个可以藏得住秘密的人，如果将我比做容器的话，我一定是容量最小的那种。

没料到，罗素听完我的话，竟哈哈大笑起来，而且特忘形，“两人过得不愉快而分手，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这有什么可惊有什么可怕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没准后面还有更好的人选等着他们呢！”

不能不承认，这也是一种说法，而且是不无道理的说法。我甩甩手，像是要把所有的忧愁和烦恼都甩开似的，说道：“走，书店该开门了。”

一天早上，赵楚又来了，今天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热情而又开朗，只是畅叙友情，只口不提他的狗屁保险了。当我们目光相对的时候，他的眼睛里流露出近似于讨好的神色，使我很快就原谅了他过去所做的一切，对他渐渐冷却的亲情重新又高涨起来。

“你记得孙茂吗，还有许玉珍，他们现在都在总医院，一个在外科，一个管总务……”他显然比我更了解我们的那些老同学的情况。“马玲呢，她怎么样？”我问。马玲跟我是同桌。他告诉我说：“死了，死了好几年了，难产。”我们禁不住又感慨一番人生的无常。

遗憾的是，我们的谈话总不时地被顾客打断。罗素没来，这两天顾客又出奇的多，比平日多几倍，只因为多事的记者在报纸上发了一篇文章，推荐这个特色书店。其实，许多顾客并不是真的要买什么书，只是瞧瞧热闹而已。

“你跟哪个同学还有联系？”赵楚问。

“嗨，我一天到晚瞎忙活儿，联系少。”我就告诉他有谁跟谁我见过面，谁跟谁打过电话，都算上，也就那么五六位。

“他们是不是混得挺好挺洒脱，又有房子又有车，整个一傻不错？”

我说：“差不多吧，其中刘海最牛B，当厂长了，开个大奔满世界转悠——威风！”

“我靠，他那德行还能当厂长？”赵楚一脸的委屈，好像全人类都欠他的钱似的，“这年头，没处说理去，想当年他的数理化卷子都是抄我的。”

“对不起，稍等。”这时候，有人买书。

“你有他们的电话吗，给我一个，好久不见了，怪想的。”我一回到赵楚身边，他就说，特诚恳的样子。

“你自己抄吧，我忙完再来招呼你。”我从抽屉里拿出电话簿，掀到有那几个同学电话号码的一页，递给他，赶紧又照顾生意去了。每卖出一本书，我都要赠给读者一张精美的藏书票，还加盖“油纸伞书坊”的纪念章，真够累的。

在受累的过程当中，我也时时不忘用眼神关照赵楚一下，只见他埋头于电话簿里，有点儿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意思。我突然惊奇地发现，不，不止惊奇，简直是万分惊奇，他竟然有了白发，就在脑瓜顶那，一撮撮的白发犹如根根银针，触目惊心地闪闪发光。难道，我们这个年岁的人，已经开始从成熟走向衰老了吗？

隔了一天，从早到晚我的电话铃就没间断过，像超市里抢购什么似的排着队的来，而且态度都那么蛮横，骂骂咧咧算是客气的。他们质问我，谁说他们急着要买保险来着？“我没说呀，我是无辜的。”我跟他们解释，他们也不听，偏一口咬定是我让人家打的电话——那个姓赵的小子是这么说的。

赵楚算是把我害苦了，他肯定是在哪儿找了个不花钱的电话，将我电话簿里边所有的电话号码都打了一遍，包括我的七大姑、八大姨“一个不能少”，而且还公然跟人家说是他妈的我指使他打的！

骂我骂得最凶的有两个，一个是写电视剧本的，头天在电脑跟前敲了一宿的字，早晨刚躺下就被电话吵醒了；另一个就是在总医院的那个外科医生，因为转天有手术，所以夜里早早睡下，结果让赵楚的广告电话闹得一夜无眠，手术时差一点儿出差错……

一脑门子的官司和一肚子的怒火，找不到发泄的地方，我只好给赵楚打电话，谁知他接过电话来就说了句“对不起，我正在工作，过一会儿我再打给你”，就挂了机。我几乎骂起街来，但是运运气还是忍住了。

傍晚时分，赵楚真的把电话打了过来，没容我开口，他先说：“我觉得你的那些亲戚朋友都对保险业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把国计民生的大事业视为儿戏，以后你要多做做他们的工作，提高提高。”我问道：“提高你个头，谁叫你随便给他们打骚扰电话的？”他似乎还挺理直气壮，“这是我的职责所在，别忘了，我就是卖保险的！”

我真的拿他没有办法了。我历来喜欢跟虚荣的人打交道，虚荣是什么，虚荣就是好面子，好面子是什么，就是要脸，赵楚这种人实在是我不喜欢的，因为他不虚荣。我现在的想法只有一个，把从我那里抄走的电话号码还给我，免得他继续扰民。

我说：“我们约个地方见见面，就是今天，就是现在，你看在哪里比较好？”

他答应跟我见面，但是见面的地点迟迟定不下来，让他选择一处地方，他不选，那么，好，由我来选，说了六七个地方，他又都不同意，经过反复协商，最后终于决定在起士林餐厅门口碰头。费的劲儿，绝对不亚于世贸谈判。

“说好，不见不散。”我叮嘱他。

不消十分钟，我就到了约会地点，眼巴巴地等着他。我两手插在裤兜里，在方圆二十来米的范围之内遛来遛去，东瞅瞅，西望望，特警惕，生怕让他漏了网。等了大概有一个多钟头吧，他也没来。周围的行人还以为我是蹲堵的便衣呢，都躲着我走。

我知道我是让赵楚涮了。我点了一支烟，慢慢吸着，悄然地走开了。我在心里一再嘱咐自己，要把他的名字在我的记忆中永远地抹去，不留一丝一毫的痕迹。

徐克如约发出了邀请，说是要在一家叫”舢板”的海鲜馆聚会。我去的时候，就叮嘱自己，一定不跟他们提赵楚的名字，谈话中间别人说起他来，我也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呷着酒，根本不答腔，好像对他们纷纷议论的那个人一无所知。

从他们言来语去当中，我知道在坐的各位，无一幸免地都饱受过赵楚的精神折磨，他们说他是骗子。原来，赵楚是搞药品传销的，后来又推销化妆品，折腾保险则是这两年的事。无论他做什么，总是打亲戚朋友的主意，看来，我只是他千千万万个受害者中的一个，我心里反倒平衡了。

这样的同学会跟我事先估计的一样，都是由一两位所谓事业有成的同学做东道，热心张罗，而徐克其实只不过是个传令兵而已，现在他就坐在我的对面，蔫溜溜地喝酒吃菜。

这次的东道正是已经当了厂长的刘海，很有一种踌躇满志的架势，况且席间他的初恋情人也在，他更是豪情万丈。像个领袖人物似的指点江山，差不多把所有的老同学都褒贬一个够，就他一个是当代英雄。我虽然反感他，但是看在这顿饭是他埋单的面子上，就尽可能地保持沉默，给他一个耳朵就是了。

“喂，万喜良，听说你开了一家书店。”刘海突然转过身来，面对着我问了一句。

我赶紧说：“开了一家小书店，卖旧书。”

“开书店有什么出息，还不如开一家服装店呢，到时候我从厂子里随便给你点儿业务，就够你吃上一年半载的。”他的嗓门很大，属于男高音的那种。

我说：“对，你说得没错，开服装店绝对比开书店有钱赚，可是——”话到半截，我不想再说了。

“可是什么，你说，你说呀？”刘海非要追问不可。

在他的逼迫之下，我不能不说了：“可是，我不喜欢。我不喜欢的事情我做不来。”

刘海好像迎面挨了一巴掌似的，一下子蹦起来。“挣钱你不喜欢，你还喜欢什么？”他的那个初恋情人也跟着说，“就是嘛。”我记得，从初二开始刘海就给她递纸条，她都退了回来，还让刘海撒泡尿照照自己的模样，最终嫁给了一位老师。现在似乎跟刘海相处得不错，刚才他们俩还喝交杯酒来着。

“与其说我喜欢开书店，倒不如说是我喜欢书店的那种情调。”怕惹刘海恼怒，所以，我的脸上尽量不带任何表情，语气也平和得不能再平和了。

徐克和别的几个同学都过来碰杯，似乎是想缓解一下紧张的空气。刘海推开他们，不无嘲讽地对我说，“你知道你有多大了吗？你已经不是十八九岁的毛头小伙子了，还一味地讲浪漫讲情调讲那些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幼稚！”

我不动声色地说：“有的人一辈子都渴望生活在浪漫里，不幸得很，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啊呸，”刘海显然是暴跳如雷了，脸色铁青，他弯着食指使劲儿敲着桌角说，“你要是我的员工，我早把你开除了，我不需要不脚踏实地的人！”

“对不起，这种可能微乎其微，我永远都不会去给你做员工。”我故意这么说，其实我对他的反感越来越强烈，强烈得几乎难以抑制了。

周围的同学都忐忑不安，唯恐事态扩大，有人甚至把我们拉开，拉开相当一段距离。刘海大概是在面前这些人当中颐指气使惯了，此时此刻，他紧皱着眉头，嘴里除了说“幼稚，太幼稚了”，再也没别的话了，看来，真把他气坏了。

我对这样的同学聚会彻底没了兴趣，就像有的书，只需翻那么两三页，就知道里边的货色了，该把它丢在书架上或者干脆扔到垃圾箱里去，不必再看。于是，我对刘海说：“中国有个成语你知道吧，人各有志。算了，这么吵下去那才真叫幼稚呢。”

我真想马上离开这里，离开这些人，到一个空气流通的地方安静一会儿。

可是，我不能走，伤害这么多老同学的感情，是我不情愿的。我只好拿出一种姿态，和蔼地端起酒杯跟刘海碰一下，干掉，刘海说了句“不吵就不吵吧”，然后也悻悻地把他的酒喝了。

徐克他们这才如释重负般地松了一口气。

又是一派其乐融融景象了，起码表面上是这样。许多往事重新被提起，每个细节，每个对话，大家都是那么津津乐道。期间，好多人都看见刘海和刘海的初恋情人两手在桌下做小动作，调着情，又都装作看不见。刘海的脸上重新放出光彩来。福楼拜有句格言怎么说来着：荣誉败坏名声，头衔使人失去尊严，职位让人头脑发昏。福楼拜还说应该把这句话写在墙上。要我说，应该把这句话贴在刘海的脑门上。

坐我旁边的几位女生原来都是婀娜多姿的，常在联欢会上跳小天鹅什么的，现在个个已经是虎背熊腰，她们说，“都是孩子拖累的。”我就只好说，“时光流逝，岁月无情。”她们就回击我说，“你也不年轻了，一脑门子的抬头纹。”

“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就得拄棍了。”徐克打趣说。

罗素的电话救了我，使我能够赶紧摆脱掉这个毫无意趣的聚会，没等罗素开口，我先就抢着说：“又出事了？好，我马上回去，马上！”而且是一副“谁动了我的奶酪”的表情。

我听见罗素还在啰嗦，我干脆挂断电话，一脸的焦灼，对大家说：“抱歉，抱歉得很，店里出了点儿事，我要去处理。”走出餐厅的时候，我故意说，“早知道开个书店这么麻烦，还不如去开服装店呢，嘁！”

乌拉圭的那位药铺老板的儿子贝内德蒂有一首诗是这样的：鸟儿确实飞走了，但不是稻草人吓跑的，而是因为暴风雨来了——恰恰是贝内德蒂给了我启发，得以金蝉脱壳。

坐到出租车上，我才像一条从沙丁鱼罐头里爬出来的沙丁鱼，松快多了。我又给罗素拨通了电话，问她有何贵干，罗素说她们学生会组织西北十日游，让我跟她一起去。“你另找个人帮你照看一下店面不行吗，正好给心灵放个假。”她说。

“什么时候去？”我问，我的心情出奇的好起来，一片花红柳绿。罗素说：“下周二，第一站是西安。”我问她是不是特想去，她说当然想去了，“那好，我陪你去，费用也由我出，算是我请客。”我说。

我一天中只有写我的《贩书偶记》时，才是最愉快的，尽管距离完成它，还十分遥远，但是我可以享受这个过程。也许过程比结果更重要。这跟我们吃饭的道理是一样的，虽然目的是为填饱肚子，最有味道的呢，则是咀嚼。

写累了，我就骑着自行车出去遛一圈。自行车是我新买的，我把它当做我的健身器，起着舒筋活血的功效，还能增加肺活量。

我通常是沿着河边骑，在七月凉爽的夜晚里，吹着口哨，惬意得如同散步一般。不过，今天我却径直骑到了郊外，以前甚至骑到过比郊外更远的地方，那里有大片的荒草地，你一定不知道躺在荒草地上有多么的舒服，躺在青草上远比躺在地毯上肆意得多，还可以把草叶衔在嘴角上，品味着草的清香——这里是最适宜安放我的乌托邦的所在。

仰面躺着，双手枕在脑后，看着那些恬静的星星，许许多多的胡思乱想就会从脑子里蹦出来。那些胡思乱想包括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就在这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天空突然下起雨来。开始只是一滴两滴，不一会儿，就瓢泼一般，跟撒了疯似的。我赶紧扶起扔在一边的自行车，稀里哗啦地推上大道，一通抱头鼠窜。

荒郊野地，四周连个避雨的地方都找不着，只有拼命地骑着车跑路，车子的链条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特费劲儿。我身上早已湿透了，往下滴水，我气急败坏地叫喊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果然，雨越下越大，越下越疯狂，而且还伴随着隆隆的雷声。我想，我真他妈的是乌鸦嘴。

星月无光，昏黄的路灯也让密集的雨帘遮掩得严严实实，能见度等于零。我不知怎么的就掉进道边的垄沟里，倒没觉得疼，可是浑身都是泥。幸好自行车没坏，只是车把歪了，修理一下就OK了。这一回，再不敢撒欢了，像盲人一样，仔仔细细地探路，战战兢兢地迈步。

回到家，已经是一个多钟头以后的事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我刚把车子停在楼门口，雨就跟着停了。

我几乎连一分钟都没耽误，扒光衣服，就水淋淋地钻进被窝里，瑟瑟发抖。床单和枕巾也被浸湿了一大片，冰凉。

第二天早晨，我发现情况有点儿不妙，浑身疼得连翻身都困难，骨头节仿佛绑上了钢筋，几乎不能够打弯，而且冷，不是一般的冷，是光着屁股站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之中的那种冷，上牙打着下牙咯咯作响，我想，我一定是感冒发烧了。喏，大概是这么回事。

我只好给罗素打了个电话，说我病了，让她去书店里支应一下，然后又叫社区医院来一趟，那个医生我认识，是个慈祥的老太太，我总称呼她叫南丁·格尔。

我口干，像个在沙漠里渴得要命的的傻瓜，嘴唇都已干裂了，还是“南丁·格尔”来了以后，给了我一瓶矿泉水。量过体温，说是39度4，“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烧得太厉害会成白痴的。”南丁·格尔说。我似乎精神有点儿恍惚，不知什么时候输上的液，只觉得一条冷血的蛇顺着我的胳膊往上爬，我猜那是输入血管里的液体在流动。所有的这些告一段落，罗素也赶来了。

罗素看看输液架，又看看我，我一定是一脸的病容，特狼狈，她说：“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她的意思好像我是刻意打扮成如此狼狈，是在整容外科鼓捣出来的。

我其实已经是梦游状态了。迷迷糊糊的我好似碰见了老头儿，一个叼着烟斗的法兰西老头儿，他对我说：你是孤独的，你恨人，你亦被人恨；你爱人，你不被人爱，你的周围是一片空虚的。我问他：你是罗曼·罗兰吗？他说他是。是罗素把法国老头儿吓跑的，我强迫自己睁开眼睛，说道：“亲爱的，给我煮一杯咖啡好吗？”

“这时候还喝什么咖啡，喝一杯牛奶不行吗？”罗素说，似乎还皱了皱眉头。

“不，我就喝咖啡，特浓特苦特烫的那种。”我执拗地说。我执拗的时候其实不多。

罗素扶我起来，喝了一杯她给我煮的咖啡。能把咖啡煮得跟藿香正气水一个味，也是一种特异功能。她还不住地问我味道如何，我只得拿着电视广告的腔调说，“味道好极了，滴滴香浓，意犹未尽。”

听我这么说，她居然没笑，按说，她是会笑的。我看她忧心忡忡的样子，以为她在为我的身体担忧，正想安慰她几句，她却说：“如果明天你的身体仍没恢复好，去不了西安怎么办？”她最担忧的竟是这个，让我有点儿失望。

时候不早了，我催促她快点儿去书店，免得叫老主顾们骂街。临走，她说她打烊以后马上就过来。不一会儿，“南丁·格尔”又来给我换液，摸一摸我的额头，说还是没退烧，又为我加盖一床被子。我觉得我很困，却又睡不着，恍若梦中。

等我真正清醒过来的时候，窗外已是一片柠檬色。罗素给我买来了我平时最喜欢的川菜，像回锅肉、水煮鱼什么的，可是我一点儿胃口都没有。我昏眩。我疲倦。我的眼皮仿佛挂着个沙袋一样的沉重。罗素愤愤地说：“一个病人，不吃东西怎么能有抵抗力！”

“我吃不下，真的吃不下。”

“你不吃饭，身体就会越来越弱，人一弱，抗病能力就会越来越差，那样你就退不了烧，退不了烧明天就去不了西安，到时候谁陪我呀？”只要一谈起西北十日游，罗素就特亢奋，像一个哲学教授讲悖论一样的滔滔不绝，你如果不打断她，她可能会讲上一节课。

“对不起，你只好去找一个人陪你。”我只好插嘴，中断她的话题，我似乎从她明媚的脸蛋上发现了许多的阴影，是的，是从未发现过的阴影。“实话说，我也不想病成这样。”

“是啊，谁愿意有病呢……”罗素淡淡地说，表情也是淡淡的。房间的空气里流通着一种难以捉摸的东西，流通的究竟是什么，不知道，但难以捉摸是真的。让我服过药之后，罗素就坐到我的床前，还是很关切地问，“无论如何，东西总是要吃的，你难道真的什么都不想吃吗？”

我说：“我想喝挂面汤，有鸡蛋有番茄有胡椒粉的那种。”

罗素为难了，“哎呀，我做不来怎么办，”突然又灵机一动似的拍着巴掌说，“对了，我可以让下面的餐厅给做，你等着，我这就去。”

“那就算了。”我劝住了她，其实我需要的不是挂面汤，而是挂面汤一样的亲情，就像甜妞曾经的那样。最后，我勉强喝了一杯奶，而罗素也草草地吃了几口，显然没有吃好，可能也没有吃饱。

剩下的就是无所事事了。我对罗素说：“明天要出门，你现在准备去吧，我知道女孩子是很麻烦的，出一趟门如同搬一次家。”

“你一个人可以吗，还需要我做一点儿什么？”我说不用，我是笑着说的，我尽可能地显示出男人的刚强和洒脱。坦率地说，此时此刻，是我最为凄凉的时候。听着罗素渐渐远去的脚步声，我骤然变得异常的虚弱，连死的力气都没了。

我用狄更生的诗来慰藉自己：倘若爱在眼前，等待片刻也太长；倘若爱在尽头，等待终生也是短暂。

我有点儿想甜妞了……

可是，我无法联络她，她的手机永远不在服务区。发个短信试试吧，我记不得我写了些什么，也不管她是否接得到，一遍又一遍地发出去，直到按手机按累了，才悄然睡去。

有一人站在我的跟前，我敢肯定，尽管我还没醒也没睁开双眼，但感觉告诉我，确实是这样。她俯视着我，背景是阳光下的跟多米诺骨牌一样排列的一座挨一座的楼房，我想爬起来，身体还是酸懒和疲乏，我只能茫然地打量着对方，因为背光，视线里的一切全是模糊的，那眉，那眼，甚至那股子从皮肤上散发出来的味道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我终于认出她是谁了。

“甜妞，你来了，你真的来了！”我惊喜得要命，以至于连声音都显得有点儿夸张，但我很快意识到这么失态会让甜妞笑话的，就赶紧矜持起来，拿出一副央视新闻主持人的表情，其实我知道这样特假特恶心。

“你得了什么病，很厉害是不是，”甜妞抽噎着问道，“我们去医院吧？”见她对我的病如此的焦虑，我一下子就觉得精神上松快多了，知道她还关心着我，宛若一剂天然的良药，而且特效。

我故作轻松说，“小毛病，躺两天就好了。”甜妞迟疑了一下，跟着故态复萌，上来一把撩开被子，带着似笑非笑的神情说道，“你不会是故意制造骗局，以博得我的同情吧？”

“你看我有那么阴险毒辣吗，你要瞎说，小心我以诽谤罪告你！”我申辩说。

甜妞跑到卫生间涮了一条热毛巾，丢给我，“擦擦脸，看你，一脸的晦气。”我想问她是怎么来的，她一把捂住了我的嘴巴，声色俱厉地说，“废话少说，我只是路过，进来喝口水，没兴趣陪你聊天解闷。”

“你收到我的短信了吧？”我问道。

“我可没收到什么短信，”甜妞把毛巾放回去，回来，坐在我旁边，定定地看着我，伸手像是要拉拉我的手，突然又触电似的缩了回去，伸出的手捏成拳头打在我的肩膀上，“骗子，好大胆子，竟敢装病欺诈！”

这时候，“南丁·格尔”来了，试表，输液，见我的被子撩开了，就说我，“快盖好，你的体温还是挺高的。”又扭头对甜妞说，“你是他的女朋友吧，你可要好好照顾他，马虎不得，发高烧并不是小毛病。”我看见甜妞的脸腾地一下子红了，十分尴尬地点点头，赶紧过来给我盖被，掖严实，趁“南丁·格尔”没注意，偷偷掐了我一把。

“南丁·格尔”一走，甜妞一肚子委屈地说：“我是跟着单位拉设备的卡车回来的，一道上，刮着风，连口水都喝不上，结果呢，还挨了这位老太太的一顿批评。”我攥了攥她的手，有点儿感动。她这样的女孩子，在只有被伤害而没能力伤害别人的时候，唯有靠尖刻的语言去伤人，她伤人的目的，只不过是因为要保护自己。

“甜妞，你恨我吗？”

甜妞没搭理我，她大概是懒得搭理我，一脸的“无所谓”，无所谓恨，也无所谓爱。

“我知道你恨我，而且恨之入骨，”因为感冒，说起话来就跟朴树唱歌一样，囊声囊气的，“不过，根据物极必反的法则，恨到极致也便是爱到极致。”

“臭美吧你，你发烧烧糊涂了？”甜妞杏眉倒立起来。

“这是辩证法——我信这个，我是个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我说道。

甜妞说：“胡说八道，唯物辩证法都让你这样的政治骗子给糟蹋了。”

我早已习惯了甜妞的唇枪舌剑了，她对人就这样，尤其是对男人，因为男人伤害过她,她第一次付出情感，对方是她的同学，一个特卑鄙的小人，他在玩弄了她之后，不但抛弃了她，而且竟然四处张扬，把她的隐私当做下酒菜，可想而知，这对一个纯真少女该是多么大的打击！

如果是几年后的今天，我会很豁达，我会理解她所遭遇所承受的一切，可当时我还那么“早晨八九点”，总以为我把我的第一次给了你，你给我的也该是第一次才对，否则就是签了个不平等的条约，丧权辱国。

人本来就是个奇怪的动物，对事物的理解老是慢半拍，我知道我的想法伤了她的自尊，我怕现在才明白过来，有点儿晚。

甜妞还是那么勤快，转眼之间就把乱糟糟的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一边忙，一边跟我聊天。“你知道那天你去车站送我，我的同事怎么评价你吗？”

我当然知道，肯定不是什么好话，譬如癞蛤蟆之类，所以，我赶紧抢着说：“总无外乎说我是白马王子什么的，有什么呀——忒俗。”

“自恋吧你，见过脸皮厚的，但没见过脸皮像你这么厚的。”她似笑非笑的时候，最有柔情似水的女孩子的样子，也只有这时候，我才真正从心眼里喜欢她，喜欢将她揽在自己的怀里，来一番怜香惜玉，可惜这样的时候不多。

过一会儿，我问她：“你打算什么时候回石家庄？”我特想跟她多待在一起，就这么你来我往的斗嘴玩。

没想到，甜妞突然色变，一下子脸沉起来，冷冷地说：“我什么时候来或什么时候走，那是我的自由，用不着你来操心。”

我愣了，我愣了半天。

“你是不是烦我了，那好，我立马走人。”甜妞雷厉风行，抬腿就走。

我赶紧劝阻她，“要走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得给我做一碗挂面汤，我饿了。”我装出一个可怜虫的模样，对她说。

“癞皮狗，”甜妞扑哧一声笑了，“那你还要问我什么时候走干吗？

“拜托，我是怕你很快就走，舍不得。”我说，“天地良心，你不该如此猜疑我。”

“真的吗？”她的情绪缓和了，面容也舒展了，甚至还有一点儿妩媚，有一点儿动人心魄。

甜妞做挂面汤的手艺果然好生了得，确实香，令我胃口大开，与其说是满足了我的口腹之欲，毋宁说是满足了我精神上的需求更确切，汤汤水水的一大碗，让我吃得一干二净，而且大汗淋漓。看着我贪婪的吃相，甜妞似乎也挺开心。

我的病情大有好转，起码体温没那么高了。甜妞像个标准的家庭主妇一样，买菜做饭，里里外外一把手，可是你刚要夸她温良恭俭让的时候，她又会找茬跟你吵，餐巾纸乱扔啦药水滴在床上啦什么的，立马把你的一番溢美之辞给堵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