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良连忙说：“不是美金，是人民币三百万。”
孔令根很轻松地笑了：“那太小意思了，郑先生把账号告诉我吧，我马上通知香港的分部将款子今晚就打过来。”
郑天良立即站起身到走廊上打电话给沈汇丽，沈汇丽告诉了银行账号并在电话里狠狠地亲了郑天良一口：“老板，你对我太好了。”
郑天良将写着纸片上的银行帐号交给了孔令根，孔令根当即打电话到香港，香港分部答复是明天一早对方就可以收到钱了。这一切，在十分钟之内就完成了。郑天良对这个速度感到无比震惊，他不知道这是他权力的作用，还是孔令根利益的作用。
那一刻，郑天良心里立即列出了一道算式，三百万人民币在孔令根那里等于郑天良口袋里的三百块钱或三十块钱，反过来想，孔令根口袋里的三十块钱或三百块钱，要让他这个拿工资的副县长挣上二百四十多年，二百四十多年够他活三辈子。面对着这个比自己小十岁的年轻人，郑天良发现孔令根如果是一只老虎的话，自己只是附在老虎皮毛上一个小小的跳蚤，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郑天良当然不能在孔令根面前表现出这种卑微的情绪来，他说：“孔先生，我给你打一个借条吧！”说着真的就打开公文包拿出了纸笔。
孔令根摆摆手说：“郑先生，这点钱也值得打借条，这不把我们之间的情谊打得一文不值了？你想，三百万人民币还不到四十万美金，这点小钱算什么，在香港只能买到两小间房子，一辆一般般的劳斯莱斯汽车。你就是不还我又怎么样呢？以后再说吧！”
郑天良坚持要打借条：“如果我不打借条，将来就说不清了。”
孔令根有些生气了：“如果郑先生执意如此，就是看不起我，那我们就无法合作，我马上让香港分部停止汇钱，明天立即打道回府。”
郑天良急了，他怕啤酒厂合作就此搁浅，只好说：“那就这样吧，等我朋友收到钱后，我让朋友给你打借条。”
孔令根说不急不急。他没有立即跟郑天良探讨啤酒厂转让的价格，如果现场交易，那就太功利主义了，更没有一点朋友间的情分了。郑天良发现孔令根是孔子的后代，做人做事都是符合仁义礼智信，于是他给赵全福打了一个电话请孔令根到三楼去洗澡。赵全福走进来用农民的语气说：“请两位老板上三楼，新来的几个妹妹，味道好极了！夜宵也准备好了，洗完澡就吃夜宵。”
郑天良说：“你带孔先生上去吧，我还有点事。”
孔令根说：“郑先生不够朋友了，一起喝茶，怎么能将我一个人丢下来洗澡呢？既然郑先生有事，我也回去了，一起走吧！”
郑天良愣住了，他觉得自己无言以对，说有事纯属借口，说共产党干部不能洗澡的话，你连三百万块钱都“借”下了。他在孔令根的面前已经是一个裸体，实在也没有必要再掩饰什么了，于是他点点头说好吧。
孔令根对这样的安排显然是很满意的，他对赵全福说：“听郑县长说，赵先生是著名实业家，今后来合安投资还请多多关照。如果这里洗澡条件很好的话，我打算在你的红磨坊长年包租一个套房。你看如何？”
赵全福说：“我这红磨坊是不对外营业的，但孔先生包租，我破个特例，也好让脸上光荣光荣。”
上了三楼换了鞋后，孔郑赵三人分别进了三个独立的桑拿间。为郑天良服务的是比王月玲更小的一个少女，郑天良毫无心理压力地完成了对少女的分析推敲和骨肉拆解，他觉得这是为了工作而洗澡，为了合安的改革而研究少女的器官，如果不洗澡不研究少女的器官就可能会使合作泡汤，会使合安的经济建设遭受损失。他在少女身上的时候听着少女嘴里发出的带有方言性质的呻吟时，他甚至有了一种神圣而又崇高的感觉。隔壁的桑拿房里的声音有点恐怖，像杀猪一样的嚎叫，郑天良认为女人在男人面前最美丽的声音就是被撕裂后的嚎叫。
第三天上午，休息充分的江本仁先生在郑天良陪同下访问玄慧寺。两辆警车在前面开道，乡村土公路上尘土飞扬，太阳挂在冰冷的天空一动不动。
界牌乡政府的领导已经在玄慧寺等候，郑天良和孔令根搀扶着江本仁老先生气喘吁吁地登上了玄慧寺，冬天的玄慧寺，孤寂而冷清，寺院四周的树全枯了，只剩下一些裸露的枝叉像老人枯瘦的手一样在有风的天空下摇晃着，并发出了阵阵萧瑟的喧哗声，只有麻雀一年四季都情绪高涨地在寺院的屋檐下乱窜。
江本仁在寺院里参观了江可馨曾住过的那间禅房，禅房里一柱清香幽幽地燃烧着，郑天良指着一张事先准备好的老式架子床说，“这就是江可馨女士睡了两年的床铺，乡亲们每年来寺院进香的时候，都不忘在床头烧一柱香以纪念江可馨女士，她在村里非常有人缘。”说着郑天良又手捧一柱香走过去插在香炉里，然后行注目礼。江本仁走过去跪在地上用手抚摸着床铺的边框，然后爬过去为妹妹点上一柱香。江本仁一句话都没有说，也没有流泪，他只是默默地看着摸着，他想从这些生硬的床板上摸到妹妹的留下的温度。最后江本仁先生到正殿里对着观音像跪拜进香，几个僧人在悟能法师的带领下，念起了《般若经》，悟能法师已经老了，他的脸上同样也生出了蚕豆大小的老人斑，他微闭双眼嘴里念念有词。陪同的界牌乡领导对郑天良说：“郑县长，玄慧寺在你的家乡，又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能不能拨点钱修一修，我们不想再建九十九间半了，但建三十六间总还是需要的。现在只有十来间，太寒碜了！”
江本仁先生从佛像前爬起来对身边的孔令根说：“捐二十万块钱！此乃妹妹落难的地方。”这是江本仁先生在玄慧寺说的唯一一句话。
孔令根当即开了一张支票交给悟能法师，悟能法师嘴里又念了一气，法师要留下姓名，江本仁先生摇了摇手表示不必了，孔令根说：“法师，家父信奉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至人无已，请谅解！”
这时，郑天良走到法师面前问了一句：“法师，你还认得我吗？”
法师微闭双眼，一言不发，嘴里说着一些让郑天良根本无法听懂的话：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三世因果
循环不失
这几句偈语并不难懂，但悟能法师说得又轻又柔又含混，郑天良实际上没听清楚，但他感到这几句偈语并不是吉兆。他心里像被掏空了一样不敢面对真实的香火。回到县城后，郑天良立即找到了文物部门要求给玄慧寺拨款十万元，文物局长说这要宣县长批，郑天良说我先在界牌乡的报告上批，然后你们再拿去给宣县长批。
在与台湾中飞集团签订正式转让协议的前一天晚上，县委常委会开得非常激烈，宣中阳公开跟郑天良干了起来。宣中阳对工业区的事一直没有干预，但这一次，他还是忍不住要跟郑天良摊牌：“九百万美金是我们转让的底线，你现在要以七百万美金成交，我们怎么向全县人民交待？五百万美金四千多万人民币的国有资产就这么流失了，这个责任我负不了。”
郑天良发现这是宣中阳第一次跟他发火，但他并不在乎宣中阳发火，他早就想好了对策，于是他以退为进，反戈一击，“当年的一个亿的投资，现在还值一个亿吗？当年的设备，现在还值原价吗？这次谈判我是嘴上都起了几层泡，如果你要是认为这个价格不能接受的话，我们可以不签转让协议，明天就让江本仁先生回台湾去。你是一把手，我服从你的意见，但你要知道如果不是江本仁的妹妹这一历史背景，江先生是根本不可能来投资的。”
宣中阳说：“我知道卖啤酒厂卖工业区你吃了不少辛苦，但我弄不懂的是，你怎么不像是代表县政府跟台商谈判，反倒像是代表台商跟县政府谈判一样，一味地强调台商不能接受，为什么不考虑我们能不能接受？”
郑天良见宣中阳话中有话，就反击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今天的常委会上你要说清楚。你还在用卖工业区这一概念，而不使用市委市府二十六号文件中所说的产权转让，这是什么心理？说到底，你还是把工业区看成是一个政治象征，而不是把它作为合安深化改革中产业化企业来对待。这种以个人情感代替党性原则的态度与改革精神背道而驰。”
宣中阳觉得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索性在常委会兜个底朝天，让大家也多一些判断的参考，他说：“你老郑不要摆什么大道理，工业区改革是经济行为，但最早把它政治化的是你老郑，而不是我，自二十六号文件后，黄市长从来没有对工业区下达过一句具体指示，倒是你最积极地要把啤酒厂甩出去，而且要来个斩草除根，工业区那么多空地，为什么要把合和迁到啤酒厂隔壁，这是什么用心？你不要把别人都看成是傻子和呆子。”
郑天良在宣中阳咄咄逼人下有一种剥光了衣服的感觉，但他不能表现出来，于是他说：“宣县长，按说我不该跟你争执，你是上级，我应该听你的，所以我宣布从明天开始，我再也不分管工业了，你是一把手，你应该对合安的经济发展负责。但我要说明的是，合和回迁到工业区是从全县经济整体形象考虑的，至于建在啤酒厂旁边是因为合和需要两万平米的厂房，只有啤酒厂东侧有这块地，这是专家论证的，你上纲上线地看待一个厂的位置是因为你头脑中从一开始就定好了性质，所以合和即使建在工业区外，你还是可以说这是还乡团反攻倒算，你是上级，怎么说怎么有理。还有我要申明一点，啤酒厂在招商会上根本无人问津，参加招商会的同志十分清楚，我们是在最后半天抓住了这个不是机会的机会。按说国有企业转让全部产权应该要通过招标拍卖的方式进行，这是国务院规定的。我们的程序确实有点问题，但我要说的是，如果啤酒厂公开招标拍卖，六百万美金要是能转让出去，我马上就跳楼自杀，为自己丧权辱县的行为赎罪！”
郑天良说到这里情绪激动了起来，他的眼睛里湿润了，深重的气愤和委屈弥漫在脸上。其他常委们都说，大家不要再争了，都是为了工作，更不要说伤感情的话。大家一致认为马上向市委市政府请示，让市委市政府拍板。
第二天上午，接到合安县申请报告的叶正亭和黄以恒双双赶到合安，上午两位市领导参加了县委常委扩大会，讨论研究啤酒厂转让全部产权的价格问题。
当宣中阳将啤酒厂投资情况以及转让价格带有感情色彩地介绍后，叶正亭首先发话：“我的一个原则立场是，啤酒厂转让是国企改革产权制度的一个尝试，方向是对的，措施也是正确的，但啤酒厂转让全部产权这一改革不能以国有资产流失为代价，七百万美元就买下了这么大的企业，资产折旧高达百分之三十以上，快一半就没有了，这是说不过去的。我不知道你郑天良是怎么谈判的，如果我们都这样血本无归地将企业都卖了，我们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叶正亭说得很激动，他显然对郑天良随意又降了两百万美元非常恼火。郑天良在叶正亭面前是唯一敢顶撞的下级，他情绪激动地站起来说：“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从今天起就不打算管工业了，所以我建议按国条院规定，对全部转让产权的国有企业进行公开招标，将啤酒厂拿到省城或深圳去拍卖，别的我不敢保证，但我可以保证如果六百万美元有人要，我立即从这楼上跳下去。我希望各位领导都到第一线去试试看，看看我们的企业究竟还剩多少魅力，说句难听话，啤酒厂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女人，虽然是贵族血统，但人老珠黄了，不值钱了。不是我连蒙带骗，台湾中飞集团能到这地方来投资？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一句狂妄的话，除了我，谁也做不到！”
郑天良的话很狂，但这狂话让叶正亭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他非常欣赏那些能在面前发脾气的下级，更欣赏像郑天良这样大刀阔斧拿得起放得下的改革干将。郑天良一通狂话，竟让叶正亭也一时无法开口了，他将目光转向黄以恒。
黄以恒语气很平静，他说：“我同意叶书记对合安改革的原则性立场，合安啤酒厂有过历史贡献，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它已经完成了历史史命，啤酒厂全部转让产权是改革的必然，我们必须要尊重这一历史规律。这需要我们大家都要转变观念，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经过思想反复的，没什么了不起的，很正常。刚才我听了天良同志热情洋溢的发言，很有启发，我觉得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工业区改革就像当初工业区建设一样，根本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轻松，我是深有体会的，许多在桌面上合理的，拿到工作中就不合理了，在桌面上不合理的，却又必须要在工作中实施。确实按国务院规定，啤酒厂转让全部产权应该进行公开拍卖，但天良同志说得对，公开拍卖是卖不到六百万美元的，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十年前合安是有优势的，但十年后这个优势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人家发展了，我们原地不动，十年前周边省份都没有高速公路，但现在人家都有了，但我们省没有，我们不但优势没有了，还变成了劣势。这就是历史与现实的矛盾，所以说合安今天的困境是有很多原因的，你总不能让一个县拿钱来修高速公路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七百万美元虽然离我们理想的价格少了许多，但实际上我们企业贬值的速度比折旧本身要高得多，我们只能从长远来考虑这件事，因为台商来后，我们的就业人员还要增加，规模扩大后税收也相应增加，无形的社会效益和有形的经济效益都足以让我们下定决心签字。台商肯定不会比我们头脑简单，但我还是相信只有错买的没有错卖的。我的个人意见供大家参考，大家也可以议一议，当然最后还得由叶书记拍板。”
黄以恒的话让大家都很吃惊，就连宣中阳也半张着嘴，眼睛里异常迷惘。郑天良尽管对黄以恒有成见，但此时黄以恒的表态，就像自己在雪地里快要冻僵了时候突然送过来了一双棉鞋，这双棉鞋提供了他一身的热量。他也没想到叶正亭如此不给情面地当众对他进行质疑，他的心里有些乱。
宣中阳和其他常委们见黄以恒与叶正亭明显调子不一样，而且黄以恒居然为郑天良说话，一头雾水，没有人敢发表意见。快到中午了，叶正亭要郑天良先去稳住江本仁和孔令根，就说要等市委批复，暂时让他们在宾馆里休息，接下来我们中午吃完饭接着议。
下午五点钟的时候，会议终于有了一个初步意见，即以七百二十万美元成交，郑天良及时跟孔令根进行通报，孔令根虽有些看法，但还是同意了。这二十万美元更像是给叶正亭和宣中阳面子，很奇怪的是，黄以恒居然坚定不移地站到了郑天良的立场上，黄以恒坚持的一个观点就是合理合法不一定合乎现实逻辑，他的意思好像是说叶正亭书本经验和理论经验在工作中实际上是要打折扣的。这一次叶正亭没有拿出一把手的权威，做了一次妥协。
晚上的签字仪式在蓝湖宾馆会议厅正式举行，叶正亭黄以恒出席了签字仪式，他们站在江本仁先生的两边，形成了以江本仁为核心的格局，胸前的假花在闪光灯下绚丽灿烂，宣中阳和孔令根代表双方在转让协议书上签字。市县电视台电台和报社派出了最强大的报道阵容，这一全市瞩目的改革新闻以最快的速度传遍了全市，第二天省电视台也播放了这条新闻。
这一年冬天，天很冷，风很大，郑天良的心里阳光弥漫。
啤酒厂卖掉的第二天，合和酱菜集团回迁县城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只是合和回迁的奠基仪式很简单，处理也比较低调，连市电视台都没请，县电视台只做了一个扼要的报道，宣中阳和郑天良同时出席了仪式。鞭炮一炸，锣鼓一响，摄像机镜头跟着一转，郑天良致祝贺词，赵全福答谢，宣中阳宣布合和厂新厂房建设正式开工，各种工程机械就开进了工地。郑天良代表县委县政府的两百多字的贺词中四次用到了“回迁”的字眼，而宣中阳在宣布开工时却没有使用“回迁”这一概念，而用了“新厂房建设”，官场上使用概念的不同意味着政治立场的不同，同一件事情用什么概念和怎么用概念，这是很讲究的，比如说啤酒厂改革究竟用“卖”还是“转让全部产权”，这就有很大区别。当然这里面的窍门和玄机赵全福之流是不懂的。中午赵全福在红磨坊摆了二十桌，但宣郑二人都没参加，只是一些前来祝贺的商界朋友们喝了个半死不活。
尽管合和回迁处理得很低调，但县里舆论界还是议论纷纷，他们认为将合和回迁定在啤酒厂卖掉的第二天，很有象征意味，啤酒厂原先是占了合和厂的厂址建起来的，十年后啤酒厂垮掉了，合和厂又回来了，这等于是让这两个同时出现的场面在强烈鲜明的对比下共同为历史作证，为黄以恒和郑天良重新进行评价，甚至还包含着其他一些意义在里面。
在合和开工的鞭炮声中，隔壁的啤酒厂冷冷清清地站在冬天的风中就像一座历史的墓碑。
参加完了合和的开工典礼，当晚十点钟郑天良一个人没打招呼直奔河远沈汇丽的公寓，沈汇丽一见郑天良并没有立即拥抱，她吃惊地问：“怎么不事先打一个电话来？”
郑天良脱下自己的大衣说：“下午在市委汇报工作，晚上又被正亭书记叫去谈事情，刚谈完，偷偷就溜过来了。”
沈汇丽接过郑天良的大衣后，挂在衣架上，然后倒来了两杯英国威士忌：“老板，真的要好好谢谢你，这三百万可真帮了我的大忙了，不然万源就要把我当骗子对待了。”
郑天良别有用心地看着女人的牙齿，他说：“你怎么感谢我呀？”
沈汇丽走过去轻轻地搂着郑天良，然后循序见进地将舌头伸过去，而郑天良今天晚上却跟沈汇丽洁白的牙齿过不去，他用自己被烟熏黄的牙齿跟沈汇丽洁白的牙齿进行牙对牙地交锋，这种以硬碰硬的感觉使沈汇丽非常痛苦，但郑天良却在坚硬的碰撞下全身迅速膨胀起来，他们像电影慢镜头中两个中弹的士兵一样摇晃着慢慢地向下倒去，倒在地毯上后就必然呈现出临牺牲前的抽搐和痉挛。屋内的柜式空调呜呜地送出一阵阵热风，两个光荣就义的士兵在地毯上没有留下战斗的鲜血，却留下了稠密的汗水，他们周围的地毯上潮湿了。
两位烈士在死后不久又活了过来，死而复生的郑天良想抽烟，他问沈汇丽的烟缸在哪里，沈汇丽说在房间里，郑天良去卧室拿烟缸的时候，看到烟缸里有几个新鲜的烟头，郑天良突然心里一紧，沈汇丽是从来不抽烟的。
这时沈汇丽也进来了，她说：“这几天睡眠不好，我就抽了几支烟。”
郑天良说：“你应该抽女士摩耳烟，怎么抽这种呛人的男人香烟呢？”
沈汇丽说：“我随便买了一包烟。”
郑天良说：“还有吗，能不能给我抽一支！”
沈汇丽说：“抽完了。”
郑天良说：“这么巧，我第一次发现你抽烟，要抽又刚好抽完了。”
沈汇丽搂着郑天良的脖子说：“老板，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呢？允许你抽，就不允许我抽？”
郑天良笑了笑说：“我是怕你被人欺负！”
沈汇丽撒娇说：“你要是怕我被人欺负，就离婚娶我！”
郑天良不说话了，他发现这个单身的女人又不是自己的老婆，吃什么醋呢，这个世界什么都不是你的，权力荣誉女人只不过是一件临时的衣裳，随时都可以穿上，随时也都可以脱掉，有时候不是你想脱，而是被别人剥去了，都一样。
郑天良穿好了衣服，看到沈汇丽将自己送的那条白金钻石项链戴在脖子上，他心里稍有安慰。但情绪再也提不起来了，他像一个漏气的自行车胎一样，任沈汇丽怎么打气，就是鼓不起来。
郑天良跟沈汇丽坐在沙发上喝洋酒，洋酒的味道跟洗锅水一样难喝，喝到胃里倒海翻江。郑天良问：“罗马假日花园进展很快，我发现你怎么不常去合安工地？”
沈汇丽说：“万源是大股东，我只是偶尔去看你一下，而且我露面太多，可能对你影响也不好。”
郑天良说：“三百万我是冒风险弄来的，你对任何人不要说一个字。”
沈汇丽说：“老板，我虽然是女流之辈，但规矩我还是懂的。这三百万我想把它作为你的股份，等到楼花售完后，三百万的利润全归你。”
郑天良说：“这不行，党政干部明令禁止经商。”
沈汇丽吊着郑天良的脖子说：“党政干部还明令禁止不准找情人呢！”
郑天良被沈汇丽堵得无话可说了，于是只好敷衍说：“我们俩是什么关系？”
沈汇丽说：“你又不同意合伙经营，那你说是什么关系？”
郑天良不说话了，他在想沈汇丽是不是说她跟万源上床是因为是合伙经营关系，所以就不是情人关系，他对烟缸里几个陌生的烟头保持着高度警惕，隐约可见万源掐灭烟头时的最后的动作很粗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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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汇丽说：“老板，你不同意入股，那这三百万怎么办呢？”
郑天良说：“你先拿着用，等收回投资后再说吧！”
沈汇丽说：“既然你不愿投资，那就算我借你的吧，我给你打个借条。”
郑天良说：“什么借不借的，你赚了钱当然不会忘了我的，打借条也太不讲情义了。”
沈汇丽说：“我以公司的名义借钱，我也不会让你为难的。”
郑天良当时脑子有点糊涂，也就没有坚持不打借条的事，而正是这张借条，使后来的故事发生了性质变化。第二天早上，沈汇丽开出了一张一式两联的借据，上面写着“借到人民币三百万元整，借期一年，利息按还款当年银行贷款利率支付。”
郑天良当时不想要借条，可就在这时，他的电话响了，于是在仓促中就将借条塞进了公文包里，回去后又很马虎地锁进了自己办公室的保险柜里。郑天良接过电话一问，他的脸色顿时严峻了起来，原来是叶正亭打来的。啤酒厂三百多职工分乘十辆客车直接到了省政府门前静坐示威。省政府办公厅要求河远市和合安县领导立即赶到省城去将工人们领回来。
叶正亭在电话里说：“你们怎么一点迹象都没发现，厂子卖了后，思想政治工作是怎么做的？”
郑天良说：“我让沈一飞召集全体员工开了会，沈一飞还说职工非常欢迎这次改革，所以我就没去再做工作。这个事件肯定有背后的原因，为什么不去县政府和市政府静坐示威，而是直接去了省政府，这是有预谋的政治策划。”
叶正亭在电话里说：“给我回来后查个水落石出，谁破坏改革，我就撤谁的职，我就不相信，河远正气压不了邪气！”
郑天良从沈汇丽的被窝里爬起来直接赶到了省城，叶正亭没去，他让黄以恒去了，郑天良和黄以恒在政府面前见面了，黄以恒说：“老郑，不要怕，多做一些思想政治工作，相信工人们会通情达理的。”郑天良气呼呼声地说：“这个沈一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在蒙我。”
三百多工人将省政府门前的长江路堵死了，交通也瘫痪了，警察在维持着秩序，他们主要是防止工人们冲击省政府。工人们打着标语喊着口号，情形跟八九年春夏之交很相似，有点骇人听闻，好在最近上访的比较多，见多不怪了，因此警察们脸上还是比较平静的。工人们在寒风中打出了，“合安啤酒厂工人请求省领导为民作主”、“卖厂不得人心”、“将损失的国有资产夺回来”、“严惩卖厂的腐败分子”、“共产党万岁”等标语。郑天良看到这些标语心里很紧张，他发现这些标语很明显是针对自己的，他的心跳得很厉害。省信访办的主任还有省政府办公厅的副主任要求黄以恒和郑天良立即跟工人们进行对话，省委宁书记指示要缓和矛盾，防止激化，必须在中午下班前处理好上访事件，并对事件的进行调查。
郑天良站在省政府门前，手里抓着信访办提供的话筒大声地说：“工人同志们，我是郑天良，我代表县委县政府来帮你们解决问题来了。”第一句话还没说完，下面就哄了起来，口号声此起彼伏：“卖厂可耻，还我碧源！”
郑天良等口号声喊完，自己接着喊：“工人同志们，啤酒厂转让全部产权是市委市政府适应改革形势做出的正确行动，是符合改革精神的，不改革没有出路，不改革没有饭吃。别的我不想多做解释了，但我今天向你们保证的是，工人们百分之九十明年要在中飞啤酒公司就业，我保证你们到外资企业后工资提高百分之三十，我保证你们的养老退休金按月足额地交到社保局，这一切，我们都已经在啤酒厂转让协议中写得很清楚了。工人同志们，如果我今天说的话不能兑现，你们就一起冲到我家里去找我算账。”
下面的工人们喊道：“我们不相信腐败分子的假话！”
郑天良心里凉了半截，他没想到工人们公开喊他腐败分子。但他还是鼓足勇气喊道：“你们现在立即回去，明天由我和宣县长到厂里去跟你们签就业保证书，我说到做到。等到台商过了元旦后，再跟各位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
黄以恒也重复了郑天良的观点，而且表示市委市政府完全支持郑天良县长代表合安县委县政府做出的承诺。
省信访办的胡主任也拿起话筒强调指出省里完全同意河远市和合安县做出的正确决定，请大家放心，党和政府对你们是负责任的，要以大局为重，立即回去，一切要坐下来谈，有话好好说。
不到十一点的时候，工人们全都散去了。这时刚刚赶来的沈一飞被郑天良堵在省政府门口训了个鼻清脸肿：“沈一飞，你这个混蛋，思想政治工作是怎么做的？还用好话来糊我。你说工人们热烈欢迎改制就来了三百多人上访，如果不欢迎还不把省政府给炸了，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坐牢！你作为啤酒厂负责人，你要对这次事件负责。”
沈一飞一脸委屈：“郑县长，我去做动员报告的时候，工人们还鼓了掌，没有人反对，肯定是听了谣言才来上访的。我只能按照你的要求做说服动员工作，但我防不了谣言，再说厂子卖了后，我实际上已经是个空架子了，说话也不管用了，你应该能理解我。”
看着可怜兮兮的沈一飞，郑天良气得嘴唇乌紫。
原来有人散布谣言说台湾老板兼并啤酒厂后，百分之九十工人要解雇，而且对解雇的工人生死不管，更可气的是卖厂只卖了个半价，四千多万被县里市里领导拿去私分了，每人都有份。工人们觉得市县领导合穿一条裤子，都是一些不管工人死活的腐败分子，有理也讲不通，所以就直接到省里来上访了。省委宁书记在“内部情况”上批示说：“合安半年内发生两起群体上访事件，这绝不是偶然的。希望河远市委和合安县委县政府要认真总结教训，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这个批示等于是批评，叶正亭打电话给郑天良让跟自己一起去专门就此次上访事件向省委宁书记作了一个半小时的汇报。汇报结束后，郑天良回到合安再也没有追查是谁组织和策划了这次上访事件，郑天良在县委常委会上没有说具体汇报内容，而是说了这样一些话：“省委宁书记说，合安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措施也是得力的，上访事件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宁书记准备过一段时间来合安调研，要对我们工作进行具体指导，所以根据正亭书记指示，我们从现在起就要做好迎接宁书记调研的全面准备工作，工业区企业一定要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宁书记的面前。”
转眼间就过年了，年头岁尾的空气中飘满了火药的香味，郑天良第一次以良好的心情来体验过年带给他的成就和收获。市里对合安的班子已经有了初步的动议，元旦后，市委决定，赵根苗书记由于健康原因将调到市里任政协宗教委员会主任，宣中阳主持县里的全面工作，据说等春天工业区全面启动后，宣中阳任县委书记，郑天良任县长，这已经是不公开的秘密了。至于让宣中阳任书记，有人说这是叶正亭在搞政治平衡，其实合安县的实权将牢牢控制在未来的县长郑天良手里，郑天良本来就不是一个等闲之辈。郑天良过年的时候，用大部分时间来回味五十岁这个年纪对于他最后的意义，三四个月的时间就将工业区这个烂摊子重新收拾起来开张，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了，他觉得自己做一个市长也是绰绰有余的，最起码不比黄以恒差。
过年的时候，登门拜年的人络绎不绝，他实在记不清拜年的来了多少人，只是记住了没来拜年的人有几位，好像也只有两个乡的书记乡长没来，这两个乡的头是因为过了年就要退了，所以他们有胆量不拜年。郑天良让周玉英买了三百多个一次性纸杯，春节过完的时候，只剩下不到十六个了，因此来拜年的人数大约为二百八十四人左右。二十八个乡党政一把手和部分副职，县直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各工厂企业的厂长经理，还有一些有想法的普通百姓也来拜年了。
拜年主要是送礼，送礼比较难听，所以拜年就是一个幌子，做掩护用的。
断了一条腿的于江海从医院里出来后也到郑天良家拜年，他一进门就哭：“郑县长，你可不能扔下我不管了，我这是为了县里的工作而致残的，可县里到现在还没有给我平反，也没有个交待，我老婆要跟我离婚，郑县长，我是你一手培养起来的，你可要救救我呀！”
郑天良拉起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于江海：“大过年的，哭什么？你的事我当然是要管的，只是这一阶段忙于工业区的改革，所以县里还没来得及研究你的安排问题。凶手一定要绳之以法，我已经跟公安局说过多次，这个案子不能拖，不然合安的社会稳定就得不到保证。”
于江海说：“郑县长，凶手没抓到前，县里能不能给我定个因工负伤，另外就是我都付出了一条腿，总该给我适当安排一下，如果实在有难度，，残联副主席也行，弄个副科级，老婆就不会跟我离婚了。”
郑天良说：“这事还要跟宣县长商量，你放心，我会充分考虑你的事情。”
于江海临走前丢下了一个信封，郑天良执意不要，于江海说也没带什么东西，这点小意思就算两盒糕点吧。在推拉争执中，残废于江海还跌倒在了茶几边，杯中残余的水也就此泼翻在地。于江海走后，从屋里出来打扫的周玉英发现了信封，脸上有些迷惘，郑天良将信封交给周玉英说：“你给我将钱收好，等过了年，全部上交县纪委。”周玉英数了数说一万块钱，郑天良生气地说：“想拿一万块钱买一个副科级，我绝不会让他得逞，想贿赂我，没门！”
周玉英说：“你接收了那么多人的烟酒，每人送的烟酒都值千把块钱，不是贿赂又是什么？”
郑天良说：“这不一样，烟酒是礼节性的，送钱就太肮脏了。”
周玉英笑了起来：“烟酒不就是把肮脏包装了一下嘛，其实都一样。”
郑天良说：“过年后，一些非亲戚朋友送的烟酒也要交到纪委去。”
春节期间，公开送信封的共十一万五千块钱，这些钱都由周玉英送到了县纪委，而大部分塞在烟酒盒子里的领袖头像总共是多少谁也不清楚，赵全福万源等人拜年送的烟酒盒子里塞的都是银行很喜欢的纸，郑天良悄悄地将那些纸都送到省城交到银行里去了，他将一大堆纸换回了一张纸。将钱看作是纸就像恐怖分子拉登把“恐怖袭击”说成是“圣战”一样，比较体面。
过了年后，郑天良感到工作轻松多了，他主要就是忙着接待陪同和参加各种宴请，还有就是奠基剪彩之类的事情。中飞啤酒公司从美国进口了一条罐装生产线，投产时郑天良参加了第一罐啤酒下线仪式，他接过了生产线上下来的第一罐啤酒，也接过了他为之呕心沥血奋斗来的沉甸甸的政绩，政绩不是商标，而是品牌的内涵。
中飞兑现了诺言，让百分之九十的工人重新上岗，一些感恩戴德的工人们在拿了第一个月高薪后凑钱给县政府送了一个匾，上面用黄铜镶了四个大字“爱民如子”，虽然这四个字有些封建色彩，但这是一种朴素的情感，
孔令根经常过来，他包租了一套红磨坊的套房，他来的时候都要邀请郑天良去喝茶，但郑天良决不洗澡，孔令根也不勉强，他们相安无事地喝茶聊天。谁也没再提起过那笔三百万块钱的事，大家心里都很有数。孔令根知道如果没有这三百万，就不会有一百八十美元的让价；郑天良认为如果没有这三百万，合安啤酒厂就不可能成功转让掉全部产权，他们两人心照不宣地将茶继续喝下去，一直喝到郑天良走进了班房。
工业区的缫丝厂、电子元件厂、水泵厂等所有企业在一九九九年春天的时候，好像喝醉酒睡了许多年后突然醒来，他们在资本家个体户的手里重新勃发出对市场的贪婪和欲望，就像一个酒鬼对酒的热情一样。合和回迁工程正在以最快的速度向空中延伸，而罗马假日花园则已经完成了一期工程的百分之八十，花园别墅式的楼房已经开始在炫耀最初的轮廓。郑天良春天的心情很好，酒量好像也与日俱增，他常常批评赵全福万源说：“你们这些资本家只顾赚钱，从来就不讲究朋友间的交流和谈心。”于是他们就从工地上撤回来陪郑天良喝酒聊天，最近郑天良突然对麻将感起了兴趣，几个资本家们经常陪郑天良在红磨坊打麻将，原则上一个星期打两次，每次输赢不能大，二三十张纸为宜，郑天良说：“我跟你们资本家不能比，来小一点，以娱乐为主。”资本家们都说郑老板话的就是有水平，娱乐为主，刺激为辅，所以每次郑天良只能赢上个七八十张纸。
省委宁书记是春天来考察调研的，他看到热火朝天的工业区后，又听取了合安县政府的汇报，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合安的改革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所以要让省里的主要媒体进行广泛的宣传。但我不主张在经济建设中树什么典型，因为典型往往容易使一个地方为了面子和榜样而不顾实际地自我膨胀，好多典型就是在树过头后垮掉的，而且每个地方的情况也不一样，不可照搬，合安的经验我以为最主要的是，根据本县的实际进行了国企改革，走出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新路子。比如说你的工业区在产权制度上的改革是对症下药的，一个县的经济实力是救不了这么大工业区的，啤酒厂转让全部产权需要勇气还需要胆识，虽然有些波折，但毕竟成功了。当然了，你们河远有正亭这样的经济专家主政，有以恒这样经验丰富的同志共同努力，省委省政府对河远和合安的改革是充满信心的。”
省委宁书记的话让郑天良最激动，因为讲合安改革的成绩等于是讲他郑天良的成绩，只是宁书记对典型的议论居然与黄以恒当年在合安的经历惊人相似。不过，宁书记刚来，他即使知道合安的历史，也未必知道当时的县长书记是黄以恒，不然他就不会轻易说出这种否定历史肯定现实的话来。郑天良看到黄以恒的脸色很平静，只是他用红头铅笔在记录，让郑天良发现了他内心的颤抖。
秋天来的时候，到处都是收获的景象，郑天良接任县长虽已成定局，但组织部门一直没有找他谈话，他更不好在正亭书记面前提这个事，不然他的形象就全完了，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识才的领导，必须时刻注意维护好自己的政治形象，他不仅不跟孔令根洗澡了，而且连沈汇丽那里也不去了，特殊时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他想担任县长后再去沈汇丽家地毯上重温旧梦，沈汇丽不止一次在电话里心情急切地让他去河远，可郑天良总说自己很忙，而沈汇丽来合安的时候，郑天良连见也不见了，秋天的时候，郑天良突然宣布麻将也不打了，他对赵全福万源说：“你们要抓紧时间把工程质量抓好，这样打下去是会误事的。”资本家们都诚恳地接受了批评，点头说：“老板说得对，男人要以事业为重，打牌玩物丧志。”国庆节前，市委要求每个县上报一个全省“人民满意十佳公仆”的候选人，由于快要放假了，宣中阳说国庆以后再议吧。郑天良觉得“人民满意十佳公仆”对于他来说非常重要，这既是提拨前的政治铺垫，也可以为他洗刷掉在工业区改革中的一些消极传言。
一九九九年国庆中秋的假期是连在一起的，国务院一口气让全国放了七天假，郑天良在假期快结束前患了一次感冒，第二天的时候还发了一些烧，于是他就到县医院最好的病房里住下来吊水，谁知前脚刚住进医院，紧跟着前来的慰问的各乡镇长和科局长以及厂长经理们全来了。两天总共吊了三瓶水，可收到的人参、燕窝、脑白金等各种营养品三百多盒，慰问金三十二万元。出院那天，周玉英说：“你们当官的也太不像话了，患一个感冒就送了这么多，要是患个癌症还得了。”
郑天良说：“患癌症就没有人送了，”他披上棉袄又说了一句：“你怎么整天就说这种倒霉的话，人家也是一片心意嘛。”
周玉英说：“县医院那么多老百姓都在住院，为什么不去送心意，不去送钱？我发现你们当官的要想捞钱太容易了，患个感冒吊两瓶水就能赚三四十万，我的乖乖，你一个小县长患感冒就赚了三四十万，要是市长省长患感冒那还得了。”
郑天良说：“不要乱说！这些钱和东西都不能收，一律要全部上交县纪委。”
周玉英问：“营养品也要交？”
郑天良说：“全部上交，而且由你去交，这样有利于你贤内助评选。”
郑天良熬到十月八号才出院，出院前，他给宣传部长孟强打了一个电话，他说自己的驾驶员车子出了点故障，借孟部长的车到县医院来帮我老太婆拉一点东西。他放下电话自己就走了，留下周玉英等车来接。孟强正好路过县医院，就让司机拐进去，然后让司机帮着将东西搬到车上，周玉英是抱着一包钱上车的。
孟强问开到哪里。
周玉英说：“县纪委。”
孟部长愣了一下，没说话。
国庆节后的第一次常委会就是研究上报全省“人民满意十佳公仆”的侯选人，组织部长王敏章念了一遍评选标准，除了政治标准外，主要有两条，一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二是作风正派勤政廉洁。还有相关的评选细则。这个敏感的话题使所有的人都不好轻易提名，所以会上常委们就拼命地喝水抽烟上厕所。这种场合一般提出一个候选人后，别人都不好再有异议，因为类似的荣誉既是具体的，也是抽象的，如果要论成绩突出，毕竟不是你一个人功劳，上级的支持同志们的配合同样是很重要的，成绩是大家的，都有份；要说廉洁，谁也没有贪污受贿，都很清白。
郑天良若无其事地抽着烟，心里很着急，他看了一眼孟强，孟强终于还是首先说话了，但他说得很策略：“我是搞宣传的，对有宣传价值的典型材料从来都是不想放过的。现在腐败现象确实很严重，但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我们要宣传那些能够代表我们党和政府正面形象的先进人物，要突出党员干部作为民族脊梁的特殊意义。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郑县长做得比较突出，今年春节的时候上交了十一万五千块钱，国庆中秋两节期间又交了三十二万块钱，而且郑县长的爱人一直没有工作，郑县长从来没有利用职权为自己爱人安排单位。对自己的爱人决不照顾这一点最起码连我也很难做到，郑县长不让宣传，但我们宣传部如果不宣传这样的典型，这就是我们的失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