怆春(1)
电影从文化中走来，从艺术中走来，从小说诗歌，绘画音乐，建筑哲学，深厚的精神土壤中走来。
江边县城，隐约稀疏。点缀密布于那条大江，开阔优雅的河湾里，似长长的弯弓，如弯弯的黛眉。大江奔涌，帆船穿梭。江边沙洲上，一座古老的宝塔挑起幽雅的轮廓，日月寒暑，风里雨里，阅尽大江亘古岁月的历史沧桑。在绿树葱茏的女子中学，多年不见的纪年表哥，怎么变成了戴眼镜的图书管理员？当时，娅雯并不完全明白，也是困扰了她几十年没有得出的答案，纪年是怎样一步步走向“叛徒”的可耻罪恶道路上去的？那时，全民抗战，正处于最艰苦的年头。他参加过铲除汉奸头目的暗杀团，把地下党内部的叛徒绳之以法。他把红池坝一带呼啸山林的土匪豪强队伍收编过来，向他们灌输革命理想，让他们在进步思想的阳光照耀下，渐渐壮大。他也做过不符合当时政策的事情。这些事情，和他的思想品质发生了矛盾。那时进入革命队伍的人，大多很年轻，有个别带着火热激情的女学生，投向了他上级的怀抱。那时，二十出头，以图书管理员作掩护的地下党中心县委书记谭纪年，还没有考虑恋爱结婚。他背地里把那个可耻的上级骂得狗血喷头。他认为革命是为了把黑暗的旧世界打翻，革命领导者和年轻女性之间的关系，应该像江水一样激情奔涌，又像山泉一样透明纯洁。但他心中的某一角落，究竟纯不纯洁，外人并不可知。那个上级的老家也有多病的妻子，嗷嗷待哺的孩子。
“必须引以为戒！”
纪年暗地发誓。他在后来的革命历程中，不断变幻情人、丈夫和上级的角色，也没有让哪一个青年女学生，走进他的私人生活，建立家庭。……当年的洋行职员，学运书记，看到他的同乡，青春洋溢的
女大学生，在梅花山公馆，和商人革命者一道工作，“打得火热，”并没有把他们看成深感不安的桃色事件，也不是他后来成为可耻“叛徒”的理由。他组织工人暴动，农民起义，同时，也在暴动过程中，渐渐把思想灵魂的肮脏暴露出来，对这座城市的革命阵营，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商人革命者走后，娅雯得到瞎子舅舅牺牲的噩耗，十分悲痛，深深的失落跟随着她，很久很久，她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保安团砍下瞎子舅舅的头颅，挂在山中小镇东头洋槐树上的时候，她感到自己可能怀孕了，心中烦躁，呕吐不止。那是早春。这座城市的白色恐怖，没能阻止春暖花开。公馆外面的桃花林里，春光明媚。青松林里，雀鸟跳跃。春夜绵绵。她和商人革命者参加了城防司令礼节性的晚宴，半道转弯，换了服装，一起去某某大学宣传革命思想，组织青年学生讨论时局的变化，时局对青年人生前途的影响。那时，没有谁知道他们萌发了爱情。爱情真奇妙。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以革命的名义一起工作学习生活的时候，他们之间，弥漫更多特殊的比革命还要革命的气息。那种气息，从她不知疲倦地抄写文件，油印报纸，清理党员名单上，自然流露出来。爱情的气息，还没有通过语言的描绘和传达。在那阵细雨中，第一次出现在他面前，低头站在公馆
客厅的中央，他看到的是热情洋溢、灵气逼人的江南少女。毕竟是从椅子形山岭上大富人家走出来的大家闺秀，她心中也曾幻想过她的所爱，亲人、爱人，或者丈夫。这样的对象，以各种身份在她心灵中隐约闪过，隐约朦胧。的确，她脑海里没有过清晰的、可以作为爱人的男人形象。最初是父亲给她介绍的县长的吊眼公子，骑马打枪的江城恶少，她当然看不起。后来，参加那座城市美女竞选，获第三名，远在县城的父亲，又想把她介绍给那时的省政府某主席做情人，小妾，类似于现在的“二奶”，那样，可以轻松地给她父亲，在临近解放时弄到县长的位置，她一口拒绝。她从来没和任何男人有过身体的接触。她心中的男人形象，要么是瞎子舅舅，要么是家乡出来的表哥纪年，要么就是目前的商人革命者。她觉得他们身上，散发着春天般的温暖阳光。父亲梅绍武和大哥梅国文都曾骂她，那是一条邪路，处处充满魔鬼的诱惑。她却感到那种诱惑，在那样的男人身上，散发着山泉一样甘美。小小的娅雯，成长中的少女，心中的喜好爱憎，从来泾渭分明。虽然，她也不能摆脱对男性的神秘想象和渴望。
县城女子中学，她曾在化装成图书管理员的纪年表哥那里，一次次借书，和他曾有过最浅表的身体接触，那不是肉体，也不是爱情。那时，她已满十六。那晚，她到图书管理员临时寝室去还书，窗外下着细雨。他凑在昏黄的电灯下，翻阅一本苏俄小说。谈走上革命道路的女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就在那个细雨纷飞的夜晚，纪年轻轻拾起她的手，叫她写读书心得体会。她觉得那些体会，现在想来不可思议。……好多年没有见过纪年表哥了。那时，革命的激情，在他们心中朦胧地燃烧。日本人的飞机疯狂地轰炸江边县城。可是，日寇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就会灭亡，纪年坚定地对她说。她根本不知道，苏俄反法西斯的女英雄和日本人的飞机轰炸有什么关系。她也朦胧地感觉到进步、革命、青春和对未来向往。他们没有顾虑私人男女关系。他们本来就是一家。椅子形山岭上，他们度过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他们的私人空间，随岁月堆积，掩藏在朦胧的革命热情之中。那时，图书管理员是二十多岁的热血青年。她十多岁，连朦胧的爱情也没有。和他最难忘的一次离别，是那年冬天，考试之后。春节在父亲县城的江家坝公馆里度过。开春学了。图书管理员没有在学校出现。后来，他们再次见面，是在暴雨中的夏天。县城保安团“镇压匪徒暴徒公判大会”上，她看到图书管理员在那阵枪声中，倒在了江边悬崖下的沙滩刑场上。他们像一串蚂蚱，被绳索捆绑着押往刑场。那真是残酷的景象。居然没人收尸。那天被处决的有二三十人，他们有“共党”要犯、地痞流氓、船匪强盗。她质问县参议长父亲，怎么把纪年表哥给杀了？父亲不回答。他和瞎子舅舅都是好人！“好人怎么了？”父亲叼着水烟管，慢悠悠地说，“你瞎子舅舅，他也快了……”“你们怎么害死了纪年表哥，还要害死瞎子舅舅？他们都是我们的亲戚啊！”父亲挑着眉头：“不是谁害他们，是他们自作自受。小丫头，你不懂，好好读书吧！”读书，读什么书？从此，她好像生活失去了阳光。对她的生活发生那么重大影响的人，怎么会是匪徒！当然，她并没有感觉到失去了爱情，表哥大他十多岁，他们只是亲人。纪年的离去，是她生命的创伤。那时，她对纪年从事的秘密工作，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要去做，也没有深刻的印象。没想到后来还有更残酷事情，会在他们身上发生。一个个她爱着的年轻的革命者离她而去。图书管理员是她的引路人和老师。他们之间的确可能有真挚的感情，身心都开始向成熟方向发育。县城女子中学，抗日救亡，连年战乱，图书馆门前的那丛玉兰花，依然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春天，玉兰花瓣，洁白无比，很远都能闻到阵阵花香。她看到他身穿长衫的身影，在玉兰花丛中时隐时现。捧着从图书馆借来的书，她从玉兰花树下走过的身影，清晰可人。书本、人影、玉兰花，醉人的芬芳弥漫在校园的小路上。小路两旁，是修剪得十分整齐的木槿花、牵牛花、喇叭花。十六岁的女孩，把生活和爱情……哦，她那时知道什么是爱情么？或者，懂得她那时的爱情么？世代相传的爱情究竟是怎么回事？有多苦，有多甜，她毫无所知。她看到江边的杀人场面，误认为纪年表哥已被处死，她患了心疯。那是青春萌动时期的小姑娘想爱而不得，经常会犯的病。她常常把书本上的爱情，想象得十分美好。美好的景象，因纪年的离去，越来越牢固地占据她的心灵，清晰又虚幻。虚幻得好像她看到纪年，每天都和许多如花的女子交往，他根本不是瞎子舅舅带到她家来的那个沉默寡言的盐场小会计。纪年老家，靠近大江的一条油菜花开的小溪。那里，他是否有个童养媳，还有八九岁的儿子？这些都不足以使她勾画出来朦胧爱情的美景，完全破裂。她心灵破碎在大江边悬崖下的沙滩刑场，黑压压的人群中，出现了一排黑洞洞的枪口。她和参议长父亲坐在高高的审判台上。她看见百米开外的那排穿黑色警服的士兵手举的枪口，脆响之后，冒出淡淡的青烟飘到台前，好呛人的火药味！她眯细眼睛，看到枪口射出的子弹，不是弧线，而是直射穿过图书管理员的胸膛。沉闷的枪声，撕破了她心中的梦幻，变成一条条看不见的雨丝。心中的偶像，在纷飞的雨丝中，没有哀号，就倒向悬崖下的草丛。她分不清草丛中的图书管理员是不是和其他被枪杀的人一样，愤怒的头发，像黑色的火焰。他们被关得太久，拉出来枪毙的时候，蓬头垢面，瞬间就蜷成一团。她看得清楚，子弹没有在空中旋转，硝烟散去，五花大绑的那串“蚂蚱”，像一堆牛粪蜷缩在青色的悬崖边。他倒下的地方，没有荒草。她记不得那天他穿的什么囚服。曾牵起她的小手，写苏俄小说读书笔记的那只手，被绳索绑断了，没有血色，鹰爪那样蜷曲着，抓着岩土，脸上写满痛苦与哀伤。……那时，图书馆门前那树玉兰花，纷纷飘落，牵牛花、喇叭花、风雨中摇曳，顺着图书馆老墙流下来的雨水，像血一样轻淌。他们见面的小仓库寝室外，也碧草青青。……那晚，他们谈得很久，夜深了，大家都饿了。他用酒精炉专门为她煮了一碗鸡蛋面条。昏黄灯泡的照耀下，她吃得很香。窗外细雨，点点滴滴。她没有写出苏俄小说的读书心得，图书馆一角的小仓库，一个隐藏的革命者和他从小看着长大的女孩，伴着青春气息，也听不到心灵的声音。牵起她那白嫩小手那一刻，她感到一股电流涌遍全身。他心中某个角落，心鼓扑通扑通，真的敲起鼓来，不不，没有，没有，她，这个椅子形山岭上大户人家的小姐用粗糙的竹筷，挑起长长的面条，簌簌掉进大瓷碗里。她笑了。笑得那样灿烂，像玉兰花开。……玉兰花丛中，黑衣保安队带着十里山乡招来的农民，他们包着白帕子，敲着锣鼓，在大江对岸的鬼头山上，挖了很大的坟坑。一队船工喊着悠长的号子，把悬崖刑场上滴血的尸体捆绑着，弯着的虾米和烂猪肉一样，扔进江边停靠的小船，送过江去埋掉。那天，大江两岸，太阳很辣，乌黑的云团，好像瞪着瞎子半闭的枯眼。雷雨来临。谁也没有在意一艘小船，载了一具黑黑的“尸体”，一叶扁舟，顺江而下，消失在茫茫的雨雾中。大江滚滚，汹涌奔流。辽阔的天空，布满朱红的雨点，鲜血凝聚在刑场边的青草丛中，一摊摊，点点滴滴，浸进大江。我们不知道姑娘心中，滴着怎样颜色的血。夏天。暴雨过去。她再次来到江边，大江对岸鬼头山上，增添了一座座新坟，郁郁葱葱，青松覆盖。什么也看不见。曾躺过他们尸体的悬崖一角，被大水冲得溜光。那不是她第一次爱情。他给她留下的苏俄小说，已不知扔在了何方。那是一本毫无影响的小说，难道他真的飘向了大海？她的思绪，还在图书馆门前流浪。她想把纪年留给她的书籍，送给瞎子舅舅，告诉他赶快逃跑。可是，她无法找到瞎子舅舅。即使找到，瞎子舅舅对纪年遭枪杀，似乎一点也不关心。她不知道背后有什么秘密。瞎子舅舅其实对纪年“遭遇”的一切，十分清楚。她隐约知道舅舅并不是瞎子，究竟是不是她亲舅舅还很难说。舅舅和纪年的关系，谁也说不清楚他们究竟有多好。图书管理员的被捕枪杀，是叛徒的告密，还是暗杀也朦胧不清。姑娘不知道那时革命党内的人际关系，究竟有多复杂。她暗暗告诫自己，要摆脱失去图书管理员的痛苦，又不知这种痛苦从何而来。站在江边刑场对岸的山崖上，她清楚地看到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带着她的儿子，跪在沙滩刑场上。母子俩披麻戴孝，刚从深山里赶来，到女子中学图书馆烧纸后，来到江边图书管理员被枪杀的沙滩上，放着祭酒，点燃香烛，对着大江磕头。山顶上，有几个道士，为他跳舞招魂。她当然不知道招魂的意义。她也站在崖石背后大哭大笑跳起舞来。那时，抗战已经胜利。江边县城没有了空袭警报的声音。欢庆胜利的日子并没有延续多久。县保安司令部的警车又在大街小巷横行。图书管理员被枪毙不久，女子中学的欧阳校长又神秘失踪，整个校园又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查。还有老师同学被抓。警车偷偷在黑暗中的校园，溜进溜出。秋天，风雨交加的夜晚。瞎子舅舅突然出现在女子中学的宿舍，把她所有东西卷起来，叫她赶快离开，坐船回椅子形山岭老家，还是从红池坝坐船到大江上游，那座大江交汇的城市继续学习，还要等一下步商量。离开女子中学的那天早上，她采了玉兰花、牵牛花、牡丹花，扎成了一束花环戴在头上，来到江边刑场。刑场上的香烛，还在石缝里冒着青烟。她从头上取下花环，放在悬崖下的沙滩上。太阳很亮。她抬起手，似乎还能感受到纪年那只手，带着刺鼻的酒精味。她幻想着另一双手，捧起红色书本。书本中，走来披麻戴孝的女人，搀着手拿香烛的儿子，木然地走进了他们的洞房，一个奇异生命故事，即将上演。她不可能知道，手中没有绽放的玉兰花、牵牛花，完全祭奠错了对象。他们不可能萍水相逢，牵了手，就那样刻骨铭心。那个女人，难道不是纪年的妻子？带着八岁的儿子，跳进了大江。啊！她在悬崖上高叫！纪年，纪年，你拥有多么美好的爱情！而爱情，现在好像与她无关。即使那天晚上，她也同样站起来，带着羞涩喜悦和心中的甜蜜，捧了他的手，让他温暖的手，抚摸她那敏感柔美的少女之心，在那间硬板床相拥而坐，望着窗外纷扬的细雨，一滴一滴飘进梦中。
少女之心，朦胧而多情。
那是一场美丽纯洁的少女之梦！那场梦，她一直做了许多年。不知那样的青春少女一路走来，在父母哥哥眼中，是怎样的一个纯情少女，为她心中的梦，做得奇妙变幻，意味无穷。许多年后，她回忆生命的起起落落，爱情的虚无缥缈，是不是和那场离奇的梦有关。她并不觉得自己是美的天使，天使落入那样的人生，也会沾染一路风尘。她第一次有了爱的感觉，还没有培养起来，就被奔腾的江水在烈日下的悬崖上，摔得粉碎，一路东下，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没有想到怎么面对爱情，就和图书管理员那样男人纠缠在一起，毫无肌肤相亲的心灵纠缠很美，很令人怀念。
她的家乡。椅子形山岭。梅家祠堂。父亲经营着祖传的盐场和丝制厂。每年冬天，厂里都要请来木匠，修整工棚和工床。木匠来自几十里外的谭家岭，也是络腮胡，心灵手巧，会一手好木器活。木匠的儿子水娃，十多岁了，姓谭吧，长得虎头虎脑，沉默寡言，和她玩耍，她不满七岁。那是夏天。池塘里的莲藕正在疯长，河湾里的芦花开放。她家离红菱滩还有好长一段河湾。他们在河湾里追逐嬉戏，荷叶上蜻蜓跳跃。芦花丛中，蝴蝶蜜蜂，翩翩起舞。他们在河边追逐飞舞的蜻蜓和蝴蝶。他们把蜻蜓串起来，组成一幅花花绿绿的图案。他们在红菱滩采摘莲藕，莲藕像她细嫩的胳膊，在清水中飘荡。水娃在池塘边捉泥鳅、鳝鱼、鳍鱼。他们偷来洋火，砍下柴禾茅草，把泥鳅和小鱼，在“哧滋”燃烧的茅草中，烤得清香四溢。他们吃着河里的鲜味，脸上身上糊满黑黑的草灰。他们在水边的芦苇丛中，烧吃鱼虾的青烟，引了父母向他们追来。那天很热。他们躲在芦苇丛中一动不动，母亲凶神恶煞般地叫她的名字。她吓坏了。她是偷偷翻墙出来，和木匠的儿子一起玩耍的。她的头上身上很多汗，被芦苇中的蚊虫，咬得浑身发痒。他们身上的衣服弄得很脏。他们穿了很少一点衣服。为躲避父母寻找，水娃在芦苇丛中一动不动。天空万里无云。他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洗了淤泥，挂在芦苇叶上晾晒。父母喊，他们一动不动。父母沿芦花丛边上的河岸，向他们围过来。越来越近，可以听到父母急促的脚步声。他们东躲西藏，不小心溜进了青青碧水。父母发现了他们。木匠跳进水里，把他们从水中捞起来。太阳很大。河湾里没有风，红菱滩上的蝴蝶蜻蜓，站满了晾晒他们衣服的芦花秆。河中救起这对逆子、爱女，父母把芦苇叶上的湿衣服拧干，穿在他们身上。从此，父母把木匠和那个叫水娃的儿子，赶出了家门。她只有七岁，什么也不懂，更不能判断是非，因此父母毫不犹豫地把她送进了学校。父母把绫罗绸缎穿在她身上，绝不容许她再像那天把衣服脱下来，露出她还没有发育的身体。
沉默寡言的水娃，后来，又是怎样被瞎子舅舅带回椅子形山岭的？
他们那个庞大家族，在混乱的世纪艰难而蓬勃地发展起来，其历史源头并不悠久。祖祖辈辈是大江中下游山村水寨里默默劳作的农民。族谱记载，并不久远的长辫子时代，他们家族既出过秀才、进士，或翰林，也有当地著名的盐商、铁匠、木匠、泥瓦匠。谭木匠的木梳，在大江两岸大小城市的街头巷尾，很有名气。无论从政从文，还是务农经商，现在留给人们心中的印象，早已不那么重要。他们的子孙男女，在历史烟云中淡出淡入，如梦似幻，莫测风云。像崖畔的青松、河边的芦苇、池塘的荷花年年不绝，长盛不衰。那是奇迹！家族生命的延续和衰长，门前那条碧水青青的溪流，流水小船，柳叶竹枝，寒冬季节，消失得无影无踪，春风一吹，明媚阳光里，又枝枝萌发，生气横生。农商岁月，时代烟云，缠绵的战争，先辈父兄姊妹，云来雾去，日出江花，或做长工寂寞终老，或负囊读书乘船远行，经历人生辉煌与磨难，或革命者、地下党、叛徒、土匪、县参议员，有的成了
国民党高级将领，有的成了作家、称霸一方的土豪、学贯中西的农学专家，更多的像野草一样，在家乡的土地上，默默无闻，生老病死。无论什么人，男人，或女人，来世上走一遭，现在，进入他的剧本，晃动在他的心灵，并不是贴上标签的人物形象。贫穷与富有，善良与邪恶，忠贞与背叛，都不能概括他们的全部生命内容。无论作为电影，还是小说，叙述他们的命运，编织未来的作品，他常感力不从心。他们之中某人的一生，风云变幻，多姿多彩，惊天动地，幽晦缠绵，现在回想起来，哪怕任何一个情节和细节，有时捉摸不透，有时又一目了然。几句话可以概括一生，任何细节的出现，必然会染上特有的生命光彩。哪怕他们的父亲，从土生土长的小农民，靠撑船和采集莲藕，也能达到家族的辉煌，也能修建富丽结实的梅家祠堂，请了数十长工，经营红池坝的土地。他的妻子，文雅端庄。他的儿女，如花似玉。在他家正房、厢房、卧房里，和他的女人一起创造的男儿女儿，在上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中，多数都离开了红池坝。老屋祠堂，连接着他们各自不同的命运和悲欢离合。他们每个人的命运，都可以写出一本书。最动人的章节，就是他们的长工……谭木匠的儿子水娃，那个虎头虎脑的小伙子，来路不明。现在，当我们考查他生死命运的时候，留在族人们心中，那种命运的曲折变幻，常使人感到魅力无穷。读书。枪炮。战场。硝烟。庆祝解放的秧歌锣鼓，镇压叛徒反革命的枪声，暗杀起义暴动，还有新郎
新娘结婚洞房的红蜡烛，这些是他曾经历的生活，艰难而漫长，现在也仅仅剩下历史书上只言片语和族人们的点点记忆。无论怎样写书、拍摄电影，也只能抓住他们命运中很少一部分。惟有活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椅子形山岭上，梅家祠堂的厢房里，腌制出的臭豆腐。那种独特香味，像老酒一样醇厚绵长。那是山岭葱绿的原野上，长出来的黄豆，从荷花、栀子花的香味里沉浸泡出来的自然风味。细软的柳枝条，铺在厢房的大缸里，臭豆腐带着栀子花的余香。无论他们家族中哪个儿女，走到了什么地方，无论经历了怎样的命运，臭豆腐那独特的幽香，始终在他们心灵深处缠绵不尽。哪怕他们不少人已经死去，四分五裂的家族命运，像荷花翠柳的堤岸，落叶枯萎，春风一吹，又满眼葱绿。那是自然，恰如四季枯荣的人生。在他们心灵中萦绕最久、缠绕最深的，也许是木匠的妻子，或豆腐西施，或保姆的儿子，那个儿子，当然不是在梅家祠堂厢房里的豆腐房出生。他的眼睛又大又亮，像点了石膏的豆浆里滚动着一粒黑珍珠。和他们的主人家，当上县参议长男人的眼珠完全一样。那时，家族中的长舌妇，风传谭木匠没有生育能力，木匠的妻子，也是一个捡来的女人。那个像河边柔柳，默默无语、摇曳生姿的细眼姑娘，曾在大江下游水城码头搭着竹棚的小船上做皮肉生意。她完全没有家庭背景，也算不上从事过任何职业的咸水妹。父母靠打鱼为生，不能喂养自己的女儿，在一次江上打鱼的时候，翻船淹死了，他们十三四岁的女儿，被另一只渔船上的单身汉船工救了起来。救起来的女儿，落汤鸡一样，换了男人的衣衫，很自然地和他在小船上睡在了一起。他们要么靠打鱼，要么靠船工女儿从母亲身上学来的腌制臭豆腐的手艺，沿岸叫卖为生。渔霸的威逼，为了他们能够在江上打鱼，霸主强奸了他的女儿，那个默默在江边竹棚里腌制臭豆腐的姑娘。江水暴涨。仅靠打鱼无法生存。天旱饥饿，使她在江边码头零乱的小船上，码头边低矮的工棚里，和来来往往的船工、读书人、脚夫、挑夫、兵痞、流氓，做皮肉生意。梅家祠堂那个长工木工，划船到水城去卖蚕丝。卖完蚕丝，到工棚里去和表面看起来还有几分姿色的咸水妹睡觉，之后，用了部分他偷来的卖蚕丝的钱，从船工手里把做皮肉生意的姑娘买回来。因为那场大雨，水城的船工又救了大江边窝棚里另一个更小的姑娘。那时，男人女人的生命，和现在的姑娘小伙，几乎没有什么两样。饿了要吃饭，困了要睡觉。没有生存能力的江边女孩，就只有用肉体去换粮食来抵抗饥饿，一代代船工和上下等嫖客，在零乱宽阔的大江边、错落的码头上、低矮的工棚里，去了又来，来了又去。水绵绵的江边女儿，被木工带回椅子形山岭上的时候，也是秋天。军阀混战的队伍，还没有打到红池坝和红崖那片青山绿水中来。他们家族在梅家祠堂里的生活，滋润而安宁。他们的船队，沿着那条终年碧绿的大溪河出山，进入大江，到下游水城去贩盐，多次遭到水上恶霸抢劫。为了家族的发展，他们请来了长工木匠和
保镖。木匠在水城江边的茅棚里去多次嫖妓，染上了严重的梅毒，失去了生育能力。但那个叫水二红的咸水妹，很会做臭豆腐。腌制臭豆腐的黄瓦罐，在阳光下金灿灿地一片曝晒，许多天后，豆腐发霉，生出来的浅红霉菌和豆腐心子一样，红红的，像咸水妹水二红的衣服和脸蛋。他们在祠堂贴着关公钟馗的屋子里，生下了虎头虎脑的婴孩。这个事件在当时梅家祠堂那一带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后来当选为县参议长的梅绍武，难道是木匠妻子水二红羞答答地生出来的男孩真正的父亲？那时，还没有选上参议长的男人，已有了年轻美貌，知书达理的妻子。后来，那个男孩和东家小女儿之间发生的曲折离奇的故事，更使人难以理解。咸水妹后来得肺病死去。那个木匠的梅毒，始终没有治好，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谭木匠和咸水妹，究竟是不是纪年的父母？那时还不能确定。梅家族谱当然没有留下他们的任何蛛丝马迹。再说，娅雯的父亲梅绍武，也是有文化有权势的一方绅士，尽管后来晚节不保，因为竞选县参议长，娶了账房先生十六岁的女儿做妾，那是他的家族艰难创业时期，他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和自己家木匠长工捡来的咸水妹乱来？他名正言顺的妻子，毕竟也是当时某某大学法律系的高才生！再说，母亲对他也管得很紧。因此，纪年父母的准确身份，还难以查考。比娅雯大十多岁的纪年，无论如何不是她同父异母的哥哥。纪年出生的时候，娅雯的母亲，早已嫁进梅家祠堂里来，受到族人们的尊重，里里外外当家。当时娅雯称纪年为表哥，也得到家族的公认。纪年在父亲开办的大溪河盐场里做工，当默默无闻的小会计，无论监工瞎子舅舅在，还是不在，都勤勤恳恳工作。那时，遥远的红池坝那边，军阀混战，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枪声，接连不断传来。一个漆黑的夜晚，红池坝上的野狗叫了一夜。深夜的老墙上，“扑通”一声，翻滚下一个人影。那就是他们的瞎子舅舅。瞎子舅舅那时还不是瞎子。为躲避军阀部队强行拉丁，为躲避“红军”——那时各地都有“闹红”的谣言传来。当局衙门贴出告示，“闹红”就是“闹匪”。传说红胡子贺龙的“赤匪”，要从湖北边界打到红池坝来，分他们的田地，共他们的产。瞎子舅舅二十多岁，还光棍一条。经父母同意，他在大溪河悬崖下开办的盐场里混口饭吃。没过多久，瞎子舅舅带着木匠的儿子，远走他乡，一去就是许多年。也许是为了掩人耳目，传回来的消息是，瞎子舅舅把那个儿子卖掉了。有人说，不是卖掉，而是送给了当时的军阀，或红军的部队，抓丁当兵。这是一笔糊涂账。东家的女儿小娅雯，依然读书，小松树、红棉柳一样长大，从家乡梅家祠堂自办的私塾小学，读到县城女子中学。那是她当参议长的父亲，在县城入股创办的。有谁知道，时光又过了几年，瞎子舅舅居然带着那个木匠的儿子，参加了，又说是收编了当地的土匪。土匪的队伍越拉越大。在红池坝、红崖和县城一带，闹得很凶。可是，谁也不知道土匪的队伍后来被远道而来的贺胡子的红军部队收编。于是，瞎子舅舅经过他们的地下组织，把木工的儿子派到延安学习。那是抗日青年军政大学吧？他们学习的内容，主要是为了打仗。其实，并没有学到多少正规的大学知识，而是培养军事知识和作战本领。经历了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一次次穿过枪林弹雨。木匠的儿子，华北参加土改，转战到沂蒙山区打游击。他和东家的女儿，已十多年没见面。那时，东家的女儿也已十六七岁。解放战争就要胜利的关头，成了医学院学生。黎明前的黑暗，派到那座城市里来的商人革命者身边去，假扮夫妻，在地下党临时首脑机关，收发文件。那座公馆，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据点。医学院校花，城市美女，似乎把红池坝红菱滩芦苇丛中那个眼睛很大的纪年表哥，已经忘记。瞎子舅舅没有牺牲前，纪年是地下党市委委员，要承担的市委书记工作，还没有出现苗头。他也没有和地下党交通员，也是假扮夫妻的医学院校花住在一起。那时，风云变换，黑云压城，地下党组织的接头十分隐蔽。单线联系，纵向发展。虽然吃住在一起，革命同志之间，谁都不明白对方底细。商人革命者和医学院的校花之间的友谊，十分纯洁。他们后来永远都没有再尝到梅家祠堂金黄瓦罐里臭豆腐的清香。
那时，我们还不知道那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他究竟叫什么名字？水娃，还是纪年？他在革命队伍中成长，会长成什么模样？离开梅家祠堂的大溪河盐场，那个小会计，放下熟悉的算盘，抄起陌生的枪杆，在土匪队伍中，红军队伍中，他都知道必须学到一技之长。他们的信念是，拿起枪干革命，带领劳苦大众，推翻旧世界，就是创造历史，也是穷苦人没办法另外选择的生存本领。他曾从土匪窝里脱颖而出，把百里山乡的散兵游勇汇集拢来，组成一支庞大的游击纵队。没想到他们中有些土匪死心塌地杀富济贫，并不愿意接受革命队伍的改造。他们戴着土匪帽子，在一次次战斗中，浴火重生，成为坚定的革命者。地下党内外，初期，他们并没有获得好的名声。那时，革命队伍的组成人员，关系十分复杂。那个读过私塾的小伙子，在瞎子舅舅的帮助下成长。他打仗勇敢，天资聪颖，获得了上级一次次表彰。他的腿上，还留有日本人的飞机丢下炸弹炸伤的伤疤。他在白色恐怖中，毫不畏惧，冲锋陷阵。他参加过一支搞情报的队伍，把敌人的调动，日本鬼子和伪军汉奸的布防，画成地图，送到高一级领导人手中。他组织过一场漂亮的暗杀汉奸的偷袭战斗。为什么他在野战部队待不下去？他身上有时会冒出些粗暴的作风。这是革命队伍不能允许的。他被派回这座黑暗的城市组织起义暴动之前，已是地下党某某情报处长。有人说，他是犯了男女关系错误，和地主的女儿通奸被抓住。但这些都没有得到证实。我们很久以后才知道，当年的他们，和地下党高级干部应有的素质和要求差距还很远。这些说法，有许多靠不住。他当没当地下党的情报处长还很难说。他参加这一带的土改、学运工作，的确做出了不少的成绩，受到党内同志的肯定。一步步走上这座城市地下党的领导岗位，都是他努力工作的结果。为抗战征兵，为解放战争出力。他善于团结身边的同志，镇压汉奸土匪，居然能和参议长作对。他根本不知道，说不定参议长还送了他们的游击队伍不少银元。那些银元是不是落到他的手上？常年奔波，他也想过几天清净日子，战争生活又使他得不到安宁。他可曾有过自己的爱人和家庭？历史档案上，没有他家庭婚姻记载。这些仅仅是木工儿子战斗生活的片断和侧面。真正的他，从事革命的经历，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他生活经历的另一个侧面，是他早在这座城市，从事地下学运和工运。根据党内分工，瞎子舅舅分管军事和农运。而纪年在延安、省城某农业大学当过学生，对学生的思想言行都很熟悉，也有感情。担任这座城市的学生运动总干事，策划了一次次学生的讲演和上街游行，组织党的外围组织“励志读书社”。首先发展了像娅雯那样积极读书，爱好文学、善于思考的成员。他沉默寡言，或高谈阔论，都是为了掩护地下党员的身份。作为秘密党组织的学生运动领袖，他深受瞎子舅舅影响。他善于伪装，精于伪装。上次见面是商人，教师，或学生，下依次说不定就变成码头工人和银行职员。在不断变幻的革命时代，他的经历和职业，既公开又神秘。商人革命者来到这座城市，组织大江两岸武装暴动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地下党的市委委员。他的确很忙，不可能有多少时间，表达心中对娅雯的关切和感情。那时的“爱情”，依然和我们现在谈到这两个字眼时，感到甜蜜朦胧一样，但是，爱情并不是男女之间的通用粮票，谁握了它，都可以在任何人生的食堂里去，获得免费的晚餐。
那一代坚定的革命者，他们的感情和爱情，完全不能按照现在我们一般人的看法来理解。那是革命的年代，每个时代都有特定流行的青春和爱情。革命伴着友谊一道成长。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被白色恐怖压抑着的感情欲望，有时会像火山爆发，像红菱滩芦苇丛中的小鸟飞翔。桃花、荷花、菊花、梅花，都是他们生命的痕迹和爱情的象征。后来，他们有的被枪杀，有的参加了新兴的政权，在黑暗中相识，春风里再现，有的成为叛徒，有的成了坚定的革命者，才从那座历史山头上，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在敌人的暗杀和枪林弹雨中活过来的人们，终于向他们的地下党组织，交出了一份带着血泪的报告。报告中有一条，就是要加强整顿党组织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那时革命的全部内涵，对他们来说，还不可完全捉摸。生活和感情，要么开放出灿烂的爱情花朵，要么像罪恶魔爪一样，把本来美好的感情，撕得粉碎。他们当中有些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玩弄女性，强奸、诱奸，或顺奸……那是我们现在十分熟悉又颇为陌生的字眼。每个字眼，都有一个个活灵活现的生命影子相伴。从木匠的儿子，成长为地下党的高级干部，大叛徒谭纪年，是怎样玩弄女性的呢？木匠的儿子，究竟是不是谭纪年？这些，只是他们辉煌家族丑陋历史的一种传说和猜测。谭木匠的老家，根本不在红池坝红菱滩。关于他们家族的历史渊源，他被枪毙后，军管会档案中有模糊记载：
谭某某，男，1918年出生于某某省某某县某某古镇谭家岭。小手工业者出身，木匠世家。其父殒于……
现在看来，那些记载究竟有多大真实性，还值得怀疑。他叛党叛组织叛人民，出卖上下级的罪恶，有些清楚，有些模糊。真实发生在他们生命中的故事，已无法得到求证。寻找求证的工作，地方党史部门从他被枪毙后的几十年间，都在公开或背地里进行。那是他生命地层的暗流和潜流，怎样摸索进去，才能找到他流动人生的视觉造型？彻底准确的塑造，在他看似完整、实际模糊的生命历程中，编写的那部电影，并不是展现他情感、爱情的全部。还有更加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广袤时代、生命土地上萌生。历史是干巴巴的线索和线条。他们任何一对革命者，在那样的环境中发生的爱情，都可以编写出一部大气磅礴的戏剧和电影。他们的爱情，首先是因为工作，因为革命……如今，这部电影的创作，正在那座城市的郊区某某绿色环保生态园的别墅里，由子庄和倩雯，繁忙而有序地进行。
祖母娅雯，医学院校花，天生一副美人坯。子庄和倩雯在这座城市的历史档案馆里去，查到了她的照片，果然是个眉清目秀的江南女子。发辫修长，蓝色校服，背带短裙，白色长筒袜，小青布鞋，清秀的刘海儿下面，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当然，我们的描述也许有点俗不可耐。其实，她的眼睛并不如流水汪汪。不过，对那个绝色美女的描绘，历来就出了些问题。他们查过档案，的确，进入医学院那年冬天，她得到好色的男生们公认的校花称号。第二年，参加城市美女竞选，名列第三。那是一九四七年秋天，我们这个新兴的国家政权，还在历史的摇篮里孕育。伟大社会的历史转型，初见端倪，便气势如虹。那个腐朽的政权，正在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可是，两个阶级、两大政权，在战场上，或大后方，拼死搏斗的关键时刻，谁胜谁输，都还没有绝对把握。正是这时，革命队伍中的文化人，某某，淄芸受党组织的派遣，到这个阴云密布的城市里来，组织武装起义和农民暴动，在这多雨的南方，多雾的季节里，天空凝聚着铅一样厚重的云块，这座城市某一角落，某某党高官留下的神秘公馆里，他们之间产生的那段爱情，究竟裹着怎样的柔情蜜意和血雨腥风？现在，他们给这个家族的后人留下的，不仅仅是一声叹息，还有无穷无尽的回味、遗憾与缠绵。最终，当子庄回到娅雯的老家，不知跟随倩雯，还是小莲，在大江南岸那座椅子形山岭上，听到了那一阵生命的爱与美的绝响！
可惜，那时，子庄和倩雯在这座城市的郊区，那个掩映在梧桐树叶丛中的历史档案馆里查到的小莲祖母的照片，并不准确。的确，当年的校花丰韵宛然。档案馆负责人说，那张并不是校花，而是她参加一九四七城市美女竞选时的照片，学校歌咏比赛，或选美比赛也说不定。那场比赛，在这座城市一九四七的深秋里举行。同时，那天的《扫荡报》、《中央日报》上，还刊登了镇压川西川南川东共匪土匪暴乱的消息。还有这座城市广大农村某某青年踊跃抽丁，开赴中原战场，去和“共匪”拼死搏斗，某某杀身成仁的报道。那年的城市美女竞选，就是为了“慰劳”即将开赴中原前线的的官军士兵。一边战火丛生，一边美女竞选。靠美腿美胸美臀来给即将走上前线的将士们打气，这算什么王朝？女人的美，难道可以这样来运作、糟蹋？他想，我们这个世上美的女人，如过江之鲫，去了又来，来了又去。如星光闪耀，灭了又生，绵绵不尽。但我们就可以任意挥霍么？她们也来得多么的不易！无论什么生命的小草，总会在明媚的阳光中显现生长。小莲的祖母，当年的校花，就是一株闪耀着绚丽生命色彩的小草，城市美女竞选之后的某个夜晚，出现在远道而来的商人革命者面前。那时，他们家族已有了复杂的红色背景，不然，怎么百里挑一地把她送进地下党首脑机关？她去做的那些事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她家乡在大江南岸，一条小河蜿蜒流淌在崇山峻岭中，椅子形山岭上，梅家祠堂，开了盐场、水泥厂和丝绸厂的富豪家族。那一带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他们家族有人参加过暴动，也有人镇压过暴动。那一带的山民土匪暴动历史源远流长，我们从目前流行的革命历史教科书上，还能找到那些暴动的情节和细节。那时，子庄还没有走进那片富饶的山林和土地，对他们家族中闪耀着历史光辉的故事，还不完全了解。他知道，整个大江南岸都曾是一片红色的土地。红色政权，在这片土地上生了又灭，灭了又生。地主武装、保安团、袍哥、保长甲长穿梭来往。在这野草丛生、遍地荆棘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医学院校花，当时，能从县城女子中学读到省城某某大学医学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富庶的家庭，把她的弟兄姊妹送上了不同的道路。现在，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小连的祖母，还有她弟兄姊妹一个个鲜活的面容？
历史档案记载着他们家族衰老和辉煌。娅雯的父亲梅绍武，并没有三妻四妾，几任老婆。他从小饱读诗书，勤巴苦做。在深山里和大江边上，继承祖业，开办盐场、丝织厂，土豪恶霸，抗战开始，又成为当时著名爱国实业家。方圆几百里的山民、水民，至今还留有他们家族的记忆。世代书香，土匪豪强。到了他们那一代，一九四九年前后，却没有显现出应有的辉煌。大江南岸厂房里机器声轰隆的岁月，写下他们那个家族发家史的重要篇章。秀才父亲，是把他们家族推向辉煌的顶梁柱。但是，她心目中的父亲，简直就是一场噩梦。椅子形山岭上的松树林里，有他们祖辈高大的坟墓，然而，她父亲连一块墓碑也没有。父亲是冤死的！解放后，不少人对她这么说。那时，生活十分艰难的母子俩，都对冤死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母子俩“叛徒”家属的日子，也处于不为人知的极大委屈之中。然而，如今已变得淡然的任何一个家族往事，都曾和她的生活记忆血肉相连。父亲把大哥送到云南讲武堂学习炮兵科那年，大哥还不满十五岁。那个聪明能干的年轻小伙，在后来几十年里的征战岁月中，从小排长做起，一直做到某某城防保安司令、兵团司令。解放前夕，已是国军中将司令。图书管理员纪年表哥，在那场保安团清洗县城女子中学的灾难中，并没有遇难，被枪杀在大江边的某某图书管理员，仅仅是他的替身。他们的组织早就安排了一个神秘大江侠客，冒死划船把他救了下来。小船沿大江漂流而下，到了宜昌躲了几天，又秘密潜回武汉。那时的汉口，是地下党大江局首脑机关。他在那里管理文件资料，和机关上下领导同志的关系，处理得很好，后来保送到了延安。图书管理员的生活道路，和她父亲哥哥的生活道路一样，都是怪异奇特的生命长诗。那时，那部长诗，还没有开头。他们后来也没有举行婚礼。谁也没有想到，他一次次躲过敌人的明枪暗箭，居然，在革命就要胜利的紧要关头，成了共产党的叛徒。他带着自己的敌人，去把他亲手建立起来的地下党组织秘密机关，一个个捣毁破坏。他亲自执行入党宣誓的男女下属，被他投进了监狱，打得死去活来。这些历史书上看到的真实故事，充满了阴谋、背叛和血腥。实际上发生的故事，还要比书本的记载血腥得多。我们还要用很长的篇幅，才能把那个漫长革命经历和战火考验中成长起来的革命者，变成大叛徒的心路历程揭示清楚。不幸而有幸的是，那个叛徒，并不是她真正的祖父。更富戏剧性的是，这个叛徒祖父与之相连的，正是更令人怀念的真正祖父淄芸的影子。现在，他们谁也没有看到这些影子。没想到这一连串穿来绕去的历史故事，发生在她的庞大家族中。他们现在还找不到哪把钥匙，去打开珍藏在祖母心中的秘密。要不是那本厚厚的可以作为文物的《史记》，他们连一点线索都没有。
绝响(2)
关于他们家族的辉煌历史，在几十年后的某个下午，子庄驱车前往，沿着隐约出现在大江南岸崇山峻岭的那条不宽的马路，江南秋雨中，找了很久很久，来到日渐萧条的江边老县城的车站，感受到了一个侧面。据车站旁一个枯瘦的修鞋的老人说：“哦，梅绍武？县参议长？记得的，临时县长，被人民政府敲了沙罐的？记得啊！他真是死得冤！冤啥……唉，他们一家当年多威风啊！”当时，梅老太爷，长袍马褂，从乡下进县城做官办公，都是坐轿子来的！离县城还有十多里远的山坡上，家丁就开始鸣锣开道了。吆喝声，铜锣声，“梅老太爷出山了……”，老远都听得见梅老太爷坐着轿子，光着脑袋，戴着眼镜，提了文明棍，穿着府绸大褂，闪闪悠悠，坐着轿子下山来，进入县城江家坝公馆办公。那就是梅娅雯的县参议长父亲。这景象十分动人，也令人遗憾怅然。现在，他们家乡早已没有了喇叭声。小莲的老祖父，娅雯的父亲，穿着长衫晃悠在轿子上去县城办公的场面，终究是她们家族远去的背影。从这个背影中走来延续辉煌的男性后代，只有小莲的父亲。小莲的父亲，难道就是早已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富起来了的房地产商人谭永年么？他还在不断寻找自己的亲生父亲哩！从他身上，已很难找到当年县参议长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