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没有人注意，他们引不起别人的注意。
只要城市还在，就永不言回。
而我呢？花了十年的时间，到了一个和自己想象无关的地方，我做过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
当初被打工妹们指望着帮她们主持公道的人又在做什么呢？
我在防老公变心、我在给我的脸去死皮、我在想法子存私房钱、我还在写一些不痛不痒的字……
我走到今天，并无人逼迫。正如无人逼迫我留在少年记忆里灰暗的心情一样，无人逼迫我选择忧愁，当众人都笑；当繁花似锦，我都远远地挂着忧郁的神情，凝视这无比热闹的生活。
我不放弃对这个阿菊的寻找，一如不放弃对自己的寻找。
我有一种急切探寻答案的强烈欲望——
这么多年，我没有变成真正脱离了土地的城市人。当然不只是举手投足间的厚重感使我不能效仿城市的优雅，它还表现在我的骨子里，我缺少城市人的气质和接纳新生事物的心态。自己买衣服一不小心就买了过时的款式；买了假货回来，立马返回去，讲不到道理，我就开始吵，就跟我妈当初在庄稼地里的嗓门一样大。结果是，我退了货或赔了款，然后我比谁都寒碜，这些都是农民的烙印，刻在我的血肉里，刻在骨头里。
我买二十五瓦的灯泡为省电，洗澡不淋浴是省水，看书不看电影是为省钱，不喜欢吃肉同样是省钱……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是个农民。我种过田，也丰收过，在我务农的那段日子，我比任何农民更加农民。农民的特点是一分钱掰两半花，宁肯花五天去挣一块钱，也不肯花一块钱买五天的时间。耐变化，耐高温，耐缺氧，耐缺油水，耐雨淋，耐曝晒等等，这些都无气无息地被我带进了城市和现在，因此即便是在住进城市花园的今天，我仍然不懂得用物质把自己打扮成城市的姿态。所以不打自招，举手投足间，明白无误地告诉对方自己的出身。但我似乎早已脱离了父母、脱离了家园，脱离了土地，因而我再也无法变成合格的村妇了。从某些方面，两者基本相同，我们无论身处何地，内心的浮躁和诅咒同样，只是发泄的方式不同。
我看见自己依然空虚而无助的灵魂。
不管阿菊最终能不能被找回，我想我的一生也无法摆脱这种无法舍弃又不得不接受的痛楚了。
你看，命运这个东西确实能左右人的生存状态，但是反过来，人对命运的态度也能够削弱命运的力量。我就是这样的一个边缘人，大自然的变化总是缓慢的，某种精神活动也总漫不经心的，发现本身让我知道人间到处是歧途。
十年的岁月已经过去，庄稼和土地早已成了尘封的往事。当年那个把拒绝体力劳动当作头等大事的小姑娘长大成人，十年的漫漫长夜和那些明暗不同的白昼过去之后，岁月带走了我什么？又留下什么作为对我的馈赠？欢乐和痛苦成了日益淡漠的记忆。我两手空空而来，如今依旧空空两手。我应该怎样生活，给自己也给所有对我抱有希望的人一个交代？虚度和服从不应该是我生活的内容，我想我应该拯救自己，就像十年前也是怀着拯救自己的心愿进军城市。十年之后我仅仅发现我是在拯救自己，但我始终没能拯救自己而且我依旧不明白拯救自己的手段，是不是也恰恰是置自己更迷茫的手段。在我真正被外界认同时，偏偏已经挣脱了原来的所谓贫穷和平庸。那时，我在城市的街道上行走，我在缝纫机上做工而不是田地里。所以，我摆脱的是城市生活强加给我的不公和平庸，只能限制在城市一种状态下的不甘，而不是对农民的反叛。这么评论实在抬举我的，我对农民生活的反叛是失败的。
疼痛使我滑向了繁华的边缘，疼痛也使我学会了看清角斗人生的规则。
我知道我在梦里逗留过久了，我过于计较我生活的内容，现在才明白这计较并不利于幸福的长久，也不利于精神的升华。我不能从普通的生活中感受到特别的快乐，它阻挡住我对于生活现象的理解，生活结果的预见。我必须做点什么，我必须面对现实，必须给自己一个交代。我的回忆如此清晰叫我自己吃惊，我获得了对别人、对自己更为关注的意识，它及时拯救了我的灵魂。这么多年来一种肤浅的利己主义，物质上的欲念蒙蔽了我的眼睛，但是这几日我开始思考自己的生活，我经历着种种痛苦，并开始对自己生起气来，我居然荒废了这么多年，失去了惟一的长处，实在太可怕。一个灵魂在寻求拯救时，可能已经将其精华耗尽，也不能够如愿以偿，那么请允许我另辟捷径，寻求解脱吧。
阿菊失踪之后，我不断反省。难道自己就这样轻易屈从于命运的摆布吗？从此以后的漫漫人生路，我就此耗费吗？不！我要做一个生活的强者！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运行轨迹。是不是等到一切消失之后，我才意识到我追寻过什么，放弃过什么，又得到过什么。为什么总是等到感知时，很多东西都已结束了呢？
我从我思想的深处转回来，四周充满呐喊而又悄然无声。
我知道我应该写些什么了。
找回失落的自己（一）
在一次常规化验中，医生终于告诉我最可怕的状况可能要来临，我再一次住进了医院，可是除此之外，我别无选择。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端着盛满黑乎乎的药碗，我看见了模糊的自己。生活的活力随之消失了，人没有比此时更能忠于自己的思想。我虽然不再有心思打扮自己的外表，但却更清醒地直面自己的灵魂。
处在没有雪花的二○○一年的冬天，在回忆中，我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激荡，产生了一种号啕大哭的冲动，其实这种冲动一直潜伏在心中，但总是不稳定，如火花般转瞬即逝。如今如梦初醒似的看穿了一切之后，才畅快淋漓地冲出了胸腔。
我开始写——把盘旋在脑子里一年多的文字记下来。我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对待我的病和我的家庭。我想起自己站在常州火车站出口路扔掉自己被子时的情景，以为那样就可以一切重新来过。
我想起在服装厂时，有时想借一本书来看，可是跑遍三十几个宿舍也只能借来几本琼瑶和一些金庸的书，那极度饥渴下的心情是多么浮躁和不安的情景。
我还想起在车间里，每个新来的姑娘都要面对当地方言目瞪口呆的难堪情景，没有人有勇气对她们说“请说普通话”。
我想起自己怯生生地跨进报社的大门时，鼓足了勇气开口说的第一句话，“管副刊的在吗？”
还有那位编辑和善的眼睛，他可以一眼看到我的来历和我的真实水平，但是仍然是那么和善的眼睛和那不带偏见的言语。他永远都不知道他的素养对改变一个人的心态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我还想起在电台为着一个歧视外地人的编导的出言不逊而和他面红耳赤，最终断送了自己的“主持”生涯的情景。那个气咻咻地只认死理的姑娘叉着腰、跺着脚恨恨地叫，让电台的导播和主持人们一脸的不屑……
我也想起那年在一个培训学校讲课时的情景，我鼓励那些求学的打工者们一定要自强不息，还说这城市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信誓旦旦的声音……
我还看到自己为了能够在城市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勾心斗角，完全忽略了我的本分和我的理想。
当拜金成了一种时髦的恶习时，人们就拿它当作榜样，所有标记金钱富有的东西都被人们竞相追逐。
我已经偏离了我自己的方向、我的理想和我的初衷了！我已经越走越远，远到了自己也找不到出口的地方了。
我把这些都写在了纸上，每天清晨，在医生查房之前；每天白天，在护士送完药之后；每天晚上，在医院熄灯之后，我就在疼痛中记录，这种记录可以忽略一切，我一页一页不停地和自己、和疾病和疼痛做着反抗，我不能阻止疼痛的来去，但是我主宰了自己的心，我把自己这么多年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一点一滴地从尘封的记忆里掏出来，当然这个过程是痛苦的，我总是感到疼痛，因此，有时是趴着写，有时就躺着写，有时是站着写。文字源源不断地从我笔下划出。
这些都是我在病床上书写的内容。丈夫来的时候，我就拿给他看。一如当年一样，他认真地看，不露声色地看，看后也不作评价。但是他用行动表示了自己的欣赏和支持。
接连几个月，他都表现出了这几年来难得一见的慷慨。为了照顾我，他一次又一次放弃赚钱的机会陪我到处求医问药，他白花花的钱只有付出，没有回报。他一次次开车到远郊的一个老中医家里去买药，当然他后来和老中医也做起了生意，但是他破天荒地不要利润：只要能治好我老婆。我接受穿刺手术的那天，我看见他交代了工作后，就关了手机，等我从手术室出来时，他一如当年我生孩子那样握紧了我的手。做完手术后，我必须要直挺挺地躺二十四个小时，才能度过危险期，那二十四个小时，他的电话一直没有开机。当他重新开机时，他才知道，他已经错过了一笔几十万元的大生意，为了这笔大生意，已经花费了相当大的人力物力。
他立在我病床前，一心一意地看着我，仿佛这么多年来的奔波和劳累从来没有光临过一样。此刻，他似乎对生意全然漠不关心，不见得是做出来的放弃，真正的在乎和不在乎从来都不是能够遮掩得了的。他潇洒的站姿和紧锁的眉目，使我一下子就相信了他心无他物。
奇怪的是，我用高级化妆品、精心准备的点心、时髦的服装都没有留住的爱情却在我坚持自己的时候意外地回来了。他陪在医院的时间越来越长，他睡着在我的病床头，他眉头紧锁，是不是又在梦里遇到难题？可是除了我，他没有任何一个可以陪他渡过难关的亲人，他说，所有的钱都给你看病。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又看到了那个腼腆的孩子，那个站在冷风中等他心仪的姑娘的男孩子，那个藏匿着一腔抱负的跟在人潮中进城打工的孩子。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他产生了一种信赖，这种信赖感使其产生了淡淡的满足感，有了继续写下去的勇气，也有了把他重揽怀中的勇气——
“何苦呢累成这样？”
“挣大钱呗！”
“挣大钱干什么呢？”
“还要买房子，车子，还给你买化妆品，高档时装。”
“住楼房别墅又怎么样呢？”
“高人一等啊。”
“高人一等又怎么样呢？”
“那时我们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我明白了，亲爱的。我们努力奋斗，就是为了驱除“怕”这个恶魔。我们怕居无定所、病而无医，我们怕双亲无着，也怕孩子像民工的孩子一样被城市孩子嘲笑和歧视，我们还怕无脸回乡、怕过没有自我和尊严的日子。我们再也不愿意回到过去。
我根本不该指责他。“不安”也是我驱赶不了的恶魔，我爷爷在我小时候常常喜欢讲三年自然灾害。我从小就知道人会饿死、病死、穷死，而他的亲人束手无策，眼睁睁观望。我小的时候也看到邻居因病无钱医治而自杀，我知道钱是好东西，我晓得。我小的时候，我二姑父是村里的书记，我父亲说自然灾害他们兄妹全部保全就是多亏他，我二姑是个美人，嫁给当官的二姑父也算比较合算。我们小时候就喜欢往二姑家跑，他们家有好吃的糖果、贴在墙上的年历、收音机、小人书……这些对我们具有巨大的诱惑的好东西。可怜二姑父被查出得了胃癌，转瞬之间就人亡家衰，到后来，就成了我们接济我的表姐表妹了。我二姑风韵犹存的脸上挂满了不甘的愁苦，我母亲倒有些幸灾乐祸，还总结说，人要是太傲了就有报应。母亲所计较的是我们小时候总受表姐的欺负，母亲认为这是有钱人对没钱人的欺负。这话影响了我的一生，在我的脸上从来没有“骄傲”两个字，我怕报应，也怕有人在背后用这样的口气说我，我记得我的二姑幸福的笑，也记得我二姑父出殡时那满堂惊天动地的哀嚎，所以人生无常的印象永远挥之不去，它让我活得很不痛快，放不开，永远。
至于人生的无常，最强烈的佐证其实是父亲，我记事的时候，父亲已经走南闯北做小生意了。十来岁时，我记得我在小村上还是比较优越的，交不起学费的吃不上口粮的事村子里比比皆是，而我，只是观望。那样的事在我们家没发生过，我敢说我是我们村第一个吃香蕉的女孩。我第一次吃它的时候，搞不清楚它叫什么，吃到嘴里也不觉得好滋味。我爸爸就说，傻丫头，这叫香蕉，是从千里外的江苏买回去的。江苏真是好地方，所以后来我选择江苏作为我生存发展的空间，我之所以不去北京当小保姆，不到上海卖烤鸭，是因为父亲带回去关于江苏的描述太美了。他还有钱买西瓜，这在我们村也是稀罕物，那时吃西瓜可不像现在，用刀切两半，用调羹掏着吃，一只十斤的西瓜要切二十块，东邻三块，西邻五块，爷爷奶奶一块，然后我们兄妹分，那不是降温，那是享受人生，得了西瓜的邻居孩子，于是齐刷刷坐在我们家门槛，给我妈剥豆子，剥一夜也乐意，西瓜甜啊！
然后我父亲买自行车，给家里盖楼房，雇小保姆看年幼的妹妹，长大的全部去上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是我们村至今为止惟一的女大学生。所有这些，全由于父亲的生意做得好，外村人来参观或乡里开会，喜欢到我家办招待宴，房子大，气派，给村里长脸。
父亲是个有头脑，有目标，见过世面的农民，可是几次大病之后，还不是为了节省，不得不退隐山野，守着几亩薄田节约着过日子，所以我自己的贫穷和无知是从进城开始的。
后来的父亲呢，我上大学那阵，暑假回家，亲眼看见父亲用洗衣粉洗头。
父亲生肝病住院的时候，身上的钱花光了，病没愈，大雪纷飞坚持出院。
看着父亲的一生，我真正的自卑，以至即便我拥有了花园别墅、拥有了“宝莱”，拥有舒适、安逸、娴雅……我都不能从巨大的笼罩在心头的阴影中走出来，不能。亲眼目睹的苦难和背弃，让“命运无常”的概念就这样侵入了我幼小的心灵，让我将倔强而懦弱的个性带进了以后漂泊的青春年华……
找回失落的自己（二）
时至今日它表现在我所有的状态里。我宣扬爱情却从不敢宣扬它的绝对；我回忆故乡，除了颓丧的记忆外，并无令人怀念的踏实；我在以爱为作品的基调时，那爱肯定是凄凉的。即使是富贵，这既闪亮耀眼，又朦胧暧昧的东西，我写出来除了无奈就是倦怠。我写出的纯真的少女，除却表面的微笑做给人看的，就是内心的孤独。我永远不会写结局圆满的故事。在我而言，有一种东西总在那里，在我笑得最甜的时候，给我惊雷般的噩耗。
我看着病中的自己和疲惫的他。我深深地明白，他和我一样经受过那样的童年啊。我们来自同一块土壤，他的执著难道不是一种驱逐吗？驱逐萦绕在我们身边那丝丝缕缕的不安啊！
我明白了，我们两个漂泊在外乡的孩子，已经在驱逐不安中迷失了自己。他只丢掉了他自己，而我丢掉了我们两个。眼看着我和他就要拉开一个无法再次跨越的深渊，社会将会把我们两个重新打磨一番，然后上市。金钱、财富、地位等等这些乱七八糟的漂浮物将会像海水淹没一堆垃圾一样淹没掉我们，使我们永久失去自己的踪影。
我对这个设想即将实现而充满了惶恐。
可是我记得这个曾经撼人心魄的男人的点滴，那是不能舍弃的，如果就此丢弃的话，那么心的隐痛会加剧。
所以我的任务比他艰巨，他只要找回他自己，而我要首先找到自己，连自己都不知自己去向的人怎么指望别人来爱呢？
是的，他迷失了自己，迷失在物欲纵横的社会里，迷失在自己的梦里，迷失在少年的记忆里。在起起落落的人生经历中尝到了太多的凄楚，自诩不凡的个性加上历来不被重视的状况，混合出一种不伦不类的姿态，给人一种不可接近的印象。虽然如此，我仍然相信他一直是那个和蔼的男人，对任何事情都能用一种合乎情理的方式来对待。他仍然沉默，让人无法一眼望穿，又没有多少锋芒，所以尽管他是迷失的，但是他失去的也许只是自己的一部分。
在安定生活的荫蔽下，那种能在苦难中体现出来的坚韧和勇敢就无从体现了。我人为的光亮中，遮掩的又何止是自己的本色，本色——这个曾被我深恶痛绝的东西一旦失去之后，才知道它就是自己的肢体不可或缺啊！无需作为的本身，比需要作为更能叫人无所适从。就像一个热衷于玩游戏的孩子，结果连个可玩的游戏也没有，一颗鲜活的心却裹在静止的肉体中，完全是一个失去自我的自己。眼下的心境跟那种不安的追逐金钱的疲劳已相差很远，在这一松弛的心境里，我对人对事的看法根本不是他所能体验的，因为他走得太远了。他已经握住了命运的主动权，现在不是命运在控制他，而是他在挑战命运。他完全掌握了主动，当我这么说的时候，他深信不疑，这并不会使他停滞，只会使他更加信心高涨。他驱逐不安，然而也把自己当成了驱逐的对象。那么执著，那么坚定。
如今我们在迷途中又相逢了。
我在冷静的思考中轻而易举地原谅了他。
我在疼痛中寻找自己和自己的家人。
我突然握住了他放在床边的手。
“你今天不走了吗？”
“对，我陪你。”
“你不会反悔的，是不是？”
“对！”
我于是满足地睡去。在沉睡中还握着他的手不放。
最近一次出院是在两个月前，我不再把大把的时间拿出来抱怨他，不再为了腰身的一点赘肉而大惊小怪，不再为他那随手乱扔的习惯而冷嘲热讽……
我也不再把时间浪费在美容院和商场，快乐时我写作，疼痛时我也写作。写作让我目光充盈，单纯而干净。
在书写中，我看见了自己，被明显地分开的各个时期的自己。我清晰地看到了穿各式衣裳的我：时而沉思，时而毕恭毕敬，时而谈笑风生。而另一个我，另一个实实在在我虽看不见但却关爱到的我，却总是浮躁，不安、忧郁、哀怒、寂寞、楚楚可怜。当我由原先对温饱的焦灼演变到对金钱本身的日趋职业化的敏感和喜爱时，无边无际的惊恐和悲哀也开始附在我身上。
我抱着那样的目的寻找到了这样的一种结果，始料不及却又心安理得。真正的成熟有时看起来是一种堕落，没有朝气，缺少直面和判别是非的热烈。如今看来，真正活得有意义，做得持久的是平和状态的工作，不一定只有是或者不是两种答案，世上也并不是除了美只有丑这两类东西，所以当我二十岁时曾口出妄言：红颜逝去就自杀，不留丑陋的面貌在世上。记得当时是玩笑的口吻吧，却也道出了真实的心态，如今我相信自己八十岁时仍会追求生命的意义——这不是耻辱的，而是真正的热情。
如今我要学的仍然是承受，承受新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先只管掌握寻找食物的要领，抓住钞票，不曾有过方向的迷失。如今，完全倒了个，丰衣足食之中仍要学会辨别，辨别人心的方向，辨别昨浓今淡的脸，辨别海誓山盟的真伪，辨别霓虹灯的灵魂。于当初轰轰烈烈、勾心斗角的日子相比，少了几分匆忙，多了几分世故；缺的是方向，多的是时间。
我似乎很清醒，又迷糊得最深。
我拥有过很多，我丢弃过许多。我看见了自己，但看见的是站在繁华边缘的自己。
出院后，他并没有再把我交给保姆，急急地去扭转乾坤，而是怕小医院再像以前一样误诊误治，带我又去了天津。这样一去，又是几个星期才回到公司，老板终于以此为借口，毫不客气地中止了合作协议。他的大公司的高级主管的位置终于丧失了。我以为他会懊悔或者发火，可是他没有，他让我放心，他的存款足够我们再生活几年。他说他早就不想干了，天天这么全国各地的来回奔波，他也倦了。他说像他这样的人在本地找一份高薪并不困难。为了让我放心，他还把他信用卡上的钱全部转到了我的账上，他告诉我，这是治病的钱，不允许花在别的方面。他终于在本市又找了一份销售工作，拿起了四平八稳的工资，他说，只有这样，我才能恢复得快些。
他必须照顾好我，否则他就活得毫无意义了，一如当年一样，我从不怀疑他的话。他的眼睛里除了劳累和憔悴，还有满满的不安。那么死死追逐的东西，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放弃了，守护了那么久的东西，在准备松手的时候，却又回来了，不能动。
我们的心又在充满器械和死亡的地方相通了。你看，这就是命运对我的安排：给我富贵，就夺走我的爱情；还我爱情就收回了我的健康。
如果我可以自行选择收获和放弃的话，我的愿望和命运所赋予的不谋而合。
在二十八岁生日的前一天，我写好了我的小说《非城市爱情》。这是我给自己的青春纪念，但是我却发现这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所有奋斗的踪影已经消逝，只留下体内真实的疼痛。
命运的轨迹注定被一再涂改，我只有继续走下去。前方不再仅仅是城市这个单纯而虚幻的目标，前方是我灵魂的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