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她怎么这么早结婚，她这么有能力而年轻，大家都一致认为我肯定嫁给一个成熟、事业有成的男人。我们的社会就是如此，当我以白领丽人的姿态出现时，他们需要勾画我的另一半——款爷或才子。
他算不上才子，他开始在上海办事处任主任，后又被调任山东省市场部主任，去开拓新的市场。他与我相隔千里，但我们仍旧心心相印，维护着我们自己的生活氛围，没有人能够跻身进来。到了这个时期，我们之间不只是爱情的问题，我们是情人，是战友，也是对手。我们彼此沉浸在改变命运和身份的狂热之中。
我们不着一字地攀附着城市，我们默不作声地寻找属于自己的地盘，我们真的不想回到从前。生活格局的改变已不可能再让我们回到那种劣质的生活状态中去了。他已衣冠楚楚，每次来看我，喜欢拎一只黑色的皮包，不，这不能使他看上去更潇洒，我见不得他更潇洒。看到他风度翩翩，我女人的多疑，我从命运里带出来的多疑便开始操纵我。
我开始审问他，一如他当年对我的审问，当他狂热地冲动地拥抱我的时候，我感受到不可阻挡的气势，那么长时期的分别，这份狂热会不会转移？我们天天通电话，除了他在杭州的路上或者我的床上，除此之外，我们天天通电话，但有时我能嗅到女人的气息，他说那是女业务员。
“仅仅是业务员吗？”
“骗你不是人。”
“昨天晚上十二点你哪儿去了？”
“昨天？睡觉了，你打过电话吗？”
“打没打过电话都不知道，你真在睡觉？”
他节节败退，只有诅咒发誓才能压下我的胃酸，通常我们的昂贵的话费就在这种无休无止的争吵中付出去。
同样，他对于我能够在腥风血雨的办公室战争中站住脚颇有怀疑。一个能够在男性社群的高处立足，没有牺牲是不可能的，他认为我很诱人，被男人打主意利用在所难免，他觉得我也是那种能为钱放弃原则的女孩子，因此，他常常给我敲警钟。
所以从这个时候起，我们之间或者我所期盼的最最纯粹的爱慕彻底宣告不存在。我们彼此牵挂，但他从来不是特别的信赖我，把我当作值得爱的女性来爱，而是仿佛客观地权衡爱与不爱的利害之后决定来爱。这么说吧，从一开始，他先有对爱的盘算，才有对爱的投入，不过在这个时候暴露而已。如像买房子一样，看完剥脱的石灰和背阳的阳台，再算算价格也就认了，就是这么回事，更多的是对无奈的现实的一种认同。我感到悲哀。其实他爱的实意是不是真正的我呢？真正的我连我自己也不喜欢。他或许只喜欢他认为被喜欢的那一部分，也是我竭力向他展示的那一部分，那部分印象定型之后，感情倾向于我，明明都是我的错，他都不会怀疑是我的错。
所以我就想，一定是我们认识时，我过多地展现了自己优越优美的一面，给他的印象太深，以至后来我粗俗不堪，乱发脾气，忘恩负义他都认为这是有理由或有原因的。但总有一天，他会醒悟，想到他会醒悟就会离我而去，我就开始担心。
同时，我对他不能给予我物质上的所需也颇有微词，这也是我一次又一次离开的真正原因。
但是我们似乎无法相弃。
尽管我天天给他写情书，但我相信他仍然不明白我当时的思念是多么的浓。那时，我太喜欢表现自己，把思念之情用华丽的词藻堆砌起来，有一种华贵的美，但同时也削弱了真实性，显得空洞而轻浮。
如今，经过过滤的真实的爱留存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令人绝望的，我既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外向、易于接近、容易沟通，尽管我有时会侃侃而谈，表情丰富，可一旦我不喜欢的东西，我就没有兴趣去迁就。
除了工作，我似乎不能够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委屈自己，尤其是我不能够在不快乐的状态下生活。所以，我每时每刻都想他，我有时像公主那样骄傲，可有时会像农村妇女那样去围观西瓜小贩的争斗，直到不堪入目才悻悻而去。
是的，我异常孤独，我既不能像打字员小姐那样嘻嘻哈哈，也不能像男人那样兴趣广泛，台球、象棋、球赛甚至喝酒。
我不能从这些娱乐中放开自己，我的目及之处全是他，我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和他相比的人，分别和足够的距离使我领悟到他的魅力——他的不可抗拒。
他是诚实的，他对于生疏的东西保持沉默而不是故作高深。他谨慎，耐心，不会照顾人却具备足够的安全感，我不知道除却他这种版本之外，还有什么样的男人可以牵动我的心思，是权力欲冲天的子公司经理还是暴发后无所适从到处寻花问柳的副总还是我的那些绞尽脑汁为想出一条新创意和新策略呈上来等待称赞的下属？
都不是。
他用爱吞噬了我，夺走了我所有的视线，用不露声色的优势将周围的男人比下去，将自己独一无二的耸立在我的眼前，磨平了女人善变的心思，捆住了女人蠢蠢欲动的心。
我根本无从逃避，每天下班，我给他写信，除了这种方式不能让漫漫长夜更快一些，他也给我写，没过多的修饰，更多的是谈论他工作的进展。
爱情疗伤（二）
爱到最浓的状态，只有用结婚来溶化它了。
他不经我的同意，写一封求婚信到了我的家。他的状况一目了然，无需多写，但他的人品更是占了上风，经过权衡，一向做生意只赚不亏的父亲答应了他的请求，将婚事定在正月初六。然后用电话通知我。
真是岂有此理。
前面我已说过，像我这样的女孩子是很少真正用正面的态度反抗什么，尤其是自己的父母，所以当父亲这么说的时候，我根本忘记了自己的立场，没有房子不结婚的立场，我马上同意了。放下电话我就开始恼怒，我在办公室踱来踱去，我开始想这个叫婚姻的东西。
一头是对他的思念堵得心慌。
一头是长相厮守的局面等我颔首。
这种状态下的女人是最虚弱的，我别无选择，更加别无选择的是面对父亲的权威，还有对他的感情。
尽管我已二十五岁，而他二十六岁。
但我们并没有准备好。
我们之间以后的无休止的争吵便从这时正式开始，他由于嫉妒而开了暴力的先例，从此当我嫉妒、不满时我便对他同样施于暴力。但是暴力也不能毁灭这份极目的透明，他就是我茫茫人世中惟一的依靠，惟一不设防的一个港湾，但这个港湾也是精神的，说它精神，无非是缺乏物质的修饰罢了。
我要像真正的城里人那样生活，我需要一幢房子，自己的，不因工作的改变而被收走或剥夺的房子。
他没有。
我们纠缠了很久，直到婚期来临。
我便老老实实买一身大红的衣裳作为我的婚服。
而我真正渴望的是一袭白色的婚纱，我向往那种装束。当然那时，我们是有些钱的，但在我看来，那是握在手上的房子，我坚决不准动用。
我们的婚礼就跟许多农村青年的婚礼一样进行了同样的形式和套路。
那是令人压抑的不愉快的，我从来就惧怕我自己有一天会在这样的场景中嫁为人妇，那预示着重复和衰老。
我害怕这种无休止重复和劳顿的日子，我害怕重蹈覆辙。
父母象征性地请了几桌酒宴，在一片劈里啪啦的鞭炮声中，将我送出了门，乡邻婶婶们一致要我出了门不要往回看，要牢牢挽住他，这是有象征意味的。
与乡下姑娘相比，我分明更添一份凄凉，我没有新房，也没有嫁妆，我们两个在路上颠簸了二天才从我家走到他的家，那里还有一些鞭炮要燃放呢！
我们也只到他乡下的父母那儿走走过场，再摆几桌酒席，证明一下而已，接下来，我们的来路还是分离的局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像怀着恐惧心理，在悬崖边探头向下张望似的，既幻想将来有享受爱情的幸福和恬静的欢愉，又感到人世的无常，情感的浮夸。
从内心来讲，我知道他不懂我，但我仍然爱他，爱一个不懂自己的人，我也不能解释，或者说这么多年，我习惯被他牵着走，他从不给我难堪，不讽刺我，他让我知道自己是有人爱的女人。
我们大多数人的爱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温柔，像真正的太阳照在身上的感觉。拥抱和不浮夸的言语就可以构成爱的结构，勾走一个女人的魂魄，是不是这个世界只安排了这种局面让我才如此毫无选择地给自己的爱情定下了基调。
起码在这种生活状态下，我离不开给我真正阳光的男人。哪怕我们天各一方，婚后的生活依然动荡，思念仍像蛇一样纠缠我，工作环境也比较动荡……
五个月后的六月的一个的晚上，我又等在路边公用电话亭：“我太孤独了，天天吐，天天吃不下，工作没办法做。”
“要么休息下来吧。”
“我不甘心，刚刚有些成绩。”
我的丈夫看我营养不良又郁郁寡欢，心疼地说：“那么我放弃这边的工作，到你公司或者杭州重找一份吧。”
“不，不，你挣的钱不少，发展势头也不错，怎么可以放弃呢？”
“那么你到我这儿来。”
“可我不愿意重新开始，那儿的人不会比这儿的人更好。”
“你就平平淡淡一些，不要争权夺势。”
“我不是存心的，一切发展都是顺理成章的，我并没有刻意去做什么。”
“这我相信，但我不希望你不快乐。”谈话陷进僵局，计价器上的时间飞快地跳，我不得不又一次挂掉它。
谁也不能容忍像我这样惊人地贪恋电话的员工，尽管我有自己的专用电话，但第一月就远远超出了财务部的预算，农民以节俭为主，农民企业家同样注重节俭。因此，公司附近所有公用电话亭的老板都认识我这个白天在公司威风凛凛，晚上在路边哭哭啼啼的小姑娘。
每月数百元的话费检验着我的思念的浓度，但现实又迫使我们放弃相聚，我们的生活被我们自己像篮球一样抛起来，又眼看它坠落，似乎别无选择。白天忙碌的生活使我的大脑陷入某种程度的混乱，那些追求名利的充满真诚的欲望或者伪善的真诚的脸，在我眼前来来往往，在那些与温暖无缘的氛围，爱情才是惟一的安慰。
我，被思念困扰着，又不肯放弃这可能的辉煌，只有把自己搞得更加忧伤。
我于是在电话这头讲话，浪费的讲话。一个“我想你”五角，一个“什么时候来看我”一元，爱情一旦被金钱控制，不知道变得高尚还是俗气，总之，通话时候享受甜蜜也惦记钱。
“你们那边下雨吗？”
“下。”
“天气都是一样。”
好，这多多少少就有些安慰，但同时能料到阴暗雷雨中的他也是孤单一人。“那么你闷不闷？”
“闷。”
“想我吗？”
“想。”
然后我开始写信，沉思，抱怨，然后把带有诗意的句子寄给他。
“你的身影隐藏在我的四周，四周都是你的气息，你充塞我整个生命。”
我俩已建立了亲缘和情欲的关系，情同手足，心心相印，被相同的理想和愿望支配着，从此，我们的身心便结合在一起，甘苦与共了。这种相交和相通是一种生理和心理的现象，以致彼此都明白，此后谁也离不开谁了。
我们向往未来的一切，但又需要安静和忘却过去。
可是，我没有能力改变它。没有天长地久的爱情，只有天长地久的社会。
职场失意的我，怀着五个月的身孕，打着做贤妻良母的幌子心安理得地回到了一无所有的家。
重逢故交（一）
真正的婚姻就是从那个劳累和炎热的夏天、他用破旧的叮叮当当的自行车载着怀孕的我往新居走的时候起。这里一无所有，只有空荡荡的二室一厅，那是我们两个三年的心血，尽管这房子在城市最多也只是穷人住的，我却努力做出满意的神情，然后我们从筷子买起。先是睡水泥地，直到我着凉咳嗽，然后才借钱买了张硬板床和一台电风扇。
住进新房子后的一个礼拜，他也找到一份医药代表的临时差事。一天到晚游走于各大医院，各个药店，各位领导的办公室……
然后我们终于买回了属于自己的马桶，请来朋友装上去，是的，我们拥有了自己的马桶，从此不再从五楼跑到一楼，再跑到楼后的野草杂生的荒地去方便了。
我们两个，对着马桶看了又看，包括马桶内部的构造，贮存水的机关一一掌握。
婚姻给他最明显的最大的礼物就是夺去他近二十斤的脂肪。他瘦骨嶙峋，为偿还买房的债务而带病工作，每天奔走在各大医院，药店，向院长、药剂师及营业员游说他的药。
夏天气温达到三十七度时，他回来。我为他准备了青椒炒鸡蛋和青椒土豆丝，他说，有瓶冰啤酒多好呀，我的心都渴干了。
我向往的酸李子，杏子也未能如愿，我们彼此都需要忍耐，为了压在心头的债务，以及腹中的宝宝降临的一切费用，我提议回娘家生。据说，在乡下请一个接生婆，只需要三个荷包蛋就可生下孩子，比起城里几千元的医药费，想想有些不甘，但他坚决不同意。
即便那个时候，爱情，在对金钱极度的渴求中也丝毫没掺进杂质，虽然在极度缺乏营养时我怀疑他是否有能力偿还债务，积攒孩子出生的费用，让我吃上肉、苹果、梨子以及一切好吃的东西。但这并没影响爱的纯度。搬进马桶的当天，他腾出扛马桶的一只手递到我的手上，郑重地承诺：我一定会给你幸福。
他接下来更加努力——不是努力地给我幸福，而是努力地挣钱，他认为，这就是努力给我幸福，他确实这样想，也就这么做，事实上，在他跻身百万富翁的行列，我还在抱怨没有幸福时，其实早已预示了我们的悲哀，坐在自行车的后架上的我，清醒地知道，我所要的不是他能给予的，他所努力的并非我真正的方向，但是那一闪即逝的认识，在他阳刚的爱里躲进了黑夜，它不显示，显示也无法阻止两个清纯少年的爱的力量——我们在孤独的马路上，勇往直前，爱像黑夜下的白帆那样夺目，别有一番姿态。
很多个日子，我就腆着肚子倚着阳台的门框，斜斜地看窗外天空的晴朗或者低沉。由于房子朝北，没有阳光，这就是我们不能溶入城市的最明显印记，当初在买这个房子时，由于朝北的相对便宜，所以我们就买下了它，当时我们不知道阳光对我们的重要性，就算知道，口袋里的钱也不允许挑三拣四。
缺少阳光使我整日觉得阴森森，即使是夏天。而他整日不在家，我想去晒晒太阳，可五楼对于那时的我，犹如不可逾越的障碍，缺少营养使我失去了力量。有时就坐在床上，一双脚挂在床边，身子晃啊晃啊，身体内有一种东西被破坏得很差，贫困使房子冷冷清清，生活的气息仿佛遥不可及。随后我听到腹部皮肤撕裂的声音，看见黑斑从脸部的各个部位凸起，出其不意，防不胜防。
我胃部开始不适，我呕吐，我忍受。
一九九八年城市的夏天的莅临好像只与蚊子有关，进城这么多年，本该接受城市没有春光，鸟语花香等显著季节特征的事实，但在孤单的日子里，还是因为缺少蓬勃而感到迷惘，想听到蛐蛐和睦的低吟，但那样的念头显得很奢侈，可能由于童年夏天的基调根深蒂固，因此使得这么多年城市的夏天过得昏昏沉沉，没有概念。倒是几万元的债务让人心情无法开朗。
心情在夏天的愁困中渐渐变得颓然。
腹中的胎儿陪着我神思恍惚地坐在八元一张的硬板凳上。盯着那几寸的黑白电视机发怔，想有个斜躺的地方轻轻筋骨，惟一的一张床，由于木板质量太差而露出小钉子，睡下去随时都有可能皮开肉绽。
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是什么使自己对自己都无法掌握呢？我的心思在昏黄的晚上密密游走着，除了胎儿造成的影响外，还有什么使我如此颓丧呢？
一贯争分夺秒的习惯一下子被抽走，自然有些不习惯吧！
或是婚姻就是守在空荡荡的房子里等那个拼死拼活的挣钱的男人回来，看他倒头大睡，脸也不洗饭也不吃吗？
婚姻就是筹备生孩子的钱么？
有一次，他到外市出差，一去七天，这七天我几乎都没下楼，每天煮一些米饭，吃蛋炒饭，小时候的美味佳肴被我一连七天的猛吃，让美好感觉消失殆尽。每天持续的浮肿让我的心情异常沮丧，高温酷暑又让人不敢随便出门，这七天又苦又甜的等待，使我明白了我们不能分离的事实。他回来的时候，嘴巴和鼻子全是泡，他的胳膊上大大小小打吊针的针眼清晰可见。即便如此，他完成了工作而且很出色。任何一种产品，在它刚上市的时候，无不像个旧社会的小媳妇似的，没人尊重、没人看好，甚至没人正眼看，是他们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开推广会，甚至一个乡一个乡宣传。他们领导交代给他的一句话是：能走路不坐公交车，能坐公交车不坐三轮车、能做火车不做汽车、能坐普通汽车不坐豪华空调车、能省一分就省一分。
我想能够真正遵循的，听从的可能也只是我们这些厚道的农民的儿女了，我在公司的时候确实也能省一分就省一分，二十小时火车都没舍得买卧铺。有的董事长一个礼拜花半个亿，其中有吃喝、有嫖赌、有铺张、有浪费，有乐善、有好施……可怜听话的员工累垮了身体，最终挥挥手让走人，不带一点情意。
后来他经销的这个药品红透了全省乃至全国。员工们可以坐在办公室里拿电话、传真谈业务，接生意，成了品牌和名牌，他们想不到他们的“前辈”是怎么经受日晒雨淋的。因为到了那时他早已在上层领导反反复复地调整人事时被莫名其妙地刷了下来，没有太多理由，也无须什么理由。有时候，我们付出很多，没有回报。
有时候，我们几乎不付出，却总有回报。
人生就这么无常和奇妙，当然自有玄机。
如今我坐在书房里写一些喜喜悲悲的时候，是不是早已意识到挣扎的都市，奋斗的都市既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的悲伤？
重逢故交（二）
有一天中午，我正站在窗前朝外看，听到了一个女声边唱歌边上楼——
妈妈，妈妈别把我藏在家
我不愿只伴星星和月亮长大
我想看看外面的姑娘
怎么玩、怎么耍，怎么讲那普通话
妈妈，妈妈别忙给我找婆家
我不要害羞、憨厚的人来嫁
我要自个找到心中的他
勇敢、体贴，有志陪我闯天下
妈妈，妈妈别把我牵挂
思乡的酒苦中美味留
妈妈，妈妈，别怕女儿心会丢
哪儿是路，哪儿是井，女儿清醒得很
妈妈，妈妈，不要再把田来耕
累弯了腰，累白了头
更让女儿满心愧疚
妈妈，妈妈相信我，
燕儿生来为蓝天，哪怕飞越千万里
心系娘亲心系家，辛苦是为有朝日
采来白云孝娘亲
这歌声如此熟悉，如此动人心弦，我急忙打开门，循声音看着六楼，一个正拿着钥匙开六○四号房门的姑娘回头看我，那熟悉的苗条的身材和那俏皮的声音，使我一眼就认出那就是服装厂的金晶。金晶是在我去读书后才离开服装厂的，我上完大学也曾打听过她，可是没有人知道。
服装厂的那些日子对我来说，是永远涂不去的记忆。可是金晶只看了我一眼，就自顾唱着歌开门。
“金晶，金晶。”
没有应声。
“王家秀。”
这时，那个姑娘才回过了头，盯着我，但是脸上是几多茫然。
“我是倪姐啊！”
虽然我当初也不过十八岁，可是这个借了别人身份证来的姑娘显然比我小。我们在工厂的关系并不是十分好，因为她有一群非常要好的老乡。
“啊，是你啊？”
这回她终于张大了眼睛，从楼上三步并着两步下了楼。
她打量着我，“好多年不见你了。你怎么也住这儿啊？”
“是啊，你唱的歌真好听，我都想掉眼泪了。”
“都是厂里的姐妹们瞎编的。”
“真想学学啊！”
“你读了大学，比我们高出好多档次了，学这个做什么？”
“哦，对了，我的真名叫王家秀，我好多年不叫金晶了。”
从王家秀的口中我得知，她早就在不在服装厂打工了，王家秀断断续续地讲出了她这几年来的酸甜苦辣——
正是因为服装厂太累太苦，太不自由，所以我从服装厂出来后，到郊区的一个镇上的塑胶厂打工。我在这个厂呆了半年多，我是听说这儿的加班时间不长才来的。说加班不长的老乡没有骗我，一般情况下，厂里都是白天上班，星期天休息。不过，工资少了一半不说，每月只发一百块伙食费，其余到年底才给。进来我才知道，到这个厂里来的人大多数都是证件不齐，年龄不够。每天，总是八时上班(午休一小时)，五时半下班。可是时间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离城里远，又没有钱，一天到晚除了上班就呆在宿舍里，生活像一台永不罢休的机器，它制造出来的日子一个又一个，个个一模一样，有变化的是我的手，原本一双细嫩的手变得粗糙不堪，比我妈手上的茧还要多。你知道我本来是一个爱说爱笑、敢哭敢闹，性格外向的女孩，这样的生活简直要把人逼疯了。
有一天，我跟宿舍里的一个姐妹跑到城里去玩了一天，没想到恰恰就在那天，工厂通知工人加班。结果又被扣了半个月的工钱，我就在那时意识到“打工”这两个字里包含了多少的不平和欺诈。
那时我终于明白，打工妹的路，从来都不是不吃苦的路，所以当天，我就放弃了半年的工资又回到了城里。
回到城里后，我天天到劳动力市场找工作。那时，我就想找到一份好一点的工作。终于有一个中介公司承诺，只要交八十块钱他们就能找一个“坐办公室”的工作。果然，他们给我找了一个在中联大楼上的公司，虽然公司只有一间房子，也没有什么招牌和标志。因为当时激动过了头，根本没想到公司还会有假，到今天我都不知道这公司叫什么名称。他们分配我做“秘书。”当天，那个操外地口音的老板就拿来一份合同，说是为了保证我们的权益，要签合同，签合同我当然高兴，但是因为没有身份证，要交二百元押金，还说一旦条件都齐备，公司包吃包住。我第一天去后，心里非常高兴，一个初中生，能坐办公室，说回去也是十分光荣的事，所以我马上找到老乡们凑了二百元。老板看我表现很积极，就对我说，他们公司明天还要招二十名文书，要我把老乡介绍进来。我高兴得不知所以，一下子就从原来的服装厂带来了十四个人。没想到，她们也要交押金，有的是因为年龄不够，有的是学历不够，有的是形象不太好，要公司来统一包装。
因为好运来得太突然，我们小心翼翼，生怕说错话，失去了做文书的好机会。
交完钱，老板让我们过两天正式上班，还说：我就不另外招了，到时你们不要这山望那山高呀！有一个老乡问老板要押金收据，老板说今天他还有急事，收据上班时开给我们。
由于老乡们都快速地辞了工，所以有的被工厂从宿舍赶出来，有的干脆连工资也没有拿到。那两晚，我们就在火车站，汽车站和大街上度过。两天后我们一大早就去了公司，等到上午九点多，那儿还是大门紧锁，一种不祥的感觉油然而生。我向隔壁公司打听这个公司的人哪儿去了，隔壁公司的人说，这个房子根本不是什么公司，半年多了，就前两天听到有人搬桌子来，昨天又都搬走了。
我们傻了，大家意识到被骗了，当时就有人哭了起来。我们赶紧又跑到中介公司讨公道，中介公司说我们在开玩笑，“几个打工妹当作什么文书，也不照照镜子。”
我说这工作不是你们亲自给我找的吗？
他们说我只帮你一个人找过，她们又不是我们找的。
我说我们不想做了，把钱还给我们。
他们说：还你什么钱，你们交钱的凭证呢？
我们这才隐约明白是中介公司和那个什么公司可能合伙骗了我们。那天，我们十五个姑娘又困又饿又恨地站在中介公司门口，坚持了很久也没能讨回公道。只好在偌大的都市徘徊着，忧虑着。她们全部怪起我来，把气往我身上撒。上当受骗的经历深深地刺伤了我的自尊。那天无限委屈又愤慨的我们掉了许多眼泪。第四天，我们才集体进了一个小服装厂，什么抱负，什么理想，什么不想做流水线的决心，在无依无靠，无路可走，无地可栖的时候一切都不在乎了……
拿到身份证明后她就频频跳槽，两年前认识了也来自福建的老乡，也就是现在的丈夫。两个人都是服装厂出来的，于是合计着在一个服装城租了个摊位，卖起了服装，终于有了今天的“窝”。说起这么多年的遭遇，王家秀泪水涟涟：“倪姐，我经常会在老公跟前说起你，要是我们有机会读书就好了。”
可是当她进了我的家门时却大吃了一惊：“你们真是一贫如洗啊！”
王家秀的话让我的脸红一阵白一阵，这个当年以我为榜样的姑娘多年以后居然用“一贫如洗”来形容我辛苦了几年才挣下的家业。
在她的邀请下，我也进了她的家。果然，她的家里像模像样，有豪华吊灯、有二十五寸彩电、有席梦思床、地面上是亮晶晶的大理石。王家秀的家让我突然有了深深的自卑：我闯荡了这么多年，还不如一个没有进过大学校门的比我小二三岁的小姑娘。
这就是我的奋斗和奔波吗？我卖血买书；在大学图书馆苦读诗书；在各大公司起早贪黑、勾心斗角，到头来还不如一个开个服装店的姑娘生活得滋润。
重逢故交（三）
王家秀像是看透了我的心思，安慰我说：“其实我也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个，能够买房子，我很多老乡小孩子都五六岁了，还是租人家的房子。我还有高中毕业的老乡找不到工作呢，有时候挣钱也不是看文化水平的。要看你脸皮厚不厚，嘴巴甜不甜。”
王家秀用的是卖服装的经验，可是在大公司，在其他行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的大专毕业的丈夫此刻不就是在挨家挨户游说吗？
从王家秀的嘴里我还知道，小区里住的人大多数都是从外地来的打工人员，还有的就是本地下岗工人，这儿的房价便宜，像王家秀这样的做点小生意的就能买得起。
从王家秀的口中，我还得到了许多姐妹的信息。
“你知道冬梅的事吗？”
“就是三车间的那个啊！”
原来那个叫冬梅的姑娘在服装厂不到一年，哥哥考上了大学，能不能上，家里就指望她了。可她挣的钱不够交哥哥的学费，听说一家塑料制品厂的工资很高，于是转到了那个厂。可是不久，就发现自己浑身奇痒无比，只好回家治病，也没有效果。父母也不肯拿钱给她治，到最后全身的皮肤都腐烂了，邻居们一闻她身上的味都会躲，而且还说一些风言风语。做哥哥的见到妹妹搞成这样，气得大叫妹妹丢人，到最后还是在打工地认识的一位好心人给她钱治好了病。现在冬梅开了一家美容院，还从她自己的家乡招了很多女孩子来培训成美容师，她自己也打扮得很漂亮。有一次她妈妈来问她要钱，她一毛钱也没给她，她说，她没有父母。
从王家秀的口中我还知道了招娣现在的状况，那个无情无义的丈夫在得了肝癌之后，爱得死去活来的外地姑娘就偷偷地卷走了一大笔钱，害得这个男人连住院的钱也没有了，只好打发孩子来找娘，招娣看在孩子的份上又回去了。如今，她又把果林承包下来，还到处筹钱给丈夫治病。
王家秀说：上次逛街时，还看到她在买东西呢！
王家秀还向我介绍了她隔壁六○三的孙太太，孙太太我早就有印象，之所以对她有印象，是由于在一九九八年金色头发还没普及的时候，她已经染有一头金黄色的头发，靓丽而夺目，她和我同龄，但她还比我年轻、鲜艳、爱打扮，她很善于选择色彩，她每天都穿不同色彩的衣服，仿佛每一种色彩经过她的搭配就变得和谐和生动。她说一口地道的当地话，不是王家秀的介绍，我怎么也猜不到方言讲得如此到位的人还是来自山东。
和王家秀重逢之后，我终于有兴致在楼里上下走动了。孙太太不知从哪儿得知我是大学生，对我很热情。她将她的女儿用过的小衣服送给我未出生的宝宝。我在发现某些真相之前，也对她感觉良好。她说她的老公是大学生，现在在外地办厂，孩子在爷爷奶奶那儿。光听她说，光看她的脸色，别人肯定相信她是幸福的女人。
有一天听说她老公、女儿都回家，我兴冲冲去探望，敲开门，一屋子人正襟危坐，包括她的妈妈，客厅里散发出呛人的火药味，我预感大事不妙，赶紧“噔噔”地退出。
还有一次我被一阵巨大的响声惊醒，同时被惊醒的还有腹中的宝宝。
我打开门，从六楼扔下的衣物、皮鞋、箱子、化妆品一直从她门口洒落到我家门口，我看见她老公怒目圆睁，将她堵在大门口，我看到妇女同胞还在受欺压，想上前打抱不平，又想一想腹中的小宝宝，才知趣地躲回去。
后来王爱秀告诉了我真相。原来，几年前，孙太太的丈夫赵先生作为外省毕业生分配来这里，由于其貌不扬，再加上是外省人，讨媳妇成了一桩难事。为了将自己的优势扩大，在亲戚朋友支持下买了这套房子。不久，六○一的赵先生带回一个同事叫孙洁，孙洁当时初来乍到，一无文凭、二无特长，只好在纺织厂车间里受煎熬，住集体宿舍、吃食堂大锅饭，看到赵先生单身、有房，而赵先生看到孙天生丽质，两人一拍即合，不需撮合，一个礼拜就办了结婚证书，孙洁辞了工作，一心一意当起了太太。一年之后，为赵先生添了位千金，赵先生将两人的户口也办了过来。可惜，这时赵先生想回家乡发展，就和朋友合伙在老家开了个公司。孙小姐变成孙太太后，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城市人，成了城市人的孙洁备受老公宠爱，不用上班只带带孩子，所以比做姑娘时还要漂亮几分。在偶然的机会中，奇遇了一位顾先生。顾先生是当地人，有一家摩托车修理店，生意红红火火。老婆在外地进修，两个同病相怜的人就经常搭伴出去兜兜风，逛逛街。顾先生长得比赵先生英俊，又懂得体贴人，经常为孙太太添置一些她喜欢的首饰，然后的事情就有些让人不好深想了。据说赵先生因此离开了家，还想把房子也卖掉。原以为可以节节高升的孙太太去找顾先生，没想到这时顾先生也浪子回头和她一刀两断，回家安抚受伤的妻女去了。孙太太死都不肯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也不肯搬出这幢房子，只要有人来看房子，她就会大哭大闹，细数自己的艰难，赵先生今天把她赶出去，换了把锁，明天孙太太就会砸掉它，再买一把新的，经过不屈的坚守，这房子到今天还是她的。一旦赵先生不来闹，她就会恢复以往的自信和快乐，用快乐武装起来；一旦赵先生来要房子，她就成了怨妇，如此反复。到如今，为了这套房子，作为青春的代价，孙太太宁死不搬，宁死不离坚持着，坚守着，到我们搬离这个小区，她仍然坚持着，坚守着。
……
王家秀有一天又带来了一个昔日的同事，我热情地招呼她坐下，虽然我没有什么印象，但是据说她现在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摆脱了打工者的生活，这一点就使我非常敬佩。因此我们见了面话就特别多，我们聊的话题涉及面广，而且性情仿佛，我还没来得及庆幸自己遇到了一个知音，她就道出了主题。她把话题转到了她的产品上，除了谈洗涤剂就是营养霜。比如谈孩子，她就会说，孩子在娘胎里最需要营养，任何一种跟不上都影响发育，所以要吃什么什么。
谈到我的皮肤，她又会指出：你虽然看不上去不太老，但假若不现在抓紧时间提前保养，那么三十岁一过，就会惨不忍睹。我告诉她在保养，她又会列举大街上假冒伪劣的一大堆数据。
到了我的厨房，就批评我的洗洁精太差。
到了我的书房，她就批评我的玻璃不够亮。
到了我的卧室，她又发现空气浑浊，需要空气清新剂。
我笑的时候，她抱怨我的口气不太爽，拿出了一瓶口气清新剂。
她发现我老公有些憔悴，有些肾亏。
她还发现我身上的衣服有点污渍。
她只要一来，就有新发现，她有新发现，我就要掏钱包。
末了，听见她敲门，我就躲起来，让老公对她说我不在。
她来电话时，我也赶紧装着要马上出门。
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她的积极性和热情，到我搬出这个小区为止，我购买了一瓶七十多元的洗洁净，一套三十多元的化妆品，一瓶五百多元的营养补充食品，按她的说法，电视上那些大明星健康美丽却是因为有这些好产品，“为什么外面妇女不要坐月子，为什么有的孩子一生下来就会笑，甚至会喊妈妈？”
重逢故交（四）
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构成了我初为人妇的细节，这样我在等待丈夫回家时，就有了伴，虽然四五年前我曾经十分想逃开她们，是她们的朋友和老乡一度让我非常难堪，可是今天，我却又坐在她们的身边，听她们用服装厂时的姿态和语言谈论我久违的喜怒哀乐——
王家秀说，我现在不知道你们念那么多书有什么意思了。
“不念这么多书，连楼上的房子也买不起。”
“傻话，我有个老乡，专门收购旧书，才收了三年，也在附近买了套房子。”
“收旧书也能发财？”
“当然，他白天收，晚上卖，下雨天就是星期天，日子过得挺好的。就是身份低点。”
“收旧书也很辛苦的，不是吗？”
“那要饭总不辛苦吧？”
“你不会也有要饭的老乡发财了吧！”
“不是我的老乡，是你的。”
从此以后我就会不由自动地留意起街上的乞丐了，他们有老人、有孩子、有妇女、也有明显的残疾人。
他们共同的特征是蓬头垢面，衣衫不整，有的跪在地上向行人不停地作揖，有的趴在路边伸出脏兮兮的双手。还有一些年龄仅仅在四五岁的孩子，专门在商场门口、公交车站台，见到行人就伸手要钱，以往我总是会慷慨解囊，可是王家秀曾经就和一些这样的人租在一户人家的房子里：
“他们有爹有妈，他们的爹妈比你吃得好呢！”
“像现在天气这么热，他们每天夜里到街上接儿子收工时，还会买西瓜降温呢！”
“他们根本就不以为耻，他们根本就没有自尊一说，只要有钱，叫他们天天喊你老子他们也干。”
“以往很多姐妹们在家时都想嫁个军人，到城里后就想嫁个城里人，现在城里人送上门也不一定感兴趣呢，因为现在她们的目标是嫁个有钱人，有些城里人比乡下人还穷呢！”
这就是我的老乡吗，这就是我挣扎多年要逃开的人和事吗？
无可选择，我们只能置身其中。一些争争吵吵；一些嘻嘻哈哈；一些忙忙碌碌；我清醒地意识到，这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城市生活啊。
一九九八年的冬天，我们迎来了爱情的结晶——女儿。
我们把录音机放在肚皮上听音乐，为她设计出生时的辉煌场面。我们像大多数乡下人那样把她想象成带把儿的男孩子，然后一出生就有不凡的表现，让我们骄傲一下。我们期待着奇迹从这个被我们激情创造出来的孩子身上体现，让我们的落魄稍有安慰。我们去贿赂B超室的阿姨，为她一句暧昧的暗示而惊喜万分，可是首先那生根发芽的染色体早已决定了我们的期待在真相揭穿的一刻被嘲弄。我们从即将收摊的菜市场买回来的老菜叶子也没有成就我们生出脑袋发达体骼健壮的天才儿童的梦想。我们选择的是一家三流的医院，我以那家医院离家近为借口，决定住在那里，事实上比它近的医院因为收费昂贵硬是被拉开了距离。那天晚上，我肚子开始有痛感，为了早日与想象中的儿子见面，我们决定多花一天的住院费住进医院，有了这个打算后，我们就步行去了五公里外的医院，尽管他一路不停地要求打车，但是没有一句被采纳，他不好干涉，他很想干涉，他的钱也不允许他干涉。
跟许多女人一样，我呼天喊地，但是跟许多男人不一样的是，他伸出胳膊来说：咬我一口吧，那样好受些！
他真聪明，他知道我没有咬他的力气，但是说一说我就真的好受些。
那个出生不到六斤的小姑娘连哭都懒得哭，倒是我这个做妈妈的听到医生的恭喜而抽搐起来，他们以为是麻药出了什么问题，事实上是愚昧表现出了症状。
住院的时候，他悉心照料我，每天煮一锅饭，买一只鸡或鱼，先让我吃鸡或者是鱼，自己在盥洗间里吃萝卜干，我看见隔壁产妇家属的丈夫自己喝汤比妻子还起劲，我那时就知道男人有千千万万，而我找到的无疑是最好的一个。
我于是厌恶吃鸡腿、鸡汤和桂圆，我看上去对这些东西深恶痛绝。他只好狼吞虎咽地消灭掉，他只要看到别的产妇吃得多而面色红润时，就会朝我看，他说：你为什么什么也吃不下呢？
这个傻孩子。
住院七天以后，我们出了院。那天上午我破天荒地同意打的而不是坐公交车。他兴奋地搂着这个意外的女儿啧啧有声地说：你瞧你多幸运，出生七天就打的，你妈妈二十三岁才第一回坐小汽车呢！
更大困难还在后头。
他必须要出去继续工作了，口袋里的钱也能在五秒钟内数完了。留下我和只会哭的宝宝窝在冰冷的房子里数尿布。
尿布成了最夺目的东西。
风从窗户、从水泥地的细缝里面透进来。惟一的一个取暖器上也堆满了宝宝的尿布，尿布成了生活中最需要的东西。
虽然我并不清楚，我将得到什么样的回报。我们在做什么的时候完全被某种本能所制约，并不一定是想好了才这么做，但我不害怕、不抱怨也不后悔。我们对未来一如既往地憧憬，在缺乏对比之前，我们能感受到来自于单纯的信念和目标而带来的快乐，我们把总结每天的收入当成了日常一项重要的工作来做，我们体内的一切关于贮存理想和浪漫的细胞统统罢工，只留下对金钱的渴望。这种渴望使我们活得极其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