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不做这些假，不漂亮，没有文凭，到哪儿都被一眼看穿了身份，谁又会给我机会呢？”
史可然说她从不后悔对人说过的谎，有时谎话说得太多，跟某些人见了面，竟然不记得自己怎样介绍自己的。
到了申正公司之后，她的生活才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开始稳定起来，但是见了太复杂的人和事。在这里，人人在欺骗，事事要耍手段，人与人之间表面上亲亲热热的，背地里都巴不得别人犯错误、倒霉，大家在酒桌上举杯交酌，可哪一次是为了真正的友谊呢？
我们用真情去换钱，换来钱再去感受别人的羡慕，实际上那些在公司没有地位没有钱的人哪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呢？哪知道我们内心是非常怕孤独的，生怕哪一天失去别人的奉承和老板的赏识呢……
史可然在说这番话时正是我大张旗鼓做主任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深入她的心，去感受她的悲哀和压力。史可然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来拿走了自己的东西，老板没有思想准备，吓得脸都白了，以为史可然跳槽去了更大的公司，那样的话，自己公司的业务就会流失百分之七十。
可是史可然一下子改变了往日温柔听话的模样，冷冷地讽刺道：“你不要怕成这样嘛，我要是喜欢和你们搅在一起，又何必走呢？”
至今，连老板在内的上百名申正公司的员工都不知道史可然辞职的真正原因，只有我知道：那是她厌倦了，厌倦了这个用了整个青春、甚至整个人生来追求的目标的地方却不是我们真正想到达的地方；厌倦了我用我们的心和我们的本分追逐名和利；还厌倦了人与人之间这种虚假的东西无限地充塞在我们每一点空间……
我敬佩她的勇气，也为她的命运担忧。
我天天早上一觉醒来，感到精力充沛或者不是精力充沛，都得快快洗刷，急急奔波，像被谁牵住了鼻子似的向前冲，无数的温暖的晨曦都在这匆匆之中丧失殆尽。
干吗要急着上班呢？我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我不去旅游、不去看风景、不去和女儿在一起，却要往那个糟蹋人的地方去？这是对我个人的一种犯罪。大不了开除我，开除我不正好自由了吗？我为什么对禁闭这么感兴趣，这么放不下、这么顺从。啊！为了钱，为了一种身份、一种安全感。钱，一年才二万元，二万元就能剥削一年青春？身份，身份到底带给我多少快乐、多少尊严？还有那些保障。就算我有了保障，保障是用青春换取的。
每天如此，生怕迟到，生怕和这个人不合拍，生怕那个人会来一暗箭，那么我们的真实意愿呢？那种要我立马动身的神秘力量又来了，我固执地坐着不动。动身去哪儿？这是什么地方？我能获得价值感吗？不，不能。时间一点点逼近，一种莫名的恐惧又来了，几个月前和丈夫较劲时的轻薄的雾气仿佛又上来了。
我们的周围到底有多少人在不情愿地上班呢？甚至我们甘愿把自己套在笼子里任人驱使呢？恐怕是不计其数。大概他们会说有什么办法呢？为了吃饭，为了穿衣，为了生存，为了下一代。但是上班究竟能创造多少价值，耗尽青春之后我们所得真与所付平衡吗？无愧吗？
有一天，我看到公司里的副总经理带着自己的丈夫参加公司在一个歌舞厅里的某项活动，那个男人高高的个头儿，挺拔地立在那里，加上一身的名牌，自然就具备了让小姑娘感兴趣的条件，他自己也不甘示弱，目光在公司的舞动着灵巧身子的女职员身上穿梭。做妻子的架着一副领导的派头，穿着灰色的职业套装，放不开自己一贯的威仪，别人请她跳舞，她连连摆手，任凭自己的丈夫在舞池里一圈又一圈地旋转。脸上的表情极为复杂，看着眼前的场景，一下子就刺痛了我的心，就算是对那些忸怩作态，没心没肺的小姑娘的不满也不能在她们逼人的光芒面前无动于衷，倒是这些把“事业”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女人们，缺少的何止是女人的温柔？那种押上全部生活并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才谋个小小的职位并时刻算计着如何巩固着的女人们，此刻看上去只有一种难以遮掩的辛酸。一阵轻轻的战栗向我袭来，我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将来，这种偏离了正常生活轨迹的姿态顽固地冲击着我的神经。
工作既不快乐，又不是内心的激情，更不是求得知识。难道就这样耗费光阴为满足，在无风无太阳的楼里做着微不足道的事情为满足？
但是这终究不是我的愿望吧！当我企图从工作中要求得到各种愿望，比如充实尊严、快乐时，我发现那不可能，虽然不是不幸福，但平静之下隐藏着扭曲人性的杀气。我开始在疲倦中呆想，感觉自己暮气沉沉，晚上躺在床上，也想不出什么激动人心的事，人生就像流水账。
毕竟这不符合我对自己的要求，对人生的界定，对前途的设想，我的人生应更强烈地变幻，更野心勃勃，更充实，哪怕更苦难，而决不是像现在这样没有生机，激情越来越淡，以致受到一种忧郁无能的感觉的折磨，一种无力获得生机的痛苦的折磨。
我仿佛回到了为房子、为做白领而过的那些日子，我希望自己去感受那时的激情，去争，去斗。但我的内心告诉自己，这是没有意义的。这不符合我自己的真实愿望。
同时，对过去的自己的仇恨一层一层涌上来，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对抗环境，对抗过去的念头。
我开始厌恶，厌恶打工妹的称谓并以此作为对手攻击的角度，厌恶同事之间假惺惺的亲热，厌恶由我自己亲手写出来的冠冕堂皇的所谓“服务承诺”的宣传语。
如果我告诉你，和我处过的每一个，和我挣抢饭碗的姑娘，每一个追求我而抛弃我的男人，我都不恨不讨厌，不准备报复，你相不相信？
显然，当我这么说的时候，你可能以为我胸襟开阔，不，不是那样的，虚荣渗入骨髓，懦弱才是真的我。
如同患病来临之前很少透露症状一样，一个人的命运在它改变的关键时候并不张扬，我一如既往的上班、改稿、吃饭。内心的波澜一点没涌现出来，没有人察觉我将放弃我曾经上当看重的白领生涯。没有人相信我丝毫不在乎横空杀出的对手。
我在五一节七天长假之前的一个中午突然离开自己的位置，在公司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要了一杯咖啡，看墙上的钟从十二点到一点，从一点到二点，从二点到三点，然后我打开关闭的手机，打电话给我的先生，告诉他我不想上班了。
“没有关系呀，你可以重找一份工作。”
“不是换单位的问题，是再也不想上班。”
“那好呀，你把女儿接回来，一家团圆。”
“不是在家带孩子，我不做家庭主妇。”
“我知道了，你想当作家吧。”
“对。”我心头一热，他始终是我的爱情，哪怕从上到下，无一不变，哪怕俗尘更替，时光变迁，他始终跟我心心相印。从此以后，我停止了工作，不，是打着写作的幌子回到了家里，一如当年打着生儿育女的幌子从杭州逃回来一样，逃避成了我不可更改的基调，归根结底，我不满足于自己的表现，我觉得目前的生活是被束缚的生活，这个我，也不是我内心要做的我。
疾病（一）
错了，不是看破红尘，了无斗志。当初我放弃主任的位置不当，不是对这个位置失去了爱恋，不是不想听到崇拜的声音，不是不想把爱情进行到底，当我不想的时候，是因为病痛，是因为机体已变质，准确地说是身体背叛了我，我才放弃了机会。
我好像终于失去了争名夺利的兴趣，从乱哄哄的写字楼回家，甘愿做一个配角，一个纯粹的母亲；一个无所事事的贵妇人；或者对文学恢复了热情，不，不是这样的，真实的原因是我是先失去了健康，再失去追逐名利的精力，最终，心力交瘁。不得已才放弃熏染了我五年之久的写字楼。
从申正公司辞职时，正是腰痛得最厉害的时候。这使我的生活混乱不堪，因此在结婚前，我腰痛的时候，我就指责他，指责他的贫穷让我从手术台上下来就坐自行车回家，结婚后我腰痛时就指责他没让我坐好月子。后来我的一位因上环导致感染炎症的朋友一天到晚嚷腰痛，我也赶紧去做X线透视，结果未见异常。年轻的医生用止痛药草草打发我，在博大精深的医学面前，我也不相信过于年轻的眼睛，我们一拍即散。
我坐在丈夫的车里，遇见一个治腰腿痛的“门诊。”我说我要进去试试，从这一天起，我就开始了与病魔和医生同时斗智斗勇的历程。
接待我的是位瞎子推拿师，他的耳朵不聋，心也不瞎，他听见我丈夫在候诊室里接电话谈生意，他摸见我手腕上的饰品，他诊断我腰椎间盘突出，要价一千元。他说，任何药物都不能从真正意义上解除这种病疼，仪器也不行，他说，市里领导，处长、局长，上千万的大款，他都治过，像我这样的情况，他非常有把握，“那我要不要拍个片子，做个磁共振？”“这完全没有必要。”我于是感激不尽，满怀希望，老老实实躺到一米宽两米长的、躺过无数贵人高官的床上，指望我的病从此消失。
这一推就是整整一个月，我第十六次(每两天一次)跨进推拿师诊所时，推拿师说：“你今天再推拿的话，要另交一千。”
“你不是说一千包好吗？我还没好，你怎么又收钱？”
“没好？我看你是完全恢复正常了。”
“可是，我的疼痛并未减轻。”
“这个，只有你自己心中有数。”
“你的意思是我已经好了，还来捣乱？”
“捣乱不至于，免费按摩罢了。”
敢情我天天风雨兼程，被他像面团一样捏来揉去，还是一种享受呢！
我告诉他，我没有按摩的嗜好，我年纪轻轻还不需要按摩，我没好就是没好，他如果不能治，说一声。
治当然能治，我治好过多少人，不过再高明的推拿师也不可能治好每一个病人，想必你是缺乏运动，推拿师自始至终肯定我就是腰椎间盘突出。
好吧，我去运动。
我购买一张健身俱乐部的月票，买一辆二手自行车，天天骑去，又天天骑回来，我跟着节奏舞动，舞动一分钟就被巨疼压倒一分钟。
我坚持了两个多月，每天回到家就是霜打的茄子，脾气也一天比一天暴躁。
我的邻居提醒我说：瞎子说瞎话，气死明眼人。好好一活人走进去，他也会诊断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症。不信，你去试试。
这回，我挑选了一所部队的医院。
穿军装的医生和推拿师一样这儿敲敲，那儿捏捏，最终，给我开出了七张化验单。
血常规、尿常规、血沉、抗O类风湿因子……
“这跟我的腰痛有什么关系？”
“据我看，你的腰椎是正常的。所有的化验单都出来后，只有一张尿规显示异常，蛋白两个加号，红白细胞皆阴性。”
这样，我被转到妇科。
妇科的医生马上安排床位，要求我住院。他说，你的病相当严重，拖到最后会影响性生活，现在治，不过两千块钱的事。
两千块钱并不算多，能使我的腰痛消失，我信赖穿军装的医生，我马上打电话让丈夫送来钱，马上老老实实住进了医院。
住院的第一天：空腹，抽血，化验住院部床位医生开的化验项目。
住院的第二天：再交一千元，抽血，化验床位医生补开的项目。
住院的第三天：打吊针，所有的药名是头孢三嗪。
住院的第四天：继续打吊针。
住院的第五天：再次化验尿常规，尿蛋白消失，医生说我的病情明显好转。
住院的第六天：我强调我的腰还在痛，由于久躺打吊针，腰痛加剧，医生建议拍CT，未见异常。
住院的第七天：再次化验尿常规，显示一切正常，腰痛难忍，就此询问医生，医生表示腰痛另有隐情，肾盂肾炎已经治愈。
住院的第八天：医生建议出院。
住院的第九天：出院，带回去两只脸盆，一只痰盂，三千元账单及一个依旧疼痛的腰。
出院后我养病，我丈夫买回来时令的水果，一切滋阴的补品。
出院第五天，我上网，我发现肾盂肾炎基本症状是起病急骤，尿频尿急尿痛，甚至血尿，而我以上症状皆无。
出院第七天，我开始发高烧，再度被丈夫扶进医院，这一次我选择了另一家医院，并出示我以往的病历，妇科专家将我转往内科，专家开出一系列化验单，包括：“血常规”“尿常规”“血沉”“抗O类风湿因子”，还加“心电图”，“B超”，“肝功能”……
然后说：“你的症状显示你可能是慢性肾炎急性发作，至于是哪一种肾炎，需入院治疗。”
我来回奔波，无数次化验，血都被抽干了，这家医院说是这个，那家医院又说不是这个，是他们太轻率了，还是我的病太复杂了。
幸好我有钱，这一次，医生建议我用万无一失的手段“肾穿刺”来判断我完全是哪一种肾炎。
我于是等待“肾穿刺”。同时我做各项指标的化验，“我已经化验过多次了。能不能不要化验，比如肝功能，肾功能？”
不行，这是规定。
医生，我的腰痛。
肾全部坏死，腰也不会痛，你的腰跟肾炎无关，要安排骨科会诊。
骨科专家表示腰椎等关节都未见异常。
肾穿刺的结果是，我是肾小球系膜增生伴新月体百分之四十。
“这说明什么，医生？”
“目前这种病并无根治的特效药，但有望控制发展，所以你必须长期坚持治疗。你不能工作，不能劳累，这样极易复发，一旦反复复发，有可能在五年内影响肾功能。”
“至于腰痛，并不是大问题，肾才是大问题。”可敬的医生给我开了数种昂贵的药品，其中就有我丈夫营销的品种，我从处方上看见了我们和他们的利润，利润让我丧失对他们的信心。
我对丈夫说，我得这种病，是不是报应。我的丈夫坚决不承认这是报应。我不卖药给医院，自然会有人卖给他们，价格不会比这低，这算什么报应。
疾病（二）
从二○○○年初至今，整整两年的时间，我一直大碗喝中药，大口吞药丸，进口的、国产的、东北的、西南的，只要听说是治肾的好药，我丈夫总毫不犹豫接受医生的处方。我将信将疑，但我必须接受。
这并没有减轻我的痛苦，我的腰继续疼，由于诊疗，由于喝了过多的中药，我已分辨不出食物的鲜美与否，我开始浮肿，内分泌失调，脸上长斑，头发脱落，手臂上的针孔密密麻麻。
但是这并算不了什么，比起那些从这个医院转到那个医院，从普通病区转到重症病区，从三年前治到三年后；从吃药到透析；从卖首饰到卖房子；从病床到太平间的；我无比幸运。
我想起七岁那年爸爸讲的一个故事，奶奶因病住院，和她同病房有个生急病的女孩，因为凑不齐手术的钱而活活等死，她的父亲说，我去借。留下她的母亲在床边也看着他。小女孩一直在呻吟中撑到天亮，一直到死，借钱的父亲都没有回来，而她的母亲整整哭了一夜，亲眼目睹了女儿的死亡过程。二十年后我父亲重又提起的时候，我的心缩紧了，如果我在场……可惜我不在场，我不在场的事故太多，我在场时能力也有限，我仿佛看见被冷漠冻死了心的那双父母，他们怎样过他们的下半生！以至我从小就对钱财有一种种深深的向往，我害怕也会遇到那一天，我小心的保护钱财，是害怕那样的日子，人对人的信任是有限，人对钱的信任是无限，所以一直到今天，我都是个吝啬鬼，我提高不了档次，不敢深入享受消费的乐趣，恐怕跟此不无关系。
我还有一个同学的姐姐，我还在上小学时，她就上了高中，她的父母一心一意要做到男女平等，所以这个女孩子和我的哥哥一道到城里打工，并且在城里交了一个男朋友，带回了家，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个女孩子的城市梦肯定能实现，可是不久以后，传来这个女孩子得尿毒症了噩耗。不久，被抬回了家，那个男朋友撒了几滴眼泪后离开了她。她的父亲、母亲、哥哥和妹妹，这些亲人们放弃了一切正在实现的理想，开始挣钱为她治病，三年后，父亲终于累死在一个无声无息的清晨，哥哥的意志也被嫂子瓦解了。妹妹眼看到了大龄，也匆匆嫁了人。
只有母亲依然陪伴着女儿，那时我们就知道这种病不要说没有钱，就算有钱也不一定能医得好。
所以那个女孩只有一条路——等着。等什么呢，无非是等死罢了。
仔细算一算，从走进盲人推拿师的诊所开始，至今已耗资数万，可是我的肾方面的指标就像温度表一样，一直上上下下，来回穿梭，始终不肯稳定一点。
后来，我又跟随丈夫跑到附近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医院，去找名医和名医的老师。有一次我跑到南京一家有名的肾病医院，一位医生建议我停服中药，他对中药治肾嗤之以鼻。口气坚决，显得胸有成竹，用的词也尽是“绝对”“肯定”“可以”“不必”之类的词，好，这样有底气的医生让人放心，停药一周后，尿蛋白就变成一年前的两个加，这意味着我前功尽弃，我咬牙切齿地回到中药铺继续买药继续煎熬，继续吞咽。
我一不小心就失去了健康，死亡离我很近很近，同时，也失去了对医生的信任。
医生不能解决我的腰痛，他一张口，我就知道他的胃口有多大。他推荐什么，我就知道他出于什么。
尽管如此，我仍然要选择一位将自己的性命托付给他。现在我选择了一位六十多岁老中医作为我的主治医生，我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他已没有多少不负责任的资本了，他不仅会尽力帮我看病，还会尽力帮四肢浮肿但两手空空的人看，毫无怨言。
有一次我听说葫芦里煮鱼，油盐不放，连吃八天，肯定药到病除。
我买来一只大葫芦，放进去一条大鲫鱼，煮上半个小时。我发现明明是葫芦吃不出葫芦的味，明明是鱼，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我吞进去的东西还没到咽喉，却先惹恼了胃，它开始往外倒食物，倒水，倒黄胆，直倒得我天昏地暗。我为了表示对自己娇气的轻视，再往嘴里吞，再吐，再吞，与自己勇敢地作了三天斗争，被某一个邻居看到，他说，不对，你吃错了，应该是葫芦煮鲢鱼，我买来鲢鱼配葫芦，发现鲢鱼配葫芦除了比鲫鱼块头大之外，并没有什么区别。我由此得出了这种康复是另类的死亡体验，我决定放弃。
我还是相信医生开出的药丸吧。我于是继续捏着鼻子吃可以筛出许多沙子的中草药和黄金一样用克来计算价钱的进口药，每吃一滴进口药，我就把它换算成黄金，我盘算着至今吃掉的黄金可以把我整个人都镀起来了。
现在，我不能下楼，不能逛街，不能游泳，不能运动，我极度虚弱。我每天最主要的工作是吃药。
在求医的经历中，我得出了三个概念。
一、医生和医生这一个概念有时是矛盾的，甚至是对头。
二、医生犯了诊断上的错误并不会被追究，只要当时活着。
三、我必须依赖它，哪怕它漏洞百出，因为我别无选择。
后来我食不知味，大口大口的辣也不能叫我的舌尖灵敏一下。
我叫嚷没有爱情，我妈说，放屁，他不爱你肯花这么多钱为你看病？
是的，纵然我这么说或我那么说，他仍然三缄其口，以他不变的方式爱我。
不能忽略的本质（一）
正因为他爱我，所以他挣钱的欲望更强了，但是到了此刻，他工作的方式和内容都不是我能理解和接受的了，纵然他忙得水深火热，纵然他仍然危机四伏，我都没有能力分担他的压力。他什么情况下能赚多少钱，在什么高潮中隐藏着危机，都不是我能分析和预料得到的。很简单，疾病使我力不从心了，就算我有这个能力，他作为一个大工厂的主管也不允许我的介入了。停滞对我这样一个要强的女人来说，无疑就是虚掷自己的青春。所以纵然我病着，就算金钱可以让我病而无忧，可是我如今从获取财富之中感受的快乐并不比当初从贫穷岁月感受的快乐多。相反，它仍然给人一种无力扭转的悲哀，让人发现它有一种非常令人恐怖的力量，一种阴暗的带有破坏性的不安潜能。纵然他们每天以车代步，有足够的钱买昂贵的药，给自己增加营养，我感觉到了富贵以及富贵里所包含的东西。可是我却在一次又一次的欢歌笑语中回味早先的贫苦和孤独。我总是如此矛盾，我拥有又担心失去，这构成了我主要的生活基调。但我内心知道，这个处境我只是短暂的停留，我并不是一个过分挑剔的人，所以，我迷迷糊糊而又异常清醒地知道：除了对爱情的绝望，还有疾病也让我失去明智，失去对现实的控制。
疾病和过于变化的境况加上一贯的多思善感，已使我心力交瘁。是的，脱离劳苦大众不见得让人飞跃，会让人不适应，到如今，我脑筋转回来，明白了某些道理，于是经常主动躲开这些不愉快的自我剖析，言语里就有了倦怠，富贵加才气加倦怠加药罐子，就成了今天的我。
对自己的命运毫无把握的感受使我感到恐惧，我能清醒地洞察到婚姻的最终面貌，我看到当初自以为纯洁极美的东西，纷纷露出功利的姿态，凛然的气概也就一点一点坍陷，变质的是我视为珍贵的东西。
这能教我愉悦吗？能尽情品尝咖啡和香槟吗？确实，他们成了我的日常用品，然而，我失去了当初期盼它们的那种曼妙的遐想和放松。
我少年时代是那样极度怨恨事物的稳定不变，但现在，我为极其变化无常的环境又极度迷惘和惶惑。我十来岁的时候，堂兄带来了自己的未婚妻。堂兄早年丧父，家里穷得清清白白，不过他长得标致，人也活络，很讨我父亲喜欢，我父亲基本上就把他当成第二个儿子。有一天，他带来了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穿得大红大绿，描眉画唇，着实让我开了眼界。他们躲在房间里卿卿我我，吃过早饭就能说到中午，笑声从门缝中迸出来，门外的老人们就夸他们郎才女貌，他们双双对对到门前的江滩上散步，夕阳照在他们身上，让爱情的印象在我眼前熠熠生辉。我听见女孩对我妈说：“婶子，我不嫌他穷，只要他对我好。我们村上在城里为我找过婆家呢，我还不是只认他？”堂嫂虽在外打工，见过世面，脸上仍是一脸娇羞，堂兄就咯咯地笑，真心地笑。
那时，我已经知道外面有个叫城市的地方，而那个年轻的女孩来自那里，而且甘心从那里回到这一穷二白的地方，足以使我忽略父母亲之间的真正的残酷的现实，让少年的我对男女之情有了新的看法，我想我父母之所以不幸福，可能是与当时的包办有关吧，我轻而易举地相信了他们构筑给我的爱情新意境。
十五年之后，我第二次见到他们是他们夫妻到我工作的城市找活干时，在小饭馆里，在旅馆里，这对夫妻始终铁青着脸互不说话，不得不对面时，也是怒目圆瞪，恨不得吞了对方。他们避开对方就向我诉苦，男的说女的唠唠叨叨，管三管四，小气吝啬，女的说男的好赌成性，勾引邻居十八岁小姑娘，把家里仅有的五十块钱讨好那姑娘买了烤鸭。
女的说，总之我是白白牺牲了，我就咽不下这口气，是他把我糟践成这样，现在又来嫌我，我决不轻饶他。
这些起伏不定的，不符合愿望的场景使我永远摆脱不了童年的印记。
我曾经为之骄傲的东西，也会因为值得骄傲的理由，又反过来伤害我了。
在此期间我结识了楼下的一位伍太太，伍太太擅长对付男人的招数。当然免不了向我传授一些秘诀。我还参观了她二十年来的八衣柜衣服，这里有大红绸子连衣裙、小碎花的衬衫、旗袍、喇叭裙、吊带裤、各种面料的大衣，让人感到色彩纷呈，流连忘返。这些衣服整整齐齐挂在那里。伍太太说：虽然我现在不会穿它，但总有一天我会穿它。她指着身上这条袭地的黑色连衣裙：八年前的陈货，今年流行。任谁也看不出这件时髦高贵的衣服在衣柜里闲置了八年。有耐心把衣服留二十年的女人对我说，对付老公也是这样，等他不喜欢你的时候，你不要吵，不要闹，他在外边玩厌了总会回来的，最后赢的就是你了。
保养和等待写满了她三十多岁的历程。
伍太太的言谈和口气我觉得非常熟悉，但就是不觉得亲切，她的装修气派的主居室里应有尽有，三十四寸大屏幕彩电，落地音响和空调，还有纯荷兰种的价格数千元的狗，无论她是站着、坐着，你都会感到宝贵的气息扑面而来，同时扑面而来的还有空虚。现在我想通了，问题就出在她说话的方式和气息上。
当伍太太知道我到现在还不能掌握财政大权时，大为惋惜，并认为正是这个原因才有我们今天的局面。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其实在别人眼里，我们也是千万个家庭中的一个，没有什么特殊，而我所谓“爱情家庭”理论只能让伍太太嗤之鼻，按照过来人的意见，现在应是我拿起武器捍卫自己利益的时候到了，这种捍卫也就是：不要上班，但也不要闭门不出，要把时间放在监督他，打扮自己上，明里要哄他、爱他，暗里要查他，掌握他的经济。要允许他把业余时间放在打牌、喝酒、下棋上。这样，他就不会动别的心思，不要对他发火，不要赶他出门，这样的话，就把机会让给了别的女人。俗话说，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就是这个道理。
怎么看我都是一个失魂的女人。一个好像没有任何把握的女人。
所以我准备写作，由于腰痛，因此我采取写作的姿势很多，有时站着，站着时字写得软弱而缺乏力量，有时躺在床上着，躺着时只能用铅笔，有时趴在床上，趴着又使我的脖子容易酸痛。
可是我能写出什么呢？
不能忽略的本质（二）
作为一个进城的乡下人，关于写作的最初理由，是在田地里，由于头一天晚上和初恋情人约会，被母亲搧了耳光，父亲说你甘心在这里一辈子，你怎么会看上那个泥瓦匠？父亲的话点燃了我的希望。虽然一直不被承认和理解，到底还被父亲这样期待。
但是目前的写作，不知不觉也和潮流挂上了，网络文学，新新人类，七十年代作家，他们一改贫寒的苦菜花似的脸，不需要奋发向上的经历，也不树立什么目标，可以泡吧、网恋、蹦迪、穿背带裙、口红涂成紫色，炫耀并炫耀自己会炫耀、吸毒并将此作为资本、性爱随时随地也可以使得。
到如今，我觉得羞愧得很，我没有技巧，不属于另类作家，不属于任何一个派系，没有自创的风格，只有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得到认同可能很难，因为连我自己未必也敢认同自己。我离这些实在太遥远了，所以即使是写作，我想我一鸣惊人的资本是零。
我有钱时也喜欢去一些灯光昏黄的酒吧，音乐振聋发聩的舞厅，偶尔住些带三四星的酒店，但是，敞开怀喝得支离破碎没有，穿胸罩内衣扭屁股的不敢，住在酒店拼命看电视，看家里收不到的国际频道，然后打免费市内电话，生怕少沾了便宜。
我从来没遇上一见面就有性冲动的男人，吸毒的虐待狂、强奸犯、卖摇头丸的，这些人，对不起，只在电视上打过照面。
我天天把“爱”放在口中，即使现在老公有了钱，我还是更喜欢“爱”这个字而不是钱。我坐月子的时候想吃饼干，丈夫带我去批发部时，我指着一种饼干说，我喜欢那种，他马上说，我知道那种便宜。这就是我的本性。毫无办法。
我不抽烟不喝酒，不舍得挥霍金钱，不在街头接吻，不认识政界、文艺界、演艺界的名人，也不敢制造什么绯闻，我想，“家”这个东西还是最重要的。
关于吃的，米饭、蔬菜、肉和水果是我的主食，零食咖啡、面包、三明治、法国牛排等等都离我很远，更加落后的是我相信一个完整的女人每天必须读书，读的又是张爱玲、钱钟书甚至曹雪芹等这些“老老人类”的书，关于新新人类的书，读不进去更无从爱。
我很想从今往后好好做自己，我想整容，瘦身，文眉；我想天天跳舞，坐在吧台的高脚凳上看人；我想找几个男人打架培养信心；我想收到玫瑰；我想穿内衣在地铁的前头让万人看。结果我一样没做，天哪，我只是瞎想想。
另外，我遵法、守纪，但又极其懦弱，公共汽车上让座是让座，看到小偷明目张胆掏老大爷钱包，也只敢小心地捅老大爷一下，眼睛还看着别处。躲过了流血事件，也白白错过了成为英雄的机会。
更为要命的是身材过于浓缩，脸蛋过于红润，既不古典也不现代，往大街上一走，走来走去还是这么一个人。这么一点点的故事，要想一鸣惊人，怕是难透了。
我写作，因为乱糟糟的城市，有乱糟糟的心思。我想理清一下自己的心，我想点亮自己的心灯，照耀自己的爱情，是的，永久的梦想就是——征服世俗，征服爱情。
我写作，是因为对上班挣钱力不从心，虽然身体病着，可是精神闲着，闲着也是闲着，抱着侥幸的心理看能不能赚点稿费回来。
事实上仍然跟童年时一样，只要一拿起笔，我就发现我不能缩短感觉和文字之间的距离，文字常常背弃我的感受，糟蹋它，歪曲它，存心跟我作对，一直让我心中流动的感觉常常到不见踪影为止。
这让我无比疲倦，所以我写作的方式就是常常拿着笔等在那里，等待突然之间的灵光一现，一切自动解决，我需要表达的那些词、句子、结构和语调都符合我心境的一种文字的到来。
仅此而已。
所以我什么有意义的东西也没能写出来。
失踪的阿菊（一）
就在我边吃药边写一些真真假假的东西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七月三十日傍晚，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是我妹妹打来的，我妹妹告诉我，跟随她小姑子来常州打工的叫阿菊的小女孩已经两个月没有打电话回家了，她的小姑子也不知道阿菊在哪里。阿菊的父母请我帮他们找一下。
两个月没有打电话，连和我一道来此地的那个女孩也并不知道她的下落。我马上找到妹妹的小姑子，一个二十岁的姑娘，一个跟我当初一样强壮、一样迟钝、一样被服装厂剥落了阳光的女孩子。
“跟你来的小表妹呢？”
“我已经两个月没见到了。”
“她到哪儿去啦？”
“去找工作啦。”
“怎么两个月没露面你也不找，不告诉人呢。”
我意识到问题严重。二○○○年，受妹妹的委托，我将她小姑子安排到市一家服装厂打工，这个女孩将她年仅十六岁的表妹阿菊也带到了这里。我去参加妹妹的婚礼，阿菊的父亲一个劲地向我问候，说好听话，请求我照顾照顾他的女儿。当时，我热情地答应了。回到常州以后，那个女孩来了我家，当时，她并没找到工作，一方面由于她缝纫技术欠佳，一方面年龄太小，没有身份证，没有服装厂敢要。
“以后有困难，别忘了找我。”我想起那个心不在焉的女人，那个假惺惺故作高贵的女人，那个忘记了自己背着蛇皮袋流浪在街头的女人，我根本就体味不到一个年幼的盼望挣钱养家，而又寻活无门的女孩的困境。
我像馒头那样生硬，我像做丰胸广告的女人那样虚假地笑，我说：“你应该在家读书，不读书没出息。”我当时就没觉得自己在瞎说，我整天关心丈夫有没有变心，对镜子里照自己脸上有没有细纹，生怕自己的腰变粗了，我早就忘记了自己的十六岁，我忘记了十六岁少女渴望穿新衣，渴望读书，渴望看世界的心态的心思，忘记了整天吃稀饭窝头的十六岁。
带着最后一线希望的女孩从我家出了门，然后，背起自己的包，对她表姐说，我不能再吃白食了，我一定要去找工作，听说“黑牡丹”在招工，我去试试。
她带着表姐的身份证出了门，这一走就是整个两个月。
其实黑牡丹离她表姐并不远，这个整天算计工分的女孩子居然看着自己的表妹两个月不见踪影，也不来找我，不去报案。
我跑遍了当地的大服装厂，打听这个叫阿菊的少女，各服装厂的回答如出一辙，没有这个人。
晚上十点，巨大的惶恐和巨大的愧疚同时袭来，我意识到这个女孩是真的失踪了。
我丈夫说，“你又没有责任，她父母又没有亲手把她交给你。何况你病成这样，根本没精力替她操心。”
不是这样的，不要自欺欺人，那时我在找保姆，我前前后后找了三个保姆，我却没有给阿菊一份工作。我知道阿菊需要工作，我看见阿菊长得水灵、乖巧。我听多了小保姆勾引男主人，男主人爱上小保姆的新闻和故事，我脑子里生虫了，我把这个孤零零的女孩推进了茫茫人海。
阿菊最后一个电话打给她妈妈。她在电话里说，妈妈，有一个男孩带我去找工作，找到以后，我打电话给你。可是至今两个月，她妈妈没接到她的电话。
那个带阿菊走的男孩姓什么叫什么，来自何方？无从查起，我对阿菊这几个月的生活没有过问，也就没有任何线索。
晚上，我被自己的噩梦惊醒，我好像看到那个憨厚的农民得知女儿失踪时的焦灼的样子；我仿佛听见被拐卖的姑娘在漆黑的房子里声声呼喊父母的声音。
我开始整夜整夜的失眠，在绝望的等待中，我看见了陌生的自己，我像是一条毫无主见的鱼，我在对爱情的计较中变得空虚，毫无价值，如果说工作剥脱了我的真我，那么爱情显然毁了我的前途，它使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毫无主见地走向极端。
是什么东西剥脱了我的纯真?
是什么原因，让我变得如此令人陌生?
小姑娘，你在哪里？
在寻找小姑娘的途中，我终于第一次结结实实地向自己重重地问了一声：这些年，除了丢失了天真无知的小姑娘，你还丢失了什么？
在这个失踪的女孩身上，我想起了自己，看见了自己。如今，少女时代那种前程未定，归宿不明的空虚感时不时向我袭来。汽笛尖锐的鸣叫，神色各异的行人，无一例外不提醒自己那种根深蒂固的落魄和自卑的心境，如同股市显示屏上跳动的一串串数字，从来都把四周渲染得动荡不安。这使我羞愧不止，泪流满面。
故乡是不能舍弃的记忆。
在我的身边，还有由于意志或者才能的缘故，没有坚持下去，早早退出了城市的舞台的爱萍和晕倒在车间的陆红。她们将重新回到老地方，生儿育女，或者凭借打工的工资盖起房子。当然也有的甚至拖儿带女重新来到城市；也有在霓虹灯的蛊惑下丧失了自己的纯真和尊严的人，像阿美；也有的成了城市中高高在上的那一部分，可以穿着华贵的衣服；可以在餐厅、美容院、时装店享受城里人的服务；可以用城里人当初跟他们说话的口气跟城里人说话；还有的甘愿做城市的垃圾，人们走过他们身边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捂住自己的鼻子，他们就是那些捏造故事行骗和乞讨的骗子和乞丐；更多的是分布在车间、码头、工地，在烈日下、在风雨中、在无尽的劳累中期待着，坚持着……
打工的路永远在重复、在轮回，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有的逃避、有的停滞不前，可是对于打工者而言，不管什么样的局面，打工仍将是他们惟一的路……
失踪的阿菊（二）
我能够从这些现象看到自己的本质。
是的，好走不如赖待着，留下就有希望。所以我们吃城市人不愿吃的苦。哪个外地人没有这样的体验：你买菜，一斤说成一斤二两；你买衣服，腈纶说成全棉；你买窗帘，把广东货说成浙江货……这说明人生到处是陷阱，你说“防不胜防，无须再防”。然后你学会这些，本来好好的我们自己，非要到这里来学别人的皮毛。现在我们置身其中，观摩潮流的变化，无谓活着的人们，狂欢，打架，阴谋，衰老，发财，看颓废的青年或故作颓废的青年，体味城市的焦虑，并将这一切作为城市的赏赐或者城市的标志贴在身上，招摇过市。从骗子身上吸取经验，有机会就会拿出来骗骗别人。我们有时伤害着别人，大多数时候被别人伤害。城市高速的发展里，带走了多少外乡姑娘的青春和梦想。时间是一条河，洗涤过多少姑娘的心啊，也洗涤过多少不成熟的眼睛，每一天，每一年，这条时间的河里总是来来往往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姑娘们，她们的命运各不相同，有的在城市滞留十年八年，到最后还不得不回乡嫁人；有的，自知出人头地无望，就把自己的儿女们也早早地接进了城，早早地让他们树立留在城市的目标；而有的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谋得了一席之地；有的还在苦苦挣扎；还有的，一如我当年那样，才刚刚起步……
我想起在电台主持节目时，听到了一个女孩子的故事。她说打工太辛苦，她不想回家。正好有个人给她介绍了一个跟她父亲一样大的男人，不知道她该不该同意？
“当然不应该，人穷志不能短，跟了他，你就永远没有自己的爱情，自己的幸福了。希望的路应该由自己走出来。”
电话放下时，那个女孩子泣不成声，感谢我在关键时让她清醒过来。
可是现在呢？现在我又在做些什么？
不错，这是我选择的生活，这也确实是我努力的目标，但是这不是我选择的全部，也不是我真正的快乐，我真正需要的东西不在这里。我在自身与社会之中来回游荡，花了大半年的时间装修出来的房子失去了真实，我们渐渐隔绝了自己，围墙、防盗门，起先是栏杆式，后来改成全封闭的。里面有一个小孔，一眼看清来访人，水泥砖墙不够，用木板、墙纸再裹一层，终于外面的世界安静了，外面的灰尘和阳光也进不来了，雨声汽车声远了。我从一个浪费青春的地方又换到了另一个虚掷时光的地方。不是吗，连我们自己的歌声也忘记了，那首被我们反复吟唱的低沉悲凉的《妈妈，妈妈别让我回家》。在反反复复的吟唱中，我泪流满面，不能自已。
我不能再麻木不仁了！呆在戒备森严二十四小时有保安巡逻充满安全感的小区里我第一次觉得十分压抑。想走出来、走进喧闹的街头，我所看到的是那些我不能不看的场面和人。不管再过几个十年，我都能从茫茫人海之中辨认出谁是我的老乡、我的姐妹，他们为了摆脱贫穷而来，也有的并不缺少金钱，只缺少他们的见识和学习的机会。他们在城市卖馄饨、拉人力车、贩卖黄花菜、盖大楼，光膀子逛街，我一眼就看出他们是我的老乡。他们还随地吐痰，在超市里偷牙膏，在街头打群架，他们吃青菜和焖红薯，买站台票乘火车，他们不怎么生病，生了病也撑着。这就是城市，它接纳更大城市的流行趋势，它追赶时髦，但它又不得不接受这些瞪着无知的眼睛，带着空空的口袋来敛财的乡巴佬，承载他们的穷酸，新的、旧的在大街上碰撞，穿中山装的和露脐装的擦肩而过，吃实心馒头咸菜窝窝头和豪饮XO的逛一个商场。当我住进花园别墅，乡下的打工妹们依然一拨一拨地涌向城里，从开始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