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齐克果的这种概括来分析令狐冲和傅红雪，我发现他们两人都是曾经摇摆于“拯救与逍遥”之间、而最终走向“逍遥”的人物。而在摇摆的过程之中，令狐冲更像一个中国人，傅红雪则更像一个西方人。
《拯救与逍遥》是刘小枫八十年代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刘小枫分别用“拯救”和“逍遥”来指称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中最深层的内涵。令狐冲与傅红雪两个人物以及隐藏在他们背后的中国文人的精神状态，再次印证了刘小枫的这一结论。
在《笑傲江湖》的前半部分，令狐冲的生活状态属于标准的“审美阶段”。他以玩耍和游戏的心态，对待自己身边所有的人与事。他不断地喝酒，不断地大醉，不断地惹事生非。他没有任何远大或者不远大的志向和理想，他不想成就任何伟大的事业，也不想当江湖上人人眼红的掌门、教主等等，甚至连作为“大师兄”应当“以身作则”天然约定都觉得不堪重负，其人生处于“浑沌”状态。令狐冲貌似自由，其实是在缝隙中挣扎。一直到华山派发生剧变，岳不群将他逐出师门，他才被迫进入“道德阶段”，开始另一种崭新的生活，在为自己“正名”的同时，也为世界“正名”。
在所谓“正邪”的血腥纷争中，令狐冲不自觉、不情愿地扮演了“救世英雄”的角色。他的不自觉与不情愿，充分体现在嵩山的那场比剑中。令狐冲与昔日的小师妹和恋人岳灵珊比剑，以内力弹飞其长剑。本以稳操胜券，却心中电转：“我本要败在小师妹手里，哄得她欢喜。现下却弹去了她长剑，那是故意在天下英雄之前削她面子，难道我竟以这等卑鄙手段，去报答小师妹待我的情义？”于是，他故意将身体凑向空中落下的剑尖，长剑竟将他钉在地下，他身负重伤。对于令狐冲来说，这一刻，“审美阶段”完全压倒了“道德阶段”。他不顾身负之重任，不顾武林大众之安危，而为当年的情缘所左右。这一经历，与《倚天屠龙记》中的主人公张无忌类似。令狐冲的身体虽然走出了师门，令狐冲的感情虽然渡过了初恋，但是他在精神上依然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真正的逍遥。
在几次的巧合之中，令狐冲居然化解了魔教与五岳剑派的劫难。这种“拯救者”的身份，是外在力量强加给他的。所以，一旦等到灾难消除，他又重新回到昔日的“审美阶段”中。琴和笛比刀和剑更契合其生命的本真状态。只不过，“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小说结尾处写令狐冲与任盈盈自由自在地畅游华山，他已经不可能像当年与小师妹一起的时候那样纯情了。这时的“审美阶段”，显然已经不能等同于当年。
傅红雪的选择的“拯救”，远比令狐冲更为自觉。他在小说中一出现，就开始挑战企图控制武林的一代枭雄公子羽。在最后一战前夕，公子羽妄想让傅红雪归顺，担当他的替身，认为傅红雪“没有财富、没有权力、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只能向自己低头。而傅红雪一针见血地指出，公子羽尽管什么都有，偏偏少了一样，那就是“生趣”。这短短的一句话，就让公子羽放下了屠刀，他也有真正想开的时候。“一个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人活着，只不过为了自己的心安快乐，若是连生趣都没有，就算他的声名，财富和权力都能永远保存，又有什么用？”
傅红雪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关键的情节，说明古龙并不是一个崇尚武力的作家。古龙认为，即使在江湖世界里，武力往往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有人批评武侠小说宣扬暴力，古龙在这里却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就武功的高低和武力的强弱而言，傅红雪远远不如公子羽。但两人较量的结果恰恰相反，傅红雪胜利了，公子羽失败了。古龙认为，在武力之上，还有人格、道义等等更能够起到决定性意义的因素。武功高的人，并不一定能够给他带来更大的自由。就像英国的罗宾汉故事和美国的西部牛仔传奇一样，真正的英雄，并不是滥杀无辜的人，而是尊重与敬畏生命的人。纵然某人具备了武术、骑射、枪械方面的特殊才能，但他无法像造物主一样创造生命。公子羽的醒悟与傅红雪的胜利，其实都是古龙所认同的现代生命哲学的体现。
与浸淫于儒、道、佛杂揉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金庸不同，古龙不是世家子弟，从小也没有念过多少传统的经典，并且在大学里读的是外文系。因此，古龙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少，而受西方现代文化影响较大。古龙读过大量西方存在主义大师的哲学著作，其思想观念倾向于“生命哲学”，认为人生即选择、选择即自由、选择即责任。傅红雪虽然没有走向齐克果所说的“宗教阶段”，但他在虚构的世界中为自己拓展的时空，却超过了以潇洒自任的令狐冲。傅红雪身上体现出来的选择与承担的主动性，也超越了在儒、道两条命脉中徘徊的令狐冲。古龙反复强调：“武侠小说中的主角应该有人的优点，也应该有人的缺点，更应该有人的感情。”在古龙的小说中，人的生命和人的尊严才是第一位的，“血和暴力，虽然永远有它的吸引力，但是太多的血和暴力，就会令人反胃了。”正是具有了这样的思想和理念，虽然其小说中杀戮和血腥的场面众多，反而更让人感受到作家对生命在珍惜与敬重。
令狐冲与傅红雪是金庸和古龙的小说中两个颇有代表性的人物，作家对他们的塑造，分别展现了各自对人性探索的深度与广度。“千古文人侠客梦”，在令狐冲的剑影和傅红雪的刀光中，这个梦我们也许还将长久地做下去。
下卷 沉思
冷漠是一种罪恶
这个悲惨的故事，是我辗转从当记者的朋友那里听来的。北京国企的一对失业了的夫妇（用委婉的说法，叫做“下岗”），妻子怀孕快要生产了，因为家中一贫如洗，不敢到收费昂贵的大医院去。于是，丈夫借来一辆板车，拉着妻子去附近的一所兽医院找熟人接生。没有想到妻子偏偏又是难产，兽医不敢处理，劝他们立刻到大医院，否则大人孩子都有生命危险。丈夫咬着牙将蹬着平板车一路疾驰，妻子在车上痛苦地呻吟着。当平板车来到一个繁华路口时，警察拦住了他们。原来，这条街道是国宾道，不允许人力车经过。警察执行公务一点也不含糊，虽然现在并没有尊贵的国宾的车队通行，但他依然坚持不放行。孕妇的呻吟和鲜血，警察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丈夫哀哭着向他下跪，这名警察仍然“刚直不阿”。没有办法，丈夫只好蹬着车绕道前往医院。中途耽误了半小时，到达医院时，大人和孩子都已经失去了抢救的时机，双双死亡。晚上，悲痛万分的丈夫一个人在破旧的家里上吊自尽了。
惨剧的罪魁祸首是冷漠。长久以来，冷漠在我们的文化体系中被赞扬为“坚强”和“勇敢”，从很小的时候起，我们就被要求成为“特殊材料”制造成的人。我不想过多地谴责那个不通人情的警察，因为他本人也是这一整套制度与文化的牺牲品。他不会感到自己做错了什么，反倒会为自己的“忠于职守”而洋洋得意。是我们共同制造了一种以冷漠为“光荣”、以冷漠为“进步”的社会氛围。我们以为自己在突飞猛进，其实我们依然在野蛮地茹毛饮血，我们的精神世界是一片荒芜的、一无所有的旷野。我在王朔的小说中，读到军队大院里的孩子用砖头砸别人脑袋时的快乐。年轻的打手们是不会害怕鲜血的，他们对生命也没有丝毫的敬畏之感。而作者对这种嗜血的冷酷显然充满了赞美和欣赏。我在余华的小说中，也读到杀人者与被杀者快意，残酷的杀戮成了作家案头把玩的小摆设。余华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说，小时候家住停尸房的对面，夏天常常到凉快的停尸间睡午觉，由此获得了无穷的灵感。我在香港著名导演吴宇森的若干电影中，更是发现了一种推展到极致的“暴力美学”。杀戮行为越多的主人公，最后必然成为让人尊敬的英雄。谁要是心慈手软，谁立即就被“物竞天择”的江湖原则所淘汰。我们阅读着这样的小说、观赏着这样的电影，并冷静地耳闻目睹着身边一幕幕的惨剧，我们早已经司空见惯。他人的苦难不足以成为自身的苦难，“爱”成为一种长期缺席的元素。我们的心灵就像是一片逐步被沙化的绿洲，再也蕴含不了一点点甘泉，就连坚韧的仙人掌也无法存活。冷漠的尽头是麻木，我想起了作家卢跃刚在《大国寡民》中说过一句话：“贫穷和愚昧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冷漠和麻木。”
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由血腥走向觉醒和反思乃至忏悔的，毕竟是其中的极少数。绝大多数的人，却在血腥中变得冷漠和麻木，他们拒绝忏悔和反思，他们毅然选择逃避和掩饰。如何对待历史，其实也就是如何对待现实，这两者是相通的。不肯面对历史的苦难的人，同样也不肯面对现实的苦难。他们不把冷漠看着一种罪恶，反而将其当成是一种令人羡慕的生存策略。东方发生在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被迅速地遗忘和改写，而西方发生在三四十年代的纳粹暴政，却越来越被凸现和批判。
任何阅读过《拉贝日记》的人，任何亲身到过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人，都会被那些恐怖的场面所震撼。在德国，集中营已经成为纪念馆，成为民族记忆中一道永远的疤痕。在一间阴森的地下室里，装满小孩们玩具的箱子被细心地码在一起，堆积如山，至今好像仍在等待它们的小主人们来着最后的挑选。在许多小箱子上，用粉笔写着“丽贝卡”、“伊斯尔”、“伊莎克”等成千上万个无辜的孩子和家庭的名字，全都清晰可见，而这些人都被暴徒们赶进了煤气杀人室。瑞士法学家托马斯•弗莱纳在《人权是什么》一书中指出：“这种野蛮的行为永远也不可能得到全面的解释。许多犯下过这种罪行的人为自己辩护说，它们的受害人不是人，只是老鼠之类的害虫，应当赶尽杀绝。他们把我们带到幕后的真正策划者那里。这些策划者想证明，人类划分为若干不同的等级，应当根据其种族、宗教、民族和语言身份而区别对待。那个不承认人在原则上具有平等的权利并具有同等的价值的人，那个通过新闻媒介和其他宣传方式散布诸如‘无教养’之类说法的人，那个附带地煽动仇恨其他民族的火焰的人，那个制造恐怖的人，要对那些把人领进煤气杀人室的暴徒们承担一份责任。”他的论述已经超越了一个普通的法学家的眼界。
今天的冷漠实际上来自于不肯承担昨天的责任。孱弱的文人学者，如周一良、浩然、余秋雨等人是如此，比他们更应当承担责任的幕后策划者和前台打手们更是如此。全民共忏悔的呼吁，直到今天还是被当作笑话，并遭到聪明人的围剿。在我们这里，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呼吁，一直是阻力重重。对历史的掩盖，直接导致了现实社会生态的恶化；对责任的躲避，直接带来了冷漠心态的大面积扩散。我无法忘怀那个产妇和那个婴儿悲惨的死亡，他们的生命融汇进了历史上无数的、无辜的冤魂的行列。是冷漠杀害了他们。托马斯•弗莱纳将“罪”的定义扩充开去，阐明了冷漠本身就是罪恶的道理：“无数冷漠的、不准备为人类的尊严和人权而站出来的人也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这些冷漠的人既不在国内也不在国外抗议1935年颁布的纽伦堡法律，那就是众所周知的决定对犹太人给予最可怕的歧视就侮辱的法律；当瑞士外交官同德国代表就德国犹太人的护照加盖犹太标记达成协议（瑞士当局以此防止德国的犹太人逃入瑞士）时，这些冷漠的人没有集合起来进行抵抗。在30年代，当意大利法西斯政权要求教授们向法西斯主义宣誓，保证教育学生成为法西斯意大利的忠实成员时，3000名教授中只有大约0.5%的人拒绝宣誓。例如，天主教教堂的借口是含糊不清的：法西斯主义应当就是意大利国家，自欺欺人，还证明其签署文件的行为是正当的。这些冷漠的人耽心的只是自己的生计，他们构成了为独裁者和民族仇恨煽动者铺下的红地毯的表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除了少数的抗议者，我们这“沉默的大多数”、“懦弱的大多数”都是有罪的，因为沉默、懦弱、冷漠和麻木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罪行。我们曾经沉默、曾经懦弱、曾经冷漠、曾经麻木，今天我们在面对包括那个产妇和那个婴儿在内的一个个消逝的生命时，我们依旧会沉默、依旧会懦弱、依旧会冷漠、依旧会麻木。
冷漠是一种特殊的罪恶。只有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与之作艰巨的抗争，我们才有可能企盼爱、同情、怜悯这些珍贵的情感的降临。
汉阳陵的秘密
目前正在紧张开掘的汉阳陵，据说将是中国50年来继秦兵马俑之后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位于陕西关中平原腹地的汉阳陵，是西汉景帝刘启的陵墓。景帝在位期间，继承文帝“休养生息”的政策，轻徭薄赋，减除苛刑，开创了中国专制时代赫赫有名的“文景之治”，他本人也被史书称赞为少有的一代明君。
然而，逐渐从暗无天日的地下展露到阳光下的汉阳陵，却对景帝“明君”的身份构成了无法回避的质疑。景帝生前曾经驱使数十万老百姓和带着刑具的犯人，为自己修建规模宏大的陵墓，长达28年之久才得以完工。在营建陵墓、追求来生的辉煌上，刘启与那些公认的“昏君”并无两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明知无法让肉体生命获得真正的“不朽”，皇帝们便将目光转向修建陵墓，往往在生前就完成一个巨大的“地下王国”。无论国势兴衰，无视民生疾苦，大兴土木、铺张厚葬都是君王们的当务之急。数千年来，几乎没有一个专制统治者能够例外。1972年，当时咸阳市九张村农民在阳陵封土西北一点五公里处修建水库时，发现地下埋有大批凌乱的死人骸骨，有的脖颈和脚腕上还套有刑具，颈部或腰部有明显斩断的痕迹。在最近大规模的发掘工作中，考古学家更是发现不计其数的尸骨。据参见现场发掘的专家估计，阳陵墓地面积至少有8万平方米，埋葬刑徒人数达万人以上。
汉阳陵的秘密向我们昭示的是制度的恶，而不是人性的恶。归根到底，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在专制制度下，不会有品格高尚的统治者。专制制度是一种“优败劣胜”的制度，谁善良、谁真诚、谁慈悲，谁就惨遭淘汰，乃至性命不保；谁残暴、谁虚伪、谁狡诈，谁就稳稳坐庄，享有荣华富贵。景帝刘启也许生下来的时候是一个“好人”，但是在阴暗诡谲的宫廷之中，他要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脱颖而出，就必须把自己变成一个“坏人”。不建坟墓、不杀犯人，不足以显示皇帝权力的巩固；有“恩”而无“威”，有“宽”而无“严”，不足以维持专制制度的正常运转。于是，有了历代君王都不惜损伤国本、大建陵墓的举动。
景帝之刻薄寡恩，从他对待晁错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晁错向景帝提出“削藩”的建议，七国乘机打着“清君侧”的旗号作乱。战争初期，七国声威显赫，军事上连连得胜。景帝恐慌之下，将晁错残酷地处死，以博取七国的谅解。然而，七国“醉翁之意不在酒”，在获知晁错被处死的消息后，依然不肯罢兵。景帝这才如梦方醒，决意对七国用兵。在名将周亚夫的指挥下，中央军击溃了各诸侯。经此一役，有汉一代，大一统的局面乃得以奠定。而晁错则成了景帝手中一枚被牺牲的棋子，后来朝廷的“平反”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对此，柏杨在《白话版资治通鉴》中有深刻的论述：“晁错是忠于刘启的，为了和平而牺牲晁错，可以理解。但不理解的是，为什么教他死得那么悲惨？砍头也行，何至腰斩？腰斩之人，因没有伤及心脏，上体仍然在存活，清王朝一位官员在腰斩之后，用手沾自己的血，在地上连写‘惨惨惨惨惨惨惨’七字，闻者落泪。晁错在刘启还是孩提时，便在身旁陪伴，以后言听计从，宠信有加。即令有过，处死已经足够，杀就一杀了之，照样可以向吴国表态，何至指定用此酷刑？甚至‘无少长皆斩’？古人云：‘伴君如伴虎。’事实更为严重，在极权政体下，伴君简直像坐在百步蛇的毒牙之上。”
柏杨的追问其实很容易回答。专制制度，也就是把人变成老虎和毒蛇的制度。专制制度戕害的是包括人的心灵和肉体在内的一切。杀晁错这位朝夕相伴的老师，与杀那些不名一文的老百姓，在刘启心目中都是自然而然的。柏杨透视说：“刘启从决定到执行，中间有十余天时间，仍跟晁错在一起商讨军国大计，不知道每天面对猎物时，刘启心有什么反应。更使人毛骨悚然的，是晁家的巨变，父子夫妻兄弟姐妹，霎时一堆鲜血人头。晁错并非大奸巨恶，手握兵权，何用如此闪电手段？鼓儿词有言：‘说忠良，道忠良，忠良自古无有好下场。’数千年传统文化，化作三句唱词，令人兴悲。”我认为，刘启的心灵是极度扭曲的。在他的心理结构中，显然不具备爱、悲悯、诚挚的质素。他的心灵与他的地下宫殿一样黑暗，透不进一丝阳光。他只有把自己锻炼成一具浑身是毒、百毒不浸的老毒物，方能在明枪与暗箭之中，保全来之不易的皇位。
专制制度与美好的、崇高的人格是格格不入的。号称“新儒家”的学者，振振有辞地申明，从儒家文化中能够生长出现代社会的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来。在我看来，这些说法无异于痴人说梦。儒家文化从一诞生起，就是专制制度的御用品，就是皇权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晁错是一代大儒，也实现了儒生们“为帝王师”的梦想，结果怎样呢？他连自己的生命也不能保全、甚至连痛痛快快地死去的资格也被剥夺。今天身处欧美国家的“新儒家”大师们，如果生在被史书描述得如同天堂般的“文景之治”的时代，能够避免晁错的命运吗？
在我的心目中，古今中外没有一位值得尊敬的帝王。所谓“明君”与“昏君”的差别，只不过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那些身上带着阳光般的亮色和温暖的、伟大的政治人物，只可能出现在民主制度下。华盛顿、杰斐逊、林肯以及曼德拉、哈维尔、金大中等人，要么是在民主制度下应运而生的杰出的政治家，要么是在反对专制制度、缔造民主制度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受到民众爱戴的领袖。阴森森的宫廷之中，不会诞生像他们这样的人物；而他们绝不会、也绝不可能，为所欲为地为自己修建宫殿和陵墓。
但愿那些让我极度厌恶的陵墓只存在于深深的地层之下，仅仅作为考古学家们研究的对象；但愿那些让我的心房紧缩的杀戮只存在于历史之中，永远作为警醒后人的材料；但愿那些冤死的生命停止悲惨的哭泣，他们的灵魂得以升入宁静的天堂，而他们的后代不再重复他们曾经的命运。
警察不是万能的
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我是警察我怕谁》的文字，对某些警察的无法无天、丧失人性、草菅人命，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近几个月来，连续发生的警察杀人、抢劫、强奸乃至与黑社会融为一体的事件，却又让我的批评显得软弱和过时了。
2000年8月23日，昆明某派出所警察房建云为替妻子解气，在闹市掏枪向无辜市民射击，当场一死四伤，至今尚有两名伤者生命垂危，仍然未脱离危险状态。这是继河北霸州、河南郑州警察当街杀人之后，又一起震惊全国的恶性事故。事件发生以后，当记者采访派出所的有关领导和房建云的同事的时候，他们居然表示，房建云平时一贯表现良好，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一时冲动。然而，房建云的妻子在与市场摊贩发生争执时，甩给对方的一句话是：“你活不过明天了！”要是房建云平时是一名好警察，他的妻子会这样狂妄和嚣张吗？可见，房建云平时就仗着一身警服为非作歹，称霸一方，是个人人不敢惹的角色。果然，对方仅仅是因为几句口角就死于非命。
在无权无势的老百姓心目中，许多警察比强盗还要可怕。海南乐东司法局副局长洪清贵，公然掏出手枪，强迫果农李关念和麦亚省将自家生产的一车腰果送到指定的地方。之后，洪清贵将腰果卖掉，钱进了自己的腰包。这样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比之强盗更让善良的农民心惊胆战。强盗抢劫的时候还会惊慌失措，得手后立刻匆匆逃逸；而局长大人的抢劫，却从从容容，号称“依法行事”，让百姓欲告无门。“警匪一家”，在某些地方并不是夸张的说法。被称为“98打黑第一案”的长春梁旭东案件，当事人身兼两种身份：公开的身份是派出所的一名普通民警，背后的身份则是黑社会犯罪集团的老大。白天梁旭东穿着警服到办公室上班，晚上则带着马仔横行于各大娱乐场所，包赌包娼，收取巨额保护费。执法机关的黑社会化，让受到凌辱的民众哭都不敢哭出声来。黑白两道，在梁旭东这里融会成了了一道。
警察的腐败，根源在于警察权力的不受制约和不受监督。警察是国家权力最直接的代表，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警察是“万能”的。我曾经到公安部直属的重点院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作讲座，课堂上坐着几百个未来的警官，他们跟我一样年轻，眼睛里闪烁着纯真的光芒。谈论起公检法系统的腐败，他们跟我一样愤怒。而设想未来吏治的澄清和治安的好转，他们却又充满了乐观的信心。于是，我禁不住追问他们：“将来你们成了警官，你们会参与腐败吗？你们会公正执法吗？你们会尊重每个普通公民的权利吗？”或者用一条底线来衡量：“你们会保证不打人、不骂人吗？”大学生们沉默了。我知道，这一切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品格，而更取决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如果我们不大力推动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给予警察在国家权力机器中恰如其分的地位，那么这些单纯而善良的大学生们，一旦进入实际生活之中，很可能就会蜕化变质。
在英美法系的国家里，警察在社会生活中呈现的是完全不同的一种面貌。一位曾经访问英国的学者告诉我，他刚刚安顿下来，他的英国房东老太太就对他说：“有困难，找警察。”如果你不知道时间，不认路，甚至牙疼，都可以向警察求助。英国人把警察看作他们的朋友的帮助者，警察承担的是雷锋在我们国家所承担的使命。英国警察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一般不携带武器。普通的民众不会害怕警察，相反，他们对警察有着强烈的亲和力。即使在警察受到攻击的时候，绝大多数公民也都会站在警察一边；在警察本人和他们的家人遇到麻烦时，人们也都不会袖手旁观。
在权力机构中，警察独立于政府，而受法院的约束。因为作为多数党的政府只代表略多于百分之五十的人口，而警察必须保护所有的人，当然包括那些在投票时不投执政党票的公民。按照瑞士法学家托马斯•弗莱纳的论述，在以英美为代表的现代民主国家里，警察的权力是相当有限的，“警察并没有什么特别绝对的权力在执行其任务。他们只能把拘留作为一项最后的措施，以此来保护其他人或他们自己免遭侵犯。这是对法律的一种不同的理解，它不把公共机构看成是强加和实现各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和利益的权威。按照这种理解，国家是相互冲突的社会力量和利益的调停者。它必须防止暴力并作为各方的调停者而确保通过民主对话且不使用暴力来解决冲突。”用一句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警察不是万能的，警察只是国家公务员中的一类。他们的存在不是增加暴力，而是减少暴力；他们的存在不是让民众感到恐惧，而是让民众感到安全。
我们的民主与法治建设，自然会触动包括警察在内的某些特权阶层的利益，因而阻力重重。但是，如果延缓了民主与法治建设的步伐，受伤害的将是更多的公民。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警察理所当然地是普通公民的一部分，与普通公民一样履行义务并享有权利。所以，我们应当牢牢记住弗莱纳的忠告：“让警察对所有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而不探究真正的原因，这是一个人经常容易犯的毛病。人权也适用于警察！”
最后的腐败
2000年5月被执行死刑的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生前除了显赫的官位以外，还冠有许许多多让人肃然起敬的称号和身份，如书法家、教授等等。然而，纵观其履历，人们不禁感到纳闷：一个军队出身、连高等教育也没有接受过的官员，是如何取得“教授”职称的？
据新华社报道，胡长清“通过自己在北京大学行政管理学院的关系，办了一套函授本科学历和法学学士证书，把这些假材料装入档案，籍此，胡被几所大学聘为教授，满足了要‘名’的欲望。”这则报道道出了天机，却有一个小小的错误：胡长清的材料并不是“假材料”，而是货真价实的“真材料”。在北京大学门口，常常聚集着一群贩卖真正的“假材料”的小贩，每当行人走过，他们便会像苍蝇一样围过来询问：“要毕业证、学位证吗？北京大学的和其他所有大学的，我们都能够提供。”跟这些低层次的造假者比起来，胡长清的材料是正儿八经通过北京大学有关部门颁发的，从封套到印章，都来自于正规部门，堪称“若假包换”。
胡长清已经走上了黄泉不归路，但是却没有人去刨根问底：他在北京大学的“关系”究竟是谁？行政管理学院的哪些领导干部、专家教授或者经办人员为他获得学位出了力气、得了好处？他们应当受到怎样的处罚？冰山露出了一个尖角：北京大学并非某些人形容的那样“出淤泥而不染”，相反，北京大学存在的腐败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北大历来具有象征意义，它的腐败也一样，正象征着当下教育界和学术界的腐败。北大人应该为之而感到惯有的骄傲呢，还是应该为之而感到深刻的耻辱？
一个社会的腐败，到了最后的关头将向两个部门渗透：一是医疗，二是教育。一旦这两个领域也烂掉了，那么这个社会真的就是“病入膏肓”，即使是华陀再世，也回天乏术。近年来，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的腐败，逐渐由潜流变成滔滔洪水。权力换取学位、金钱换取学位，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为职称勾心斗角、弄虚作假，教授们的道貌岸然早被学子们看得一清二楚。詹小洪在《权力、金钱与校园》一文中揭露说：“1998年，笔者曾看到北京某大学研究生院报名册，当年该院共招收博士生100多名，几乎不是某某司长、处长，就是某某公司董事长、总裁。研究生院招生创收的另一妙招就是办研究生课程班。招生单位可以派老师深入到各省、地、市甚至村镇去办研究生速成班。难怪，北京不少大学、科研院所的研究生院被人们指责为‘文凭加工厂’、‘学历批发站’、‘职称生产机’。”对此，学者袁济喜痛心疾首地指出：“中国目前的道德文化在许多领域被金钱与权力冲击得本已衰弱不堪，学术文化可以说是最后一道可以抵御金钱与权力的防线。如果连这道防线都荡然无存，则社会心理与道德良知受到的伤害将令人不敢想象。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章太炎曾论及社会腐败有两种，一种是外在的‘土崩’，另一种是内在的‘鱼烂’，这种从内脏烂起的‘鱼烂’较之‘土崩’是一种更可怕的腐烂，它使人们内心道德天平彻底失衡。”如果说医疗的腐败会带来病人生命的危险，那么教育和学术的腐败将带来整个社会成员心灵的恶化。古人讲究学术“为天地立心”，但在今天学术却沦落为敲门砖、沦落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柑橘。就道德底线而论，某些大名鼎鼎的教授、博导，并不比契诃夫笔下的市侩和小公务员高。知识和学问并不足以提升他们的精神境界。耍起腐败的花招来，他们比官员们毫不逊色。
学界的丧钟一旦响起，疗救的整个社会肌体的时机就已经丧失了。
未还的孽债
这是一笔未还的孽债。
1940年至1943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曾经2000多次使用化学武器杀害中国平民。据1992年公布的数据表明，被日本军队用化学武器杀害的中国人有八万多人。
死者已矣。但是，迄今为止，日本官方依然百般抵赖，不承认当年滔天的罪行，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不承认曾经在中国使用生化武器、不承认有过随军慰安妇。他们恬不知耻地说，他们是“进入”而不是侵略。然而，铁的事实摆在他们面前：抗日战争胜利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东北陆续发现大批昔日遗留的化学武器。在抚顺，建筑工人在修路的时候挖出118枚化学炮弹；在牡丹江市，213枚化学炮弹却是从钢铁厂买来的废铁中发现的。中国居民被泄漏的化学武器伤害的事件层出不穷，许多村子里的百姓整天提心吊胆，生怕在耕地犁田、修建房屋的时候会触发当年日军埋下的弹头。半个世纪前留下的化学武器至今依然后患无穷。据初步估计，日本军队在中国大陆遗留下来的化学武器有70万发，种类包括白榴石、芥子气等，仅仅档案上有的记载就达3000吨。
这是一笔未还的孽债，这是一笔日本政府至今没有任何诚意弥补的孽债。在日本国内，只有很少的民众对此有正确的判断。神奈川大学的石敬一教授指出，弹药中含有不可能消除的剧毒元素——钠铁，即使经过处理，也会留下剧毒元素的固体。这必须运回日本收藏。“日军毒瓦斯展览会”负责人三岛静夫说：“有的日本人对日军战时的罪行认识不足，我们经常在日本各地进行图片展览，普及历史知识，要求把日军罪行列入教科书。”他认为政府应当尽早处理侵华日军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支持战争受害中国人索赔会”的负责人森正考则表示：“日本政府必须承认战争中对中国使用生化武器，并向受害者作出赔偿。”
然而，日本外务省的发言人却搪塞说，日中两国政府对此事尚无具体的协议。国际化学武器组织要求日本政府用五年的时间完成处理，而日本政府却表示需要十年，而且涉及的财政预算十分庞大。这名发言人的说法有些像是慈善组织，好像是在向中国人施舍。究竟是谁制造的生化武器？对自己当年的罪孽不仅没有任何忏悔，而且他们还摆出一副洋洋自得的模样：处不处理，全看我们高不高兴!日本政府面对的，好像是他人制造的罪孽，他们心安理得地置身事外。普天之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厚颜无耻的政府了。
1999年4月11日，日本极右翼人物石原慎太郎当选东京都知事。观察家指出，石原的当选，等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并标志着日本人步向了极右民族主义。石原以一本《日本可以说不》轰动国际政界。在书中，他坚持用侮辱性的“支那”称呼中国，他公开宣称南京大屠杀是夸大和捏造。石原还“壮怀激烈”地登上钓鱼岛，声称钓鱼岛是日本的国土，必须捍卫钓鱼岛的“主权”。他把中国看作最大的敌人，宣称日本的政策是遏制中国。而这样一个狂妄的好战分子，居然以很大的优势当选日本首都的市长。有什么样的政客，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人们投票选石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强烈的反华情绪。只要反华就能得到选票、得到支持，日本国民的心态可见一斑。善良的、不计前嫌的中国人民不得不思考：日本国民都是友好的吗？当年战争，仅仅是一小撮战犯挑逗起来的吗？我在历史资料中看到过太多的当年日本的妇孺积极支持皇军的照片，甚至包括东京大学的大学生们。一场全面的战争，不是天皇和东条英机几个人就能够煽动起来的。它的背后有着极其深厚的民众基础。和平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和平不是可以通过绥靖来获得的。对日本过去的罪孽和目前的动向，我们应当保持相当的警惕。
对一个不知悔改的民族，我们仅仅有善良的愿望是不够的，我们自己口口声声说什么“一衣带水”，人家可不那样认为。以太大的善意来度量他人，最后倒霉的只有自己。
被遗忘的角落
2000年3月29日凌晨，河南焦作市“天堂”俱乐部发生火灾。老板为躲避警察的搜查，平时都将大门反锁。火灾发生之后，里面观看淫秽录像的近百人无法逃生，最后74人被活活烧死。
遇难者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从农村来的民工。这些民工一般从事建筑行业，干沉重的体力活。他们的生活条件极度恶劣，据《南方周末》的记者报道说，附近工地上的民工们，许多甚至没有床，就在刚刚搭起骨架的毛坯房里打地铺。对于来自贫困地区农村的青年来说，物质上的困乏是可以忍耐的，因为打工挣的钱远远多于在家乡从事农业的收入，他们怀着美好的愿望攒钱回家娶媳妇；然而，精神上的困乏却更让他们痛苦，没有书、没有电视，几乎没有任何的娱乐方式。“天一黑就要停工，一点都不想往这地上躺，躺下了也睡不着，闷啊。”一个叫宋明华的小伙子说。于是，他们只好逛街、看录像。
这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这种角落遍布中国每一个城市。城市居民对民工基本抱着厌恶的态度，他们认为民工的涌入使得城市变肮脏了、变危险了。在北京有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甚至义愤填膺地说：“让他们滚回农村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城市和农村的分割，已经被人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殊不知，这恰恰与现代人权观念背道而驰：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他有权利选择生活在自己国度的任何一个地方，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世界人权宣言》的第十三条庄严宣布：“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到城市来寻找更好的生活机会，这是民工的基本权利。更何况他们从事的大都是最低贱、最肮脏、也是城里人不愿干的工作。每年春节当民工们返回家乡的时候，许多大城市里垃圾遍地、下水道堵塞而无人清理，就连街头擦皮鞋的摊子也没有了。这时，城里人才开始感觉到生活的不舒适，才感到自己的生活与那些穿着破烂的民工之间有着某种割不断的联系。
1949年以来，对农民经济上的残酷剥削、政治上的极端歧视、文化上的全面排斥，在中国历史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如果不发生焦作的这次恶性火灾事故，又有谁会去关注民工的生活呢？正如记者的追问：“他们业余时间都干什么？他们有没有电视？能不能看上电影？他们有没有可读的书报杂志？有没有哪个部门或者组织去关心过问这些问题？”在这些被遗忘的角落里，生活着成千上万的人，他们也要求幸福、自由和尊严，他们是我们的同胞。官员们忘记了他们，这是当然的；知识分子们也忘记了他们，却不能原谅——这种遗忘也就意味着对良知的背叛。
2000年5月，北京大学一名一年级的女生被歹徒杀害。此事激起了北大学子的公愤，数千人聚集起来，要求校方允许在校园内举行悼念活动。刚开始，校方害怕因此导发新的学生运动，坚持低调处理，但在学生的压力下，最后被迫同意了举办追悼会等要求。学生们的要求当然是正当的，但是在这一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学生所表现出来的“正义凛然”的姿态，却让我觉得十分虚伪——在这片苦难深重的大地上，每天都有无数最底层的农民被折磨、被迫害、被监禁、被掠夺乃至死亡，就像焦作事件一样的事件层出不穷地发生着。然而，我们伟大的北大学子们，有几个人会去关注他们的命运呢？难道只有天之骄子的北大学生才算是人，才值得去纪念，而那些无名的底层民众就应当被遗忘？我厌恶这一自命不凡的混蛋逻辑，我厌恶这一根深蒂固的等级秩序。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息息相关，无论是天之骄子还是与他们同龄的在城里打工的民工和依然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修理地球”的农民。遗忘他们的命运，也就是遗忘我们自己的命运；只关心我们自己的命运，最后我们会发现自己获得的是一个空壳。只有少数人享有尊严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健康的社会。
让我们把目光对准那些曾经被遗忘的角落，也对准我们自己的心灵深处。
独裁者的末日
日前，印度尼西亚前独裁者苏哈托被宣布软禁在家中，等候最后的审判。据《雅加达邮报》报道，印尼总检察长马祖基、负责特别犯罪案调查的副总检察长拉姆兰，已经正式下令严密监控苏哈托的日常生活。而关于苏哈托当权期间所犯下的罪行的证据，目前已堆积如山，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愿意出庭作证，很快这名前独裁者将遭到人民和历史的双重审判。
曾几何时，苏哈托还被歌颂为“印尼之父”，他以铁腕牢牢地控制了印尼政权达数十年之久。苏哈托与韩国的全斗奂、卢泰愚以及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新加坡的李光耀等领导人一起，曾经被看作是“亚洲价值观”的代表。也就是说，他们领导自己的国家走出了一条超越于西方道路的现代化之路。这条所谓的“亚洲之路”，就是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和经济上的自由化。在80年代，人们惊呼“亚洲奇迹”的时候，独裁者们以为自己坐稳了“千年王国”。而中国某些领导人和学者，也十分看好这种发展模式：既能够保障特权和专制，又能够发展经济、提高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何乐而不为呢？
然而，正如人走路需要两条腿协力一样，假如一条腿向前，一条腿向后，永远不可能达到目的地；政治制度上的极权主义与经济的繁荣，从根本上来说是水火不容的。短暂的经济奇迹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进入90年代以后，这些亚洲畸形发展的国家，大部分都陷入了极度的困窘之中。在浩浩荡荡的世界民主化潮流面前，在经济的滑坡和崩溃面前，独裁者们一般都无能为力。韩国耀武扬威的两名前总统全斗奂和卢泰愚，被国民送上了审判台；马来西亚的铁腕人物马哈蒂尔在与副手安瓦尔的争斗中，正逐步失去民心；新加坡的李光耀向来以慈父的面貌出现在国民面前，也开始遭到各方面越来越多的批评。而变化最大的是印尼。苏哈托当初上台时，依靠的是军事政变。上台伊始，伏尸百万，血流成河，何其酷也！下台之时，则是人人痛恨，千夫所指，神色黯然，立即中风。报应之来，又何其速也！苏哈托纵横政坛大半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鲸吞数百亿国家财产，戕害数百万国民生命，以军队为支柱，以警察为爪牙，致使举国上下，亿口齐喑。唯有其一家老小、亲信奴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气焰嚣张，不可一世。那时，人人皆以为苏哈托政权来自枪杆子、来自鲜血，当然是固若金汤。谁知不过是纸老虎，一戳就破。在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面前，苏哈托苦心经营一辈子的专制大厦立刻就崩塌了。
印尼民选总统瓦希德向公众透露，苏哈托当政期间，贪污国家财产多达450亿美元。政府将设法取回其财产的百分之九十五，虽然苏哈托家族负隅顽抗、一毛不拔，但瓦希德不惜通过一切手段向其施加压力，包括动员学生举行示威活动。这笔巨款足以偿还印尼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债款。据悉，瓦希德已经委托矿务与能源部长尤多约诺与苏哈托家族进行有关归还国家财产的谈判，并表示将“网开一面”允许其保留25亿美元的财富。而近期又爆出重大新闻：苏哈托的长孙媳妇在酒店中使用假币、吸食冰毒而被警方逮捕。这个风光一时的独裁者之家再次蒙上了一层阴影。苏哈托的私人秘书在接受《爪哇邮报》采访时，无可奈何地说：“可能是不正确的传闻，这已经很平常了。也难怪，苏哈托家族现在好像成了丑闻垃圾桶了。”
过去的独裁者潇潇洒洒过一生，只能由历史来审判他们。他们在生前为所欲为，生后如何，根本就不放在心上。如同混世魔王毛泽东所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而今，随着人类民主化的浪潮一波又一波地推进，许多独裁者不必等到生后，还在他们的生前，严厉的也是公正的惩罚就降临了。电视上出现的苏哈托，已经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了，双眼浑浊，气息奄奄。然而，人们不用同情他。如果把他杀死的民众的鲜血汇集起来，足已把他淹死；如果把他贪污的金钱追缴回来，足已让数以万计的穷人脱贫。正因为他罄竹难书的罪行，他再也无法像一个普通的老头一样，过上详和安乐的、有尊严的晚年生活了。他将像笼子里的动物似的被搬运着移动于法庭和监牢之间，这对那些在他当政期间遭到残酷迫害的人和失去了亲人的人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迟到的安慰。
一个独裁者的末日，对于其他大大小小的独裁者来说，应当是一种严峻的警示。他们可以对这一警示视而不见，然后重复苏哈托的悲惨的也是应得的命运；他们也可以明智地在民意、在正义、在良知的面前低下他们狂妄的头颅，为民主和法治让出一条道路来，同时也保全了自己的晚年。何去何从，选择不应该是艰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