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礼法监四者，德为道家信用，礼为儒家仁礼，法为法家法治，监即监察举措。
春秋以后，到战国时期，统治阶级加强对人们思想和行为控制的工具分为四个部分：一部分是由不完全的周礼演变成系统的儒礼，一部分是由隐秘的刑令变成公开的成文法，一部分就是提倡"无为"、主张自我约束的道德信用，还有一部分是皇权控制下的监察体系。在中国历史上，伴随统治阶级思想的主要就是此四者。历朝历代统治者，忽而重礼，忽而重法，忽而又重德，或者力举监察，在四者之间构成了统治者加强其统治的政治精髓。
《吕氏春秋》说："德也者，万民之宰也"，"圣人形德乎己，而四方咸饬乎仁" 。（1）后来布信、施仁便成为中国道德政治传统的主要内容。但最终，因为"德"主要强调个人的操守和修养，而面对社会大众的信用、仁德便逐步融合到了其它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之中去了，因而"德"往往是一个不见于形的空泛概念。但是，在中国文化的底蕴之中，"德"始终是第一位的。"德"是礼、法、监三者的总纲，又根置于三者之中。
由于中国在八帝时期，实行的是原始的民主政治，而民主是与法分不开的。因此，法比礼，在中国要早出现，法在八帝时期已经存在了，而礼在商周之际才系统产生，周代才形成制度体系，至战国时期才至臻完善。而德则自古有之，它融于远古圣人的思想和行为之中。将其升华为一种理论，则要归功于孔子和老子。不过，孔子的德是要人们遵从严格的人际秩序，而老子的德则主张无争而无为，以信用为上。
礼，笼统地说，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子产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2） 认为礼是人的行为规范。孔子提出"齐之以礼"，要求人的言行符合周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3）荀子也认为，"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4） 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把礼进行了系统阐述，直接提出了"礼治"的思想主张。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5）认为，用政令和刑法治国不如用德和礼治国，要求统治者以"礼"节制人的情欲，约束人的行为，使人安于名位，维护贵族等级秩序。这种德礼治国和齐家一致的理论，及孔子儒礼理论的确立，成了中国"家天下"的政治形式得以"长治久安"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把治国和齐家融合一起，提出了"仁"和"礼"学说，教人们"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尊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严格秩序。
隋朝初年，太子少保兼纳言苏威对隋文帝杨坚说："臣先人每诫臣云：'唯读《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何用多为！'"（6） 集儒礼思想于一身的《论语》，被北宋初年的宰相赵普视为政治天书，他曾对宋太宗赵光义说："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治天下。"可见儒礼对立身治国，在世袭政治时代是何等重要！
任何事物都有其正反面，儒礼道德也不例外。关于这一点，许倬云先生分析得比较清楚："礼仪的系统化与制度化，一方面意味着一个统治阶层的权力已由使用武力作强制性的统治，逐步演变到以合法的地位的象征。另一方面，规整的礼仪也代表统治阶层内部秩序的固定，使成员间的权利与义务有明白可知的规律可以遵循，减少了内部的竞争与冲突，增加了统治阶层本身的稳定性。相对的，统治阶层也为了安定而牺牲其灵活适应的能力。"（7） 一方面，长期的分裂征战，礼仪道德丧失，社会需要更为残酷的战争整肃，然后依靠道德礼仪和法律重整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规范、烦琐、无有法律支撑的礼仪道德，在新生社会秩序中，由于利益的作用，又漫漫地被侵蚀掉，社会又重现危机。这是中国历史社会的一个根本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道德礼仪与法制之间的关系，因而中国总是反复出现相同的社会危机。
在中国世袭政治制度下，皇权高于一切。因此，法也不能例外地被置于皇权之下。但说起其历史来，又可谓历史悠久。帝禹时就有"禹刑"；夏有"政典"、"常刑"、"常宪"；商有"汤刑"、"殷彝"、"先王成宪"；周有"九刑"、"吕刑"、"文王文彝训"等。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具有法律效力的"诰"、"誓"、"令"等。但在春秋以前，中国的刑律是不公布的，对当时的平民，什么时候用什么刑，完全由贵族临时决定，这种"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8）的历史局面，到了春秋末年，随着周王室衰微、公室卑弱、大夫专政以及大夫之间的兼并而有所打破。
法，真正从贵族手中走向公众，是郑国政治家子产的功绩。西历前536年（郑简公30年），子产"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将贵族阶级的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加以公布。这个改革，使贵族阶级的习惯法，因铸刑书而成为成文法，使公众了解具体法律内容。这在中国法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此变革，列国称法变革者，不断出现。仅在战国时期，继子产之后，李悝、邹忌、申不害、商鞅、韩非等理论与实践并举，法治成就斐然，强国迭起。
魏国李悝"撰次诸国法"，编成一部《法经》。分"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和"具法"六篇。开中国法典之先河。
齐国邹忌推行法家的"谨修法律而督奸吏"的政策，惩办"田野不辟，民贫苦"，却贿赂国王左右的阿大夫和欺骗国君的官吏，使齐国"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9）
韩国在西历前354年任申不害为相，他认为"法者，因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10） 主张"明法正义"，"任法而不任智。"（11） 并努力实践他的法治思想，虽国家强大不如魏、齐、秦等国，但使狭小的韩国，居战国七雄而有其一。
秦国在西历前356年和西历前350年任用商鞅两次变法而得大治，集中反映商鞅一系列新的法治观念和治国思想的《商君书》，其生产的影响是震古烁今的。《商君书》和另一部法学著作《韩非子》，成为横贯古今的中国法治思想的两座丰碑。《商君书》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主要在于推行法治。明确提出，"任法而国治也。"（《商君书.慎法》）而法治之要，在于"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时。"（《商君书.更法》）阐述了其变法论的基本实质。略出于后，以法治为其主要内容的《韩非子》，则在立法、执法两方面，则具有更大的进步。
特别是，《商君书》和《韩非子》二书明确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更是难能可贵的。《商君书.修权》说：
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
韩非也说：
以法治国，举措而已也。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12）
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疏贱必赏，近爱必诛，则疏贱者不怠，而近爱者不骄也。（13）
但是，韩非在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同时，又主张君权至上，并且法治限于赏罚，这样，他的理论缺陷，又限制了其先进的法治理论的推行。所以，尽管其影响致深，但在中国始终没有形成为正统思想，这既是韩非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政治悲哀。
除了《商君书》和《韩非子》，《管子》的法治思想也是具有相当重要地位的。《管子》上说：
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刑杀毋赦，则民不偷于为善；爵禄毋假，则下不乱于上。三者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其馀不强而治也。（14）
尧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15）
自夏至清，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就是"家天下"的帝王，帝王集国家权力和民众的生杀大权于一身。但是，不管帝王权力是如何的大，终究不能操守一切，明了一切。于是，置监举错就被统治者重视起来。但首创监察制度的恐怕应该是黄帝，据《史记》记载，他曾"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管子也曾说：
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于朝，而备诉讼也；汤有总街之庭，以观民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囿，而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16）
《吕氏春秋.不苟论》也有类似记载：
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革召 。
可见，设置监察制度在中国也是一个很早的事情，它在黄帝始建国家体系时就有了。这与当时的帝位"禅让"制度是相对应的，这也进一步印证了黄帝建立国家体系时期相关制度的建立情况。到了西周时期，有专门掌管纠察的官职"司寇"。到秦朝时期，主掌监察事务的"御史大夫"成为仅次于丞相的中央最高长官。在其下的"侍御史"或者给事殿中，或者举劾非法，或者督察郡县，或者奉使外出执行指定任务。到西汉时期，改为"大司空"，置机构御史府，东汉时称为御史台，成为正式的监察机关，长官称为"御史中丞"。后来，历代沿袭，直至明初，才改为都察院，其长官为左右都御史，其下还设副都御史、佥都御史。地方分十三道，每道又置监察御史，巡察州县，考察官吏。至清雍正元年（1723年）将"六科给事中"并一，称为"科道"，把它建成为最高监察、弹劾及建议机关。
其中，"给事中"是始置于秦的备顾问应对、讨论政事的官职，到明初的洪武六年（1408年），政府机构分为吏、户、礼、兵、刑、工等六科，各科分置给事中官职，因此称为"六科给事中"，以辅助皇帝处理奏章，稽察驳正六部之违误。1723年才并入都察院。
监察御史的工作，在唐代分察很细。《新唐书.百官志》记载，监察御史共计分察六事：
其一，察官人善恶；其二，察户口流散，籍帐隐没，赋役不均；其三，察农桑不勤，仓库减耗；其四，察妖猾盗贼，不事生业，为私蠹害；其五，察德行孝悌，茂才异等，藏器晦迹，应时用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纵暴，贫弱冤苦不能自申者。
后来，监察御史兼察尚书省六部，宋朝沿袭。
在地方，唐朝仿汉制"刺史"之职设立"按察使"，以巡各道，考核吏治。711年（景云二年）分置十道按察使，成为常设官员。732年改为采访使，758年又改为观察处置使。宋变为提刑使，稍有质变。1199年金改回按察使，元代改为肃政廉访使，明又改为按察使，直至清末为"提法使"，即臬司或臬台。
总之，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监察机构及其监察官员的存在，确实对加强帝王的专制统治起到了"防蠹"作用。但是，各级监察机构的设置都是在皇权控制之下，其本质不是为民众服务的，而是统治者的耳目而已，因而，其所谓作用是向下的，对其统治者就无所谓"防"，更无所谓"监"了。所以，各级监察机构和监察制度往往都流于形式，这就是世袭政治的固有缺陷。不过，大凡重视监察及其实效的统治者，往往都能兴国家之力，振弱而强。
败亡之国，大都无监察也。
——————————
（1） 《吕氏春秋.季秋季.精通》。
（2）《左传.昭公25年》。
（3 《论语.颜渊》。
（4） 《荀子.修身》。
（5）《论语.为政》。
（6） 《资治通鉴卷.第175卷.陈纪九》。
（7） 许倬云，《西周史》，三联书店，2001年第一版，第172页。
（8）《礼记.曲礼上》。
（9）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10）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11） 《太平御览.卷638》引《申子》。
（12） 《韩非子.有度》。
（13） 《韩非子.主道》。
（14） 《管子.法禁第十四》。
（15） 《管子.任法第四十五》。
（16） 《管子.桓公问》。
**********************************
作者：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