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来考查一下什么是“嗲”，或者说什么人才“嗲”。
首先，“嗲”是专属女性的。说一个男人“发嗲”，虽不一定是讽刺，也多少带有玩笑、调侃意味。其次，“嗲”又是专属女孩的。只有女孩子才有资格“嗲”。老太婆如果也“发嗲”，就让人发笑。当然，这个范围可以扩大到少妇。当一个少妇有资格“发嗲”或被人视为“很嗲”时，便意味着她实际上被人看作一个小姑娘，像一个小女孩一样被人宠爱着，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因此，生活中就只有“嗲妹妹”的说法，没有“嗲哥哥”或“嗲太太”的说法。哥哥是嗲妹妹的保卫呵护者，当然自己不能嗲；太太已为人妻，或已为人母，也不好再嗲。“嗲太太”当然也是有的，但必须指出，这些太太在她们丈夫的眼里，其实是被看作“嗲妹妹”的。
“嗲”虽然只属于女孩子，却又并非所有的女孩子都可谓之“嗲”。比方说，五大三粗者不嗲，矮胖墩实者不嗲，火爆泼辣者不嗲，呆板木讷者不嗲，耕种力田者不嗲，沿街叫卖者不嗲……。看来，要“嗲”，还真不容易。它实际上包容着对年龄、性别、出身、地位、身材、姿态、性格、谈吐、气质、情趣、技巧，甚至口音方面的要求。只要有一个方面不能“达标”，就不大容易“嗲”得起来。比方说，说吴侬软语或闽南国语的女孩比较“嗲”，而操河南口音或陕北口音的女孩，就很难被认为是“嗲妹妹”。
尽管“嗲”有如此之多的条件，但“嗲”又不等于这些条件本身。准确地说，它是一个女孩子，因身材娇小、体态妩媚、性格温柔、谈吐文雅、衣着入时、举止得体，静则亭亭玉立，动则娉娉袅袅，言则柔声轻诉，食则细嚼慢咽等等方面而给人造成一种“情绪性感受”。要之，它是一种“文化情调”；或者说，是一种“味道”。
这种味道常被北京姑娘轻蔑地叱之为“臭美”和“犯酸”，但它决不等同于武汉人之所谓“zě”（字典上没有这个字。武汉人之所谓“ze”与“嗲”有相近处，但却是对“撒娇”、“发嗲”的一种轻蔑、讽刺和批判，通常指那些没有资格撒娇、发嗲和摆谱，却又要装模作样、忸怩作态者之让人“恶心”、“犯酸”处。遇到这样的情况，武汉人就会十分鄙夷地说：“你zě个么事？”或“闯到鬼了，一个屁大一点的办事处，他还zě不过！”
上海人之所谓“嗲”，却不但不是让人反感、厌恶，反倒是让人疼爱、怜爱的意思。因为有资格“嗲”的，都是些女孩子，而且是娇小玲珑、柔美可人的女孩子。这样的女孩子，有谁不疼爱呢？而让人疼爱的女孩子，又有几个不娇嗲呢？于是，一个女孩子，越是感到被人疼爱，也就越是娇嗲。同样，她越是娇嗲，也就越惹人疼爱。恋爱中的上海小姐，差不多都懂得这个道理，一个个各显身手，直令男士们柔肠寸断，疼爱异常，恨不能捧在手心，贴在胸口，关怀呵护备至。
这种令男士为之倾倒的手段，谓之“嗲功”。除先天条件外，技巧也很重要。其要义，在于必须懂得所谓“嗲”，乃是一种令男人大起疼爱呵护之心的气质，所以决不可以“装大”。男人都自以为了不起，无论是男子汉（真老虎），还是小丈夫（纸老虎），都不希望自己的女人是“母老虎”。面对一只“母老虎”，“纸老虎”固然会露馅，“真老虎”也觉无味，因为那将使自己无法扮演男子汉的角色，至少也要失去许多机会。故“发嗲”者越小越好：身材小、胃口小、声音小、动作小、胆子小，这才能让男人“大”显身手。结果是，男人得了面子（像个男子汉），女孩子得了实惠（受到保护疼爱），岂非大家都很开心？
同样，深谙此道的男子也会投其所好，曲意逢迎，温柔体贴备至，此则谓之“花功”。女的会“嗲”，男的能“花”，则一拍即合，也就能“拍拖”。故沪上人云：“男吃嗲功，女吃花功”。
由此可见，所谓“嗲妹妹”，就是那种让男人心疼、怜爱的女孩子；所谓“嗲功”，就是能让男人柔肠寸断、疼爱不已的功夫；而所谓“嗲”，则是这类女孩子身上特有的、为男士们所喜欢的一种“味道”。
显然，这是一种“女人味”。
应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保证自己不失“女人味”，是江南一带尤其是上海女性的特点。一般地说，是女人就该有女人味。北方的女性，在她们做姑娘的时候，也是有女人味的。但是一嫁人，尤其是一当母亲，就难讲了。相当一部分，是只让自己的女性特征，单方面地向“母性”发展。包括她们的衣着、装束，都只是“母亲”而不是“女人”。更糟糕一点的，甚至会弄得十分邋遢、窝囊，蓬头垢面，衣衫不整，拖拉着鞋，敞开衣襟坐在门口奶孩子，一身的奶水和屎尿。似乎一个女人一旦当了母亲，就不必再在意自己是女人了。
南方和上海的女性则不然。她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淡忘自己的性别角色，决不会像北方的女人那样，满不在乎地穿男人的衣裤。即便在“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年代，她们也会对那些肥大的绿衣绿裤“动点手脚”。比方说，把腰身、直档和裤脚改小一点，在领口和袖口做点文章等，让人看了既觉得那军装已不是“那么回事”，又不得不暗自承认“是好看多了”。一旦稍微开放，则她们的花样也就更多，而这些花招，亦无非是设法表现出自己的性别特征而已。
事实上，正如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中所指出，“上海女孩从少女时代起，就得到来自母亲和外婆的‘女性养成’教育。”其实，给予她们这种教育的，也不止于母亲和外婆，还包括那些热心快肠的“老阿姨”，无话不说的“小姐妹”，以及街头巷尾左邻右舍的耳濡目染。这使她们从小就会洗衣、烧饭，会缝纫、编织，坐吃有相训练有素，举止仪容分寸得体，知道如何同男孩子交往又界限分明，也知道颜色图案款式如何入时而不“乡气”。
当然，她们也从小就知道“发嗲”，以及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和如何“发嗲”。
总之，她们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女人以及如何做女人。
现在，我们对于所谓“嗲妹妹”，大致上可以有个印象和界定了。一般地说，这是指那些娇小、柔弱、秀美、文静、招人疼爱的女孩子，比如“林妹妹”那一类。同时，也可以广义地指那些特别有女人味，而且特别突出女人“阴柔”气质的那些女性。
但是，“嗲妹妹”决不等于“弱女子”。
事实上，“嗲妹妹”的“弱”往往只是表面形象，正如不少“痞哥们”的“强”只是“外强中干”一样。不少上海姑娘（也包括少妇），其实是“外弱内强”、“外嗲内不嗲”的。
在曾经云集了上海知青的新疆、黑龙江、云南等生产建设兵团工作过的人都有这样一种印象，上海姑娘并非都是“娇小姐”，其实多为“女能人”。她们既不娇气，也不懒惰，更不愚蠢，生产能力和生存能力都令人刮目相看（上海男知青其实也一样）。准确地说，她们是要撒娇时真能撒娇，要吃苦时真能吃苦，要团结人时真能团结人（一块酱油糕就够了），要排外时真能排外（一句上海话就够了），既能很快适应环境又能保持“上海特色”，既能当上“铁姑娘”又不失“女人味”。我在兵团工作过，我自己就有这个印象。而且我还发现，不少北方籍的男职工，其实是很希望娶一位上海女知青做老婆的。结婚以后，这些北方男子甚至很快就会“上海化”。即便不像上海男人那样怕老婆，至少也不像北方男人那样打老婆。除了不会说上海话外，全身上下都会被他的妻子打扮得像个上海人，甚至连饮食习惯也不例外。
这正是上海“嗲妹妹”的功夫所在：先用“嗲功”征服男人，再用“嗲功”改造男人，让男人在柔情蜜意中悄然就范，成为自己理想中的那个样子。可以这么说，如果上帝不能把一个称心如意的伴侣送到上海姑娘面前，她们就会自己创造一个。所以，“门槛精”又“讲实惠”的上海姑娘并不奢望“白马王子”，她们宁可挑一个“可教育好的子女”，亲自动手把他塑造成“理想丈夫”。
谁说“嗲妹妹”们“弱”来着？
其实，上海女性不但在家里是“强者”，而且在单位上也不弱，不少人是业务骨干，甚至是领导。要之，她们的柔弱和娇嗲，有一半是做给别人看的，这样可以得到种种实惠（比方说在劳动时得到男性的主动帮助，生活中得到男性的主动照顾等）。可以这么说，现代“嗲妹妹”在表面上继承了传统“弱女子”的形象，却把那“弱”改造成了一种生存武器和生存智慧。
毫无疑问，当娇嗲或其他什么女性的特征被看作了一种可资利用的手段时，它们固然可以被用来为自己谋求幸福，但也完全可能成为商品。上海人的婚恋中，原本就有“讲实惠”的传统，那么，当婚姻变成了金钱交易时，娇嗲也就往往变成了讲价的砝码。
也许，这也正是北方姑娘极其厌恶南方小姐之“娇嗲”的原因之一。相比较而言，北方姑娘的确更为“侠义”。北方的男子互称“哥们”，北方的姑娘则互称“姐们”。而且高兴起来，没准儿也互称“哥们”。她们重情感，讲道义，和男人们一样，频繁地使用诸如“特肝胆”、“特铁”之类的词儿，来形容她们和自己朋友的友谊，而这种友谊又往往是打破性别界限的。在假日，上海姑娘多半是挽着男朋友的手去“扎马路”（实在地讲，上海除了马路以外，还真没有什么别的地方可逛），而北京姑娘则完全可能男男女女一大群，呼朋引类地到城外去郊游，去远足，去举行“不分你我的共产主义野餐”，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苹果。酒足饭饱以后，便呼啸山林，或感叹活得“真没劲”。
显然，北方姑娘绝无南方的“嗲气”，有的只是“豪气”。她们大多性格开朗，自然大方，大大咧咧，“没心没肺”。不但自己有事不往心里去，而且深信别人也是这样。她们跑到别人家里去，可以和别人的丈夫嘻嘻哈哈，打打闹闹，谈笑风生，亲如家人，全不管对方的妻子是否会“吃醋”。当然，对于自己的吃喝穿戴，也是满不在乎的。她们当然也有高档的、名牌的服装，但购买这些服装，多半是凭一时的兴致，很少经过精细的盘算。甚至会有这样的情况，几个朋友竟会买回同一种面料款式的衣服，因为这样才显得够“姐们”，而这在上海姑娘看来显然是不合算的，——有这份钱，还不如各买一种面料款式的换着穿。
然而，穿着马虎吃得也马虎的北京姑娘，在选择对象时却又是“审美型”的。她们坚持“男子汉”标准，对于诸如有无住房、是否会做家务之类的实际问题较少考虑，或放在次要位置。“不就是住房吗？哪儿不能凑合？”至于做家务，更不要紧。大家都不会做饭更好，干脆吃食堂，熬不住了就下馆子：“不就是涮羊肉吗？撑死了也就半月工资嘛！”
与这种“豪气”相对应，北方姑娘对自身形象的塑造，当然不会是“嗲妹妹”，反倒有不少是“假小子”。
我对“假小子”的特点有句调侃的界说：“说话颠三倒四，做事丢三落四，交友不三不四，被人说三道四。”前两句当然是说她们的性格：风风火火、毛毛糙糙、大大咧咧、咋咋呼呼，没有章法，不讲规矩；所谓“交友不三不四”，当然不是指她们结交坏人，而是说她们与人交往没有那么多忌讳和戒备，三教九流，五湖四海，只要脾气对路，性格结缘，都与之往来，这也正是她们豪爽的一面。豪爽的“假小子”们，最痛恨和最鄙视的，就是“抠门”和“犯酸”。不抠门当然“大度”，但往往连勤俭持家、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细水长流等传统美德也予以抛弃；不犯酸当然“帅气”，但往往连优雅、温柔、含蓄、细腻等女性特征也丢个精光。此外，她们也都相当一致地厌恶“家政”，不屑于学习烹饪料理、针线女红。她们完全有可能把自己的房间弄得乱七八糟，凌乱不堪，东西乱扔，被子不叠，要用的东西找不到，不用的东西到处都是。她们甚至对自己的身材、长相、衣着也满不在乎，山吃海喝，零嘴不断，吃得胖呼呼傻呵呵的，然后吊儿郎当地穿件文化衫，上面印着：“别理我，烦着哪！”或者：“从来就没想嫁人！”
这就难免“让人说三道四”了。1988年，美籍作家赵浩生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惊呼“中国最大的悲哀，就是没有女人了。”我想这主要是指那些“假小子”而言，而且主要是指她们的粗暴生硬、咋呼泼辣、蛮横无礼、说话挺冲、一开口就是“老姑奶奶”如何如何之类的德行而言。
其实，即便没有这些“假小子”，中国人也会普遍地感到“女人越来越不像女人了。”各地都有诸如“女的比男的坏”或“姑娘比小子坏”之类的民谣。这里说的“坏”，可能有两种：一种是指道德的堕落，比如“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一坏就有钱”的“坏”；另一种就是指性格、脾气甚至气质、禀赋的“坏”。而后一种“坏”的结论，又往往是比照传统妇女形象得出的。这说明中国妇女的情况，在本世纪确实比男性发生了更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不是可以简单地用“坏”或者“好”来形容的，尽管它往往被这样简单地归结着。因此，我们还有必要对二十世纪女性的变化，作一个简单的回顾和检讨。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女人之（五）二十世纪新女性
的确，二十世纪是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天翻地覆的时代，而其中变化最大且感受最深者，又莫过于女性。
二十世纪前的六七百年间，即元、明、清三朝，是中国妇女生活最黑暗的几个世纪，其中又以明清两代妇女受压迫最重。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妇女的非人生活，到清代已经“登峰造极”，“蔑已加矣”（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换言之，已非革命不可了。
革命是在中国妇女毫无思想准备的时候突然发生的。到上个世纪中叶，封建礼教对中国妇女的限制、歧视、压迫、禁锢，早已从一般性“贤妻良母”、“三从四德”、“授受不亲”的要求，发展到“守贞守节”、“无才是德”、“足不出户”的禁令，女性的心理受到严重的压抑和扭曲，妇女的身体早已丧失自由。然而，历史上所谓近代、现代、当代这一个半世纪，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情，却又太具有突变性和戏剧性：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八国联军、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井岗烽火、万里长征、八年抗战、解放战争、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反右四清、文化革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一系列的活剧纷纷上演，其内容、形式、情节、主题、宗旨、导向又不尽相同甚至相悖，让人目不暇接，就连反应稍慢的男人都难免“落伍掉队”，更遑论久受禁锢的女性了。
然而，革命给中国妇女带来的好处，也是她们意想不到和喜出望外的。“不缠足”解放了她们的身，“兴女学”解放了她们的心，“废除包办婚姻”还其恋爱自由，“实行一夫一妻”使其免受奴役，“男女同工同酬”提高了她们的经济地位，“妇女参政议政”提高了她们的政治地位，而“男女一律平等”则更从法律上保证了她们成为和男子一样，有着公民权利与义务的独立、自主以及人身人格不受侵犯的人。
这是几千年来连想都不敢想的事，而革命却几乎在一夜之间实现了。那些千百年来强加于妇女之身、想挣又挣不脱的铁锁链，也几乎在一夜之间就由革命给粉碎了。中国妇女不能不感谢革命、拥护革命、热爱革命。作为中国革命的直接受益者，她们和广大工人、贫下中农一样，也同时是中国革命最热忱的拥护者和最坚定的支持者。中国革命队伍中有那么多的女性，原因之一，也在于此。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革命者，尤其是女革命家，就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女性崇拜的偶像和学习的楷模。
这样一些女革命家、革命者和革命英雄的名字，几乎是每个新中国女性都耳熟能详的：秋瑾、宋庆龄、何香凝、向警予、刘和珍、杨开慧、赵一曼、江姐、刘胡兰、向秀丽……。她们不仅是中国女性的骄傲，也是中国女性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正是在榜样的带动和鼓舞下，新中国女性表现和建立了与传统美德不同的新美德，它们包括：
一、爱国主义精神。爱国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但在传统社会，女性似乎又没有多少资格爱国。除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等屈指可数的少数女英雄能够以身报国外，其他女子大多报国无门。只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妇女的爱国热情才有机会得到表现。新中国成立后，女性有了参政议政的权利，也不再被束缚在家庭的小圈子里，便变得关心起国家大事来。“天下兴亡”已不再只是“匹夫有责”，而是“男女都有责”了。当然，对国家大事的关心，主要还体现在城市妇女（尤其是北京）、职业妇女（尤其是干部）和知识妇女（尤其是学生）身上，但毕竟已开始成为一种新的时代风尚。
二、英雄主义精神。这主要表现在对传统男性职业的挑战和对女性生理极限的超越。因为“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人能干的，女人也要照样能干才行。于是，女拖拉机手、女司机、女飞行员、女子高空带电作业等“英雄形象”便层出不穷。这实际上是女性英雄主义的一种表现。它甚至超过了“男女都一样”的要求，而向“女子胜过男子”的目标进军，并战果辉煌。比如在体育方面，继中国女排的崛起之后，女子足球、女子摔跤、女子举重、女子柔道、女子竞走、女子长跑等项目都令她们的男性同行汗颜。女子在体格体力上原本不如男子，那么，体育界的“阴盛阳衰”，还不足以证明中国女性的英雄主义精神吗？
三、积极向上精神。这主要表现在学习上。有资料证明，新中国女性的学习热情要普遍高于男性。其原因有三：一是学习机会来之不易而倍感珍惜，二是意识到旧社会妇女地位低下与不识字有关，三是前述女革命家多为知识妇女。这种精神从建国初期一直贯穿到现在。近几年频频出现的女生高考平均分数高于男生，或“女状元”多于“男状元”的现象，便是证明。看来，女性不但在体力方面“大出风头”，而且在智力方面也要“压倒须眉”了。
这些现象确实很能令人鼓舞。因为它们证明中国妇女确实成了国家的主人，证明中国女性的内在潜力确实得到了开发，优良品质确实得到了体现，自身素质确实得到了提高，同时也证明“妇女的解放”确实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事情。
然而忧虑也不是没有的。
最令人忧虑的，就是与此而同时产生的女性的“无性化”和“男性化”倾向。
前面已经说过，中国妇女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条件下迎来自己的解放的。她们并不知道解放以后的自己，该是个什么模样（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人知道），于是，她们就只能为自己的形象塑造设定两个参照系和一个标准。这两个参照系分别是女英雄和男同志，而这一个标准则是革命化。
新中国女性以革命化为标准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没有革命就没有妇女的解放。然而革命本身是没有性别的。它关心的主要不是两性之间的关系和男女各自性别角色之类的问题，而是社会政治问题。在这些问题上，革命对男人和女人都 “一视同仁”。它要讲的，只是社会性、人民性、阶级性和党性。也就是说，它只区分阶级、敌我、党派等等，不区分男女。所以，在革命斗争中，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往往会被“抹平”而变得“无性化”起来。
其次，革命毕竟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它更我地需要男性的阳刚之气，而不是女性的阴柔之美。事实上，在革命队伍中，也总是男同志的人数大幅度地多于女同志。而且为了革命的胜利，又总是要求女同志向男同志看齐，而女同志也乐意这样，因为这才能体现“男女都一样”的妇女解放精神。如前所说，这确能给女性带来不少好处，比如增强自信心，提高战斗力，变得有进取精神和会做社会工作等，但女性的某些性别特征的无意流失甚至“男性化”，也是一个事实。
因此，当一场被标榜为“革命”的动乱席卷全国时，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女性形象也就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就是“文革”中的女红卫兵。
女红卫兵是以这样一种形象登台亮相的：剪短发，着军装，两眼圆睁，双脚叉开，一手咔腰，一手挥舞着武装带，一开口就是“他妈的”。这副模样很能代表她们的性格特征：尚武、好斗、粗野、蛮横，没有一条是一个女孩子该有的。
这类形象以北京的女红卫兵最为典型和标准，而其始作俑者则是所谓“联动”。“联动”的女红卫兵们原本是生活在大院里的“假小子”和“疯丫头”。她们的童年不乏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斗争精神和造反精神的熏陶，却少有所谓“女性养成”的教育。因此，一旦“尚武”成为当时社会所要提倡的精神，便不难得风气之先，在当时那种普遍的男性倾向中脱颖而出，以一种走在时代潮流前列的姿态，作为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形象而领袖群伦。在六十年代末，这种形象一时间风靡全国，在各地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出现了一大批造老师和老子的反、自以为是“小姑奶奶”的“英雄”。其风头之健，真可谓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就连南方的“嗲妹妹”们，也一个个自惭形秽，争相摹仿，尽管学得不像。
从历史的角度看，女红卫兵形象不过昙花一现。其所领风骚，大约也就二三年光景，正所谓“弹指一挥间”，但其意义却不因时间的短暂而微小。从某种意义上讲，女红卫兵是对传统女性形象的彻底反叛，里里外外都掉了一个个儿，确实能让人痛快一阵子的。可惜，这种痛快的背景，却是一个民族历史性的时代悲剧，其形象本身也明显地带有“做戏”和“表演”的性质（而且是中国式的程式化的表演），以至于让后人看来未免滑稽。当然，公平地说，这些“表演者”们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是真心热爱革命向往革命的。她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表演是表演。不少女红卫兵在武斗中“壮烈牺牲”或“从容就义”，就是证明。这是一种真实的悲剧、严肃的荒谬和疯狂的理性。它留下的课题，至今还值得深思。
但不管怎么说，女红卫兵的形象实在并不可爱。起先是冷静下来的男同学们不觉得有什么可爱，后来是她们自己也觉得索然无味，最后是全国人民宣布与之告别。其过程大体如此：开始是随着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这种表演性极强的形象一下子失去了自己的舞台（广大贫下中农不需要也不欣赏这种形象）。后来，则是“四人帮”控制下的上海，“小资产阶级情调”开始抬头，“奇装异服”在南京路和淮海路上悄然走悄（这曾使“四人帮”大为恼怒，并莫名其妙地把它算作是邓小平的一条“罪状”）。最后，随着“四人帮”的一朝覆灭，也几乎在一夜之间，女红卫兵形象便永久地销声匿迹了。
接踵而来的是一个多样化的年代。
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几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开放和活跃的时期。在这个百花齐放的年代，各类女性形象的纷纷粉墨登场，可以说是不足为奇。
最先让人耳目一新并引起愉悦的，是那些全无红卫兵尚武好斗色彩的女性形象，比如《苦恼人的笑》、《甜蜜的事业》、《小街》、《大桥下面》等影片中由潘虹、李秀明、张瑜、龚雪、殷这如等人扮演的那些角色。这些“正面人物”因其已开始展示女性独有的美而大受观众的欢迎，其中又尤以龚雪、殷亭如等人的楚楚动人而招人疼爱，而这几位恰好正是“正宗”的上海姑娘。刘晓庆虽然“辣”了一点，却也还有川妹子的可人之处。她和陈冲联合主演的《小花》，至今仍为不少人所津津乐道。“妹妹找哥泪花流”的歌曲，当然也风行一时。
后来则是“北地胭脂”巩俐等的走红，而银幕上的形象也越来越“不像话”：不是歌女、舞女、吧女，便是女匪、女谍、女贼，连妓女也不甘寂寞，卷土重来，频频亮相。甚至连“性感明星”这样的“头衔”，也居然被启用，而且颇为“看好”。与之相对应，九十年代女孩子们的言谈举止和社会交往也越来越“胆大妄为”。出入舞场已不足为奇，衣着入时更不在话下；笑不露齿固然早成历史，口出狂言差不多也是家常便饭。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九十年代的女孩子们，对于性、爱情、婚姻等问题似乎都不大当回事。五六十年代女孩子们羞于启齿的那些词，比如“恋爱”、“结婚”等，她们都能满不在乎地脱口而出，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中像说吃饭喝水洗衣服一样说到诸如“做爱样的词，令老一辈人瞠目结舌大摇其头。问题并不在于她们说了什么，而在于她们在说这些时的那种无所谓和不动声色，那种坦然、淡然、超然和随意。看来，新一代的女性真是大不同于前，而近一二十年的变化也决不小于世纪之初。随便举个例，据说，有一种观点在九十年代的女孩子们之间颇为流行：最好找两个男人，一个当丈夫，给自己做饭；一个当情人，和自己做爱。这可真是“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了，只不过其内容与形式都和女红卫兵大相径庭罢了。
然而传统的力量依然存在。在一个人们似乎不大有思想准备的夜晚，凯丽扮演的刘慧芳忽然大爆冷门，又几乎在一夜之间占领了全国的电视频道。人们这才惊讶地发现，弄了半天，似乎还是咱们中国那些贤惠、温柔、善良、忍让的传统女性好。
几乎与此同时或稍后不久，一股“女红热”也在大学校园里悄然兴起，并成为当前讨论的一个热点。历史转了一个大圈，似乎又回到了原地。这才真让人哭笑不得呐！
看来，要对这一系列的风云变幻作结论，显然还为时太早。
的确，要描述和评说这将近一百年间中国妇女的变化，无疑是太复杂的事情；而前面的述说，当然也难免粗疏或偏漏，甚或有荒谬错误之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毕竟是一个妇女解放的世纪，也毕竟是一个充满着艰难困苦、反复曲折，因而风波迭起、险象环生的世纪。在这样一个世纪探索前行，什么问题都可能遇到，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因此一切现象都属正常，一切变化都有道理，既无庸大惊小怪，也不必“觉今是而昨非”。重要的是对此持一种客观、冷静、理智、科学的态度，则对于我们今后的事业，必有所裨益。
更何况，我们还应该看到，较之旧中国，新中国的男人和女人，应该说是更像男人和女人了。他们无论在体格上，还是在心理上，较之“东亚病夫”和“王朝顺民”，都有了质的变化和飞跃，尤其是有了对自身进行认识和反思的能力，这才提出了“女人越来越不像女人”或“男人越来越不像男人”的问题。要言之，这些问题的提出，并非意味着我们的状况有多么糟糕，而只意味着我们对自身人格塑造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才表现出对现状的满。无疑，这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同样的，要展望中国女性的未来，也是一个太复杂的问题。我们将留到本书的最后再去讲它。这里要说的是，“女人越来越不像女人”，决不单方面的只是女人的事，正如“男人越来越不像男人”不是男人单方面的事一样。作为矛盾对立统一的双方，男人和女人形象的重塑都既有赖于自己，也有赖于对方。没有健全的男性，就没有健全的女性。同理，没有健全的女性，也就不会有健全的男性。当然，没有健全的男性和女性，也就没有健全的人性，而没有健全的人性，就不会有健全的社会。在大力提倡精神文明的今天，这无疑又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课题。
问题看来已经比较明朗了：既然男性和女性都只有在对方那里才能展现自己的特征，也只有在对方那里才能得到自己的生成，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先来考查一下中国社会的男女关系，考查一下它的历史及其得失。
显然，这就必须谈到中国社会中曾经有过的种种男女关系。
当然，也就不能不谈到性。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性之（一）神圣祭坛
性，是男女之间最自然的关系。
所谓“最自然的关系”，也就是最天然、最当然、最不勉强、最合乎天性因此自然而然就会发生的一种关系。因为性是男女之间最自然的关系，所以在中国，一说到“男女关系”，往往说的就是性，而性也往往被委婉地称之为“男女关系”，或者干脆简称为“男女”。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这个最自然的关系，又是最神秘、最隐蔽、最见不得人的关系。它不但登不得大雅之堂，即便在“大雅之堂”外面，在穷街陋巷、田边陇上，也未必就那么“冠冕堂皇”，多半仍要通过俚词、俗话、民谣、小曲、暗号、谜语、歇后语等形式曲折地表现，至少也要拐个弯，不能那么赤裸裸。
至于正规的教育，更是没有性这一课。中国的传统历史重视教育，要求我们的下一代，要做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但是，无论古代的教育，还是现代的教育，其所传授的文化知识，都不包括性。似乎性既不是文化，也不是知识，或者竟是可以“无师自通”的事情。结果，关于性的知识，只能靠父母（主要是母亲）在子女婚前语焉不详地私相授受，当然仍有不少人不得要领，以至闹出许多笑话来。
由于没有性教育这一课，而性本身无法禁止，不可压抑，则渴望得到性知识的青少年，便只好以黄色淫秽读物为“教材”，其影响之恶劣，后果之严重，自不言而喻。更严重的是，长期讳言性，会造成一个民族心理的反常。所以，不少的中国人，只要提到性，或与性有关联者，立即就会变得神秘兮兮，甚至神经兮兮：或格外严肃，脸板得不能再板；或高度警惕，弦绷得不能再绷；或神色怪异，嘴角挂着阴冷的笑；或鬼鬼祟祟，眼底放出幽深的光。至少也会立即岔开话题，王顾左右而言他，但岔开话题以后又后悔。这实在很不正常。它表面上是在贬低性，实际上却是在抬举性。试问，如果性也和皇帝一样不能随便议论，那它岂非也有了“至尊地位”？结果当然是欲抑反扬，欲盖弥彰。
更何况，男女之间的关系，并不止于性，还可以有其他关系。比方说还可以有朋友关系、同志关系等。但在中国，却似乎不承认性以外的男女关系。结果，男女之间的其他关系，便被莫名其妙地当做性的关系而予以禁止，从而造成了男女之间社会交往的极不正常。比方说，用制造“桃色新闻”的办法来制造混乱或攻击他人等等。这些手段之所以能够奏效，究其所以，也正是性之神秘化所使然。
那么，性在中国，为什么又会神秘化，成为一个敏感和忌讳的话题呢？这就必须从头说起了。
其实，在远古原始时代，性在中国，如同在世界各民族那里一样，并没有什么不自然。在那时，性既不神秘，也不忌讳，既不可怕，也不下流。人们谈起来不用含糊其词，做起来也不用偷偷摸摸。它和吃饭、睡眠、排泄等等一样，是一种很自然的生理行为。
但，也就在原始时代，准确地说，大约是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事情开始有了一些变化。性被当做一件特别重要的事而予以注意，性、性器官、性行为被推上了神圣的祭坛，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性崇拜”。不过，这种崇拜的目的并不是性，而是生育。因此，它准确的名称，不是“性崇拜”，而应该是“生殖崇拜”。
生殖崇拜在原始时代，是一件庄严神圣而又至关重要的事情。它的终极目的，是种族的延续；而它的直接起因，则是死亡的威胁。原始人的寿命很短而死亡率极高。据研究，尼它得特人平均寿命不到二十岁，山顶洞人的成年人没有超过三十岁的，而死亡率则可能高达50%。自然的灾害，意外的事故，野兽的伤害，敌人的攻击，随时随地都可能夺去人的生命；而医药又尚未发明，一场瘟疫和一次战争，便可能给整个族群带来灭顶之灾。事实上，高达50%的死亡率，便等于告诉我们：“传种”的可能，仅仅只有一半；而灭族的可能，也差不多同样有一半。这可真是生死攸关，危乎险哉！
幸好，在不可抗拒的死亡和50%的“灭族”威胁面前，我们的祖先，表现了一种十分冷静和现实的态度：既然死是不可抗拒的，那么与其抗拒死亡，不如创造生命；与其乞求不死，不如设法多生。
于是，生殖就被看作了关乎族类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但是，原始先民对生殖的原理又还是不甚了然的。他们还没有建立关于生殖的“科学”，因此，难免产生一种神秘的感觉，并以为生殖乃是来自一种神秘的力量。只要获得了这种神秘的力量，新的生命体就会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而族类的生命也就会因此而得到保全和延续。
这样一来，生殖崇拜就产生了。
生殖崇拜最早是对女性的崇拜，而且首先是对女性生殖器的崇拜。因为所有的孩子都是女人生的，这样，女人和女性生殖器，也就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神秘生殖力的源泉，或神秘生殖力的寓所。于是，女性生殖器（后来也扩展到男性生殖器）便被制作成各种图像和模型，而加以崇拜。而且，女性生殖器偶像都是按照张弛状态塑造的，男性生殖器偶像则是按照勃起状态塑造的，因为这正是它们“发挥魔力”时的状态，因此有脱离人体而特别加以崇拜的意义。
不过，崇拜女性生殖器，归根到底是人对自身的崇拜。这种崇拜的有效性，显然要打折扣。神秘的生殖力，应该是来自大自然，表现于大自然的。于是，人们的目光便转向了那些生殖能力特别强的自然物，比方说，鱼。
鱼是女阴的象征。
鱼为什么是女阴的象征呢？说穿了，也很简单。从外表看鱼形，尤其是两鱼相叠之形，与女性的外阴十分相似；从内涵看，鱼腹多子，繁殖力极强，颇有生生不已之势，足使人相信它们身上一定寄寓着神秘的生殖力量。于是，多子多孙的鱼，便成了先民们羡慕、敬仰乃至崇拜的对象。原始先民尤其是女性，渴望通过这种崇拜，能够将鱼旺盛的生殖力转移到自己身上，或者能增强自己的这种功能。
仰韶文化中的“鱼祭”和“鱼纹”，就是这种崇拜的形式。印度河文明彩陶上的比目鱼纹，印度史诗中的天女变鱼，以及欧洲妇孺皆知的美人鱼神话，也许都是这种崇拜或明或暗的表现和遗存。由于崇拜鱼，鱼就被看作是氏族的祖先。夏民族的始祖颛顼是一条半人半鱼的鱼妇，也就是上身为人下身为鱼的美人鱼。禹的父亲（其实是母亲）鲧也是一条鱼，是一条“白面长人鱼”。
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鱼的崇拜仍被保留下来。古代贵妇人乘坐的车舆叫“鱼轩”，传达爱情的书信叫“鱼书”，送子观音手上提的“鱼篮”，正月十五悬挂的彩灯中有“鱼灯”，陕西农村婚宴上要陈设木制双鱼，而“年年有鱼”的年画则几乎贴遍了全中国。“年年有鱼”也就是“年年有余”，而鲤鱼、莲子（连连得子）、大胖娃娃的图像，都无不透露出祈求多子多孙的信息。此外，鱼还被看作是女性或爱情的象征，如唐代女诗人李冶诗云：“尺素如残雪，结为双鲤鱼。欲知心中事，看取腹中书”；又如元稹诗云“重叠鱼中素，幽缄手自开；斜红余泪渍，知著脸边来”，都是。
鱼象征着外阴，蛙则象征着子宫。
蛙也是中国原始时代女性生殖崇拜的象征物之一。从表象上看，蛙的肚腹与孕妇的肚腹一样浑圆膨大；从内涵上说，蛙的繁殖力很强，一夜春雨便蝌蚪成群。所以，蛙也被看作是神秘生殖力的象征，而受到敬仰和崇拜。
于是，在神话中，我们民族的母亲神便被想象成一个蛙女，这就是女娲。娲音wā，其实就是蛙。因为不是一般的蛙，而是神圣的、作为我们民族始祖的蛙，所以不写作“蛙”，而写作“娲”。娲这个字，除用于女娲外，再无别的意义，可见是特创出来用于圣蛙或母亲神的。《说文》曰：“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王逸的《楚辞注》也说娲“一日七十化”。这里说的“化”，都是孕育、生育的意思。
其实，女娲造人和补天的故事，便正是从蛙的形象延伸演变出来的。在姜寨出土的彩陶上，有一个蛙形的图案，蛙身浑圆，上面布满了斑点。这些斑点，原本是代表蛙腹多子的意思。后来，在神话中，就成了补天的五色石子。我们的先民坐地观天，想象浑圆之天穹有如蛙腹，那满天繁星即是腹中之子，而四条蛙腿也就成了支撑天穹的四根支柱。
先民的想象力是很丰富的。他们不但把天穹想象成蛙腹，而且把月亮也想象成一只青蛙。月有盈亏，恰似蛙腹和孕妇之腹有规律的膨胀和缩小；而成年女子的信水，又恰好一月一次，与月的盈亏相同步，所以叫“月经”。月即每月一次，经即经常、常规。信水每月常规性地来一次，这就不能不让人们认为，月亮与女性的生殖特征之间，一定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于是，人们又想象，月亮是一只肚腹有规律膨胀缩小的神蛙，或者月亮中有一只这样的神蛙。这只神蛙名叫“蟾蜍”，“蟾蜍”转音为“嫦娥”，是一位美丽的女神。因为月中的这位主司生育的女神，所以主管婚育之神，便在神话传说中，被想象成一个月下的老人，叫“月老”。媒人之所以叫月老，不仅因为在传说中他是一位对头月亮翻检婚牍的老人，也不仅因为花前月下是谈情说爱的最佳场所，还因为月亮原本就是生殖崇拜的对象。
嫦娥也好，女娲也好，究其原型，都是青蛙。正因为母亲是“蛙”，子女才被称为“娃”。娃也者，女娲所生之小蛙也，故曰“娇娃”，而娇娃有时也特指娇美的小女孩。娃娃落地，呱呱而鸣，恰似蛙声。因此，荷塘之中，月色之下，那一片呱呱蛙鸣，便成了生命的交响。
作为神蛙和母亲神的女娲，在漫长的神话衍变过程中，又有了一位配偶——伏羲。伏羲是蛇。汉代石刻画像和石画中，女娲和伏羲被画成两条尾巴缠在一起的蛇。交尾的形式暗示着性和生育，但把女娲画成蛇却不够准确。事实上，只有伏羲才是蛇，女娲应是蛙。因为蛇是男根的象征。蛇平时看似绵软无力，一旦需要进攻，便立即勃起并十分坚挺，正与阴茎相似。它躲在草丛里，“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用之比喻男根，再合适不过。所以，不但中国的伏羲是蛇，印度的韦须奴，欧洲的阿波罗，也是蛇。同理，在伊甸园里，引诱夏娃犯下“原罪”的是蛇，被上帝规定了要和女人终身作对的也是蛇。在这些神话里，我们都不难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除蛇以外，鸟也被看成男根的象征。它们的共同之处，是都有“卵”。先民们看见雏鸟从鸟蛋中出，婴儿从胞衣中出，便联想到人类的新生命，大约也是男卵入女腹的结果，于是又以生卵极多的鸟为崇拜对象。所以后来，俗话中便把男根称为“鸟”、“鸡鸡”，正如英人俚语把它称为cock一样。
蛙后来到了月亮里，鸟则飞进了太阳中，成为一种神鸟——金乌。金乌是日中之三足神鸟。为什么是三足呢？就因为两腿夹一男根之故。月有蟾蜍，日有金乌，它们又恰恰是女娲和伏羲手捧之物。
鸟与蛇这两类象征形象的出现，标志着男性在生殖活动中的作用开始被认识；而女娲由蛙变成蛇，则是父系制取代母系制的结果。许多学者都指出，父系制取代母系制，在历史上可能是场残酷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蛇所象征的男子性器，有可能被当做了斗争的武器。男子用它，征服和占有了女性，从而揭开了男女不平等历史的帷幕。
更何况，现实中的蛇，原本就是恐怖的东西。男性用它来做性象征，本身就意味着阴谋与暴力。原始先民十分怕蛇，平时在森林里走路，见面时都要相互询问：“有它无？”不敢称“蛇”而称“它”，可见恐惧之至。后来不太怕了，才在“它”旁加一个“虫”字，称为“蛇”。但男根仍被称为“它”，或“那玩意儿”、“那话儿”。另外，现实生活中，蛙也常被蛇吞食。所以，当父系制取代母系制后，神圣的“蛙女”便被迫“失身”变成了人面蛇身的“女娲”，弄得有点“不男不女”了。可以说，当“蛙女”变成“蛇人”后，中国妇女的受难，也就慢慢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