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私奔的事情也不少见，最有名的当数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
司马相如是西汉著名文学家，一代风流才子。他好读书，会击剑，善作文，名重一时，曾有汉景帝之弟梁孝王的座上客。卓文君则是蜀郡富豪卓王孙的女儿，才艳双绝，也名重一时。如此才子佳人，自是前世姻缘。所以，当司马相如到卓王孙家去赴宴，并得知卓文君新寡居家时，便在席间应邀奏琴，以琴声寄托心意去挑动卓文君。其时卓文君正在窗外偷看，早为司马相如的神采风度所倾倒，一听琴声，更不能自已。于是，当天晚上，卓文君便跑到司马相如的住处，私相结合，然后又双双一起返回司马相如的故里成都，既无媒，又无保，更无父母之命，便自说自话地成了夫妻。
这就是不折不扣、地地道道的私奔了。所以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听说后，便要和卓文君断绝父女关系，一分钱嫁妆也不给她。谁知断绝经济往来，并不能使文君回心转意，反倒和司马相如一起又跑回临祁，在街上开一间酒店。文君亲自坐柜台，当垆卖酒，司马相如则穿一条小短裤，和伙计们一起刷杯洗碗。这实在太丢卓王孙的面子了。老头子一气之下，只好“杜门谢客”，从此不敢见人。
当然，这场闹剧，最后还是以喜剧收场的。卓王孙终于还是分给卓文君童仆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打发他们回成都过日子，免得在自己跟前丢人现眼，眼见心烦。不过，此事实在不可作常例看。因为，第一，私奔的主角是女方，处理此案的也是女方家长。无论他如何处理，“丢人”总是免不掉的了，所以还不如“大度”一点，多少还能捞回点面子。第二，司马相如毕竟是“名人”，名人总有名人的效应。亲友们规劝卓王孙时的说词也是“虽贫，其人材足依也”。后来，司马相如果然成了汉武帝的宠臣，卓王孙也“沾光”和司马相如一起被“载入史册”，即是证明。由此之故，这段私奔故事，也就有幸被传为佳话。
但是，司马相如毕竟是司马相如。卓文君也毕竟是卓文君。如果当事人的情况与他们不同，那么，私奔就成不了佳话，没准还会变成“悲剧”或“丑闻”。
白居易《井底引银瓶》一诗，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悲剧。这首诗讲，一位妙龄女子在自家短墙边玩弄青梅，一个白马少年从墙边路过，两人一见钟情，秋波相送。少年信誓旦旦，愿结百年；少女一往情深，与之私奔：“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停垂杨。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知君断肠共君语，君指南山松柏树。感君松柏化为心，暗合双鬟逐君去。”不难想见，他们这时心中，一定充满了真诚的爱情，一定是但愿天长地久，永结同心的。因此，这件事如果发生在现代，我们似不必再为他们的命运担心。
然而，封建礼教并容不得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私奔。当这对青年男女兴高采烈回家来时，所遭之境遇为他们始料所不及：“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频有言，‘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频繁。”也就是说，公婆根本不承认她是儿子的正妻，不允许她参加祭祖的活动，这就等于宣布她是这个家庭内不受欢迎和不被尊重的人。这样一来，这个女子便处于一种极为尴尬的地位：“终知君家不可住，其奈出门无去处。”丈夫家里住不得，自己娘家回不得，这可真是“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了。因此，她只好总结“教训”说：“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
由此可见，私奔，大多是没有“好下场”的。《井底引银瓶》要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然而，白居易们似乎就没有反过来想一想；放弃个人自由意志，任由父母媒人指配，和一个自己不爱的人过一辈子，难道就是“好下场”么？
如果说，私奔是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挑战，那么，私通便是对传统婚姻制度的破坏。因此，私通的风险更大，处分也更重。
所谓私通，就是男女双方并非夫妻而发生性关系。这种非婚姻的性关系，有婚前的，也有婚外的。不过，一般地说，私通多半特指婚外性关系，也就是与有夫之妇或有妇之夫苟且。这种事，即便在今天，大约也至少不宜提倡。然而可惜得很，从古到今，它又屡见不鲜。
比如《诗．郑风．女曰鸡鸣》，尽管历来被学者们“好心”地解释为“夫妻生活”，但我怀疑那写的只怕不是“夫妻”，而是“情人”。诗的原文是：“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灿’。‘将翱将翔，弋凫与雁。’‘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翻译过来就是：女的说，哎呀鸡叫了。男的说，天还没亮哪！女的说，你起来看看嘛，启明星好亮啊！男的说，好嘛好嘛，我出去转转，看能不能打只鸭子或大雁。女的说，你要是打了野物回来，我就给你做一盘好菜，再弄点酒喝喝，祝咱们能白头偕老，就像那和谐的琴瑟，又宁静又美好。男的说，知道你会常来看我，所以才送给你各种首饰；知道你会体贴我，所以才送给你各种佩物；知道你会真心爱我，所以才送给你各种礼品。请看，这两个人，是更像夫妻呢，还是更像情人呢？只怕是更像情人吧？不过，他们不大像婚外恋，倒更像是热恋中私定了终身，已“非法同居”的青年男女。袭橙《诗本谊》说：“《女曰鸡鸣》，淫女思有家也。”此说除不该称此女曰淫外，应是准确的理解，当然，这个经常来看情郎，与情郎深夜幽会，并接受情郎所赠佩物的女子，也可能是有夫之妇。她不甘心只与情郎做“露水夫妻”，而希望和情郎像真夫妻那样过日子，像真夫妻一样“瑟瑟和谐，白头偕老”。所以，她才会特别说出“弋言加之，与子宜之”的话，这其实是她向往“真夫妻”生活愿望的一种流露。如果他俩本是夫妻，则丈夫外出打猎，妻子在家做饭，原是各人本分，也用不着那么多“废话”了。即便有，也犯不着写进诗里，更不会有“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这样的情话。你什么时候见过中国的夫妻，早上起床之后，会有这样一段“情话”呢？
事实上，如本书前面多次提到的，中国的传统婚姻是“无爱之婚”，夫妻之间公事公办，感情相当淡漠。即便有爱情，但为了守礼，讲规矩，像样子，也很少用语言表达爱情，而更多地是用行动表示体贴。爱情的表达，往往只用于情人之间，或是未婚男女之间的求爱，或是已婚男女之间的私通。所以，中国古代的爱情诗，不是写给情人的，就是写情人之间私相幽会的。
正因为是私相幽会，怕人发现，也就必须“鸡鸣即起”。然而，男欢女爱，两情正浓，自然只恨“春宵苦短”。所以，幽会的情人，最难过的一刻，便是必须分手的黎明。《诗．齐风．鸡鸣》很形象地描绘了情人们的这一心理。诗的原文是：“‘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之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虫飞薨薨（hong），甘与了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翻译过来就是：女的说，公鸡叫了，天亮一阵子了。男的说，那不是鸡鸣，是苍蝇在闹。女的又说，东方白了，天已经大亮了。男的说，那不是东方发白，是月亮的光辉。女的说，如果真是虫子在闹，我甘愿陪你再睡一觉。可惜时间到了，我该回家去了，你可不要恨我呀！
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对此有极精辟的见解。他指出六朝乐府民歌中《乌夜啼》和《读曲歌》“莫非《三百篇》中此二诗（即《女曰鸡鸣》和《鸡鸣》）之遗意。”《读曲歌》是这样唱的：“打杀长鸡鸣，弹去乌臼乌。愿得连暝不复曙，一年都一晓。”这首民歌中，男女主人公的身份还都不够明朗，而《乌夜啼》则明明白白是在写偷情。《乌夜啼》是这样唱的：“可怜乌臼鸡，强言知天曙。无故三更啼，欢子冒暗去。”“欢子”即情郎。只因报晓的乌臼鸟“无故三更啼”，害得情郎半夜趁黑逃窜，这不是偷情是什么？更有趣的是，钱钟书先生还指出：“莎士比亚剧中写情人欢会，女曰：‘天尚未明，此夜莺啼，非云雀鸣也。’男曰：‘云雀报曙，东方云开透日矣。’女曰：‘此非曙光，乃流星耳。’可以比勘。”所谓“可以比勘”，就是说可以与《女曰鸡鸣》和《鸡鸣》两诗对照阅读，而一对照，我们就不难发现，中西幽会的情人，原来心理都一样。所不同者，大约也仅仅在于中国是女的更怕被发现，西方则是男的更怕被曝光。
这种害怕是很自然的。因为在中国，对男女偷情的处分，从来就是女重于男。
就拿私奔来说，男方除了会被痛骂一顿外，几乎不受处分，而女方却要被打入另册，永世不得翻身。“聘则为妻奔是妾”，这个处分，不是过来人，无法理解其分量。它其实比受刑、判刑还重。因为受刑止于皮肉，监禁总有刑期，而这种“打入另册”的处分，却是永无出头之日的精神折磨。结果，同是私奔当事人，男的不过被“罚”再娶一妻，女的却被罚永做贱民，这真是何其不公乃尔！
同样的，有妇之夫与有夫之妇私通，处分起来也是女重男轻。比如贾琏与仆妇鲍二家的私通，事情闹到贾母那里，贾母不过说：“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哪里保得住呢？”结果，贾琏并无处分，反倒是“受害者”凤姐，还挨了贾母几句说：“这都是我的不是，叫你多喝了几口酒，又吃起醋来了！”话说得虽然不重，但“男尊女卑”之意却也十分明显。至于另一位当事人鲍二家的，连处分也不敢等，先上吊自杀了，可见等待着她的处罚，一定比死还可怕。
当然，贾琏通奸之所以“太平无事”，还在于他之所淫者，不过是奴仆的老婆。这种行为，在贾府的老爷太太们看来，并不犯法，也不犯规，只不过比较“下作”而已：什么人不好偷呢？竟去偷那种东西。正因为公认比较“下作”，大约连贾琏自己也觉得比较“下作”，所以一旦被凤姐发现，也便觉得“脸上挂不住”，于是恼羞成怒，借酒发疯，居然提了剑要杀凤姐。这与其说是贾琏自觉有理，不如说是自觉理亏。正因为自觉理亏，这才要反戈一击，先发制人，以便“扳本”；而他的理亏，又不是因为不该偷情，而是不该那么“掉价”。
可见，在私通案中，“本夫”（通奸女方的合法丈夫）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本夫如果地位太低，则情夫掉价；本夫如果地位太高，则情夫危险。比如隋朝有个名叫李百药的，色胆包天，居然半夜三更潜入当朝权势最重的杨素家，与杨素的宠妾私通。这就等于在老虎嘴巴上拔毛了。所以，东窗事发后，杨素便喝令双双拿下，一并斩首。这时，杨素发现李百药是一个“年未二十，仪神隽秀”的英俊少年，忽然动了恻隐之心，便对李百药说，听说你这小子挺会写文章的，那就写首诗来说说自己吧！写得好，饶你不死。说完就叫松绑授笔。李百药也不含糊，一气呵成。杨素读了，大为欣赏，便信守诺言，放了李百药，还把自己的那个宠妾，也赏给李百药，另有“资从数十万”。结果，李百药有惊无险。岂但没有险，而且“赚了老婆又赚钱”，占够了便宜。
其实，这个事例也是不作数的。因为这个李百药，也不是等闲人物，而是与杨素同朝为官的李德林之子。杨素倘若果真杀了李百药，李德林那里不好交待，不如“大度”一点，做个顺水人情，等于是在李德林那里，作了一笔政治投资。不难想象，这个李百药如果不过一介草民，那么，这一对情人，只怕早就人头落地了。
由此可见，通奸，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然而，尽管通奸有如此之大的风险，以身试法者仍不计其数。“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这正是冒死偷情者的口号。甚至，有时皇帝的老婆也会加入偷情者的队伍。比如南朝梁元帝之妃徐昭佩即是。这个徐昭佩，仗着自己出身名门（前进太尉之孙、当朝将军之女），资格较老（萧绎还是湘东王时便已入宫），便不怎么把自己的丈夫放在眼里，公然私通情夫。先是结识了荆州瑶光寺的一个风流道士智远，后来又结识了朝中美男子暨季江，再后来又邀请当时一个名叫贺徽的诗人，到一个尼姑庵里去幽会，在“白角枕”上一唱一和。这位徐妃勾搭情人时，已是中年，依然十分风流。所以她的情夫暨季江便说，柏直狗虽然老，却仍能狩猎；溧阳马虽然老，却仍能骏驰；徐娘娘虽然老，却依然多情。这就是后世所谓“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出典。
徐娘娘的偷情弄得如此出名，当然不能为萧绎所容忍。至尊天子的老婆居然偷了汉子，则体统何在，体面何存？于是梁元帝萧绎便借口另一宠妃的死是徐妃因妒而下毒手，逼她自杀。徐昭佩没有办法，只好投井。萧绎余恨未消，又把她的尸体捞上来送回她娘家，表示与她断绝夫妻关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出死妻”。徐娘一人而生二典，也算是够“风光”的了。
徐娘的风流韵事，终以悲惨的结局而收场。不过她的下场，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教训。到了唐代，婚外偷情，几乎成了一种“时尚”。在唐人的笔记小说中，不但世人乐此不疲，就连天神人鬼，也纷纷下凡转世，来寻情人。有一个故事讲，天上的织女星也撇下牛郎，夜夜到人间与情人幽会。情人问她如何向牛郎交代？织女却说，关他什么事？况且河汉隔绝，他也不会知道；就是知道了，也没什么了不起。足见时人的一种“无所谓”态度。宋以后，理学勃兴，贞节问题越来越被看重，但明清的偷情，并不见得比唐宋少多少，只不过不那么张扬罢了。事实上，直到现代，婚外恋也仍是一个让社会感到头疼和棘手的问题。对于这一现象，义愤填膺，力陈其不可者有之；离经叛道，力辨其合理者有之；无视舆论，公然实践者有之；乱凑热闹，忙于捉奸者亦有之。这就说明，所谓“偷情”，乃是一种情况极为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其中有难恕之恶，也有难言之隐，有的必须批判，有的又值得同情，实不可一概而论之。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情人之（四）偷情种种
应该说，“偷情”这个词，实在蛮准确的。
一般地说，偷情的人，双方多少都有些情意。这情意有多有少，有长有短，有许以终身，也有逢场作戏。但即便是逢场作戏，也多少有点假戏真做的成分，因此在苟合的“春宵一刻”，也还多少有真心实意在其中。完全没有情意的是强奸，强奸却不能叫偷情。
至于“偷”字，就更准确了。偷字有两义，一指“暗地”，如偷看、偷渡；二指“苟且”，如偷生、偷安。偷情之偷，恰恰兼“暗地”和“苟且”二义而有之。因为所谓偷情，通指并非夫妇而产生爱情或发生两性关系。这种男女关系，当然见不得人，只能“暗地”而不能“公然”；当然也难以为继，只能“苟且”而无法“持久”。
事实上，不少偷情者，也只是想“苟且”一下。比如唐代维扬某巨商之妻孟氏就是。有一天，孟氏在家吟诗，一位少年忽然走了进来，说：浮生如寄，年少几何，岂如偷顷刻之欢？于是孟氏便与他私合了一回。又比如长山赵玉之女，有一天独游林间，看见一位锦衣军官，十分地潇洒英武，便感叹地说，我要是能得到这样一个丈夫，便是死也无憾了。那军官听了便说，我暂时做你一回丈夫行么？赵玉之女说，即便只做我一回丈夫，也会感怀君恩。于是两个人便在林子里做爱一次，然后高高兴兴地分手。
这就是地地道道的苟且了。在上述两例中，男女双方当事人连姓名也互不知晓，当然也不会有“天长地久”的考虑。他们或出于性饥渴，或出于性吸引，两相苟合，一而足矣，何用多余？这种并不打算长久的偷情方式，在中国古代称之为“露水夫妻”。露水存在的时间很短暂，不过只是天亮前一小会儿。太阳一出，露水便会晒干，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这种苟合，一般地说，也不会造成太大的麻烦，除非女方不慎怀孕，或被人看见。
露水夫妻对于已婚者而言，应该说是一种最理想的偷情方式。它既能满足偷情者的某种需要（如性的需要，因配偶不在身边或受到冷落而产生的感情需要等等），又不会导致婚姻的破裂。因此，它便为那些既不愿意破坏婚姻、毁灭家庭，又确有偷情需要者所乐于使用，并把这种一次性苟合的对象称为“易拉罐式的情人”。
相对而言，“橡皮糖式”的情人就麻烦得多。
所谓“橡皮糖式”的，也就是“一粘上，就甩不开”的意思。甩不开的原因也很多。有的是真产生了爱恋之情，难舍难分，一心希望“转正”；有的则是另有图谋，要把对方的偷情，当作狠敲一笔的“把柄”。无论何种原因，都会“一口咬住不放”，从而给当事的另一方，造成精神压力和实际困难。
“橡皮糖式”情人的共同特点，就是不想做“露水夫妻”。其最高纲领，是要对方离婚，与自己正式结合；其最低纲领，则是起码也要长期维持情人关系。但即便是这“起码”的要求，风险也很大。因为“纸里包不住火”，“没有不透风的墙”。一男一女两个人，要想长期姘居又不被人发现，几乎是天方夜谭，除非他们都有间谍特务的素质和能力，又有本事“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断更换幽会地点。事实上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极少。而且，即便能做到，麻烦且不说，久而久之，也会造成心理上的许多问题。因为每变换一次幽会地点，便等于重申一次这种行为的“非法性”，也会增加一分“不道德感”。这就会给他们的偷情蒙上一层阴影。偷情本应该是两相愉悦的事，如果不愉悦，偷情干什么呢？于是，总有一天，会有一方提出：“我们老是这样偷偷摸摸的，算什么事呢？”这就必须提出一个最终的解决办法，而可选择的办法也无非三种：分手、离婚，还有一种是“一了百了”的——殉情或杀死对方。但是，如果能痛痛快快分手，那就不是“橡皮糖”了；而后两种选择的后果之严重，自不言而喻。事实上，许多罪案，均因此而起，而偷情之遭人谴责，原因也多半在于此。
由此可见，“橡皮糖式”的情人关系，是最麻烦、最危险，也最可能对社会造成危害的一种。因此，较之“易拉罐式”，它更引起人们的警觉。但是，“易拉罐式”的情人，毕竟可遇而不可求。它毕竟只能偶一为之，不可能成为“常规方式”，也难以满足某些人的需求。因此，有人设想一种最佳情人方式——“的士式”，也就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两相情愿，互不欠账”。不过，这种“理想”的情人，却总让人觉得有点像“应召女郎”。
看来，最好的办法，还是不要偷情。
可惜，偷情这件事，却又从来就是屡禁不止的。
事实上，不但偷情的方式形形色色，而且偷情的原因也多种多样，有的值得同情，有的应该谴责，有的则一下子难以说清是非。
比较值得同情的一种是婚姻的不幸，而其中最值得同情的又是当事人在家庭中受到歧视和虐待，而在情人那里得到体贴和关怀。这种情况，一般以女性为多。因为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女性受配偶欺辱的现象相对较多，而一个怕老婆的男人，则是连情人也不敢找的。
不过，更多的情况，还是娶不如意，或嫁非其人。这种情况，在包办婚姻的时代，可谓屡见不鲜，即便在今天，也未必没有。比如前面说到的那位半老之后还要偷情的徐娘，便是一个不满意自己婚姻的人。她嫁给了皇帝，表面上看风光得很，其实内心十分苦闷。她甚至公然用嘲弄皇帝的方式来发泄内心的苦闷。萧绎瞎了一只眼睛，是个“独眼龙”，徐妃在化妆时便常常只打扮一半，名曰“半面妆”，其理由则居然是“反正一只眼睛只能看见一半”。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徐妃的“半面妆”，显然就意味着在她看来，那个萧绎既不爱她，也不值得她爱。这自然大伤皇上的面子。元帝后来要她自杀，这也是原因之一。
婚姻不幸的具体情况也很多，有性格不合，有志趣不同，也有性生活不和谐等。比如明代福建莆田有一位徐姑娘，是一个有名的才女，聪颖好学，才华横溢，然而其所嫁者，却是一个胸无点墨的富家子弟俞公子。洞房花烛夜，徐姑娘请俞公子对诗，公子嗫嚅说：我不会做诗。姑娘又说，对句也罢。公子只好勉强说，请小姐出题。徐姑娘随手一指桌上两方石砚，脱口吟道：“点点杨花入砚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俞公子呆了半天，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小姐含嗔一笑说，公子何不云“双双燕子飞帘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俞公子还是反应不过来。这自然令人十分扫兴。但身不由己的徐小姐，此时也无可如何，只好硬着头皮去做俞公子的妻子。这样的夫妻，其婚后的生活不难想象，一定是了无趣味。所以，婚后没有几年，徐姑娘便抑郁而死。
徐姑娘的不幸，在于嫁非其人又生不逢时。如果她生在唐代，也许能偷情；如果生在当代，当然能离婚。但无论生在何时，如果有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闯入她的生活，她多半抵御不了私奔的诱惑。
偷情中最应该谴责的是玩弄异性。
这是一些情不专一、见异思迁、喜新厌旧的人。在他们心目中，没有什么忠贞的爱情，而只有寻欢作乐、苟且行淫。因此，这一类人的私通，差不多都没有什么固定对象。比如《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家中拥有妻妾六人，日夜纵欲无度，还要奸污使女，霸占仆妇，嫖玩妇女，私通情人，正如潘金莲所说，是“属皮匠的，缝（谐音逢）着就上”。贾琏也是这样，丫头仆妇、清俊小厮，他都无不想勾搭上手。比如一个仆妇绰号叫“多姑娘儿”的，是一个“极不成材破烂酒头厨子”的老婆，妖冶异常，轻狂无比，和荣宁二府几乎所有仆人，都有一手，而贾琏居然也垂涎于她。终于，趁着自己女儿出痘疹，讲究忌讳，必须夫妻隔房，竟与多姑娘儿通奸。而且，一见面，“也不及情谈款叙，便宽衣动作起来”。那多姑娘儿还要故做浪语：“你们姐儿出花儿，供着娘娘（指“痘疹娘娘”），你也该忌两日，快离了我这里罢。”谁知贾琏竟说：“你就是‘娘娘’，哪里还管什么‘娘娘’呢！”这就简直是只要能够通奸行淫，什么都不顾忌了。
认真说来，贾琏与多姑娘儿，倒也半斤八两，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则他们的通奸，除了让人鄙视，也算不上什么罪恶。真正罪不容赦的，是那些骗取他人爱情，尤其是骗取未婚少女爱情者。之所以说“罪不容赦”，就因为情义无价。杀人可以偿命，借债可以还钱，而骗取爱情却无可补偿。它所造成的是心灵的创伤，而且会留下终身难愈的伤口。尽管在法律上，我们无法像设立诈骗钱财罪那样设定骗取爱情罪，但在道德上，实应视骗取爱情为较之诈骗钱财更为恶劣和严重的罪行。
事实上，这种行为造成的后果也往往是十分严重的。对于已婚妇女而言，可能会造成她婚姻破裂、有家难回；对于未婚少女而言，则可能造成她无法再嫁，抱恨终身。更严重一点的，还可能导致轻生。这就简直和谋杀没有什么两样了。尽管我们决不赞成一个人被骗取了爱情后就要轻生，但也决不能放过那些口是心非、玩弄异性的衣冠禽兽。
介乎婚姻不幸和玩弄异性之间的，还有许许多多难以尽说的复杂情况。比方说，少男少女和比自己年龄大得多的已婚男女偷情，情况就十分复杂。心理学的研究证明，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常常会产生一种连自己也说不清道不白的性爱冲动。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少女们往往会偷偷爱上“成熟的男性”，而少男们则往往会依恋于介乎母亲和姐姐之间的女人。这种心理是很正常的，这种情感应该说也是很纯洁的。正因为这种情感其实很纯洁，因此被爱的那些已婚男女，便会觉得拒不忍心，结果越是“当断不断”，便越是“不能自拔”，终于弄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又比如，初恋的情人，由于家庭、社会等原因不能结合，天各一方，若干年以后，过去的障碍已不存在，然而其中的一方可能已组成家庭。这时，当旧情人轻声叩门，询问“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时，又该如之何呢？再比如，家庭生活并非不幸，双方感情并未破裂，却也比较淡漠，只不过了无情趣地过日子。这时，一个更有魅力的、懂得爱情的、能给其中一方带来真正幸福的“第三者”出现了，又该不该接受这种婚外之爱呢？
当然，如果当事人一方拥有一个充满了爱的幸福家庭，则上述问题也许就不成其为“问题”。但是，幸福从来就是相对的，更何况幸福的家庭又实在是凤毛麟角。中国有句老话，叫“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其中就包括夫妻之间的不和谐在内。事实上，夫妻关系从来就比不上情人。因为情人之间，除了爱，没有别的。他们原本就是为了爱，才走到一起来的，自然越爱越深。夫妻则不同，他们之间的内容要多得多。除了性与爱以外，还有家庭建设、家庭责任、家庭义务，以及家庭成员关系（如婆媳、妯娌、翁婿等关系）的处理。不要说事务如此繁多，仅是家务劳动一项，便足以冲淡爱情的浪漫。从这个意义上讲，绝对理想的夫妻关系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恩爱夫妻、和谐家庭都只是相对的。然而人们却又总是要追求理想的爱情，要求夫妻关系像情人一样浪漫多姿。这就使得不少人婚前两情相悦，婚后大打出手，看配偶样样不顺眼，看情人处处都可爱。所谓“婚外恋”，可不就应运而生？
看来，对于包括“婚外恋”在内的偷情，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该同情的同情，该谴责的谴责，该帮助的帮助，尽可能地找到既有利于社会、又有利于当事人的合理解决办法。可惜，中国传统社会比此却似乎缺少这样一种科学态度，而往往会采取一种粗暴的做法——捉奸。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情人之（五）捉奸心理
中国人爱“捉奸”，也爱看“捉奸”。
中国人为什么爱捉奸呢？从明面上看，当然是出于“正义感”。不管怎么说，通奸总是“不正当”的。不正则不义，不义之人，人人得而诛之。这就首先从前提上确定了捉奸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合理合法的事，总会有人去做。因此，只要有人通奸，就会有人捉奸，而且也不会只限于被捉者的丈夫或妻子。
似乎不能不怀疑这种“正义感”的真实性。事实上，不少捉奸者在行动时，心中确实是“正气一团”的。尤其是对“地方风化”负有责任的人，一听到消息，第一反应往往是勃然变色：“这还了得！”即便一般的匹夫匹妇，也不会认为出了这种事情，是“地方之幸”，因此也会正义感油然而生，义愤填膺地前去举报，或亲去捉拿。
从这一点看，我们不能不承认，儒家的礼教风化确实是深入人心。男女之间“授受不亲”，妻妾妇人应“恪守妇道”，差不多已成了中国人的一种“文化无意识”。只要一听说男女两人私相幽会，也不问是张三是李四，是恋爱是通奸，都会立即闪出“捉奸”念头，弦绷得可真够紧的。
然而，只要认真分析一下，我们就不难发现，在捉奸者那一团“正气”的背后，似乎多少总会有一点“正义”之外的东西。
首先我们总得承认，世界上合理合法、正义正当的事，大概并不止于捉奸一件，而通奸是否犯法、是否一定不正当，也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便我们认定通奸是违法和缺德的，大概也得承认，较之敲诈勒索、盗窃抢劫、贪赃枉法、杀人放火等等而言，总归对社会危害要略小一点。然而我们中国许多人，对于抓贼、反贪、追捕逃犯和制止犯罪，似乎并未表现出捉奸时的那种热情，有的对于公安机关的执法，还会持一种不合作态度。这样算下来，则我们的“正义感”，似乎就要打一个折扣。
其次，捉奸之后的处置，也很奇怪。按说，抓到了“罪犯”，理应移送司法部门处理，比如抓到了小偷什么的，就是这样。当然也有抓到小偷后猛揍一顿的，这也好理解。然而捉到“奸夫淫妇”之后，最通常的做法，是要“游街”；即便不游街，也要“示众”；即便不示众，也要广播得满世界都知道；而踊跃前来观看者，也大有人在。这就又不能不让人进一步怀疑，捉奸的目的恐怕不在于“捉”，而更在于“看”。
的确，捉奸确实好看。
第一，捉奸本身就是一台戏。但凡一部戏剧作品应该具有的，如环境、人物、情节、动作、悬念、高潮，捉奸一事之中，无不齐备。况且，这又是些什么样的“因素”啊！环境是神秘的，人物是真实的，情节是紧张的，动作是惊险的，悬念是强烈的，高潮则是令人兴奋的。既是真人上场，又不用花钱买票，正可谓“不看白不看”，岂有不看之理？
第二，在捉奸这场戏中，可以看到许多平时想看、但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舞台上都难以看到的东西，比如赤身裸体的男女。运气好一点，还可以看到他俩的某些动作。这可是极具神秘感、吸引力、刺激性的场面，是平时花钱也看不到的，现在却可以不花钱白看。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岂能错过？
第三，捉奸比一般的看戏还要过瘾。一般的看戏，是演员演，观众看。演员演得再好，也难免有虚假感，而且也缺乏交流。捉奸却是真人真事，真刀真枪，货真价实，不带掺假，有足够的真实感和现场感，而且自己也亲自上场，既当观众，又当演员，岂不过足了瘾？
第四，捉奸不仅仅是当观众，当演员，而且是当英雄，当大爷。你想想吧，那些“奸夫淫妇”，在捉奸者面前，哪一个不是惊惶失措、丢魂落魄、胆战心惊、磕头求饶？单是在那贼男女兴头正浓时冲将进去，大喝一声“你们干得好事”，就十分过瘾。看着他们从热被窝里滚落到冰冷地上，脸吓得发黄，浑身哆嗦，告饶不止，就够乐一阵子的。哪能不趁这机会幸灾乐祸一回，好好体验一下优越感？
第五，捉奸不但能当英雄，当大爷，而且当得十分便当。因为你打也好，骂也好，教训也好，对方可决不敢还嘴还手。平时不敢说话的，这时不妨多说几句；平时不敢动手的，这时不妨大打出手；平时受过那“奸夫淫妇”气的，这时不妨趁机会出气；平时对人低三下四的，这时大可趾高气扬。总之，捉奸这事，既能一饱眼福，看一回好戏；又能一显身手，当一回英雄；还能博得众人喝彩，出一回风头。这可真是一箭三雕，得了便宜又卖乖，这样的好事，上哪儿找去？
所以，一有捉奸任务，男人们几乎不用动员，便会自觉上阵，踊跃前往，女人们也有偷偷摸摸去看的。当然，即便错过了机会，也不太要紧，因为还有后面的游街和示众可看。看游街示众当然不及看捉奸过瘾，但有机会看总比没得看好。因此，当那男的光着上身、女的挂着破鞋游街时，看客也会十分踊跃。
然而我们还是不明白，捉住了“奸夫淫妇”之后，为什么一定要游街示众呢？
最直接的解释是：为了让他们“没脸见人”。俗话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没脸没皮，人而不人。所以游街示众，乃是一种极重的处罚。但是，倘若那“奸夫淫妇”，原本是死不要脸的东西，或者他们原本就是真心相爱，因此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又怎么办呢？办法也是有的。中国古代对此，历来就有严酷的肉刑，大抵是男的割去阴茎，叫“腐刑”；女的破坏子宫，叫“幽闭”，总之是让他们再也无法“成奸”。还有一种更加惨无人道，叫“骑木骗”，大概是用刑具刺伤女性阴道使之致死。此外还有骑木驴再加零剐的，不过一般用于因通奸而导致谋杀亲夫者。《水浒传》中撮合潘金莲与西门庆通奸，又指使潘金莲谋杀了武大郎的王婆，受的就是此刑。
王婆的是非我们先不去管，因为这里面牵涉到对一个善良无辜者的谋杀，自然遭人痛恨。但如果只是两个人私通，并未谋财害命，也要男腐刑女幽闭，便未免令人大惑不解了。通奸即便不正当、不道德、有伤风化，处分也不该如此之重呀！
重，自然有重的道理。
首先，它表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对男女关系的重视。这种重视在《周易》中，表述得十分清楚。《易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措。”这就简直是把男女关系，提到安邦定国的高度了。依照这个逻辑，则男女关系如果“不正”，就会天下大乱，亡种亡国，所以又说：“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
可惜，匹夫匹妇、平民百姓并不懂《周易》。对于他们，只能用“重刑”来加以威慑。如果对于通奸偷汉者，所给予的处分，竟是轻描淡写的一番“教育”，那就显然无法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不过，重刑固然能表示重视，但如此的重视，岂非又反过来证明了通奸偷情之事，其实是防不胜防的？或者说，是不用重刑，便不足以防患于未然的？从逻辑上讲，恐怕只能做这样的理解。那么，通奸偷情之事，为什么又防不胜防呢？如此防不胜防，岂非又反过来证明了，在内心深处也想干那种事的，其实并不只有一个两个？
当然不止一个两个的。如果只有一个两个，就用不着这么大动干戈。
其实，中国早就有句话，叫做“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千古无完人”。也就是，“淫心”是难免人人都会有的。正因为淫心难免人人都有，所以，如不施以高压重刑，就势必弄得“天下大乱”。
但是，高压也好，重刑也好，都不过只是当局的事，老百姓们也跟着掺和什么呢？
少数人积极参与对“奸夫淫妇”的惩处，自然有他们的原因。首先，他们需要宣泄。刚才说过，“淫心”是许多人都难免会有的。只不过基于道德、慑于重刑、碍于条件，不敢付诸行动罢了。这样一来，他们的内心深处，就会感到“压抑”，这就需要宣泄。如果他们发现自己想干而又不敢干的事，别人居然干了，而且还在干的过程中获得了快感，则“压抑”便会转为“愤怒”。因为要干就大家都干，要不干就大家都不干，凭什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呢？这实在太岂有此理，太令人“愤愤不平”了。这无疑也需要宣泄。捉奸，以及捉奸后的惩处，恰恰正好可以既宣泄压抑，又宣泄愤怒，当然大家也就不用动员而踊跃前往。
其次，他们也需要表白。不偷情、不通奸、不淫乱，是高尚、清白、光荣的事。既然是高尚、清白、光荣的事，就必须让别人知道。别人不知道，不赞扬，则光荣感等等，也就无由产生。这和一个人做了好事以后希望得到表扬的心理是一样的。但是，“做好事”和“不做坏事”却并不一样。“做”有形迹，是已然发生的事情。做了就是做了，无论是否有人知道，它都是一个“事实”。有这个事实在，即便别人不知道，至少自己知道，可以“问心无愧”。“不做”就难讲了，因为它无迹可查。你今天没做，谁知道明天会不会做呢？事实上没做，谁知道心里想不想做呢？不但别人无从知道，便是自己心里，恐怕也完全没有底。这就需要表白，需要向别人也向自己表白：自己不但“没做”那些坏事，而且“根本不想”做那些坏事。
捉奸、看捉奸、惩处奸夫淫妇，无疑是最好的宣泄方式和表白方式。因为“奸夫淫妇”们决不敢也不会积极地参与捉奸（除非是自己的配偶与人通奸）。且不说“免死狐悲，物伤非类”，至少也会“做贼心虚”，不至于“贼喊捉贼”。所以，积极参与捉奸和惩处奸夫淫妇，便等于向大家宣布自己既非“奸人”，亦无“淫心”，而压抑在心理深层的“淫心”，又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宣泄，岂非一举两得、一箭双雕？
正因为捉奸和惩处奸夫淫妇是一种宣泄和表白，因此其行为也就必然“过激”。
首先，过激才过瘾。既然是宣泄，就必须泄个痛快；而行为如不过激，则快感何由产生？更何况，在这里，要宣泄的东西又何其之多啊！有因自己不能偷情所生之“压抑”，又有因他人公然偷情所生之“愤怒”，轻描淡写地来两下怎么打发得了？因此，这才有腐刑和幽闭之类刑法的发明。这两种刑法，最能让那些愤愤不平者心理平衡；在我们大家都不能随便“快活”时，这对狗男女居然私下里“快活”了，那就让他们今生今世再也“快活”不成。这下子，我们大家不就“心理快活”了？
其次，过激才有效。因为中国有条不成文的逻辑：一种行动如果被公认是“正义”的，那么，在行动中，行为越是过激，则其动机便将被认为越是正义。比如李逵的许多行动都是过激的，但他却正因为此而被公认为梁山上最够“义气”的哥们。所以，“文革”中，批斗“走资派”、“牛鬼蛇神”的做法也会一再“升级”，从一般的念批判稿，到开批斗会、挂牌戴帽游街，直到殴打体罚、凌辱致死。其原因，就在于运动的参与者，都要争相表示自己的“正义”和“清白”，因此，每一种过激行为的提议和表现，都不会遭到反对（想反对也不敢说），而只会受到普遍的赞同和积极的响应，当然也就层层加码、步步升级了。
如果说在“文革”中，人们急于要表现的，是政治立场的坚定和革命斗志的昂扬，那么，在传统社会中，人们急于要表现的则是道德的高尚和行为的清白，其中就包括“不好色”、“不淫欲”。这种表白当然只能借助于对“奸夫淫妇”的“满腔义愤”。既然每个人都已“义愤填膺”、“怒火满腔”，那么，不出现过激的行为，就反倒不正常了。
以上两种心理，自然是男人女人都有的。不过，相比较而言，则男人更多地是出于宣泄，而女人更多地是出于表白。因为男人比女人更喜欢“偷鸡摸狗”，而女人比男人更需要“自证清白”。中国历来只有女人的贞节牌坊，没有男人的贞节牌坊，而且一旦发生通奸案，也多半会归结女方的“勾引”，而男方则不过“意志薄弱”而已。既然女人往往被视为“祸端”，则“正派”女人便极需证明自己不是“祸水”。所以，在这时，有两件事是女人必须要做的。一件是在那“淫妇”游街示众时，冲出来向她吐口水，或扔泼污物，此则以彼之“污”证己之“清”；一件是在议论那“淫妇”罪行时，极尽口诛之能事，此则以彼之“淫”证己之“贞”。总之，必须以对那“坏女人”的义愤，来证明自己是“好女人”。不过，义愤再强烈，也只能对准那“骚货”。如果口水吐到“奸夫”身上，便会让人疑心自己与那男人“有染”，或被那流氓“打过主意”的，岂不是欲证其“清”所被其“污”么？这个脸可丢不起，这种赔本买卖当然也决不能做。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闲话之（一）荤话与风话
其实，当“正派”的男男女女们对“奸夫淫妇”口诛笔伐、游街示众、攻击辱骂，极力表示自己的“义愤”和“清白”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忘记了中国一句古老的成语和一句古老的俗话，这就是“欲盖弥彰”和“此地无银三百两”。
的确，当人们必须积极主动地极力表白自己并无某种念头时，往往就在实际上反过来证明了他其实是有着某种念头的，而且还十分强烈。如果真的没有这种念头，那么，他就连想都不会想到它，当然，也就不会想到要去表白。比方说，你什么时候看到一个中国农民两三向人表白自己不想当美国总统的？当然不会。需要表白的只有两种情况：一是自己确有这一念头，二是别人都认定自己有此念头。那么，中国人如此热衷于在捉奸时表白自己，岂非恰好证明他们自己也有通奸偷情的念头，并因此而疑心他人也“同此凉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