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皇主义者会根据这样的记载替皇帝辩解：看啊，我们的皇帝们是多么勤劳啊！他们像一名普通劳动者一样热爱劳动，凭什么说他们好逸恶劳呢？而今天的环保主义者会反驳说：皇帝们都是狂热的环境破坏分子，他们一个人就砍了如此多的树木，要是每个地球人都像他们这样破坏环境，地球早变成了不毛之地！他们说的都有道理，不过还是没有揭示出皇帝为何会喜欢砍树的深层原因。我倒欣赏张慧剑的说法：“锯木皇帝，无独有偶，心理学家分析此种心理，谓系人类之野蛮破坏性的遗留，盖此身已入囚奴，权力全被否定，满腔愤恨，仅有向静默之自然尽量发泄而已。”他进而画龙点睛地指出：“同此一手，前日用以签发宣战文书，置千百人于死地，今日乃只可锯木，杀一荏无言之树，真现实一严酷讽刺也！”
在专制社会里，权力如同梅毒，谁染上了它，谁就身体溃烂、心智失常。威廉是如此，尼古拉也是如此，他们都是心理扭曲的恶魔。说到底，他们自己也是僵硬的专制制度的牺牲品。如果在民主制度下，他们可以成为身心健全的人——尼古拉是那样地爱他那患上了血友病的儿子，他在给妻子的信件中表示，甚至愿意以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儿子的生命。但是，作为至高无上的沙皇，尼古拉与专制制度浑然一体，在维持自己的统治这一点上，他不会露出丝毫的仁慈之心。1905年，他血腥地镇压了革命，下令军队开枪杀害数百名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尽管明确知道镇压是“令人痛苦和悲哀的”，尼古拉依然告诉母亲，镇压是必要的。就在1916年末革命的前夕，他还在相信社会动乱的原因是“部长们仍像以往一样软弱无力”，他本人则保证要“坚决”、“严厉”，甚至要“尖锐和决不让步”。最后，尼古拉终于将自己也塞进了庞大的绞肉机。
从杀人到锯木，倒霉的是皇帝，遭殃的是树木，解放的是老百姓的头颅。锯木与杀人都是人性中黑暗的一面的体现，而不受监督、不受约束的权力则如同引信，将人性的这一面源源不断地勾引出来。丧失了正义的底线，被权力所毒化的独裁者们将砍倒千百棵树木，将砍下千万颗人头。
没有可爱的皇帝，没有可爱的独裁者。可爱的皇帝和可爱的独裁者，只出现在我们的电视连续剧中：康熙微服私访成了悲悯百姓苦难的甘地，乾隆忠于爱情成了脂粉堆里打滚的贾宝玉，连雍正也勤政爱民成了鞠躬尽瘁的焦裕禄……他们手中带血的屠刀哪里去了呢？
“我家”即是千万家
中国自古以来就缺乏“个人的历史”。虽然中国历史的编纂方法采用“纪传”的体式，但入选的人物全都是帝王将相、文人墨客乃至贞妇烈女。老百姓的悲欢离合，不会、也不允许进入史家的视野之中。一次死亡几十万的人灾荒或者兵祸，在史书中往往只有“人相食”三个字。而这三个字，又能够引发现代人多少惨酷的联想呢？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我十分看重普通民众单个的“自传”。这些文字，也许没有浓烈的文学色彩，也许缺乏波澜壮阔的戏剧场面，但它们所体现出来的个体的苦难与挣扎，却最真实、最朴素、最打动人心。遇罗文所著的《我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正是这样一本“一粒沙里见世界”的好书。
“我家”是当代中国一个既普通又不普通的家庭。说普通，因为他们一家无权无势，不属于左右“历史发展”的少数阶层，油盐酱醋足以造成他们的苦恼；说不普通，因为他们家出了一个为捍卫常识而付出生命的英雄——遇罗克、一个惊世骇俗以致飘零异乡的女作家——遇罗锦，兄妹俩成为当代中国思想史上两个交相辉映的亮点。而其他家庭成员的悲剧性命运，也堪称当代中国民众抗争专制、追求民主的坎坷历程的典型见证。“我家”的六个家庭成员，各有其性格，各有其人生轨迹，相同的是，在黑暗降临的时候，始终没有低下他们人之所以为“人”的高贵头颅。两代六口人，有四人六次与牢狱结缘；同一座监狱，曾经有四人五次在那里羁押。如果算上“群众专政”，家中就无人幸免了。美国学者史景迁在《天安门》一书中，对康有为、鲁迅、丁玲等人的赞美，移用到“我家”的成员身上，是恰如其分的：“这些人从整体上生动地表现出了中国人在面对时代危机时是多么灵活、多么勇敢、多么敏锐。我希望，他们所做的，也是有着相同才智和经历的其他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所能做到的。……明知政治行动充满危险却义无反顾，明知希望没有结果仍一如既往。生活在一个四分五裂、险象环生的世界上，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生存能力和勇气。”
最近，学术界许多人在讨论“中国有没有思想家”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的现实语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问题”。在一个连言说真话的权利都没有的国度里，何谈学术的发扬？在一个连表达常识的渠道都没有的时代里，何谈思想的独创？如果拿“思想家”的标准去衡量遇罗克，他显然是不够格的。他传颂一时的《出身论》，所表达的无非是“人生而平等”的观点。这一观念早在启蒙运动中，就被欧洲诸多的大思想家们阐发得无比透彻。作为一种常识，它已经在西方深入人心。然而，在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受到最高权力机器首肯、东方种姓制度和法西斯等级制度重重纽结的时刻，能为上亿的“贱民”争取做人的权利，并为此而牺牲年轻的生命，遇罗克的身体力行，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难道比一个颇具原创性的思想家要小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全民缺乏坚定的宗教信仰和基本的道德准则的国家来说，致力于建立诸如“人应当尊重人”的常识，比建构一种宏大的思想体系更为急迫。遇罗克不是思想家，但是他给予同胞的精神财富，却远远超过了若干个官方悼词中追谥的“思想家”。
遇罗克在1966年8月26日的日记中写到：“我想，如果我挨斗，我一定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入狱之后，他实现了自己的誓言。在八十多次审讯中，他从来没有检举过别人，没有承认过自己有罪，没有说过违背良心的话。监狱中伙食极差，每当吃饭时，人们总是争先恐后地抢拿大个的窝窝头，分汤也是如是，谁都想得到菜最多的。遇罗克始终对难友表示谦让，从不去争抢。1968年，社会上大兴批斗之风，监狱里趁机把不认“罪”的“犯人”也押出去批斗。每次被批斗的人，轻则鼻青脸肿，重则头破血流以致昏迷，得到的“好处”就是中午额外给两个窝窝头。遇罗克多次被批斗，回到监狱时已经全身不能动弹了。但是，他仍然艰难地从怀里掏出窝窝头，送给大个头的难友刘恩海。每次刘恩海都要落泪，许多难友也被感动得哭了。
遇罗克不是大学者、不是大文豪，只是一个坚持思考、坚持言说的普通青年，但是他的精神硬度却让大多数著名的文化人望尘莫及。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一心要求“进步”的曹禺，为了表明立场，不惜撰文辱骂当年的知音萧乾。在《斥洋奴政客萧乾》一文中，曹禺用恶毒的比喻透出重重的杀机：“萧乾是文化界熟识的人，他很聪明，能写作，中、英文都好。但是有一个毛病，就是圆滑、深沉，叫人摸不着他的底。过去，他曾在混水里钻来钻去，自以为是龙一样的人物，然而在今天的清水里，大家就看得清清楚楚，他原来是一条泥鳅。……他在《大公报》和《新报》上所写的那些反共、反苏的文章，我们还没有忘记。”曹禺的怯懦和背叛，在萧乾的身上也同样出现过。《芙蓉》1999年第6期的一篇文章揭露说：“沈从文解放后曾经揭发他的学生萧乾和帝国主义有勾结，而萧乾呢？同样也揭发他的老师，以致于沈从文临死也不能原谅他，不要这个学生参加他的葬礼。”沈从文、曹禺、萧乾三人都是文坛大师，却连起码的道德底线都不能够坚守，其人格与遇罗克这样二十出头的小青年相比，何其下也！以遇罗克为核心的《中学生文革报》同人们，大难来时没有一个人叛卖朋友。丁广武、孙钢、杨玉鉴、云杰等被判10－20年的徒刑。“右派”工人任众为《中学生文革报》画了唯一的一幅漫画，他逃过了灭顶之灾，因为知道他身世的朋友没有一个人揭发他。两相比较，我们在谴责制度的严酷、体谅人固有的求生本能之外，对知识阶层的“软骨症”是否也该作一点点反思呢？
诉说苦难，并非受难者的骄傲；诉说苦难，目的在于终结苦难。纪念英雄，并非强迫每个人都去当英雄；纪念英雄，目的在于让我们善待自己民族曾经出现过的真英雄。忘记苦难，意味着苦难的重演；蔑视英雄，意味着流氓的横行。这本记载了“我家”奇特而自然的遭遇的书，比起某些冠冕堂皇的“决议”和“文选”来，更值得我们关注，确如丁东先生所说：“遇罗文和家人、爱人、亲戚、朋友、难友在那个年代所经历的各种苦难，以及他们在磨难中如何顽强地求生，都是我们这个民族历史的有机部分。……其实，一个国家搞得怎么样，关键在于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人日子过得怎么样。底层民众不能安居乐业，再怎么吹国家也是出了毛病。”《我家》不仅属于过去，也属于今天。
牛虻的忠诚
苏格拉底的死亡意味着西方古典世界的终结。作为一名优秀的公民，他却被同胞剥夺了生命。苏格拉底曾经把祖邦比喻作牛，把自己比喻作叮在牛身上的一只牛虻，他说：“我的职责便是要不断地刺激它，以使这头高贵的牛不至于昏然入睡。”社会学家丁学良很欣赏前贤的这种精神，在他完成第一部学术著作《从“新马”到韦伯》的时候，便在序言的最后这样写道：“集良知与热血于一身，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应该是高贵的牛身上的忠诚的牛虻。”丁学良经历了“文革”，经历了上山下乡，将20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的灾变和苦难尝了个够。他出生于一个乡间牛郎中家庭，当过在车床上劳动的工人，并且在做工时因事故失去了一只手的大半截手指。今天的丁学良，已经是云游世界各大知名学府的杰出学者，用他自嘲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国际非盲流”。他献给自己祖国的第一本随笔集《不敢恭维——游学世界看中国》（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正是这样一部牛虻式的著作。
我一向对海外学者保持相当的警惕，这并不是说我对他们有什么成见，而是看过了太多的海外学者，归国以后随心所欲、不负责任地发表大量言不及意的高蹈见解。他们中的某些头面人物，来来往往于国际航线上，以结交权贵富豪为荣。在国内，他们挟洋自重，摆出高等华人的傲慢；在国外，则以中国精英阶层的代表自居，处处显示所谓的“民族尊严”。其实，他们永远也融不进西方主流社会，同时也与本国同胞的冷暖格格不入。这类“香蕉人”式的学者，名气如雷贯耳，见识却不如三岁小儿。他们当中，有赞美“文革”中所谓“大民主”者，有主张光复儒学以对抗西方文化者。这些奇谈怪论，如同具有“民族特色”的猴戏班子，在西方倒也吸引了不少好奇的眼光。与这些“江湖艺人”迥然不同，丁学良不仅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有着切肤之痛，而且师从美国社会学大师丹尼尔•贝尔，在哈佛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他不会因为发现西方社会的弊病而对中国的现状盲目乐观，也不会生硬地搬运西方文化到中国的现实土壤中来。他在行走的状态中，拥有了动态的观察视角，在不断的比较中获得“此山还望那山高”的见地。在一篇访谈中，丁学良表示，自己最关切的问题永远是中国的。而中国的问题，并非如某些所认为，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既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的典型代表，又曾经照搬苏联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和全能政治。要解决今日中国的危机，就必须有机地结合这两大背景。那种“就中国来看中国的”的心态，常常会封锁思路，限制眼界，增加解决中国问题的决策成本。因此，丁学良倡导，中国人不应该是“中国心，中国观”，而应是“中国心，世界观”，即心中想的是中国的事，为的是解决中国的问题，但眼界必须是超越中国的，是全球性的。
《不敢恭维》一书谈及的若干问题，正是在这一思路下展开的。最“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是作者对民族主义的反思。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飙升有三个高潮：一是世纪之初的义和团活动，二是五六十年代的闭关锁国，三是世纪末的再度招魂。每当中国国内问题严重，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的危机纽结成一团乱麻的时候，某些人便耍出掩耳盗铃的把戏，以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转移国民的视线。而民族主义一旦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则有可能让整个民族都陷入迷狂状态，丧失起码的思辨和比较的能力。这样，不仅自我断绝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也再次利用“民族”、“国家”、“集体”等宏大的概念来取代了个人的权利和个人的幸福。因此，丁学良通过研究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中国人特别需要的，是这样一种爱国主义：它的前提是清醒；清醒地知道自己的缺陷和弊端；清醒地明了自己的落后在哪里、已经落后到何种程度；清醒地了解强敌的优势和实力。爱自己的祖国不爱到无知和热昏的地步，恨敌人恨对手不恨到拒绝学习对方长处的地步。处于优势时不乐观，处于劣势时不绝望。”用丁学良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成熟的爱国主义”，其实也就是哈贝马斯在反思德国现代史之后所倡导的“宪政爱国主义”。而它的反面则是“盲目的爱国主义”。“盲目的爱国主义”建立在“无知”的前提上：或是自己不愿去了解敌之长、我之短，或是阻止他人去谈论敌之长、我之短。这种爱国主义集愚昧和脆弱于一身：在尚未与强手交锋前，文过饰非、“老子天下第一”；一旦被迫睁开了眼睛、看清了现实，就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盲目的爱国主义”从晚清以来就根深蒂固于我们的情绪之中。晚清政坛活跃一时的“清流”，即是一批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他们既不清楚中国底层的现状，也不知道西方一鳞半爪的情况，只是激于满腔的“忠义之气”，便叫嚣着对列强开战。他们辱骂李鸿章等务实派“卖国”，申引传统的文化资源作为支撑，终于获取了中枢权力。“清流”的代表人物张佩伦，在中法战争中被朝廷派去督师福建马尾。这个从来没有见过西方现代战舰的翰林，在轰隆的炮声中屁滚尿流，头上顶着铜盆，仓惶逃窜。最后南洋海军全军覆没。今天，张佩伦式的人物在我们身边依然比比皆是；张佩伦式的思维在主流媒体上依然能够博取大声的喝彩。对此，像丁学良这样有良知和远见的知识分子无不忧心忡忡。按照我的理解，这也正是他的书命名为“不敢恭维”的原因。
丁学良的足迹遍布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对于不同国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都有切身体悟。近年来，他多次往来于大陆、台湾和香港，在对两岸三地的比较和审视中，得出了许多切中肯綮的见解。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他关注的问题十分广泛，大到根治腐败、改革教育这样一些全局性的命题，小到中国菜在海外的推广、超市在中国城市的发展等日常生活琐事，他在书中都有出乎常人意料、却又让人心悦诚服的意见。丁学良一心想当那只忠诚的牛虻，只是，那头庞大的牛能不能体察他的一番苦心呢？
活着，笑着
一位朋友曾经给我讲过这么一个笑话故事：一场大洪水席卷了平原，动物们搭上一艘小船逃生。小船在水上漂了几天，船上的食物快要消耗殆尽了。于是，动物们决定制定一种公平的规则来减少船上的乘客。通过集思广益，他们找到了一个办法：让每个动物讲一个笑话，如果它把全体乘客都逗笑了，那么它就获得继续呆在船上的权利；而只要有一个动物没有笑，讲故事的动物就要被大家扔下船去。按照大小次序，牛第一个讲。牛讲了一个非常好笑的笑话，动物们都笑了，只有猪不为所动，面无表情。大家只好委屈牛了，虽然牛不断地哀求，但也不能破坏已经立下的规矩，立刻便被大家扔到水中。第二个讲笑话的是羊。羊讲的笑话一点也不好笑，讲完以后大家都没有笑。突然，猪哈哈大笑起来。大家觉得很奇怪：刚才牛讲的笑话那么好笑，你没有笑；现在羊讲的笑话一点也不好笑，你却笑了，这是什么原因呢？猪笑了好半天才缓过劲来，回答说：“我终于明白牛讲的那个笑话了，真是太好笑了！”
听完这个故事，我的第一个感受是：牛的命运真是太悲惨了。我的第二个感受是：世间有很多人跟故事中的那头猪一样，对笑话反应迟缓。甚至还有人连猪先生也不如，不仅听不懂笑话，而且一个笑话也不会讲。这使我想起一位古代哲人的名言：世界上的人其实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懂得幽默的人，另一种是不懂得幽默的人。后一种人往往比前一种人多，这就是人类社会不断发生悲剧的原因之一。
王小波有一本杂文集，名字叫做《沉默的大多数》。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它透彻地揭示了我们当下的生存状况。我们有言说的欲望，却丧失了我们自己的言说方式；我们有思想的欲望，却丧失了自己的思想方式。本来，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每个公民个体都应当拥有独一无二的言说方式和思想方式。但是，我们由于长久地处在麻木之中，丢失了最宝贵的东西却不知道。这种言说和思想的麻木，就好像在椅子上坐久了，突然感到腿上的肌肉似乎不再属于自己所有了。王小波的写作恰恰就是对这种沉默和麻木状态的抗争与挑战。在王小波去世以后，阐释其作品的文章汗牛充栋，却少有触及到本质的。在我看来，王小波所有的努力，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使得国人的生活状态，由“沉默”地活着过渡到“幽默”地活着。当然，王小波的幽默中，有不少冷嘲的成分。这些冷嘲的成分，显示出他本人也是被邪恶力量所伤害的弱者之一。但是，他的幽默中，更有一些坚韧的成分。这些坚韧的成分，体现出他内心依然保持着被现实社会排斥的善良与真诚。所以，读完《沉默的大多数》之后，我自然而然地设想：它应当有一本叫做《幽默的大多数》的“姐妹篇”。
可惜的是，王小波英年早逝，我们再也读不到他的作品了。而让我惊喜的是，现在果然有一本名叫《幽默的大多数》的书问世了。漂泊在北京的年轻记者昝爱宗先生，通览时尚的报章杂志，熟知流行的网络空间，更是深入底层社会体验悲苦冷暖，终于编辑出这本集民间智慧和时代风貌大成的《幽默的大多数》。
在《幽默的大多数》中，有新潮一族的口语，也有千锤百炼的笑话；有无名作者的灵机一闪，也有文坛老手的世事洞明；有校园里的青青橄榄，也有网络上的脱缰野马；有大话西游的滔滔不绝，也有绿茵场地的硝烟弥漫；有男女情事的娓娓道来，也有社会怪状的刀光剑影。“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亏得有昝爱宗这位有心人，集腋成裘，为我们留下了这个时代的比年鉴和政府公报更加真实的记录。
《幽默的大多数》中的文字是庞杂参差的，有不少纯属文字游戏或者“文字恶作剧”，却也有相当数量的邃思之作。它们被汇集在一起，像一面不掩饰美丑的镜子一样，展示出生命跃动着的真相。这些文字虽然并非字字珠玑，但它们那或隐或现的幽默的质素，却在力图对错综复杂的生活作出同样错综复杂的评价。这些文字，毫不造作地从平淡中揭示崇高、从荒诞中揭示理智、从任性的描写中揭示让人惊诧的真理。最后，是从可笑的事物中揭示悲哀——如同俄罗斯大文豪果戈理所说，“透过有目共睹的笑”揭示“世人看不见的眼泪”。
文学评论家让•保尔将幽默比喻为尾巴向上、朝天飞去，但又一直俯视地面的小鸟。对于不公、对于邪恶、对于黑暗，我们当然应当持毫不妥协的态度。但在保持这一态度的同时，也不妨“幽他一默”，有的时候，幽默的言辞比严肃的驳难更具有杀伤力。就像鲁迅所说，在壕沟里的战士，大多数时间需要战斗、需要端着枪杆瞄准，但在战斗的间隙里，也不妨因地制宜地在开开舞会、打打扑克。这样的战士，方能显出英雄本色。
我们如果留心倾听几个流传在大街小巷里的民谣和笑话，就会轻易地在这些游动的、被无数次加工的语句背后，发现闪烁着的刀锋。它们是智慧的结晶，更是愤怒的呼喊；它们表面上是无可奈何的感喟，骨子里却是直捣黄龙的批判。例如，无名氏拟领袖诗词之《长征》：“当官不怕喝酒难，千杯万盏只等闲。鸳鸯火锅腾细浪，生猛海鲜走鱼丸。桑拿洗得周身暖，麻将搓到五更寒。更喜小姐肌胜雪，三陪过后尽开颜。”语言的张力与时空的交错，将一种黑色幽默的意味推展到极致，让人过目不忘。又如另一首民谣：“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接见没有不亲自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果没有不显著的。”它用“话语分析”的方法，精辟地讽刺了当下主流用语的贫乏、空洞和虚假。这些民谣生动地说明：幽默在民间、智慧在民间、真理在民间。
同时，幽默之于我们自身，也是不可或缺的精神调剂，甚至可以说是酿造快乐时最根本的元素之一。一个人是否具备创造幽默和享受幽默的能力，是他的精神和心灵是否健全、是否丰满、是否自由的标志。正如萨克雷所说：“一个有幽默感的人肯定性格仁慈，十分敏感，容易产生痛苦或欢乐，能敏锐地觉察周围人们的各种情绪，同情他们的欢笑、爱恋、乐趣和悲哀。这样的人本性善良，热爱人类。”个人是如此，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何尝不是如此呢？由千百万个缺乏、甚至没有幽默品质的个体组成的国家和民族，必然是一个没有活力的、乏味的、愚昧的国家和民族。某个国家、某个民族，其创造力、想象力和生命力的衰退，正是从它的成员们的幽默感的丧失开始的。
《幽默的大多数》是一本让人能够一口气读完的书。在这些普通人的只言片语中，在这些平凡人的喜怒哀乐中，我发现了中国当代文学里少有的幽默。老百姓们一无所有，却拥有高官显贵们讲话稿中所不具备的幽默感。老百姓们用天赋的、无法被剥夺幽默，捍卫着自己仅存的尊严；同时，他们也用幽默来支撑着自己艰难的生存。对于每个老百姓来说，幽默并不是麻醉剂，而是一双带着温暖的手，正在向另一双也带着温暖的手伸过去。幽默渊源于人性中高贵的一面，俄罗斯大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写道：“那些理解所有崇高、高贵以及合乎道德事物的全部伟大和全部价值的人，对幽默都怀着好感，他们为能够热爱这些东西而感到鼓舞。他们感到本身也有许多高贵品性、许多智慧、真正的人的尊严，因此他们尊敬自己，爱自己。但是要成为一个爱好幽默的人，这却还不够。凡是爱好幽默的人，凡是天性委婉、容易激动同时又善于观察、公正不阿的人，在他们的目光下，随便什么琐碎、寒伧、渺小、卑微的东西都是无法隐遁的。他们发现，就在自己身上所有这一套也是很多的。一个爱好幽默的人既然承认自己内在的价值，他就十分深切地看到在他的处境中、在他的外表上、在他的性格里的一切渺小、无益、可笑、卑微的东西。”幽默是自尊与自嘲的混合。而自尊与自嘲，恰恰是无权无势的“小人物”们的“特权”。我发现，《幽默的大多数》中的上千篇作品，几乎没有一篇是由“大人物”创作的。“大人物”们在蔑视他人的同时，也丧失了自尊的品质和自嘲的能力。这也有力地说明，在今天的世界上，一般而言，一个人幽默的多少、高贵品质的多少、自省能力的多少，与其社会地位的高低成反比。
我相信，许多年过去之后，许多的书籍和文件都会失去存在的意义，都会逐步走向消亡和毁灭。这本《幽默的大多数》却不会消亡和毁灭。它将以鲜活的、原汁原味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记忆之中。
坐看云起的从容
德国作家黑塞写过一部名叫《荒原狼》的小说。“荒原狼”不是一只真狼，而是一个愤世嫉俗的过客。这只孤独的“狼”，象征着20世纪极端化的理想主义者。他每天都在盘算着，如何把天上的乌托邦搬到地上来。他对打了蜡的地板、擦洗干净的家具和修剪整齐的花盆——这一切代表着世俗生活的场景都要大吃一惊，并且立刻感到格格不入。他厌恶一切的“平常心”，当然不会浪费时间喝茶，也不会去饭店吃一顿美味的菜肴，最后他失去了人世间那些基本的快乐。
读着《荒原狼》的时候，我不禁想到，当年在中国，伟大领袖也试图把每个中国人都改造成“荒原狼”——他自己除外。半个世纪以来，在严酷的外部环境中，中国人逐渐丧失了日常生活的乐趣和智慧。在自己生活得不愉快的同时，人们只能挖空心思让别人也跟自己一样生活得不舒服。同时期的中国文学忠实的记载着这一切，文学与人生总是如同两条平行的曲线。这些年来，我们的文学中，失去了好奇心、想象力以及从从容容的笔调，也失去了常识、通识和正常的感情。我们有王蒙式的油滑与狡捷，也有王朔式的无知、无畏和无赖，却少有潘恩在写作《常识》时的那种清晰、明白和诚挚以及《世说新语》中人在自然目前表现出来的童趣、童心。当读到阿城的随笔集《常识与通识》（作家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的时候，就如同遇到了一位久违的朋友，打个招呼就搂着肩头走进街边的小酒吧。这本小册子综合了《常识》和《世说新语》两种滋味，不讲“经国之大业”和“不朽之盛事”，显示的恰恰是关于我们如何才能够更好地、更有尊严地生活的努力。
许多作家一下笔便宣称自己要表达“高见”。其实，所谓的“高见”，不过是些错误的观念而已。阿城用“常识”作为书名的一半，表面上看是谦虚，实际上他是蛮骄傲的——中国还是连一些基本的常识都没有建立起来的国家。前不久，电视上曝光一个生产假冒一次性针头的基地，整个村庄的人都在家庭作坊里欢快地加工着针头。难道他们不知道，连消毒也没有进行过的劣质针头，病人使用之后会有生命危险吗？这是常识。然而，就是这样违背常识的事情，在我们身边不断地发生着。我们的生活已经粗鲁、野蛮、没有羞耻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个时候言说常识，也就是对生命的尊严、自由和高贵的推崇，对理性、善良、正义等伦理观念的坚守，对一切扭曲、丑陋、流氓的生存状态的敏感、拒绝和反抗。这样做，是艰难的。有勇气做这类事情的写作者，也就值得我们尊重。
阿城谈论常识，首先把笔触伸向了惨无人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攻击与人性之二》中他写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单说，就是失去常识能力的闹剧。也因此我不认为文化大革命有什么悲剧性，悲剧早就发生过了。‘反右’、‘大跃进’已经是失去常识的持续期，是‘指鹿为马’，是‘何不食肉糜’的当代版，‘何不大炼钢铁，何不多产粮’。”阿城揭示出：悲剧的多次重复，就导致悲剧丧失其悲剧性，从而彻底沦丧为闹剧。阿城想追问的是：常识为何消失？“在权力面前，说出常识有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危险，但是，我的父辈们确实有人隐瞒常识。他们到学校里来做报告，说以前被地主剥削压迫，所以参加了革命。如果明白被剥削，一定明白一亩地可以产多少粮食这种常识吧？一定明白亩产万斤超出常识太多吧？”常识是生活的底线，常识的泯灭也就意味着生活常态被打破。阿城在《艺术与催眠》中，从古代笔记小说中的奇谈怪论一直写到西方现代心理学家的催眠方法，自然而然引出了对那个荒唐年代的精彩之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成功的催眠秀，我们现在再来看当时的照片，纪录片，宣言，大字报，检讨书等等，从表情到语言表达，都有一种催眠与自我催眠的典型特征。八次检阅红卫兵，催眠场面之大，场面效果之佳之不可思议，可以成为世界催眠史上集体催眠的典范之一。我与两个朋友当年在北京看过一本关于催眠的书，免不了少年气盛，议论除了导师舵手领袖统帅，完全够格再加个催眠师。”直到今天，还有不少当事人仍然处于当年的被催眠状态，如宣称“青春无悔”的梁晓声、高呼“再为红卫兵呐喊”的张承志和坚持“《艳阳天》是最真实的作品”的浩然等人。
知青一代，回顾青春岁月的时候，多放在人生得失之上，阿城却敏锐地指出：知青都参与了疯狂的对环境的破坏。如果说打过或者没有打过人的事实，还需要进行调查和取证；那么开荒、砍树，谁没有做过？“三十年了，知青不再年轻了，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承认自己是破坏者的知音。近年来回去插队地点看看的知青们，意识到破坏的后果了吗？黑土地，北大荒，处女地，意思应该是原始生态，破坏它为什么成了‘人生得到锻炼’这种只对一代人生效的欣慰呢？”写到这里，阿城的语调，是在平淡背后隐藏着沉重。可惜的是，在他的同代人当中，这种清晰的自责异乎寻常的少。“在常识面前，不要欺骗孩子。在丧失常识的时代，救救孩子就是教给他们什么是常识。”这句话本身就是最可贵的常识，它伸展和发扬了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呼喊，而赋予其更为严峻的内涵。
阿城的文字轻巧而锋利，却常常能够一招制敌。不似杨过的重剑，粗大朴拙，气势逼人；而像李寻欢的飞刀，凌空一闪，直入虎口。他的文字不夸张、不雕饰，如流水、如行云，有一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洒脱和悠闲。他的谈饮食、谈爱情的文字，有当年林语堂和梁实秋的风韵。这也许跟阿城身处国外有关，在国内每天耳闻目睹一桩接一桩背离常识的事情，心情自然会峻急起来。心情一旦峻急，文字也会跟着峻急起来。我很羡慕阿城的这种心态，不过各自的生存环境和性情不同，模仿是模仿不来的。阿城行文的时候，似乎从不谋篇布局，像是聊天一样，茶浓的时候，侃侃而谈；待到茶喝淡了，点到为止。例如，他对国内的足球狂热很不以为然，就随手敷衍成了一篇《足球与世界大战》。中国足协的官员曾经说：“与其窝窝囊囊地输，不如悲悲壮壮地死。”阿城反问：这是何苦来？“让足球只是一种游戏好了，就好像让文学只是文学就好了，不要给它加码。任何事情都是这样，按常识去做，常常在于智慧和决心吧。”足球的胜败与国家的兴衰无关，这同样是一种被遮蔽的常识。中国人太缺乏游戏的心态，仿佛一球可以兴邦、一球亦可以丧国。在神采张扬的背后，其实是骨子里透彻的自卑。从某种意义上说，足球与伟大领袖一样，也在充当着催眠大师的角色。让足球回到足球，让文学回到文学，让日常生活回到日常生活，阿城想说的不过是这样一些常识而已。
阿城喜欢说“鬼故事”，这是中国文人的传统兴趣。中国文化中缺乏宗教意识、缺乏彼岸关怀，“鬼故事”也就成了中国文人发挥想象力和好奇心的最好场所。《聊斋志异》中所谓的“花妖狐媚，多具人情”，阿城想必是深有体味的。“我读中国小说，很久读不到一种有趣的东西，就是鬼。这大概是要求文学现实主义的结果吧。”这里所说的“中国小说”，大概是指当代的中国小说。比起汲汲于“有用”来，阿城对“有趣”的看重，更上了一个境界。我又想起贾平凹的新作《怀念狼》，小说中有不少狼精幻化为人，与猎人斗智斗勇的故事。这本来是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却被某些人批评为“颓废情调、封建迷信”，这种巴尔扎克式的文学观，一旦定于一尊，不就要了文学的命吗？与贾平凹一样，在讲述鬼故事的时候，阿城的文字达到了从容的极致。有“闲话说玄宗”的沧桑感，却没有“白头宫女”的情不自禁。
阿城的博学通览与绝顶聪明，都与王小波相似，他的许多篇什让人读后立刻联想到王小波，顿有“何曾相识燕归来”之感。阿城与王小波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特质，都是当代文学最缺乏的，也是令当代文学感到隔膜的。所以，他们的文字能够赢得普通读者的喜爱，因为普通读者是凭借自己的直觉去喜爱的；同时又遭到文学评论家们的冷淡，评论家们无法使用已有的概念进行分析和研究，所以只好保持尴尬的沉默。而评论界怎么说，已经跟他们本人无关了。
阿城开着自己组装的跑车上路了，走到哪里天黑，就在哪里停下来。
也许，他会遇到一个异国的可爱的女鬼。
暧昧的日本，锐利的大江
1994年12月7日，当大江健三郎荣获该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到日本时，读者们发现书店中大江的作品少得可怜。与福克纳一样，大江在国外的名气远远超过了国内。我在大江获奖前一年就已经注意到他的作品。记得那是1993年秋天，我在北京大学台港文献中心，惊奇地发现了那本台湾版、金色封面的《个人的体验》。然后，一口气就读完了它。
2000年9月，大江健三郎应邀访华。自20年代印度大哲、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访华以后，又一颗闪亮的文学之星掠过中国文学的天幕。如果说当年白须飘飘的泰戈尔让中国人感到遥不可及，那么今天大江的来访则让中国的作家和读者“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日本是中国的宿敌，大江却对中国一直抱友好态度，迥异于一般的日本人；中国的文学工作者有着难以言说的诺贝尔情结，诺贝尔奖偏偏光顾狭小的日本岛而不降临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对于作品以晦涩著称的大江健三郎，我们既尊重、羡慕，又带着些许的疑惑和嫉妒。
大江究竟比我们多出些什么呢？或者换一种提问法：我们究竟比大江少些什么呢？远远地阅读在海的另一边的大江，答案也许还有点朦胧。现在，我们有了一次近距离的观察、比较和思考的机会。
母亲与儿子
出现在中国社科院研讨会会场时，大江身穿一身黑色的中式服装，里面是雪白的衬衣，显得朴素而凝重。用王蒙的话来说，“大江先生一看就像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而且是津贴在每年6万元以下的教授。”大江说，这是他领取诺贝尔奖时穿的、最好的一身衣服。作为一个小山沟里长大的孩子，尽管功成名就，他依旧保持着清水出芙蓉般的朴实。大江安静地坐在主席台上，英华内敛。而他周围的中国作家们却有些躁动不安。
与那些崇尚现代都市生活的日本新生代作家不同，大江身在东京，心却还在故乡那个小小的山村。那里有童年涉足的山山水水，那里有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母亲不习惯东京，坚持住在青山绿水的村庄里。大江是个孝子，获奖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到故乡向母亲报告好消息。他开玩笑地对母亲说：“现在健三郎排在了泰戈尔和鲁迅的后面。”而母亲用两只手分别做了一高一低的手势，对他说：“泰戈尔和鲁迅这么高，健三郎这么低。”在母亲的眼里，儿子永远是儿子，是稚嫩的、调皮的儿子，尽管那一年大江已经快满60岁了。
在谈起母亲和儿子的时候，大江最动感情。大江的儿子一生下来就是智障儿童。经过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大江夫妇终于将儿子培养成一名优秀的音乐家。如今，儿子创作的歌曲，比父亲的著作还要深入千家万户。《个人的体验》是一本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写的就是一位获知妻子产下残疾婴儿的父亲，由沮丧、绝望、逃避到清醒、自信、进而勇敢地承担命运所赋予的责任的精神历程。今天，当大江谈到儿子的时候，脸上堆满了温馨的微笑。但是，谁知道这微笑背后的辛劳呢？
大江是个性情中人，他的“性情”正是中国作家们竭力要泯灭的。中国作家讲究“世事洞明、人情练达”，重视技巧而忽视心灵。近20年以来，流派纷呈，你方唱罢我登场，却罕有震憾人心的作品问世。在研讨会上，中国作家们也多是斟词酌句，挑选恭维话来说，而回避心灵和思想的交锋。面对“文如其人”的大江，有多少人在反观自我呢？那么，“见”与“不见”又有什么区别呢？
大江最崇敬鲁迅先生，他说，在20世纪亚洲所有的作家中，如果要他推举出一位最杰出者，他一定会推举鲁迅先生。鲁迅说过：“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大江也是如此，在谈到对母亲和儿子的爱时，他那黑镜片后面泪光闪闪。大作品缘于大智慧，大智慧缘于大慈悲。这一点，那些痴迷于在作品中耍小聪明的文化人是无法理解的。“爱”在中国的文化圈子中，居然已经成了一个让人感到羞怯的词语。
文学与政治
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一直就是“剪不断、理还乱”。大江健三郎是一位政治色彩很浓的作家，不同于年轻的“飘”一代喜欢阅读的村上春树。他对村上这一代青年作家的“非知识分子化”持批评态度，而认为“一个好作家，应该强烈意识到文学家是士大夫，是知识分子”。
在大江看来，文学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一个不关心政治、不关心社会的作家不是一个好作家。1999年，他的柏林的一次演讲中，引用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当年使用过的“战斗的人道主义”的概念，来呼唤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的干预。“我认为，知识分子，不是在家里写写小说、做做实验就行了的，他必须主张通过自己的学问获得对人类、对社会的认识，为此需要战斗。”反战与环保是大江作品的两大主题，这两大主题对今天的中国也极具针对性。
在日本这个民主制度尚不稳固，皇道主义、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盛行的国家，大江倍感为民主、为自由、为和平而战斗的必要性与艰巨性。他在演讲中曾经说：“以自己羸弱之身，在20世纪，与钝痛中接受那些在科学技术与交通的畸形发展中积累的被害者的苦难……并对全体人类的医治与和解作出高尚的和人文主义的贡献。”
大江的这一姿态使我联想到拉美的文豪略萨。略萨面对的是更为严峻的军人独裁政权，“1953年我进入大学学习之时，跟别的拉美国家一样，我国正处于军事独裁之中。我入学时，很多老师被流放或监禁，不能开展政治活动，所有政党被都查禁了。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下进行审查，压制了一切批判。在那样的环境下，你又正好是个年轻人，你如果不关心政治那才叫怪事。即使你希望成为作家，只想当个作家，政治也会找上门，在你的职业训练过程中，你会遇到种种来自政治的麻烦、障碍和挑战。”作家可以选择自己作品的主题，但他本人无法选择生活的时代和国度。在专制与民主的对决之中，知识分子不可能抱着一种暧昧的态度。因此，略萨认为，一个作家如果不参与政治活动，则“不足以捍卫我们的社会赖以进步、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价值和观念。”也正像罗曼•罗兰所说：“我不关心政治，但政治要来关心我。”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张扬“为文学而文学”无异于掩耳盗铃。
在60年代的动荡中念大学的大江，是在研读萨特、加缪等法国作家的作品之后，带着敬畏之情，投身于充满激情与梦想的文学事业的。文学既是一次梦幻之旅，也是对现实执着的关注和批判。大江选择的一般都是新锐们看来“笨拙而陈旧”的主题。然而，正是这些主题关乎着每个生命个体的权利和尊严。大江希望能够像他所尊敬的鲁迅先生那样“呐喊”。
而在今日的中国，许多作家把写作当作“码字”，写作仅仅是赚钱的职业，背后缺乏坚定的价值支撑。他们选择那些无关痛痒的主题，放弃了文学本身的尊严，作品丧失了永恒意义。自然，作家本人也不被大众所尊重。我们的文坛被一种由来以久的痞气所包围，缺乏的正是大江身上的那种“严肃”的东西。他们嘲笑鲁迅的战斗，为“无知者无畏”和“我是流氓我怕谁”而自豪。当我们的作家都嘻嘻哈哈地面对世界的时候，世界也嘻嘻哈哈地面对他们。
中国与日本
10岁的时候，大江是个正在上小学的孩子，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接近尾声。大江公开在课堂上说：“我反对天皇！”结果被暴虐的老师打得头破血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