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例子，实在多得很。比如《红楼梦》里迎春的丫环司琪，与表弟潘又安只不过是青梅竹马，旧情难忘，在园子里私下约会了一次，说了些海誓山盟的话，留了些传情表意的信物，其实并未“私通”，也未“事发”，仅仅是被鸳鸯撞见了，而鸳鸯又既不曾也不会告诉别人，便把潘又安吓了个魂飞魄散，连招呼也不和司琪打一个，就先一个人逃得无影无踪，害得司琪“又急又气又伤心”。最后事发，也仍是司琪一人顶罪，一人受罚。按说这种事，正如司琪所说“纵然闹出来，也该死在一处”的，然而那男的竟一个人先逃之夭夭了。我们固然可以体谅他的难处：一个小厮，抗不住贾府家法，不可能不害怕。但，司琪也不过是一个丫环，就抗得住贾府家法么？潘又安倘不逃走，虽然于事无补，但至少司琪心里要好过些。然而终于是逃走了，难怪司琪要怨道：“真正男人没情意，先就走了。”
其实，漫说是潘又安这个小厮，便是西门庆那个恶棍，在武大郎来捉奸时，第一个反应也只是“钻入床底下躲去”，却让潘金莲去顶门。生活中甚至有这样的事：来捉奸的不是女人的亲夫，而是别的什么流氓或闲汉，起了歹心，要和奸夫做一笔“交易”，那奸夫多半也会同意，或默许，或自顾自逃走，任由自己情妇，去被强奸或轮奸。这就不但没骨气，不像男人，简直连畜牲也不如了。
所谓忠臣孝子或正人君子一流的人物，当然不会有这等下贱行为，因为他们多半不通奸，也就无奸可捉。但是，在遇到危难的时候，他们也往往同样是既不承担保护女人的责任，同时也完全没有保护女人的能力。当国难或家难临头时，比方说，府邸、城池、国都被匪人或敌兵包围，眼看抵挡不住时，他们的第一反应，也往往是先逼自己的妻妾和女儿自尽，甚或亲手杀了她们，然后再自尽，或逃亡，或投降做俘虏。可见，中国的男人，实在是靠不住。比较靠得住的，只是侠客或江湖好汉。但可惜，侠客和好汉们往往又不爱女人。
没法子，中国的女人，便只好自己保护自己，自己搭救自己。不过她们的办法，亦不过“拼命”而已。或者以自尽相威胁，或者果真一死了之，总之是只有“死路一条”。难怪中国古代的“烈女”，会如此之多。中国古代之所以多有“烈女”、“烈妇”，仔细想来，除了那时没有人民军队和人民警察，又没有《妇女儿童保护法》外，还因为她们的男人，往往都不是“烈士”，指望不上。
中国的女人不能指望男人，中国的男人却往往要指望女人。比方说，仗打败了，便叫女人去“和亲”；国家亡了，就拿女人来“顶罪”。殷是妲姬弄亡的，周是褒姒弄亡的，安史之乱是杨贵妃引起的，八国联军则是慈禧太后惹来的。总之都是女人的责任，男人一点过错也没有。
这就不仅是对自己的爱情、婚姻和家庭不负责任，而且是对自己的民族、国家和历史不负责任了。这种不负责任，比“始乱终弃”或“逃之夭夭”的流氓行径，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且还要更加没有道理。因为一男一女偷情做爱，毕竟还是两个人都该负责的事，而国家的政治军事大权，可一直是掌握在男人手里的。女人即使要破坏，要捣乱，又有多大能力呢？又有多少可能呢？正所谓“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被剥夺了参政议政权力的女人，如何能对天下兴亡、国家成败负责？即便清末的事，也不该慈禧一个人负责，因为当时腐败无能的，是整个清政府，并不只是哪一个人。然而整个清政府，除慈禧外，又都是男人。
甚至还可以退一万步说，即便责任是慈禧一个人的，那么，满朝文武，凤子龙孙，成百上千的男人，都拗不过一个女人，不也挺窝囊的么？
更窝囊的是，中国的男人，不但往往难以负起保护女人的责任，而且有时还要把保家卫国的责任，也都一古脑儿地推给女人。什么“穆桂英挂帅”，“佘太君挂帅”、“十二寡妇征西”，全是打男人耳光的“好戏”。
不可将“杨门女将”与“木兰从军”相提并论，以为那都是“歌颂了中国妇女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木兰从军是女扮男装。一同上阵厮杀的，仍都是男人。杨门女将给人的感觉，却似乎是男人都死光了，非“十二寡妇征西”不可。
事实上，在国难当头、兵临城下之际，男人不如女人的事，也不止一件两件。比如《红楼梦》第七十八回讲到的林四娘一事便是。林四娘是恒王身边的一个美女，恒王战死后，“青州城内，文武百官，个个皆谓：‘王尚不胜，你我何为？’遂将有献城之举。”反倒是“叱咤时闻口舌香，霜矛雪剑娇难举”的林四娘，率女兵出城，与敌决一死战。所以宝玉的词便愤而叹曰：“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这是问得极好、极沉痛，也极有深意的一句，可惜贾政之流并未听懂。
当然，“穆桂英挂帅”也好，“林四娘杀敌”也好，都只是个别的特例，但它们反映出来的文化心理，却值得深思。这么多年过去了，有几个人曾像宝玉那样作过反省，问过“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的问题呢？几乎没有。多数的男人，不是像贾政那样，把这些故事当做风流韵事来品评和赏玩，便是楞往上面乱贴“爱国主义”的标签，以此来掩盖文化的悲剧，这才真是令人为之扼腕的事。
事实上，从原始时代起，男人和女人，对于自己家庭、氏族和民族的存亡继绝，就有不同的分工和责任。女人的任务，主要是生儿育女，保证族类生命的延续；男人的任务，则主要是猎取食物和保卫部落，保证族类的现实存活。可见，保家卫国，从来就是男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女人至多只是做一些辅助工作，决没有“挑大梁”的道理。如果战端一开，竟是女人主战，男人主和，或者女人上阵，男人投降，那么最终的结果，大约也就只能是女人被辱，男人哭脸而已。“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这个男人，是连哭，也只能对着女人哭了。
这样的男人，哪里还像男人？
这就难怪中国戏曲舞台上的那些男人一个个那么窝囊，那些女人都一个个那么贤能，而这些“颠倒阴阳”的戏又居然能“颠倒众生”。道理看来很简单：那些平时充当男人保护着的女人，在这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那些平时受尽欺凌的女人，在这里看到了自己的“希望”；而那些不像男人的男人，则看到了自己角色错位的“合理性”，当然大家一起来叫好。
但，这果真很好么？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男人之（四）大老粗与小白脸
白面书生、江湖好汉、忠臣孝子，以上三类，大体上就是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男性“正面形象”的主要类型。千百年来，这三类形象不断地在书本中被表彰，在舞台上被扮演，在民众中被传说，久而久之，便几乎成了中国男性的典型代表。
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道理也很简单，因为这三类男人，一类是女性化的，一类是无性化的，还有一类是半女性化半无性化的。如果他们果真是中国男性的典型代表，则中国的男人，岂非就“不像男人”？
幸而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这三类人物似乎并不能说就是中国男人的代表。比方说，占中国人大大多数的农民，他们就代表不了。另方面，生活中的文人、好汉、臣子们，大约也未必就是书本中和舞台上那样女性化和无性化。要言之，他们是被“说成”无性化和女性化的。
然而，问题的要害也许恰恰正在这里：明明并非无性化或未必女性化的男人们，为什么一到了书本中和舞台上，便要被“说成”是无性化或女性化的呢？为什么读者和观众看了以后，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反倒颇为欣赏呢？为什么千百年来人们这么说，这么演，这么看，却并无一人提出异议呢？这就只有一个结论：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倾向于赞同和欣赏，至少也是不反对男人的无性化和女性化的。
要弄清这里面的奥秘和缘由，无疑是一件太费商量的事情。但似乎可以肯定，它很可能与我们民族文化的特质有关。中国文化大体上是一种农业民族的文化。农业较之畜牧业，缺少明显的性特征，而农业民族也不像游牧民族或狩猎民族那样，需要男性的攻击和冒险，毋宁说更多地还是需要女性的忍耐和精细。春播秋收有如女人的十月怀胎，精耕细作有如女人的纺织缝纫，农业民族的文化性格是很容易倾向于无性化女性化的。
长达数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则可能是造成无性化和女性化倾向的另一个原因。我们知道，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最终只承认一个人是男人。这个人就是皇帝。皇帝“乾纲独断”，是绝对的和唯一的阳刚。其他人相对皇帝而言，都必须多多少少具有阴柔的性质，在把皇帝“君父化”的同时也将自己“臣妾化”。事实上，当“乾纲独断”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的同时，他自己是否还能保住男性特征，其实也成了一个问题。大清王朝最后三位皇帝连儿子都生不出一个，便是证明。
最后，与上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对应的意识形态，也是无性化和女性化的。道家和佛家的阴柔特征，已有不少学者说过；而儒家虽被标榜为“刚柔相济”，其实是相当无性化的。所以，讲“忠义”的江湖好汉无性化，爱“道德”的白面书生女性化，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忠臣孝子们，则介乎无性与女性之间。
这样一种文化传统的现代版本，就是所谓“大老粗”和“小白脸”。
似乎很难给“大老粗”和“小白脸”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实际上，它们的文化内涵要远远超过其字面意义。“大老粗”其实并非又老又粗，“小白脸”也不仅仅只是皮肤白嫩、而且姣好。准确地说，这两个词代表的乃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倾向，其中既有传统因素，又有时代特征，既有地域色彩，又有政治缘由，很值得我们细细咀嚼一番。
一般说来，“大老粗”的本意，是指“粗俗而不文雅”的意思。所以它原本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汇，有时也被用来作谦词。但实际上，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人们的自称“大老粗”，早已从“谦虚”变成了“炫耀”。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资格自称“大老粗”。有资格自称“大老粗”的，主要是战争年代和建国革命队伍中的男性成员。他们或者有根红苗正的出身，或者有久经考验的履历，或者有当家作主的豪气，因此有资格把一个原本带有贬义的词改造为褒义，而一个不具备上述资格的人，比方说，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又从末参加过革命斗争，如果也来自称“大老粗”，则显然是“自不量力”，只会引起人们的哄笑。
革命队伍中，为什么有人要自称“大老粗”呢？从最表层的原因看，显然因为这支队伍的主要成份，是工人农民和革命军人。工农兵在旧社会，是曾经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并因为受剥削受压迫而失去获得文化知识的机会。在这时，“上流社会”称他们为“大老粗”，无疑带有一种鄙视的意味。但是，现在社会天翻地覆了，被剥削被压迫被鄙视的当家作了主人，而原先高高在上的则被“打翻在地”，这就很自然地会使“大老粗”一词也同时“翻身”，由贬义在则一变为褒义。当然，更重要的原因，也许还在于这一伟大的社会变革，主要不是靠书本知识和文化修养来实现的。相反，从满清王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政权，旧营垒旧政权的“文化程度”也许较高，却都不堪一击。这就难免给人一种印象：过去那种评价体系看来并不正确，而当一个“大老粗”也并没有什么不好，甚至反倒更加光荣。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实际上，“大老粗”这个词的盛行一时，表现出的乃是一种新的文化取向。
这种新文化取向无疑是针对旧文化的，而旧制度在革命前夕，表现出来的文化情调则正是一种柔弱、绵软、香糯、甜腻的萎靡之风。这种风气在中唐以后便已开始形成气候，以后甚至成了一种不可救药的文化氛围。其间虽然有蒙满两个民族两次铁马金戈的南下冲击，却仍不能挽狂澜于既倒。反倒是努尔哈赤的子孙们，差不多一个个都由骁勇剽悍的骑兵猎手，变成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只会喝茶溜鸟的八旗子弟。最后，列祖列宗打下的江山，不得不交到一个女人手上；而向以英勇善战著称的绿营兵勇，则成了不堪一击的银样蜡枪头。这个教训无疑是深刻的。
可见，即便从拯救民族危亡、保卫革命成果的角度讲，新中国的建设者和领导者们也必须致力于开创一种富于阳刚之气的文化。要做到这一点，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困难。因为新政权的建立者们原本就是一些具有阳刚之气的人。没有这种气质，根本就不可能参加革命，即便参加了也会叛变，更何况他们的革命生涯中，又充满了血与火的洗礼？与之相对应，革命文化的气质也是阳刚的。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暴烈的行动，哪里能够文质彬彬、从容不迫、温良恭俭让？所以，当革命者们终于掌握了国家政权时，阳刚文化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主流文化。
其实，只要比较一下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文化和港台文化，就不难看出两者之间在文化特质和文化情调上的明显差异：前者是阳刚的，后者是阴柔的。就拿新闻传媒的情况来说：大陆报刊社论总是写得大气磅礴，义正词严，刚劲十足，而港台报刊的政论则往往小里小气甚至女里女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一个个嗓音醇厚洪亮，语气庄严肃穆，中气十足，先声夺人，而港台广播则给人一种娇声嗲气的感觉。在八十年代以前，后者曾经是大陆人民嘲笑的对象。当然，“阳刚气”并不等于“大老粗”，但“大老粗”比“小白脸”阳刚，则也是一个事实。这样，当一种刚柔相济、文武兼备的新形象尚未建立，只有“大老粗”和“小白脸”两种模式可供选择时，人们倾心于“大老粗”，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其实，当人们以“大老粗”相标榜时，他们实际上已赋予这一名词以新的内涵。
汉语言文字的一个特点，就是多义。粗这个字也不例外。它既有粗俗、粗鄙、粗野、粗鲁、粗糙、粗暴、粗劣等义，也有粗犷、粗豪、粗壮、粗中有细等义。当人们视为“大老粗”为贬义时，是取前义；而视“大老粗”为褒义时，则是取后义。
因此，当人们视“大老粗”为褒义，并以此相标榜时，其涵义便意味着刚健、朴实、粗犷、豪爽。这里面无疑既具有革命文化和军旅文化的特征，又有北方文化和农村文化的色彩，是一种在北方农村文化土壤上生成的革命军事文化形象。这种文化形象的诞生也是很自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系由武装斗争夺取胜利。其战略是“农村包围城市”，其根据地则主要在北方农村。中国北方原本有任侠尚武的传统，农村文化原本就比较厚重朴实。这两种文化传统与革命战争的需求可以说是一拍即合，一种新的文化类型也就必然应运而生。
不可否认，这种新的文化类型确实给走向穷途末路的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直到现在，五六十年代大陆文艺作品中的许多形象，也还没有完全失去其文化魅力。但是，北方文化的传统中，毕竟历来就有一种无性化倾向；而革命军事生涯，也确实顾不上侈谈爱情，更容不得卿卿我我。战争，甚至是必须让女人走开的事情，哪里还能讲什么花前月下，钟情怀春？所以，这种新文化类型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无性化”特征。八十年代以前中国大陆文艺作品中的正面形象和英雄形象，差不多都是不谈爱情、没有恋人，甚至没有配偶的，更遑论以其爱情故事为主线了。也许，只有《柳堡的故事》和《冰山上的来客》是例外，但这两部电影后来都受到激烈的批判，被禁止上映。而《林海雪原》中少剑波与白茹的恋爱，则在改编为《智取威虎山》时删去。《红色娘子军》中吴清化（吴琼花）原来据说与党代表有过那么一点意思，后来也被修改得一点意思也没有了。到了七十年代，大陆文艺舞台上已不知爱情为何物，男女主角（李玉和、杨子荣、郭建光、方海珍等）一律无性化，人与人之间好像只是“同志关系”（或“敌我关系”），而不存在“男女关系”。
与之相对应，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都一律无性化，不是“同志”，但是“师傅”，连夫妻关系也被代之以无性别差异的“爱人”。而恋人、情人则被代之以同样无性别差异的“朋友”。从动机上讲，这大约是要提倡新社会男女之间的平等，但从效果上讲，这些称谓又无意中抹煞了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不利于男人和女人塑造自己的社会性别角色，造成了人的无性化和中性化。这大概又是倡导者们始料所不及的。
当全新意义的“大老粗”以其刚健、朴实、粗犷、豪爽而一新中国的文化氛围时，柔弱、绵软、香糯、甜腻的男性形象——“小白脸”，显然是吃不开了。他们往往只能被当作嘲笑或改造的对象，而出现在革命文艺作品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小白脸们在现实生活中，也已经销声匿迹。事实上，小白脸的形成，也有历史与现实、地域与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
“小白脸”好像是一句上海话，或者是流行于江浙一带的词语，主要指那些皮肤白皙、面目姣好、温柔多情、小巧细腻，类似于越剧小生那样的男性青年，北方人则鄙夷地称之为“奶油小生”。不难看出，与“大老粗”代表着一种北方的、农村的、军旅的和革命的文化不同，“小白脸”则似乎代表着一种南方的、都市的、市民的和世俗的文化。这种文化有着自己的审美观，那就是爱清洁、讲卫生、尚修饰、重衣冠，注意文明礼貌和文化修养等。所以，这种文化熏陶出来的男子，大都皮肉细嫩，眉目清秀，头发整齐，下巴光洁，全身上下香喷喷的，说起话来轻声细语，温柔文雅，甚至“娇声嗲气”。所有这些，在北方的汉子们看来，就是“小白脸”、“娘娘腔”，甚至是“不像男人”。
这当然未免有些冤枉，但也不无道理。前些时，甚至连某些上海和江南一带的男子，也觉得自己“不像男人”，并摹仿北方汉子们，也留起头发和胡子。但结果，正如杨东平的《城市季风》所说，却往往令人有“不像”之感。这就未免令人尴尬了。事实上，北方的汉子或“大老粗”们视江南的小生为“不像男人”，还不完全因为他们的相貌（小白脸）和语音（娘娘腔），也许更在于他们的“不问政治”和“擅长家务”。由于江南一带长期偏离政治中心，较少受到政治风浪的波及和革命战争的洗礼，加上现代化都市生活更加注重经济实惠等因素，这个地区也确有远离政治过小日子的文化传统。我们并不认为只有从事整治军事斗争才是男人，也不认为作家务就只能是女人的事。但毕竟，政治总是“大事”，家务总是“小事”，而且是一种琐碎、平庸、不大摆得上桌面的事。一个男人，如果“太会”做家务，或“迷恋”做家务，把它当做一天当中甚至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来对待，便不免会变得婆婆妈妈起来。我们实在很难设想，一个一面摇着摇篮，一面打着毛衣，一面琐琐碎碎地唠叨着市场的菜价，或絮絮叨叨地翻弄着张家长李家短之类的闲话，竟会是一个“男人”。
于是，南方的、都市的、市民的和世俗的文化，较之北方的、农村的、军旅的和革命的文化，就未免有阴柔和小气之嫌。事实上，从“大老粗”和“小白脸”这两个称呼上，也不难看出它们的“小大之别”，而流行于上海等城市的小来来、小弄弄、小乐惠等词汇，似乎也“不打自招”地承认了自己不过只是会过小日子、耍小心眼、占小便宜和做小动作的小市民、小职员、小丈夫、小男人。这当然既不准确，也不正常。说它不准确，是因为江南一带在历史上，也同样出过“大人物”；说它不正常，则是因为现代化大都市，原本应该比小农经济的农村更有大手笔（事实也是如此），岂有农村文化比都市文化更“大气”之理？
事实上，正如大老粗代表不了全体北方人或革命者，小白脸也代表不了全体南方人或市民们。这两个词，不过只是对两种文化类型的一种比较形象的说法，而且多少也掺杂了一些文化偏见。由于人只能是文化的存在物，一定的文化环境必然造就一定的文化心理，并形成一定的心理定势。所以，文化偏见也往往是难以避免的，甚至有时很难说谁是谁非。比方说，北方人的“大方”，在南方人眼里也许只能叫做“粗放”；而上海人的“精细”，在北京人看来没准就是“小气”。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大老粗和小白脸，确乎曾经一度是中国男性的两种典型形象。同样的，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无性化和女性化，是中国男性形象塑造中的两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而且，相比较而言，女性化的问题似乎又更严重一点。因为它更容易使男人“不像男人”，或者只能造就贾宝玉那样长像和人品都和女孩儿似的男孩。这样的男孩没有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对政治斗争和经济建设几乎一无所知，对开拓进取和建功立业也毫无兴趣，但对讨好女孩子却相当在行。宝玉曾这样教平儿化妆：“这是上好的胭脂拧出汁子来，淘澄净了，配了花露蒸成的。这只细簪子挑一点儿，抹在唇上，足够了；用一点水化开，抹在手心里，就够拍脸的了。”这难道还不够“女人气”么？当然，这也许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在现实生活中，在我们自己身边、周围，难道就没有贾宝玉式的“男小囡”和各式各样柔嫩甜嗲的“化妆品先生”、“菜篮子丈夫”吗？
于是，一个口号近几年来便在神州大地悄然响起，这就是：“寻找男子汉”。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男人之（五）寻找男子汉
也许不能不承认，这几年“寻找男子汉”的结果，多少有点让人尴尬。
上海人首先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他们苦笑着对自己的男同胞进行了自嘲。1991年，上海电视台制作了《海派丈夫变奏曲》的节目，其主题歌可以视为上海人“寻找男子汉”的答案：“男子汉哪里有？大丈夫满街走。小李拎菜篮呀，老王买煤球；小张拿牛奶呀，老赵买酱油。妻子吼一吼呀，丈夫抖三抖！工资奖金全上交，残汤剩饭归己有；重活脏活一人干，任打任骂不还手。”这可真是令人哭笑不得。你们不是要寻找男子汉吗？对不起，没有！
幸亏，就在上海的男人们灰溜溜垂头丧气的时候，上海的女人们却对他们表示了支持。女作家王安忆公开坦言，对她的北方朋友大骂“提篮买菜讨价还价的小男人”不以为然。她指出，夫妻生活是很实在又很平凡的事情。“须男人不到虎穴龙潭抢救女人的机会似乎很少，生活越来越被渺小的琐事充满。”所以“男人的责任如将只扮演成一个雄壮的男子汉，让负重的女人欣赏爱戴，那么，男人则是正式的堕落了”（《总是难忘》）。
王安忆的话是值得深思的，这其实也是我们将来要讨论的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男子汉？真正男子汉的特征，决不仅仅只是高大的身材，宽厚的肩膀，棱角分明的面容和浑厚深沉的嗓音，或者满不在乎、一掷千金的“派”。一个男人，如果仅有这些表面“阳刚”的东西，却把生活中不可承受的一切都交给女人去负担，那才真是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
何况上海的女人也确实应该为上海男人被看作或说成“小白脸”负一些责任。正如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中所指出，上海男人的形象其实有一多半是上海的女人设计和塑造的；而她们在进行这种设计和塑造时，有不少人又总是企图按照小家碧玉的审美理想，以月份牌和裁剪书上那种光洁温柔、甜嗲香喷的男人为模式，把她们的丈夫打扮成“漂亮的大男孩”。她们既然喜欢这样的“大男孩”，那么上海的男人就有理由去继续当他的“大男孩”。因为要嫁给这些“大男孩”的，毕竟是上海的“嗲妹妹”，而不是对此嗤之以鼻的北方“假小子”。
再说，上海的男人又是多么地善解人意和会做家务，多么地体贴温柔和乖巧听话啊！所有这些，北方的“大老粗”有吗？
如果说，上海的男人在“寻找男子汉”的过程中，表现了一种“自嘲”和“无奈”，那么，北京的男人们，便多少有点“做戏”和“造假”。
的确，自古燕赵多悲歌，华北大平原上从来就不乏勇士、壮士和烈士。然而，今天的“北京男子汉”中，也有不少其实是“冒牌货”。他们或者摹仿日本影星高仓健的不苟言笑“玩深沉”，或者摹仿王朔小说中的人物油嘴滑舌“耍无赖”，再不然就是像江湖上卖大力丸的那样“练把式”。根据起来，无非粗、痞、狂、俗、侃五个字。
粗，包括外形的粗犷和言行的粗鄙。具体地说，就是“一米八的个儿，满脸络腮胡，牙缝里夹着韭菜叶，胳肢窝火臭”，或者“剃着光头或板寸，一身狂气或匪气，一开口：‘操’！”为了这份粗，其中甚或有故意不洗澡或贴假胸毛的。
痞，主要指一种大大咧咧、吊儿郎当、满不在乎、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以及故意亵渎神圣、挑衅传统的生活态度。他们甚至对自己的活法和事业也进行调侃和贬损，比方说，“玩深沉”、“玩潇洒”、“玩电影”、“侃哲学”、“练一本辞典”等等。
狂，就是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什么出格的话都敢说，什么冒险的事都敢干。比方说，按照他们的逻辑，在某个豪华体面的场合故意不修边幅，不是“掉价”，而是“拔份儿”；又比方说，放肆地嘲笑和耍弄领导，在警察那里招惹是非，也不是“犯混”而是“像条汉子”。相反，胆小怕事的“松货”、不敢抗争的“软蛋”和优柔寡断的“面瓜”，都被视为没有“男人味”。
俗，主要是要扫除“假正经”的“酸气”，因此故意和“雅”作对。所以这个俗，不是市井小民的庸俗，而是江湖好汉的粗俗，是与大雅相对应的大俗，是一种“平民包装的贵族派头”。它不仅意味着可以骂粗话，更意味着用最通俗平常的词汇说出并不简单平庸的内容，而且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性。比如“练摊没本，当官没门，出国没钱，走私没胆，想当老板缺心眼儿”等等。可以说既俗得可爱，又俗得高雅。当然，有些创造天分的不多，更多的只是跟着起哄，不过满嘴都是诸如“狂嘬”、“海聊”、“侃爷”、“傍家”之类的词儿，或者也跟着别人，在自己的圆领衫上印一行字：“我们是害虫。”
侃，包括“侃山”和“调侃”。老话说：“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一个不会侃的男人，在北京是不大被当做男子汉看待的。不会侃的“没嘴葫芦”有似于上海的“阿木林”。不过上海人精在心里，北京人油在嘴上；连他们的谈情说爱，也充满“侃味”，谓之“幽默骗取好感，宏观畅谈人生，痛说革命家史，单刀直取目标”。然而还真有因此而成功的。关于这些，杨东平的《城市季风》中多有描写，不妨参看。
把粗、痞、狂、俗、侃当做男子汉的一种标志，虽然未免多少有点“反文化”的味道，但其实是有着它的文化背景的。这类“男子汉”的原型，其实就是前述江湖好汉或绿林英雄一类人物。这类英雄好汉，也差不多都有粗、狂、俗等特征。比方说武松人高马大，史进一身花绣，李逵黑不溜秋，是粗；扬言“一对拳头专打天下硬汉”、“天王老子也不怕”、“便是当朝太尉来了也戳他几个透明的窟窿”，是狂；开口闭口“洒家”、“这斯”、“撮鸟”、“打甚至鸟紧”，是俗。不过他们一般不痞，也不侃。侃是北京的“地方特色”，痞则多少有些“时代特征”。
因此，不管怎么说，这种对“男子汉”的设计，便多少有了试图塑造“有中国特色”男子汉的意味。尽管设计者们未必自觉，也尽管这种设计未必成功，但较之一味崇拜高仓健、史泰龙、施瓦辛格和阿兰德龙等洋影星而言，却似乎更值得肯定一些。因为这毕竟是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借鉴和原型，以便塑造咱们中国自己的男子汉形象。
然而，这种设计却又是大成问题的。首先，所谓江湖好汉或绿林英雄是否果真就是“中国男子汉”的标准类型，就值得商榷。江湖文化毕竟是一种亚文化、俗文化，它既无法代表中国文化的正宗，也无法代表中国文化的主流，何况它自身也有许多不良倾向。以此为原型、为基点、为榜样，先就不妥。
其次，即便这些英雄好汉果真就是中国古代男子汉的标准形象，一味地摹仿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如果自身缺乏足够的文化底蕴，那么，无论是学古英雄，还是学洋明星，学来学去，都只能学点皮毛。不是只学到了高仓健的不苟言笑，便是只学到了黑旋风的满嘴脏话，或者把阿兰德龙的潇洒幽默变成了耍贫嘴，把浪子燕青的机智灵活变成了耍滑头。
事实上，这类“新型男子汉”对“传统男子汉”的仿效是相当表皮的，甚至连一些表面的东西也带有“作伪”嫌疑，比如贴假胸毛之类。这又与他们“玩人生”的态度有关。结果，深沉变成了“玩深沉”，潇洒变成了“玩潇洒”，自然、豪爽、坚毅、刚强、侠义等等，都不免带有“玩”的性质。玩，就是游戏，也就是“假”的。更何况还发明了痞和侃。原本就表皮的阳刚被痞气一冲，还有多少呢？不苟言笑的硬派小生结果被发现原来是侃爷，又有几分可信程度呢？
与北京男性的“痞子化”相对应，上海的男性则向着“绅士化”的方向发展。上海原本就有“绅士传统”。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中说：“上海的知识男性，或者有教养的上海人，无论是店员、工人，总是衣冠楚楚、彬彬有礼，做事认真可靠，规则有序，具‘绅士风度’。声名赫赫的文化名人，具有海派气质的，则华服革履，头发锃亮，一丝不苟，派头十足。”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随着出国人员、留学人员、三资企业员工和白领阶层人数的增多，这一趋势的势头将有增无减，就连北京也不能免俗。总有一天，雅皮士将取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嬉皮士，成为北京青年的新潮。
那么，未来北京的“绅士们”，会不会也变成上海那种买办型、职员型甚至小市民型的“贫血”的绅士呢？苟如此，岂非北京的男人，也要“女性化”了？
也许，这种担心并无必要。因为上海的“绅士”，基本上是以南方“奶油小生”为底本的；而未来北京的“绅士”，却将以北方的“红脸汉子”为底本。西方的绅士风度毕竟是在骑士精神和体育精神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移植到江南小生的身上，便难免得其表而不得其里，有其形而无其神。那么，移植到北方汉子身上，又如何呢？也许情况会要好一些吧！尽管骑士并不等于侠客，体育并不等于武术，但毕竟总有某些相通或者类似之处。
但是，我们仍不认为北方汉子或江湖英雄的“绅士化”，就是重塑中国“男子汉形象的”出路，正如“痞子化”并非张扬中国男性阳刚之气的正途一样。在国与国之间距离逐渐缩小，地球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村落的今天，学习和借鉴外来文化，已是不可避免和不可阻挡的事情。然而学习并不等于照搬，借鉴也并不等于取代。如果用贴假胸毛的方式去照抄西洋绅士形象，那就充其量只能造就一批同样不伦不类的“假洋鬼子”。
现代中国的男子汉可不该是假洋鬼子。
在“寻找男子汉”和“重塑男子汉”的浪潮中，有一种现象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这就是“新派武侠小说”的风靡全国。
新派武侠小说的风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新派武侠小说不同于旧武侠，其区别也是多方面的。但站在本书的立场上，我以为它们新就新在打破了“有英雄就无爱情，有爱情则无英雄”的旧格局，把英雄传奇和爱情传奇融在了一起。在不少新派武侠小说的“经典之作”中，男女主人公都以既全然不同于旧江湖武侠，又全然不同于旧才子佳人的崭新面目出现。在这些作品中，无论男侠抑或女侠，只要是作者所欲肯定者，都差不多是既侠义果敢，又温柔多情，既武艺高强，又风流潇洒的。正所谓“一个是温柔美婵娟，一个是词翩翩美少年”，一个“拔长剑，跨神雕，心系佳人路迢迢”，一个“挥柔荑，斩情缘，玉洁冰心有谁怜”，真不知倾倒了多少中国当代的读者。
无论这些新派武侠小说的作者当时初衷如何，他们都有意无意地为中国当代男子汉形象的重塑，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至少是，他们都看出了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那三类男性形象的不足：白面书生太柔弱，江湖好汉太粗野，而忠臣孝子又太虚伪。柔弱让人气闷，粗野让人遗憾，虚伪则让憎恶。于是他们便以真情代其伪善，以刚勇壮其弱骨，以儒雅去其蛮野。一个男子，如果既真诚又刚勇，既英武又儒雅，懂得爱女人也被女人爱，难道不是最完美最理想的男性形象？
因此，我就常常怀疑，新派武侠小说的成功，其原因之一，没准便正是恰好暗合了“寻找男子汉”或“重塑男子汉”的时代潮流。
当然这决不是说，中国未来的男子汉，或中国理想的男子汉，就是郭靖、杨过、楚留香、谢晓峰一类人物。苟如此，也未免太滑稽了。但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也未尝不能得到一点启示，那就是：他们应该是刚柔兼济、文武双全，既有传统美德又有现代风采的新男性。
事实上，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的男性，并非果真就像小说、戏剧中描写、表现的那样或窝囊无用，或冷酷无情，或虚伪无骨。比方说，历史上的刘备，就未必那么好哭；现实中的宋江，也未必那么善跪。相反，像模像样、可歌可泣、英气勃勃、令人喜爱的杰出男性和风流人物，可以说是史不绝书。尤其是宋以前，更如此。从先秦至盛唐，我们民族，真可谓英雄辈出。不少杰出男性和风流人物的名字，我们中国人都耳熟能详。他们或多才，或多艺，或多情，或多谋，或英武，或刚烈，或耿直，或侠义，或折冲樽俎，或挥戈反日，或“崛起蓬蒿，布衣而卿相”，或“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真是何等令人神往！可惜，宋以后，这样的人物已日见稀少。即便有些凤毛麟角，也嫌“成色”不足。甚至连带“老前辈”们，在舞台上也越来越“不像样子”。只要将宋以后小说、戏剧中的历史人物和史书上的记载比较一下，就不难看出其中的微妙。要言之，宋以前的中国男人，大体上还是很像男人的。宋以后，对不起，就不大像了。到了明清，简直就每况愈下，作为其缩影的大观园里，不是贾政那样的“僵尸”，就是贾赦那样的“蛆虫”，最好的男人，也只不过是宝玉那样的女性化哥儿。
这里面的原因当然十分复杂，但重要的原因之一，则是封建礼教的制度化、定型化和心理定势化。封建礼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阶级的压迫和性别的压迫。阶级的压迫使男人不再阳刚，性别的压迫则使女人灾难深重。于是，就男性方面而言，一部宋史就是不断地吃败仗、撤防、割地、赔款、送礼、求和、南迁和拿女子做牺牲品的历史。这一历史演到清末，就在鸦片战争中达到“高潮”。就女性方面而言，从宋元到明清，则是贞节观越来越被推向极端、自主权越来越丧失殆尽的历史。这一历史演到民初，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要之，宋以后的男人已不大能压迫别的男人，便只好去压迫自己的女人。只会压迫女人的男人当然不算男人。其结果，宋以后的男人并未因其对女人的压迫而更像男人，反倒是，作为现实的“镜像”，他们在文艺作品中成了躲藏于女人羽翼之下的窝囊废，作为宋史演义的《杨门女将》便是最典型的例子。
显然，要重塑中国的男子汉形象，就既有正本清源的工作，又有拨乱反正的任务，关键是如何塑造新中国人。这当然又是一个太大的话题，我们打算留到本书最后一章去讨论。因为在这里，还有一系列作为前提的问题需要讨论，其中就包括女性问题。“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如果女人不像女人，那么男人也很难会像男人的。更何况，在中国，男人不但是女人生育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女人教育和培养出来的。
那么，中国的女人又如何呢？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女人之（一）贤妻良母
与男人相比，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女性类型要多一点。而在这些类型中，人数最多，最受推崇，同时也最具有女性特征的，便是所谓“贤妻良母”型。
贤妻良母传统的历史相当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以后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对女人最基本同时也是最推崇的道德要求。不但男人们要求自己的妻子是贤妻良母，女人们（只要是一个“好女人”）差不多也会相当自觉地努力去做一个贤妻良母。
从字面上看，贤妻良母并没有什么不好，总不成要求女人都是“坏妻恶母”吧？希望一个女人是“贤妻良母”，正如希望一个男人是“贤夫良父”的要求。至少是，“良父”的要求或许是有的，比方说，“养不教，父之过”什么的。但下面要紧接着又一句“教不严，师之惰”。可见，所谓“父教”，只不过是指当孩子（一般只限于男孩）到了上学的年龄，做父亲的有责任把他送进学堂或为他请一位塾师。其他的事，他可就管不着了。最多，也不过要求他在道德方面，起一种“言传身教”的表率楷模作用罢了。
事实上，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教，一直是做母亲的责任。因此当人们认为一个孩子“缺少家教”时，便会骂他是“没娘养的”或“没娘教的”，决不会骂到他父亲头上。可见一个父亲在家里，其实并不对子女的成长和教育负什么责任。这类事情无一例外地都应该由那位“良母”去操心费力。所以，一个中年丧妻（或离异）的男子如果独自一人抚养子女，便会得到社会的广泛同情，认为他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娘”，真是不容易。相反，如果一个寡妇独自一人把子女拉扯大，当然也会博得同情，但那同情心却决不会在带孩子这一点上，因为那原本是女人的“天职”。
男人没有“良父”的义务，更没有“贤夫”的责任。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只有贤或不贤的妻，没有贤或不贤的夫。或者说，丈夫们似乎天然就是贤的，有不贤之可能的只是妻子。所以，只有因其不贤而休妻者，却没有因其不贤而休夫者。主动要求与丈夫离异的也有（比如汉代的朱买臣之妻），但那多半是因为丈夫“贫贱”，而非“不贤”。
显然，贤妻良母是对女性的单方面要求，是夫妻之间的一种“不平等条约”。如果不加分析地一味赞美所谓贤妻良母，那就无疑于是在赞美这种不平等关系。正如周恩来在1942年所撰《论“贤妻良母”与母职》一文中所指出，只要保持这个旧的固定名词，便先陷入男权社会的立场。
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的贤妻良母，不但是单方面按照男性的要求来设计的，而且这种设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违背女子天性的。
我们先来看所谓“贤妻”。
贤妻的字面意义是“好妻子”，但其实际内容却往往是“好媳妇”。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个贤妻的首要标准，不是体贴丈夫，而是孝敬公婆。如果孝敬公婆只是现代意义上的赡养老人，也没有什么不妥。或者说，孝敬公公婆婆，和孝敬岳父岳母一样，都应该提倡。但可惜，传统社会的“孝敬公婆”，却往往是“做牛做马”的同义语；而“好媳妇”的特定内涵，也往往差不多就是“好奴才”。一个好媳妇，必须以公婆的意志为意志，以公婆的感情为感情，以公婆的好恶为好恶，以公婆的是非为是非，甚至连饮食，也要以公婆的口味为口味。“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婆婆）食性，先遣小姑尝。”道理也很简单：一个女人是不是好媳妇，首先要由公婆来裁决。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媳妇都牛马不如。如果她能碰上一位好脾气的公公，一位好说话的婆婆，也可能活得比较轻松自在，甚至享受到家庭的温暖。不过，在中国，婆媳关系从来就是一个永久的难题，何况一个女人能不能摊上个好婆婆，完全要靠她的运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