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夷制夷"政策有两层含义：一是，在宗藩区域，中央封其君长（传统酋长、部长或者世袭领导人），法理上宗藩区域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而实际实行自治，中央不干涉其内政。由于其长期自治，文化落后，当其军事增强时，往往骚扰边界。为此，中央政府有时支持其一部或者其它部族，削弱其统治，必要时直接进行军事打击，减少其对中央王国的侵扰；二是，在中央王国直接统治区域的边界地区，包括内附和一些叛服不定区域，中央不派官员进行统治，而直接任命其传统酋长、部长或者世袭领导人作为地方行政长官，实现地方高度自治。这样的结果是，边界地区长期独立发展，中央不统其政，在其内乱或遭外敌入侵时内附紧密，在其强大时便试图脱离宗藩体系，谋求独立。
一句话，边界和宗藩地区政权，在其衰弱内附时，中央政府用"岁币"政策扶其弱，使其继其祀，盛其业；当其强大时，便内掠不绝，引起兵祸，中央政府又用"以夷制夷"政策，实施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打击抑制政策，使其衰弱下去。这种循环发展，随中央王朝的起伏而波动。这种历史循环过程我们可以在朝鲜半岛、中南半岛、西域以及北方地区均可以看到。
以北方为例，在夏商周时代，北方边区民族被称为粥荤（薰育）、北羌、鬼方、猃狁、东胡、肃慎等；到秦汉晋时代，她们先后统一于匈奴、东胡、肃慎（挹娄、勿吉）、鲜卑、柔然；到隋唐宋时代，她们又先后统一于突厥、 回纥、靺鞨、室韦、辽、金、蒙古；到元明清时代，她们又先后统一于瓦剌、鞑靼、瀚海、女真、蒙古。真可谓民族更替与兴衰此起彼伏，循环往复。历史已经证明，北方民族最初都源自中国内地，而后徙迁北方，长期裂居而生不同民族称谓。她们大都发迹于今天内外蒙中东部及东北地区，成功于今天的内外蒙古广大区域，最后衰弱而被后起北方民族追击，其一部被消灭，一部南下内附，一部被迫西迁西域和中亚地区。她们就像一朵朵自东而西在中国北方漂浮而过的白云，有时繁星点点，有时如大幕片片，西去的云彩消失了，新的朝雾又自东而来，她们在中国北方历史上上演了一幕幕波澜壮阔、色彩纷呈的壮丽画卷。她们的循环发展历史是中国中央王国循环发展史的一种印证，她们的发展历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是中国历史在世袭政治时期循环发展的几个主要特点。但是，这并不相合于邹衍的五物循环理论。
在我国战国时期，齐国阴阳五行家邹衍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政治历史五物循环理论，即五德终始论。他将五行相生相克的阴阳家理论引申到政治历史发展领域，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依照土、木、金、火、水顺序"始终"循环"转移"，从而产生王朝兴衰和更替。杂家集大成著作《吕氏春秋》依此认为，从黄帝以来至周，已随五行从"土"经"木"、"金"，演变到"火"，崇尚颜色也从黄色，经青色、白色，演变到赤色 。（15）秦、汉统治者，也推崇这个理论，分别崇物水、土，尚色黑、黄。看过电影《秦颂》和电视连续剧《汉刘邦》的读者，就会对秦始皇铺天盖地的黑色旌旗和饰物以及汉刘邦的"黄色天地"的印象极为深刻，其来源就是如此。
表2-9 邹衍和《吕氏春秋》的五行循环发展理论
时代 八帝 夏 商 周 秦 汉
创始人 黄帝 夏启 商汤 周文王 秦始皇 汉高祖
崇 物 土 木 金 火 水 土
尚 色 黄 青 白 赤 黑 黄
虽然邹衍的五物循环理论是天命的、唯心的，但是它反映了历史是变化的、世袭不是万世的，而且也说明从黄帝开始的八帝时期（《吕氏春秋》认为夏朝从帝禹开始，也是不正确的，夏朝创始人应为"夏启"） 是一个可以和夏、商、周相比较的时代，这些都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
对于中国历史上帝王世袭政治时期的循环发展规律的成因及其演变过程，深研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总结说：
商、周之德，万世之所怀，百王之所师也。祚已讫而明示西土 不可废，子孙不可替，大公之道也。秦起西戎，以诈力兼天下，蔑先王之道法，海内争起，不相统一，杀掠相寻，人民无主，汉祖灭秦夷项，解法纲，薄征徭，以与天下更始，略德而论功，不在汤、武下矣。汉祚既终，曹魏以下二百余年，南有司马、刘、萧、陈氏，皆窃也；北有五胡、拓拔、宇文，皆夷也；隋氏始以中原族姓一天下，而天伦绝，民害滋；唐扫群盗为中国主，涤积重之暴政，予兆民以安，嗣汉而兴，功亦与汉埒等矣。
天下之生，一治一乱，帝王之兴，以治相继，奚必手相授受哉！道相承也。若其乱也，则天下无君，而治者原不继乱。故夏之末造，有韦、顾、昆吾，乘暴君而霸；殷之将殄，崇、密攘臂而争；周之以衰，六国、强秦、陈涉、项籍，挟兵以逞；汉之已亡，曹、吴、司马、刘、萧、陈、杨、五胡、索虏、宇文，割裂僭号；皆彗孛之光，前不继西没之日，后不启东升之月者也。（16）
同时，西方人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美国汉学家亨.史密斯和美国世界史学家斯塔夫阿诺斯等对中国历史的循环发展规律也有较为深刻、独到的见解。
孟德斯鸠说：
中国在历史上有过二十二个相连续的朝代，也就是说，经历了二十二次一般性的革命--不算无数次特别的革命。最初的三个朝代历时最久，因为施政明智，而且版图也不像后代那么大。但是大体上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朝代开始时都是相当好的。品德、谨慎、警惕，在中国是必要的；这些东西在朝代之初还能保持，到朝代之末便都没有了。实际上，开国的皇帝是在战争的艰苦中成长起来的，它们推翻了沉于逸乐的皇室，当然是尊崇品德，害怕淫佚；因为他们曾体会到品德的有益，也看到淫佚的有害。但是在开国初的三、四个君主之后，后继的君主便成为腐化、奢侈、懒惰、逸乐的俘虏；他们把自己关在深宫里，他们的精神衰弱了，寿命短促了，皇室衰微下去；权贵兴起，宦官获得宠信，登上宝座的都是一些小孩子；皇宫成为国家的仇敌；住在宫里的懒汉使劳动的人们遭到破产，篡位的人杀死或者驱逐了皇帝，又另外建立一个皇室，这皇室到了第三、四代的君主又再把自己关闭在同样的深宫里了。（18）
亨.史密斯把不断变化的朝代后面，不变的政体说成是一个立方体的一个面，他说：
中国的政体根本不可能被推翻，因为他是一个立方体，它翻倒时，只是换了一个面；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在本质，都与原来的一个样。这种过程的反复出现，使中国人懂得了其结果肯定是像猫用脚走路那样不会改变；于是，人们便开始相信当初设计建造者的天才。任何要求改良的建议都成了十足的异端邪说。结果是，古人毫无疑问地优于后人，后人自愧不如地劣于古人。（18）
斯塔夫阿诺斯比亨.史密斯的认识更为具体，他说：
19世纪，有位观察力敏锐、名叫托马斯.梅多斯的西方人评论到："在所有已达到某种程度的文明的民族中，中国人是最缺乏革命性，却又最富有反叛倾向的。"他这话系指，皇朝的兴亡递嬗已成为中国历史的特点；它引起的不是革命，而仅仅是统治家族的更换。这种周期性改朝换代的模式，可以用致使皇朝衰落的、一再发生的某些趋向来解释。
每个新皇朝开始时，通常都能有效地统治国家，开创一个比较和平、繁荣的时期。新皇朝促进了思想和文化生活，并通过派遣远征军对付游牧民和扩展帝国疆域，保护了国家。但渐渐地，皇朝由于个别统治者本人的腐化堕落和贵族集团与宫廷宦官之间的宫廷斗争而遭到削弱。这种腐化堕落和派别活动，暗暗破坏了中央权力，助长了官僚机构的腐败。腐败加之宫廷生活愈来愈奢侈，意味着终究靠生产劳动供养整个帝国组织的农民所负担的赋税更繁重了。赋税趋于增长，还因为对外战争耗资巨大，而皇帝又采取了准许多数贵族、佛寺和庙宇免税的做法。于是，随着政治不清明，农业所必须的灌溉系统和其他公共工程往往被忽视。
因此，愈来愈陷入穷困的农民不得不承担起日益加重的税收负担。当农作物歉收和饥荒也不可避免地到来时，爆发点降临：反抗政府税吏和地主收租代理人的起义爆发了。这些局部的起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扩大为普遍的暴动。普遍的暴动、尤其是帝国军队本身到这一阶段已沦于勉强维持的境地，转而又招致游牧民入侵。内部造反和外来侵略相结合，通常预示着新循环的开始--旧皇朝濒临灭亡，新皇朝日渐来临。（19）
汉学家费正清对中国王朝的循环也有比较系统的认识：
各主要朝代开国初期往往出现盛世局面，这是因为创业者形成一个短小精悍的统治集团，而他们又在战争中消灭了其余势力，因此国家财富大多流进国库。国家在新获得的和平中得到了发展，于是人口迅速增加，国库钱粮充足。
但是万物盛极则衰。朝廷钱粮既丰就开始大兴宫室、驿道、水渠和城墙。为了维护军事上的胜利成果，往往将防御体系铺得太广而难以为继。皇亲国戚、高官大员们的人数越来越多，无不沉湎于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之中。他们对供养者的需求越来越大，但交纳钱粮的人数则越来越少。支出不断增大而收入却相对减少，这样各朝各代大凡开国100年内就会遇上棘手的财政困难。
这时就会出现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变革，有时暂时起些作用。百官贪污腐化的现象日益严重，这就导致行政效率下降，而党争亦越发激烈起来。对朝廷心怀二志者在政治、经济上更趋独立并且日益恣行无忌。政府为了弥合财政逆差，只好增收税赋，结果往往使百姓们不堪重负。由于国库空虚，导致水渠、河堤年久失修，粮食歉收时节政府无力赈济灾民，结果饥馑横行，于是各地盗匪蜂起并最终爆发农民起义。由于无力发放军饷，边境防守亦开始崩溃。各地军政大员纷纷拥兵自立，于是朝廷垮台完事。之后各方混战一场，吐故纳新，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朝代循环。（20）
我们之所以罗列这些外国历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的循环性论述，目的是想说明一点：在中国历史上，朝代、政治形式、统一与分裂的阶段性造就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循环性。这已经成为世界史家的一个基本认识。
然而，我们现代人在研究中国历史的循环发展轨迹时，往往侧重于分析循环发生的原因，即仅从一个循环或者一个朝代的末端来总结循环发生的历史原因和教训。很少有人从一个朝代或者一个循环的开端去审视历史未来发展的轨迹。更奇怪的是，在这种不断的循环之中，那些已经明白地昭示属于一个朝代的致命因素往往又完整地被复制或者被遗传到下一个朝代之中而没有人特别注意。如商推翻了夏，又承继了一个夏；汉推翻了秦，却继承了一切的秦；唐推翻了隋，又继承了一切的隋；明推翻了元，而明又复制了一个元；……。我们感叹总结这种简单承继性的困难，更感叹在这种简单的复制循环过程中，夏王姒启、秦始皇嬴政、隋文帝杨坚、元世祖忽必烈以及民国开国总统孙中山的创新的伟大。
金观涛在其《在历史的表象背后》一书中，把这种复制过程称为"修复"。认为中国改朝换代过程中，新朝代之所以能够迅速建立起来，是因为它通过宗法家庭和儒家国家学说两个修复模块使国家得到迅速建立和成长。（21） 事实上，中国社会中，"家"和"国"是同构的，家即国，国即家，是为国家。如孟子所言："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22）《大学》也说：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晋代葛洪在其《抱朴子》一书中更是把人体比喻成为一个国家的结构形态：
一人之身，一国家也。胸腹之位，犹官室也。四肢之列，犹郊境也。骨节之分，犹百官也。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故知治身，则能治国也。夫爱其民所以安其国，养其气所以全其身。民散则国亡，气竭即身死。
宋朝周敦颐之《周子通书.家人睽复无妄》也称：
治天下有本，身之谓也。治天下有则，家之谓也。
治天下观于家，治家观于身而已矣。
历史学家何新也说："在中国，国家实际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庭组织。""中国传统政治乃是家族式管理的延伸和扩大。治国之道被认为是治家之道的扩大。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传统政治家的立身格言；而'天下一家'则是传统政治的理想目标。" （23）清华大学葛兆光教授也说："要了解古代中国的伦理和政治，要理解古代儒家学说，首先就要了解一下'古代中国的家族和仪式'。因为古代中国的伦理和政治中，有很多关于国家的观念和原则，是从家庭、家族这里发展和引申出来的，古代中国的很多国家与政治观念，也与仪式和象征中引申出来的东西有关，而儒家学说呢，其实它的基本原理也是从这种家族观念与仪式中衍生出来的。""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古代中国是由松散的部族联邦构成共同体，由共同体构成大联盟的。从根子上讲，古代人们生活的基础和认同的单位，最初还是家庭和家族，所以很多伦理价值上的观念和维护秩序的制度，都是从家庭、家族、宗族这里引申出来的，其合理性来自人们对于身边的家庭、家族和宗族的认同，并由此渐渐放大，而成为普遍伦理和国家制度的。"（24） 历史学家启良更直接："中国古代对父权的崇拜，用意并不在各个家庭的长幼尊卑的伦理，而在于强调对君权的绝对服从。""讲君权同父权结合在一起，将'国'与'家'同构，是中国文明的一大特色，也是数千年来的专制主义政治最为成功的地方。""'国'与'家'的同构之所以是成功的，就在于此种政治模式所借助的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即血缘亲情。"（25）
总之，儒家思想自辟派以来，讲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这种循环发展学说，在中国不断的改朝换代过程中，得到了验证。
一个新朝代总是从一个突出的个人开始，然后完成一个从"家"到"国"复制过程。其复制程序是：修身（从一人开始）--齐家（首先能够成就和管理好一个家庭）--治国（服众，能够作一氏族族长或者方国酋长或者地方诸侯）--平天下（实现宇内混一，统一众生）。其扩大化复制所含带的重要组织"基因"就是：家庭伦理、道德礼仪、家长模式，即血缘伦理关系。于是，一个新生的国家，就像一个家庭一样，被"家长"统领着，有好的家长，这个家就兴旺发达，多子多孙，财富增长；否则，倒霉无助，凋敝败没。因此，我们的历史朝代，总是从最低级的家庭模式中产生，然后在高级的国家形态上破灭。历史上，碰上几个伟大的人物，国家强盛，文明发达；碰上几个昏君及其周围的乱臣贼子，国家就在无助中凋敝而破败。历史又从原始的家庭开始，完成另一个诞生、成长和破灭过程。这才是中国历史循环发展的实质。
当然，这是看问题的一方面，中国几千年的"修齐治平"发展模式隐含着人类历史的循环发展规律，但是，另一方面，它所提倡的"天下国家"观念和中国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思想是中国文明特别于西方的核心的东西。自"普天之下"提出以来，"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26） "天下""一统"一直是中国文明的主题。在最近，中国"天下""一统"最强烈的声音来自电影《英雄》。一般人，只是看到了电影里的唯美画面，欣赏到了明星们的精湛演技，感受到了动人的刺秦故事，但是很少有人悟出影片所揭示的"天下""一统"观，听到影片中"天下一统"的呐喊。战略家、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不可不看。
"天下"等于"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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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页。
（2）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三联书店，1994年第一版，第160页。
（3）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三联书店，1994年第一版，第84页。
（4）启良，《中国文明史》，下册，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第194页。
（5）柏杨，《中国人史纲》，上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帝94页。
（6） 金观涛、刘青峰等，《问题与方法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页。
（7）转引自武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92页。
（8）转引自武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96-797页。
（9）启良，《中国文明史》，下册，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第119页。
（10） 见自“新语丝文库（www.xys.org）”网文，原载《学说中国》，1999年第5期，江西教育出版社。
（11）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十卷（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第267-268页。
（12）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十卷（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第228页。
（13）萧一山，《清代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54-56页。
（14）转引自何新《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时事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20页。
（15）《吕氏春秋.有始览》。
（16）《读通鉴论.卷22》。
（17）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3页。
（18）亨.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乐爱国等译，学苑出版社，1998年北京第一版，第103页。
（19）斯塔夫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等译，下册，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第71-72页。
（20）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83-84页。
（21）参见金观涛，《在历史的表象后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二版，第4章。
（22）《孟子.离娄上》。
（23）何新，《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时事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101、212页。
（24）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28、51页。
（25） 启良，《中国文明史》，上册，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第81页。
（26）《汉书.董仲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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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