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良在这个秋天的晚上心里极其平静，他觉得自己奋斗了这么多年目的是什么越来越不明确，如果说在马坝乡创办合和酱菜厂是为老百姓脱贫致富的话，那么去王桥集经济实验区更像是为了给自己争一口气，而今天对工业区进行改革又是为了什么呢？啤酒厂是扎在他心头近十年的一把刀子，他的尊严和政治前途在这把刀子的下面支离破碎。这使他这么多年来一直不愿正视碧源啤酒的瓶子更不愿看到瓶子在酒桌上被碰倒后的玻璃碎片，碎片割裂了他的前半生。他不愿沿着这种残酷的逻辑继续往下想，此刻他想到更多的是，其实人活着最大的意义就是让自己活得更好，无论你是当官还是做生意，都是想改变现状让生活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和境界。当皇帝是这样，修鞋卖菜也是这样，你只有自己活得更好了，才能对社会有贡献，才能为别人服务，比如说赵全福吃喝嫖赌随心所欲，但他为国家上交的利税很多，是为人民为社会做出贡献了的，而一个乞丐是无税可交的，他生活得很差，所以也对社会没有贡献，也不可能为人民服务。当官有权才能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同时，人民也要为你服务，这就是他和赵全福与沈汇丽的关系。符合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公平原则。
郑天良这样想着，觉得逻辑上还是有些不通，但他又不可能想得太清楚，所以也就不想了，他觉得任何事情只要内心里没有压力和恐惧，还是顺其自然为好，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合理的却不一定就存在。
于是，郑天良打开公文包，掏出了鼓鼓的塑料袋，塑料袋是“为民商场”专用袋，上面还印有红色的“为人民服务”的字样，模仿毛泽东的字体，只是印刷不是很讲究，部分笔划被歪曲，如同冬天一棵老树上光秃且没有生命力的枝叉。郑天良将“为人民服务”的袋子扔到了地上，里面还有几层报纸，报纸拐弯的地方刊有端正党风反对腐败的杂文，这篇杂文包裹着钞票就像一把弯曲的匕首和投枪，软软地回忆着鲁迅时代的一些陈年往事。
郑天良对钱的认识是很含糊的，他家里总共只有两三万块钱，他以为赵全福让他帮着疏通关系的茶水费顶多只有五六千块钱，可他发现百元面钞摊在茶几共有十捆，一捆一万，整整十万。这时郑天良心跳了起来，他不是为接受这十万块钱而恐惧，而是感到赵全福这个个体户怎么有这么多的钱，一甩手十万块，居然还是茶水费，十万块钱要买多少茶水，难道他们这些个体户真的比他这个县长对社会的贡献还要大，如果不是他郑天良当年在马坝乡创业，赵全福能有今天吗？他心跳的是社会分配如此不公平，一个乡下的赌棍嫖客花钱像流水，十万块钱是茶水费，那吃一顿饭是多少钱，批一块地又是多少钱？
郑天良将地上塑料袋重新捡起来，装好钱后又塞进包里，然后走到门边将耳朵贴到门板上听外面有没有动静，几分钟过去了，走廊里悄无声息。他听到了楼外的一些风声水一样趟过寂静的夜空。
这时，郑天良整理了一下西装领口，将包放进文件柜里，又毫无必要地锁好，手里攥着钥匙，这才坐到办公桌边的真皮沙发转椅上，他给叶正亭打电话，一看时间，十点四十分，叶正亭每晚十二点以后才睡觉，所以此时打电话恰到好处。
郑天良给叶正亭打的是手机，这样叶正亭就能清楚地在手机显示屏上看到这是郑天良从办公室打来的，叶正亭在电话里说：“老郑呀，还在办公室没回家休息吗？都快十一点了，你要注意身体哟！”
郑天良说：“叶书记，这么晚了，你不还是没有休息吗？合安的问题很多，你又给我压这么重的担子，我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哪里敢这么早就轻松地睡觉了。”晚上被沈汇丽赵全福灌多了酒，说这话的时候，郑天良还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酒呃。
叶正亭听到酒呃声后问：“老郑，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郑天良很无奈地说：“有点感冒，不要紧的，我还能扛得住。”
叶正亭很显然对郑天良的这种工作态度很满意，于是就说：“合安的担子确实很重，但你是一个正派而又很有经验的干部，我不压给你，又能压给谁。”
郑天良手里把玩着文件柜的钥匙：“听说工业区要彻底改制，各企业提交的股权转让和产权制度改革的报告还有合资意向书全都堆到了我的桌子上，白天没时间看，只好利用晚上看了。总体看来，各企业的思想认识是统一的，完全符合你对河远经济改革的总体思路，即能改就改，不能改的就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赶紧走。工业区企业必须在年底之前完成产权制度改革，明年要以全新的面貌启动，除了缫丝厂已经有一家江苏客商愿意控股合资外，其他的企业都要卖掉，但我考虑，卖企业的前提是保证工人就业，减税而不能免税，而且减税不能超过两年，要在整体上维护合安的利益。”
叶正亭说：“老郑，你的思路和我完全一致，但由于合安复杂的历史背景，你要注意协调好关系，尤其是宣中阳同志，你要跟他多商量，多汇报，拿不准的可以向我汇报。”
郑天良说：“叶书记，我给你打电话正是要你给宣中阳打个招呼，一个是让他知道清产核资和审计是市委的决定，另一个是让他能在清产核资和审计领导小组成立的会上做个宣传动员，中阳同志比较敏感，我怕他不知道这件事会有看法，而且有可能要影响到你和以恒市长的关系。我在计委、审计、经委等各部门抽调了二十六个人，要求在两个月内必须全部完成这项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加班加点是少不了的。”
叶正亭说：“我回来后已经跟宣中阳打了电话，以恒同志也知道了这件事，你不要在任何场合说这样或那样的人际关系问题，这都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干部，要有组织纪律性，以恒同志对第二阶段全市国企深化改革是非常支持的，我们的意见是高度一致的。”
郑天良听了后连连称是，他说：“叶书记的指示我一定会牢记在心上，请你放心，我会为执行你的指示而赴汤蹈火的。”他发觉叶正亭越是讲他跟黄以恒高度一致，这里面问题就越大，就像黄以恒从来都跟他郑天良称兄道弟一样，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兄弟关系。所以郑天良觉得必须在电话里向叶正亭一再重申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感情态度，这样的话说得再多也没关系，就像农村腌菜时的一句俗语叫“盐多不坏菜”。
最近一段日子以来，郑天良经常半夜回来，所以他要周玉英不要等他睡觉，今天他回到家的时候，周玉英已经睡了，他将塑料袋里的钱先是放在床头柜里，但怕被周玉英发现，就放到了冰箱里，冰箱里也不安全。郑天良站在客厅里呆了有一支烟的时间，还是拿不准主意，最后他决定放到大衣柜的隔板后面。放好后，他上床睡觉，竟睡得无比踏实，一夜无梦。
第二天早上，郑天良在厨房喝稀饭。天有些凉，周玉英在给郑天良找毛衣，她在大衣柜里翻了好半天没找到毛衣，却找到了一个塑料袋，她一边往厨房走，一边对郑天良说：“怎么大衣柜里多了一个塑料袋，里面包的是什么东西？”
眼见着周玉英已经打开了塑料袋，正准备撕开报纸，郑天良一个箭步冲上前去说：“不要动，里面是文件。”说着就从周玉英的手里夺了过来。
周玉英一脸糊涂地看着郑天良：“文件放到大衣柜里干什么？让我看看是什么东西？”周玉英说着就要上前去夺。
郑天良脸色都变了，他死死地抱住一包东西，坚决不松手，周玉英这时发起了脾气：“郑天良，你背着我搞什么鬼名堂，是不是女人的照片？不讲清楚我就到纪委去告你！”
郑天良因为过于心虚，动作变形得有些厉害，这与他的身份和工作经历很不相称，他在周玉英步步紧逼下，迅速调整了一下情绪，反戈一击说：“难道我什么事都要向你公开吗？你是县里的哪一级领导呀，我所有的事都要向你汇报？所有的材料都要经过你看？”
郑天良以进为退，反而让周玉英陷于被动，她有些不知所措地望着郑天良，郑天良脸色很严峻，饭碗里的筷子掉到了地上，稀饭上残存的热气细若游丝一样地冒起来，很快又在空气中碎了。
郑天良将塑料袋重新裹上，然后走到周玉英身边对她说：“我告诉你这里面是什么东西，但你千万不能对外讲。”
周玉英像犯了错误虚心接受批评一样地点了点头。郑天良压低声音悄悄地对她说：“最近县里正在对工业区进行审计，一些领导干部在审计中出了问题，这里面是某领导的违法乱纪的账本和票据，要严格保密，所以我昨晚在办公室看完后就带回来，当然也是不能让你知道的，因为纪委都已经介入了，懂吗？你摸摸，这么软，像照片吗？”
周玉英用手捏了捏，薄薄的，软软的，确实不是照片，于是她就很委屈地说：“我怕你在外面学坏，你都一个多月没碰我了。我老了。现在领导干部不少人都在外面搞女人。”
郑天良心里一惊，但很快又镇静下来：“你看我是那样的人吗？最近工作太忙，我都累得要死，回到家倒头就睡，真没办法。”
郑天良用手拍了拍周玉英松驰的肩，算是表示了一种歉意。
郑天良揣好保密的“材料”到办公室去了，他提前半个小时上班，将钱锁在文件柜里后，坐在办公室里喝茶，大楼里人都来齐的时候，今天和以往任何一天都没有任何两样，只是一些人穿上了羊毛衫。
宣中阳在清产合资和经营审计联合小组成立会上做了宣传和发动，他说这件事关系到合安下一步改革方案的制定，关系到合安国企的发展前途，所以希望同志们要认真对待，努力工作，在郑县长的直接指挥下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这项工作。最后他还强调了几点：“清产核资原则上是就高不低估，不能让国有资产在股份制改造和产权制度改革中流失掉，还有一点就是经营审计主要是审计经营管理中的合法性问题，宜粗不宜细，对事不对人，要防止通过审计来整人。”
宣中阳这些话讲得很重，而且口气也比较坚决，这使郑天良感到宣中阳与前些日子自己刚分管工业时相比，态度上有了很大的改变。宣中阳这些话明显是说给郑天良听的，既是提醒，也是警告。郑天良在具体布置的时候，充分维护了宣中阳的权威，而且也一再重复了审计是经营性审计，而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的审计。
二十六个精兵强将分头进入了工业区各个企业。
郑天良将沈一飞找到了红磨坊套房谈话，这一段时间，郑天良经常在红磨坊找人谈话，这里比较安静，干扰小，也比较隐秘。
沈一飞坐在沙发上，郑天良想起了沈汇丽的造型，他发现这兄妹俩有许多相同之处，沈一飞的身材一直不发胖，而且牙齿也很整齐光洁，这种遗传使他们具有先天的优势，这就像当官有娘老子做后台一样，与生俱来，一路高歌。
沈一飞在郑天良面前始终保持着感恩的心情，语言和动作都非常规范，从不敢造次。他的轻工局副局长是郑天良为他争来的，尽管沈一飞出任副局长更多的是郑天良为捍卫实验区政治的尊严，当时甚至差点跟乔岸书记拍桌子吵翻，但沈一飞内心里还是感激郑天良的。
郑天良剥了一个桔了递给沈一飞，沈一飞说：“老板，怎么好意思让你为我剥水果，我自己来。”
郑天良将桔子塞到他手里，说：“不要客气了，领导就是服务嘛，我为你服务是应该的。”
郑天良的话让沈一飞一时无所适从，他接过桔子迟疑了好半天都没吃，直到郑天良自己也吃了起来，他才食不甘味地咬了一瓣，桔子很酸。
郑天良说：“你今年好像也快四十了吧？按说也该动一动了。”
沈一飞心情有些紧张地说：“四十一了，还望老板能继续关心我栽培我。”
郑天良说：“你原来是黄市长的驾驶员，其实他要是愿意提拨你，打一个招呼就行了。”
沈一飞说：“老板，你是知道的，我自从到实验区后跟了你，黄市长就根本不管我的事了，再说我不过是一个驾驶员，他那么大的官是不会管到我这一级的，我也不会去求他的。”
郑天良说：“话不能这样说，你当初的副科级还是黄市长定的嘛！”
沈一飞说：“没有你大老板的点头拍板，我哪有今天的副科级。”
轻松的闲话里已经包含了重大的主题，这就是郑天良暗示沈一飞可以动一动了，如今郑天良是叶正亭书记看中的抓经济工作的副县长，又是多年的常委，权倾一时是不争的事实。沈一飞脸上泛起了一层想入非非的光芒。
郑天良说：“这么多年来，我对你一直是比较偏爱的，毕竟在实验区患难与共过，感情上不一样，但是我说不上话。好在现在正亭书记对我比较支持，在我分管的范围内，我还是可以说一些话的，宣县长对我这个老同志也是很尊重的。”
沈一飞想入非非的光芒开始转变成迫不及待的企求：“老板，我是你的人，我的一切都要靠你。你栽培我的大恩大德，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郑天良突然变了脸，声音严厉了起来：“但你背着我究竟干了什么？”
沈一飞一下子脸色刷白，结结巴巴地申辩道：“老板，我真的不知道犯了什么错误。”
郑天良拍着茶几说：“你要不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我今天就不会找你来谈话，我让纪委检察院的人找你谈。你说，你这个轻工局副局长都敢这样干了，要是当局长，你还能刹得住车吗？”
沈一飞低下头不吱声了，他脸色惨白。
郑天良说：“审计小组已经将啤酒厂问题搞得很清楚了，你居然跟田来有两个人到浙江和福建出过两次差，不是为了推销啤酒，而是应广告客商邀请去游山玩水，三十万广告投放到两个没有销售网点的穷县，广告做了，一瓶啤酒都没销过去。一个县长一个局长居然私自做起了下属企业的广告代理，而且专捡没有销售网点的地方做，安的是什么心！你说你打算是向我坦白，还是向纪委检察院坦白？”
沈一飞抹着头上的汗，目光涣散地看着郑天良，声音颤抖地说：“老板，我向你坦白，请你看在多年跟着你的份上，拉我一把。”
郑天良面无表情地说：“说吧！”
沈一飞交代去年夏天浙江和福建的两个县级市的广告公司上门来要做碧源啤酒的广告，并说他们那个小地方不喜欢洋啤酒很欢迎价廉物美的碧源啤酒，他们提出先打广告，后做代理，田来有一口答应，并让沈一飞陪他一同去两个县去考察市场，去了后广告商安排他们游玩了普陀山和武夷山，一天晚上酒喝醉了后，他们两人接受了两个小姐的色情服务，服务后本来是沈一飞代表啤酒厂与广告商签广告合同，但广告商说他们还是希望田县长签，而且还暗示性地说了一句：“田县长，昨天晚上给你安排的确实是处女。”田来有当时脸色就青了，只好被迫跟两个广告公司签了广告合同，每个广告公司给了他们三万块钱回扣，共六万块钱。回来后，田来有让沈一飞到啤酒厂叫厂长杨功成汇出了三十万广告费，但此后两家广告公司却只字不谈啤酒代理的事，田来有和沈一飞都打电话去催广告商赶紧播广告和销售啤酒，但对方很无赖地说他们那里的男人只喜欢小姐，不喜欢啤酒。等于是白白被敲诈了三十万，田来有从此也只字不提了，六万块钱回扣，分给了沈一飞一万五千，沈一飞只收下了八千。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真相。
郑天良恨铁不成钢地说：“你把我的脸都丢尽了，我真该让你到大牢里剃光脑袋过军事化的生活。”
沈一飞扑通一声跪在了郑天良的面前：“老板，我求你救救我，我真的不想去浙江福建，田来有说我在轻工局分管啤酒厂，是他硬逼着我去的，钱也是田来有硬塞给我的。这事全是他干的。”
郑天良气喘吁吁地说：“你给我把八千块钱交到民政局去，捐给福利院，让于江海给你打一张收条，日期写去年九月份，如果纪委和检察院找你的话，你就说回来后当时就捐了出去，玩小姐的事田来有承认你也不要承认，不然，你的前途就到此为止了，剩下的我来帮你解决。现在就去办，越快越好。不要对任何人讲我找你谈话了，听懂没有？”
沈一飞泪流满面地从地毯上爬起来说：“听懂了，老板，你是我再生的父母，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给你脸上抹黑了。”
沈一飞走后，郑天良站起来走到窗前，他发现远处的工业区悄无声息地匍匐在黄昏里，夕阳照耀着不再冒烟的烟囱和冷漠的厂房，工业区如同一片豪华的墓地。
郑天良站在黄昏的光线里拿起手机给审计局李局长打电话：“老李呀，我是郑天良，去年八月份啤酒厂的两笔三十万广告费是打往浙江福建两家县城的广告公司，从账面上看有没有问题呀？”
李局长说：“没有问题，发票是正规的税务发票，而且两家县电视台的广告合同也附在后面。”
郑天良说：“你给我查一下，去年啤酒厂有没有往那里发货，如果没有发货，那么这三十万块钱广告费该怎么解释，看看经办人是谁？”
郑天良在指导清产核资和经营审计小组工作时，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啤酒厂督阵，他在翻看账目时，偶然看到了一份广告合同，签合同的人不是啤酒厂厂长杨功成，而是田来有，查同时期出差报销的发票，填报销单的是却只有沈一飞一个人的名字。郑天良觉得这份合同有些蹊跷，而且肯定与田来有有关系。杨功成是田来有的亲信，不可能从他身上有所突破，于是郑天良就找来了沈一飞，软硬兼施，没几个回合，沈一飞就老实就范，而且牵出来的主要人物就是田来有。
郑天良给叶正亭打了一个电话，叶正亭在电话里火冒三丈：“这群败家子，一个都不能放过，不管是什么背景，一查到底。”市纪委立即介入，三天后，田来有在家里的温暖的被窝里被宣布实行“双规”，杨功成与沈一飞分别接受了一万五千块钱和八千块钱回扣，这两人交由县纪委处理，杨功成最后被检察院批捕，沈一飞由于已经提前将钱捐给了县福利院，所以一身清白地出来了。
27
沈汇丽的征地计划已经批了下来，沈一飞也放了出来，他们请郑天良在红磨坊吃饭，酒过三巡，沈汇丽别有用心地对郑天良悄悄地说了一句：“老板，你已经有两个多星期都没答应跟我一起唱歌了。”沈汇丽在“唱歌”这个词上加重了语气，郑天良当然懂得沈汇丽此时说唱歌的真实含义，但他还是将错就错地说：“实在对不起，我太忙了，连吃饭都没时间，更顾不上唱歌了。”
正说着，郑天良的电话响了，吴成业在电话里说：“已经快三点了，怎么还没到办公室来。”郑天良发觉这顿饭吃的时间太长了，于是他就对在座的说：“我要回办公室有事，你们继续聊吧。”说着站起身就走了，他知道吴成业找他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但他又不能向酒桌上的人说。
刚刚担任县纪委副书记的吴成业似乎在抓经济案件上比任何人都要积极，在这次清产核资和审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全都移交给了县纪委，目前已经抓了三个，撤了六个，还有十几个人的问题正在调查之中。
郑天良赶到办公室的时候，吴成业站在郑天良办公室里看墙上的合安县地图。两个人这些年已经很少有来往，所以相互之间说话就少了许多随意和轻松，吴成业见郑天良满脸通红，就说：“我看你这位县长大人现在越来越如鱼得水了，不要脸喝红了心变黑了，也不要哪天逮到我的手里，让我跟你过不去。”
郑天良听到这话非常刺耳，自己的女儿被他家儿子拐到了南方，吴成业对此从来没有发表过一句家长的意见，郑天良当然不会跟他讨论儿女的事情，他把自己的女儿跟吴成业儿子的关系定位在同乡同学的关系上。不知怎么，这些年来，他看吴成业越来越不顺眼，这个人一副反革命分子的样子，牢骚多，怪话多，副科级一干就是十几年，眼睛里从来没有上级。郑天良见吴成业出言不逊，就反唇相讥说：“我真要是有什么问题了，好像还轮不到你来查，除非明天早上你就升为市纪委书记。”
吴成业没有跟郑天良纠缠，他开门见山地说：“沈一飞是放出来了，但他的事情还没有结束。”
郑天良说：“沈一飞主动将钱捐给了福利院，这种行为正是拒腐蚀永不沾的具体体现，我们要充分肯定并要对这样的同志进行重用，县委已经研究过了，沈一飞的责任感是非观很强，他马上就要出任啤酒厂改制领导小组组长，全权负责啤酒厂的工作。”
吴成业说：“你不要再给我打什么掩护了，我们已经经过笔迹鉴定了，沈一飞捐出去的真正的日期应该是最近这一个月内，而不是去年九月，这种典型的弄虚作假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是迫于审计的压力做出的一种无奈之举。所以我已经向县纪委常委会提出了建议，对沈一飞实行双规，也许还有更多的问题被掩盖着，他都敢这样弄虚作假来欺骗组织，他还有什么事不敢干。”
郑天良一听这话，心里有些慌了，但他调整了一下情绪，又故作镇静地说：“你是代表县纪委来跟我谈话，还是代表你个人？”
吴成业是一个说话不会拐弯的人，他说：“我既是代表组织，也是代表个人，我是向你核实一下沈一飞这个人的一贯表现，也想争取你这个分管县长的支持。”
郑天良说：“沈一飞一贯表现很好，我个人反对对沈一飞采取措施。你那个鉴定不具备权威性，所以你无论代表纪委还是代表个人，我都要申明一点，纪委既是在捍卫党的纪律，更是要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不能带着整人的目的去抓党纪，沈一飞的事情县委常委会上我们已经做了结论，而且也向纪委通报过了，沈一飞在这件事中本来就是被动的，而且是田来有强行塞给他的，无论是当时捐的，还是后来捐的，他在主观上都没有对这八千块钱有据为已有的主观故意。看问题要客观，要多角度地看。”
吴成业说：“我不管你怎么解释，反正我的意见是，这个案子要重新审理。笔迹鉴定我可以带到省公安厅去做。”
郑天良说：“你是不是被打成了十几年反革命，对所有自由生活的人都充满了仇恨和敌意？我再问你一句，就八千块钱也值得你揪住死死不放，而且人家提前都捐了出去。你究竟想干什么？是不是沈一飞是在我手里提拨起来的，你不把他送进牢里，心里不平衡，是不是？那好吧，只要县委能通得过，你马上就可以把沈一飞带走。我不想对你解释了，我马上还要到工业区去，你看着办吧。”
郑天良拂袖而去，他将吴成业扔在办公室里。吴成业看着屋外稀薄的阳光，两手抄在袖子里，擤了一把鼻涕，走了。
第二天，郑天良建议宣中阳召开常委会，立即任命沈一飞为啤酒厂改制领导小组组长，全权负责啤酒厂全面工作。郑天良现在是分管工业的常委副县长，任命一个副科级的临时小组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会上几乎没怎么讨论就通过了。文件下达后，县纪委常委会面对着县委的文件当然不能再采纳吴成业的意见了。因为说到底也就是八千块钱的事，虽说五千块钱就算重大的经济犯罪，但真要是八千块钱都双规逮捕，那监狱是远远不够的，现在的几千块钱，有时也只够吃一顿饭。
县城太小，一有风吹草动，舆论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清产核资和审计联合小组进驻工业区后，县里的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就在酒桌上茶楼里议论开了。他们希望局面越乱越好，领导们之间斗得越凶越好，田来有“双规”，杨功成被捕，还有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工业区的厂长经理们正在接受调查，一时间，县城里风声鹤唳，谣言四起，老百姓当然期待着抓的人越多越好，这会使他们贫穷而又无法享受腐败的平庸生活变得踏实和自信起来。县城政界的主要观点是，对工业区采取的行动是叶正亭对黄以恒地方势力的一次政治清洗，郑天良在这次清洗中冲锋陷阵是对黄以恒这么多年压制他的一种反抗，也是他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一个重要标志，有人说，宣中阳肯定要调离合安，郑天良接任县长或书记的可能性相当大，这种政治走势在这一年秋天更加明朗。
自叶正亭来合安调研后，黄以恒再也没有来过合安，也没对合安发表过任何一次具体的讲话和指示，宣中阳也没有了以前的气势和劲头，他有一种得过且过穷于应付的架势。郑天良在叶正亭的支持下，已经成了合安说一不二的人，他几乎每天都出现在电视新闻里，宣传部孟强部长要求县电视台成立一个专项报道组，及时准确地将郑县长抓经济工作的镜头报道出来，他对电视台台长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大合安经济改革力度的关键时期，电视台成立专项报道组是宣传中心工作的需要。孟强向郑天良汇报了这件事，郑天良说：“孟部长，不要多报道我的镜头，县里要突出宣县长的核心地位，请你们把握好分寸。”孟部长说：“我们宣传工作主要是围绕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开展的，所以这不是突出你郑县长，而是突出我们的宣传方针。”郑天良点点头，然后请孟强部长晚上一起共进了晚餐，蓝湖宾馆的总经理安排了最好的一个包厢“天柱厅”，郑天良又邀来了沈一飞、赵全福、沈汇丽等人作陪，酒桌上，郑天良对孟强说：“赵全福已经宣传得很多，他是我们县的明星企业家，名声在外了。小沈这次回家乡来投资，开发我们县最现代化最时尚的住宅小区罗马假日花园，手续已经全部办下来了，一旦开工，你们要多多宣传。我们这些当领导的要少宣传，要把企业家推到新闻宣传的前台去，我提一点意见，供孟部长参考。”孟部长说宣传企业家是肯定的，小沈回来投资我们会作为重点宣传的。沈汇丽有些情绪激动，就很夸张地跟孟部长喝了个双杯，赵全福说郑县长偏心，沈汇丽就说赵全福为富不仁。喝酒的气氛相当热烈。沈汇丽是歪歪斜斜地离开酒桌的，临走前，她抓住了郑天良的手，手指狠狠地抠着郑天良的手心，郑天良让赵全福的总裁助理于文红扶住沈汇丽，说：“小沈喝多了，你照顾一下。”于文红迅速上前架住了沈汇丽的胳膊。沈汇丽醉眼惺忪地对郑天良说：“老板，你什么时候陪我唱歌呀？都快一个月了。”
郑天良没有理睬沈汇丽，他跟孟强部长说笑着向外走去。郑天良有些后悔让沈汇丽来，本来是想帮她宣传宣传，可她太容易失态。
郑天良回办公室看材料，发现东头宣中阳办公室的灯也亮着，他就走过去，敲门进去了。宣中阳见郑天良进来后就站起来让座，郑天良坐在宣中阳对面，两个人点上烟开始说话。宣中阳说：“晚上没回去休息？”郑天良说：“你和正亭书记将这么重的担子压到我的身上，回家也睡不踏实，所以就利用晚上时间处理一些材料。合和的报告已经送上来很长时间了，你看我们是不是找个时间在常委会上议一议，正亭书记要求我们思想再解放一点，步子要大一点。我看可以让合和厂回迁县城。现在将这么好的一个企业办在乡下是影响我们县改革形象的。”
宣中阳说：“老郑呀，你的意思我懂。但有一点应该要慎重考虑一下，迁厂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更何况又不要县里拿钱，完全是应该支持的，但你想过没有，合和厂当初作为乡镇企业迁回乡下是黄市长的意见，现在已经变成民营个体企业了，让这个厂迁回来是不是要证明黄市长当初的决策是错误的？是不是在客观上用民营企业来压目前不景气的国有企业？而且你还要让合和厂迁到工业区里成为啤酒厂的邻居，这是什么意思嘛？”
郑天良笑了笑，没有正面接宣中阳的话，只是笼统地说：“宣县长，你说这话就有些上纲上线了，我看问题没那么严重。”
宣中阳说：“不是我看得严重了，而是你本来就做得很严重。啤酒厂当初是在合和厂的厂址上建起来的，你现在要让合和再迁回来用酱菜厂压啤酒厂，是不是做得太不含蓄了？我不说，别人会说，舆论会说，你是封不住老百姓的嘴的。再说，啤酒厂今年下半年通过我们的努力已经走出了困境，明年实现赢利已成定局。我同意你在叶书记没来之前对工业区的评价，工业区的大方向是对的，思路也是正确的，目前的困难完全是暂时的，甚至是人为的。我们共产党的县委连这几个企业都管不好，还要我们干什么？”
郑天良看着一贯沉稳的宣中阳有些情绪化了，他反而镇静了起来：“宣县长，我到目前为止，还是坚持自己的这一观点，即使正亭书记来调研的时候我在会上都没有对工业区和啤酒厂说半个不字，你应该很清楚我的立场。现在的清产核资和经营审计完全是市委的决定，而且是为下一步改革做准备的。只要市委没有对工业区和啤酒厂下达明确的指示，我决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
宣中阳说：“但是你已经让田来有进去了，也让杨功成被捕了，还有十几个厂长经理们惶惶不可终日，这哪里是在清产核资，简直是在搞文化大革命，是在整人。都抓进去了，谁来干活？”
郑天良看到有一个苍蝇在深秋夜晚的光线中软弱无力地飞行着，他看着苍白灯光下的苍蝇走投无路，他的视线沿着苍蝇飞行的轨迹左右移动着。过了一会儿，他仍然不紧不慢地说：“清产核资出现的问题是我远远没有想到的，而且老田这么大年纪了，还干出这些事来，为了区区几万块钱，把自己的名誉都毁了，实在不值得，我也很痛心。你要找吴成业谈谈，这个同志就希望我们出事，我前天已经跟他严肃地指出来了，纪委要为经济建设帮忙而不要添乱，你看他一见到谁有问题了马上就兴奋。老田的事审计部门要是事先向我汇报，我肯定要按住不动，这倒不是保护腐败，而是本着对干部负责的态度，干了一辈子了，不容易，偶尔有个过失，内部消化了不就得了。而纪委和检察院是靠抓人多少来评定工作成绩的，抓的越多成绩越大，所以我找你商量一下，想想办法，我们到市里去跑一跑，找正亭书记和黄市长说一说，能不能网开一面，不要弄到检察院去，让老田把钱退了，回来后再说。”
宣中阳很不放心地望着郑天良，然后说：“叶书记那里只有靠你去说情了，我是不敢为腐败说情的，老田自己不注意，咎由自取，谁也救不了他。”
郑天良说：“当然了，求情是不能放在桌面上说的，我们这是私下里说说，传出去是很不好的。但是，我很为难，因为我跟老田调换了分工，人家以为是我在搞老田，其实这件事我一点也不知道，据说是杨功成在审计调查的时候供出了老田，县纪委立即就通报市纪委，我找了市纪委的同志，但市纪委的人凶得狠，一个小科长都敢对我指手划脚的，根本不让我插手。我的意思是，明天我们俩去市里，你不好讲，我来讲，当面向正亭书记和黄市长求情，只要我们尽到努力了，我们也就对得起老田了，这种做法虽然不符合组织纪律，但说老实话，我们现在抓工作应该要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统一起来，毛主席就曾表扬过邓小平是‘这个同志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话又说回来了，与那些几百万几千万的大贪官比起来，老田的这三万多块钱根本不算什么。”
宣中阳见郑天良说得很诚恳就勉强答应跟郑天良去市里一趟，郑天良说以向书记市长汇报清产核资和审计结论的名义，顺便引到田来有的问题上去，这样过渡就比较自然了。
第二天，宣中阳到市委向叶正亭和黄以恒汇报合安县工业区的情况，郑天良发现黄以恒跟叶正亭很亲密，叶正亭在听汇报的过程中给茶杯里加水时，主动先给黄以恒的杯子加满，黄以恒说：“还是我自己来吧！”，叶正亭说：“不要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斤斤计较了，总有一天我们退下来都成了老百姓，你不还是我的老兄。等级制度让我们在倒茶问题上都深受其害。”黄以恒和宣中阳郑天良都不同程度地笑了起来。
因为宣中阳和郑天良主要是为田来有求情来的，再加上黄以恒在场，合安工业区问题无疑是相当敏感的，所以郑天良汇报工业区清产核资和审计情况的时候非常原则而抽象，只是说已经提前完成了这项工作，但只字不提实际资产情况和审计中存在的问题，不拿出具体数字来。而七绕八绕后，却绕到了田来有的问题上，郑天良说：“田来有同志为工业区建设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工作一直是任劳任怨不计个人得失的，所以拿了两三万广告回扣完全是一时糊涂，而且这与贪污受贿还是有些区别的，应该把它定性在经营活动中吃回扣这一层来考虑，田来有的问题是属于领导干部不恰当地参与了经营活动，而不是受贿。所以请叶书记、黄市长能不能从这个角度来从轻处理。”
黄以恒很详细地看着郑天良，像在研究一件出土文物一样地推敲着郑天良的表情，然后问了一句：“老郑，你是来汇报工作的，还是来为田来有求情的？”
宣中阳看了看郑天良，郑天良说：“汇报工作，也顺便说一说县里对田来有问题的基本态度，中阳同志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
宣中阳点了点头，表示肯定。黄以恒说：“我不知道你们合安县委的领导同志是如何理解以法治国的，法律是不是在合安已经成了一纸空文？感情能取代法律吗，市委市政府能以行政命令来废除国家的法律吗？我不会这样做，叶书记也不会这样做。田来有的蜕化变质和腐败堕落是他自己个人的行为，不代表合安县整个班子的形象，不需要开脱什么，他的问题由纪委和检察院来定。”
郑天良觉得黄以恒的这番表白既可理解成他对部下的冷酷无情，也可以理解成他对叶正亭的试探，抢先表明正义后，他要看叶正亭对自己的部下究竟是什么态度，因为叶正亭知道田来有是黄以恒重用的人，现在已经被“双规”，下一步是不是要斩草除根赶尽杀绝。
叶正亭在黄以恒讲完后，劈头盖脸地将郑天良训了一通：“你今天根本不是来汇报工作的，而是来为田来有求情的，耍什么滑头？有你这么汇报的吗？没有具体数字，没有详细的情况分析，没有对形势的基本判断，没有对未来的整体思路，我不知道你郑天良这个全省最早的乡镇企业明星书记是真的，还是假冒的水货？如果下一次你还是这样来汇报工作的话，我就请你让贤，你这简直就是在浪费我和黄市长的时间。”
郑天良抹着鼻尖上的细汗，声音软弱地为自己辩护说：“叶书记黄市长，工业区清产核资和审计情况我们只是简要地汇报一下，具体情况我们还有一个详细的汇报材料，明天就报来。”
叶正亭严厉地说：“所以你们就打着汇报的幌子来为田来有说情，搞什么名堂！田来有不抓起来，你们合安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田来有前仆后继。搞经济建设，领导干部过不了金钱关，是绝对不能用的。之所以让你协助中阳同志抓经济工作，就是因为许多同志反映你的作风一贯是正派廉洁的，看来对你要重新认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我在河远一天，就不会让腐败分子安稳地过日子，谁也不行！”
郑天良和宣中阳等于走进了死胡同，他们非常失败地离开了市委办公大楼。黄以恒让二位中午留下来吃饭，宣中阳和郑天良都说要赶回去有事，就告辞了。走出了飘扬着旗子的大楼后，郑天良对宣中阳说：“知道市委市政府的态度也好，虽然碰了个鼻青脸肿，但我们对老田是仁至义尽了。”宣中阳没有搭腔，一脸的无奈。郑天良说他还要到经委去一下，宣中阳就先回去了。
郑天良住进地处偏僻的“鸿运宾馆”后，关上门，一个人坐在房间里从公文包里掏出十万块钱，他感到这包钱放在身边就像怀里揣了一颗劣质手榴弹，随时都要爆炸，他想把这颗手榴弹扔掉，扔到河远的银行里，这样安全一些。中午一个人在餐厅吃了饭后，趁着中午所有的人都下班回家吃饭的空档，郑天良戴上太阳镜悄悄下楼上了出租车，见四周没有一个熟人，他叫出租车开到市郊开发区的一个中行营业部，营业部里没有一个人，他匆忙地推门进去，将太阳镜压低在鼻梁上，憋着声音在柜台上用十万块钱换了一张存单，在填写存款人姓名时，郑天良写上了“周玉英”三个字，柜台里那位嘴上涂满了口红的女员工扬起又细又弯的眉毛问郑天良“你是周玉英？”郑天良心里一惊，然后又反戈一击道，“有什么不妥当吗？”女员工笑了起来，她说“没什么，因为我婆婆也叫周玉英，没想到你跟婆婆是一个名字”。郑天良稳定了一下墨镜，说，“看来我和你婆婆还有些缘分。”说着打了一个响指，做出一付玩世不恭的大款神情。
回到宾馆，他摘下墨镜，然后推开卫生间的门，卫生间里一无所有，只有抽水马桶放水的声音异常尖锐地经过他的耳膜，他怀疑是不是刚被人用过或有人来过？于是他很怀疑地盯着马桶，十五分钟过去了，马桶放水的声音一如既往。郑天良谨慎地走过去，掀开抽水马到成功桶盖，他发现原来是水箱漏水。其实他并不想上厕所，这种多此一举的动作从一开始就让他外强中干的表情四分五裂。此刻，他有些报复性地狠狠地关上了卫生间的门，然后又拉上了厚厚的窗帘，午后灿烂的阳光被关在了屋外。白天的灯光有些别扭，它给人一种做作和故弄玄虚的氛围，这使郑天良对这个空间产生了部分的抵触情绪。于是，他坐到房间的沙发上点燃了香烟，香烟在他的头顶上腾起柔软而安静的几缕青雾，惶惑的心溪水一样地逐渐平息下来。他从包里摸出了存单，他发现上面全是机械的图案和电脑打印的数字与符号，看不出一点人的痕迹来，存单其实就是一张纸，郑天良感到这张纸对他不构成威胁，心里就越来越踏实。抽完了烟，郑天良站起身倒在床上，他最先听到的是自己呼吸的声音，这么年来，从来还没有感受到过自己的呼吸的声音，这声音粗糙却均匀，缓慢却流畅，如同一架用了许多年的风箱，自己的生命就在这风箱里进进出出几十年了。郑天良躺在松软的席梦思上浮想联翩，他觉得自己像一个特务，又像一个演员。特务和演员的主要行为就是表演，人活着也是表演，表演具有创造性，所以让人很振奋，很有成就感。如果说生活是一门艺术的话，生活的基本形式就应该是表演，表演才能产生出艺术。
就在郑天良想入非非的时候，手机响了，郑天良一惊，像听到警笛一样有短暂的紧张，但在确认了是手机铃声后，他镇定地打开电话，是叶正亭打来的。叶正亭问：“你回到合安了吗？”郑天良说是的。
郑天良说：“你赶紧准备好工业区各企业的对外招商引资的具体材料，尤其是对投资环境和投资优惠政策要介绍清楚，要突出工业区的规模效益，用铜板纸彩印工业区宣传画，下个月河远市要在深圳举行招商引资洽谈会，我们已经在深圳广州和香港及东南亚的一些媒体上刊登了宣传广告，而且在全球重要的网站都发布了信息。你们工业区是重点，不对外融资，只能是死路一条。”
郑天良听了后非常振奋，他知道啤酒厂是想保也保不住了，工业区和啤酒厂就像一道简单的数学题1＋1＝2 一样，转让股权和拍卖是唯一出路。当然即使再简单，他还是要将公式演绎一遍的，所以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他在电话里对叶正亭说：“叶书记，这太好了，我们合安的广大干部群众早就在等待着这一天了，但市里一直没有明确的措施，再加上我们改革思路长期处于含糊状态，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同志真是无所适从。还有一点，我向叶书记要汇报一下，今天上午为田来有说情的事，你应该能看出来，我是被宣中阳拉来的。县官不如现管，你又要我平时多尊重宣中阳，所以我不得不来，这是团结的需要，也是无奈的选择，所以请叶书记能够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