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他们觉得剧本中描写的对象，非常实在，写出来一看，又觉得那样空洞。好像那么费力写出来的人物事件，总给人一鳞半爪的印象。只有岁月的记忆，时间的流逝，在鲜为人知的城市环境和人生环境中，在气韵氤氲的自然山水怀抱中，才能把那一部部完整的生命之书写得淋漓尽致。
在那片青山绿水间，他们家族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创造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这些故事的发生，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曲折婉转。就像“又见炊烟升起”在大江两岸，风卷云动，散去又聚拢，聚拢又散去那么自然。山林水岸，绿色植被，参天的巨崖，流水潺潺……有些故事，一旦进入历史，就被歪曲得面目全非。没有进入历史的传说，却常常真实得可怕。娅雯的父亲梅绍武，在当时人们的印象中，并不始终是一个穿着府绸长衫的白胡子光头老人。一九五○年，他被临时新的政府镇压的时候，只有五十六岁。他根本就没有留胡子，他和当时的土匪豪强劣绅并没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要发展那么大的家业，他本身必须是一代恶霸。当然，“恶霸”是我们现在对他的称呼。当地百姓口中流传的形象并不完全这样。虽然，他威风凛凛，有权有势，但并不总是十分可恶的形象。他家开办的工厂，县城大江边的水泥厂，他家乡大溪河岸开办的盐场、丝织厂，压榨了当地百姓的血汗，但他把钱又用来在县城创建了著名女子中学。他明媒正娶的妻子，某著名大学法律系学生，做了自己开办的小学校校长。他们的儿女，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他们很年轻。他们走过的道路，就是当时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走过道路的某些缩影。光明与黑暗，腐朽与新生，年轻人不得不做出选择。现在我们觉得，每条道路都充满了斑斓迷幻的色彩。最使人觉得头晕目眩的，就是她，梅娅雯的爱情和婚姻。她大哥是兵团司令，曾镇压过一次次当地农民暴动。带着他的十万大军，和当时入川的红军打仗打得十分卖力。
抗日战争爆发，大哥的部队在遥远的江汉铁路沿线和凶猛的日寇作战，大获全胜，得到当时那个政权最高领导人的嘉奖。可是，他在后来的内战中，一次次失败，最后只好带着残破的队伍起义。当然，他的起义也和父亲的劝说有关。那时，临近解放，大哥梅国文部队几十万人马的生死存亡在此一举。父亲梅绍武，有人说历来就只是县参议长，只是因为解放大军已经攻打并且毫不费力地拿下这个江边县城的时候，临时委派他代理了当时这个县的县长，协助解放军军管会维持地方社会治安。对梅绍武的头衔，历来就没有一个适当的称呼。新旧政权交替，政府行政部门的生生灭灭，朝令夕改，十分混乱。她父亲虽然是当地腐朽政权的恶霸帮凶，但也是一个精于世事的人物。他曾偷偷帮助过当时的红军，瞎子舅舅在红池坝拉起的游击武装多次得到过他的资助。梅绍武早年在省城里的洋学堂读书，也接触过一些新潮的书籍。他当时真心觉得
国民党那个政权已经彻底衰败，他希望在新的红色政权里，获得新生。他劝说大儿子起义投诚，自己又担任了临时县长，维持治安的保安司令，协助远道而来的解放大军的部队，建立新生红色政权。他们父子俩在那个政权转换的时候，身心都经历了脱胎换骨的蜕变，很快，从白色、灰色、黑色，变成黄色、红色。他们走过的道路，并不一样。大儿子的部队起义后，经过一段时间休整，开赴朝鲜战场，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但是，他很快失去了对部队的指挥权，被安排在遥远的一个省份任管理体育运动的政府官员，有职无权，他再也没能够横枪跃马，但他毕竟还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很多年。他从来没有回过他解放后的家乡，那座椅子形山岭上。而他父亲，那个临时维持会的县长梅绍武，新官上任不久，就被新生的红色政权镇压。他手上好几千人的保安部队弟兄，大都是国军、民团的散兵游勇。清匪反霸，他的保安部队早已解散，但还是把他作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抓起来，依然枪毙在大江南岸悬崖下面的沙滩刑场上。枪毙梅绍武的沙滩，正是当初枪杀冒名“
图书馆管理员”的地方，也是后来他们家族另一个悲剧人物，大叛徒谭纪年被镇压的刑场。他们的血，最终流在一起，生命，罪恶的、红色的、冤屈的生命，重叠在一起，汇合成一条血的小溪，流进滚滚沸腾的大江。他们家族的命运，从那个时候起，就发生天翻地覆的逆转。逆转最大的，是他们的心理路程。从此，他们老家，梅家祠堂背后的青松林，常常虫声唧唧，阴雨绵绵。后来，娅雯带着幼子，回到椅子形山岭上，独自承受没有亲人，没有爱人，还要经受批斗关押的屈辱痛苦日子。穿过纪年被捕叛变枪杀的生命阴霾，她从遥远的省城，回到家乡，这里已是解放区的天，明朗的天。大江两岸高朗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缠绕着她犹疑不定的心灵步履。她被说不清的苦楚折磨着，几次痛不欲生。她想，他们那个家族，从大哥、瞎子舅舅、纪年开始，尤其是她父亲，似乎为这片明朗天空的到来，努力欢呼，辛勤工作，也是抛头颅洒热血了，怎么到头来，必须付出一个个生命的代价？要不是已做了遥远省份体育厅长的起义的大哥专门给她带来一封信，叫她慎重对待叛徒家属的罪名，洗心革面，沿着新政权开拓的路，继续走下走，她真的就再次跳进大江了。毕竟，那是她大哥那颗与时俱进的殷殷之心，那是他们姊妹间的第一次通信。读着那封信，她变得更加茫然。罪恶累累的大哥，已进入革命阵营。而她，革命多年，最终因纪年的叛变，居然打回到反革命的营垒中去了。她想不通。她没有给大哥回信，也没有跳进大江，再去增添一颗她们家族中的亲人们冤屈的灵魂。她暗下决心，听大哥的话，坚强地活了下来。山林永远青翠，大江永远奔腾。而她们母子俩的生活，突然变得暗淡。她心灵中，梅花山公馆，大江南岸牛奶场的白色墙壁上，马灯、蜡烛、煤油灯、煤气灯，那一盏盏曾放射出动人光焰的生命之灯，已经暗淡，最终……不知哪一天，就会簌然熄灭。
在小莲祖母的心灵中，永远悠忽地闪亮着一盏指路明灯。像她家乡大溪河岸盐场里的桐油灯光，闪耀在那一带青山绿水间。那时，瞎子舅舅和纪年表哥，凑在桐油灯下偷偷阅读，并且，给低暗工棚里的盐场工友宣讲《共产党宣言》，某某纲领，无产者，劳苦大众联合起来，推翻旧世界，剥夺谁谁的财产继承权什么的。作为当地有权有势的县参议长，父亲梅绍武对瞎子舅舅和纪年从事的那些秘密“勾当”，不可能不了解。他接触了太多那个时候腐败政权里的大小官吏，他也觉得他曾效力的那个政权早就应该灭亡，他也向往新时代的阳光会在他新社会里的人生中闪亮。劝说大儿子投诚起义并不容易，磨破了嘴皮，跑断了腿，才取得了成功。他暗里支持已经和地下党有多年暗中联系的儿子，出去参加革命，以至被捕。他默许女儿到省城的某某大学医学院读书，后来，和地下党的高级干部“结婚”。我们很难想象，他女儿的“婚姻”，怎样搀和着“革命”与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江边小城，作为县参议长，他曾顶着那些供人茶余饭后谈资的流言蜚语。从现在得到的信息看，神秘公馆背后、梅花山下的爱情，显然不能属于他们家族男女的风流韵事。有她祖母梅娅雯留下的那部残破的《史记》作证。后来，子庄和倩雯，在档案管里查到的那幅当年校花的照片，经档案馆负责同志反复考证，令人失望的是，居然，照片上的清丽女子，并不是当年的梅娅雯，而是娅雯的同学，也是某某大学某某学院的大美人。那个美人有一个十分奇特的名字，叶哲文。不知她是否也参加一九四七这座城市的美女竞选。叶哲文来自大江下游水城宜昌，眉眼清秀，柳眉细腰，灵动如水。她当时也和地下党学运书记谭纪年有过接触。不知是不是纪年把她送到青云山参加了地下党游击队。那时报上刊登的消息，是某某大学国文学院二年级学生，参加城市美女竞选之后，神秘失踪。可是，叶哲文后来在一次国军的“剿匪”战斗中被捕，或者牺牲。指挥那场剿匪战斗的，正是娅雯的大哥，梅国文带领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叶哲文的命运并没有就此完结。她后来隐约出现在这座城市的公开身份，居然是妓女！而且，叶哲文的妓女身份，居然和纪年、瞎子舅舅都发生了联系！后来纪年叛变，回忆他们革命历史和战斗经历的同事们，把他思想作风、道德败坏，和某某会馆春来茶馆的妓女某某某的勾勾搭搭，作为一个有力的证据。叶哲文的出现，使他们对娅雯的身份产生了怀疑，娅雯究竟属于当年哪所大学的校花？她参加的究竟是哪一年这座城市的美女竞选？在当年那座城市的报纸上，一定有记载。只不过那些记载还没有找到而已。说不定还有更加靓丽的照片，珍藏在不知哪个角落。也许在历史档案馆、革命博物馆，也许在她和某某的心灵相册上。而且，当时那个远道而来的革命者，的确是看了她的照片后，才欣然同意把她叫到地下党首脑机关，担任交通员、书记员和秘书之类的工作的。父亲梅绍武知道儿子女儿，走上和他们家庭世代农商完全不同的道路，他暗地里支持，表面上反对。他觉得他们那个家族，应该在新政权里找到光明的前途。梅绍武被枪毙的时候，还高呼“斯大林元帅万岁！”那是他们在档案里查到的一段悲喜交加的血泪故事。本来他的保安部队已完全移交给了新的红色政权。他组织保安警察，维持县城混乱的治安。他和新政权的合作，开始也十分愉快。谁知新政权为了站稳脚跟，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脚脚爪爪统统抓起来镇压。那就是解放初期著名的“镇反”运动的一个侧面。当然，这场运动现在看来有它合理的地方，在新旧政权交替时期，对维持秩序、巩固政权、击退反动分子的疯狂反扑，也起了强力良好的作用，但也从某种程度上，开启了滥杀无辜的先河。那时，杀人被称作敲沙罐。很形象，很幽默，用子弹那么轻轻一敲，沙罐一样的脑袋就破了。沙罐破了可以修补，而脑袋一破，脑浆迸出，就再也无法修补了。那场带着胜利欢乐色彩的政治杀人运动，合理合法，当然也免不了掺和一丝丝令历史、生命颤栗的恐怖和阴冷。就连现在当地的补鞋匠，都能把江边刑场敲沙罐的场面叙述得绘声绘色。父亲梅绍武在那场普通的镇反运动中被枪杀。他写下了自己和儿女们长期追随共产党地下组织，做了多少革命工作的讲演稿，大儿子怎样在旧军队里营垒中冲杀出来为新中国解放事业做出了多大贡献。小女儿的“丈夫”怎样因为组织学运，被国民党关进监狱，小女儿怎样在白色恐怖中做地下党的工作。他自己怎样在即将来临的解放战斗中，无私贡献出了保安部队和全部家产。他妻子怎样在当地办小学，为当地百姓做了多少好事。本来，他把写好的讲演稿，带在身上。他被监狱看守强灌酒醉了之后，五花大绑，押赴江边沙滩上刑场。那天，刑场对面的悬崖，悬挂着鱼鳞似的灿烂阳光。春天的大江两岸，油菜花金黄。黑压压的人群，拥挤在江边沙滩上，早春的太阳，已十分毒辣。他和一群被捆绑着的暗藏反革命、叛乱暴动分子，串在一起，二三十人，弯弯扭扭地，站了一排。那里有伪政权搜刮民财的反动武装首领，有袍哥大爷、土匪头目、县财政局长，旧军队衙门里的散兵游勇、作奸犯科的，这些人都一块儿枪毙。那天，娅雯的父亲被绑得很紧很紧，站在毒辣的太阳下，浑身冒汗，他试图从被捆绑着的破棉袄里，取出用小狼毫毛笔写的讲演稿，对大家讲演。那时，一排行刑的解放军战士，已向他们举起了长杆子步枪，他突然扯破喉咙高叫：
“冤枉啊！我还有话说！”
主持刑场的军官是一个高大的解放军营长。营长姓苏，来自山东，新政权供职的那些天，他们见面十分客气。苏营长依然那么客气地对他点点头，同意他说话，但，因为他脸上流着汗，也因为他们在被押出来枪毙之前，被灌了一海碗烧酒，想喊，喉头哑哑地，什么也喊不出来，陪同他被杀的那个贩卖烟土的伪县财政局长，大声骂他：
“软骨头，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这些，有啥子毬用哟？”
可是，被五花大绑的伪临时县长梅绍武，还是把他想说的话，哑哑呼呼，说了个大概，他家，他大儿子，女儿，怎样和新政权有血肉联系，他历来就同情革命，支持革命，最后，组织伪政府任县长，属迫不得已，而且已得到新政权容许。他任县长、保安司令，成员虽然成分复杂，但没有新的血债……他越说越激动，越兴奋。他满脸胀红，吐字不清，黑洞洞的嘴不断蠕动，他想得到答案，像他这样死心塌地，倾向革命，支持革命，甚至已经正在卖力干着革命的人，凭什么要被新政权杀掉？
苏营长不耐烦地站起来，喝了一声：
“说完了吧！”
“没，没有！”
苏营长皱了眉头，手一挥，面前的步枪，对面的机关枪，对着他们那一串“蚱蜢”同时开火。枪响的时候，似乎人们还能听见他在高呼“斯大林元帅万岁！”还有高呼“共产党万岁”、“蒋某某万岁”的。掺合着枪声的口号，呼得很杂很乱。还有好几声“万岁”，没有喊得周全。一阵硝烟过后，那些被捆绑着高呼“万岁”的生命，一个个都烟消云散了。他那长长的身体，中弹之后也蜷起来，像一头黑虾米，缩在岩石下面的裂缝中。那时，娅雯已戴上大叛徒妻子的帽子，在外面深山老林躲藏。她没有看到父亲被枪杀的场面。可是，她可能在这里看到枪杀的他们家族中的第二个人，就是她名义上的丈夫，谭纪年。纪年也是被五花大绑，押到悬崖下的沙滩上来枪毙的。谭纪年被枪杀的时候，人们似乎没有见到大江侠客的影子。他被枪杀于一九五一年。比娅雯的父亲梅绍武被镇压刚好晚一年。主刑官居然还是来自山东的大汉，解放军苏营长。纪年被枪杀后，他那也被五花大绑的挺硬的身子，也蜷缩起来像只黑虾米。也是春天，大江两岸，风和日丽。纪年没有呼口号，也没有讲演，行刑的战士用手枪、步枪，从他很近的背后，一枪打过去，子弹穿过背部，再补一火，他脑袋就开了花。他先是一栽，又向后一仰，又一颗子弹打过去，正好敲破了前额。他向前重重栽下去。络腮胡上粘满了血，流着血的嘴，啃着沙滩上的石子和淤泥。……娅雯万万没想到，他们家族中的亲人们，会在如此血腥的场面中出现，还一次次重复。她没有去收尸。去给她父亲梅绍武收尸的是那个名叫顺子的小女孩。顺子已十七八岁，是她父亲惟一正了名的姨太太。顺子是那座椅子形山岭上梅家祠堂账房先生的女儿。圆房的时候，顺子刚满十六。他们还生了儿子，顺子用小船载了梅绍武的尸体，远走他乡。究竟掩埋在什么地方？他们谁也不知道。
掩埋娅雯叛徒丈夫的，不是她自己，而是当地的“老船工”，大江上的水手。那个身强力壮的壮汉，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他有在汹涌波涛中长久熟练驾船的本领。他连夜把尸体用船载到大江南岸崇山峻岭中去埋葬。这样，那一带的紫檀木树林中，深山泉水边，便出现了一座没有姓名的坟墓。也有人说，埋葬她叛徒丈夫谭纪年的，不是武艺高强的船工，而是一个大江游侠，或江洋大盗，或是从远方的失败战场上逃回来的
国民党上尉军官。有人把那个上尉军官，吹得更神。说他并不是上尉，而是国民党将军。这个神秘军官，在他们家族中，始终其着保驾护航的作用。他的真实面目，始终迷糊。无论船工，还是长工，还是逃回来国民党的上尉、将军、当地土匪、保长、甲长，反正他是那么一个身强力壮男人，隐隐约约地闯进了娅雯的情感生活。有人说他们曾结婚，但他们的婚姻也十分短暂和暗淡，没有在她生活中，留下多少记忆。他们没有生儿育女作为生活好坏和爱情幸福的证据。后来，她的大半生，都在贫病交加、精神和肉体折磨中度过。那时，她儿子永年还小，孤儿寡母在遥远的山林，亦说原始森林，深山古庙，隐居之后被揪出来，送回老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悲痛和耻辱中过日子，是何等艰难。回到家乡，老家的房产田地，早被翻身的农民分了个干干净净。她在老家祖坟的山崖旁边，支起小茅草棚度日，经常受到当地村民的辱骂和骚扰。每次运动，开斗争会，都少不了拉这对孤儿寡母去做陪衬。解放初期那段时间，她们在家乡过的究竟什么日子，可想而知。当然，这是子庄他们了解到的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那个逃跑回来的国民党军官，已穿上了当地农民的服装，努力生产。他用船把母子俩从茅棚里带到更深远的山林中去，开荒种地，养鸡养鸭养鱼，过着男耕女织的平静日子。几年过去，山美水美，空气清新。把心灵受到重创的她，养得白白胖胖，被称作乡间美人。他们的儿子永年，似乎也因此享受到了父爱，也感到了他们特殊家庭的快乐温馨，而国民党军官，则完全变成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在一起买了收音机听广播，说不定那时她还翻出了那本珍藏的《史记》来放在土磨前的石礅上晒干，以免生虫子。日子如果这样，就可以平静过下去。谁知，到了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当地政府开山毁林，把他们居住的那片山林砍得精光，同时，发现了山林中过着平静日子的这一家。国民党上尉被抓到了县上去，关在监狱里，作为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枪毙了。历史反革命，因为他是国民党上尉。现行反革命，是从他们家里搜出了那台收音机。他们收听敌台，山林中的茅屋，是台湾派来这里的特务分子联络点。其实，小莲祖母在大病中沉痛地回忆，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国民党军官。她有过原始山林中的躲避生活，并不是和国民党上尉军官一起度过，也没有哪个台湾派来的特务在深山老林找过他们。她喜欢听的收音机，只能收到当地省、市电台，听收音机，还是她在那座神秘公馆和商人革命者一起工作，掌握来自革命大本营的消息，养成的习惯。她家里还珍藏着一台老式的肖邦牌唱片机哩！那是当初县城女子中学校长留给她的礼物！可是，她后来一次也没有放过贝多芬的音乐。她那时根本就不知道，贝多芬、肖邦、莫扎特和她母子俩的生活，究竟有多遥远。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对她来说，简直毫不相干。至于一直暗地对她有过帮助的那个人，究竟是谁？有人猜测，是她大哥部队的国民党军官，投诚以后，解甲归田，专门来照顾他上司的妹妹。或者，是得到那她哥哥的指令，来暗地帮助她们母子俩的。那么，他也应该算国民党起义人员。历史就这样弯来绕去，但始终不能逃脱谁的手心。生命总要消失，只不过消失的理由，并不都是一样充分罢了。她父亲带着冤屈被枪毙，她名义上的丈夫，那个大叛徒谭纪年，是不是也带着什么冤屈被枪毙的呢？现在还不好说。不过，她和第二任丈夫，并没有正式结婚。国民党逃跑回来的上尉军官，和小莲祖母一样，惟一的爱好就是听广播。他喂鸡、养鱼都是能手。可他还是被镇压了。大江南岸悬崖下的沙滩刑场，是他们一代又一代梦断魂断的地方。至于她母子俩怎样回到老家的？有几种不同的传说。有人说，她“镇反”时被投进监狱，后来，找不到她有什么犯罪证据，就放了出来。有人说，她本来已送到茶场农场去管制劳改，采茶制茶。为什么那么快放出来呢？那时，才二十出头的她，依然风姿绰约，和当时劳改农场场长，是不是南下干部苏营长？有过什么肉体交换。当然，那些现在看来似乎发生在很遥远年代里的事情，甚至可能是猜测和谣传。果真有这种交换，也和她最后的生命归宿，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资料证实，不是她用身体去和劳改农场场长交换，不是监狱管理干部诱奸强奸了她，而是他们之间真正发生了感情。那个场长，居然连干部也不当了，把他们母子俩带回了山东老家。那样，她的命运，可能又会发生一些根本转折。那个好心的劳改农场场长，回到老家后，三年困难时期得了严重的浮肿病死去。她母子俩，终于在她起义投诚的大哥，某某省体育运动厅长的帮助下，经过当地政府协助，才回到老家。可是，那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回到老家的母子俩，在饥寒交迫中，几乎断送了性命。
后来查证，从劳改农场和苏营长一道回山东老家的美丽少妇，并不是大叛徒的“妻子”梅娅雯。这个发现，并不能排斥她儿子谭永年用很多年，走遍祖国山山水水，花了大把的钱，到上海、香港、河南、北京、东北、辽宁，去寻找他的亲生父亲，究竟是什么心理动机。据传，她母子俩在自然灾害时期已经饿死。这不是真实情况。不过，她们都经历了生死的考验。那时，刚回老家，椅子形山岭上的梅家祠堂已被分掉，她们只好在岩洞边搭茅屋。山林里的冬天，总那样漫长，寒风呼啸。母子俩靠着烧热的岩壁取暖，紧紧依偎。同时，她们还受到当地村民的歧视和批斗。后来，在一个身强力壮的神秘人物帮助下，她们在老屋旁的岩壁下，造起了两间茅草土屋。冬暖夏凉，可以避寒暑。她们没有口粮，没有土地，没有家具，不能自己做饭。灾荒年月。深夜。她们去偷了山上的红薯和小麦回来，用大铜锅煮了吃，恰恰被巡逻的基干民兵发现，拉到队上去批斗打骂，直到折磨得半死。毕竟，那时，她也仅仅是二十出头的女人，而且，她曾经还是校花，当年地下党的前后市委书记，严淄芸、谭纪年的情人、亲人和爱人。那时，儿子不知道真正的父亲是谁，但她心里清楚。批斗大会主席台，就设在她老家，也是她母亲曾任校长的小学校。那个小学校的断垣残壁，至今依稀犹存。石垒的高墙，几经翻修，还看得出当年的辉煌。那是她们家族开办的私人小学，也得到当时政府同意许可才创办起来的。学校门前，高高的石台。一对石狮子，雄踞在石台两边。右边那只狮子已被打烂，但依然看得出这所私学昔日的神采。石狮子中间，立着高高的旗杆，代表着那时的民国政府，现在代表的又是新的红色政权。当时，据传娅雯母亲在这个学校任教得“伤寒”病死去。但是，有确凿证据，母亲并非死于伤寒。而是因为，她父亲娶了账房先生的女儿顺子做姨太太。
那年，她父亲刚刚当选县参议长，春风得意之际，县里官场内外的闲人们，都说参议长新娶的小老婆，是那个时候江边县城的风骚美人，误传为大家闺秀，唱歌跳舞、呼风唤雨，在被权利和金钱锈蚀的仓皇日月里，进进出出社交场所，招人喜爱。那时的某些人们，也和今天一样，他们关心的是刚当选的县参议长怎样在锣鼓喧天中，迎来了年轻漂亮的二奶，也是他故意挑选一个处女来冲喜。果然，花了不少钱，选举大胜。他看着这个姑娘长大。她是账房先生女儿之中最小最漂亮的一个。她软绵绵的身体，流水一样围绕着他，雏亮的眉眼里，没有一丝乌云。她一点也不感到娇羞的红颜，像一朵红桃花。就在他当县参议长的第二年，他和娇羞的“红桃花”，在县城江家坝公馆生了一个儿子。但他们没有在那个家族的历史档案中，查到这个儿子的下落。江家坝公馆，是他专为娶这个小妾修建起来的。他从此也就很少回到老家那座椅子形山岭上去。他们在县城公馆庆祝得到儿子的消息传回家乡，娅雯的母亲就暴病身亡。究竟得的什么病？现在还没有人说得清楚。那个冬天早上，结满暗霜的椅子形山岭，小学校门前石榴树上那口大钟，没有像往常一样，在闹山麻雀唧唧喳喳的叫声中敲响。三三两两的学生，走进学校院坝，就听到老家院子里传来佣人长工的哭声。孩子们喜爱的校长已投井自杀。她那落入井中的长长的身子，使他家的佣人和长工费了好大的劲，才从侧面那口装饰得十分豪华的深井里打捞出来。那当然是一个非常悲惨的场面。父亲当天就回到老家来为她母亲料理后事。而她母亲留给父亲的遗言是：
“你将不得好死。”
这是许多女人咒骂负心男人，最常见也最恶毒的一句话。不幸的是，这句话常常会得到验证。不久，解放军打下这座江边县城，她父亲在新旧政权交替中被新政权镇压，死得也非常蹊跷。父亲在“镇反”运动中被错误镇压，并不因为母亲的咒骂。母亲作为法律系的高才生，也不会那么蛮横。她母亲莫非在回忆当初他们之间的爱情是怎样被这个负心的男人给毁坏了的么？当然，这是她母亲投井自杀的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是，母亲并不是投井自杀，而是，那个冬天的早晨，她到井台上做事，漱口，或洗衣，探头在清水中照自己日渐苍老，或并不苍老的清丽人影，因井台的石板结了不易察觉的暗霜，不小心滑了下去。无论怎样，母亲没有活到解放。那时，哥哥带领十万大军，正准备和共产党在中原战场上打一场硬仗。哥哥听说母亲病逝的消息，仗也不打了，马不停蹄，带着他的队伍，回家奔丧，带回了一个营。那时，整个的椅子形上头，山山岭岭，大小山路岔口，都布满了国民党正规军的岗哨，那是给她母亲送葬的“国家”的军队。县长也来了。她母亲的死，成为当地那时轰动一时的神秘新闻。当然，死也要死得体面，那就是，不能说她因为丈夫讨了小老婆得了小儿子之后，投井自杀。后来，他们辉煌的老屋旁边，巨大的草坪两旁，十天半月，都摆满了酒席。正打着仗的国民党正规军，来到这里，大吃大喝了好几天。母亲去世后，小学校也就关闭了。
一晃十多年，现在老屋和老屋旁的小学校，又出现在娅雯面前。她和儿子站在残破的石狮子中间的土台上，接受批判，遭受侮辱和挨打，因为饥饿，她们偷了生产队的红苕和小麦，铜锅里煮了吃。在那样饥饿的年代，那是随时都可以置人于死地的罪名，和她们一起被批斗挨打的，还有地富反坏右，他们有的偷了耕牛去卖的，还有现行的、历史的反革命，主要是偷听敌台，或给她们贫穷的丈夫下毒药的乡间妇女……但，那样一个穿着简朴青衣、满脸菜色、文静清秀的寡妇，带着儿子接受批判，她们的罪名，除了偷队上的红苕和小麦生生煮了吃以外，就是她们的叛徒家属，她的罪名，是曾经的大叛徒妻子。而那时的大叛徒罪名，在全国已经很臭很臭。只要听到“叛徒”两个字，她就会感到儿子抱着她的腿浑身发抖。“大叛徒”，在那样的年代，那是怎样痛苦的一个红色家族的耻辱记忆啊！
沙岸(1)
“我不是叛徒的家属！”
一九六×，酷暑。烈日当空。坚强的三十出头的漂亮小寡妇，她祖母，梅娅雯，一袭青衣，秀脸苍白，一缕青丝飘在晶亮的额前，高高地站在小学校门前的批斗台上，多次在心底里高喊！无论向她袭来的是铺天盖地的口号，还是愤怒的拳头、冰雹和雨点！
但是，当着众人的面，她从不把这句话喊出来。
她拎篮子一样，提着依偎着她的腿边，瑟瑟发抖的儿子的衣角。
“不许打我的儿子，他的父亲不是叛徒。他的父亲是地下党高级干部，他终究会回来的！”
“这就怪了！”下面起哄，“这野种有多少父亲？”
“为什么你不肯把孩子，这个野种的姓给改了？还要姓大叛徒的那个‘谭’？你是不是还梦想继承某某某某的衣钵？”
沉默。
她在心底里叫了：
“孩子姓什么，是我自己的事，与外人无关……”
哄笑，嘲笑，辱骂，而且，绾着发髻的高挑女人，素衣白脸，黑白分明，忧郁高贵，手护小孩，挺胸而立，看起来十分
性感。下面被她激怒的批判斗士吆喝着，呐喊着，嘻嘻哈哈：
“哟！还认为你是什么好东西呢！泼妇，荡妇，淫妇……啊啊！冲上去，大叛徒能干，流氓走资派能干，我们不能干干么？噢！噢！上啊！干噢！噢……”
这种混乱的场面，不止一次在她多年的被批斗生涯中出现！究竟她有没有遭到强奸，我们不太说得清楚，她的某种不公正的经历，她的不分时间场合的批斗，本身就是一种任人奸淫！试想一下，这个时候出面来解救她们母子俩的，应该是什么人？梅花山上的商人革命者？大江南岸牛奶场的谭纪年？还是她的大哥梅国文，带着一个营，或者一个团的兵力，来把围着他妹妹被“奸淫”场面上的各色人等，一扫而光？甚至，很有可能是她自己，她学过打枪，身上也带过枪……淄芸和纪年，都曾教过她防护自己的几手！当然，这些场面都没有出现，真正出现从批判台上救下她母子俩的，的确有那么一个身强力壮的神秘人物，那个人究竟是谁，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线索。而且，那天，从批判台上救下她母子俩，她也没有遭到强奸。
……
麻绳捆她的时候，斗鸡眼民兵队长在她突凸的胸脯上，狠狠揉摸了一把，她顺手拉过儿子，拧紧眉头，散乱了一缕秀发的前额下，眼睛一瞪，后来，斗鸡眼手里的绳索，就抖得很厉害，怎么也把她的胸脯捆不紧。
美的力量，可以挡住强奸！年轻祖母的那些岁月，独自吞下了多少大叛徒留给她的耻辱与折磨！纪年老家谭家岭上的祖坟，“文革”时，被挖得干干净净。离山中古镇的深山更深处的谭家岭，终年四季，方圆几十里的紫檀树，郁郁青青。那时的谭纪年，在整个山中古镇一带，只要提到他的名字，简直就是一堆垃圾臭狗屎。滴着鲜血样的大字报上，画着纪年的
漫画，谁都可以往上面吐唾沫。在母子俩相依为命的时候，在儿子抱着她的腿吓得瑟瑟发抖的时候，她悄悄告诉儿子，那个共产党的大叛徒并不是他亲生父亲。亲生父亲是谁？她一直守口如瓶，没给儿子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后来，她即将离开人世，当儿子捧起那本沉甸甸的《史记》的时候，永年已快满六十。一般人还是不可能从那里看出，当年的校花，和像彩云一样飘来，山岚一样溜走的共产党某某高级干部之间，曾发生过怎样的一段生死恋情。
在一个秋雨泥泞的上午，子庄和倩雯，在那座城市萧条的大街上穿过，去寻找掩藏在城郊那丛梧桐树叶掩盖下的历史档案馆。他们的心情都很沉重，很久很久没有说一句话。因为他们在寻找祖辈留下的耻辱和光荣。那个时候，对他们来说，寻找的已经不是光荣了。进入档案馆大门，通往办公大楼笔直大道两旁的梧桐树，正在秋天的阳光下滴着眼泪。长满青苔的岩石上面，爬满青藤。档案馆灰色的办公大楼，在阴郁的天空衬托下，显得毫无生气。他们好像进入一段历史的沼泽和烟云之中，接待大厅里值班的女人，是穿了绿色风衣的过期美女。她正低头看一张过时的早报。当他们走到值班台那排发亮的黄色桌子前，过期美女头也不抬。
“请问，这里的档案，怎么查？”
“哪方面的？”
“解放初期，地下党，上下川东……起义暴动，还有叛徒……”
过期美女从一丛疲倦的乱发中抬起头来，迷蒙的双眼里，流露出一丝茫然的目光，然后又警惕地划了他们一眼，突然又把头低低沉下去，甩了一声：
“查不到。”
“为什么？”
“没有开放。”
他们感到一脸茫然，而过期美女对他们的态度，真好像他们会带来什么灾难似的，好像他们手里抓着什么烫人的山芋。他们转身望了望大厅前面的那排银灰色的档案目录柜。
“那些呢？可以看吗？”
过期美女头也不抬。
他们互相看了一眼，心里的谜团和疑团顿时罩得更紧，转过身，慢慢向银灰色的目录柜走去。那排装订得很好看的目录，一本本忽闪着棕色的光。
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年，军管会，人民法院，公安局，文联，偷盗抢劫，杀人强奸……他们想，是不是可以从那些档案目录里找到一些线索？子庄不安地从柜里抽出几卷档案的目录，希望从那里捕捉到一丝当时叛徒祖父的事迹。他刚看了些标题，一个尖利的声音从值班台前传来：
“喂，那位读者，你究竟要查什么？登记没有？”
“登记，要怎么登记？”
“你进的是档案馆，不是旅馆。进旅馆还要登记，怎么那么没有教养？”
子庄心中突然窜出一股怒火。他想上去和过期美女理论，然而，他很快把心中的怒火压制下来，尽量心平气和地问：
“究竟需要什么手续，才能看这些档案？”
对方没有回答。
“你不是说那些档案没有开放吗？没有开放，那你们的档案馆，你们档案馆里那么漂亮的目录柜，和你们人一样，是放在这里做摆设，专门供人参观的吗？”
过期美女“啪”地把报纸摔在桌上，拿着茶杯，几步跨出来，到外面目录柜角落里的
热水器前面去续茶水，口中喋喋不休，说个不停。绿色的风衣卷起一阵凉风，在大厅里走来走去，哗哗发响。
“你没长眼睛吗？这里有查阅须知。要查档案，起码需要单位证明、个人身份证明，难道你是第一次进这样的地方吗？而且，你要想查的那些材料，单单有单位证明、身份证明，还不一定查得到。你要查的那些历史档案，尤其是关于解放战争时期，地下党、起义暴动和叛徒的那些资料，根本就不可能对外开放。”
“不对外开放，那你们收藏这些档案来做什么？”
……
“那你，和你们的档案馆，有什么必要存在呢？”
“这不是你管的事情，我，我请你进来了吗？”
他感到受了很大的歧视和侮辱。他不知道这些天和人交流，怎么这么不顺利？难道是因为他那已经死去的叛徒祖父，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罪恶和耻辱，冤屈和隐情没有澄清？或者，还有什么故意向他们隐瞒的情节，不让他们去解开那一个个历史的谜团？或者，那一个谜团本身，记载得太真实、太痛苦，或者本身就不可信？还是根据什么需要炮制出来，而又不许知情人去把某些把戏揭开？越想他觉得越复杂、越蹊跷，他想，不能这么毫无收获地离去。他压低声音，尽量缓和地问：
“究竟要哪一级的证明、介绍信，才能查到我们想查的那些资料？”
过期美女把茶杯放在值班台上。
“大叛徒谭某某，他不是地下党市委书记吗？至少要我们的市委和市委的宣传文化主管部门开出的介绍信才能查。他们那段历史经历太复杂，牵涉到的人事关系，很特殊。再说，我怎么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你查那些档案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你是公安局、国家安全部的吗？谁知道你有没有复杂的海外关系，有没有其他不可告人的政治背景？”
我们能做什么啊！子庄想，用得着像她这样贼一样地防？
过期美女还在滔滔不绝的述说，他只觉得她那长了几颗雀斑的嘴脸抽动不止。他不知道她究竟在说什么。他觉得人与人之间，不用隔着时光的隧道，隔膜的始终就是隔膜。但是，他们谁也不完全明白，世上的人们在接触的时候，要怎样才算沟通。他始终觉得，那天档案馆里的那一幕，好像是曾经发生过的那些错误事情错误的延续。讪讪走至门口，他突然转身对过期美女轻声说：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姓什么？”
过期美女抬起那张还算干净美丽的雀斑脸，紧皱眉头，睁大眼睛，愣看着他。
他不客气地说：“瞧你那张脸！阴风惨惨的……”他走出大厅正门，望了望门额上“某某市档案馆某某厅”几个好看的仿宋字，声音淡淡地说，“或多或少，你们这个档案馆，还算我们国家的一级机关吧，作为国家机关里的工作人员，怎么可以，在普通读者面前摆出那样的一张臭脸？读者也是消费者啊！我走遍了全国的图书馆、档案馆，都没有见到过你那张脸……”
“你，你要干什么？保安，保安……”
过期美女发怒了。
终于，她还是没有叫得出保安。甩出了那几句狠话，他也似乎解了些气，慢慢地无奈地走出历史档案馆。也许，叛徒祖父，在背后支配着他们采访写作的命运，要把历史上掩盖得很深的事件继续莫名其妙地掩藏下去，或者，还是他根本就不敢、不愿面对世人，甚至“家人”？
不过，那些深深刻进家族耻辱记忆的历史事件，本身就没有多少能掩藏的东西，就像人吃饭喝水，呼吸空气一样自然。戴着黑框眼镜的革命者谭纪年没有成为叛徒之前，他的所作所为，完全如时光渠道里流动的水，阳光下也晶莹透明，毫无故意掩藏什么的打算。只不过，党组织地下工作的特性，必须尽可能对外人掩盖，不仅包括他们的敌人。历史风暴把他推到了山中古镇的那条小河边。一九四八年，五月端午节，他在菜花地里被捕，改变了他的命运。中国革命历史教科书的某一段落，也因此而改写。某些党史资料记载，他正式被捕是那年九月。那天，秋高气爽。他妻子——或许，也是假扮夫妻的妻子？唔，当然，也不对，既然都生孩子了，还有什么假扮夫妻？——梅娅雯，正在这座城市大江南岸外国人办的教会
医院里生孩子。那是小莲祖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生孩子。纪年和他的同事，也是地下党的市委委员萧某某一起到教会医院来守护他妻子生小孩，还没有走进大门，从医院门前右侧的那株高大的桂花树背后蹿出几条黑衣壮汉，抓住他的头发和衣领，把他摁进了停在小卖部门前的美式吉普车。他手上还提着暖水瓶和牛奶。那是他在南岸牛奶场订回来的牛奶，还没有来得及交到妻子手上。妻子和他“结婚”后，一直怀着别人的孩子，他们根本就没有
同居。难道这就是传说中他曾贪污党费，去找一个妓女同居的原因？而且，又有人说，那个妓女，也是他们用来做掩护的假扮夫妻。那里，正在筹建一个新的秘密据点。他被捕后，还看到过那个所谓的妓女并不是真妓女，而是
国民党特务故意安排的内线。他的被捕，很大程度是这个内线的告密。但是，后来，她也被捕并被杀害。后来查证，根本就没有这个妓女。大叛徒谭纪年和所谓的某个“妓女”的真正牵连，并不是这样。如果这样，他的被捕就成为地下党内部派系斗争的牺牲品。本来，叛变后，他立即加入了反革命营垒，完全可以找任何女人组成新的家庭。况且，他的叛变，的确是因为阴险狡猾的审讯处长，给他安排了好几个漂亮风骚的女人作为诱饵。可惜，那些如花似玉的特务美女，都成了他不能止渴的“望梅”，偶尔给他投来点点腥味，抛几个媚眼什么的，他一个也没有沾上点腥。如果那样，她祖父不仅是叛徒，还是背叛祖母的花心男人。当然，也很难说祖母和叛徒祖父之间，有多深的感情。从他第一次被捕，一九四八年端午节到我们这座城市的解放，是第二年冬天。叛徒祖父已经成为国民党某某中校专员，在国民党特务机构的阵营里，混了一年多时间。那一年多，他在监狱里待了不到半年。他努力为他叛变投敌的那个政权效劳，忠心耿耿、死心塌地，就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努力效忠的新主子政权，会那么腐败，那么没有抵抗力，败得那么快，那么惨！简直就像秋风扫落叶。那段时间，她祖母带着不是他们的孩子，在什么地方？牛奶场继续住下去？那么，她为什么没有被捕？要不，在乡下流浪？哪个乡下？她知不知道纪年被捕叛变后的情况？知道纪年叛变，她祖母是什么态度？纪年叛变后，据说，给过她祖母几十块大洋，作为孩子的抚养费。怎样给的？在哪里给的？当然，那个时候，不可能还有金条掌握在他手上。从叛徒被捕到解放，那一年多时间，他们是否还住在一起？究竟有没有联系？怎么联系？那时，她祖母作为一个年轻美貌的少妇，不满二十岁，正在乡下某一原始森林躲避战乱，喂养孩子。他们都感到那年的冬天，特别寒冷，特别漫长。寒冷冬夜，能隐约听到远处轰隆隆的炮声，空气似乎着了火。那是冰与火的岁月，他们对盼望已久的新政权的产生，或感到心灵的寒冷，或还充满火热的激情。那是一种极端复杂的感情。毕竟，身份不同了啊！实际上，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而且，过去的市委书记谭纪年，叛变后，瞬间成为新主子的忠实走狗，也没有脸面再和他的下级、“假扮”的妻子梅娅雯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