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良说：“有你这个态度就行了，我马上找黄以恒算账。”
田来有走后，郑天良坐在黄以恒的办公室等他来了后摊牌。中午十二点二十分，黄以恒来喊郑天良一道吃饭，郑天良板着脸说：“你看是我掀你的桌子，还是你先免我的职？”
黄以恒先是一楞，很快又恢复了平静：“既不掀桌子，也不免职，吃饭！”
郑天良说：“田来有全说了，县里有的是资金，是你压住计委给县里的工程留住了。”
黄以恒举重若轻地说：“田来有懂什么？他要是什么都懂，我这个县长书记不就让他干了。你还能听他的话？凭心而论，你什么时候觉得他的话是可信的？包括那些在县长办公会上讲的话，你信还是我信？不就是现在没人嘛，你还要我把话说多明白？”
郑天良一时还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谁真谁假，他看一眼外面的天空，天空是蓝的，也是青的。蓝的青的都对，都不对。郑天良发觉这事情怎么这么难判断呢。郑天良准备跟黄以恒去吃饭，县委办副主任宣中阳跑过来说：“郑主任，不好了，实验区工地上出人命了！陈凤山叫你赶快回去。”
郑天良拨腿就往楼下直冲。
15
县委的车子在修好的合王公路上飞速前进，三十五公里路用了二十分钟就到了。回到实验区，陈凤山等人已经赶到了现场，郑天良也就马不停蹄直奔出事地点。交易市场南街在上楼板时，由于没钱租借起重机吊装，为了省几个钱，就动用民工抬水泥预制板，上午十一点的时候，金月村民工金太光在抬楼板时，木杠突然断裂，处于下面的金太光被楼板砸到脑门上，脑壳当场碎裂，脑浆就像浆糊一样喷了一地，现场惨不忍睹。郑天良赶到现场的时候，金太光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捶兄顿足，哭得死去活来。金太光被一卷席子卷好了放在工地上，就像一麻袋粮食一样，血迹已经风干了，只在土上留下一些浅浅的暗示。周围围满了群众，群众议论纷纷，他们都说怎么能用人抬楼板呢，这不是把人往死里赶嘛。郑天良出现的时候，金太光的妻子扑上来抱住了郑天良的腿：“郑主任呀，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呀，我家的顶梁柱倒了，上有老，下有小，我怎么活呀！”哭着哭着就将头往地上磕。
郑天良弯下腰扶起金太光的妻子：“大嫂，实在对不起，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会把你家安置好的。”郑天良眼圈也红了，他鼻子发酸。
沈一飞过来拉走了金太光的妻子，他说：“郑主任会为你处理好善后事宜的，先把后事处理了再说。”
这时一个推着平头的中年人站出来说：“不行，先谈好条件，人才能下葬，不然我们就将死人抬到乡政府去。”
沈一飞表现出了过人的勇气和胆量，他大声地说：“你们不要再逼各位领导了，出事故完全是意外。你们现在谁能代表死者家属谈判？”
推平头的中年人说：“我是他哥哥，我跟你们去谈。”
沈一飞说，“先将死者抬回去，然后我们才能谈判，如果你们把人抬到实验区办公室，性质就变了。”
在沈一飞的果断地应对下，死者金太光被抬走了，谈判也同时在实验区办公室开始了。郑天良要陈凤山和郭克林一起去谈，沈一飞说：“各位领导都不要去，你们考虑宏观上的大事，这样的事由我来处理就行了，我会把结果及时向你们汇报的。”
郑天良将陈凤山郭克林招进自己的办公室商量对策，他们怕死者家属闹事，更怕提出无理要求，陈凤山说：“都是黄以恒这个王八蛋，他要是保证资金投入，我们租几台起重机来吊装，也不至于出人命。”郑天良这次没有对陈凤山刻薄的语言进行批评。他确实感到了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没有退路又没有出路的绝境中，他没想到自己是如此脆弱，现在如果黄以恒要想捏死他，就像捏死一只小鸡一样容易，他是刚出壳的一只小鸡。
后半夜三点四十分，沈一飞走进了郑天良办公室。此时疲惫和焦虑的郑天良和陈凤山郭克林正坐在苍白的灯光下等结果，结果出来了，赔偿意外死亡补偿金一万四千块钱，外加丧葬费一千五百块钱，共一万五千五百块钱。一手交钱，一手安葬死者。沈一飞说：“他一开口要价五万，还要领导们参加送葬。我就说，你这是意外死亡，又不是领导们害死的，完全是无理要求。再说这次意外死亡死者本身也有责任，杠子是死者的，而且避让不及时。还有乡下盖楼房都是用杠子抬的，要是在其他地方，你可能一分钱赔偿也弄不到，金太光哥哥总算同意了现在这个方案。”
陈凤山高兴得跳了起来：“郑主任，我们这个办公室主任选对了，沈一飞真是谈判的一把好手，要价比我们预料的要少得多。”
郑天良没说话，他想死者也是怪可怜的，再多的钱也买不到一条命，钱可以复制，而命却不能复制，实验区没有更多的钱可以赔，只能如此了，后来他对沈一飞说了一句：“明天让财务上安排一下钱，越快越好。”
沈一飞在等待着郑天良表扬，可郑天良就是不说，沈一飞又问了一句：“郑主任，你看这样处理合适不合适，如果不合适我再去谈。”这多余的一句话纯属节外生枝。但这句话使郑天良无法吝啬地说了一句，“我看合适。”
这天夜里，郑天良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遇到了玄慧寺的悟能法师坐在他的椅子上对他进行审判，而审判的内容与法律毫无关系，悟能法师说：“欲海无边，佛法苦渡；墨汤无源，此中有我”。接着郑天良就被一股从天而降的黑色巨浪卷走了，他呛了许多口又咸又甜的水，在滔天骇浪中，他看到了讨饭的姐姐和肥胖的赵全福还有耿天龙等人坐在船上向他扔过来救生圈，救生圈始终离他只有几厘米，他就是够不着，他向岸上呼喊，岸在一万里之外，岸边坐着几个人，脸色很模糊地抽烟并且翻开了一张图纸，不知道在叽咕着什么。此时站在祥云之上的悟能法师对奄奄一息的郑天良说：“心狱自炼，万劫不复。”声音带有回声，类似于从电影院里发出来的。
郑天良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从窗外漫进来，屋内被阳光很不公正地分割成歪歪斜斜的几块，他面对着窗外的阳光发楞，梦中的事情一直想不明白。沈一飞喊郑天良吃早饭，食堂里早上为郑天良特地准备了鸡蛋炒饭和豆浆，沈一飞给郑天良端来一份酱排骨，郑天良有口无心地吃了几块，把早饭完成后，他到财务科问县里的钱是不是到账。财务科会计说早上刚到，只有三十万。郑天良气得骂了一句：“妈的！”
现在有一点钱就买一点材料，这哪像是搞建设，简直是让这群人在练习如何挤牙膏，牙膏是不可能一次性挤完的，所以郑天良只能今天用一点钱去买水泥，明天用一点钱去换砖头，后天再付一点钱给建筑工程队。陈凤山说江村砖瓦厂厂长坐在实验区要钱，欠的二十万块钱不付的话，这个厂就要垮了。郑天良说只能先付十万，还得给三条路上付十五万筑路费，不然民工全都要回家。路基如果夏天没有完工、沉降，下半年就无法铺沙石，年底市场开业就是白日做梦。
而上午，最要紧的事是将一万五千五百块钱先提出来付给死者家属，没有比死人更重要的事了。沈一飞到中午的时候已经将这件事全部处理好了。
郑天良给黄以恒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你打算还让我这里死多少人？”
黄以恒说：“还差二十万如果明天不拨给你，我撤了老蒋的职，如果撤了老蒋还不兑现，我就将我坐的这辆车抵押给你。”
郑天良说：“不是差二十万，而是一期投入还差一百二十万没到位，追加的钱要不要开常委会讨论，我随时准备回去参加讨论。”
黄以恒说：“追加的款项我已经跟各位都通了气，完全同意，只要贷款资金能周转过来，马上就拨给你。”
郑天良在电话里以哀求的声音说：“我的大书记，你县城两三个亿的盘子，可你却对我这三两百万这么划拨，你叫我怎么相信你是支持我的，又叫我怎么面对社会上的那些谣传。”
黄以恒说：“你是不会听信谣言的，这一点我对你十分放心。县城的工程虽说有两三个亿的盘子，但大都是专款专用，计委的账户上从来就没超过两百万，你也应该想想我的难处，这三十万还是从财政局账上划过去的，是发工资的钱，你不信就去问财政局李局长。怎么能说我不支持你呢。”
郑天良放下电话后，觉得黄以恒就像夏天一台运转不正常的空调，该放冷气的时候送暖气，当你正准备拆下来送去修理，它又开始送冷气，于是你就坐在冷气中又开始吃饭，刚端起碗，它又送来了暖气，你说它坏了，它却好了；你说它好了，它又坏了。郑天良实在拿不出一个确切的主意，以一种清晰的态度来对待黄以恒，所以他跟黄以恒之间的工作关系很富有诗意的飘忽，然而工作不是诗歌，更不能朦胧。黄以恒让郑天良这个尖锐而平面的人终于过上了诗性的生活。
郑天良为建设资金不能保证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沈汇丽的到来让郑天良死里逃生。
这是一个星期天，沈汇丽是坐公共汽车来的，下车后来到实验区办公室，实验区领导们都已经下去了，郑天良在柳下河村悄悄地召集了全体党员开会座谈，主要目的就是让党员们带头支持道路建设，带头缓收征地补偿金，郑天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说：“从大道理上说，这是支持改革开放和合安的经济建设，那么建设好了又是为谁呢？从小道理上说，实际上就是支持我们全体的柳下河村的老百姓自己，你们的粮食由于交通不便卖不出去，丰收了也发不了财，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公路建成后，你们的农副产品可以通过这条路运出去，也可以送到交易市场去卖。”党员的觉悟就是高，他们纷纷表态先让路，后补钱。甚至有个别党员提出，如果政府困难，明年给补偿费也行，但没有得到一致响应，郑天良说年底全部兑现。
这次没带派出所的人，会却开得很成功，郑天良的情绪就有些高涨。陪同他一起去的沈一飞说：“只要把话说开了，老百姓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郑天良说，“这不是给面子，而是我们的诚心打动了老百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他们一回到实验区院子，就见到了沈汇丽，沈汇丽一见到郑天良就说：“郑县长，你们星期天还在工作，都成焦裕禄了。”
郑天良有些吃惊，他对沈汇丽的牙齿耿耿于怀，他从来没见过这么洁白而密不透风的牙齿，因此就像所有的男人面对漂亮的女人都会放弃自负一样，他握着沈汇丽的手说：“我们乡镇干部哪有什么星期天，不比你们县里的干部。什么风把我们的大明星吹来了？”
郑天良居然开起了玩笑，一般说来，漂亮的女人对于防止和克服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是非常有效的，郑天良也不例外。
沈汇丽指着沈一飞说：“我来看看我哥哥，也来看望看望郑县长，不违反组织纪律吧！”
郑天良吃惊地看着他们：“怎么沈一飞是你哥哥？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沈汇丽说：“因为这不属于领导管辖的范围，所以也就没有及时向郑县长汇报。如果这违反了组织纪律的话，我现在就向郑县长检讨。”
郑天良觉得沈汇丽的话总是像她的牙齿那么磁性而富有光泽，听起来很舒服，任何领导都愿意接受漂亮女性的挑衅，这种挑衅使上下级距离土崩瓦解，距离在男女之间是很可怕的。虽然县里有传言说沈汇丽跟黄以恒有一腿，但郑天良宁愿相信这是谣言。
中午郑天良沈汇丽沈一飞在食堂小餐厅吃饭，沈汇丽带来了一罐子红烧咸鸭，当场也上了桌，沈一飞让食堂加了一个红烧鱼和一份红烧猪蹄，桌上基本上以肉类为主，郑天良吃得热血沸腾，他身上农民的习性非常顽固，吃饭喜欢吃荤，而不喜欢素菜，这是穷人翻身后对物质生活的一种报复。
沈一飞在饭桌上一再对沈汇丽说他在郑主任手下学到了不少东西，也有了不小的进步，还说郑主任对自己非常关心之类的话，沈汇丽说：“那我要向郑县长敬一杯酒。”沈一飞准备去拿酒，郑天良说：“我们就以汤代酒吧，下午还要去工地。”说着就端起碗里的菜汤跟沈汇丽碰了一下，沈汇丽回眸一笑，郑天良被她风情万种的眼神击得粉碎，沈汇丽说：“郑县长是我见到的最讲原则性的一个县领导，而且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我真的很钦佩郑县长。”女性的表扬有时候比上级领导的表扬还要让一个健全的男人感到光荣，郑天良心里自然就有了一些忘乎所以的情绪。
想起实验区工程建设的举步惟艰，郑天良感觉到有负于沈汇丽的表扬，他说：“我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可工作不把我放在第一位。实验区的工作快都把我压垮了。”
沈汇丽说：“有这么严重吗？在我的眼里，郑县长是从来没有什么对付不了的困难的。”
郑天良说：“不能这么说。比如有资金保证，我可以战胜一切建设速度和建筑质量上的任何困难；如果没有资金保证，我就战胜不了这些困难。”
沈汇丽不可思议地说：“资金算什么困难？拿国家的钱为国家进行建设，那么多银行开着不就是提供资金的吗。如果郑县长看得起我，我来帮实验区到银行贷款。”
郑天良没想到沈汇丽说到贷款就像吃猪蹄一样轻松，他很怀疑地看了一眼沈汇丽的牙齿：“你能给我贷五十万吗？”
沈汇丽说：“多的不敢说，一百万应该是没问题的。市工行孙行长每次来都是我接待的，他说如果我有什么困难，无论是公还是私，找他贷个一两百万没问题，只要县政府做担保一下就行了。”
郑天良突然一激动，对沈一飞说：“一飞，拿酒去，我要敬你妹妹一杯。”
他们那天三个人将一瓶洋河特曲喝了个底朝天，一百万贷款的意向是在酒桌上敲定的。郑天良想，这一下，他终于自己能找到米下锅了，省得田来有等人说他郑天良只会花钱不会搞钱，这一次，他要露一手，账算在追加投入的份上，县里拖欠的建设资金还得继续要。
郑天良跟沈汇丽一起回到了县里，车子是小傅开的，又稳又快，坐在车后的郑天良和沈汇丽有好几次腿脚不谋而全地碰在了一起，郑天良有一种被电流击伤的感觉，这种感觉使他的心杂乱无章地蹦跳着，而沈汇丽似乎没任何反应，她依然谈笑风生地跟郑天良说着一些似是而非的话题。郑天良并不在意沈汇丽跟黄以恒真有什么关系，他现在最在意的就是一百万能不能落实下来。车快到县城的时候，沈汇丽在车上对郑天良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不一定是一个好县长，但你肯定是一个好男人。”这句话郑天良好多年都没弄懂里面的意思。
第二天一大早，郑天良找到黄以恒谈到了县政府担保贷款一百万的事。黄以恒非常激动：“老郑，你能贷到款算是给县里解了大围，现在的银行已经被我们贷遍了，每家都拿腔拿调地大谈金融管理条例，好像我们把钱弄过来买酒喝买烟抽了一样，要不是合安是全省经济改革试点县，恐怕早就断粮了。”
黄以恒满口答应，而且同意将这笔钱作为追加的投入，一期剩余的款项照样付给。但黄以恒没问这笔钱是谁出面贷出来的，也没必要问，因为假如知道了不是郑天良亲自贷出来的，是很伤面子的，郑天良也没说。县政府签字画押大印一盖，手续就算齐全了。
没两天，沈汇丽就将贷款办出来了，郑天良对沈一飞说：“真不知该怎么感谢你妹妹。”
沈一飞说：“两个星期前，我跟她说了郑主任这里资金很紧，所以她出于对郑主任的尊重，主动对我说要来实验区看看，并一口答应找孙行长贷款。”
郑天良这次不是记住了沈汇丽美丽的牙齿，而是记住了一个深明大义的侠义女子的全部内涵，也许她是为了回报自己对沈一飞的提拔，也许是沈一飞主动找了沈汇丽帮忙并想表现出自己在关键时刻同舟共济的精神，当然也不排斥沈汇丽真的对郑天良发自内心的钦佩与欣赏。
贷款到账后，郑天良给沈汇丽打了一个电话，他在电话里说：“小沈呀，你可是我们实验区的功臣，将来实验区修志的时候，一定要记上你一笔，你这是名垂青史。”
沈汇丽在电话里笑了起来：“郑县长，我可没那种想法，为实验区贷款，我也没那么高的思想境界，我是为你郑县长贷款，换一个人，我才不干呢。这与我哥没有任何关系，我做事是出于我个人的意志。”
郑天良对着话筒感动了，他说：“将来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只要我能帮得上忙的，我决不推辞。我也是以个人意志说这话的。”
放下话筒后，郑天良忽然心里又涌起了一股悲凉，县里的工程竟要通过个人关系来办，他这个当县长的办不成的事却通过接待处的办事员办了，他这个县长还要为公家的事向下级表示感谢。这种感觉相当别扭，有点类似于儿子给老子送了一袋口粮，老子还要弯腰向儿子致谢。
县里的二十万也来了，郑天良终于喘了一口气，然而当他将八十万拨到公路建设上时，交易市场的建筑材料缺口又暴露了出来，水电改造还是无法正常进行。
正在这时，两个调查组几乎是相继进驻了实验区。郑天良傻眼了。
一个是省公安厅督察处和市公安局督察室的联合调查组绕过县公安局后调查实验区派出所所长钟明开枪威胁老百姓的事件，还有一个是省建设厅安全生产办公室调查实验区楼板砸死民工金太光的事件。
这两件事被定性为“事件”，而且是排好队一样地紧接着抵达实验区，两件事都与郑天良有关，在建设最紧张的关头，这两件事被调查让郑天良陷于绝境。
公安督察组的人对郑天良基本上是不需要什么文明礼貌的，他们吃住在实验区的小招待所，自己花钱，沈一飞想请他们喝一顿酒，那位省公安厅的邵组长扬起严肃的脑袋：“你这是什么意思？”沈一飞吓得不敢说话了。
调查主要围绕钟明违反了《人民警察枪支管理和使用条例》展开。但这件事是因为保护郑天良不受围攻而采取的危险措施，所以郑天良三天两头要被调查组叫到小招待所里问话，还做笔录。郑天良看不惯这些人板着脸一丝不苟的样子，他有几次差点向他们发难，他想责问：“你们究竟是来帮助我们改进作风的，还是来破坏我们实验区建设的？这件事既没伤人，也没产生什么游行示威的后果，给钟明一个纪律处分不就行了，没完没了地调查还让不让人工作了？”但几次话到嘴边还是忍住了。
邵组长只是摆摆手示意郑天良坐下来接受调查，他们拼命地喝水，却没人给郑天良倒一杯水。郑天良于是自己掏出香烟，也不给督察组的人抽，表现出明显对立的情绪。
邵组长问：“钟明去柳下河村是你让他去的，还是他自己要去的？”
郑天良心里窝火，未加考虑，随口说了一句：“我让他去的怎样？他自己去的又怎样？”
邵组长不耐烦了：“是我调查你，还是你调查我呀？”
郑天良咽了咽胸中的恼火，说：“是陈凤山同志让他去的，我同意的。所以说是我让他去的，与陈凤山没什么关系。你们就这样记吧。”
邵组长说：“这就是说实验区管委会主任到村里工作是警车开道，并让派出所长持枪械保卫。”
郑天良说：“不是警车开道，而是管委会的车子不在家，而且土路不好开车才让派出所的三轮摩托车去的，你要知道，我们可摆不起那个谱，我们只是干活的，如果没有三轮车的话，我们会骑自行车去的。钟明平时一直随身带着枪，因此也没不存在持枪械保卫一说，请你们这些没有呛过乡下灰尘的上级领导们不要无限地上纲上线了。”
邵组长看着郑天良傲慢的态度就不客气了：“郑主任，你的态度很成问题，最起码你是擅自动用警车。在没有任何人身伤害的前提下，在你的管辖范围内出了警察当着你的面威胁老百姓擅自开枪的严重事件，你居然无所谓，很轻松，好像只有你是在工作，别人都是吃干饭、乱找茬的。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期，人民警察用人民给他们的枪来威胁人民，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你能说你一点责任都没有？”
郑天良说：“怎么定性随你们的便，我要说的就这些，你们可以让市里将我撤了，没什么了不起的！”
郑天良的态度让调查组的人又多留了几天，他们始终在问钟明这样一个问题，郑天良知不知道你带枪去，知道带枪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你开枪后郑天良又没有将这件事上报，为什么要隐瞒这件事。钟明回答得含含糊糊似是而非
连郑天良也隐隐感觉到，调查钟明的事件变成调查郑天良的事件。
邵组长他们临走的时候跟郑天良打了招呼，他对郑天良说：“谢谢你的合作，不是我们跟你过不去，举报信中反映的问题太严重，我们不得不调查得细一点，这是我们的工作。看来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村里也去了，没有人吓出精神病来，也没有人当场昏倒。”郑天良敷衍地说了一句：“谢谢你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制课。”
他觉得这封举报信的内容比邵组长透露的内容要恐怖得多，那么是谁举报的呢？难道是村民，村民们对派出所掏枪开枪应该不会陌生，原来的王桥集乡收三提五统费和搞计划生育都是让派出所带着枪和手铐下去的，这样的事也不是发生过一起。郑天良不愿再往下想，他为工程的事已经焦头烂额。
夏天已经剩下最后几天了，实验区的建设工地连基础工程都还没完工，他准备到县城向黄以恒辞职，可这时，省建设厅安全生产办公室调查组又来了，他必须对金太光被砸死的事配合调查，如果派出所钟明开枪事件是间接地牵连到他，那么金太光被水泥板砸死这件事就与他直接相关了，因为这关系到郑天良如何对实验区建设进行管理以及如何抓安全生产的问题，当然还牵涉到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责任感等严重问题。他这个一把手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干系的。
调查组调查期间，黄以恒将郑天良召回县城进行了一次长谈。他看着垂头丧气的郑天良安慰他说：“老郑，不要有什么包袱，积极配合调查就是了。我找你来就是给你提醒一下，不要再像上次对省公安厅督察组那样，态度要诚恳一些，工作上出一点差错很正常，谁也不是圣人。问题可大可小，我们一定要争取最小的责任和最轻的处理，要把精力都用在工作上。说实在的，我是对两个调查组有看法的，也跟梁书记作过汇报，但这都是省里派来的，而且都绕过了我们县委县政府，现在只能争取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县里市里肯定是要做工作的，但你也要做一些配合性的工作，争取让事情尽快过去。”
郑天良像一头斗败了的公鸡，他闷闷地抽烟，有些心灰意冷的绝望，他说：“黄书记，你就答应我辞职吧！回来后，我什么权也不想要了，实在不行，我就回老家种地去。”
黄以恒笑了：“老郑你这是什么话，怎么有点像刘少奇受委屈时说的话一样，现在没有林彪四人帮了，你的问题也没有那么严重，说这些丧气话干什么？我的实验区还指望你呢，你一撂挑子，不是给我来了个釜底抽薪吗？”
郑天良想说，你只要我干活又不给我资金保证，是谁抽谁的薪。而这个时候，说这些话是没什么用的，现在是如何对付调查和减轻责任的问题。从黄以恒的话里可以明显听出，郑天良这次肯定是有责任的，而县里市里能做的工作就是责任大小的问题，这个调子等于已经定下来了，而且处分郑天良也是肯定的，只是如何处分轻一点。郑天良听出了这两个信息后，他想为自己辩解，如果资金及时到位，他怎么能让民工抬水泥楼板呢，不就是没钱租起重机械吗？但这种辩解在此刻是软弱无力的，不能说资金不足，就应该放松管理，更不能说因为资金不足，就可以无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黄以恒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虽然郑天良有问题要处分，但实验区是不能撒手不管的，但黄以恒的话比这要有人情味得多：“实验区离不开你，你也离不开实验区，实验区不仅是县里的重点建设工程，也是实现你政绩的一个重要舞台。如果你现在撒手回来，舆论会怎么说，实验区又怎么好向全县人民交待呢？我毕竟是一把手，人民群众会说我用人上出了问题。所以即使目前困难再大，我们两人都要顶住，不能让人看笑话，而且你老郑也不是那种一遇到困难就轻易会认输的人。我知道你现在有些情绪，这可以理解，但就此放弃，这不符合你的性格。”
郑天良想说，你说过，我只要不想干，随时都可以回来，为什么不让我回来。但他仔细一想，现在回来又算什么，他怎么解释自己的落荒而逃，如果因为犯错误回来，则对他的将来等于是堵死了前途，如果因为工作干不下去回来，人家只能认为他是一个无能的平庸之辈。他不能对每个人说黄以恒资金不到位，那么人们要问为什么不给你到位，他不好解释。
郑天良觉得黄以恒是一个你想跟他发火也发不起来的领导，即使发火也会让你不到两分钟就发不下去，而黄以恒从来不跟人发火。黄以恒会很大度地劝你：“工作要商量着干，没有必要争吵嘛。”他还会讲团结的意义。领导就是嘴大，他怎么说都有理，下级总是理屈词穷。
省建设厅安全生产办公室调查组对郑天良比较客气，郑天良态度也很合作。调查组的组长林处长是一位中年人，他说他在很多年前就在报上知道了合安县的马坝乡是全省十佳乡镇之一，所以对郑天良非常钦佩，郑天良听了这话，心里不仅有些伤感。因为郑天良多年前是值得钦佩的，而多年后却无法再让人钦佩了；官当大了，名气却变小了；地位上来了，影响却下去了。这使他在这个多事之秋对自己十分敏感起来，他隐隐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气球，飘得越高，空气的压力越大，爆炸的机会越多，甚至有可能就在下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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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处长对郑天良还是表现出了应有的尊重，他跟郑天良的谈话显得很平常，甚至还有些温情的味道。林处长说：“其实这件事在全省的安全生产的事故中只是一件普通的意外伤亡，比起小煤窑瓦斯爆炸死几十人影响要小得多，这种事不举不调，不报不查，接到了举报，我们就必须查，这是工作，也是职责，希望郑主任能够理解。”
郑天良表现出了应有的诚恳和合作姿态：“不管别人怎么举报，总之是我们工作中出了问题，有问题就不能回避，这次调查对我们工作以及对我本人也是一个警示。我将承担我要负的责任。”
林处长一行四人先在外围进行了调查和了解，并且对建设现场进行了勘察，现在的工地上已经租用了两台起重吊车，只是两层小楼用起重吊车给人的感觉有点小题大做。金太光家属见来了调查组，就想再要一笔钱，说一万五千五百块钱买一条命太亏了，他老婆带着孩子跪在林处长面前，眼泪鼻涕含糊不清地纠缠在脸上，样子很凄惨。林处长说他主要是来调查事故情况的，不是落实赔偿的，而金太光的妻子却哭着请林处长这个青天大老爷给她做主家里稻子在田里没人收割顶梁柱倒了。
调查组最后一次跟郑天良见面时有这样一些对话。
林处长问：“郑主任，工程质量管理是你负责还是陈凤山负责？”
郑天良说：“具体分工是陈凤山副主任负责工程，我负责落实资金与钢材水泥计划等。因为我是一把手，是总负责，所以我不打算推卸责任。”
林处长问：“陈凤山副主任有没有向你请示要求租用起重吊车以保证施工安全？是不是你为了省钱不同意租用吊车？”
郑天良说：“陈凤山没有提过租用吊车的事，因为乡镇工程中的两层楼施工都是用人抬楼板。我是提出过要节省开支这一总的原则，但没有不同意租吊车一事。我们的资金非常紧张，工程时开时停，如果下一步资金还得不到保证的话，实验区就是一个半拉子工程。”
林处长说：“资金紧张与安全生产是两回事，不能用资金紧张来牺牲安全生产，按规定建楼房必须要有起重设备，你说是不是？郑主任，如果要落实这次事件的责任的话，你觉得你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我们心里会有一个数，以便向上级汇报。”
郑天良说：“我的责任是管理不严，安全意识不强。”
林处长点点头，说：“郑主任对这件事的认识是到位的，态度也是诚恳的，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向上反映的。请郑主任放心，我们不会让你过分为难。”
调查组走后，秋天已经正式抵达，田里的稻子成熟了，棉花也起摘了，树上的苹果红了，庄稼人开始收获他们构思了整整一个季节的成果。而这个秋天，郑天良面对着半拉子工程，他觉得自己两手空空，一贫如洗。
这一年年底的时候，合安县的五条商贸大道和工业区的七大企业已经建成并正式投产了。啤酒厂六月底开业已经生产出了类似于德国口味的啤酒，目前产量不高，销路不错，电子元件厂八月份投产后为上海的一家电视机厂生产电视元件，黄以恒数次去上海厂方协商，上海的这家电视机厂终于同意拨给合安县六百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这些电视机全都分配给了省市进入合安境内的十八公里公路两旁的农民新村的住户，农民说盖房子已经借了太多的债，没钱买，县委县政府决定先送到农民家里，钱以后再付，农民不花钱还能有电视看，当然愿意。另外缫丝厂、轻工机械厂、水泵厂都在十月份陆续投产，整个工业区厂房林立机器轰鸣，一派工业现代化的繁荣兴旺的景象，面对这一大片工业区，县城的老百姓们对黄以恒不得不刮目相看，他们都说黄书记不仅能干而且敢干会干，是合安改革开放真正的领路人。只有五条商贸大道还有些不尽人意，县里要求五条七百五十米的千米大道两旁商店十月底之前必须全部开业，但由于县城商户只需一条半街就够了，所以县委县政府要求县直各单位落实五个铺面，每个乡镇必须安排二十户进城，完成不了任务，动员不来商户，各单位、乡镇自己掏钱买铺面。眼看离全省经济改革现场会召开还有不到一个月，铺面销售和出租还有百分之三十没着落，黄以恒紧急召集县直各单位和各乡镇一把手开会，黄以恒在会上说：“商贸大道的建设是百年大计，是合安县保持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战略性工程，也是我县经济建设成就的集中体现，所以我们各单位各乡镇要提高认识，要有长远眼光，这些铺面在五年十年后就会成几倍几十倍地升值，我简直想不通为什么有些单位有些乡镇在这个问题上始终表现出小农意识和小市民的狭隘目光。如果你们在座的各位对人民不负责任，对合安的经济建设不想承担责任，那么县委县政府也不能对你们负责任，我今天要重申的是，如果你们的计划铺面在十月二十日前还不能进驻的话，我请你们把帽子交出来。我就不相信，合安县找不到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的科局长和乡镇长来。”
黄以恒语气是平静的，但平静语气的背后是斩钉截铁的不可越雷池一步的界线。因此这平静就像悄无声息的手术室里一把锋利的刀子伸进了病人的肚子里。
十月底，全省经济改革现场会的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合安县五条商贸大道有四条构成了“井”字形城市框架，纵横交错的五层新楼和新开张的店铺将合安县城渲染得繁华而气势恢弘，向工业区延伸的宏光大道就像一把勺子的勺柄恰到好处地将城区与工业区连成一体，这样无论从工业区到城区还是从城区到工业区，所见到都是工商一体化经济腾飞的兴旺景象。
全省经济改革现场会召开前，郑天良的处分决定也下来了，市委下了一个文，内容如下：
关于给予郑天良同志行政记过的处分决定
合安县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管委会主任郑天良同志，由于管理不严，工作不细，责任心不强，四月十八日擅自动用警车和警力到柳下河村开展工作，在干群关系紧张对立的时候，郑天良同志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局面化解矛盾，致使随行的实验区派出所所长钟明违反公安部《人民警察枪械管理和使用条例》向群众开枪示威，造成了严重的负面社会影响。五月十三日，实验区建设工地在没有起吊设备的保证下，无视生产安全，致使施工的民工用木杠抬楼板非法安装，造成木杠断裂、民工金太光被楼板砸中头部当场死亡，后果极为严重，群众反响强烈。
郑天良同志作为实验区的主要负责人，对这两起事件负有领导责任和管理责任，根据十一月十二日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给予郑天良同志行政记过处分。（涉及两事件的其他人员，建议合安县委县政府另行处分，并将处分决定上报市委）
抄报：省委组织部、公安厅、建设厅安全生产办公室
抄送：市人大、政协、纪委、市直各单位、各县县委、县政府
中共河远市委员会
一九九0 年十一月十三日
文件下发后，黄以恒找郑天良谈了一次话，他们两人在深秋的下午坐在黄以恒办公室的沙发里喝茶抽烟，黄以恒安慰郑天良说：“为这事，我找到市委好几次，梁书记倒是没话说，而且也坚决不同意处分，但市委也不是梁书记一个人就能说了算的，省里有关部门只知道查，根本不知道在下面工作的难处，死死盯住不放。梁书记最后只能保证不在党内给予处分，行政记个过，也算是给上面一个面子，不得已而为之。梁书记叫我给你打个招呼，叫你不要有思想负担，他来合安还会找你谈一谈。”
郑天良脸色灰暗，声音软弱而无力：“我给县里的工作抹了黑，深感内疚和不安。但这两件事也是事出有因，黄书记你应该很清楚。”
黄以恒歪过头，窗外的阳光就从他脸上移走了，他说，“确实这两件事也不算什么，但问题就在于有人告上去了，开枪也就是扣了一下板机，也没任何伤亡，工地砸死人是常事，乡下搞工程哪有什么起重机，但这些事摆到桌面上就不好说了，什么警察开枪威胁人民群众，领导干部无视民工安全，让民工被楼板活活砸死了。听起来就很吓人。现在真是没办法，不干事什么问题都没有，一干事就会出事，其实我也一样，只不过目前还没被抓到把柄而已，有时想想，真有点灰心，我们图什么，不就是图能干出一点事业来吗？”
郑天良说：“我真搞不懂，是谁把这些事告到省里去了，目的是什么？用心何在？”
黄以恒说：“是呀，现在你不干事，说你无能，一干事就会触及到一些人的利益，就会跟你捣乱。中国经过文革这些年，有的人一辈子什么本事都没学会，就是学会了告状和看笑话。”
郑天良说：“这次处分之后，我决定立即向县委市委提出引咎辞职。”
黄以恒说：“县委以及我本人是不赞成你辞职的，这一点我上一次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你一定要把实验区干下去，让成绩来说话。”
郑天良说：“你让我怎么干呢？”
黄以恒说：“县里的工程已经全部完工了，剩下的工程就是实验区了，我会全力支持你的，二期小商品城明年一定要上马。”
郑天良想说，你连一期的钱还欠五十万没到位，还谈什么二期？这半年来被调查组搞得晕头转向，一期的农副产品交易市场现在只是一个半残废的工程，根本就赶不上全省经济改革现场会了。他有一肚子怨言，但此刻却发不出火来。
黄以恒仍然很轻松地对郑天良说：“这个处分决定对外就不公开了，知道的范围越小越好，虽说小平同志也三起三落，但我们这些七品芝麻官们，经不起折腾，所以我对梁书记讲了这个想法，他也说这个处分决定主要是做给省里看的。梁书记明年春天就要退居二线了，他对我们两个从他手里提拨起来的年轻干部一直是关怀备至的，处分你就跟处分他老人家一样让他难受。”
郑天良说：“实验区没能赶上全省经济改革现场会，我有责任，所以我请你认真考虑我的辞职请求。”
黄以恒说：“实验区你有什么责任？要说有责任，责任全在我，我没有及时跟上资金，怎么能把账算到你头上去呢？实验区没完工是为县里的工程做出了牺牲，这一点我要在常委会讲透讲到位，你只有功劳和苦劳而没有责任。再说谁也没有强制性地要求实验区今年一定要完成一期开业，只是提出了一个争取完成的软性目标，不完成是因为客观原因，而不是主观原因。我当然想同时完工，但在资金实在太困难的时候，只能从大局出发了，没有人会揪住这件事不放的。不信你去查一下去年底县长办公会的记录，我提出的目标就是实验区争取今年完成一期工程向现场会进行展示，绝没有说一定要完工。今年春天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是这么说的。”
郑天良感觉到自己就像一团橡皮泥，捏成什么形状完全在于黄以恒，而不在泥本身，他突然感觉到作为一个下级，不承认自己是泥是要犯错误的，他是被黄以恒塑造着的。
全省经济改革现场会十一月二十日在合安县隆重举行。合安县城到处张灯结彩、旌旗飘扬，城里弥漫着新鲜油漆的味道，江浙沪运来的各种真的假的商品堆满了商铺，全县数十万次民众前仆后继涌进县城，不少人在广场的“三个女人托个蛋”的雕塑下面照相，他们都为合安的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而骄傲和自豪。工业区里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货车和集装箱源源不断地开进开出，一派繁忙的节奏。现场会来了近千人，省市五大班子全部到场，各县书记县长以及分管工业的副县长、经委、计委、工业、商业的局长们全都聚集到了合安县。整整一个星期，参观学习、研讨座谈、喝酒跳舞，既团结紧张又严肃活泼。黄以恒的脸上并没有太多的欣喜和激动，他在介绍经验时说：“虽说我们县今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将要完成二十一亿，但我们离江浙及沿海地区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决不能固步自封骄傲自满，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所以与其说在合安开现场会，还不如说是开找问题的会、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黄以恒的话在会场上引起了热烈的掌声。这个目前全省建设得最好、经济成就最高、发展最有活力的县委书记能以如此清醒和理智的态度对待成绩，其居安思危高瞻远瞩的目光使所有与会人员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黄以恒不是谦虚，而是将合安放在整个沿海东部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中来衡量自己和要求自己，这就是一种现代意识和战略眼光。省委顾书记在视察了十八公里的农民新村后，从楼下到楼上，再从楼上到楼下，他看到了一往无际的两层小楼连接着县城和另外一个穷县，他还看到每家都有电视机，用上了井水和卫生厕所，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摆在每个人的面前用事实说话，所以黄以恒再谦虚也掩盖不了自己的政绩，当顾书记看到啤酒厂里许多辆外省的货车在这个初冬的季节排队拉啤酒时，他被感动了，在总结大会上，顾书记情绪激动地说：“我从合安看到了什么叫‘深圳速度’，从合安也看到我省改革开放的光辉前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奇迹，江苏浙江能做到的，我们省当然也能做到，合安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合安给我们提供了信心。合安这一典型在三省交界的地方具有特殊意义，它是我省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是一个桥头堡，它向人们证明我省的改革开放正从合安与东部沿海地区形成连接的通道，而且以同样的速度和规模将我省的经济融入沿海东部经济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