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由的恐惧
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了一则关于电冰箱的广告。画面是一个温馨的现代小家庭，男主人高声喊：“我要自由！”于是，一台电冰箱凌空飞来，一家人从里面取出五花八门的食品和饮料，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这本来是一则创意和画面都十分平庸的产品广告，没有想到却引起了“权威人士”的注意。他们“尖锐”地指出：“怎么能够公开喊要自由呢？你们宣传的是什么样的思想？我们宁可少收入几百万，也不能够播放这样的广告！”于是，中央电视台受到了严厉的指责，立刻将次广告停播了。一位消息灵通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这件天方夜谭般的趣事。我打开电视看了大半个晚上，果然在原来那个时间段里，那则广告不翼而飞了。
某些人为什么如此惧怕“自由”这个词呢？在80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批判者创造出“自由化”这个奇怪的词语，并在它的前面加上了“资产阶级”的定语。而这种严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居然在一个号称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国度里流行起来，并进而成为杀人不见血的“血滴子”。谁一旦被戴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谁就立刻变成没有人敢接近的“另类”（绝不是今天人人都在标榜的“另类”），几乎就像艾滋病人一样处处受到歧视。实际上，在马克思伟大著作里，谈及“自由”的地方比比皆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号召无产阶级打破身上的锁链，目的不就是为了获得自由吗？如果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词语作语义分析，首先，“化”表示一种趋向、趋势，也就是说正在朝着自由的方向发展变化，这难道不正是马克思所希望发生的情况吗？马克思一生参与社会实践、著书立说，不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吗？“自由”不仅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也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为什么要把这样美好的词汇拱手奉献给资产阶级呢？我认为，“自由”是所有国度、所有种族的人都热爱的一种生命的“基本元素”。“不自由，毋宁死”的呼喊响彻每一寸有生命呼吸的土地。从更加广义的角度来看，不仅是人类，就是一些低等动物，它们也有着对自由最本能的渴望。没有不热爱天空的老鹰，没有不热爱海洋的鲸鱼，也没有不热爱平原的猎豹。要飞翔，要游泳，要奔跑，这都是它们的天性使然。作为人类，当然还要求更高级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新闻出版的自由以及其他很多的自由。这是天经地义的，不容质疑也不容剥夺的。
那些人恐惧自由，闻自由而色变，根本的原因是对自己手中掌握的所谓“真理”感到心虚。因为一旦人民有了自由，能够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言说、自由地写作，他们所宣扬的“真理”立刻就会蜕去糖衣，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对于自由的本质，罗莎•卢森堡在《俄国革命》一书中早就深刻地指出：“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只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
从中央电视台“无心插柳”的遭遇和某些“思想病夫”病态的敏感中，我们可以今日中国进步势力的越来越强大和保守势力的越来越衰弱。80年代以前，通过大规模政治运动来洗脑的老方式；在90年代，已经让位于利用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来渗透一元化思维的新方式。正如查尔斯•瑞奇在《反对体制》一书中所谈到的那样：“通过控制通向媒介的通道，像电视这类大众媒介大大降低了民众思想交流的自由。”处于这样艰难的环境下，一个对自由有着强烈的热爱、并愿意将拥有自由的快乐与所有同胞分享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回到俄罗斯大文豪车尔尼雪夫斯基当年所面对的问题那里——“怎么办？”
恢复体育的真谛
2000年6月，在新一轮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中，华裔的美国选手张德培悲壮地失败了。作为法网男单赛场最后一位孤军奋战的美国队员，张德培经过四轮的鏖战，以1比3输给了正在风头的巴西名将库尔滕。
不过，这位法国网球公开赛历史上最年轻的男单冠军向自己的亚洲球迷表示，失败对自己来说，并不是可耻的，而依然是光荣的，因为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他这样说：“今天虽然输了，但是输得并不难看，应该说是以一种让我心里高兴的方式输的。走下赛场时，我知道自己的赢面其实很大，这让我感觉不差。”张德培的最高世界排名曾经达到第二位，不过最近两年，这位以顽强斗志著称的、28岁的老将，名次跌落得很快，去年已经跌出了前50名。对此，张德培表示，不会放弃自己赖以生存的战斗精神，并相信自己可以重新展示当年之勇。“我依旧喜欢在比赛中拼杀，在训练时流汗的感觉。而且，我真的感到自己在进步。”
从张德培的身上，我看到了在中国几乎不存在的体育的真谛。在世界范围内，体育运动已经日益被政府和财团所控制，变成他们获取利益的工具。所以，我对大型的体育赛事一直抱着怀疑的态度：这不过是现代泡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体育既是一项利润极大的商业，又是意识形态的象征之一。专制的权力导致对体育运动的垄断性经营，例如拥有无尚权力的中国足球协会，在中国腐败得让人无法想象的各个政府机构中，堪称“最中之最”。他们将不受挑战的权力直接转化成天文数字般的金钱。同时，官方把体育比赛当作弘扬民族主义，号召国民“爱国”（当然，实际上是爱他们自己）的工具。每一次体育大赛都是官方转移民众视线、动员并鼓吹狭隘民族主义的大好时机。于是，在金钱和权力、商业和政治的双重挤压之中，体育离真正的“体育”已经越来越远了。
中国人对足球、对奥运会奖牌倾注了太多的心血。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在与西方的应对中屡战屡败，已经形成了一种极度自卑又极度自傲的心态。反映在体育赛场上，就是“赢得起输不起”的心理。一场比赛的输赢，一枚金牌的得失，在中国民众心目中，几乎就意味着国家的强大和软弱。对于运动员而言，赢了立刻就被奉为民族英雄，输了马上被骂成不争气的败家子。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传统的“现代转化”。正常的竞技和游戏消失了，只剩下一颗颗扭曲的心灵和血红的眼睛。另一方面，政府不惜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耗费巨额资金培养夺取金牌的种子选手，而丝毫不去关心普通民众的健康状况和基础体育设施的建设。结果，一个运动员的胜利与全民身体的孱弱形成瀑布般的反差。
此时此刻，听到张德培在失败之后所说的话，不亚于“空谷回音”。这才是古代奥林匹克运动“更高、更远、更快”的体育精神的真谛。张德培的洒脱、张德培的顽强，体现出一名真正的体育运动员健全而博大的心胸，用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的话来说，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因此，他虽败犹荣，他是自己的灵魂的主人。他作为“战士”的尊严和人格的魅力，已经超越了一场比赛具体的胜败而具有永恒的感召力。当然，张德培能够具备这样的心态，还得益于他所处的良好的、宽松的外部氛围，以及健康向上、外向包容的文化“大气候”。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拥有“自足”的文化氛围；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拥有张德培这样的运动员；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恢复体育的真谛？
拜寿与拜年
满清王朝崩溃前，其吏治已经一败涂地。吏治败坏，渐失人心，武昌首义，乃得以拉枯摧朽。满清之亡，不是亡于革命党，而是亡于自己内部层出不穷的贪官污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腐败份子是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奕劻继荣禄以后，得到慈禧太后重用，领袖军机，大权在握。慈禧虽然知道其人昏庸贪婪，但也正因为他一心爱钱、不会玩弄阴谋反对自己，加之又是皇室近亲，所以放心给予他巨大的权力。专制者喜欢使用贪官，自古皆然。于是，奕劻公然开门卖官鬻爵，门庭若市。老百姓戏称之为“老庆记公司”，说他像个公司老板，把“国家公仆”的位子标价买卖。
奕劻敛财的方式，也是典型的中国式的。他常常借助过生日、祝寿为名，大肆索要贿赂。许指严《十叶野闻》中记载，奕劻在七十诞辰的时候，大开祝典。各省长官以下，以及京师尚书、侍郎以下，全都掏钱拜寿。奕劻表面上严厉告诫手下，绝对不要送礼物，私下里却专门设计一套档案，记载各级官员送礼的情况，并按照数量多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送礼现金万金以上以及礼物三万金以上的，登记在以“福”字命名的小册子中；第二等是送礼现金五千金以上以及礼物万金以上的，登记在以“禄”字命名的小册子中；第三等是送礼现金千金以上以及礼物三千金以上的，登记在以“寿”字命名的小册子中；第四等是送礼现金百金以上以及礼物数百金以上的，登记在以“喜”字命名的小册子中。数日之间，他收受的现金和礼物就折合数百万金之多。庆典持续了三天，三天中自福晋以下打麻将，统计一共输的钱就达三十万左右。
当时有个广东人，买了四川候补道的官职，听说海关道既有权势、也有油水，便谋求调任海关。“闻庆王好货，苟满其欲壑，无不可志”，于是带了二十万金到北京拜寿。他一出手就是现金十万的寿礼，而且门包仆费额外花了三万。这样一来，他在“福”字册上顿居首位。奕劻心花怒放，请他上门出席酒宴，亲自把酒，奉为上宾。不到半月，其人果然如愿以偿，得到了海关道的官位。临行前，他去庆亲王府邸辞行，献上一枝四川邛州产的方竹杖，云：“可以扶老，以为纪念。”奕劻很不满意：为什么送如此寒酸的礼物？待客人走后，他一摸拐杖，才发现拐杖头可以卸下，中空的竹杖里面装了银票三万两。奕劻这才大喜，称赞说：“此诚可儿也。”
奕劻的办法很巧妙：拜寿是礼节性的，是中国人特有的“人情世故”。所谓“礼尚往来”，算不上贪污腐败。谁不过生日呢？奕劻选择“拜寿”作为索贿的“突破口”，与之相似，今日的某些贪官选择了“拜年”作为捞钱的新招。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是一个“人情炼达皆文章”的聪明人。1995年，尚在广西自治区主席任上的成克杰，春节前夕曾经一天走访四个市县。他口口声声地说这是关心基层工作，给地方领导干部和群众拜年，实际上却是赶赴各地拼命收取红包，是“霸王硬上弓”式的让下属给他拜年。据行家估计，地方领导给成克杰这样级别的高官拜年，红包至少在十万以上。成克杰一天走四个市县，收入超过了一百万。一天之内即成为百万富翁，再精明的商家也不敢想象。上行下效，在广西，仅仅以一个县委书记而论，过年期间收到的红包也会超过二三十万之巨，尽管跟主席大人相比望尘莫及，但是比起清朝时候“一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来，也算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了。
成克杰的继任、广西的某主政者，最近也因行藏败露而受到审查。他堪称成克杰的“好学生”，在春节前后，也是打着“体察民意”的幌子，马不停蹄地巡视各州县。行程中，他始终带着还在上小学的孙子。这位首长凛然正气地向下属表示：绝不收取任何名义的红包。而下属们也心领神会：给首长的孙子“一点点”压岁钱，首长是不会怪罪的。于是，在“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孙子知”的情形下，首长满载而归。如此办事，真是滴水不漏，心思之巧、手笔之大，前无古人。庆亲王，你这个满清的王爷，如果地下有知，知道后人青出于蓝胜于蓝，该有多么欣慰啊！同时，又该多么惭愧啊！比起你赤裸裸地、劳力劳心地操办祝寿典礼来，子孙们的手法多么艺术、多么含蓄、多么隐蔽啊！
著名学者丁学良在分析台湾选举中的贿选现象时，透彻地指出：买票在许多台湾人的眼里不是被理解成“贿选”，而是被理解成和“人情往来”以及“面子”有关的东西。“买票从一种政治行为（按照原则来说是一种不正当的政治行为），演变成人情风俗（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被普遍接受的行为方式），成为人类学上所谓的象征性的行为。”由此，丁学良揭示出文化传统对民主制度的侵蚀。用同样的视角来观察从昔日官僚们的“拜寿”到今天领导们的“拜年”，我们则发现了一个更加隐秘、更加晦涩的腐败地带。这种灰色的腐败，与那些相对暴露的腐败相比，对社会的进步更有致命的杀伤力。“人情腐败”和“面子腐败”在东方文化中最为彰显，对它们的根除，既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也需要对现实土壤进行化验。
近年来，韩国的反腐败运动雷厉风行，高官显贵一个接一个垮台，在国民心目中声名狼藉。韩国实行的“阳光政策”，要求所有的国家公务员必须公开银行帐户以及其他财产。这也许是遏制包括“拜寿腐败”和“拜年腐败”在内的各种腐败的办法之一。“他山之石”，何时能够被运用过来“攻玉”呢？
遏制腐败的灵丹妙药
召商局蛇口工业区的开创者袁庚，在一次采访中，专门谈及深圳市委常委、南山区区委书记虞德海腐败的历程。虞德海被认为是袁庚当年开发蛇口的一员得力干将，他是怎样堕落的呢？袁庚有他自己的判断。
袁庚回忆说，八十年代初刚刚创业的时候，虞德海从宜昌来到深圳，工作在工厂第一线，生活很简朴。后来，因为工作出色，步步高升。“他到南山区当区委书记，南山区管蛇口、深圳大学、华侨城等等，那正是大开发大建设的时候，捞钱的机会太多了，权力太大了，他的问题就出在这一段。”袁庚痛心疾首地说：“这种人道德的败坏很快。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可以用那个淮南的橘逾淮变枳来说明，土壤变了，生态环境变了，人就变了。虞德海为什么敢剪那些跟他发生关系的女人的头发保存着？500万元的现金为什么敢随便放？是因为他把人不当人，有恃无恐。”
面对今日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人们提出诸多解决方案。有人说，应当加以严刑峻法，杀一儆百，让官员们心惊胆战而“不敢贪”。然而，杀头的贪官不在少数，连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掉了脑袋，腐败现象却毫无被遏制的趋势。有人说，应当加强干部的道德修养，唤起其泯灭的良知，让官员们提高觉悟而“不屑贪”。然而，教育贪官无异与虎谋皮，已被处死的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在轰轰烈烈的“三讲”中不是顺利过关、获得优良的评语吗？也有人说，应当像西方国家那样实行高薪养廉，让官员们生活富裕而“不必贪”。然而，比起失业工人和被税收压弯腰的农民来，官员的收入算是相当高的了。即使是年薪高达十万，也无法消除他们要贪污一千万的念头，因为人的欲望是无穷的。那么，究竟有没有遏制腐败的灵丹妙药呢？
袁庚提出了他的解决办法。回顾二十多年前出任香港召商局第29代“掌门”、开创改写半个世纪闭关锁国历史的蛇口工业区的风风雨雨，83岁的袁庚开出的并非一个标新立异的方子，而是昔日曾经实践过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办法。“蛇口原来的办法，是用选举，用监督。1983年春，我向胡耀邦当面提出，经他批准的。民主推选候选人，候选人要发表施政演说，接受质询。获选以后，在一个月内，必须有具透明度的汇报。全体职工对领导进行信任投票。这里当官的都是在群众的监督之下的，没有特权。当时要建海滨浴场，投资几百万。全体投票反对，就停下来了。做官不能为所欲为。当时有一个领导的弟弟在蛇口盖了一座房，就有人质问：请问你的弟弟为什么能够建这个房子？”袁庚的办法很朴实，却很到位。如果有了选举和监督，当政者必然不敢为所欲为，这仅仅是常识而已。有人却说，在中国实行选举和监督还为时过早，因为中国的民众素质太低。我不禁要说：说这样的话的人才是真正素质低的人。中国的老百姓受教育的程度确实不高，但谁黑谁白他们还是能看清楚的。拿破仑说过：“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是人类的自私心。”普通老百姓固然不懂那么多大道理，但仅仅从“自私”的角度出发，他们也会善待自己所拥有的民主权利。打个比喻，如果一个偏远乡村实施村长选举，一个候选人是极其贪婪的贪官，另一个是不那么贪婪的贪官，村民们毫无疑问会选择后者，而不会选择前者。因为基于每个人自身的利益考虑，如果选择后者，自身利益受到的伤害会小一些。回过头来看袁庚的一番表述，平易近人，合情合理，没有让人难于理解的地方。这也是改革的先行者和实践者一贯的风格。说到底，遏制腐败的灵丹妙药是、也只能是民主制度。
早在18世纪，英国政治家威廉•皮特在议会的发言中就说过：“不受限制的权力，容易腐蚀掌权者的心灵。”后来，阿克顿勋爵更加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权力对于使用它的人可能造成的影响：“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名言在无数的政治学著作中被广泛引用。1787年，刚刚在独立战争中获胜的美国人，在费城召开制宪会议。与会者普遍对权力可能造成的腐败表示警惕。尽管他们本人都是领袖人物，但他们却要制定一部制约领袖权力的宪法和一套监督政府的制度。他们知道：政府是靠不住的，领袖是靠不住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也都是靠不住的。最年长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说：“先生们，有两种激情对人类事务存在强大的影响。这就是野心与贪婪，一个是对权力的爱，一个是对金钱的爱。”而最年轻的代表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也说：“人类酷爱权力。”他们不是道德至上论者，他们认识到了人的有限性。所以，他们的办法是制定一整套制度，用制度来对人性中的负面因素进行遏制。
我们不能说虞德海天生就是坏人。当年他的孩子生病了，他自己骑着车送孩子去医院。我们也不能把官员想象成钢铁战士。堕落后的虞德海，百万现钞随手一放，妖娆美女随手一抱，人性的阴暗面暴露无遗。虞德海以及千万贪官的悲剧不是他们个人的悲剧，而是制度本身的悲剧。腐败不是不可以遏制的，但是如果没有民主制度，腐败将继续恶化，使整个国家成为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病人。没有民主的社会将出现怎样的情形呢？确如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中所说：“如果我们把统治权力托付给统治精英，无论他们一开始多么睿智、值得信赖，过几年或者几十年之后，他们就会滥用权力。如果说人类历史确曾给我们什么的话，那就是，国家的监护者们必定会走向贪污腐化，任人唯亲，只顾个人或者团体的利益，滥用他们所垄断的国家强制力以压制批评，掠夺人民的财富，用高压手段迫使人民服从，国家的监护者很可能会变成暴君。”
袁庚对虞德海堕落的分析发人深省，达尔对人性弱点的论述更是高屋建瓴。取消特权，是人权实现的第一步。要真正遏制“一个贪官刚刚倒下，千万个贪官又站起来”的趋势，唯有走民主之路。
官学传统：爬山虎学校
对于北大的传统，人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传统，大多数北大人都有深刻的体认。但是，北大传统中负面的因素，北大人却避而不谈。
其实，北大有两个传统，两个传统在北大不同了历史时期占据不同的地位。北大的第一个传统是北大的官学传统，第二个传统才是蔡元培校长所开创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传统。
北大百年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段，一段是前五十年，一段是后五十年。前五十年的北大，是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传统占了主流。北大坚持了这种传统，因而对中国社会发挥着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当然，动荡的外部环境频频地伤害着这种可贵的传统，北大所承受的压力也一天天地加大。而后五十年的北大，是官学传统占据主流的五十年。北大与意识形态紧紧拥抱在一起，1949年以来的若干次政治运动，北大都充当了急先锋的身份，在许多历史时刻都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文化大革命中，北大虽然是被利用了，但为什么会被利用呢？始作俑者为什么会选择北大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突破口呢？俗话说得好：“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北大并非完完全全的无辜者。北大与政治的关系，真个是“剪不断，理还乱”，这里面有许多耐人寻味的东西。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签名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在学校大饭厅东墙上贴出。这张大字报成为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一个标志。聂元梓等北大师生的行动，显然不是官方用枪口逼着实施的，而是他们自觉自愿的干的。中央文革的引诱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最主要的还是这帮师生有内在的“革命”的愿望。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就说明，北大自身的传统中就有某种毒素的存在。
这种毒素要追溯到京师大学堂的时代，这种毒素是先天就具有的。许多学者谈到“回归”问题，希望后五十年的北大向前五十年的北大回归。其实，比回归更加重要的乃是清理自身血液中的毒素。仅仅作简单的回归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前五十年的北大当然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和人物，但前五十年的北大与现代中国社会之间关系尴尬，既格格不入又企图融入，处于两难的境地，因此它的发展举步维艰。
京师大学堂的建立，是满清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跟弘扬学术、创新文化关系不大。设立一所大学，本来是一个教育的问题，在中国却成为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京师大学堂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得以脱颖而出，而在戊戌变法惨败后却奇迹般地保留下来，这背后自然有复杂的政治背景。无论是改良派还是保守派，都把京师大学堂当作手中的一个筹码来看待，很少有人把它当作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来看待的。德国作家伯尔反复强调，一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应当远离权力，然而，北大从一建立的时候起，就与权力如影随形。
庚子事变之后，慈禧太后任命学部及刑部尚书张百熙担任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她把重新开办大学堂作为挽回朝廷在义和团运动中丢尽的面子的方法之一。张百熙深受慈禧太后的信任，位高权重，让张百熙来当管学大臣，就好像今天让一名政治局常委来兼任北京大学的校长一样。而朝廷的愿望，如同张百熙所说，“今值朝廷锐意变法，百度更新，大学堂理应法制详尽，规模宏远，不特为学术人心极大关系，亦即为五洲万国所共观瞻。”学术已经不是纯粹的学术，而跟“人心”并列，从而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道德教化的色彩，担当着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作用。
1898年以来，京师大学堂始终处于政治斗争的核心地位。美国学者魏定熙在《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一书中指出：“北京大学具有的政治象征意义来自于它建立时的精英地位和它与中央政府的紧密联系；它又具有文化象征意义是因为它的教职员站在由国家支持的争取实现中学与西学新的平衡的最前列。这种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结合几乎使北京大学的教育和学术活动也产生了政治的影响，在那里，有关文化的问题的争论也会折射出围绕政治权力的斗争。”新与旧的斗争，中与西的冲突，京师大学堂都处与漩涡的中心。各种政治力量都在利用它。而满清极其以后的历代统治者更是把它作为自己的禁脔。
何清涟在谈到北大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以及北大的传统时，认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回归的话题，因为自1949年以后，北大就完全被纳入意识形态的范畴，从此就再也没有挣脱过。即使有些微的举动，也只是青年学生残余的自由传统，与北大体制无涉，而且这个传统到了90年代，比80年代更加淡静了。所以我觉得不是一个回归不回归的问题，我觉得北大一直在体制内，在意识形态的羽翼下面。”何清涟的说法可能有些绝对了。北大还是有挣脱或大致挣脱意识形态的羽翼的时候，在“五四”运动前后蔡元培执掌北大校政的那几年、在西南联大的那几年、在1957年那个短暂的夏天以及在80年代的某些时刻，北大还是取得了自己所能够争取到的最大程度的独立性。这样的时刻毕竟是少数，何清涟的基本判断是正确的，北大独立的时候少，被束缚、被奴役，甚至主动献身让强权束缚和奴役的时候多。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京师大学堂时代。直面北大传统中的负面因素，必须从最深最深的根系开始着手。19世纪下半叶，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内称：“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同妥速议奏。”12月，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有学生近百人，入学前的身份多为官员，毕业后供职于国家的行政部门。京师大学堂成立以后，继承了国子监的部分职能，管辖全国各省学堂，既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又是最高的教育行政机关。
北大人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一般都是洋洋得意，所谓“北大领导世界”的说法让他们陶醉。殊不知，这恰恰是一所大学的“命门”所在。北大诞生之初，其政府部门的身份就强于独立的知识、文化综合体的身份。大学堂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为办学方针，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为目的，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纲领，以“修身”伦理为育人之始基。由此可以看出，学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价值取向非常浓厚。京师大学堂不是一棵参天的大树，而是一株“爬山虎”。在北大百年的历史中，几乎从来都是“政治”压倒“学术”。北大的名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政治上频频出风头而获得了，而不是因为学术上的杰出成就而获得的，这是每一个北大人不得不直面的残酷现实。
在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之前，北大大体上是一潭死水，正如魏定熙所说：“它与首都官方文化的密切关联远远超过了它作为国家有活力的文化和政治力量的存在。”在晚清时代，京师大学堂的官员和老师们都获得了极高的官衔和俸银。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地位和国子监的祭酒一样，每月有俸银300两；普通教师的地位则与翰林院的五经博士一样，每月有俸银30两到50两。每年春节，大学堂的总监照例会带着学生进皇宫去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请安，而慈禧和光绪则会发给师生数量不菲的赏银。京师大学堂的师生跟大皇权的关系是恩宠与被恩宠的关系。学堂开始讲述一些新的知识，但传统的祭孔之类的重大礼仪依然被强调，京城长久以来的文人官僚文化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权力的等级森严和对儒家的敬拜仪式仍然如同往常一样举足轻重。
京师大学堂被官方牢牢地控制在手中，成为显示官方具有改革的决心和开明的姿态的样板。官场的文化深深地渗透进这个半是学府半是政府的机构之中。当时，大部分的学生都是不得意的候补官员们，走正途走不通了，只好把进京师大学堂作为一个“偏门”来姑且一试。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拥有仆人，这些仆人叫学生为“老爷”。“老爷”学生们不仅不用交学费，而且膳食全部免费，如果表现良好，还能够获得优厚的“奖学金”。当时的学生在日记中记载，他们常常把高额的津贴用来看戏和逛八大胡同。有一名叫俞同奎的学生饶有兴趣地回忆了这段时期的生活状况：“我们不仅不需要交学费，学校还给我们提供饭菜。每次吃饭，八个人一桌，每桌有六菜一汤。在冬天，伙食更好，四个菜还有个火锅，顿顿鸡、鸭、鱼、肉……要是伙食不好，学校堂提调即庶务科长之类的职员，马上就会发火，并惩罚厨师。有一次，伙食不好，堂提调很生气，马上把厨师叫来，让他跪在食堂前面的台阶上。只是由于学生求情，才饶了他。”
老北大选址在皇宫边上，离紫禁城只有几步之遥。这里原来是康熙皇帝四公主的府第。1898年7月20日，光绪皇帝上谕中批准了将“地安门内马神庙地方空闲府第”作为大学堂所在地，显示了朝廷对大学堂的高度重视。此处面积广大，有许多亭台楼阁和寺院，高耸的围墙将内外隔开，使学校十分封闭。而学生们自我感觉极其良好，他们把一间礼堂戏称作“寝宫”，装饰华丽、面积宽敞的图书馆则被称为是“公主闺房”。北大学生的优越感从京师大学堂的选址开始，就牢牢地树立起来了。在早期国外对京师大学堂的介绍中，有这样一种有趣的说法，把它称为“皇家大学”。这种说法有没有一定的道理呢？
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在讲述老北大的故事时，有一篇专门的文章——《紧挨着皇宫的大学》。世界上没有哪所大学离皇宫这么近，离皇宫近是否意味着离权力中心近呢？陈平原透彻地分析说：“在望得见皇城的地方念书，形成何种心理期待，似乎不言而喻。即使帝制已经取消，高高耸立的皇宫，依然是某种文化符号。每天阅读此符号，不可能完全熟视无睹。或者欣赏，或者厌恶，但是有一点，皇宫所包含的‘政治’、‘权力’、‘中心’等意味，很容易感染阅读者。北大师生之故意不提紫禁城，不等于毫无心理积淀。每回学生示威游行，都要在天安门前演讲，当然不只是因那里地方宽敞。进入民国以后，‘天安门’作为政治符号，取代了‘紫禁城’的地位；更因其具有某种开放性，兼有‘公共空间’与‘权力象征’的双重意义，成为政府与民间共同注目的焦点。”很有趣的是，50年代北大从沙滩迁到燕园，依然是从王公的府第到王公的府第，燕园在圆明园与颐和园旁边，颇有皇家气象。尽管从城市中心到了郊区，但北大的王公贵族气一点也没有削弱。
80年代以来，北大虽然日益平民化，但是北大人为“帝王师”的情结依然没有泯灭。在90年代，因为进入一个以经济为主导的时代，所以，以北大经济学为典型，出现了学者任不寐所说的“环中南海现象”。这批经济学家，仅仅是“环”，还没有进去，他们首先假装自己是“独立”的，并能够熟练操“西崽”语言的。从皇宫边上的大学到宠臣的花园，北大的奴性依旧，于是，北大的经济学家们染上了浓厚的幕僚情结或帮忙主义。用任不寐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坚守在岸上大呼小叫，捕风捉影，缺乏面对社会问题的应变能力和实证性思考，没有历史感也没有现实感，缺乏现实精神和人道关怀是中国经济学的特征之一。”任不寐的批评是针对中国整个经济学界的，但是我觉得北大的经济学尤其有这种“皇家派头”，以能够被“御用”为光荣。任不寐在分析文化背景时，注意到，“士大夫是有别于百姓的。这种可怕的传统影响着我们的学者，让他们寄生在皇家俸禄和小民仰慕上，寄生在官方理论的概念和政策术语上，并只限于在书房里寻找答案。‘学而优则仕，仕而学则优’。我们发现，经济学界没有新概念，‘新概念’最早永远先见于文件而后得以引用，引用先见于‘番邦’而后得以传抄。”具体到北大的经济学家们，这一症候更加明显。北大的经济学是如此，北大的其他学科何尝又不是如此呢？对于北大来说，校园位置是否在皇宫边上或者在宠臣的花园里，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骨子里的东西、是某种意识、是某种精神。如果北大不能根绝自身的“皇家”心态，北大永远成不了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与西方大学体制的建立相比，北大以及北大所代表的中国大学制度的先天不足十分明显。中世纪的欧洲，大学最早是在教会的庇护下成长起来的。教会对大学有某种约束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大学独立于世俗政权之外，获得了相对的学术的独立性。国王们是没有权力管理大学的，更不可能像中国的政府一样，详细地制定大学的教学计划，把政府所认同的主流思想灌输到大学教育中去。13世纪随着城市的成长，城市知识分子与大学之间建立了有机的联系，同时也在努力使大学从教会的阴影下摆脱出来。
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戈夫在他的名著《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指出：“13世纪是大学的世纪，因为这是一个社团组织的世纪。”当时，各大学在它们出现的城市里，由于它们成员的数量与质量，是一种令其他势力感到不安的力量的表现。它们在有时与教会势力，有时与世俗势力开展的斗争中，获得了自主权。
作为一种社团力量，欧洲的大学跟教会和世俗政权两面作战。
首先是与教会作战。原先，大学成员是教士，地方上的主教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部属。教学从属于教会，大主教把大学事务委托给自己的一个心腹来管理，这个人叫“校董”或者是“总监”。他们是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威的，文化毕竟是信仰的问题，主教坚持要对文化进行控制，但崛起的知识分子对此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1213年，巴黎的大学总监被迫放弃了颁发执照即授课许可证的特权。这一权力转移到大学教师手中。从1301年起，大学总监甚至不再是学校行政上的领导。而在波伦亚，由副主教担任大学主席一职。但事实上大学主席的权威在大学围墙之外，副主教满足于主持学位授予仪式。教学内容与方式都由教授自主。
其次，大学与世俗政权的矛盾同样突出。统治者试图取得对大学的控制，大学将为王国带来财富和名声，同时也可以成为对大小官吏进行教育的场所。王公大臣们希望像对自己领地上的居民一样，对自己王国里的大学切实地行使自己的权威。大学的师生们用生命来捍卫学术的自由，直到获得胜利。在巴黎，为了争夺大学的自主权，1229年学生与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在这场斗争中，许多学生被国王的卫队杀死，巴黎大学大部分人参加罢课，并撤往奥尔良。有两年之久的时间，巴黎大学几乎没有开过任何课程。直到1231年，路易九世郑重承认大学的独立地位。在英国牛津大学，1232、1238年、1240年发生了三次大学与国王的剧烈冲突，最后以亨利三世的退位而告终。世俗政权大体上从大学里退出。
对比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学生运动与本世纪北京大学的学生运动，两者最大的不同就是：欧洲大学的学生运动是内倾型的，主要目的是维护自身的独立；而北京大学的学生运动是外向型的，主要的目的是想解决整个国家的政治问题。欧洲大学从一开始起就确立了自己发言的前提，即：先获得自身的学术独立性，才谈得上对国家的其他方面指手划脚。让大学摆脱外部的诸多力量的牵扯，大学不代表谁发言，大学只代表自己发言，这样的发言才可能是金玉良言。而北大则始终想充当某种更强大的势力的代言人，或者是政府，或者是大众，或者是虚幻的“天下”。中国传统士子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理想，这一理想贯穿于2000年的“太学”历史之中。北大虽然是新式学校，但受太学传统的侵染很利害，北大连做梦都在“为天下先”，偏偏心目中没有自己，这样的一种“无私”有没有问题呢？假如自己没有一个稳当的立足点，又如何能够撬起地球来呢？
欧洲的大学通过对自身利益的捍卫，使自己成为一种独立的、强大的社会力量，而以北大为典型的中国现代大学则被纳入政府机构中，成了官方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西方大学从13世纪以来就具有的独立性，对20世纪末的中国大学来说依然是一个美好的梦境。13世纪末，爱尔兰学者托马斯写道：“巴黎城就像雅典，分成三部分：第一，商人、手工业者和普通老百姓，名为大城；第二，宫廷周围的贵族和大教堂，名为旧城；第三，大学生和教员们，名为大学。”欧洲的许多大学都建立在郊外，大学本身就是一座自给自足的小城市。即使是那些处在大城市的大学，在城市的结构中，它们的身份也是独立的。这跟建立在皇宫旁边的北京大学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中国现代大学的依附性是与生俱来的，更在窘迫的现实环境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雅克•勒戈夫注意到了欧洲大学先天具有的叛逆色彩，“大学组织看来注定要从一个社会阶层或集团向另一个社会阶层或集团转化。它看来必将一个接一个地背离所有其他的人。对教会、对国家、对城邦来说，它都可能会是特洛伊木马。它是无法归类的。”
与之相比，很不幸的是，北京大学从一建立起，就被各种势力进行严格的归类，最后它自身也不得不认同那种最强大的力量对它的归类。欧洲大学无法“归类”的、强硬的、异端的性格，使自身在艰难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并且让教会和世俗政权不得不让步。一个极端尊重自己的社会组织，本身就具备了源源不断的资源。事实就是这样的：你不依附政治，政治反倒来讨好你；你向政治抛媚眼，政治反而把你当作妓女来利用。文化大革命中，北大所充当的角色，并不比妓女好多少。在文革中，北大以叛逆的姿态来充当了可耻的打手，它不仅清洗了内部最优秀的分子，而且向全国所有的大学和教育机构树立了一个坏榜样。它与其说是被领袖所利用了，不如说是主动地迎合了领袖的意图。
中世纪欧洲的大学明确了自身的立场，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站稳了自己的脚跟。正如雅克•勒戈夫所描述的：“大学与大学成员在政治方面的作用，得到了越来越清楚的揭示。在法国，当统治权从伐罗亚王室转到卡佩王室后人手里时，和百年战争分裂时期；在英格兰，在贵族反对国王的13世纪和王朝更替的14世纪与15世纪；在捷克、波兰或苏格兰的国家建立过程中，在教会大分裂期间和在康斯坦茨与巴塞尔的重大宗教会议上，大学都作为行动者，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巍然屹立。”这一现象说明，先有自己的独立地位，才有发言的价值。自己得成为一棵大树，才有可能拥有一片蔚蓝的天空。自己是一株爬山虎，人家自然就随便地处置你。
北大的精英意识，也与它的官学传统纠结在一起。北大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中最优秀的，所以便有权利决定中国的命运，有权利做中国的主人。追溯传统，它来源于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而在西方，自柏拉图以来，也有类似的思路。
大思想家卡尔•波普最反感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思路。他终其一生阐明这一思路的危害性。他举了一个例子，受过教育的人和半受过教育的人不断问道：“我的投票与丝毫未受过教育的任何清洁工人的投票一样份量，这难道是正确的吗？难道没有一个受过教育的精英比未受过精英的群众更有远见，因此应当对重要政治决定具有更大的影响吗？”
波普认为，应当无条件地摒弃由聪明人和善人统治的柏拉图式的观念。毕竟谁在聪明与愚昧之间做出选择呢？他强调说：“西方国家所尊敬的无名战士纪念碑是西方信仰的象征——无名对普通无名者的信仰的象征。我们并不询问他们属于群众还是精英：他是一个人，要整体地看待他。”
记得我刚刚到北大的时候，就有老学长反复对我说，我们北大人是最优秀的，我们才有资格管理国家，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很奇怪地问：“他们是谁？”他指了指围墙外面的世界说：“他们在墙外面。”我很不喜欢这种姿态，我想，我就是从“他们”中间来的，我还要回到“他们”中间去，我属于“他们”。许多人把进入北大看作一次加冕，一次黄袍加身——一进北大门，立即就跟原来不同了。我没有意料到这种观念会如此深刻地影响到北大里几乎所有的人，只是有的人对此有警惕和反思，而绝大部分人光荣地把这一切继承了下来，并且心安理得地传给新人。
还有一则很有趣的真事，在一次学生运动中，北大的队伍浩浩荡荡，但是人民大学早已经出发了。不行，不能让别人当老大，北大的学生干部冲上前去交涉，说只有北大才是老大，北大必须走在前面。两个大学的干部们争吵起来，过了很久，人民大学才不得不让步，北大的队伍终于走在的前面。“面子”已经比什么都重要的，这就是“官学”达到背景在背后作怪。这使我想到封建时代，两个官员各自坐着八抬大轿迎面走来，因为官阶相同，两人各不相让，在路上争执起来。最后导致了交通堵塞，他们还是争执不下。于是，闹到皇帝的面前，他们各自拿出若干理由，说明是自己对帝国的贡献大，所以自己应当先走。这时，英明的皇帝也为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