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最让少男少女们痛恨的，还不是媒人的“乱点鸳鸯”，而是他们的“棒打鸳鸯”。尽管礼法规定“男女之大防”，但在乡间市井、平民百姓人家，因为女孩子要参加劳动来养家糊口，因此无法“养在深闺”，当然也就“防不甚严”。所以，悄悄恋爱的事也是有的。可是，正当他们海誓山盟，私定终身时，媒人却一脚插进来了，说什么他俩八字不合，生肖相克，应该另嫁某男或男娶某女云云，便有可能活活拆散一对有情人。这个孽造得就大了，有时竟会闹出人命案来，不但当事人会仇恨媒人，其他少男少女也会因“物伤其类”而对媒人没有好感。
所以，中国人一方面离不开媒人，另方面又讨厌甚至痛恨媒人。有些地区和民族，在婚礼上还有“骂媒”、“打媒”甚至“审媒”的节目。在文艺作品中，职业媒人尤其是女媒人（媒婆）的形象都不好，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丑角。大约人们无力推翻媒妁制度，在生活中又得依靠媒人，便只好在戏曲舞台上戏弄他们一番，在其鼻子上贴一块白色，小小地出他一口恶气。
其实，认真想来，媒人也是冤枉的。因为不要说媒人，即便当事人父母，在为其择偶时，也是“不谈爱情”的。
父母们考虑的，主要是“门第”（结缘）和“生育”（继统）。如果稍做分析，则女方家长更多地是考虑门第：男方门第太低，会委曲了女儿，自己也没有面子；男方门第太高，又怕高攀不起，或者尽管攀上了，但因自己门第太低，女儿嫁过去要受欺负。事实上媳妇在男家的地位，也往往取决于娘家的门第。比如《红楼梦》中王夫人、王熙凤二位，虽然都不是长媳（其丈夫不是长子），但出身于“四大家族”中的“金陵王”，地位就非同一般，而身为长媳的邢夫人、李纨、尤氏，反倒没有多大的面子（其中李纨因为守节又面子略大）。至于官宦人家，则于门第之外，还要考虑政治因素，即两家的结缘，要有利于自己政治上的发展和政治势力的培植。因为中国的传统政治体制是“家天下”，血缘裙带关系在其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甚至连皇帝有时也要动用“政治联姻”的手段，如朱元璋在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将自己的女儿临安公主下嫁给致仕宰相李善长的长子李琪为妻；又如汉、唐各代都曾使用过的“和亲”策略都是。就连中国戏曲舞台上，也常常演出皇上或宰相选择新科状元为婿的故事，便实际上是这一现实的反映。
如果说女方家长更多地考虑门第，那么男方家长则更多地考虑生育。因为儿媳妇进门来，最重要的是要传宗接代。其他问题（比如伺候公婆丈夫等）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解决，继统的任务却非妻子不能承担。在正妻无出的情况下，固然可以纳妾，但妾生得再多也是庶出，血统上已低了一等，在继承权上也会产生麻烦。所以最好是正妻能生育，而且生男孩，而且头一胎就是男孩，以便尽早确立“嫡子”地位。这一点当然谁也没有把握，于是只好寄希望于祖宗、鬼神和媒人，而职业媒人（俗称“媒婆”）也自有“某女宜男”一类的说法。民间的说法则是“买地要买三合土，娶媳妇要娶大屁股”，也就是盆股宽大利于生育之意；而现代性美学中推崇的那种臀部较紧的性感女郎，则在排斥之列。“宜男”外，要考虑的则是该女是否“贤淑”。因为她除传宗接代的任务外，尚有孝敬翁姑和伺奉丈夫的义务。倘若娶来“悍妇”，岂非家门不幸？
显然，在这里，男女双方家族在为其子女择偶时，都只有政治、伦理和生育的考虑，从而共同地排除了“爱情”这一原本理应成为“合乎道德的婚姻”的基础。岂但排除了爱情，连将来是否可能产生爱情都不予考虑；又岂但不考虑“情”，甚至连“性”也不考虑。试想一个体壮如牛的所谓宜男女子，哪来的性吸引力？一个形容猥琐的所谓富家公子，又何能激起女方的情欲？结果在婚床上，男子或许只不过出于生理需要而一泄其欲，女方则很可能以挺尸的姿态来勉为应付，因为他们原本素不相识，既无爱情，又无性吸引力，完全是被某种外力驱赶到一起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地住在一块儿罢！’”（《热风．随感录四十》）。
这样的婚姻，当然只能叫做“无爱之婚”。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夫妻之（三）无爱之婚
无爱之婚，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常规的婚姻状况和婚姻方式。
按照现代婚姻观，婚姻应该是男女双方爱情的产物。也就是说，男女双方，因相互吸引而生爱慕之情，又因情投意合、难舍难分，终至决定共组家庭、永不分离，这才去履行法律上和习俗上的结婚手续，正式成为夫妻。
这样的婚姻，显然是最合乎人性的。因为任何婚姻中都不可能没有性的内容。婚姻不等于性，却也不能没有性；而人类的两性关系，其最不同于动物之处，就在于其中有着而且必须要有爱的内容。而且，正是因为这种“爱”强烈要求“情有独钟”，这才使“一夫一妻”这种两性关系得以出现。换言之，夫妻关系原本就应该是爱情关系，因为它是由原始爱情的自由结合演变而来的，婚姻制度则不过是对它的社会承认和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人性的婚姻。
最合乎人性的，也就是最道德的。因此恩格斯才认为，只有以爱情为基础，婚姻才合乎道德。然而奇怪得很，在中国传统社会，如果男女青年因相爱而结合，反倒被认为“不道德”：“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一个青年男子如果自己择偶，多半会被看作“花花公子”、“浪荡鬼”、“臭流氓”，或者“色鬼”；一个青年女子如果自己择偶，则一定会被视为“恬不知耻”、“死不要脸”，甚或被视为“婊子”和“破鞋”。人们会这样议论评点：“真不要脸，哪有闺女自己给自己寻婆家的！”或者：“这小子真不地道，自个儿给他妈找媳妇。”很显然，在这里，男女青年因爱而结合，已经从“最道德的”变成了“最缺德”的了。
意识是存在的反映。以恋爱婚姻为非法和失德，只能证明“无爱之婚”已成为传统社会最常规的婚姻方式。所谓“最常规”，并不表现在统计数字，比如百分之多少的婚姻无爱等等。事实上，谁也提不出这个数字，因为既没有人想到要去统计，而且也不可能进行统计。我们得出这个结论，乃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一旦发生所谓“私定终身”的事，便立马成为“传奇”，被写进小说，搬上舞台，大加渲染，广为流传。什么是传奇？也就是罕见少闻、稀奇怪异，故事情节离奇，人物行为超常的意思。自由恋爱成为“传奇”，恰好证明只有无爱的婚姻才是“常规”。
在中国古代，私定终身的传奇也很不少。王实甫的《西厢记》算一个，白朴的《墙头马上》算一个，汤显祖的《牡丹亭》也是一个。其中，又以《牡丹亭》最为离奇：少女杜丽娘在梦中与书生柳梦梅相爱于牡丹亭畔，醒后感梦伤情，愁病而死。死后，杜丽娘的游魂找到了柳梦梅其人，两人相见如故，便令梦梅掘坟而再生。复生后，几经周折，才终于成就了婚姻。这个传奇，寓意其实是很深的：梦中相爱，即等于说现实中不可能相爱；死后成婚，即等于说活着时不可能成婚。有人说这个传奇证明了中国古代有着“美丽的爱情”，我倒以为它恰恰证明了中国古代实在少有爱情。即便有，也只能是一个梦，很难变成现实。
因此，对这类传奇故事，中国人就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大多数人当然是“津津乐道”。因为一方面这种事情实在罕见少闻，看一看，听一听，说一说，可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新鲜感和想象力；另一方面，自由恋爱，毕竟是最合乎人性的事情，而且中国历史上又曾有过自由恋爱的时代（详后），所以人们对于这种浪漫行为，在内心深处也未尝不是心仪已久，颇向往之。看一看，听一听，说一说，可以宣泄压抑的情感，获得一种替代性满足。因此，这类传奇在民间，是大受欢迎的。正因为大受欢迎，才会屡禁不止，久演不衰。
少数封建卫道者的态度则是“歇斯底里”。历朝历代，都有人把它们视为淫秽，列为禁书，大张挞伐，极力诋毁。这也不足为奇，因为这些传奇，确实以其自身的魅力，冲击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礼法，当然要引起这些人的极大恐慌和仇恨了。
最“高明”的态度，是《红楼梦》里贾老太太的看法——“不以为然”，根本就不相信。依贾老太太的说法，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平日里端庄贤淑，知书达礼，养在深闺，什么事也没有的，“只见一个清俊男人，不管是亲是友，想起他的‘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世上哪有这样的人？世宦书香大家子的小姐，自然是门风严谨，奴仆成群，怎么一到这时，就只一个紧跟着的丫头知道？世上哪有这样的事？可见，这都是说书人瞎编出来的，而且编得还不那么“圆”。总之，这种事，根本就不可能。不可能的事，没有必要去当真。于是轻飘飘三个字，便把这些传奇故事的意义和影响都打发了，可不是“高明”？
事实上，这类传奇，即便到处流传，也至多只能给人们增加一点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很少起到“启蒙”的作用。即便最为动心的人，十个当中至少有九个不敢“以身试法”。所以，尽管《西厢》、《红楼》之类多次被目为淫书，但却并未真正遭到严禁，就因为它们其实并无伤大雅，无碍大局。
其中的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大多数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而言，爱情实在是一种太空洞太渺茫的东西。婚姻有没有爱情做基础，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男的找不找得到老婆，女的嫁不嫁得出去。如果满世界都是怨女旷夫，连“男有室，女有家”都办不到，却来侈谈什么爱情，那就只能惹人发笑，嗤之以鼻。
那么，如果“男皆有室，女皆有家”，是不是就可以来谈爱情了呢？对不起，那就更不必了。男的都有了老婆，女的都有了老公，那还谈爱情干什么？好好过日子就行了呗！爱情并不能当饭吃，结婚是为了过日子，这是个实实在在的事情。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要操心，件件要落实，哪里浪漫得起来？
的确，婚姻在中国，从来就是一件很现实的事。除家族有结缘和继统两大功利目的外，当事人则多半把它视为一种责任和一种义务。“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似乎是一件不需要讲道理的事。为什么“男大”就“当婚”，“女大”就“当嫁”呢？没什么道理，也不需要讲道理，反正这是每个男女到了一定年龄就必须履行的社会义务。既然婚姻只是“社会义务”，而非“个人需求”，则男女双方当事人也就当然会采取一种“听天由命”或“服从分配”的态度，不会要求非有爱情这种纯属个人的东西不可了。
至于个人方面的要求，也不是没有，但也无关乎爱情，而是其他功利因素。对于女方来说，嫁人的目的主要是“有口饭吃”，即所谓“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所以女方在择偶时，往往会更多地考虑对方的经济条件和经济实力，比如现代女性往往要问清对方收入多少、有无住房等，其次才是社会地位如学历、职称、官衔，以及身材相貌等关乎面子的问题。至于男方，讨老婆的目的在古代主要是生儿子，在现代则主要是性满足，所以对女方的身材相貌往往十分挑剔，至少也得“不影响市容”或“对得起观众”。
显然，在这里，男女双方当事人也和父母、社会一样，几乎不约而同地共同排除了爱情这个最重要的因素。所以，无论古代或现代，也无论是“包办婚姻”或“自找对象”（其实往往是通过热心人的介绍而见面，大致满意谈妥条件就结婚），铸就的大多是“无爱的婚姻”。
当然，当代与古代，还是略有不同。
古代的包办婚姻，是“隔着布袋买猫”，当事人不见面，好坏全靠运气；当代的自找对象，是“看过样品定货”，可靠性高多了，但也不等于不会上当。古代的婚姻是通过媒人谈条件，当代的婚姻是自己当面讲价钱，透明度高多了，但相对而言脸皮也厚多了。
事实上，只要不是因为爱而结合，那么，无论古代还是当代，婚姻都不可能不带功利性。所以，我们也不必太鄙薄带功利性的婚姻，因为这毕竟还是一个普遍模式，而且认真说来，只要双方愿意，倒也无可厚非。
其实，不论古今，中国人的结婚，就大多数人而言，都不是或主要不是为了爱情。除了履行社会义务，了却父母心愿，走完人生旅程，杜绝他人闲话，以及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满足性欲等功利目的外，还有一个极其现实的目的，这就是“过日子”。传统观念认为，孤男寡女，日子是不好过的。“男人无妻家无主，女人无夫房无梁。”一个男人，如果是“光棍”，就没有温暖和体贴，没有热饭热菜，没有干净衣裳。“光棍苦，光棍苦，衣服破了没人补。”一个女人，如果是“寡女”，就没有靠山，没有顶梁柱，没有主心骨，就会受人欺负。只有男女结合，互助互补，互帮互学，才能过上“好日子”。因此，不少孤男寡女，在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也会胡乱找个人结了婚凑合着过。配偶再不如意，好歹也比“打单身”强。
结婚既然是为了“过日子”，那么，只要日子过得好，甚或只要日子过得下去，这个婚姻就可以成立和维持下去，爱不爱没什么关系。事实上，我国大多数婚姻的持久专一不是靠爱情来维系，而是靠生活需要和伦理观念来维持的，因此不能把“婚姻的专一”说成是“爱情的专一”。混淆和等同二者，恰是我国婚恋研究中的一个误区。
另一个误区则是把“和谐”等同于“爱情”。由于夫妻双方共同的目标是“过好日子”，所以中国大多数家庭中夫妻双方都能“互助合作”。丈夫往往主动承担家庭建设的主要责任，从盖房子到打家具，从挣工资到捞外块，都责无旁贷地视为己任，成为家庭的“顶梁柱”；妻子则往往主动承担家庭管理的主要责任，从做家务到带孩子，从搞后勤到搞外交，都一律总揽，成为丈夫事业上的“贤内助”。这样的夫妻，就会被社会公认为“模范夫妻”；这样的家庭，就会被社会公认为“幸福家庭”。但是请问，这样的关系，是更像“两口子”呢，还是更像“互助组”、“合作社”呢？如果结婚的目的只是建立一种“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的互助合作关系，那么有生产队就行，要夫妻关系干什么呢？
既然最“模范”的夫妻和最“幸福”的家庭亦不过如此，则其他也就无庸赘言了。
其实，夫妻之间感情淡漠，在中国传统社会，不但相当普遍，而且也相当正常。在许多家庭中，夫妻之间往往没有什么话说，一同出门也各走各的。没有话说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们婚前并不认识，婚后又各有职司（男耕女织）；既无共同兴趣，又无共同事业，甚至没有共同关心的问题，又哪来的共同言语，哪来的话说？礼法规定：“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阃（kun）就是门限。男人的事业在门外，女人的事业在门内，男人的事不能告诉妻子，女人的事不能告诉丈夫，则夫妻之间能够说的话，大概只有“吃了没”和“睡觉不”这几句了。
语言是情感交流最主要的工具之一。夫妻之间，如果连话都没有什么可说的，那还有什么感情可言？所以，不少中国的旧式夫妻，其关系是连办公室里的同事都不如的。同事们除办公外，多少还有点闲话可说，出门办事也不妨同行同止。然而直到今天，在中国许多农村，夫妻一同上路，都必须丈夫走在前面，妻子跟在后面，保持一段距离。如果有说有笑地并肩而行，便会被乡人耻笑，视为“不要脸”。这实在很虚伪，因为在要求他们制造人口时，却并不规定他们必须保持身体距离。也许在传统道德看来，夫妻之间，只有在“配种”时才可以“苟且”，其他时候则仍需“设男女之大防”吧！
由此可见，传统社会至少是不赞成甚至很忌讳夫妻之间有爱情的。比如，据《国语．鲁语》记载，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公父文伯去世时，他的母亲便特别告诫他的妻妾，说是回头祭奠的时候，请你们几个委曲一下，不要容毁骨瘠，不要吞声饮泣，不要捶胸顿足，不要愁苦忧伤，丧服减一等，安安静静守在灵前就好了。我可不愿意人家说我的儿子是个疼爱老婆的人！丈夫去世，妻子悲痛欲绝，本是人之常情，也在禁止之列，还侈谈什么“爱情”？按照公父文伯之母她老人家的逻辑，丈夫死了以后，妻子们最好安之若素，装得没事人似，才是“模范夫妻”，或者他那个死去的儿子，才因为“不爱老婆”而特别地“有面子”了？
夫妻之间有感情会“丢份”，没感情则“有派”，这在我们今天看来，实在荒唐可笑；然而在传统礼教看来，却理所当然。道理也很简单：夫妻之间感情淡漠，说明他们能做到“谨夫妇，正人伦”，“止乎礼义”，是合理的，也是正常的。相反，夫妻之间如果感情浓烈，则是不正常的，因为传统礼数从来没有规定过婚姻中要有爱情，也没有创造过这方面的条件，那么他们的感情又从何而来？岂但“来路不明”，而且“出格越轨”。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超出了结缘和继统，或者生儿子和过日子的“公务”，居然有了“私情”。私情既然沾了一个“私”字，那就不仅是“不正常”，而且是“不正当”了。所以，便应受到批判，斥为“淫邪”；或应受到嘲笑，视为“丑事”；甚至应该告到皇帝那里去，让皇上给个不大不小的处分。
西汉宣帝时的京兆尹（首都市长）张敞就被人告过。张敞的妻子很漂亮，张敞也很爱她，常在家里为她画眉毛。这件事被当做花边新闻传出去后，便有人上奏宣帝。宣帝听了，觉得这个张敞身为首都的市长，居然干这种丢人的事，真是太不像话，便把张敞叫来责问。张敞的回答也很巧妙，说：“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汉宣帝自己是结过婚的人，自然知道夫妻之间比画眉“过分”得多的事还多得很，也就一笑了之。张敞给老婆画眉毛算什么事呢？也要闹到皇帝那里去，还差点掉了乌纱帽，可见传统礼教对夫妻之间的情爱，忌讳到了什么地步。
当然，即便在古代，也有不信邪的人。比如晋人王戎（安丰）之妻就是。王戎夫妻感情很好，妻子便常用“卿”来称呼王戎。“卿”这个称呼，是一种爱称，但只用于君对臣，后来也用于夫对妻。不过君对臣多称“爱卿”，夫对妻多称“卿卿”，而臣对君、妻对夫就不能这样称呼。王戎妻称王戎为“卿”，既违背了“男尊女卑”的原则，又违背了“夫妇有别”的原则，是双重的“不礼”。所以王戎便对他妻子说，你这样叫，“于礼为不敬”，再别这样了。谁知他妻子回答说：“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也就是说，亲热你（卿），喜爱你（卿），才用“卿”来称呼你（卿）。我不用“卿”来称呼你（卿），谁又有资格用“卿”来称呼你（卿）？王戎没有话说，只好随她去。
这两个故事可真够我们一些朋友高兴一阵子的。因为他们正希望找到大量的“事实”，证明中国传统婚姻中，“其实也还是有爱情的”。但我以为，这两个故事帮不了他们多少忙。因为个案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正如发现一两只白乌鸦，并不能推翻“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结论一样。更何况，张敞夫妇和王戎夫妇的故事，从来就是被当做笑话讲的。他们决不是传统婚姻中的典型，更不是“模范夫妻”。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夫妻之（四）无性之恋
被传统社会称为“模范夫妻”的是东汉的梁鸿孟光夫妇。
认真说来，梁鸿孟光夫妇原本也不能算是很“模范”的，因为他们的婚配，多少带有一点自主选择的意味。据说孟光身材长相都不怎么样，“肥丑而黑，力举石臼”，没有什么女性魅力，但眼界却很高，而且沉得住气，一直拖到三十岁还不肯嫁人。父母问她为什么，她说，只希望能嫁一个像梁伯鸾（梁鸿）那样好的。梁鸿听说，便请媒人下聘礼，明媒正娶了孟光。
不过梁鸿孟光婚后，倒是十分地“守礼”。据说，孟光每次给梁鸿送饭，都要“举案齐眉，不敢仰视”。这便正是其之所以为“模范”的原因所在。因为传统社会设计的夫妻关系模式，恰恰正是要“燕尔新婚，如兄如弟”，“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梁鸿孟光如此“合模入范”，自然是“模范”。然而，恰恰是在这十六个字中，我们看到了传统婚姻模式的实质：只有敬，没有爱；只有礼，没有情。夫妻之间如果像兄弟，夫妻生活如果像做客，那还叫夫妻吗？如果连吃饭这样的日常生活小事，都要礼教化、程式化，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抬手一投足，都有如做戏，哪里还有什么爱情可言？我很怀疑，孟光与梁鸿做爱时，是不是也要行礼如仪，恭恭敬敬客客气气地说一声：“夫君，请了”？
这不是说笑话，而是有事实根据。据说，宋代有某教官，五十而续弦（妻死再娶）。举行婚礼那天晚上，学生们去偷看，都以为这种事情，大约用不着课堂上讲的那些什么“礼仪”了吧？谁知道，入洞房时，只见那位教官先生像上朝办公一样，顶带袍褂，冠冕堂皇地走进洞房，将双烛放在床前，扶新娘坐在床上，脱去她的衣裳，点头赞叹一番，然后后退三步，恭恭敬敬地对着新娘长揖三次，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鄙人老了，没法子，只好唐突夫人，对不起了。
如此“止乎礼仪”的夫妻生活，真不知好在哪里？
事实上，中国传统婚姻中的夫妻生活，不但没有“爱”，甚至也是没有“性”的。
所谓“无性”，不是说这些夫妻之间没有性关系或性行为，而是说它们不被重视，不被看作是夫妻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只被看作一种手段，即为了“继统”而必须进行“生育”的手段。既然只不过是手段，那么只要能达到目的，手段本身的情况如何是完全不必考虑的。大概在礼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看来，性作为生育的手段，乃是一种生物性的本能，可以“无师自通”，亦不必“挑肥拣瘦”，只要两个当事人“例行公事”即可，当然也就无须事前的性吸引，事中的性快感和事后的性满足。这样的性关系，与其是“有性”，毋宁说是“无性”。
事实上，不少包办婚姻，都相当地类似于“圈养牲口”。男女当事人，素不相识，毫无感情，有的甚至连面都没有见过一回，稀里糊涂地被拉扯到一起，晕头转向地拜了天地，然后就被推进“洞房”。洞房这个词，从字面看，也是四周封闭，黑古隆冬有如洞穴。直到这时，才可能掀开“盖头”，在昏暗的灯光下一睹“庐山真面目”。接下来，便是吹灭灯火去上床。这样的“一面之交”，如说有性吸引，除非真是“郎才女貌”，可以“一见钟情”。就多数情况而言，则恐怕与强奸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实际上，生活中也有新娘见新郎过于丑陋而拒不从命，最后被男方家人捆起来由新郎实施强奸的。这样的性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真是“禽兽不如”。因为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在交配之前也尚有性挑逗和性选择，而且决无强奸行为。算下来，大约只有家禽和家畜，才会这样听话，这样乖，这样不把性当回事。
既然连最起码的性吸引都不必考虑，当然也毋庸讨论性快感和性满足。在不少婚床上，新郎在强行施暴、一泄其欲后，便往往倒头大睡，一任新娘在旁吞声饮泣。总之，在传统婚姻中，女人只是男人泄欲的工具和生育的机器，在性的方面没有任何合法权益——既没有拒绝性生活的权利，也没有要求性满足的权利。倘有要求，则不是遭人耻笑（要求性满足），便是招来毒打（拒绝性生活）。
这就有可能造成相当普遍的“女性无性化”，即对性生活完全报以一种听之任之麻木不仁的态度。当女性持这样一种态度时，男性是否真能获得快感和满足，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在中国传统婚姻中，究竟有多少夫妻的性生活是真正和谐美满的，恐怕是谁也说不清的事情。因为根本不可能有这方面的统计数字，——既不会有人想到要去统计，也无法进行问卷调查。当事人既不敢说出去“丢人现眼”，打听者也难免会有“流氓嫌疑”。于是这个问题，就永远只是一个谜。
其实，即便打听到什么，也无可如何。因为婚姻既然只关乎“生存”而无关乎“爱”，只关乎“生育”而无关乎“性”，则“夫妻之间有无感情”和“性生活是否和谐”这些问题，就与婚姻是否成立以及能否维持无关，当然也不能成为夫妻离异的“正当理由”。既然无论如何，现状都得维持，那么，打听它作什么呢？
更何况，性冷淡和性无能，不但不能成为离婚的理由，而且还会受到社会的赞扬。女的性冷淡是“不淫荡”，男的性无能是“不好色”；前者是“淑女”的标志，后者则是好汉的“本色”。可见，社会道德在总体上是压抑、限制甚至敌视性的。而且，这种压抑、限制和敌视于女性尤甚。礼法甚至明确规定女性必须“检点”自己，不能“淫佚”。所谓淫佚，包括两方面。一是与丈夫以外的男人有性关系，这是“不贞”，当然罪莫大焉。但是，即便与丈夫过性生活，次数太多，或主动提出性要求，或希望得到性快感，或因无此快感而抱怨，或在性高潮中感到高兴，也都是“淫佚”。但凡有此几种情况中之一种，夫家就能以此为由将其赶出家门，打发她回娘家去。
女性不但被规定为不得有性要求，而且还规定为不得有性魅力，长得太性感或打扮得太漂亮，都是“不守妇道”和“不遵妇德”。所谓妇德，即“三从四德”中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工”，是东汉一位叫班昭的“女圣人”制定的。班昭是史学家班彪的女儿、班固的妹妹，才学是很好的。然而她的才学，却用来压迫自己的姐妹。按照班昭的规定，一个妇人（已嫁女），不必才华出众（才明绝异），只要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安安静静，本本分分，就是“有德”；不必能说会道（辩口利辞），只要小心措辞，看人说话，不出秽语，不伤他人，就是“有言”；不必脸蛋漂亮（颜色美丽），只要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按时洗澡，勤换衣服，就是“有容”；不必心灵手巧（工巧过人），只要专心纺织，不好戏笑，把饭菜弄整齐，把厨房弄干净，就是“有工”。我们现在称赞一个女子，总是说她“才貌双全”。但按照班昭的“四德”，则要求“才貌双不全”。最好是呆头呆脑（可以理解为“守妇道”）、笨嘴笨舌（可以理解为“谨言词”）、没神没采（可以理解为“不淫邪”）、慢手慢脚（可以理解为“勤劳作”），又丑又蠢，毫无魅力，便有希望成为“模范妇女”，“优秀妻子”。
不难想象，这样的“愚妇”，再和那些方正石板、木讷呆滞的“迂夫”配为一对，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夫妻生活。
可以肯定，那一定充满了木乃伊的尸臭。
不过，即便是这样的夫妇，也一样能制造人口，而且造出来的也不一定很差。比如，贾政、王夫人便是这样的夫妇，但他们的孩子宝玉却是才貌双全、资质卓异之人。这可真是个“奇迹”。
由此我常怀疑，中国人的忠厚、老实、本分和无魅力，只怕有一半以上是装出来的。正因为是装出来的，所以他们对于不肯“装”的人，尤其是对那些又聪明又漂亮、充满青春气息和女性魅力的女孩子，几乎会近乎本能的充满着嫉恨。
王夫人就是这样一个人。
王夫人并不丑。如果王夫人很丑，就不会一连生了两个漂亮儿子（贾珠和宝玉）。王夫人也不笨。她的才具虽然平平，心计却很深。其心计深就深在懂得利用自己的平庸，不显山不露水地实现着自己的目的。可见，王夫人的平庸没本事，有一半是天生的，还有一半是伪装的；而她的平板无魅力，则有一半是装出来的，还有一半是逼出来的。因为只有这样端起一副“正派”架子，她才能在那个封建大家族中站住阵脚，并整垮敌人。
凑巧得很，与王夫人相匹配的，恰恰是贾政这样一个方正古板、迂腐衰朽的伪道学先生（如果王夫人的丈夫是贾赦那个色鬼，事情可能又不一样）。结果就弄得王夫人更加平庸无色。尽管对于这对夫妻的性生活，书中并未有正面描写，但不难想见一定是相当乏味。好像自从有了宝玉以后，他们就少有这方面的交往。所以王夫人便只好整日吃斋念佛，以此来强行压抑自己的性冲动，并借此打发时光。
因此，王夫人对于那些比自己年轻、比自己漂亮、比自己伶俐、比自己有魅力的女孩子，有一种刻骨的仇恨。她恨晴雯，只因为晴雯长得漂亮：“水蛇腰，削肩膀儿，眉眼又有些像林妹妹。”便被她没来头地断定是“妖精”，在病中被撵出门去，含冤而死。她恨芳官，只因为芳官会唱戏，而“唱戏的女孩子，自然更是狐狸精了”，也撵了出去。甚至连一个没多少地位的小丫头四儿，她也恨，因为四儿“虽比不上晴雯一半，却有几分水秀，视其行止，聪明皆露在外面，且也打扮的不同”，因此断定“也是个没廉耻的货”，也撵了出去。留下的只有袭人麝月等，因为“这两个，笨笨的倒好”。逻辑也很简单：“好”女孩应该又丑又笨。如果不丑，笨一点也行。如果又聪明又漂亮，肯定会把宝玉“勾引坏了”。其实，在大观园里，宝玉要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但只要有了爱情，在王夫人看来，那就是“坏”。换言之，只有像王夫人这样冷酷无情，才算是“好”。
王夫人的逻辑，其实也就是中国传统社会里“正统派”的逻辑：漂亮、有吸引力（甚至还谈不上“性感”）的女孩子一定不“贤淑”，一定是“妖精”。于是，反过来，一个女孩或女人，如果要证明自己是“好人”，是“正经女人”和“良家妇女”，那就只有尽量把自己弄得不漂亮、不性感，没有吸引力。“文革”中，中国的女孩子们都一律剪去了自己美丽的长发，穿上了无法显示自己身材和魅力的肥大衣裤，还要打上补丁，弄得灰头灰脸的。这里固然有政治上的原因，即以打扮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以爱美为“小资产阶级情调”，但也未尝没有文化上的原因，即灵秀必是妖孽，蠢笨才是贤淑。遗憾的是，这一时期的“淫乱”并未因此稍减，而中国的人口反倒猛增了好几倍，而且有不少是私生子。
由此可见，淫乱并不因为性感，美丽更非淫乱之源。把女孩子们都弄得笨笨的、丑丑的，让所有的女人都没有女人味，也保证不了两性关系的“纯正”，只能给婚后生活带来不幸。因为如前所述，婚姻虽不等于性，但婚姻又离不开性。美满的婚姻应该包括性生活和谐这一内容，而性生活和谐，一是双方有性吸引力，二是要双方有性快感。在这里，女方的态度相当重要。然而传统礼教却又恰恰规定了女方既不准有性魅力，又不能有性冲动，那么可选择的就只有性冷淡了。以女方性冷淡为前提的性生活大抵可能有以下三种结果：一、男方单纯泄欲，女方勉强应付，双方例行公事；二、造成男方阳萎，失去性能力；三、造成男方心理变态，对女方进行性虐待。无论何种结果，都是婚姻的不幸。
然而，奇怪得很，这种既“无爱”又“无性”的夫妻关系，却同样能产生感情。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是：中国传统社会离婚率并不高。不离婚当然不等于有感情，但没爱情也不等于没感情。人的感情是复杂的、丰富的、多样的，爱情只是其中的一种。大体上说，人的感情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肯定性的，如爱；一类是否定性的，如恨。但是，并非一切属于爱这一类的感情都是“爱情”。比方说，我们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就会产生感情，感到“留恋”；和一个朋友相处久了，也会产生感情，感到“依恋”。这些感情都不能叫做“爱情”，也许只好叫做“恋情”。恋情也是感情，而且是一种非常重要和常见的感情。
中国传统婚姻中的感情便主要是“恋情”。因为在这种婚姻关系中，最模范的夫妻也不过只是“如兄如弟”、“相敬如宾”，最幸福的家庭也不过只是“互助组”、“合作社”式的。夫妻关系既然有如兄弟、朋友、同事，则他们之间的感情，当然也就只能叫做“恋情”。这种恋情既然并非建立在性关系的基础上，当然也就只能叫“无性之恋”。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夫妻之（五）恋丈夫与怕老婆
应该承认，“爱”与“恋”是不同的。
比如一条狗，或一匹猫，在家里养熟了，你就赶它不走。这种“情”（如果可以称之为“情”的话），就是“恋情”。所以我们只能说猫狗“恋人”，不能说他们“爱人”。说句不恭的话，旧式夫妻之情，实有类于此。常见有妻子被丈夫打得头破血流却断然不肯离婚者，除了某些实际的考虑（如离婚“太丢人”、“没面子”或生活困难外），妻对夫尚有“恋情”，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那么，“爱”与“恋”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主要就在于爱是主动的，可选择的，它表现为当事人的一种冲动。正因为是一种冲动，所以会“一见钟情”；正因为是主动的，所以能“挑挑拣拣”。也就是说，作为主动者，既可以爱，也可以不爱，既可以爱这个，也可以爱那个。而且，一旦真爱，便十分强烈，不可磨灭，难以忘怀。恋则不同。恋是不可选择的，而且，只能产生于行为和关系的既成之后。比方说，先已经有了家，后来在情感上觉得已经离不开了，就叫“恋家”；先已经有了故土，后来在情感上觉得离不开了，就叫“恋土”；先已经有了祖国，后来在情感上觉得离不开了，就叫“恋国”。家（主要指父母的家）、故土、祖国，都是我们不能选择的，出生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故土、祖国。所以恋又都是被动的。传统婚姻的配偶既然并非男女双方当事人自由选择，既然他们只能把这婚姻当做既成事实接受下来，那么，一般地说，也就只能产生被动的“恋情”。
因此，将爱与恋混为一谈，甚至统称为“恋爱”，其实是一种不加分析的“含糊其词”，这各含糊究竟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里不能细说，大体上是“介乎有意无意之间”吧！不过，爱与恋虽有区别，却有也联系，而且可以互相转化。爱转化为恋不必说，相爱者必相恋，几乎是一个规律。甚至在传统婚姻中，恋也可以转化为爱，不过这多半要靠“运气”，即父母和媒人撮合的一对，碰巧刚好是郎才女貌、情投意合，于是一边做夫妻一边谈恋爱，如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与其夫赵明诚即是。也有做了一段夫妻的，开始大家都不过是“例行公事”，但忽然由于某种原因，双方（或其中一方）发现了对方的“可爱”之处，于是“公务”变成了“私情”，“依恋”变成了“爱慕”。这时，这对夫妻往往会感叹着说：从今天起，我们的夫妻生活才真正开始。这种情况，便是在现代所谓“自由结合”的夫妻中也不少见。
不过，尽管爱与恋可以互相转化，但就大多数情况而言，中国传统婚姻中的夫妻之情，还是恋多于爱。因为他们结合的基础不是相互吸引和相互爱慕，而是许多功利的考虑，比如在一起好好“过日子”等等。因此，只要能在一起好好过日子，同心协力地兴家立业、生儿育女，双方也就有了产生“恋情”的共同基础，即实际生活中的相互依靠。依则恋，叫做“依恋”。只要对待“靠得住”，就会恋恋不舍。舍即放弃，如舍身为国、舍己救人。之所以恋恋不舍，自然有其“舍不得”之处，叫做“难以割舍”或“难分难舍”。这种心理不但可以用之于人，也可以用之于物，如一件衣服或一件器皿，虽已破旧，但“舍不得”扔掉，便可能是出于情感上的原因，也可能不是出于情感上的原因，因此不能说就是爱，而只能说是恋，或至多说是“爱惜”，不能说是“爱慕”。相反，如果对方“靠不住”，则无所依恋，倘有机缘，也可舍之而去。所以“恋”与“不恋”，主要看有无“依靠”基础，与双方的个人魅力无关。所谓“秤杆离不开秤砣，老公离不开老婆”，无非如此。
这样一分析，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在旧式婚姻中，女方的恋情成分要大大超过男方。丈夫可以随意休妻，或到外面寻花问柳，妻子少有要求离异或公然私通者。除社会礼俗的男女不平等外，女人更需要“靠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至于丈夫对妻子的恋情，则多因妻子温柔体贴、善解人意，在她的怀抱中能体验到一种母亲般的温暖。因此，一个优秀的妻子，或会做妻子的女人，在丈夫面前，最好一半像女儿一半像母亲。像女儿让人疼爱，像母亲让人依恋，合起来可不就是“恋爱”？难怪鲁迅先生说：“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
丈夫依恋妻子有如“恋母”，妻子依恋丈夫则一半有如“恋父”，一半有如“恋主”，二者孰多孰寡，因人而异。一般地说，妻多如恋父，妾多如恋主；被疼爱者多如恋父，被驱使者多如恋主；如恋父者多“依靠”，如恋主者多“依从”，总体上说则仍是“依恋”。丈夫“依赖”妻子（严重者一旦离开妻子的照顾便生活不能自理），妻子“依靠”丈夫（严重者一旦离开丈夫的保护便无法生存），夫妻二人就这样唇齿相依、相依为命、相互依存、相依相靠。当然恋恋不舍，盼望着白头偕老、地久天长啦！
那么，在中国古代，难道就没有男女之间的爱情吗？有。但多半不是在婚前，就是在婚外。
认真说来，中国古代歌颂爱情的文艺作品为数也并不很少。早一些的，有《诗经》、《楚辞》中的不少篇章；晚一些的，则有元明杂剧和明清小说中的不少故事。但是这些诗章也好，传奇也好，基本上都与婚后生活无关。姑娘小伙子们婚前爱得死去活来，又是“求之不得，辗转反侧”，又是“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等到结了婚，天天见面了，怎么样呢？诗也没有了，歌也没有了，传奇也没有了，戏也没有了。大约一结婚，“情郎情妹”就变成了“老公老婆”，或者“才子佳人”就变成了“老爷太太”，剩下的事情，就和千百个普通家庭一样，无非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或者男耕女织、夫唱妇随，哪里还会有什么“诗意”？岂但没有诗意，事实上，在许多夫妻，尤其是包办婚姻的夫妻之间，是连情爱也没有的。所谓“伉俪情深”，只是一句空话。夫妻之间既然缺少情爱，表现和反映夫妻之情的爱情诗，自然也少得可怜。比如李商隐，算得上是“有情人”的，写过不少情诗，其中如“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如“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尚浓”，如“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等等，都是千古名句，却都不是赠给妻子的。只有一首《王十二兄与畏之员外相访见招小饮时予以悼亡日近不去因寄》涉及到妻子，却又是“亡妻”。其他历史上一些表现夫妻之情的名篇，如元稹《遣悲杯三首》和苏轼《江城子》，也是写给“亡妻”的。妻子在世时无诗相赠，死了以后才写诗悼亡，也是一种颇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我怀疑这正是因为社会不容许夫妻之间过于亲密，或只允许妻子依恋老公，不容许丈夫疼爱老婆所致。因此甚至悼念亡妻，也很难说是真正的爱情。如元作主要是表达自己对妻子的感激和回报：“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苏轼则似乎主要是在慨叹人生的坎坷：“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夫妻之间既无情爱，则男女之爱便只好移情他人，叫做“移情别恋”。比如李商隐，写了不少情诗，很真挚，很感人，很美丽，也很隐晦，谁也猜不出那是写给谁的。但多半不是妻子，否则怎么会说“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或者“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云云？看来是写给情妇的（也有人认为这些诗另有寄托，不是情诗）。至少，题中点明是赠给妓女者，便有《赠歌妓二首》等。在古代，文人墨客狎妓，写了歌词给歌妓唱，或与才艺双绝的名妓唱和酬答，被视为风流韵事，是“雅”；如与正妻过于亲热，写诗赠妻，似乎反倒是“俗”。这又是一大怪事！细究起来，大约是“正统”思想在作怪。妻为“正”，必须正经严肃，不可调笑；情妇和妓女既然“非正”，自然不妨放浪形骸。这正如诗为“正”，故多言政事，而词为“诗余”，不妨聊叙闲情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