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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留言(陆幼青)
[引子]
本周一下午，图书工作室瘦马接到一位名叫王焰的电话，她说她是华师大出版社的，她有一位朋友是肿瘤患者，医生说他大限已到。他希望在离开人世前能给家人留点什么。他也是华师大的毕业生，能够想到的最后的礼物就是将自己临行前的所有感受写成文章，在一家网站上连载，每天刊登一篇日记，允许读者和网民跟帖、议论。他想到了“榕树下”。
瘦马接到这个电话后决定立即行动起来。第二天下午与同事AVA前往西郊某公寓去采访这位特殊人物。行至半途，突然大雨磅礴。两人给淋得直哆嗦。
[背景]
这位癌症患者年纪在40岁不到，名叫陆幼青，目前还担任着上海市浦东房地产展销中心的副总经理，管理着上海最大和最具前景的区域房地产市场和60名员工。
下面是他的自叙：
[我与榕树下]
一年前我就已经知道“榕树下”了。半年后，浦东区政府想组建“浦东网”，原先想做电子商务，让我做企划。后来因种种原因计划拖延。在这个期间我浏览了各家站点。
[我转型很快，自我感觉比较适应社会]
我是华师大中文系85届的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后轻工业局，在培训中心也呆过。到过深圳、珠海，主要做新闻。做了一年多，就放弃了。我喜欢变换自己的职业。然后投身广告业，最先在上海宝久广告公司，后来与几个朋友合作搞了龙祥广告公司，当时从年营业额来看算是中国100强之一。我的身份一般没变：副总经理、企划。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有保持写作的习惯。由于工作要求，也动动笔，但纯粹文学的少。两年前，我写了10多万字的小说，没写完又给朋友拖走了。一旦进入生意场就根本没有时间写作了。中文也好，英文也好，它只是一种工具，并不解决本的生存问题。我转型很快，自我感觉比较适应社会。
[要心平如水是不可能的]
第一次开刀是五年以前，知道这件事后要心平如水是不可能的。对很多细节我都主动忘记，能记住的是，当时我们一家三口住在一个非常简陋的房子里，孩子还非常小。我想我不能倒下去，不管这个疾病多么可怕。从内心来说我是非常平静的，我这个身上有很多缺点，我自信我没有什么大奸大恶，如果老天爷要让我得这种病，那我就接受命运的安排。如果我有过错，我会很不安的。
98年7月我第二次开刀。那种病终于复发了。中国肿瘤患者与国外肿瘤患者在治愈率上有个区别，第一次治愈率中外一样，但中国人的复发率达90%多，而国外只有50%多。一般人很难承受第二次。接下来的日子不超过两年时间，这是最长的了。
[陆的妻子时牧言女士说：得知这个消息后，我一点主张都没有了]
孩子又那么小。我觉得非常可怕。他这个人真的非常非常坚强。第一次开刀后我自己都感动了。他外形不高大，也不魁梧。开好刀前他对我说，如果可以半身麻醉就半身麻醉，他怕影响将来的大脑思考。开刀后十天十夜，他一直不啃一声。胃被切除五分之四，不能吃东西。为了让自己尽快康复，他拼命吃东西。三个多月后他就去上班了。他不允许别人把他当病人。今天你们来，他说的这些话我平时是听不到的，包括对自己的朋友。他非常有主见。他背着我偷偷地看了很多医学书。做过几次放疗、化疗后他就不愿意做了。我说你不能轻易地放弃，至少让我们的女儿再长大一点。第一次开刀时我们的女儿才四岁。第一刀是大冬天，第二刀是大热天。开刀后还没有拆线，他就开始吃东西。他说我要尽快过正常人的生活。我被他这种情绪感动了。后来好多朋友来探望我们，其中有一位朋友还给我们写了信，他其中有句话说得挺好，“人的一生是不以长短来计算的”。活得有价值有意义最重要。我从一开始胆小到今天这样坦然，也是受到他的感染。一些朋友看到他就告诉我，看上去他精神很好。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书籍正文：
2000年 8月 3日 天气：睛热
不知别人的情形如何，我很小的时候脑子里就建立了一幅关于死亡的画面，这几十年来，每当我不经意地想起死亡这个话题，脑子里便会非常逼直地映印出这幅现在想起来很像油画的画面：
冬天，一个清洌的湖，湖水并不很纯净，只是因为寒冷的沉淀才如此。土是暗暗的，远处有白色的痕迹，不知是不是雪。周围有几棵高大的北方的树，因寒冷而寂寞……
湖的对岸有一幢欧式的大房子，依稀是白色的，每个房间都亮着灯，看不真切，它的巨大身影投在湖面上，却一动也不动，只是灯光看上去更亮了。
过了一会，它开始熄灯，一盏、二盏、三盏……熄灯的过程缓慢而坚定，像一个仪式……
最后一盏灯灭掉的时候，有人死了。
我一直在想这种旁观式的死亡意象从何而来？是我遗传密码中已经多媒体化了的一部分？还是我小时看过哪一部苏联电影的片断？我看不懂它的故事，却能体味它的意境。房间里那个死去的人是谁，而谁站在湖边？
我长久以来一直迷惑这两个问题，直到我决定用日记的形式的来记载我生命最后的情形，我才恍然大悟：同一个人，那是同一个人。
接受死亡的我和体验死亡的我。
我真有点崇拜自己的童年，三十前，如果我能把这些写出来，怕还没人能懂呢？而前两天我看了一本德国人的死亡研究报告，通篇都在讲这些。
看来，我现在要做的事童年时就决定了。
为什么用日记的形式呢，我想过，论文是不可能的，散文随笔之类的当然可以，但想到自己的日子会一天比一天难过，很容易地就会逃避，不比日记，像考勤卡似的，勤奋与否一目了然。其实，日记里也可以写论文嘛，还可以写诗，可以写更多自己的故事，可惜我没什么有票房的隐私。
日记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真实，这种文字不太容易有假，而事实上，谁到了我这样的境地都会觉得已没有说假话的必要了。
真实，就是价值。
在选择榕树下作为这些日记的首发地，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觉得网站的风格宗旨很合我的心意，更重要的是，她的网民们不同那些“积分族”、“大奖族”，是一群思考着的人，我希望他们是最早看见这些文字的人，也是能和我呼应唱和的人，我真切地等待着她们的文字，要知道，大热天的，我一个人闭门造“车”，最后出产的车怕不怎么样。
很多传统媒体提出要刊登这些日记，我把日期往后推了一下，也同意了。我希望他们能把我的文字带给另一些人，那些在我们身边，还在苦苦地跟癌症作战的人，希望我的经历能对他们有用。
他们是我写这些日记的主要动力之一。
2000年 8月 5日 天气：睛热
小学四年级开始写日记，坚持了十数年，各式本子在书橱里堆成一角，积灰，很少有勇气去翻动它们，感觉跟火山遗迹似的。
怎么也没想到，二十年后，我又端坐在电脑前，开始写日记。再作冯妇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更何况我要记录的是我生命最后这二三千个小时。
写到这里，我心里悚然一惊：尽管我知道详情，但对剩余的生命的量化统计还是让我难受。
看来我要化费其中的几百个小时来写日记了。
昨天深夜，难以入眠，我一直在想自己的决定是否英明，要知道，我现在就像一个怀里装着终生积蓄的人走进了百货商场，我的钱能买其中绝大部分的商品，但，我要怎样做才能买回一样对自己有用，对家人亲友也有意义的东西呢？
从没担心过别人的看法，死神在每个人的最后时刻都安排了一段孤独的时光，就像你不可能说着话睡着一样。我已走上了那条灰色的长地毯，何惧之有？再想那个永远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发型师的李金羽也在出个人写真集，心中更是释然。
我倒是觉得正在做的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人皆有死，而人类狂妄得去制造小型飞船到火星诱发人家地震，却连死亡的真正过程都没弄明白，以我的阅读，这类文字实在是太少了。从过去的电影交完党费再死，到现在金刚式的阿诺一枪过去，那边便没了动静，电影在丑化死亡的尊严。没有科学仪器，我能记录的可能很有限，但至少，我在这么做，记录一些真实的事情。
生命是因为有结局才绚丽的，我坚信这一点。犹豫过后，我对自己说：写吧。
有科普文章说，人类的寿命可以延长至一千岁，这样的消息，连我都不觉嫉妒，想想，活了七百多岁才当上科长，还得埋单请客，天哪！
还有一些较私人的想法：我想，这本日记可能是留给女儿最好的礼物。
我曾经试着写了十来篇给女儿日后阅读的文字，谈学习做人什么的，这是十岁的她还理解不了的，但写着写着，觉得写的东西像她教室里黑板报上的东西，一是爱女心切，难免说教；二是世事如烟，等她真正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谁知道她的电脑主频是多少？3.5的小盘认不认？WORD2000能打开吗？ 何如留一些真实的记载给她，让她自己从中体会对她有用的东西吧。
平生爱交友，这些年来从文经商的，再加众多同窗死党，这些人要一一道别当是一大难事，一则感情上承受不了这量，再则兄弟们都好好的，何苦。但人生如一场盛宴，我是中途退席，不比晚宴骤散，可以只跟身边人说一声便扬长而去，想来想去，还是用这本日记吧。
这些文字，我不会再将其束之高阁，让更多的人看到它吧。
从今天起，在上海西郊的一间靠近花园的小房间里，会有一个满脸病容，气色很差的男人独坐电脑前，边上放着他心爱的中华香烟和氧气发生器……
我不知道最后能写多少。
当官的老不老看他的报告长度就知道了，女人老不老可以参考化妆品的消耗速度……
而上面这些文字竟然用了我一个上午。
2000年8月9日 天气：睛 昨夜好雨。
早晨起来推窗而望，昨夜雨已了无痕迹。太阳却急急忙忙摆好了架势，全然不顾现在这时刻实在没必要让城市热起来，一副好挥霍的少男少女的派头，我甚至听到他用美国腔咕哝了一句：It’s my job.
我苦笑，关窗，开空调，心里清楚刚才那一掠而过的恼怒是什么。
疾病不可能只改变我的(禁止)而放过我的心灵的，我曾经是个非常平和安详的人，虽然现在还能算是，但那只是用意志控制的结果。一天中总有那么几次，为了一些司空见惯的事或根本就微不足道的事心中暗潮汹涌，有时候是愤怒，有时候是嫉妒，有时候复杂得像香烟的成份一样难以分析……
前两天在办公室，我的一个下属看我有空便找我聊天，聊足球，不知为什么，话题总是离不开今年甲A谁降级。这本是极有趣的话题，相当于公务员们讨论明年谁进常委，谁提正处一类，而且这话题最能反映一个球迷的水准和见地。我很平静地参与讨论，但谁能知道那时我心里在想什么吗？确定谁降级那场球我等得到吗？冠军登台的时候我还活着吗？我还亲心这些干吗？他妈的，让活下去的家伙们去乐吧！
我的眼泪快流出来了，但还是克制住了。这样的时刻太多了，这种心灵的暗潮来时几乎毫无预兆，但每次都几乎要用尽我全部的毅力。我曾经在海南凯莱大酒店的大堂里难以自持，我觉得自己是在退房，也是在向上帝退还我曾经向他预约过的、祈求过的下半生的幸福时光，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住5星级酒店了，我喜欢豪华的酒店，它代表了世俗意义上的幸福和快乐，以我的境遇，我如何能做到平静地向美如天堂的亚龙湾，向所有人世间世俗的快乐说再见呢？我用报纸遮住脸，让泪尽情地流，却希望别人以为我在找飞机航班。
妻曾劝我，把这一切说出来，不要太苦自己，但我做不到：疾病依然不是我把痛苦传染给别人和影响他们平静生活的理由。
2000年8月10日 天气 阴、大雨
夏天的早晨，正如热恋中的情人出差的那段时间，你可以冷静地想一些事情，再过一会儿就身不由已了。
疾病早已改变了我爱睡懒觉的习惯，一夜辗转，噩梦不断的睡眠之后，看到天亮真是一种解脱。想自己过去在探望病人常叮嘱别人“多多卧床休息”之类的话，觉得自己真是不懂事，就像送糖尿病人一大盒蛋糕，你一出门，别人就得扔掉，可还得记你这份情。
早起淋浴，对镜自顾，这已是我每日的功课了。
对镜自怜，几乎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爱好。女人先是忧心忡忡地检查有无赘肉纂改曲线，而后或遐想减肥的攻略和自己的毅力，或更爱自己；男人呢，看着自己日渐崛起的中部地区，然后动用肌肉群尚发达地区的资源，作一二个姿态以平衡心态，穿衣服时，男人会想，其实这发福的肚子是美好生活的最有力物证，但是不是去弄一张网球卡，再反证一下？
病人可没那种好情致，他们只是在想：什么时候出院？什么时候……
而每一个肿瘤病人，如我之类的则在想：我还剩多少？
大学里，粗糙的饭菜使1米70的我到过130斤，而5年的肿瘤患者当下来，我都没兴趣去称一下，只知道我已能看清楚自己的骨骼的长相，腰是肯定能讨楚王的喜好，而大腿怕是不行。
镜子里的我，越来越像标本，唯一醒目的是脖子上的瘤，它用了一年的时间，长得超过网球了（这网球最终会要我的命）。我曾经在镜子前失声痛哭过，觉得自己不该变成这样，深深厌恶自己的(禁止)，但近来，我已学会了接受事实。
癌症是一种慢性的消耗性疾病，有点像生了一个败家子，终使你万贯家产，总有耗完的一天。让一个人耗尽精血、用尽体能而死，真他妈的不知是谁的创意。
古往今来的刑罚我看可以分成两类：一是处罚，如砍头枪毙之类，二是惩罚，什么五马分尸、凌迟、活埋等。
很多疾病都能要人命，那种立马见效的脑溢血、心肌梗死、半个汤团噎死人的死法，在我看来简直是温柔的。
癌症是真正的惩罚。
5年前那时候，我刚刚得知自己患了癌症，惊讶得拉住每一个来探望我的朋友，问他们是否知道我无意识地做过什么坏事，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这惩罚要落到我的身上。后来渐渐地不问了，今世我知道，前世呢？
我记得第一次胃癌开刀时，在锈迹斑斑的铁床脚上吊着这么一张小纸卡：
陆幼青 男 32岁 胃CA根治术
从那时起，在病床上，我让家里人买了很多讨论癌症的专著，开始研究我受到的惩罚。
我学的是中文系，并没有多少专业知识支持我的研究，但古文功底却派上了用场，我看了不少中医关于癌症的论述，但我什么都没有弄明白。
中医说肿瘤是肿块，是堵塞，是热毒，西医说，肿瘤是一些细胞变节了，疯狂了，不顾一切地复制自己，占领各种阵地，把敌人赶走，等大获全胜时，跟它们的主人一起完蛋。
这算什么呀？愚蠢的医生，愚蠢的癌细胞，还是愚蠢的我？
听说在日内瓦的诺贝尔奖的颁奖大厅里，有一个座位始终空着，那是留给攻克了癌症的人类救星的，到现 在为此，谁都没把癌症是怎么一回事弄清楚。想想真荒唐，居然有那么多的博士学位为了癌症而发，却没有人能告诉我所受的惩罚是为何物。
前不久传来各大网站纷纷被黑的消息，我却一下子从中悟出点东西：黑客们有意无心之际制造出来的程序，倒是颇得癌症之真传：疯狂而简单的复制、自杀性的进攻模式、耗尽网站的那些可怜的资源…
难道癌症也是发生在人体内部的一场信息战吗？癌症虽然古已有之，说不定在过去它真的只是热毒团聚的肿块而已，但到了今天，它肯定变了，变得无处不在（除了牙齿、心脏、头发、眼睛以外），变得不择而居（肿瘤医院竟然快开设小儿科了），变得……
我身边的世界不也在这样变化着吗？
一种叫可乐的饮料会走进全世界每一家饭店和小商店，它会跟着上战场，成为那里除了血以外最常见的液体；一家卖汉堡的小店居然能够繁殖得这么多，一个人无论用什么交通工具都没办法走遍它的分店（这情形真有点像化疗）；比尔·盖茨又如何呢？全世界的电脑都长着同样的脸，美国的国会像是有高人，不安了，提出的方案却像内奸，拆分？你试着把人体内癌细胞拆成几团试试看？结果会怎样？
可惜我时日无多，不可能就此深入下去了。
我已不再为自己祈祷，即使上帝有他的911报警台，也赶不上了。我为即将受此惩罚，尤其是孩子们祈祷。医生们不用指望，你能要求牛顿的学生替爱因斯坦把活干完吗？基因工程？我怀疑那帮人有足够的智商却没有必需的机智。
我向生命的黑客祈求！
2000年8月11日 天气：阴
前两天就知道欧洲人硕果仅存的几件骄傲之一的协和式客机掉了下来，我挺为它难过，因为一直颇喜欢那大鸟般夸张的外形，绝对是浪漫民族的念头，而非空气动力学的要求，再说它一直安全，豪华，没掉下来过，不像变形金刚式的波音和麦道。
几天没注意报纸，今天翻看旧报，却被一条关于此事的短消息所深深震撼：跟协和式飞机一起掉下来的乘客每人能获得240万美金。
如果我正巧在那架飞机上该多好！
我几乎不假思索地蹦出了这个念头，而后才体会到这种想法意味着什么。
从我接受了死亡离我近在咫尺的事实以来，我还是第一次强烈地感到这个事实对我的心灵的改造。
240万美金，我自己根本享用不到的240万，但却可以成为平衡我心灵的砝码，让我不再怯于死亡，不再惜于死亡。
如果这个航班重新售票的话，它还会满座的，只是里面坐着的全是我这样的人。
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都有一个误解，认为人是怕死的，然而，以人类万物之灵的聪慧，既已知道死亡避无可避，惧也无益，为什么还要害怕？在走得离死亡那么近的今天，我才恍然大悟，人类惧怕的并不是死亡的本身，而是往往与死亡如影相伴的伤痛和病苦；人类痛苦的不是对死亡后的世界的一无所知或告别人间繁华，而是很少有人在以死亡为题的考试中对自已的生活质量打一个高分，大部分人都是带着没活够、没活好、没活畅的痛苦一步三回头的离开这个世界的。
当痛苦无法避开，或者你正巧觉得活够了、活好了、活畅了，死亡真算不了什么。
我有一个远亲，活了105岁，整整拉了七十年的黄包车，生了九个孩子但只活下来一个，而就这唯一的女儿还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里被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发配到劳改农场，老人终生受穷，因为从小领我的缘故，我跟他特别亲近，我记得从来没有什么在我们看来很幸福的事情发生。到了90岁以后，我依然年年去探望他，老人依然保持清醒，但我们交谈的话题只剩下了一个，每次，老人都会要求我安排好他的葬礼上的用车问题，“至少要两部大巴士”，这个话题我们足足谈了十五年。
现在想来，这个可敬的老人对生死的参悟，可能早已在那十五年里不知不觉地影响了我。我活够了吗？老天爷给了我四十年不到的光阴，可能只有他给别人的一半，即使他偏心，已将人生所有的画卷向我展示，我也有权抱怨未及从容欣赏；我活好了吗？这些年来我没有受到过饥饿和寒冷的侵扰，我出有良友，家有贤妻，上有慈颜，下有娇女，食有鱼，居有竹，行有车……但这一切得之有道，为何此时叫我撒手西行？我活畅了吗？我知道人生美景我经历者已十之七八，即使有下半生，也应是重复而已，但为什么我不可像别人一样地去回味？
240万只是一个符号，一个包容了我所有的缺憾的符号。
但没有缺憾的死亡是何等的境界，绝非一般的凡人可乞及。
我渐渐有点明白上帝在玩什么游戏了，人生如一个巨大的幼儿园，早上，上帝把玩具和好吃的给你，而到了傍晚，上帝又把这一切收了回去，让你体会得而复失的痛楚。对于大多数来人说，得而复失的痛楚远远大于得到的快乐。
这就是死亡的痛苦。
我只不过是那个幼儿园的早退者。
如果法航的班机可以像电脑游戏一样再来一遍的话，如果机票是可以互相交换的，那法航的大厅里肯定会上演一幕谁都忘记不了人间悲喜剧：持票者会想尽一切办法说服你买下他手里的票，票价自是免谈了，说不定还有重奖呢；而如我这样的购票者呢，重奖不再有什么意义，我可能会找一个最值得帮的，也许，靠窗也是重要的……
明明白白地死去。
8月13日 星期日 天气：睛
在榕树下断断续续发了几篇日记之后，这两天日渐感到网络巨大的信息处理能力和榕树下网站的人缘、人气，更强烈地感受到了传媒对一个普通人物命运的关注。
我接到最早的电话大概是在网站上挂出我的日记的两个小时内，一个平时颇少联系的朋友便打电话来了一番小心翼翼的求证，要弄清楚这个陆幼青是否他认识的那一个，等到《北京晨报》、《上海新闻晨报》相继报道，家里的电话便响成一片，家人的、朋友的、各传媒的，今天，有北京的朋友打电话来告知，素为我钟爱的《北京青年报》也用了相当的篇幅也登了那些文字。
我只有委托妻子作我的电话秘书了，以我现在的状况，每天能顺利写作的恐怕就那么几个小时，我深知朋友们期待的是我的文字，而不是煲的电话粥或镜头前的微笑，所以，不敢分心丝毫。
心中有几个想法，只有在此说一下：
一是网上的跟帖日见多了，有很多看了令我感动不已，我的一些多日不曾联系的老同学也冒了出来，文字是各式各样的，但真情却是如太浓的酒。看着这些帖子，深感无法作答的苦，只有祈盼朋友们谅解我的处境了；
二是日记有很强的时效性，以网络和报纸亲作的特点而言，还是需要一点提前量的，但我的感觉日记须绝对真实，包括时间，不然就像那些躲在城乡结合部的地下小厂，今天做的豆腐，打的是三天后的日期。在此，我只能向朋友致歉并郑重声明，即使我的日记在日期上会有技术性的微调，但我的豆腐绝对不酸，绝对原汁原味；
三是各种各样的报道多了，有一些报道可能略有偏差，我当然不可能对此更正说明什么的，我只希望一点，请更多地关注我的文字而不是写这些文字的那个人。
老友刚才来电话指责：“说好冬天去澳洲避寒的，又写这种日记，作秀啊？”
我苦笑，这种表达方式是十几年的朋友才有资格用的，作秀两个字是我的常用词，我常拿它损人，没想到这个词像澳洲土著的武器似的，攻击未果，又冲着我杀回来了。
“今年冬天说不定我不怕冷了，到时候单独秀一场给你，脱衣的。”我毫不客气地回敬。
其实，这年头谁没见过作秀呢？网络和传媒的热情不会为了一个病人想作秀而燃起的，我们关注的只是生命这个永恒的主题啊。
没有确切的数字，我只有医疗机构而没有官方的，真想知道癌症跟我们走得有多近，多少发病率，多少的死亡率，我们为癌症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现在已没谁能说他身边没有癌症病人了，亲友、同事、邻居，谁都遇上过这档子事，去肿瘤医院看看吧，更是触目惊心，有些还是婴儿啊，就跟癌症缠上了。有些山明水秀的好地方，过去从没有人生这种病，现在是东家出一个，西家出一个。
我们正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最重的如我，用生命，其他人呢？用金钱、用恐惧、用思念……
这次我的几篇粗糙的文字能得到如此的反响，着实让我激动，突然发觉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在关注着这个问题，我的努力和承受的种种痛楚是有价值的。此，我先向所有参与、关注此事的朋友们表示感谢，有你们陪伴着走这样的一条路，我是有福的。
我的勇气正在变成信心。
8月15日 天气：晴
接到好友边国宾君的问讯电话，语气颇焦急，说打我家里电话没有人接，是否有什么事。我告之只是出去了一两天，不必担忧。电话那头释然，然后说起今早他做的一个梦：梦见我痊愈了，脖子上的那个瘤消失了，不知道所梦为何，故此急着问讯。
挂上电话，我一边感动于同学情谊的真诚，一边感叹岁月对我们的改变。想当年同学少年，意气风发，真个不识愁滋味，休说是一个梦，就是一夜梦连也是敢忘诸脑后的。
我们这代人生长在完全无神的年代，因为没有敬神的体验，我们也并不像那些书里说的把毛泽东之类的当代人物当作神。这种成长经历使得我们此生再没可能变成虔诚的有神论者，但中国传统文化巨大的树荫最终还是遮住了跑得越来越慢的我们，现实的墙壁也在驱赶我们，于是我们纷纷接受了有神论的原始形态：神秘主义。
尽管我们更多地走进庙宇去烧香，去教堂礼拜，但我们这么做只是因为相信在我们已知的世界之外还有一种冥冥的力量，能够轻易地把我们的生活改动得面目全非，而不是接受哪一种教义。这种态度更接近我们对无知无力的境界的尊重。
一般而言，我们认为，高明的算命者、星相师、拆字的天才等等是透露那个神秘世界的真相的渠道，他们虽是跟我们一样的人类，但某种天生的秉赋使得他们掌握了一些技能，能解读一些片断的信息
每一个如我般遭遇了人生巨变的人几乎都曾求助于他们的帮助，因为，有那一条世俗的真理能解释发生在我们父子两代人身上的悲剧吗？有哪一种“常规”的说法能让我的心平静似水吗？
我跟算命者打过多次交道，有千辛万苦自己寻了去的，也有不经意遇上的。我只愿跟盲人打交道，因为我相信出于某种神秘的代偿现象，他们另一方面的能力会得到加强。
每个算命者都说了他们的观点，大部分结论我都忘记了，唯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们异口同声说我是一个极聪明的人。这是他们对每个人都说的恭维话还是我生命中一段真实的信息？
几乎每一个肿瘤病人都曾去算过命，是啊，只要日内瓦那个大厅里的椅子还空着，这样的事情是少不了的。
我对于算命的态度有点像股评对于股民，即使知道它是对的也于事无补，如果照着它行事更会一团糟。
这样的态度在几个月前忽然有了变化。
妻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住在杭州的石女士，颇投缘，一下子就成了好朋友，常通电话，而且都是长途加“长”。
石女士不是那种职业的神秘探索者，更不以此谋生，她受过现代高等教育，而且是物理一类，个人经历也颇坎坎坷坷，唯有对姓名学、易经、术数之类沉迷，在朋友的小圈子里颇有名声。
那天，石女士应妻之邀来沪，我开车去接站，初一见面便有惊异的感觉，一是她的年轻，因为那种年轻跟实际年龄无关，更和什么化妆术扯不上，那是一个人长年保持着旺盛的婴儿般的好奇心的结果；再者，就是她的容貌了，如果让十人去猜她属于哪一个城市，我想至少有一半人会想起杭州。照理说凡是做过首都的城市都经历了大规模的移民，人种的芜杂在所难免，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杭州还是保持了她的纯净，看来环境的魔力远比我们已知的要大得多。
和石女士闲聊的时候，话题主要集中在姓名学上，她向我们介绍了这门受到大多数人怀疑的理论，讲到了因为有人将它庸俗化和简单化，甚至商业而步履艰难的现状。
我把名字贡献出去作为案例，石女士说要弄清一个姓名全部含意需要很大功夫，就初看的结果，我的名字本属不错，但偏偏放了“幼”字，就有了凶险的意味了。“幼”字全部笔划皆为曲笔，无那个横平竖直的笔划，右边还是出头一把刀……这是简单姓名学的解释方法，但我觉得这种说法形象，我能够理解。
后来我买过一本慧缘禅师的姓名学，那上面列举了几千个命名常用字，我仔仔细细读了一遍，发现对幼字的评价在其中排在最后一位，大师连两分法也不肯用，只说坏处，而没有半点好处，不像其他字，还有个用途、性别之分什么的。
我气得仰天长叹。
其实，当时石女士说到幼字的时候，我心里就咯噔一下，知道她真得能看出点什么。
在我的姓名里，唯有这个字并非父母所赐，而纯粹是一个发生在荒唐年代里的荒唐差错。父亲原先给我起的名叫“又青”，而到派出所报户口时，被那个民警错写成幼字。他不肯花费宝贵的工作时间去作一次在他看来是无意义的改动，那个小孩满地跑的年代，小孩子只要有个名不就行了，叫什么还不是都一样？那时一天会有几十个国庆，建国来报户口呢。
父亲没有再坚持改，于是，这个名字我一直用到了现在。
现在初为父母的，替孩子谋划个名字可能是几个月的案头工作，无数次的论证，我的故事简直会让他们匪夷所思。
难道我所受的种种困厄，百般苦痛竟是起源于这样的一个小小失误吗？如果是，我想我会承受不住这轻飘飘的结局的，如果不是，还有什么更好的解释吗?
妻把女儿的名字给了石女士，让她回家以后仔从容地算一下。
我们给小女起名陆天，意在简单、大气、包容，天天向上，这是我们俩人加起来念了8年中文系的结果，再说，沪语中乐天跟陆天同音，我们希望她一直能快快乐乐的的。
过了一天，石女士从杭州来电，说是小女的名字已经改好：在名字的最后加一个“又”字。
我的震惊是强烈的，因为这“又”字的故事石女士并不知道，而在茫茫字海里，在三十多年后，我的女儿还是用上了这个“又”字。
这是一种沿续，还是一种补偿，或是一种宿命？
至此，我已不需要任何解释和说明，妻虽费了一点周折（派出所的人真是不愿改名字），把女儿的名字改了过来：陆天又
但她自己的改名要求却被拒绝了。
2000年 8月17日 天气：睛热
昨天下午，突发奇想，抱着手提电脑，全家人一起住进离上海约100公里的沙浜渡假村。
沙家浜可是大大的有名，当年的八个样板戏之一的《沙家浜》，讲的就是发生在这里芦苇荡里的故事。
那个年头，我们别无选择地把自己所有的审美情趣投入那八个现在看来颇精致的现代京剧。我最喜欢《智取威虎山》和《沙家浜》，以一个十岁男孩的品味，那两部戏里都土匪和欺诈，具有现在叫座的惊险片的主要票房要素。
沙家浜另一个名字叫阳澄湖，湖水清澈，湖底铁沙如镜，中国人知道这里主要是那湖水里出产一种人间美味，大闸蟹。那蟹外形和品性的确凶悍，没想到在人类的好奇心面前根本不算什么。
故土重游，我在湖边呆了一会儿，江南的湖都是很相似的，我站在湖边，一阵迷惑，当年的杀伐之气今安在？
这种风光柔媚的地方难道曾经有湖匪出没？
我闭着眼听了片刻风的声音，然后回到房间，开始写日记。
我十分迷恋战争的故事，尤其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那一系列的战争，因为每每读着这些故事和想着那些事，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父亲，因为他参与了其中很多场战斗，也因为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给我讲这些事情，直到我十三岁时他去世。
现在我能够想像，父亲讲那些故事的目的和心情，因为我现在几乎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在我面对死亡的邀请时，有两个人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一个是我前面写到的那位可敬的百岁老人，而另一个就是我的父亲了。
在父亲34岁那一年，他动了一次心脏手术，主刀是当时国内最好的心外科专家，他说，手术成功的概率不高，但如果成功，病人最多能活20年。
54岁，父亲准时走了，像去赴一个约会。
那“魔鬼”医生的预言竟是如此之精确，连一点想像的余地都没有。
在跟癌症拚搏的岁月里，这个事实时时刺激着我，不知有多少次，我几乎愤懑得要喊出声：到底是什么附在我们父子两代身上，让我们在人生最精彩的乐章停顿，去开始死亡的倒计时！在我们的事 业刚刚开始展开，在家庭经历了动荡驶向静静的港湾的时刻，要抛开这一切，抛开这种种美好，去为黑色的丑陋的死亡准备祭礼。
在我与父各自的年代里，我们都得到了社会和朋友们的高度评价，我们都真诚做人，极刻苦地学习，为什么上帝选中的是我们，这是一个实验吗？如果是，我发誓，哪天我上了天堂，我会把那实验室给砸了。
在父亲手术后数年，我方才来到这世界，度过了童年之后，我才从母亲那里知道医生的预言。现在我是多么感激父亲给我的那个快乐的童年，没有一点死亡的阴影，甚至没有一点仓促，父亲对我这个他唯一的儿子，对于这个他得之于中年，寄于厚望的幼子，始终威严而平静却并不缺乏慈爱。要做到这一点，付出的真不知是什么样的代价，我相信这世界经过这等考验的人并不多。
父亲的经历是我化了不少时间才陆续收集起来的，因为有很多事在当时是不能讲的，讲了我也不见得能懂。
父亲生于上海郊区南汇县的一个小镇，据说曾是大姓望族，但那一带几乎家家有这个说法，也不见得能当真，我相信小康是有的，因为那儿是真正的鱼米之乡。不过父亲并没有在那个富足的地方享受他的童年，家庭的变故，日本人的轰炸使得父亡母改嫁，他背着小包袱皮，只身一人去投奔上海的亲戚。
那一年，他6岁。
我的家乡离上海市区约40公里，前两年回乡扫墓，我开车用了半个小时就到家了。我开着车，望着公路两边金黄色的油菜叶田，心中无限感慨：一个6岁的孩子，还要背着他的行李和作为给亲戚的见面礼的十斤大米，他是怎样走完这段路的，他走了多久？
亲戚也是穷亲戚，寄人蓠下的故事都是一样的，6、7岁的父亲竟然凭了他机灵找到了一份工，而且还是做咖啡馆的侍应，真不知道他是否有什么特殊才能。
十年时间，父亲创造了两个奇迹，一是他在上海这样一个居不易的城市里养活了自己，二是他居然学会了看书报，记账，还能写一般的文案书信。16岁那年，他决定不再呆在上海，他又一次“走”回家乡，在一个下着雨的冬夜，悄悄登上停在海边的一条小木船，当兵去了。到了那里知道，那支部队叫新四军。
部队里的是我听父亲讲了很多，但留下最深影响是关于冬笋的事。父亲说，有一年，他们遭人围困，在浙江的一座山上转了两个月，几乎没有吃过别的，只有冬笋加盐。从此以后，父亲一辈子没吃过任何笋，也不怎么喜欢竹制品。而冬笋是当年的我心目中的美味，我记得当时好生羡慕那冬笋加盐。
解放时，父亲放弃了提职当团长的机遇，选择了回上海。而父亲那个团不久又整装出兵朝鲜，全团尽墨，无一人生还。他带枪回到了曾经苦苦挣扎过十年的上海老城厢，一边等待组织安排工作，一边谋划娶妻安家。父亲选择了他当年的房东的大女儿，成份不好，但心地极善良的妈妈。
后来父亲进了一家造纸厂当领导，有一份颇优厚的工资，于是开始有了我们，先是两个姐姐，再是我。
尽管死亡的危胁早已高悬，父亲却仍然向我展示他是如何热爱生活的。我们父子俩几乎每星期天去一场电影，这在当时是奢侈的。父亲从不吝于饮食的开销，也许父母的工资在当时算很高，我印象当中总是吃得很好。有什么新的家用电器，父亲总是很热情的尝试者，50年代，我家就有配上10英寸喇叭的收音机，70年代，父亲买了一架9英寸的电视机，然后对我说：过十年，看19寸的，彩色的。
夏天，那是故事的季节，父亲一般不愿在大街上纳凉，于是我便在房间陪他，听收音机，听父亲讲故事。有一次我问父亲亲手杀死的敌人是否有一个连，父亲脸上那种痛苦和责备的表情令我终生难忘，他沉默了很久才说：“都是中国人，都是老百姓啊！”同时，他又对我讲了很多，想让我明白真正的“勇武”是什么。
毛主席逝世的那一天，我从哭泣的大街回到家中，已是点灯时分，但父亲依然在幽暗中坐着，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看见我回家，父亲很严肃地把我叫了过去，问我大街上的情形，然后叮嘱我在这样的时刻，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话题和神情都像面对一个大人在讲话。从那以后父亲就经常给我们讲一些政治和社会问题，我的两个姐姐大我很多岁，所以她们对此的感受要更深一点。
因为身体的缘故，父亲放弃了多次升职的机会，但我没看见他对命运抱怨过什么。对于病痛，他时时在用一个军人的毅力和坚强在抵抗，谁能想像，一个彻夜难以入睡的重病人，在每天早晨起床时，他的被子竟然是整齐得如无人睡过的一样……
而对于那个把6岁的他赶出家门让他自生自灭的母亲，他依然月月寄钱赡养，从未有一个月的停顿。
有其父必有其子乎？
我们的悲剧似的命运何其相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一脉相承，对家庭的责任感一样使我们备感沉重而又勇气倍增，对于病痛，我们一样耻于退让。
我真想问女儿，老爸是否留给你足够的精神财富？但想到这样的问题不会有答案，也只能作罢。
因为，我也是在此刻才有了全部的答案，关于父亲留给我的财富。
2000年 8月 19日 天气：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