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以恒讲话一步到位，直插郑天良的内心世界。
郑天良有了一种走投无路的绝望感，他发现黄以恒在县长这个位置上，果然能力就非同一般了，王部长说的话无疑是具有真理意义的，有能力论，但不要唯能力论，把你放到有能力的位置上你就有能力了，把你放到没有能力的位置上，你当然就没有能力。此时，郑天良感到自己心里有点发虚，能力非常平庸，他语气不连贯地说：“黄县长，你不要误会了，我是搞农业出身的，酱菜厂现在还没有达到规模化要求，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想既然你还能把我看成是以前的上级，我想请黄县长网开一面，让我回到马坝去。”
郑天良就是不说黄以恒当选县长是组织上的正确选择，是全县人民的正确选择，也不说自己完全拥护这个选择和全力支持黄县长的工作，而这正是黄以恒需要听到的。黄以恒在人代会县长选举过程中，只有一票反对，这一票究竟是谁的，也许永远也不会清楚了，但他清楚郑天良是县人大代表。一般说来，只要是党做出的决定，人民代表都是要无条件拥护的，比如说将刘少奇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代表都热烈拥护，为刘少奇平反昭雪恢复一切名誉，代表也是一致拥护。人民代表既要代表人民，更要代表党，党的需要高于一切，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黄以恒出任县长是党的决定，因为党是代表人民的，所以人民代表就按照党的要求选黄以恒当县长，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票外。
黄以恒将窗子打开，窗外灌进了一股新鲜的空气和风，黄以恒说：“组织上要我出任县长，我觉得自己的能力和工作经验是远远不能胜任的，只能在干中学，在学中干。我们作为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安排，这是党的纪律所规定的。个人的利益永远是服从于党的利益的，你说是不是？”
郑天良听起来又有些刺耳了，他觉得黄以恒的话好像是他当了县长还受了委屈一样，自己不能干，是党硬逼着他干的。他真想说一句：“你要是不能干，就辞职嘛。”但他没有说，他说，“是呀，我是党员，当然是要服从党的安排的，我只是以私人的方式向黄县长提出个人的想法。如果你真是要我留下来干，我当然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这点组织原则还是有的。”
黄以恒说：“你的要求，我个人表示尊重，但出任轻工局长是县委常委会决定的，我会在常委会上反映你的意见的。”
分手的时候，黄以恒主动跟郑天良握了手，并送到走廊的尽头，应该说，这是一个县长对下属所能给予的最高礼遇和尊重了。
一个星期后，县委同意郑天良回到马坝乡继续担任乡党委书记兼乡长。黄以恒在县委常委会上说：“马坝乡是我县乃至我市的典型，乡镇企业和优质农业的长远规划还正处于发展阶段，郑天良同志不计个人得失，不留恋县城，仍然要回到乡下去，表现出了极强的责任心和对事业的忠诚，我个人同意让郑天良回马坝工作。”会上，黄以恒县长还提议，别的乡书记乡长已经党政分开了，但为了维护郑天良的改革权威，继续让郑天良党政一肩挑。这一建议受到了部分常委们的担心，因为这不符合中央党政分开的新精神，黄以恒拿出县长的权威说，深圳可以搞特区，我看马坝也可以试行一下特事特办的新政策嘛，没有一点改革精神是不能适应时代潮流的。黄以恒平静的语气中流露出一种不可动摇的意志。没有人再提出异议了。
吴成业到城建局走马上任，县委组织部王部长送他上任，在宣布完后，吴副局长按惯例要表一下态，吴成业既没有感谢党和组织上的关怀，也没有说如何努力工作来回报党和人民的信任，他摸了摸自己的鼻子，似乎在寻找已经陌生了的火葬场的气息，他只说了一句话：“我跟死人打了十三年交道，总算让我见见活人了。”
许多年后，耿天龙老人对我说，他和沈汇丽去省行政干部学院是直奔黄以恒去的，因为碰见了郑天良，迫不得已只好将他和吴成业也一起拉到了酒馆。耿天龙他们在县里已经听到了关于黄以恒要当县长的消息，为了表侄女沈汇丽的调动，所以提前来给这位合安县少壮派县长烧香。而郑天良当时却一无所知，他一厢情愿地躺在那张单人床做着本来就不属于他的政治美梦。
二000 年深秋，我是一条流浪的狗，再回到省城时，我很胆怯，城市的楼房和大街上每一个人的目光都在拒绝着我，我裹紧质量低劣的夹克衫在深秋的大街上踽踽独行，这一刻，我终于感觉到了这是别人的城市。我是这个城市的入侵者，我从进入这座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就被这座城市否定了。
妻子还住在纺织厂分的那间平房里，现在她每天靠在一户有钱人家当钟点工来维持生计，而我将家产败光后，再也拿不出钱来养活妻儿，想起跟我含辛茹苦这么多年的妻子，三十岁的年纪脸上皱纹川流不息，我心中感到了无限的愧疚和悔恨，然而世上没有后悔药吃，我不打算在精神上坚决地枪毙自己，我只能说我的运气不好，如果阳光小酒馆生意好的话，我是不会跟张秋影搞那种婚外游戏的，如果生意好的话，我相信在成堆成捆的钞票面前，妻子最起码不会将我扫地出门。钱是可以为灵魂赎罪的。
我见到韦秀的时候，她正在屋里跟我五岁的儿子过不去，我儿子将一块骨头没啃干净就扔到了地上，地上立即就蜂拥而至许多只苍蝇，韦秀一巴掌打在儿子的脸上，儿子哇哇大哭起来。我愤怒地指着韦秀骂道：“你是畜牲呀？儿子才五岁，能啃干净骨头吗？你这破骨头还能啃出多少肉来？”韦秀看我青面獠牙的样子，也蹲在地上跟儿子一起哭了起来。她数落我：“大半年了，你给我们一分钱了吗？儿子还有你这个父亲吗？”
我一把搂过儿子，擦去他脸上的泪水，儿子很乖地缩在我怀里不哭了，他瘦得像一只小鸡，脸上被风吹裂了，两行鼻涕拖到了嘴里，手上脏兮兮的。这时候，我忽然想哭。
我从口袋里掏出五百块钱，放在桌上，对韦秀说：“今年稿子不好卖，这次回来总共才拿了七百多块钱稿费。”
韦秀抹着眼泪说了句：“奶粉也停掉了，日子真的没法过了。”
我说：“能不能不要打官司了，律师费、诉讼费实在花不起。”
韦秀警惕地看着我：“只要你把儿子给我，我就同意协议离婚。”
我说：“儿子跟你过，心灵会被扭曲的。”
韦秀又露出了凶相：“儿子跟你过不会走正道，不仅心灵要被扭曲，还会被饿死，你不配做父亲！”
这一刀捅得我心里鲜血淋漓。望着阴暗而发霉的墙上还挂着我们结婚时的照片，两个人幸福而盲目地笑着，我觉得这是对今天这个场景的巨大嘲弄。韦秀跟我恋爱的时候，我正在一家报社拉广告，她以为嫁给了一个大记者，后来才发现我是一个拉广告的临时工，不过那时候，我的业绩相当可观，她这个普通工人的女儿平生戴的第一枚戒指就是我当时送给她的，她吃的第一顿肯德基也是我带她去的，她很别扭地在外国的灯光下使用着刀叉，充分享受着物质虚荣带给她的生活情调。她一直活在没有情调的生活中，就像她的父母一样。然而当她将赌注押到我身上时，没有充分考虑到股市是有风险的。
我找到法制报记者李成品问他有没有需要写贪官的稿子，我打算把我舅舅郑天良的事写出来卖一些钱，最好能给我提前支付一点稿酬，不然这个冬天我将走投无路。因为我请李成品喝过一次酒，所以他对我还算比较客气，他给我引荐了一位南方的书商姚遥，姚遥请我和李成品在“椰岛海鲜楼”吃饭。
姚遥开门见山地对我说：“郑天良的级别太低，副县长被枪毙是没有什么卖点的。”
我讨好地给他敬了一杯酒，说：“郑天良一生的经历还是很有些发人深省的，我想从他的堕落中挖掘贪官的人格分裂与自我异化的本质。”
姚遥手上套着粗如手铐的金链，他用戴着钻戒的中指漫不经心地敲着桌子：“你不要给我故作高深了，我们对你要揭示的性质毫无兴趣，我们需要的是贪官们令人刺激的腐败表演，我们这套书选的都是厅局级以上的高官，省部级要占一定的比例，而且定位非常明确，书名就叫《100 个贪官与他们的女人们》，你手里的这个副县级小官只能是在这一百本书中起到插花点缀的作用，如果他在搞女人方面有突出表现，还是可以考虑入选一本的。”
我的腰和我的尊严同时弯下了：“我舅舅，不，郑天良这个贪官在玩女人方面也是穷凶极恶的，比起高官来，有过之无不及。”
李成品吐出了嘴里的海蟹壳，补充了一句：“贪官难过女人关。”
姚遥轻松地接上话题：“在我看来，当官如果不搞女人，还有什么当头，除非他真是把共产主义当作信仰了。”
我与姚遥签了一个意向性合同，答应写一本。要求是必须要刺激要赤裸裸地写贪婪和淫荡，纪实加虚构。总之要有市场卖点。速战速决，二000 年十二月底前必须交稿。千字两百，二十万字。我默默地算了一下，写成后可赚四万块钱。
我决心以出卖我舅舅的腐败经历来换钱换烟换酒换我儿子的奶粉，现在多少书商和写手们就靠腐败分子被逮捕和被枪毙的内幕过日子，这就充分说明腐败分子们对社会是有贡献的，最起码像我一样的穷人对这个冬天有了活下去的信心。没想到，我舅舅郑天良在活着的时候不帮我的忙，死后却来为我出力了。
然而当我再回到合安县了解情况的时候，我舅舅的表现远远没有达到书商所说的“刺激和赤裸裸地淫荡”的要求，我舅舅郑天良虽然罪大恶极，但他作案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在大部分岁月里，他是一个口碑很好、求真务实、廉洁奉公的干部。而我感兴趣的是，郑天良的一贯优秀的表现究竟是不是装出来的，还是另有其他原因，我对破译谜语更有热情。
郑天良除了开会很少去县城，他在马坝乡寻找到了安慰与成就。
6
合和酱菜厂是郑天良一手创办的，因此，这个厂和郑天良的政绩之间构成了相互注解相互命名的关系。至一九八七的时候，酱菜厂已经建成了六千多平方米厂房，两百三十四名职工，利润八十万元，成为全县最耀眼的企业。郑天良对这个企业是有些偏爱的，他三天两头蹲在厂里，像个监工一样。八六年底，他下决心撤掉了原厂长赵全福，赵全福是郭诚副书记的表弟，原来当过油厂的厂长，算是有些经验的老同志，但他没有经乡政府同意，擅自在省报上花八千块钱宣传酱菜厂并肉麻地吹捧自己创业的光荣历史，年底又以送年货的名义给县政府送去了两千四百瓶酱菜，价值六千多块钱。郑天良知道后将赵全福臭骂了一顿：“你有什么权力花八千块钱为自己在报纸上涂脂抹粉，你凭什么慷集体之慨，用企业的钱到县政府去讨好卖乖？有多少家业不被你败光？”赵全福反抗说：“现在连中央都提出要加大企业自主权，我连送几瓶酱菜的权都没有，还让不让人干了？”郑天良说：“是的，是不能让你再干了。你去当推销员，体会一下挣钱的辛苦，这样以后才不会乱糟蹋钱。厂里一瓶酱菜才赚几毛钱？你一挥手成千上万就没有了，我看你根本就不像农民出身的，倒像地主资本家的阔少。”赵全福被撤换了，年轻的推销员于江海当上了厂长，乡党委会上郭诚提出了不同看法，郑天良说：“于江海虽然只有二十六岁，但已经走南闯北五六年了，成绩明摆在那儿，干企业就是要靠实力，就是要论功行赏，就凭他能把城里姑娘娶过来做老婆，就能当厂长。”
合和酱菜厂换厂长的事在县里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震动，据说赵全福找到黄以恒县长诉过一回苦，他说：“黄县长，郑书记就是因为我给县政府机关过年送了点酱菜就撤了我，太冤了。”黄以恒说：“我们一般不会干涉乡镇干部对企业的管理，如果你说的话是真的，我完全同意郑书记的决定，你一个乡镇企业能有多少钱经得起乱送乱花的？反正我不知道年底发的酱菜是不花钱的。”
马坝乡已经成为全县全市的典型，乡镇企业产值和利税进入全省“十强”乡镇的第六位，马坝乡以“合和”酱菜、面粉加工、农具生产为龙头，形成了三大产业支柱。水涨船高，此时的郑天良在马坝乡的群众心目中无疑已成了一个救世主，一个太上皇。有一个传说是，去年秋天王卫村两户人家吵架吵得快要动刀子了，没拿刀子的人说：“郑书记讲过，要文斗不要武斗”，拿刀的那个人就立即放下刀子，不敢再吱声。尽管这话郑天良从来就没说过。
郑天良整天在村里转，在蔬菜地里跟农民一起讨论蔬菜的施肥与病虫害防治，一次郑天良在刘庄村遇到了兽医小丁在帮一户农民骟牛卵子时被牛一甩蹄子踢得蹲在地上捂住自己的裤裆，骑自行车路过的郑天良下车后狠狠地嘲笑了小丁一通：“你这破技术，还骟牛卵子？让牛给你骟卵子算了。”围观的群众都笑了起来。郑天良从小丁的手里拿过刀子，熟练地在刀布上荡了两荡，然后说：“看我的！”只见郑天良磨磨蹭蹭地站到牛屁股后面，当惊魂未定的小牯牛还没有做出反应的时候，郑天良手攥锋利的刀子往牛裤裆里一伸，众人一声惊叫还没落下余音，两个滚烫的牛卵子已经在郑天良的手里了。牯牛蹦跳着向前窜去，人群中一片欢呼。此事在乡政府被神话后，有人在闹不同意见时就说：“再胡绞蛮缠，就让郑书记将你骟了。”
郑天良自己不到县里去，但县里领导经常下来检查指导工作，每当此时，郑天良就让副书记副乡长们去应付，中午在马坝红灯笼酒店吃饭则是从来不参加，副书记副乡长们陪同后还得要逼着交三块钱午餐费。郭诚副书记年底就要退休，他就对郑天良说：“我不想跟县里领导套什么近乎，你非要逼着我陪，还得交三块钱，我在食堂一块钱就够了，这钱你得补给我。”郑天良说：“你再忍一忍吧，熬到年底你不就解放了嘛。其他人还不知要陪到哪一年呢。”
那年月，没有传呼机更没有手机，县委办打电话说县里要来人，郑天良就到村里去了，谁也不知他到哪个村去了。一次即将退居二线的县委陈书记陪同市乡镇企业局林局长来马坝考察指导工作，县委电话明确指示郑天良在乡政府坐等，可两辆小车开进乡政府大院后，接待的郭诚副书记说：“郑书记临时有急事到扬州去谈合和酱菜厂扩建的事了，他让我负责接待陈书记林局长。”陈书记意义很不明确地说了一句：“没关系，有你们几位在就行了。郑书记以工作为重，值得肯定，我们主要是来转转的，不是来工作的。”
如果说县委书记到乡下来仅仅是转转，那么书记不转转是不是要亲自参加腌菜和骟牛卵子呢？领导的工作就是转转，转转也就是领导的工作。所以郭诚将这些话告诉给郑天良的时候，郑天良居然说了一句：“陈书记不会有你这么狭隘的。”郭诚说，“郑书记，论职务，你是我上级；论社会经验，不谦虚地说，你是我的下级。”郑天良说：“你老郭不要把什么问题都上纲上线，复杂的问题一定要简单化，不然你就什么工作也不要做了。我们基层干部要把心思放在琢磨事上，而不要放在琢磨人上。”
其实，郭诚的话是真话，只不过在官场上是不能也不应该说真话的，真话有时听起来就像假话，假话听起来才是真话。
时间一长，县里的各级领导就觉得郑天良在对待上级领导的态度上是有些问题的，只要上面去人，总是不见人影，不陪喝酒，偶尔为之，尚情有可原，一而再，再而三，谁都能看出一些名堂来，更何况郑天良是全省“十强”乡镇的一把手。大家或多或少地都感觉出了郑天良居功自傲，目空一切，在马坝建独立王国，搞诸侯割据。县委常委会上，谁都不会把这些话直接说出来，只是大家心中都有数。有些话，能说不能做；有些话，能做不能说，这都是官场常识，不懂常识就要犯错误，就要栽跟头。如果你在常委会上说郑天良不陪上级领导吃饭喝酒就是居功自傲、搞诸候割据，是缺少严肃性的，如果以此来对不唯上是从的下级公开下手更是于党的组织纪律所不容的。所以年底的常委会上，大家都认为乡镇干部在一个地方不宜工作太久，干部要流动，在流动中用活干部，在流动中发挥干部的潜在能力。所以大家对将郑天良调到至今百分之八十村没有通电而且地痞流氓横行的东店乡任党委书记都没有表示出异议。只有黄以恒县长说了一些不同意见：“马坝乡是我们县的典型，也是郑天良多年扎实苦干开拓奋斗的结果，如果从稳定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来看，郑天良是不是可以暂时不交流。”
陈书记说：“郑天良的成绩从邦定书记到我都是充分肯定的，但成绩大了也是个包袱，从关心爱护年轻干部出发，郑天良交流到东店乡对他也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新的机遇。以恒呀，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在党领导下工作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哪一个个人的，任何一个地方也不会是离了谁就地球不转了。”
黄以恒说：“郑天良这个同志我是了解的，有一些缺点，但这个同志对工作、对事业是高度负责的，也是很有开拓精神的一个干部。”
陈书记摘下眼镜，用眼睛盯着黄以恒：“以恒呀，你看问题的角度很成问题，将郑天良交流出去这是根据工作需要，而不是因为什么缺点和优点，全县工作要看成是一盘棋，而不要看个别棋子。郑天良的谈话由我来。”
话说到这个份上，黄以恒也就不好再说什么。党管干部是我们的组织路线，黄以恒县长作为政府首长当然要服从党委的决议。
陈书记找郑天良谈话的那天，天空中飘着一些细碎的小雨，一九八七年春天的雨水似乎特别密集，整个天空灰蒙蒙的，像一张被捅漏了的筛子。全国都在批自由化，一些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干部由于纵容自由化泛滥而栽了跟头，他们不情愿地从自己坐得滚热的椅子上离开然后做检查站在雨中反省自己。
陈书记和新上任的县委组织部于部长一起跟郑天良在陈书记办公室谈话。
郑天良坐在沙发上很不习惯，屁股陷在弹簧里很不踏实，他连自己那张木椅子都坐不惯，他喜欢在乡间田头跑，有时候他怀疑这是当年当兽医落下的走村串户的毛病，他觉得自己本来就是一个闲不住的农民，所以这些年来，他对自己当乡干部的生活和工作方式非常适应。他不愿跟上级一起喝酒，不是他不尊敬领导，而是他不喜欢喝酒，他在村里也从来不许村干部请他喝酒，他吃两碗干饭，喝一碗菜汤，再来个辣椒炒鸡蛋，心满意足。其实，郑天良这种认识还是有些个人主义的，不能因为自己不喜欢喝酒，也不让领导喜欢喝酒，在喝酒这个问题上，同样存在着谁服从谁的性质。郑天良到五十岁的时候悟出来了，但悟出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郑天良听了县委的决定后，坐在很不踏实的沙发上，头上冒出了涔涔细汗，他开始为自己辩护：“马坝乡是全省十强乡镇，我的工作也是有目共睹的，现在要让我到东店去，我想不通。”
陈书记笑了，他说：“小郑呀，你的成绩摆在那儿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也没有人说你的工作是不行的，正因为你工作上具有开拓精神，所以才让你到东店去开创新局面的，这是县委对你的信任。”
于部长接着陈书记的话说：“这是干部正常交流，所以你不要有什么想不通的，全县二十八个乡镇今年交流六个乡镇一把手，明年还要交流。”
郑天良在组织的面前总是心虚的，他所能说的话连他自己都知道是强词夺理：“我只是觉得我自己在马坝的建设蓝图还没有完成，全乡消灭耕牛，全面实现耕种机械化要到明年四月才能验收。”
陈书记说：“我知道你对马坝是有感情的，县委也是充分考虑过这件事的，上次从省里学习回来，县委尊重了你个人的意见，让你回到了马坝。但你在马坝已经干了十一年了，正因为政绩显著，所以组织上必须将你交流出去，而且要给你压担子。”
郑天良听到压担子，心里就有些酸酸的，他想既然承认政绩显著，组织上要是给我压担子就该让我去县里当县长，而不是再去继续当乡长书记，这就像一个民间的接生婆从这个村到另一个村接生，无论换多少村，也不能算作是妇产科医生，更谈不上医术高明。
于部长看郑天良默默地坐在沙发上抽烟，就严肃地说：“干部交流是我们党组织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不要说你了，就连省长书记、八大军区司令员还能对调呢，怎么你就不能交流不能对调呢？”
郑天良哑口无言，他看到窗外的小雨淅淅沥沥纷乱如麻，如同他此刻糟糕的心情。郑天良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振作起精神说：“我服从组织安排。”个人在组织面前永远是缈小的微不足道的，个人对组织的决定，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逐步理解。郑天良对这一朴素的道理还是很清楚的。
陈书记递给他一支烟：“这就对了嘛，年轻人正是干事业的大好时机，不要有什么顾虑，放开手脚去大干一场，到东店干出样子来，我对你很有信心。这个星期将工作移交一下，下星期我亲自送你去上任。我对年轻干部向来是爱护的。”
郑天良看到陈书记如此厚爱有加，就表态说：“我一定不辜负陈书记对我的殷切希望。”
郑天良是一个直性子的人，他容易冲动，也容易被制服。这就像一头牛一样，发作时勇猛，一揉屁股或一举鞭子就驯服了；而狐狸却正好相反，郑天良年轻时缺少狐性。
小县城虽然也是照耀在党的阳光下，但党的阳光漏掉的地方，就容易出现一些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的行为和言论，不知从哪一天起，县城小旅馆里终于有了第一个妓女和第一个嫖客，等到“三豹子”控制全县餐饮娱乐市场的时候，县城里的人就有了一些很不严肃的顺口溜，叫“挣钱靠胡来，当官拼后台，没有胡来和后台，等于自己被活埋”，黄以恒县长听了这些顺口溜后非常恼火，要求公安局迅速侦查并将“胡来”的人都捉拿归案，可法制社会要想抓一个人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卖淫嫖娼越打越猖獗，范围已经从车站延伸到了县委招待所“蓝湖宾馆”，而关于“后台”的传说，主要就是指黄以恒是靠梁邦定当上县长，梁邦定已经升任市委书记，因此县里人都说黄以恒很快就要接陈书记的班出任合安县委一把手，黄以恒的秘书宣中阳马上就要当上县委办主任，甚至有可能进入常委。黄以恒一次在全县科局级干部会上说：“用什么人以及如何用人的问题，我们党是有严格的选拔任用制度的，古有‘外举不避嫌，内举不避亲’一说，任人为贤，不拘一格，然而最主要的还是从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工作作风几方面来选拔任用干部，而不是什么后台。尤其是我们在座的科局级干部，不能像普通人一样随便说不利于安定团结的话，更不能说有损党的形象的言论，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组织原则。我们都是党和人民把我们选拔到一定的职位上的，要说有后台的话，我们的后台是党，是人民群众。”
中国的老百姓都喜欢把后台看作是一件徇私舞弊的事，其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都是有后台的，总统当选后，内阁部长中大多数都是自己的哥们姐们，而且都是总统自己公开提名，很正常。我们的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也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所以他们当然应该有权自己选拔自己的下级，更何况还有组织考察群众评议这一关，你真是杀人放火的江洋大盗，想当个乡长也是不大可能的。从工作的角度来看，上级必须选拥护上级的人，听上级话的人，怎么能选成天跟上级对着干的人呢，要是那样，工作还能干下去吗？“后台”这个话说起来有点难听，但实际上“后台”在中外古今都是客观存在的，从稳定大局和“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的高度来看，“后台”应该换一个称呼，即“同心同德的组织保证”，但这样说有些拗口，所以人们还是习惯于叫“后台”。
郑天良本来是去“兔子不拉屎”的东店乡任党委书记，县委组织部的文都已经下发了，因为省委魏廷旺副书记来视察指导工作，而且指名要到马坝乡调研，这才使得郑天良柳暗花明、时来运转。
县城的大街上提前三天开始整顿市容，城建局吴成业副局长负责带领市容委进行道路整治，小摊贩在魏副书记考察期间一律不准在大街上摆摊，马车、驴车不许进城，县消防队晒水车一天早晚两次沿街晒水。吴成业找到黄以恒说：“城边上市容委跟拉着驴车进城卖菜的老百姓打了起来，大街上一个摆混饨的摊子的老汉不愿收摊子，先跟市容委小宋吵，然后就将一锅汤扣在了小宋头上。小宋已经住进了医院。”黄以恒看了吴成业一眼，发现这个人始终还像当反革命那会一样，脸上一片枯萎的颜色，衣服穿得像叫花子。黄以恒反将了他一军：“你是市容总负责，你有什么好办法？”吴成业摸了摸自己的鼻子：“我认为还是放他们进来，让他们摆摊，现在这样做，太形式主义了。”黄以恒说：“我不跟你讨论这件事的性质，如果我让公安局来管这件事，你这个管市容的城建局长有何感想？”黄以恒的语气很温和，吴成业却说：“我反对这件事，也管不了这件事，你看着办吧！”黄以恒明知故问地说了一句：“我们是行政学院的同学吧？”吴成业说了一句：“是。”黄以恒说：“是同学就行。就这样吧。”吴成业没听懂黄县长的意思。他有些胡里胡涂地离开了县长办公室。
第二天公安局开始上街执勤，到中午的时候，一些人已经被抓了起来。省委魏副书记抵达合安县的时候，合安县大街上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街两旁还摆放了许多鲜花，电线杆上飘扬着一些旗子，只是街道两边楼房上破旧的窗子和窗子上早晨刚挂出的裤头和乳罩忽视了清理，因而整个县城看上去就像一个年龄偏老的村妇抹多了口红一样，有些滑稽。魏廷旺副书记根本就没看到这一切，他是由市委书记梁邦定陪同坐小车前来考察的，四辆小车在一辆警车开道下像一串鱼一样迅速滑进了县委大院。
县委五大班子主要负责人站在县委办公楼下一字排开，按职位高低迎接省委魏副书记。魏副书记下车后微笑着跟大家一一握手，大家都感到魏副书记的手无比温暖，然后尾随着魏副书记来到县委会议室。
魏副书记在首长的位置上刚刚落坐，就有从宾馆抽来的漂亮的女服务员迅速将魏书记自带的茶杯里恰到好处地倒满了水，与此同时，另一个服务员递上了一条热乎乎的新毛巾给魏书记。这两个基本动作按规定必须在八秒种内完成，可昨天晚上练了好半天，还是要花十一秒，黄以恒给市委梁邦定书记打电话汇报了这件事，梁邦定书记在电话里命令黄以恒：“八秒就是八秒，必须严格完成。开水烧开后，再降至八十四度，不然茶叶会烫老了。”
魏副书记坐下来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不要再搞什么警车开道了，老百姓会有意见的。”大家都知道这样的批评等于表扬，所以没有人感到压力，在接待上级的时候，宁愿做过，不能做漏，除了郑天良这个兽医出身的农民干部外，一般人都是心知肚明的。所以黄以恒解释说：“我们主要是想保证您的时间，没有其他意思。”大家都点头称是，每个人脸上都弥漫着无比景仰的微笑，笑意粘在嘴角上久久不愿离去，这持久的凝固势必造成了笑的僵硬。
他们都打开了笔记本，先写上时间地点，再写上一行“省委魏廷旺副书记作工作指示”。然后全神贯注地准备聆听。
魏廷旺副书记照例先是表扬了合安县委县政府在市委的领导下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充分肯定了县委县政府是一个“具有开拓精神的班子，是一个团结的班子，是一个能打硬仗的班子，是一个充满朝气与活力的班子。”所有的笔在笔记本上紧张地记录着，安静的会议室里沙沙的钢笔声就像蚕在吃桑叶时一样勤勤恳恳。魏廷旺副书记特地强调了马坝乡跻身全省“十强”乡镇的典型，他说：“我这次来主要就是看一看马坝的乡镇企业，农民致富的根本出路就在于要发展乡镇工业，走集团化、规模化的路子，要打好乡镇工业这张牌，关键是观念和思想认识要到位，转变观念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理解起来容易，落实起来难，郑天良的这一观点我是赞成的。”
说到这里，正在记录的梁邦定书记、黄以恒县长、还有县委陈书记、县顾委的金主任等都不自觉地停下了手中的笔，抬起头，很迷惘地看着魏书记，他们弄不清怎么在这么一个场合提到了郑天良，还把郑天良的话当作最高指示来强调，从魏书记的口气看，似乎郑天良跟魏副书记经常有联系的，迷惘和困惑的表情在会议室里由此及彼。魏书记却不动声色地继续就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谈到干部队伍的建设时，他说：“现在选人的标准，不能只看到他是不是听话，而要看到他是不是有思路，是不是有能力。要把一批年轻的具有改革精神的同志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我们都是从年轻过来的，不要对年轻人求全责备，要看本质，要看主流，我看黄以恒同志干得就很不错嘛。”黄以恒的心里一阵激动，在记录这句话时，居然将自己的名字都写错了，他手微微一颤，将“黄以恒”字写成了“黄以我”。
魏廷旺将头转向梁邦定：“郑天良这个年轻人，有思想，有能力，这样的同志要用起来，要放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去，我看他是抓工业的一把好手。老梁呀，我们这些老家伙要做好传、帮、带，要多培养一些年轻人。以后退下来，老百姓能把我们称为‘伯乐’，盖棺论定足矣。”梁邦定连连点头，他在别人不经意中擦了一下自己额头的汗。
此时的郑天良正在吴成业家里喝茶，他已经移交了工作，准备去东店乡上任，他心里多少有些失落感。吴成业给他茶杯里加满水：“有的人因为能力强而提拔，有的人恰恰是因为能力强而不能提拔，关键看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郑天良猛喝了一口水说：“你能不能把话说明白些，怎么当了几年反革命，就不敢说话了。”吴成业用脚踢开郑天良扔在面前的空烟盒：“我说得再明白，你也听不明白，你是官场的糊涂虫。我告诉你，也许你只适合当一个乡村兽医。”郑天良火了：“我他妈的马坝乡成为全省十强乡镇的第六位，不是我干出来的，难道是我吹出来的吗？厂房、数字、利润明摆在那儿嘛。”吴成业说：“这只能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一个乡村兽医是可以办好几个厂子的。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了。”
郑天良每次都被吴成业诋毁得分文不值，但他喜欢吴成业的这种尖刻，这就像一个酒鬼既恨酒精又渴望酒精刺激一样，郑天良本来就是一个锋芒毕露的酒鬼。吴成业说：“我倒觉得，你也只有在乡镇长的位置上能有所作为，如果你换一个位置的话，还不如去当一个乡镇长，甚至还不如去当一个乡村兽医。所以我觉得县委把你交流到东店乡去，客观上对你是一种保护。”郑天良说：“屁话！”
正在这时，黄以恒的秘书宣中阳一头冲了进来：“郑书记，黄县长到处找你，赶快走！”说着就动手来拉郑天良，郑天良挥开宣中阳的手：“小宣，急什么急？过两天我会去找黄县长谈工作的。”宣中阳满头大汗：“黄县长叫你陪省委魏副书记一起去马坝调研。”郑天良无动于衷地坐着慢慢地喝茶，他说：“我不去，我已经将马坝乡的工作都移交了，难道我还要回马坝反攻倒算不成？”宣中阳说：“是省委魏副书记要你一道去的。”郑天良说，“这就更不能去了，你就跟魏副书记说东店乡书记郑天良不想去外乡镇检查指导工作。”宣中阳说：“我不敢说。”郑天良说：“有什么不敢说的，出了问题我负责。”
宣中阳将郑天良说的话向黄以恒作了汇报后，黄以恒又去悄悄地对市委梁书记嘀咕了几句，他们两人的脸色在不经意中变了，经紧急低声耳语磋商，黄以恒跑到魏副书记面前说：“魏书记，郑天良去南京出差了。”
魏廷旺说：“什么时候回来？”
黄以恒迟疑了一下说：“今天晚上才能回来。”
魏廷旺说：“那叫他晚上到宾馆我房间来一趟。”
当天晚上，梁邦定和黄以恒将郑天良先请到县委办公室，黄以恒给郑天良递了一支烟，郑天良无中生有地说了一句：“黄县长的‘中华’烟还是软壳的。”黄以恒点点头笑了笑，算是答话。梁邦定示意郑天良坐下来，郑天良落坐后，梁邦定说：“我还不知道你要去东店乡，县里的安排看来是有些不妥的，像你这样的年轻干部，有魄力，能力强，具有改革精神，又参加过三梯队的学习班，要动就应该要提拔，怎么能还到另一个乡镇去呢？”梁邦定批评黄以恒说：“我不知道你们县委县政府是怎么搞的？”黄以恒说：“干部主要是党委管，在郑书记的安排上，我是有个人看法的，这可以从常委会记录中看到，具体的情况，我不便多说。”
郑天良当时有些热泪盈眶了，他既感动，更多的是委屈。他没想到梁邦定书记如此关心他的政治前途，而且还不合时宜地在下级面前尖锐地批评了县委的错误决定，他在复杂的心情中有些理不出头绪来。等到他控制住自己的眼泪后，他隐隐约约地觉得，这次谈话也许与魏副书记有关，但有什么关系，他不得而知。于是，他稳定了一下情绪，平静地说：“有梁书记的理解，我无论到哪个乡镇也不会有任何怨言。我会做好本职工作的。”
梁书记摆摆手：“你是在我手里送到省行政干部学院‘第三梯队’培训班的，我对你的政治前途当然是要负责任的。我初步的意见是由你出任合安县副县长，分管工业和商贸，跟小黄搭档。你们是同学，年龄相当，又都很有事业心。将你们安排好了，我也就可以退了。当然这是我个人意见，具体安排，还得要跟县委陈书记协调一下。”梁书记这话说得很像自己人，所以也就显得很诚恳很隐私的样子。
郑天良愣在那里，眼睛里目光涣散，他对这个意外的反应，如同受到了一次打击，震惊远远大于欣喜。他听到了县城里有许多只急得直跳的老鼠在寻找粮食，还闻到酱菜的味道在城里四处蔓延，这是一种非常荒诞的感觉。
梁邦定说我先走了，你们再聊一会儿吧，梁邦定似乎不知道魏副书记要找郑天良，很随意地走了。黄以恒在梁邦定走后，对郑天良说：“魏书记在宾馆等你呢。我带你去吧！”
郑天良说：“不用了，我们认识，上次我在省里开全省乡镇企业工作会议时……”他很不放心地看了黄以恒一眼，下面就没再说下去。
郑天良走进“蓝湖宾馆”的一个套间里，外面的秘书先向里间通报，过了一会，郑天良看到了梁邦定书记从里面出来了。梁书记对郑天良多此一举地说了一句：“魏书记在等你。”
郑天良跟魏廷旺的会面很简单，他们先是聊起了省乡镇企业工作会议的精神如何实施，然后就说起了郑天良那篇文章中的内容，并谈了对马坝乡的认识，魏廷旺说通过一天的调研，马坝乡除了改革的胆识和勇气外，还有一个可贵的品质就是风气正。他并没有谈到郑天良安排的事情。
魏书记在那次全省乡镇企业工作会上之所以认识了郑天良，是因为几年前他在《江淮文论》中看到了那篇文章中的观点并记住了郑天良的名字，魏书记在翻会议代表名单时无意中看到了郑天良，就让工作人员找来见一下。那次在会上见面其实是相当草率的，甚至是没什么意义的，中午散会的时候，与会人员都在赶着去吃饭，会议工作人员将郑天良带到魏廷旺书记面前，魏廷旺只说了一句话：“你就是郑天良？你的文章我看过，很有思想。”然后就象征性地跟郑天良握了一下手，郑天良紧张得正不知说什么好，魏书记已经走了。郑天良会后都忘了这件事，甚至都记不起来魏廷旺的名字与相貌之间的关系了，那次会议去了很多书记省长，那年代电视少看的更少，他将名字与人经常对不上号。
魏廷旺结束考察调研后一个星期，郑天良出任合安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黄以恒一次在闲谈时对郑天良说：“魏书记对你一直很关心，所以这次来合安，我跟梁书记谈到你到县里来工作，他非常支持。”
郑天良笑了笑，未置可否。
县政协杨主席一次在院子里碰到郑天良，他说：“魏书记在会上把你的话当作是最高指示一样来传达，可见你们的关系肯定不是一天了。小郑呀，还真看不出来。”
郑天良同样笑笑，不作正面回答。他曾经对许多人说过：“魏书记跟我只有一面之缘，只说过一句话。”对方都说：“你这样否认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怕我们沾你光，是不是？”郑天良越否认就越说不清楚。
在黄以恒等县委县政府成员面前，他已经没有必要避讳他和魏廷旺之间的私人关系。
有一点，他告诫自己，他进县政府是来干事的，不是来做官的。
7
将妻儿老小搬进县委大院的时候，这一年夏天已经来了。县委大院南边是三层的办公楼，北边是宿舍区，二十几个带院子的平房里住的都是副县级以上的领导。县委大院里树很多，半个多世纪的法国泡桐饱经沧桑，就像一个老革命家一样，撑出一大片浓荫，铺天盖地，让郑天良这些革命后代们坐在树下乘凉。
我敲门进去的时候，耿天龙手里提着鸟笼子正在院子里跟笼中的鹦鹉对话，耿天龙教鹦鹉说“为人民服务”，鹦鹉张着坚硬的嘴说“为人民糊糊”，耿老将我带进屋里，给我沏上茶，递上烟，然后在沙发上坐下来聊天。他指着鸟笼子里的鹦鹉说：“教它讲‘反腐败’，没一个星期，会说了；而‘为人民服务’教了三个多月了，它还是跟我说‘为人民糊糊’。它糊我，我就糊它，这个星期我就不给它喂玉米，只准吃粗糠。”
耿天龙对我的到来总是很欢迎的，他很寂寞地生活在河边的这座小院里，儿女都不在身边，以前的部下都不来看他了，感叹世态炎凉的时候，就常常陷入到对往事的回忆中，他说当年连县长书记都对他客客气气礼貌有加，找他批计划的人讨好地说着谄媚的话，像蚊子一样叮住他。他叹了一口气：“在台上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叫领导艺术，退下来后，我才悟出来，当官跟唱戏一样，以台上能唱戏和有戏唱的时候，表演得跟艺术一样，就有人鼓掌喝彩；下台后台没戏唱的时候，一卸装，既没有人喝彩，艺术也没有了。时间一长，人们还要为新上台表演的人喝彩，老戏子，人老珠黄，就像一串报废的钥匙，就被人忘了。想起来当官真没意思。”
耿天龙基本上靠回忆过日子。所以我让他回忆往事，他总是兴致很高，往事如同一把刺刀，也如同一枚勋章，耿天龙抚摸着刺刀和勋章脸上的老人斑涨得通红。这时候，我就想，一个人没有历史就好了，但没有历史的人只能是死在腹中的胎儿或人工流产的一团血晕。
人逃脱不了历史对他的定义。
我问耿老，“我舅舅怎么想到要把你送到大牢里去？我觉得您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
耿老说：“上次我跟你说过，我的问题在今天看来根本就不是问题，但被郑天良逼着提前一年半退休了。他要把我送到牢里去，结果我没去他去了，还丢了性命。”
我说：“这个绝妙的讽刺说明了什么呢？我想向您老求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