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党政治时代，按照西历记述，在西历1912年-西历2003年期间，在黄帝创世纪后的中历第65世纪时期。可以预见，中国政党政治还将在中历第66世纪甚至更多的世纪里影响中国历史的发展。
一、朋党政治
党，在西周古代，最初是指乡里的基层组织，有五族为党或者五百家为党的说法。后来，"党"在此基础上逐步演变成为亲族姻戚或意气相同的朋辈。至战国时期，"朋党"逐步形成。故此，在政党政治产生之前，秦汉以后，中国政治在皇权之下，往往含有一种朋党政治。
所谓朋党，就是为争权夺利，排斥异己而结合在一起的政治或者利益集团。但它没有统一的共同的政治纲领，朋党之间靠一种义气、师徒关系、亲属关系、利益关系或者相同的政治观念集合在一起。在世袭政治时代，朋党只有与皇权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有所作为的政治或者利益集团。不言而喻，皇帝的亲属集团是帝王世袭政治时期最大的朋党。其他外姓或者外族或者中层士官构成一个个小朋党。对于统治者来说，朋党是非法的。正如韩非所说："朋党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于重人也。""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大臣挟愚污之人，上与之欺主，下与之收利侵渔，朋党比周，相与一口，惑主败法，以乱士民，使国家危削……。"(1) 朋党比周成为一种罪恶，朋党简直就是一种奸邪。尽管如此，朋党在世袭社会中不能不存在。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上层政治即国家最大的朋党--皇族集团或者皇帝相互利用若干小朋党以渔其利、并控制国家大势的局面。
在历史上，朋党政治自古有之。但在士大夫政治比较浓厚的北宋时代最盛，因而也在这个时期产生了朋党之间的激烈竞争。新旧朋党之间，随皇帝或太后的更替而轮流执政：宋神宗（熙宁、元丰，1068-1085）时，新党王安石、吕惠卿、章惇、蔡确执政；高太后（元佑，1086-1094）时，旧党司马光、范纯仁、吕大防执政；宋哲宗亲政以后（绍圣、元符，1095-1100）， 新党章惇、曾布、蔡卞执政；向太后时期（建中靖国，1101-1102），旧党韩忠彦执政；宋徽宗亲政以后（崇宁以后，1102-1125），新党曾布、蔡京执政。在朋党竞争执政的同时，关于朋党的观念争辩也异常激烈，最终引出了欧阳修著名的《朋党论》。
西历1036年（宋仁宗景佑三年），北宋吏部侍郎范仲淹认为皇帝近臣均决于宰相，不利进贤退邪，说："官人之法，人主当知其迟速升降之序，进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这触怒了宰相吕夷简。吕夷简于是攻击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 (2)范仲淹被贬饶州知州，时任镇南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的欧阳修，因作《与商司谏书》为范仲淹辩护，也贬为夷陵令。
西历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吕夷简罢相，欧阳修进为太常丞、并知谏院，韩琦、范仲淹同进为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于是，范仲淹实施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思信、重命令等十项新政，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于是，欧阳修作《朋党论》，以洗吕夷简强加的"荐引朋党"的罪名，昭明朋党之新义。全文如下：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也。
尧之时，小人共工、欢兜等4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16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22人，并立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22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3000，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也，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3000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也。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咸投之黄河，曰："此背清流，可透浊流。"而唐遂亡也。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22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22臣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3000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也。(3)
欧阳修这篇著名的政论文章，为"朋党"作了革命性的创意，提出了朋党有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人君要善于分辨；君主要黜退小人之朋，进用君子之朋，才能国家兴盛，天下才能大治。显然，那时的士大夫朋党，仅仅是皇权之下志趣或利益相同的松散集团，仅仅在于皇权之下的志趣或者利益层面，不能超越皇权建立自己的政治主张，建立真正的政治组织。也正是这个原因，中国政党政治只有在推翻皇权之后才能出现。
二、外国政党政治
政党，通常是指代表某一阶级、阶层或者集团的利益，并为之斗争的政治组织。列宁说："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4) "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 (5)毛泽东也曾说："政党就是一种社会，是一种政治的社会。政治社会的第一类就是党派。党是阶级的组织。"(6)
现代政党组织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由成员、组织和政纲组成，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外国最早的政党当是英国17世纪70年代在议会中产生的辉格党和托利党。最初英国政府内阁由英王在两党中选若干人组成。到英王乔治一世时期，专门指定辉格党组成政府，这就是一党组阁的最早先例。后来演变成为只有法西斯国家和极端民族主义国家实行一党制。前者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等国；后者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取得独立的非洲多数、亚洲少数和拉丁美洲少数国家。
英国政党政治演变到后来，转变为由议会下院选举产生的具有多数席位的政党领袖组阁，这就是两党制的雏形。西历1832年，英国议会通过《选举改革法》，扩大选举范围，政党也迅速从议会内的组织扩展成为全国性的组织。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自由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的政治局面。1800年，共和党在与民主党的总统竞选中获得成功，标志着美国也走上两党制政治的道路。到今天，已形成一个典型的三权分立制度下的两党制。后来，两党制逐渐被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采用。
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多党制度，是政党政治的第三种形式。采用的国家主要有西欧、北欧、墨西哥、印度、日本等国。在党派林立国家中，有的采取几个政党联合执政形式，如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瑞士等国；有的采取占绝对优势的政党单独执政或主要执政的形式，如日本、印度、墨西哥等国。
三、中国政党政治
中国政党的产生，起源于西历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组织的兴中会，比英国政党的出现晚了200多年。1905年兴中会联合华兴会和光复会组成了中国第一个政治党派--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为"总理"。同盟会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提出了民族、民权和民生三民主义学说。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了著名的武昌起义取得成功，依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2曰29日孙中山在南京被17个省的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结束了中国3966年的帝王世袭政治制度，中国从此进入了政党政治时期。此后，1912年3月11日中华民国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8月中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孙中山任理事长，12月28日组成临时参议院。
袁世凯窃国以后，中国政党政治遭到沉重打击。1912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国家陷入了军阀控政局面。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将部分国民党员改组为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又正式改组成为中国国民党。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成为中国政府的执政党，尽管初期受到袁世凯的破坏，但是，这种政治形式毕竟在中国生存下来了，这就是一个不小的成功。1912年清朝的灭亡和中华民国的诞生，"标志着按照传统方式改朝换代的终结，是摆脱君主制的永久性变革。"可惜而且非常遗憾的是，由于中国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幼稚，以及其创始人和继承人深受中国传统朋党政治的影响，始终摆脱不了中国传统人治思想的桎梏，政党统治仍然依靠领导者个人的威望，而法律地位始终树立不起来。于是，中国政党政治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必要的法律支持，法律成为摆设，需用时就搬出来，不用时就束之高阁。所以，中国的政党政治的创始是很不成功的。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总结所说：
蒋介石的一党制的独裁政府阻止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此，反对党党派不可能通过法律手段坚持自己的权利；革命才是唯一的选择。最后，国民党未能发展起能赢得人民支持的思想。(7)
中国国民党给中国政党政治留下了什么？有四点是值得认真总结的。
第一、政治统治思想不是来源于最高法律，而是来自个人的政治学说或者理论。国民党的统治思想主要来源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然而一种理论任何人都可以依据自己的出发点来解释一通，结果是思想难于统一，而用来"固定"国家政治思想的法律则成了一纸空文。
第二、革命取得成功后，国家初期没有统一的军队。1928年蒋氏军事集团取得胜利，削弱军阀势力后，实行军队党化政策，后来又没有及时还军于政府。
第三、国家最高领导人就是党首。而党首是由政党内部有限选举（有时甚至是上任指定，下任继承）产生的。所以，中国政党政治，实际就是一种权威政治，不同于民选政治。
第四、政党权力超越一切。党首集政党控制权、国家政治权、军权、法权于一身，甚至掌握着一切监督权力，极端地说党首有时就是中国古代皇帝的现代身份。
由于国民党政党政治有此弊病，共产党1921年成立以后，就致力于改组国民党。很显然，这种努力没有取得成功，而是遭到屠杀而失败。于是，共产党走上了反对政党独裁的武装斗争的道路。
孙中山于1925年逝世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国民革命取得了北伐的胜利，国民党政府从北洋军阀手中夺回了政权，结束了军阀霸政的状态。这个时刻，是中国政党政治，在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基础上，走向多党政治的绝好时机，但蒋介石选择了独裁。中国又一次陷入了混乱和危机：军阀残余势力依然存在，外国势力干涉逐步加强，国民党政府无力控制局面，结果给残暴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提供大举入侵的机会。
1927年8月共产党也正式成立了自己的军队。在毛泽东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指引下，与国民党的军队，展开了国家内部党际军队之间的空前的持久的战争，这在世界政党政治史上恐怕也是罕见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迎来了第二次走向多党政治的绝好时机，然而在美国等国的"鼓励"下，蒋介石又一次选择了独裁，致使中国走进了大规模的内战时期，结果是民国立国37年后，中国又出现了一次朝代更替--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外国人在编写世界历史时，往往认为"毛泽东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8)说1949年10月1日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是西方人从其一贯的反共角度得出的结论。事实上，在几千年中华文明史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只不过是政党政治时代，执政党的更替而已（由于没有政党合作，这种更替是通过战争来实现的）。中国历史要在世界历史上形成一个真正意义的转折点，要等到未来某个时刻、某个事件的诞生，这个时刻、这个事件将彻底证明，一个代表东方文明的真正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大国的出现。
共产党建立自己的政权以后，统治思想从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经过毛泽东思想，发展到邓小平理论。中国政党政治发展到今天，由于中国大陆和台湾所选择的国家政治制度、统治学说各不相同，因此各自拥军自立，国家仍然处于分裂状态。但是，诚如江泽民主席所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他的革命精神，与一切忠于他的事业的人共同努力，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打败了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始终把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视为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 (9)所以，从这个角度说，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属于同一个时代的延续，可统称为"中国政党政治时代"。
中国现在正处在人治与法治之间的权威政治阶段。就像政论家何新所指出的，所谓权威政治制度，就是"围绕一位或数位权威领袖做出最高、最终决策"的政治制度。中国政党政治的未来，将怎么样发展呢？他说：
法制和政治民主制度的形成，需要历史、经济、文化的相关条件，需要一个长期发育的过程。因此，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仍需要政治权威，需要决策权力的相对集中。否则难以保持国家统一。
中央必须有一个承担责任的权威中心，必须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权力结构和支持权威核心的政治基础。权威制度仍所需要，由人治向治制的过渡需要稳步进行。(10)
邓小平也曾说：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11)
但是，同时他又明确指出了"邦之杌陧，曰由一人"的坏处：
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12)
这是具有深刻意味的。从过去的发展过程看，我们的权威总是在一连串的政策失误，导致失败，引起动乱以后，才能找到。真有点乱世出英雄的味道。这个事实，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一个权威形成以后，不能永远是权威，应当有一个新陈代谢过程；新的权威的产生，应当在权威本身的自觉更新中产生，不应该"乱世找英雄"。否则，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的动乱中爬行，未来的过程既是缓慢的，也容易成为国家不稳定的潜在因素。
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在中国出现一个权威政治时代，那是现代政党政治和中国古代朋党政治相结合的特殊产物。萧一山先生曾说，在1912年以前，欧美各国有政党无朋党，中国则有朋党无政党。依此，我们可以说，1912年以后，中国是既有朋党又有政党。这就引出一个特别的权威政治时代来。不过，尽管中国的权威政治形态有这样那样的不足，让中国亿众欣慰的是，世袭政治没了，国家独立了，通过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改革开放政策，人民对建立和平、自由、民主、富裕的美好国家又升起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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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韩非子.孤愤》。
(2)《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
(3) 《欧阳修全集》。
(4) 《列宁全集》，第4卷，第370页。
(5) 《列宁全集》，第1卷，第660页。
(6)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5页。
(7)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世界通史(下)》，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647-648页。
(8) 斯塔夫里阿诺斯，《世界通史》，下册，吴象婴等译，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803页。
(9) 江泽民，《在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10月9日。
(10) 何新，《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上册，第180、181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第310页。
(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第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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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