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让政治时代，按照西历记述，在前4497年-前2056年，合黄帝创世纪后的中历第1-24世纪，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
人类从自然选择时期进入政治时期的标志是国家政治的创始。但是，这个人类文明的伟大转折点，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具体在哪里？中国历史学家的认识也是不统一的。12卷本"白氏通史"的记述反映了这种不统一的状况：
关于中国国家起源问题，就目前发表的文章来看，尚是众说纷纭。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国家起源于六千年前的黄帝、少昊时代；一种意见认为，公元前4500-前4000年期间的龙山文化时代，中国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一种意见认为，夏是原始社会正向奴隶制国家过度时期；一种意见认为，夏是中国文明史的开端；一种意见认为，商汤伐夏桀后形成了国家；一种意见认为，商代盘庚迁殷后，中国国家才产生。（1）
"白氏通史"认为，夏代确有其实，夏前时期属于神化、传说时期；夏以前的社会是军事民主制，以后是君主世袭制；部落联盟中的军事首长不是国家中的君主、国王，有了传子制度也并不等于原始公社制度解体，也不意味着国家的形成，并说：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夏代，这在周人较早的文献和商代后裔追述他们祖先事迹的篇章中都有明确的记载。
《礼记.礼运篇》说：禹以前为"大同"之世，禹以后为"小康"之世。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的大同之世，正是共同生产、共同占有，并且实行着军事民主选举制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所谓"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的小康之世，正是变公有制为私有制，变军事民主选举制为君主世袭制的阶级社会。《孟子.万章上》引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所谓"唐虞禅"，也就是《礼运篇》所说的"大同"之世，"选贤与能"的部落联盟中的军事民主制；所谓，"夏后殷周继"，也就是"小康"之世，"大人世及以为礼"的君主世袭制。
《尚书.尧典》、《尚书.舜典》所载：凡举国大事，尧舜都要咨询于"四岳"、"十二有牧"、"四岳群牧"，即召开酋长会议。
部落联盟会议中的军事首长，都是由酋长议事会经过全体酋长一致选举出来的，通常是两头制，正的出缺，便由副的继任，再由酋长议事会推举一人为副。据《尚书.尧典》载尧和舜是两个军事首长；尧死后，舜和禹是两个军事首长。我国古代尧舜禅让的传说，实际就是部落联盟中的民主选举制。
在禹的时代，作为部落联盟中"选贤与能"的所谓"禅让"即民主选举制度，还没有为"大人世及以为礼"的君主世袭制所代替，禹仍只是部落联盟中的军事首长，而不是国家中的君主、国王。
有了传子制度并不等于原始公社制度的解体，也不意味着国家的形成。（2）
显然，"白氏通史"的这些观点和意见，有的前后是相互矛盾的，带有一种不自觉的自否性。这种自否性还具普遍性。我们常常否认传说的存在，但传说在我们的历史著作中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章节；我们不太相信远古时代的"史记"，可我们对东汉明帝"夜梦金人"以致佛教东来的荒诞事件记忆犹新；我们对考古喋喋不休，却对宗教里的"上帝"、"神"啊、"主"啊众口一词并坚信不移。
由美国科普作家阿西莫夫和空间问题专家怀特合著的《诠释人类万年》这样说：
当一些有着相近语言与文化的城邦归顺于一个统治者的权威时，便形成国邦，或者说就是一个国家。埃及是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在5000年后的今天它仍是一个国家，埃及在国家的长盛不衰方面保有无可争议的记录。……。中国北方也在黄河流域孕育了新城邦式的进步因素。和苏美尔和埃及一样，这里已形成将文明传播到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另一个独立的核心。（3）
作者认为"埃及是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但同时他们又说："中国……和苏美尔和埃及一样"，作为一个有能力传播文明的"独立的中心"不可能是完全处于原始状态的部落。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政治文明比埃及以及苏美尔和印度都要早先出现许多。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连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其他亚细亚人民虽然也有远古的传说，但是没有真正的'历史'：印度的'四吠陀经'并非历史；阿拉伯的传说固然极古，但是没有关于一个国家和它的发展。这一种国家在中国才有，而且它曾经特殊地出现。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它的原则又具有那一种实体性，所以它既是最古的、同时又是最新的帝国。"（4） 这句话在任何时候评价中国的历史发展状况都是合适的。中国是世界最古老的历史最悠久的国家。正如中国现代的史学成果所揭示的那样，中国历史（指进入完善的国家政治文明）确实是世界最早的。然而，我们的官方"正史"却把中国夏朝以前的历史停留在传说时代，有的史书甚至把中国排在四大文明古国之最后，即按照所谓年代排在古巴比伦、古埃及和古印度之后。中国史学界也在中国国家起源问题上存在时间差极大的争论。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的每个朝代，都是一个国家的名称，既然承认有一个夏朝，为何又不承认其为一国呢？"创世纪"以后，既有"酋长会议"，又有"部落联盟中的军事首长"以及军队等等表征国家存在的种种"工具"，为何又竭力回避国家的存在呢？
日本不可能按照公式去套自己的历史。日本在西历1世纪以前，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原始部落林立，到西历1世纪末才建立具有方国性质的国家形式，到西历5世纪下半叶国家才逐步取得统一，到7世纪中叶日本才建立像样的国家，并且是全面仿造中国辉煌的汉唐文明而建立起来的。可就是这样一个日本，却将自己的历史一直前推到西历前6世纪，即我国东周春秋周僖王姬胡齐（前681-前677年在位）时代，还若有其事地列出诸天皇世系（既没有史述，也没有考古证明），这个世系进而成为日本引以为自豪的天皇"一姓相承，万世一系"的依据。19世纪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也认为"日本自建国以来二千五百余年"。（5） 甚至，中国的很多历史学者，可以在毫不怀疑其真实性的情况下转述外国历史，而对中国历史却有这是神化、那是传说；这是谬传，那无实证的不断指责，似乎只有他们说的才是真正的历史。殊不知，日本在西历七世纪以前（即在中国唐以前）的历史，大都是出于传说；殊不知，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西历前484-425年）的《历史》（即《希波战争史》）每卷皆以女神缪司之名命名，既没按照年月顺序编年，也没以人物为中心纪传，只能是一个以故事为中心的叙事体。
我们不主张日本式的好自尊大的历史"冒进"主义，但在史述和考古的支持下，确认我们祖先的伟大成就，应该是我们后人的责任。我们不能说，现有的历史典籍对国家起源没有留下确切的记录，就永远让它作为历史之外的传说。
事实上，中华民族及其中华文明自始至终都是独立而系统地发展起来的。"根据河南陕县庙底沟二期墓葬遗骸中的一些具有人种鉴别意义的头骨形态和指数分析，庙底沟人的体质特征不仅与现代蒙古种族较为接近，而且同'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各组之间，在体质上显然存在着更密切的关系。……这一事实一方面反映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和仰韶文化人类的在体质上的连续性，同时也反映出我国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时代祖先在人种起源上的密切关系 。'（6）……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鉴定，宝鸡北首岭仰韶遗址的人骨与蒙古人种 （7），与近代蒙古人各小人种关系相比，接近程度以南亚人种系较多，这就再次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在群体人类学上和种族特征上的相对单一性，提供了考古学上的依据。"（8） 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认为，从"考古学上看，中国古文化是土生土长的，又是在与周边民族文化交流中发展的。"这里的周边民族自然是中国原始人类的不同氏族或者部族以及后裔。
但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东西方从氏族到国家的转折大致都在距今六千年前；彩陶的产生，由红陶彩陶为主发展为以灰、黑陶为主的文化现象的出现也大体同步。世界三大古文明中心--西亚北非、中国为代表的东亚、中南美，经历过类似的从氏族到国家，而国家又经历过从古国到帝国的不同发展阶段。"（9） 这个思想既同美国社会科学家摩尔根"人类历史的起源相同，经验相同，进步相同"的观点一致，也和王大有先生推导的黄帝建国于距今6500年前的结论相吻合。
苏秉琦教授通过对天津蓟县距今5000年前后的古遗址、距今4500年前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7000-8000年前的阜新查海和赤峰地区兴隆洼遗址以及仰韶文化（从八百里秦川经华山周围到内蒙古中南部河曲地区的庙底沟类型）等的研究，认为从北方经太行山以西黄河以东，到八百里秦川（宝鸡到伊洛）形成一个"S"形文化连接通道（如图2-1）。这个结论和王大有先生提供的华北地区在西历前5400年（距今7400年）的地形图有相合之处 。（10）
图2-1 中国远古北方-中原文化连接示意图（11）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苏秉琦教授所提出的"古国-方国-帝国"三段式国家起源理论。按照这个理论，我们可以较清晰地勾画出中华"创世纪"到夏朝以前祖先们的活动背景以及从黄帝开始的中国国家文明史。这里，所谓古国，是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它的产生是由于古文化（原始文化）和古城（人类最初城乡分化出来的城镇）得到系统发展的结果。尽管如此，古国还是比较原始。比古国更成熟、更发达、更高级的国家是方国，它产生在古国之后。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至少从伏羲时代开始，中国历史应该是古国时代，方国应该从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到秦始皇建立中央帝国为止。当然，在中国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从黄帝建国开始，一直到清朝，在"中央王国"的周边，始终存在着一些原始部落、古国或者方国。如即使在像汉、唐、明、清那样的大朝代，帝国边区始终存在一些原始部落、古国或者方国。最后，在外国侵略和中国反侵略的挤压中，这些社会形态才逐步消失。但是，就主体的"中央王国"而言，中国历史发展就是"古国-方国-帝国"的发展历程。
在国家起源问题上，摩尔根有个著名的"氏族-胞族-部落与部落联盟-国家"分段发展理论。他认为，一切政治形态都可以归纳为两种基本方式：
按时间顺序说，先出现的第一种方式以人身、以纯人身关系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社会。这种组织的基本单位是氏族；在古代，构成民族（populus）的有氏族、胞族、部落以及部落联盟，它们是顺序相承的几个阶段。……第二种方式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国家。这种组织的基础或基本单位是用界碑划定范围的乡或区及其所辖之财产，政治社会即由此而产生。（12）
在西历20世纪60年代，西方人类学家按照社会进化的观点，提出了"游团--部落--酋邦--国家"的文明起源理论。认为人类在经过地域性的狩猎采集集团（游团）时期后，再经一个与农业经济相结合的部落时期和一个具有初步不平等的分层社会以后，才进入有阶级的国家阶段。这种认识似乎比摩尔根的理论又进了一步，但套用中国的历史似乎出现了偏差：很多人把中国的黄帝以后夏之前的时期套说是"酋邦"时代。事实上，他们始终忽略了中国文明作为世界最早最先进文明的两个特点：政治"早熟"和技术领先。
在西历20世纪末，在中国有关国家起源研究方面又有了新的观点，其中王震中博士的"聚落-宗邑与中心聚落-都邑聚落-都邑国家"起源演进理论最具影响。"他将群体组织的发展演绎为三段渐进的模式，即从平等、内聚式的聚落形态，发展为初步发展与分化了的原始宗邑与村邑相结合的中心聚落，再转而变为都邑聚落，最后达到都邑国家文明的出现，并强调宗邑聚落形态的形成和发展，亦即氏族-宗族组织的演变和发展，是最具中国历史特点的关键。"（13）
图2-2 距今7400年（西历前5400年）华北地形图（14）
虽然，苏秉琦的"古城-古国-方国-帝国"理论、摩尔根的"氏族-胞族-部落与部落联盟-国家"理论、西方的"游团-部落-酋邦-国家"理论以及王震中的"聚落-宗邑与中心聚落-都邑聚落-都邑国家"理论相互之间的演进阶段名称和内容有很大区别，但是其试图论述的国家起源的本质意义是一致的，三者在理论意义上具有互补意义。
如果我们在众说纷纭面前，失去了判断，那么我们可以从在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的北方少数民族从一个原始部落成长成为一个大帝国的发展历程看出端倪。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曾建立起大帝国的有鲜卑族北魏、契丹族辽国、女真族金国、蒙古族蒙元帝国、满族清帝国等，她们的发展历程就是：从最初的原始部落开始，经过一段成长期后本民族形成，再经长期征伐统一邻近部落形成一个大民族，而后，臣服邻近民族而建国（方国）称号，最后征服北方乃至中原称帝而成就大帝国。比如，北魏发展史，其原始部落时期属于鲜卑族索头部，从拓拔毛到拓拔力微；拓拔力微以后，其部族逐步形成壮大；到拓拔猗卢时统一其三部，壮大成为一大民族；后来虽建代国，可不久被前秦所灭（338-376），到拓拔圭时，立官建制，称代王（386），脱离游牧生活，遂为方国；到太武帝拓拔焘时（423年即位），先后灭夏、北燕、北凉，统一北方，遂成一大帝国。又比如，蒙古帝国发展史，宋金之际（12世纪），蒙古本部在黑龙江上游斡难河地区活动，处于原始部落时期；到西历1147年蒙古忽图剌可汗时，蒙古民族正是形成；到西历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落，形成一个大民族，称成吉思汗；虽然成吉思汗占据了幅员辽阔的北方地区，但还是一个游牧型大部落联盟，到西历1229年窝阔台可汗继位时，蒙古有文化有组织的地域国家正是形成，建都称制，正式进入方国时期；到西历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称帝建"元"时，蒙古进入大帝国时代。
可见，北方少数民族由部族发展成为大帝国，基本和历史上的所有古国发展历程一样。具体论到中国国家起源，以前述国家起源理论为基础，我们认为，中国在黄帝以前属于氏族社会或者原始社会阶段，而黄帝及其以后则为国家社会。黄帝以后，虽然一个主体国家已经形成，但由于力量和活动范围的局限，在其周边仍然存在着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上的氏族、胞族、部落或者部落联盟。尽管如此，中国国家社会形成了，黄帝所创建的轩辕国把中国社会带入了政治文明时代。由此以后，处在她边缘的落后的社会组织则在历史发展中逐步融入到更为先进的国家组织中，进而使黄帝轩辕国逐步演变成为泱泱大国。王大有先生明确指出：
中国的国家形态，不是城邦国家，而是以王城为中心的四域领土屏护统属的京兆都域国家，所以京都不必十分发达，城也不必十分大，而四域划分和宗属君臣关系却十分清晰严格。由此而有九州、四岳行政长官，有四方中央的观念和领属关系，自共工、黄帝而有九州和"黄帝四面，临制四方"，舜有十二牧，禹有九州牧。这就是中国的国家形态。（15）
这也是中国作为"中央王国"概念的由来，而非完全是天下地理中心的概念。这种特殊国家形态一创始就具有后来一贯而至清朝的宗藩政治体系的萌芽。
我们明确了中国国家起源的形态以及进入政治文明的明确时期，我们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弄清楚中国政治文明的早期演进过程。
在"创世纪"以后到夏朝之间，传统的说法叫"五帝"时代。"五帝"说最早源自战国时代，后人估计其为"五行学说"的对应产物。目前，普遍认为，所谓"五帝"说是不足信的。
从战国到南北朝时期，历史上共出现过6种"五帝"组合，详见表2-4。其中，属于"四皇"时代的庖牺（即伏羲）、神农、太昊、炎帝显然不能作为"五帝"之一，汤是商朝开国者，更应予以剔除。余者，如黄帝、少昊、颛顼、喾、尧、舜、禹七帝，加上《史记.五帝本纪》中提到的帝挚，实为"八帝"。完整列出八帝的史书当数《汉书》，班固认为，黄帝、少昊、颛顼、帝喾之后，"帝挚继之"，然而"不知世数"（16） ，故在《汉书.古今人物表》中将"帝挚"列于"上中仁人"，而不与另外七帝作为"上上圣人"同列。
在现代史学研究中，很多学者已从传统的"五帝"说中走出来，研究"八帝"演化史。在这方面，从台湾移居美国的吴国桢就深入地研究了"四皇八帝"（17） ，虽然他没有明确提出"四皇八帝"概念，但是他对这个演进过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我们的很多历史书籍，虽然不能跳出"三皇五帝"传统观念的影响，但事实上"八帝"说已经形成了。比如，董立章先生在其《三皇五帝史断代》中，就明确黄帝至夏之前，有少昊、颛顼、帝喾、帝挚、帝尧和帝舜七帝，加上帝禹（作者将其列入夏朝）是为八帝。又如，王大有先生在其《三皇五帝时代》中，也完整地建立起了八帝世系。所以，我们传统所说的"三皇五帝"应该叫做"四皇八帝"。
表2-4 历史上的六种"五帝"组合
序 五帝组合 持论者
1 黄帝、颛顼、尧、舜、禹 《史记.五帝本纪》，此说影响最大
2 庖牺、神农、黄帝、尧、舜 《战国策.赵策》和《易.系辞下》
3 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 《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和《淮南子.天文训》等
4 少昊、颛顼、喾、尧、舜 西汉末《世经》，《帝王世纪》
5 喾、尧、舜、禹、汤 王莽据董仲舒“三统说”臆改
6 黄帝、少昊、颛顼、喾、尧 南朝梁武帝萧衍排列
西历2000年，国家发布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断定，帝禹起于2070年，而禹执政12年，死后伯益摄政3年夏启方得位。故夏启起于西历前2055年。
现在很多书籍，都有"中华文明五千年"之说，从今（如止于2003年）而至夏启共计4058年，加上传统"五帝"之说380年 （18），共计4438年，依此算来远不足5000年。
事实上，夏启以前的"八帝"时期，历史上永远不止于三百余年之一说。《史记正义》说"太史公作《史记》，起黄帝、高阳、高辛、唐尧、虞舜、夏、殷、周、秦，讫于汉武帝天汉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据此推算，"八帝"当历时552年（汉武帝天汉四年即西历前97年）。
再者，《汉书.律历志》记，汉昭帝时，太史令张寿王和"待诏李信治黄帝《调历》，课皆疏阔，又言黄帝至元凤三年六千余馀岁。丞相属宝、长安单安国、安陵杯育治'终始'，言黄帝以来三千六百二十九岁，不与寿王合。" 元凤三年即西历前78年，如按后者推算，"八帝"时期历时1292年；如按前者推算，"八帝"时期历时4000余年。根据董立章的研究，黄帝建国于西历前3701年，按照夏启起于西历前2055年推算，整个八帝时代历时3701-2055=1646年，也在1600年以上。
我们以为，这些计算并不是空穴来风，必然有所依据。显而易见的是，在很多史书中少昊执政84年、颛顼执政78年、帝喾执政70年、尧执政长达98年之久，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一个300-550年的时代，绝不可能仅有五个帝王。但是，我也不相信八帝时期仅仅只有几百年的历史。按照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夏商周至秦帝国以前"天下共主"加诸侯国的松散宗藩政治形式延续了1834年，从秦帝国开始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宗藩政治到清末共计延续了2132年，所以，原始民主下的禅让政治不可能只有几百年的历史进程。
西历1968年，英国学者丹尼尔就在其《最初的文明》一书中，明确提出：文字、城市和复杂的礼仪中心是文明产生的三个要素，且认为三者有其二即可认为文明产生。另有日本学者在1977年提出青铜器、宫殿基址和文字是判断一个文明产生的依据。中国历史学家夏鼐也认为，文字是文明产生的最重要标志。（19） 对照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文明因素都产生在黄帝时代。
从我国文字的发展起源看，黄帝时代已经产生了文字。许慎《说文解字.序》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世本》曰："仓颉作书。"《韩非子.五蠹》、《淮南子.泰族训》等史书有相同记载。依据西方学者的研究，按照世界文字发展的历史对比，中国文字的出现应该在甲骨文前三四千年。殷墟甲骨文一般在西历前1300年前后的殷商时期，如果再向前推进3000-3500年，那么，中国文字的出现大约在西历前4300年至4800年之间。事实上，我国的陶文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距今9000-78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7800-7350年之间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距今已有8000年的磁山、裴李岗文化遗址、距今7000左右的陕西西安半坡遗址、距今6000年的宜昌杨家湾遗址等出土的陶文，都说明中国文字的起源相当早。考古学家在陕西西安西郊斗门乡花园村考古遗址发现了比殷墟甲骨文早1200多年的甲骨文，属于龙山文化晚期，并且，早在1972年，历史学兼考古学家郭沫若在研究我国陕西仰韶文化--西安半坡遗址中发现的有刻画符号的陶器和陶片后认为，"彩陶上的那些刻画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半坡遗址的年代，距今有6000年左右。我认为，这也就是汉字发展的历史。"（20） 因此说，中国汉字最早出现在黄帝时期（距今6500年），与史书载黄帝史官仓颉创字是吻合的。
我国青铜器出现的时间也很早。《史记.封禅书》载："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管子.地数》也记述了黄帝采金（铜），蚩尤用铜制器，兼并诸侯的事件。1973年在陕西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房址里发现了一块半圆形残铜片和一件铜管。房址的碳14测定年代是在西历前4700年。1975年，在甘肃东乡林家遗址里发现了一柄含锡的青铜刀。遗址属于仰韶文化马家窑类型，该房址的碳14年代为西历前3200年。这铜刀成为我国到目前为止最早的一件青铜器。（21） 马家窑遗址出土的青铜刀在西历前3000年，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的。
至于城郭的出现，中国历史也有明确的记录。《帝王世纪》曰："自黄帝以上，穴居而野处"，"及至黄帝，为筑宫室，上栋下宇"。《淮南子.原道训》载："黄帝始出，诚邑而居。"并说："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吕氏春秋.君守篇》载："夏鲧作城。"《吴越春秋》也载："鲧作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其它历史文献也有类似记载。据考证，今河北逐鹿县保存下来的黄帝城、蚩尤城和蚩尤三寨便是在仰韶文化早期（距今6500年）用黄土夯筑而成的垒筑（或称板筑）城遗址。另外，湖南澧县古城墙的发掘证实，我国6500多年前已经有了城墙的建造和"城市"的出现。王大有先生说，中国的王城帝都在距今6500年的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时代就已存在，龙山时代已遍布全国各地。
《礼记· 礼器》篇载："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举贤而置之，聚众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飨帝于郊。升中于天，而凤皇降，龟龙假；飨帝于郊，而风雨节，寒暑时。是故圣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意思是说，"圣人"只有能够联合团结各方面的人进行各种礼仪活动，天下才能大治。考古发现，中国在很早的时候，"礼"就是当时社会活动中的十分重要的内容。如山东龙山文化发现的大型蛋壳陶杯，一般壁厚不到5毫米，重不到50克，器型上大下小，重心不稳，这种制作精美的黑陶杯，专家认为并非当时的实用器，而是礼器。再如良渚文化的精美玉器，应当也是礼器。礼器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上"礼"已经为人所重视而普遍实行，上古时代的"礼"已经包含了许多方面的社会政治内容。龙山文化后期的礼器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物化表现，也可谓是早期国家形态的文化表征。
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而我们发现，中国文字、铜器以及城市宫室等代表文明社会产生的主要因素都产生于黄帝时期，所以江林昌博士说："中国文明史，必须追溯到五帝时代。就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所提供的碳14测年数据看，称中华文明史有5000年，实际上是相当谨慎甚至是保守的判断。如果大胆一点，我们可以说，中华文明从公元前4000-前3500年就开始了，离我们现在已有5500年甚至是6000年了。"（22） 江博士的结论是一个伟大的具有实质性的进步，因为他实际上根本否定了传统的"五帝"时代是完全的神化时代以及只有300-500年时间的错误判断。但是，江博士的结论仍然是保守了，因为他的结论比王大有先生的结论少了整整500年。王大有先生明确提出："黄帝族于距今6500年左右，打败了炎夷联军，建立了以黄帝王族为中心的、庞大的非血亲集团的、早期国族松散联盟的宗法制国家，开始了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玉兵时代。"（23）
根据王大有先生的研究成果，从黄帝到帝禹，包括了太昊、颛顼、帝喾、帝挚、帝尧和帝舜在内的八个帝族（详情参阅见王大有著《三皇五帝时代》，王大有先生推断夏启即位在2070年，这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结论相差15年。这里从后者）。表2-5便是按照王大有先生的结论推算的"八帝时代"纪年时序表（已扣减15年）。根据这些推断，黄帝创世纪建国应该在西历前4497年，整个八帝时代共计历时2442年。
表2-5 中国禅让政治时代-八帝时代（王大有断代）（24）
帝族 起迄年[西历前] 持续世代 持续时间[年] 董立章断代[1]
1.黄帝 4497-4038 15世 460 3701-3302
2.少昊 4037-3775 7世 263 3301-2902
3.颛顼 3774-3353 12世 442 2901-2556
4.帝喾 3352-2785 21世 549 2555-2256
5.帝挚 2784-2343 17世 442 2255-2247
6.帝尧 2342-2114 6世 229 2246-2174
7.帝舜 2113-2071 2世 43 2173-2146
8.帝禹 2070-2056 1世 15 2145-2130
有的读者肯定会对王大有先生提供的时间序列表示怀疑，我也有同感。但比起那些把尧舜在位时间定为80-100年间来，我更相信王大有先生的研究成果。王大有先生的结论来自大量的考古资料以及对史籍（包括神化）的剖析，特别是对文字以及图画的独特研究，他断定夏启始于西历前2070年，而国家夏商周工程确认夏禹始于西历前2070年，两者仅相差15年，这是第一。第二，王大有先生提供的"八帝"年代世系，确立了中华国家文明史具有6500年历史，这与中国史学界以考古、天文、史学、地理等科学为基础的逐步推进所产生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这个差距仅在几百年之内。第三，现在很多史学家都相信历史所记载的，我国在黄帝时期已经开始用甲子纪年了。我们用六十甲子循环从西历前841年（我国有准确纪年的开始年）开始往前推，到黄帝建国的次年正好是六十甲子首甲第一年--"甲子"年，即西历前4497年。黄帝建国年，由帝师大桡创制甲子纪年历法，于次年开始"甲子"纪年，于情于理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我们惊奇的是，这种推导与王大有先生结论的巧合。第四，从对国家起源问题的论证，也已证实黄帝是中国国家文明的创世纪人物。很多考古证据和天文推断都在逐步证明，中国传统的所谓"五帝"时代是神化时代的判断是错误的。第五，西方天体物理学家，通过对《尧典》的研究，明确断定："《尧典》记叙的时代确实是公元前2200前后的时代。""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以前，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既相信作为一个上古的文件《尧典》的真实性，又相信它意图叙述的人和事两方面的史实性。"（25） 这个结果与中国考古和历史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并与王大有先生帝尧时代在西历前2342-2114年之间是完全吻合的。事实表明，中国的所谓神化传说很多都是中国信史的重要线索。所以，王大有先生把黄帝作为中国"创世纪"人物的定位以及"八帝"时代的演进世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信的。
故此，本书从其说，如有后来者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王大有先生结论的偏差，自然有责任予以纠正。
这么一来，从黄帝创世纪建国到西历2003年，我中华历史已经堂堂经历了整整65个世纪，即中国历史已经经历了6个千年又500年，而我们今天正处在中历第7个千年的中间，刚刚结束上半叶、走进下半叶，踏入中历第66世纪。
苏秉琦先生认为，中国历史有"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26） 其中"两千年"应起自秦始皇时代，"五千年"起自黄帝时代（实际是6500年），"上万年"起自伏羲时代，"超百万年"起自中国早期猿人时代。
在我们完全确立"中国国家政治从黄帝建立轩辕国开始"并已经经历了整整6500年的历史观念以后，我们必须依据现存的历史记载和考古成就，对黄帝建国及其所开创的整个"八帝时代"做出更为仔细的探究。
《史记.五帝本纪》说：
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
此记载明确记录了中国从黄帝战胜蚩尤，升为"天子"开始，建立国家政治统治的史实。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国家政治统治所应具备的各种"工具"，如国号、军队、管理机构等等。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国家是以一种与全体固定成员相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为前提的。""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对于公民，这种公共权力起初只不过当作警察来使用，警察是和国家一样古老的。"（27） 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是一种典型的国家行为。再说，没有臣民，哪来首领？没有大众，哪来军队？可见，从黄帝开始，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政治统治时代开始了。我们以为，《史记》的作者把黄帝作为中国文明史的开端，不但具有不平凡的史识，而且有其明确的用意，他绝不会刻意造假，以误后人。至于司马迁笔下只有"五帝"，从其所列相互矛盾而不能自圆其说的五帝世系可以看出，恐怕真是资料不足而引起的讹传。
苏秉琦教授在"白氏通史"第二卷的序言中也有明确的说明：
《尧典》中谈到那时除帝尧、帝舜外，还有由四岳、十二牧（或曰群牧）组成的贵族议事会；有以司空为首的包括司徒、后稷、士（类似后之司寇）、工（百工）、虞、秩宗、典乐、纳言等部门官员的行政组织；有刑法（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有军队并有显赫的战功。这已经是一种雏形的国家了。当然，《尧典》系后人追述，难免有记不准确而把作者当时的某些情况附丽增饰进去的地方，但也不会是向壁虚构。只要看看龙山时代已有很大的城（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城内面积就达20多万平方米），就知当时一定有了城乡的分化，有了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28）
自西历20世纪初以来，有关国家、政治或者战争的理论，也能说明：黄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战争方式取得统治地位，并创立了中国国家政治体系。
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说："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在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29） 德国（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30） 原苏维埃联盟的缔造者列宁也说："任何战争都是同产生它的政治制度分不开的。某个国家即该国某个阶级在战时所推行的政治，必然是而且一定是它战前长时期在国内所推行的政治的继续，只不过在行动方式上有所不同罢了。"（31）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这是体现战争与政治二者相互关系的最好说明。
同时，"政治"与"国家"似乎是一对孪生的两个词。我国古代"政治"是"治国之道。"在西方，"政治"源自古希腊语Polis，即城邦和城市国家的意思。列宁又说："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32） "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机构。"（33） "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物，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34）
这些说法，是后人对战争及相关概念的总结。虽然，它们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和不足（第一，对于统治阶级而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对于被统治阶级而言，战争则仅仅是政治的开始。黄帝的战争是中国所有战争和政治的开始，以后改朝换代的战争同样是另一种政治的开始。第二，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民族和民族、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的战争则不是必然的，而且这两种战争往往也是最愚蠢的。因为这两种战争往往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其对国家带来的损害是无穷的。第三，战争往往是一种政治制度或者政治形态的开始，而不完全是以往政治制度的继续。中国历史上，黄帝、夏启、秦始皇、杨坚、忽必烈和孙中山在中国都是开创了一种新的政治制度，也就是这些主要人物进行的战争开创了一个新的政治时代），但是，有关战争、阶级、民族、国家、政治等一系列国家政治的概念，说明在由战争取得统治地位的黄帝时代中国政治形态就已经正式产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