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画策》说：
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
其中所谓"义"，如《韩非子.解老》所说："义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贵贱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亲疏内外之分也。臣事君宜……谓其宜也。"就是说，义是调剂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以及人与人的等级差别和名分。其中所谓"礼"，亦如《韩非子.解老》所说："礼者，所以貌情也，群义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贵贱贤不肖之所以别也。"就是说，礼是各种人际关系的制度，君臣父子关系的准则，是用以反映贵与贱、贤与不肖的一种手段。可见，黄帝不但建立了国家，而且还为中华文明奠定了直接的文化基础。
从黄帝开始的八帝时期，是中华文明的大发展时期，种植、文字、医药、造船、历法……等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多发明创造，这些发明创造都很有代表意义。但从国家政治意义上，这个时期最伟大的历史贡献在于，创立了禅让制度。《尚书.尧典》记述帝尧的话说：
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明明扬侧陋。
这是禅让制度的最早记录。但是，实行禅让制度而有帝位至少应从少昊、颛顼时代开始。
所谓禅让制就是先由各方推举，经过考核，然后摄政，待先帝逝去三年后，再接帝位的制度。其中禅，就是先定的接位者直接即位；让，就是先定的接位者让贤，由他人接位。《史记.五帝本纪》和《尚书》提供的史实表明，到帝舜时，国家的各种机构都系统而完备地建立起来了。舜举用22人治理国家，分掌教育、农事、工程、司法、典礼、天文等，还建立了三年一次的考核制度，军队建设的进一步完善就更不用说了。也就是说，由黄帝草创的国家，到尧舜禹时代已经至臻完备了。
在八帝时期，中国国家文明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实行禅让制度
根据《史记.五帝本纪》提供的禅让政治世系图，禅让制度具有前后一贯的连续性（其世系代数矛盾另当别论）。虽然《尚书》记载，在尧舜时期才有禅让制度，但并没有说明禅让制度是创始于尧舜时期。据王大有先生的论证，禅让制度最早开始于少昊、颛顼之间。不过，不管禅让制度产生于少昊、颛顼、帝喾或是尧帝，这个制度本身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历史意义。因此，我们把从黄帝开始到帝禹这段时间，作为禅让政治时期，并无大谬。再则，"如果承认在人类历史上，领袖人物的产生按是否有法定继承人来划分，存在过两种模式，那么就可以推断'禅让'是普遍见于初民社会以至整个五帝时代的一种制度。尧舜禅让的故事和'夏传子、家天下'之说所以在历史上广泛流传，是因为他们正处于两种继承制的交替时代，分别作为两种继承制的标志而传诸后代的。"（35）
第二、天下太平和睦
大历史学家司马迁记述说：黄帝时，"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财物，有土德之瑞。"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治气以教化，......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高辛，"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伪，惠而信，修身以天下服；取地之材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帝尧，"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帝舜，"谋于四岳，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论帝德，行厚德，远佞人，则蛮夷率服。" （36）帝禹，"闻善言则拜。"（37）
第三、征服和利用自然
黄帝建国以后，虽然已进入具有国家形式的政治统治中，但他的国家刚刚脱胎于古国，技术、文化等必要的知识还需在劳动中继续创造。因此，他们的主要政治生活就是对自然界的不断斗争。在中国早期的历史典籍之中，有大量关于中华先民与自然和灾害作斗争的情形，其中《孟子.滕文公》生动简述了尧、舜、禹治山治水过程：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与天下；草木田易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樯、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
第四、基础文明迅速发展
在黄帝以前，各种创造发明已经有很多了，如很早的火的获取以及五谷、耜、陶、医术、音乐、日市、婚姻等等，所有这些都已经成为中华原始社会末期及至八帝时代前夜的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黄帝时代，来源于生活与实践的发明创造，更是层出不穷。传说养蚕、舟车、文字、音律、医学、算数、历法等发明都出自黄帝时期，有些还是黄帝本人所创。这个开启中国文明的大创造时期一直持续到夏朝。如"奚仲作车，苍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大桡作甲子，黔如作虏首，容成作历，羲和作占日，尚仪作占月，后益作占岁，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仪狄作酒，高元作室，虞锶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驾，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图，巫彭作医，巫咸作筮。" （38）"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黄帝之史，沮诵、仓颉，眺彼鸟迹，始作书契。"（39） "伶伦作律" （40）。黄帝妻子嫘祖还发明养蚕治丝方法等等。台湾著名学者陈致平先生在其10卷本《中国通史》中说："黄帝那个时代，我们的祖先可能已经有了干支纪时，已经有了房屋与衣裳，已经有了交通工具，已经有了木器与陶器，已经有了弓矢干戈，已经有了货币与交易。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个时候已经有了蚕丝与文字。……在那个时代是我们一切生活文明的一个开端时代，在那个时代我们祖先已经有了一个民族国家的意识了。"
中国的历法产生也很早。"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叟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41） "《月令章句》：'大桡探五行之情，占斗纲所建，于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谓之干，作子丑以名月，谓之枝，枝干相配，以成六旬。'"（42） 到帝尧时期，《尚书.尧典》就明确记载了远古"期，三百有六旬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中国历法。可见，黄帝时代，算术、文字、历法等知识都有相当的水平。
第五、在斗争中成长
我们知道，黄帝是通过战争创建国家的。以后，黄帝兼并和统一中原地区部族集团而成为最大的方国。很显然，在八帝时代，华夏方国的周边地区，仍然存在着许多原始部落、古国或者小方国。有的在交往中并入华夏族；有的在交往中吸收先进文化，也在向更先进的文明迈进，如东夷部族、南苗等等；同时也还有一些落后的部族，如有扈、屈骜等等。到八帝时代后期，一些长期落后的部族，便遭到华夏方国的攻伐。《吕氏春秋.恃君览》记载："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骜、有扈，以行其教。"这样，八帝时代通过攻伐和"流宥"政策，使周边部族和古国逐步减少，其控制地域也逐步扩大，遍及江河中下游大部分地区，逐步形成了一个巨大而统一的并且一开始就是由多部族（以后发展成为民族）构成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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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白寿彝，《中国通史》，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第158页。
（2）白寿彝，《中国通史》，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第199、200-202、202、204、205页。
（3）阿西莫夫、怀特，梁鸿鹰等译，《诠释人类万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33页。
（4）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123页。
（5）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8页。
（6）潘其风、朝康信，《我国新时期时代居民种系分布研究》。——原注。
（7）蒙古人种亦称“黄种人”、“亚美人种”。世界三大人种（蒙古人种、尼格罗人种、欧罗巴人种）之一。主要分布于中国、朝鲜、日本、西伯利亚、中南半岛、美洲和北极地区。在三大人种中，蒙古种人口最多，分布最广。——原注。
（8）文怀沙、邵盈午，《中华根与本——宝学概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0页。
（9）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第一版，第170-171页。
（10）王大有，《三皇五帝时代》，上册，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129页。
（11）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第一版，第160页。
（12）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一版，第6页。
（13）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28页。
（14）王大有，《三皇五帝时代》，上册，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129页。
（15）王大有，《上古中华文明》，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257页。
（16）《汉书.律历志》。
（17）参见吴国桢著，陈博译，《中国的传统》，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二章“从黄帝到尧舜”。
（18）王大渭主编，《图说中华通史》，第10卷，九洲图书出版社，1999年版。
（19）江林昌，《夏商周文明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12越第一版，第14页。
（20）郭沫若，《中国文字之辨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转引自江林昌《夏商周文明新探》2001年浙江版。
（21）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页。转引自江林昌《夏商周文明新探》2001年浙江版。
（22）江林昌，《夏商周文明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47页。
（23）王大有，《上古中华文明》，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36页。
（24）董立章，《三皇五帝史断代》，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第401页。
（25） 吴国桢著，陈博译，《中国的传统》，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81页。
（26）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第一版，第176页。
（2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91、114页。
（28）白寿彝，《中国通史》，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序言第19-20页。
（29）《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二版，第171页。
（30）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上卷，解放军出版社，1964年第一版，第30页。
（31）《列宁选集》，第3卷，第71-72页。
（32）《列宁选集》，第4卷，第370页。
（33）《列宁选集》，第2卷，第454页。
（34）《列宁文稿》，第2卷，第407页。
（35）李学勤 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第214页。
（36）《史记.五帝本纪》。
（37）《孟子.公孙丑章句》。
（38）《吕氏春秋.审分览》。
（39）《晋书.列传第六》。
（40）《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
（41）《史记.历书》《索隐》。
（42）《后汉书.律历志》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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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