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了医院就进了新华书店，买了六本名著、八叠稿纸、五支圆珠笔。我对自己的聪明惊叹不止，我想这下我可以把少年的作家梦继续下去了，还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说不定哪一天就成了闻名全国的作家，让我地底下的老祖宗也笑一回，当然是真正的笑一回。
我回来就直接进了车间，匆匆忙忙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开始工作。可是仅仅不到半个小时，一阵突然而至的眩晕袭来，我在熨斗散发出来的巨大的蒸汽中一下子失去了知觉。
等我醒来时，大家正在七手八脚地掐我的人中，我听到有人建议送我到医院，我赶紧挣扎着起来。这时候进医院无非意味着花钱，也意味着我下个月的工资将没法寄回家。我听见自己尖着嗓子的叫声：我没事，我不要紧，我不要上医院。
那天晚上，我捧着用血换来的一本本崭新的名著，像宝贝似的抚摸了一遍又一遍。
第二天，父亲突然来看我，来不及伪装的我暴露出了所有的生活真相。父亲一大早就来了，一直站在厂门口等到中午我吃饭时才见到我，趁中午吃饭的半个小时在厂门口见一面，我连一把让父亲坐坐的板凳都端不出来。我面黄肌瘦，一脸倦容，连请他吃一碗面的时间都没有。我眼看着他饿着肚子上了公共汽车，所有的矜持和做作一扫而光，我终究为着自己的任性而放声大哭出来，哭声没有车声响，但父亲仍然听见了。听见了哭声的父亲于是没有回家，等到第二天中午再来，可终究还是再听着女儿的哭声上车，我看到了父亲默不作声的表情。
尽管非常辛苦，一个月下来，七算八算，除了寄点钱回家，所剩的钱也只能顿顿青菜茄子。一九九二年整整一年，我没吃过一顿城市的肉，倒是父亲从被我深恶痛绝的农村带来了不少美味。
城市渐渐成了一面清晰的镜子，照见我笨拙的体态、粗糙的皮肤以及由于缺乏教养而显现出的无知的眼神。
我喜欢游逛，所以从游逛中发现了城市的真相。城市的层次层层叠叠，而我恰恰是最低的一层。城市给我的位置仅仅是缝纫机后的一条板凳和集体宿舍的一张床，我可以为它献身，但它却不曾接纳我的灵魂。缝纫工的灵魂是缥缈的，缝纫工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我对于城市而言，就如一粒尘埃。
但是城市之所以是城市，就在于其不同凡响的容纳力，我们可以埋怨和诅咒，却不会轻易离开。城市虽然默默无语，却昭示着一切，短短半年，尽管生活只有三点一线：车间、食堂、宿舍。但我仍然悟出城市生活对于漂泊者的本质：要想真正被城市接纳，光有投身是不够的，我们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过客，要想立住脚，只有加倍地努力。
上班，我拼命地干，希望多挣一些钱，我常常在熨衣服时就盘算，这一小时熨了几件，折算成书可以买几本，寄回家可以给妹妹买几次糖果。一到休息日我就会捏着仅有的钱往新华书店的路上奔。在路上，每一次我都要和我的胃做一场斗争，我的胃强烈地要求接纳路边香喷喷的炸油饼和茶叶蛋，我的精神说：“不，我要买书，我也要充饥。”我第一次萌生写作的念头是在初中即将毕业的时候，可能升学无望，前途渺茫，现实生活激发不了我的活力，我一定要赋予生活希望及新的意义，这是一种本能的挣扎，我把深夜里突然涌进脑海的一丝灵感忠实地记下来，不怕批评，不怕大人的嘲笑，自由自在地涂写。有过疑问和困惑，大多时是在月光底下，灯火旁边，或在神志不清的山村的晨曦里。
我的第一篇小说写的就是一个叫阿凡的姑娘不愿做一个庸碌无知的农村妇女。“我”非凡美丽，也足够智慧；“我”拒绝了母亲一门又一门亲事的安排，后来选择嫁给一个赤脚医生，总算摆脱了彻头彻尾的农民生活，成了非正式的城市妇人。
在我十六岁的时候，我常常写这样的东西，为什么我的主人公里没有一个写小说而一举成名，脱离农村的呢？因为我自己常常半途而废，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让我坚持下去。同样阿凡也没有坚定的信念，可是现实中哪里有赤脚医生肯要村上的姑娘？我们村上的赤脚医生娶的可是镇上杂货店老板的女儿。卖杂货的姑娘，有白皙的皮肤和不沾泥巴的脚。村镇相隔虽不远，清清楚楚分隔我们的是一条河，河这边是泥巴、庄稼，那边就是水泥和石子混合的路。除此之外的区别就是人家烧煤球和煤气灶，妇人烫大波浪或者剪男孩头；我们呢？我们手上有厚的茧，我们穿着款式陈旧的衣服，我们赤脚走路，我们在河里挑水喝，我们用扇子驱蚊而不是用电风扇。我们喝稀粥，早上晚上都喝稀粥。他们早上油条、大饼，中午干饭，晚上面条。你瞧，多大的差别呀！
如果我的天性不是这么敏锐，这么自私，这么实在，我就不能结合我的诗兴的冲动，遐想成功的美妙。名利双收的诱惑让我越来越沉醉于思想的内景，稍一清醒就回到了泥巴的现实：听鸡毛蒜皮的故事，过鸡飞蛋打的日子，做鸡零狗碎的事情。这种天上人间的反差使我一天到晚神思缥缈，现实成了应付，胡思乱想倒成了本分。我天天趴在缝纫机上、锅台上、床前的踏板上写，写我的“心思”和“抱负”。写来写去也只是这些内容，实在表达不出了就去书里寻找相近的句子抄过来，改头换面一番，然后投入进去欣赏，欣赏自己的心。
命运的第一个转折（二）
那时我就已发现写作既能拯救人又不需要什么投资，后来我总结少年时候之所以写作是由于发现写作的诸多便利：第一，我发现很多书是未上大学的人士所写，这给我一种信心；第二，写作不占用白天的干活时间，不会引来父母的责骂；第三，写作投资不大，旧试卷和练习本，一支笔的投资即可，没有太大的风险。
听上去就不是一种认真的态度吧。确实，我不清楚为了谁而写，我只知道写能给我带来希望和憧憬的权利，抱着这样的念头写作势必到了纸上就成了呻吟或者哭泣或者宣言。岂止是少年时代，逃避现实与追逐梦想仿佛与生俱来。所有为逃避所做的工作，有别于母亲。毕竟我读了七八年书，在我认为，我是不需要老师的，我自动学习，享受乐趣，并且我晓得从乡村里出道的作家有多少。少年的写作梦里，作家不是什么头衔，那是逃脱乡村的手段，它将带我挣脱泥土的纠缠——蚕豆、麦子和水桶的压迫，离开那讨厌的让人熏出眼泪的烧麦秆儿，和没有鱼和肉的四方桌。
我十五岁的时候，开始在县里一家文学报上发表文章。后来，一个小伙子寄来他的大作让我修改。他十八岁，并且准备成为中国的托尔斯泰，我一不做二不休，一二三四五，列了十八条修改意见，狠狠心花了二角四分钱邮票给他寄回去，从此以后这位小伙子给我写了三年的情书，我就帮他修改了三年。第四年他到我打工的城市来找我，我们坐在马路边上探讨文学，这时一个骑自行车过路的裤兜里掉出了一包烟。他迅速冲上去，拾了来，递给我说，烟。烟当然归他。他也不推辞，揣进了口袋。
从此以后，他失去了让我修改情书的权利了，可能到了婚配的年龄，再谈这些虚的不够刺激了吧。他转而把情书改寄给他们那边的一位卖鞋子的姑娘，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十来块钱的邮票，十来块钱的信纸换来了脸蛋红扑扑的老婆，难怪他写信对我说：人的付出与他的得到并不能扯平，有时付出十分汗水得不到一分的收获，有时却又相反，“我的爱妻对我非常崇拜”。
他的话我表示赞同，他的婚姻我也表示祝福，像许多电影里的镜头，恭喜他，起码是在纸上。
少年时代的我在边模仿边写作的生活里，将书主观上分成了五大类：
第一类像爷爷，古板、陈旧，注重章法、礼节和道德。爷爷们的书一般不是我情愿读的，读之原因是没有别的书读，它是惟一的读物。在爷爷的屉柜里、爸爸的床头，读的年代已早，十来岁开始的吧。后来我一看这样的书就头痛，在我的创作过程中，它时时跳出来，带着冷笑嘲弄我，让我对自己产生怀疑。
第二类书像爸爸。你说他旧，他也有爱情；你说他新，他没有爱情的新的手段。他再旧，立场却不动摇。它的结局总是坏人死，好人活，姑娘有人爱。这类老师指定的要考试的读物，它从某种意义上阻碍扼杀了我放纵和大胆的思想。
第三类书像妈妈。她啰哩啰嗦，不厌其烦，要相夫教子，要勤奋好学，要学会做人，把男人的心理摸透。
第四类书像哥哥。像隔壁邻居的哥哥，他说我是流氓我怕谁，我要制造炸弹，我要做老大，我想说太阳从西边上来，我就要说太阳从西边上来。
还有一类书就像我自己。不专一要求别人专一，不上进假冒上进，不深沉故作深沉，不漂亮自夸漂亮，无病呻吟。我见到它的时候大吃一惊，天哪！这不是我自己吗？我的故事、我的语言、我的姿态、我的屁股和我的眼泪吗？
另有一类就不那么好形容了。它虎视眈眈盯着我，审视我，嘲笑我，挖掘我，教我害臊，帮我引路；它离我很远，它洞察一切。我小时候偷铅笔、来月经时胆战心惊；我偷看男生，它都知道但它不指名道姓；它给我留着面子，我不能对它反感。因此，我常常拜访它，听它的教诲、批评和嘲笑，好在它不发出声来。好吧，老实说吧，它就是《平凡的世界》。
我十七岁的时候从广播里听到一位作家的名字，得知他妻离子散，重病缠身。我很想把麦子割完了就去找他，帮他洗衣服，为他蒸馒头，说我崇拜他。但最终麦子割了，要种棉花，棉花栽下去要学缝纫了，缝纫学完就想去打工，这事就耽误下来。有几次想鼓足勇气第二天动身，但没有路费也没有地址，还怕父母责骂。后来听说他死了，哭了几天，想想我写作的欲望，再想这个创造奇迹的人，一个博大无私的人，一个满腹文才的人，一个硕果累累的人，到最终落得贫病而死，还未来得及听听赞誉，尤其是听听我的表白呀，这让我抱恨终生。
我的宿舍是厂里的旧仓库改用的，除了十几张双层床，什么也没有。我由于是后来的，因此被分在靠门口的那张床的上铺，所以写东西就是一件难事。可是即使是分在下铺，也不能享受到那张写字台啊，那上面放满了姑娘们的碗、盘和镜子。于是，我到车间找了一张破损的板凳面，洗干净放到了自己的床上，然后坐下来，把那条没腿的板凳横在自己的腿上写字。我在下班后的深夜，在别人逛街、打牌、跳舞、玩乐的时候，趴在床上写那些认为能改变我命运的文字。那仍然是沿用少年时的做法——写乡愁、写困惑、写周围的一切、写挥之不去的痛苦。无名的焦虑总压迫着我，写东西是惟一可以让自己轻松的方式，否则，就产生罪恶感。我们活在无奈的现实当中，没有音乐、美酒、没有时髦、理解和自由，没有百分之百的快乐和希望。就是在这种极度喧闹的气氛下，在蚊子的叮咬中，在嘲弄和不信任的目光下，在疲乏的夜里，我把心中的感受用笔记下来。
当所写的东西越堆越高的时候，我想到了发表。我无数次把那些誊写得工工整整的文字，装在信封投进邮箱，无数次地期待邮递员给我带来好消息，可是好消息从来没有从邮差的手中光临。
冬天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向同屋的一位姐妹借了一套新衣服，抱着用大白纸写的所谓的小说、散文进了一家日报社。看门的大爷问我找谁，我说找管副刊的。大爷帮我打了个电话，然后他告诉我，管副刊的不在。他还让“管副刊的”办公室的人传话说，外面有人找，让那个“管副刊的”回来后下来一趟。于是我就坐在门卫处等，等到要下班时，终于有一个人进了门，他说他就是副刊部的。
他把我带进了他的办公室，问了一些问题，翻了翻我带来的稿子，然后从中挑选一些留了下来，说看后会给我答复。然后我就出了门。
我在出门的时候频频回头，我记得我父亲第一次从家里带些花生来看我，被我们工厂的门卫挡在门外，从早上六点等到八点还不让进，而那个寒冷的星期天的早上我在床上睡懒觉，起来后看到因在寒风中站得过久而脸色发僵的父亲时，我疯子般地冲进门卫室的情景，我的眼泪开始涌了出来。很多年后，我想起日报社那个看门的大爷让我见到了那位“管副刊的”编辑时，就充满了感激。
转年一个春天的中午，我记得这一天是一九九三年三月三日，我吃过饭回车间，发现一个办公室里围满了人。我刚一上楼，车间里的人全部朝我看，有的人喊出了声音。尽管来城市一年之久，我仍然听不懂常州的方言。我的心跳加快，我以为我做的衣服在哪个环节发生了错误。这样的事比较常见，因为每一批活的款式和做工都有所不同，操作起来，也有区别，一旦发现工序有误，不仅要返工，而且要罚款。我紧张极了，傻呆呆地希望有人来告诉我，我在哪个环节犯了错误。终于，我们的车间主任用不熟练的普通话告诉我说，报纸上有你的文章。我赶紧冲过去，我看到那张日报上加有“编者按”的散文《慈父的女儿》登在头条。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变成了铅字，印在了报纸上。
车间里仅有的一张报纸，从一工段传到四工段，从中午传到晚上，已经破烂不堪。我被来自全国各地的同龄女孩围着，她们用热烈而羡慕的眼睛看着我，似乎也看到了她们自己的希望。
妇产科主任的慈悲（一）
天气很好，或者天气阴霾，都不能阻止妇产科主任看报的习惯，妇产科主任除了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外，在文学界也是德高望重。报上的一篇文章使她想起了去世多年的父亲。她父亲开过纱厂，在当地也算显贵，因而她有机会深造，因而有较好的职业及颇丰的收入。虽然下过乡，支过边，品味过生活的起落，可是生活曾有过的挫折或者岁月的磨炼，没能将她的慈善的本质泯灭。反而使她对社会多了一份达观和慈悲，我就是她慈悲的最佳见证。
也许是《慈父的女儿》中的描述，勾起了她心中的思父情结，她不免多看几眼编者按，编者按里介绍这个作者是个打工妹，十八岁的外乡人，妇产科主任一念之间，动了恻隐之心。
她通过报社打电话到厂里，要我去一趟。
那个晚上，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穿过大半个城市的喧嚣，敲开了那扇真正属于城市的门。那门里果然是我期望看到的那样，女主人衣着华贵，戴金边眼镜，谈吐文雅。快六十岁的年龄，还有着白皙的皮肤，端来我没有见识过的点心，精致的茶杯。我小心翼翼接好，生怕笨拙的手将它攥裂。落座时，柔软的沙发对屁股轻柔地爱抚，仿佛劝其不必紧张，放松一下。先生也很儒雅，弹了钢琴，唱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没见过城市的气派，没见过真正的上等人。在城市生活一年多，也不过是在城市的肛门边转了几个圈。那天晚上我激动万分，亲眼目睹城市的姿态，我激动得面红耳赤，尽管我不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但是我意识到对于我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外乡姑娘来说，这种接见出于慈悲和欣赏。于是尽量毕恭毕敬、渲染贫穷、渲染勤奋，隐藏着背叛祖宗的念头，说到动情之处，鼻子发酸。那时我多土啊，当然这种土，在某些时候帮了我的大忙，它让我显出淳朴、厚道，深得信任。
临行之时，已是星光灿烂，从未见过的爽朗的夜。妇产科主任从走廊上拖出来一辆旧自行车，让我骑回去，我飞快地行舞街头，感到前途一片光明。
因为妇产科主任乐善好施的本性，因为妇产科主任一句不读书太可惜的叹息，因为妇产科主任决意对我塑造的信心，从此以后我骑着自行车拜访的次数越来越多。一旦梦想蠢蠢欲动，自信飞扬，人的脸皮厚一点也就自然而然。我尽挑我自己爱吃的东西给她买，两个月工资算什么。我太了解我父亲，肯定站在我同一立场，写封信告诉他我遇上的好事，走上千里路赶来道谢也不会让他皱一下眉。妇产科主任不稀罕我的礼物，却稀罕我的诚意，“施人滴水回报涌泉的故事”源远流传。妇产科主任的慈悲萌发，在我眼里她就是带着眼镜的观音菩萨，让我诚意膜拜。
尽管一踏进那道门槛，我必须先洗一次脚，换两双新袜子，刷三次牙，鼓五番勇气，除了只有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我还欠缺对城市人个性的了解，我很想表现得更好一些，让人瞧得起一些，所以我屏着气，忍受着我不习惯闻的香水味，说一些装腔作势的话，渲染着自己的艰辛。我大放厥词，我把虚伪当作追求理想的手段，这个念头会让我变得豪迈，出了大门我就长长吁气，让夜风怜悯地给自己爱抚。虽然不管我怎样努力，在阅历丰富的妇产科主任面前，都是拙劣的小把戏，这只能使我以更快的速度暴露着自己。但这妨碍不了我的攀附的决心。
我的拙劣的小小的险恶没有遭来抛弃的命运，妇产科主任面对这株长满旁枝的树苗，没有连根铲除，而是准备用自己的热情来修理。
这就是我在城市生活中的命运的转折点。
妇产科主任很快将我的作用发挥到我打工的厂里，她请厂长给我调换了宿舍，只要她一个电话，我可以随时从缝纫机上下来，到她家改善伙食，或是聆听教诲。她常常用凛然的、不可违背的眼神纠正我的言行举止，当然这常常使我难堪不快，但我似乎又是演戏的天才，恰如其分地表现笨拙，好让她有题材，包括交给她的文章，留一些偏见或不成熟的见解，让她有发挥的余地。她常常是站着对我说话，而我则坐着。她是那种讲话必须借助手势和工具的人，一支钢笔，一本书，甚至抹布在手，都对她的言语有所提高。
“你必须脱下这身牛仔，女孩子应该斯斯文文的。”我正想说点什么，她立刻严厉地阻止我，“别辩驳，你只有二十岁，眼下我对你负有一点责任，我将让你从体力劳动的境地摆脱出来，修正是艰难的，但你以后会明白我的苦心。”
但是当时我并没有感激她，在我看来，修正是抽象的，而管束却是具体的，她高估了我的承受能力，以为我的心灵跟肩膀一样厚实，又以为我只要懂得良苦用心就能按她的意图行事，可是她忽略了我那因为自卑而过分扩张的自尊和乡下人的敏感。我一方面感激她，而另一方面变得非常害怕见她。
但是不管怎样，她拿着我的文章四处奔波，号召社会关心有上进心的外来人员。市文联主席也召见了我，我所在的服装厂附近的一所大学里的院长最先被我的身世感动，然后又被我的文章感动，于是同意破格录取。然后我所在的服装厂也答应出资助学。虽然领导层的意见不一，可是年轻的厂长终于力排众异，拍了板。
此后，我的信心大增，我的文章也频频见诸报端。凭借这些，我终于在一九九三年九月，顺利地进入了本市的一所高校。妇产科主任的慈悲使我的人生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妇产科主任的慈悲（二）
车间里有一个男孩，做得一手细活，是二工段的顶梁柱。像我这样的女孩子，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做不好工作是不奇怪的。好在他天生好心肠，做完了自己的就加班加点地帮我。偶尔他有一天实在有事先走，走到门口，我就会急切地喊他。他就会叹一口气，折回来，而我当然不会先走，用记账的本子写文章。在成全我的理想上面，他是帮了大忙，难怪后来一直有人开我们的玩笑，哥唉，哥唉，早就好起来了。事实呢，我对做精细活的男人根本不感兴趣，甚至厌恶，枉费了他数万米的长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就不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但后来，妇产科主任坚定地说：我早料定我不会走眼。
我在她的信赖中备感羞愧。但是，羞愧也没有阻止我接受教育的决心。
妇产科主任一步步将我从打工的车间转移到了教育学院的课堂。
当得知我能上大学，就像打了一针兴奋剂，我整个生命的活力似乎都因为兴奋而调动起来了，一种对新生活的热情使我面部表情焕然一新。我唱着歌干活，生冷的食堂饭菜也不能使我抱怨，要加班就加班吧，以后想加反而没机会呢。
因此，我常常微笑，微笑使我看上去既妩媚又健康，走起路来轻轻飘飘，很自在，也很放松。
我梦游般地进了高等学校的中文系的课堂。大学校园坐落在与服装厂同一条街道的小巷子里，楼房是同样式样的楼房，可是它顽强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印象深刻，因为它是我心中的福地，它默不作声，它闪闪发光。菁菁校园，莘莘学子，那幽静的剥落石灰的房子，那古董一样穿中山装的教授，那宽大的足球场，连食堂卖饭的姑娘都文质彬彬。
第一次坐进课堂时，我恍然若梦，就像一只干巴巴的海绵使劲而贪婪地吸食着讲师的声音和黑板上的字。而我的同学们度过了长长的黑色七月，对于他们来说，这已是天堂的顶部。他们在操场上、在娱乐室、在学校的小丛林里或是在校门口的小吃店里跳跃或者微笑。只有我，傻乎乎地坐在课堂的教室里。不久，也就是开学后的第二个月的一个下午，我就由于学习疲劳过度，加上营养不良，晕倒在课堂上。同学们七手八脚地把我搬上了三轮车送进医院，我们的班长和生活委员一个骑，一个在后面推。到了医院，一个去挂号，一个去找地方停车，他们让我在门口等一会儿。我想，完了，马上要交住院押金了！可是我的口袋里只有十几块钱。我一不做二不休，支撑着爬起来，躲到了柱子后面。一会儿，我迷迷糊糊地看见我的周围围满了人，原来我已经倒在了地上。我的同学们到现在还不知道我为什么没倒在原来扶我坐下的台阶上，而是倒在柱子后面。没有人来问我要住院押金。我在医院住了五天，我的脸色恢复得很快，所有的化验结果表明，我只是贫血和营养不良。我每天都在考虑要不要写信给我的爸爸，还是再去卖一回血。
我写了一封信给我的爸爸，让我的同学帮我寄出去，可是到今天他都没有收到，也没有见到电影里或书本里出现的医生催讨医药费的情形。我的同学们轮换来看我，我不敢看他们的脸，我知道我不是他们真正的同学，无论在生活环境和入学条件上，我们都有很大的差距。但他们小心地照顾着我的身体和我的自尊。直到我能走路时，自己跑到医生那里打听费用的事，他们只笼统地告诉我已经有人交了。我去问我的同学，也只知道交了。出院以后，我仍然不敢看他们的脸，我不知道我欠谁的，我也不想知道具体欠谁的，我想我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这反而让我从来没有说出“谢谢”这两个字。
另一个使我不能融入这个环境的原因是我刚刚从服装厂出来，服装厂的工作环境不是我的同学们可以想像得出来的。每天在轰隆隆的机器的运作中工作，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要提高嗓门喊，久而久之，我们说话就习惯提高音量，我们自己听不见，就误以为所有的人也听不见。初进学校不久的一次上课，老师喊我回答问题，我站起来，本能地用服装厂的声音说：老师，我不会。
顿时，课堂上发出女生们的一声集体惊呼，她们以为我要和谁吵架，当所有的目光朝我射来时，我才意识到我在课堂上投了一枚炸弹。尽管我刻意降低自己说话的音量，我仍然用了近一年的时间调整，这一段经历造成了我和同学之间一道明显的障碍。
在服装厂和我相处的姑娘们大多数没有什么文化，所以我们之间说话一向都是直来直去，很少刻意含蓄的，为此我有意牺牲了诗人的语气，是为了不让大家觉得我难以相处或高人一等。当然我自己本来也就是一个没有心思的人。可是到了大学，当大家都含糊其辞地说话时，别人都能听出里面的真谛，只有我，怎么也分不清哪一句是客气，哪一句是真情实意。
一个学期下来，所有的教师的教学方式都接触以后，空气似乎也变得污浊起来，单调而枯燥的讲课使人昏昏欲睡。教学的方式、黑板的高低、讲台的大小跟我的小学、中学的那些地方几乎如出一辙，但这并不妨碍我把多年前的戏重演一番。工工整整的笔记，按各个教师不同，要求把文章或肢解，或背熟，或发挥，或编撰结局，就像那倒霉的阿Q，我们揣摸他每一个动作，把他的形象一点一点刻在黑板上，模仿研究，麻木的阿Q受得了，并且还为被抬举而受宠若惊呢，但我们却实在受不了。然而我不会，肯定不会发出异样的声音，逃课，不参与等等之类的事。相反，我表现积极，踊跃发言。大学头一年，我仍旧两耳不闻窗外事。为了能使自己脱胎换骨，几乎是卧薪尝胆，除了白天几节课，我整个业余时间都泡在图书馆，我知道知识对我意味着什么，我对图书馆的迷恋越多就跟这个新的集体联系越少，我几乎跟外边的世界彻底疏远，我是充实的但又是孤独的，我的同学们大多对我表现出冷淡和生疏，当然有时他们也表露出敬佩，但这种敬佩却又带有明显的距离。
这曾使我陷入更深的自卑。我服装厂的同事来看我，一方面让我亲切、高兴；另一方面又使我加倍地自卑。因为我和她们亲热而自卑，又因为自卑而鄙视自己，你瞧，我自己多忘本呀！
我的神经常常承受不住持续的阴影，装满思想——自己和别人的思想而过于疲倦，同时，沉闷的清贫的环境和饮食都使我觉得乏力。但那些形态各异的教授和讲师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教现代文学的老师一到教室，闭着眼睛就讲，自得其乐，下边学生溜号也好，交头接耳也好，看武侠小说也好，哪怕男女生摸摸手接个吻他都会全然不知。
教西方文学的是个绝对的文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若有哪位学生以为可以像对伍教授那样做小动作，他一支粉笔头飞过去，不偏不倚，叫你头上长包。
语法老师就过于锋芒了，比较不适合那里的格调，倒与我相当投机。他从不因我衣着破旧，举止的木讷轻视我。相反，格外喜欢和我交流，那种师生之间的交谈别具一番滋味。
大学生活，为我后来从事创作做了必要的准备，即便那些书在服装厂的集体宿舍也能读下来，但感觉和效果不能同日而语。就像同样是水果蔬菜，做法不一，营养也就大不一样。
当我用这种眼光看我的姐妹们梦寐以求的地方时，我知道我的生活和我的思想注定已经脱离了原有的轨迹，我看到了许多不能理解的现象，也看到了自己无根的本质。
素昧平生的妇产科主任为我铺好了从服装厂到大学校门的路，为此，我终生对她心怀感激。
上海之行（二）
我觉得无比忧伤，而且没有尽头了。
就在我噼里啪啦诅咒宣泄的时候，他却在加班加点地进入生意场，他从来不说他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这种人与事、这种节奏、这种风气、这种发展的方向，他的样子不再干净，而是满脸灰尘和疲倦，他回来就睡，不再和我温存，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一个劲儿地追问，你今天的心情怎么样？你到哪里去玩了？你写了些什么？他什么也不问，倒头就睡。待到第二天我睁开眼的时候，桌子上有一张纸条，写着他今天要去推销的具体地点和回来的时间，但大多数他都不守时，他说五点回来总要到七点，说七点那就有可能是深夜十一点。
他——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却叫我发现了人的可怕和不可信任。当一个人，一个男人想要去专注于某件事，执著地探求它的结果，那么在这个时候，他是专心的，可以丧失自己的七情六欲，丧失自己的品德，丧失自己的爱。
我不仅因此而怀疑他，也因此而敬佩他。因为我知道这因何而起，为谁而做。我受不了他的冷落，常常冷面对他，冷语刺他，用手抓他，用牙齿咬他，他不反抗。他最后说，请你理解，以后就好了。
他才不会说：我这样做完全为了你啊！他就是这样，从来不会表白，一切由我自己悟出来。
人生就是这么奇怪，在我失业在家无所事事的时候却是他在这个圈子里进步最快，成长迅猛的日子。
一个月以后他就可以用他自己的思想表达自己对该行业的看法了。他逐渐明白了什么叫成本、什么叫利润、什么叫市场、什么叫竞争……他说：保健品之所以往农村走是因为农村人的思想太单纯，太经不起诱惑，而并不是因为他们有钱。有钱让他们掏出来不算本事，没钱让他们借钱掏给他这才算是本事。
他说他在镇上搞宣传的时候，有七十岁的大爷、六十岁的大婶都被他们那一套迷得一愣一愣的。他们把卖青菜的钱、卖鸡蛋的钱、甚至卖废纸的钱都拿来买保健品。他说他看他们买得起劲不是高兴而是辛酸，他说他的父母也是经常这么上别人的当的。
他说有些保健品的寿命不会太长，除却真正意义上的保健效用加上稳打稳扎的营销，这样的产品生命力长一些外，而其余的都是趁这个风口上大捞一把就溜的公司。
他说，这里根本没有事业和理想，有的只是膨胀的金钱欲。
他的话让我羞耻，想起当我拿着比他多得多的工资在他面前大肆挥霍的时候，我的内心其实是持同一种态度的，但我不肯说出来，甚至不肯想。归根结底是金钱俘虏了我的本性。
他看的清楚，但并未停止行动，就像我一样看的清楚亦无法停止行动一样。
但是他的话使我失去了继续在这个行业探寻出路的念头。
夏天到来的时候，我的上海之行的念头也清晰了。
“你为什么要去上海？”
“上海是不排外的，它对本地人，外地人一视同仁，在那里我能感受到环境的和谐。”
“还有呢？”
“我能找到适合我发展的工作，发挥我的特长，这里能找到的好工作实在太少了。”
“这不是理由。”
“这是理由。我没有理想，没有发展方向，没有自我，我快憋疯了，你知不知道？”
“我呢？”
“你当然留在这里，你的工作做得不错，收入也可以，老板不是对你挺器重吗？你不能放弃。”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不考虑这个问题。”
“你是不是说我们之间……”
“说有什么用，我什么也不能保证。”
“不让你走你会整天不开心。好吧，你想走就走吧。”
用这样的回答作为离别的宣言，无疑对他是一种沉重的打击。
他告诉我如果我走，那么他将退掉这租了一年之久的房子，住到公司的男员工宿舍去，这将意味着，我们共同建立起来的带有家的意味的地方和形式将不复存在。他企图从我脸上和身上找到些伤感和留恋，但我没有。我在还未和工作单位老板正式见面之前，我就一古脑儿地将我春夏秋冬四季服装和五大纸箱的书搬上了汽车，确切地说，我指使他将我的东西搬上汽车，而我站在一旁作沉思状。
我想这座城市带给我这么多的伤心和绝望，奇迹和沉醉，我没有理由不跟它说声再见。
但谁又留恋我的离情呢？房子还在行使房子的沉默权，行人行使自己的奔波权，卖菜的老妇人只管识别买菜和不买菜的人，惟有我的房东有些遗憾，除了少些收入之外她还少了两个免费的家庭教师，她对他读初三的儿子说：去，去给他们搬箱子。看到他们这么热情，你想让她买了你只用了一年的床，哪怕给一百块也行。
但她不买，这倒不是说她认为这张床不值一百块，也不是她家不缺床，而是她认为这个时候是可以杀价的时候，这是个时时刻刻算计的地方，不难理解。
最后，我们的床孤零零地呆在老地方，轻松是轻松，倒也加倍的寂寞。
两年之后我回来了，挺着大肚子回来了。其实，这不是由于他费了多少口舌，买了房子，买了床和煤气灶，而决定我回来的真正时刻就是我离开的那一刻，虽然当时我以为，爱情左右我的目光，却不能决定我命运的方向，但是实际上我已被牢牢牵制，只是由于牵制我的线太长，在那个状态下还没让我感觉到而已。这是后话。
他送我上车，他把箱子挨个摆好，他去买矿泉水和茶叶蛋，他往我的口袋里塞苹果和梨。
太阳大或者不大，天气热或者不热，我已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不安地孤单地站在路边，看着大客车前进、调头、加速，然后他往自己仅装有衣服的行李上一蹲。
第二天就call他，“蹲下来为什么呢？”
“我没有力气了。”
“你后来有没有吃饭？”
“吃饭？哦，我忘了。”
“你后来就到单位的集体宿舍去了吗？”
“没有，我回房东家，在我们的床上躺了一会，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我仿佛看见孤单的他，拎着包走进四壁空空的地方，没有人，然后失望地睡去，不愿醒来，我的泪就出来了。
我口口声声说，我出去是为了理想，而不是别的。我的理想又是什么呢？喜欢赛跑的兔子啊，我的理想是在城市里用自己的能力创造一种不同凡响的成就，然后拥有一个高贵的身份，一所自己的房子，一种精致的生活状态，被人瞧得起，感受真正的城市生活。
我男朋友握着我的手说：我一定让你过有钱人的好日子。
我就骂他俗，那不是我的理想，我不是为了物质上的享受，是精神上的东西。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自己是极为认真的。只有他，我的男朋友可以抛开一切冠冕堂皇的词语，把它转换成一个实实在在的概念——钱。于是为了这个实在的概念去挣钱。当然，他当时还是相信这不是我的理想。否则就不会一而再、再而三放弃挣钱的机会，随我到大城市转悠了。
实际上，我的理想就是钱啊。
第二卷
跌进梦的陷阱（一）
尽管我们作为打工妹谈论秦琼会用一些相当不屑的口气，但是我们想拥有城市的决心是同等的，对城市生活的渴望是相当的。所以我在不经意间举着爱情的旗帜步了她的后尘。
距离进城九百多天后，进了大学的校门。人变得斯文了，会用华丽的词句了。诸如“维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的书，也读顺口了，衣服也穿得有点得体了，第一次进澡堂子的羞涩也无影无踪了。相反，我了解了自己硕大丰满的乳房实在是值得骄傲的资本——除了才华之外的资本，而不应该是自卑的理由。这些促使我各方面的信心都有所增大，我经常给崇拜我的读者回信，表面上探讨文学、人生、做人的哲学，实际上在寻找爱情的踪迹，只不过不敢承认罢了。
我认识那个被我当成初恋情人的男人是在进城的第一年。他姓吴，有着浓密的黑发，纯朴略带腼腆的脸以及修长的腿，最关键的是他有个豪华气派的家，而且他的妹妹正好是我在服装厂的好朋友。在结识妇产科主任之前我对城市惟一具体的概念就是他的家。上大学之前，我经常和他的妹妹结伴逛街，她的家离厂并不远，我每一次到她家，都被豪华气派的大房子和室内精致的装修所震撼，同时震住我的还有他和他的未婚妻，一对绝顶般配的佳人，阳刚有致的男人，温柔玲珑的女子，坐在沙发上喃喃细语。我经常去他家，碰到这样的情景却只有一次。可是这一次却让我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坐在豪华气派、温暖温馨的大房子里和心爱的男人喃喃细语，几年前我就种下了这个梦，一不小心撞见了这个梦。那时我还很穷，没有力量对他喊出来说：“你怎么是别人的现实？”这一次接近梦的现实，让我忘乎所以，一个人要是忘乎所以，不自量力，受到戏弄就在所难免了，哪怕现实的状况好像是打着爱情或别的什么幌子进入生活。吴就是对我行使掠夺的第一人，如同一道美丽的风景。但那不是美丽的风景，仅仅是一出闹剧的开始。
上大二的秋天，经历了身份、地位大变革后的一天，我在火车站第二次偶然遇到了他。直到那时我对他仍旧一无所知，因为心虚或者因为心痛，我从未向他妹妹打听过他。那是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一如几年来的瞎逛的习惯，在马路上游荡。我偶然一抬头，他正朝我微微地笑。我的心猛地狂跳了起来，我想我和我的梦相遇了，我的脸在一秒钟内变得通红。我把他请到了我的宿舍，请他看我的作品、课程表、地摊上买的书，想竭力让他忘掉打工时代的我和打工妹的痕迹。听他如醉如痴的惊叹，我看到了自己的优势。其实在他的惊叹中，暴露了白茫茫一片的内在，财富和精致也只是他的表象，可惜当时我不知晓，真正知晓的时候，我们之间已经是一片狼藉。
当时只顾沉湎于幻想之中的我，却不料他冷不防就从背后搂过来。可怜我心中沾沾自喜，脸上装出羞涩，这么容易就吸引了梦中的男人，却不晓得此时自己就是条主动上钩的鱼。对于猫而言，河里的鱼、海里的鱼、阴沟里的鱼不外乎是一条鱼，只管品尝就是，哪顾得了鱼的心思。
在男人强大的臂膀中，窗外的天一点点黑了下来，终于他放开了我，要带我去吃饭。我说吃吃面就可以了，他说瞧你说的。他选了一家中档的餐厅的包厢，服务员进来请点菜，他把菜单递给我，我赶紧推开，在这样的场合，我是非常不自在的。在此之前，我只吃过面馆、快餐馆，吃过大排档，确实也有一两次坐在这样的有音乐、红地毯的饭店，那是学校组织去镇江、无锡、华西村旅游时沾的光，但那无非是同学老师偶尔的一聚，又都是公家的钱，人又多，大家热热闹闹将我的一丝难堪遮掩掉了。但这次不同，我一个人没遮没拦，又不好意思多说话，所以一举手一迈步都显得特别惹眼，连心跳的声音都听得见。
服务员一盘又一盘地上菜。红烧鲫鱼、糖醋排骨、一鸭三吃——现在我才知道那道菜叫“一鸭三吃”。当时我不知道，我以为那些都是我所缺少的营养，我知道这同时意味着昂贵，虽然不用我付钱，也实在让我心疼。服务员上完菜，他便问：“完了吗？”
“完了。”
“那没什么事了。”
“噢。”
服务员马上返身把门带起来，这是一个四壁封闭的小包房，两张沙发椅，一张长形台子，贴了精致的墙纸，偏偏在它们之间的长桌旁的墙上挂了一副男女搂抱图，男人的一只手伸向女人的胸前，而女人满脸陶醉的表情更显得格外暧昧，我一眼望去，便不敢望第二次，那幅画下的一盘菜也不敢去尝。
随着服务员关门声一落，他便从对面坐过来，大动感情地搂住我，吻遍我的脸，还吻了我的耳朵、脖子。我大为震惊，又感到脑晕，一时间觉得自己置身于电影之中。
一刹那，我被他的激情感染，又为他的吻而迷惑，竟情不自禁地用双手攀住了他的脖子，但马上我便清醒下来，又想到了身处陌生的环境，不觉又感到恐怖。这种交织的感觉让我神情格外狼狈。初吻和初恋就这样开了头，很多美好的设想就这么毁在了充满油烟的地方。多少少女们无一例外地将自己的初恋和初吻都安排在干净、充满神秘气息或者高雅的舞会上吧，可是她们中的很多人肯定也和我一样，在男人的嘴唇亲过来的时候，想到的是盘子里的菜凉了吧。
从那以后，我就收拾不起我的心了，这个想征服城市的女孩子误以为这个男人的微笑和身影就是城市的象征，这种设想使我深陷其中，以至于理不出头绪，这事给了我太大的震撼。我常常身不由己走进回忆，回忆那激情爆发的场景，我的脑子一片混乱，接触男人给了我一种全新的激情和生活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