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偏无私，王道荡荡"。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中的《洪范》篇所说的。然而，中国自有世袭以来，"贪人败类"者屡出不绝。故古人屡劝："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1），"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2） ，"百官好利而无耻，国亡" （3），然每朝每代并未能吸取这些教训，英明之主都只能救世一时一世，不能利及万代。遍观中国历史，为政亡身者，多以贪欲为念；治国害民者，多以贪腐为欲；坐王败国者，也多以害贤为始，以失德、废礼、烂法、失察拒谏为继，以贪污腐败致乱，以农民起义为标志，最终亡国。
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说：
治理人类不要用极端的方法；我们对于自然所给予我们的领导人类的手段，应该谨慎地使用。如果我们研究人类所以腐败的一切原因的话，我们便会看到，这是因为对罪犯不加处罚，而不是因为刑罚的宽和。……如果一个国家，刑罚并不能使人产生羞耻之心的话，那就是由于暴政的结果，暴政对恶棍和正直的人使用相同的刑罚。……如果有一个国家，那里的人所以不敢犯法纯粹是因为惧怕残酷的刑罚的话，我们也可以肯定，这主要是由于政府的暴厌，对轻微的过错使用了残酷的刑罚。
有两种腐化，一种是由于人民不遵守纪律，另一种是人民被法律腐化了。被法律腐化是一种无可救药的弊端，因为这个弊端就存在于矫正方法本身中。……在一个共和国里，如果奢侈之风已经树立了，人心也就随着转向私人利益。……一个被奢华腐蚀了的灵魂，它的欲望是很多的，它很快就成为拘束它的法律的敌人。（4）
孟德斯鸠的话，从法理角度说明了一个国家因暴政、腐化而衰亡的原因。中国历朝历代的衰亡过程完全可以作为孟氏理论的有力佐证材料。
中国第一个世袭政治朝代--夏朝的灭亡，就像它的开国那样很具有代表性。《史记.夏本纪》记载：
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桀谓人曰："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
此记录说明，夏朝末年，夏桀囚贤败法，失德而伤百姓，以致诸侯纷纷背叛，最后在商汤革命中战败而亡，国家工具已经不堪一用。可见，夏朝灭亡非夏桀"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乃是因为夏朝自腐太深。对此,《吕氏春秋》也有明确的记述：
桀迷惑于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5） 。
夏王无道，暴虐百姓，穷其父兄，耻其功臣，轻其贤良，弃义听谗，众庶咸怨，守法之臣，自归于商。（6）
如此夏国，如何不灭？
商朝的灭亡与夏朝如出一般。到商朝末年，纣王害贤能而囚西伯、商容；废礼德而男女裸逐；烂法刑而兴炮烙、醢脯；拒谏监而剖比干去微子；信谗言而重费中、恶来；图享乐而厚赋税、嬖妇人，"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周武王发现，殷商"谗慝胜良"、"贤者出走"和"百姓不敢诽怨"以后，遂檄商王曰："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斫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作威杀戮，毒痡四海。崇信奸回，放黜师保，屏弃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7） 于是，武王与太公选车三百、虎贲三千伐纣，结果商纣兵败赴火而死，商朝灭亡。取而代之的周武王总结说："商王大乱，沉于酒德，辟远箕子，爰近姑与息，妲己为政，赏罚无方，不用法式，杀三不辜，民不大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国。"（8）
周朝又如何呢？她实际上在西周末年周平王迁都以前就灭亡了，历史上的东周，实际仅是一春秋、战国时期的一诸侯而已。西周一统300余年，"成康盛世"之后，"昭王之时，王道微缺。"到西周第五代国王周穆王时，"王道衰微"。到第七代国王周懿王时，"王道遂衰"。此时西周已走过200多年。周穆王时，制《甫刑》，开始大置惨法，"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第十代国王周厉王拒谏，"好专利，芮良夫谏而不入，退赋桑柔之诗以讽，言是大风也，必将有隧；是贪民也，必将败其类。"（9） 其诗曰：
大风有隧，贪人败类。
听言则对，诵言如醉。
匪用其良，覆俾我悖。（10）
周厉王不听芮良夫、邵公之言，最后"流死于彘"。
西周最后一个国王周幽王更是腐不堪言。他失信于人而戏烽火，贪图享乐而嬖褒姒，任佞邪而用石父。他的太史史伯曾说他"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11） 政治腐败加上西周末年长期的干旱和地震灾害，人民离心，苦不堪言。著名的《诗经.魏风.硕鼠》深刻地描写了西周末年流民的逃亡景象：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三岁贯女，莫肯我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
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最后，申侯（周幽王太子宜臼之母家）联合犬戎，杀周幽王于骊山下，西周遂亡。
秦帝国，由于秦始皇的巨大历史功绩，秦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帝国朝代之一。同时，她也是中国历史上12个大一统朝代中历时最短的朝代，历时仅15年。秦始皇成功的一面，成为后人的榜样，但秦朝悲剧性的结局也成为后世之样板。
秦始皇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抹杀的，但其暴掠性的"牧民"政策也是惨无人道的，是值得批判的。他一生，一次西游三次东游，耗财无数；他赋役繁重，修阿房、筑长城，统一列国之后，人民得不到休养生息，更加灾难深重；他刑罚严酷，急法不赦，人民疲于奔命；他坟书坑儒，大失人心。秦始皇猝死沙丘之后，秦二世篡权，害贤良，杀公子扶苏、大将蒙恬、蒙毅；失礼节，惨戮宗室；酷律法，大肆诛杀；绝进劝，信赵高指鹿为马；役骊山、阿房，使"男子疾耕不足于糟糠，女子纺绩不足于盖形。"（12）
西汉政论家贾谊总结说："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二世"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循；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13） 最终引来陈胜、吴广起义，衰竭而亡。
春秋、战国混乱了500余年，无严刑酷法无以律己，无强力征伐不能统一，然秦统一以后，不能还人道于民，轻赋减刑，优恤众生，故有崩败。岂不悲乎？然后来一统朝代，如晋、隋、元者，不能以史为鉴，重蹈覆辙，诚则更为可悲矣！
汉朝包括西汉和东汉，是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大一统朝代，前后延续了426年。但是，这个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从有"西汉"和"东汉"的划分以及中间还夹一个短暂的"新莽"政权就可以看出。
汉朝从汉武帝开始，虽然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其及后人都并不仅此无它。汉宣帝时，就明确提出了"霸王道杂之" （14）的治国政策。然而，从汉元帝开始，片面推崇儒家，以致政权落于外族之手，导致了王莽篡权。商鞅有句名言：
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15）
这一句话，几乎反映了商鞅的全部治国思想。法是第一位的，并且君臣人人平等。法、信、权三者，不能失其一，失守则危。权独由君出。汉元帝就是偏于"信"，宽于儒礼，懈于法，松于权，故致后世政治演变，大臣篡权。虽然从西汉经"新莽"以至东汉，不失国家的大一统局面，但朝代更替以致引起全国混乱的惨痛教训是深刻的：中国历史证明，仅靠儒礼哲学是行不通的，宽驰必然致乱。必须法、信、权三者并重，并坚持法治第一的思想，国家方才得治。在现代社会，皇权专制取消以后，更应该树立法治的决定性地位。《商君书》就明确提出仁义不足治天下，主张法治。它指出：
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圣人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也。（16）
然而，汉高祖的后代从"新莽"手中夺回政权、延续西汉、建立东汉以后，他们没有深刻反省前汉败国的原因，反而使儒礼理论进一步神化，甚至把儒学与谶纬（17） 并列。而且，法治不得地位，"虽列三公，事归台阁"，逐步走上了宦官专权的邪路。到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18） ；继窦后、梁后专政后，桓帝、灵帝时的宦官盛焰预政；废察举，"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19） ；败司法，私置监狱，逼制或者自拟诏书；贪腐公行，外戚梁冀秉政20余年，累积家财达30余万万，抵得东汉一年租税的四分之三。到桓帝延熹年间，国家已是"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三空"景象。加上西历166年和169年经历两次源自宦官集团的"党锢"事件，汉朝政府机构中的正直官吏和太学生几乎被罗致殆尽，汉朝政权完全落入了少数最贪婪、最残暴、最腐朽的宦官之手，刘氏汉朝的灭亡也就不可避免了。西历184年爆发黄巾大起义，国家陷入内乱，西历220年曹丕称帝，汉朝灭亡。
西晋建国后，开国皇帝司马炎，于西历280年（太康元年），颁布占田法和课田法，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20） 农民粮食除缴田租外，都归他们自己所有，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晋朝在短短十年内就迎来了被誉未"天下无穷人"的小康局面。但是，这仅仅是在社会的中下层。在政权的上层，首先，由于司马炎本人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酒囊饭袋，"老爹和老祖父的恐怖政策把士大夫或杀掉或驱入清谈，没有留下一个政治家或一个稍有才能的干部帮助他治理国家。在任何一个新政权中，开国元勋往往是一代精华，靠才干取得尊荣。只有晋王朝的开国元勋，却是那个时代中最腐败的一群无耻之徒。" （21）接下来，随着世族特权的迅速扩大、宗室诸侯权力的迅速集中、继任皇帝的继续昏庸无能以及皇后预政，最终使西晋政权仅存45年就灭亡了。它是12大一统王朝中，除秦、隋以外的第三个短命的王朝。
晋惠帝（司马衷，291-306年在位）时，贾后专政，外戚谋权，八王谋乱，擅杀大臣，国家法度不存，官吏趁机贪暴，民众又迅速遭殃，社会流民迅速猛增。西历301年张轨任凉州刺史就开始实行割据政策，同年，李特在益州领导流民暴动，于303年便建立起"十六国"中的第一个分裂政权--大成国，后改号"汉"，史称成汉。304年匈奴族刘渊建立汉政权，后改为前赵，汉族刘聪于313年率兵攻陷晋都洛阳，晋怀帝司马炽被虏，晋人立愍帝司马邺与汉苦战5年而降，316年西晋灭亡。
隋朝的产生和灭亡与秦朝很相似，灭亡之兆都源自开国之君。正如唐初政治家魏征所说："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于远也，非一朝一夕。"（22） 西历593年（开皇十三年）隋文帝修仁寿宫，耗资巨大，劳死万人，仅赏钱就愈百万，绵绢三千缎。他为了维护其新政权，严刑滥杀。他图享乐，求奇材异石，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建东都洛阳。好高骛远，不惜民间劳力，大修巨万工程：605年（大业元年）发河南、淮北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发淮南民10余万开邗沟；游江都，揽船工使役8万余人；607年，发丁男百余万修长城；608年征河北百余万人开永济渠等。612-614年，不顾劳役繁重，三征高丽，直接和间接参战者达300至400万人。结果，"百姓穷困，财力具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23） 611年，王薄首先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起义，613年隋文帝亲信杨素之子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反隋，同年杜伏威、辅公祏领导江淮起义，617年窦建德起义军，在乐寿建立政权，自称元乐王，第二年改国号为夏。同年，山西、河东抚慰大使李渊从镇压农民起义转而起兵反隋，率兵攻入隋都长安，拥代王杨侑为皇帝，辟游身江南的隋炀帝为太上皇，李渊以尚书令、大丞相执掌大权，第二年即618年，隋炀帝被宇文化及等缢杀，杨侑被迫让位于李渊，隋朝灭亡。
唐朝的没落，一般认为是起自唐宪宗（李纯，806-820在位）时期的朋党之争。实际上，朋党之争是从宪宗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开始的，其争执内容也是重在取士之道上，虽然被争执两派互为利用，但对唐朝的影响是很难定论的。真正危害唐朝政权的是，稍后以宰相为首的朝廷机关与宦官集团的公开对垒。他们互执大权，操纵国事，皇帝昏庸而不能控制，朝臣无心于政，腐败滋生，社会危机凸现。唐文宗（李昂，807-840年在位）后，皇帝信用宦官而玩物丧志，各级官吏贪贿成风，卖官鬻爵，"自咸通（860年）之后，上自宰辅以及方镇，下至牧伯县令，皆以贿取。"（24） 同时，土地兼并也日趋严重，至唐末期，"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堆之地"，贫富极端分化，社会流民猛增，未逃亡的农民赋税日益沉重，社会基础摇摇欲坠。西历859年（大中十三年）浙东农民裘甫首先发动起义，862年桂州戍兵杀死都将，公推粮料判官庞勋为首领，起兵反唐。857年王仙芝于濮阳聚众起义，875年黄巢率众响应王仙芝起义。黄巢采用流动作战方式，避实击虚，走遍大半个中国，虽然起义于884年失败，但它彻底动摇了唐朝的统治，使之逐步走向了藩镇割据的局面。黄巢起义军将领朱温降唐后，任宣武节度使，盘踞汴州（今河南开封），扩展势力，成为唐末最大的藩镇，受封为梁王。907年，朱温篡夺了皇位，建立梁国，史称后梁。唐朝灭亡。
北宋的灭亡，起因应直接源自王安石变法的中断。1085年，宋神宗去世，年仅10岁的太子赵煦即位，是为宋哲宗，宋英宗（赵曙，1064-1067在位）皇后高氏以太皇太后垂帘执政，她全面废除了新法。8年后（即1093年），高后病故，哲宗亲政，又恢复推行新法。然而，守旧派都是一些鼎鼎大名的人物，如司马光、范仲淹次子范纯仁、苏轼、苏澈、吕公著等等，于是哲宗的主要政事就是在于打击守旧派，而不是集中进行改革。7年以后，年25岁的哲宗也死了，北宋最后的希望破灭了。国家落入了有名的昏君宋徽宗（赵佶，1101-1125年在位）名下，奸臣蔡京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排斥和打击异己，残害贤良，上千人被诬为奸党而遭查处和贬逐。被时人称为"六贼"的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等人，无恶不作，贿赂公行，卖官鬻爵；巧立名目，增税加赋，搜刮民财；大兴土木，另筑宫城和豪华宅第；乱法阻规，宦官代笔诏书。最后，民众无以为生，导致宋江、方腊聚众起义。虽然起义投降失败，但取得"胜利"的奸臣们更加疯狂地盘剥百姓、侵蚀国家了，最终金国于1127年兵入开封，北宋灭亡。
元朝政治腐败起于元文宗图帖穆尔（1328-1333年在位），他与权臣燕铁木儿勾结，毒杀亲兄以后，元朝政治就每况愈下了。到元惠宗妥欢帖睦尔（1333-1368在位）即位后，中书右丞相伯颜代燕铁木儿而起，"独秉国均，专权自恣，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渐有奸谋。"（25） 他对内排斥、打击异己，对外排斥汉人和南人，废除科举，滥发纸币，大肆敛财，使元朝朝政腐败不堪，社会动荡，各省农民和少数民族起义不断。到1340年，元惠宗利用伯颜侄儿脱脱发动政变，清除了伯颜。又以脱脱为中书右丞相，推行新政：恢复科举，进儒臣，倡礼仪，减税赋，政有起色。但是，脱脱终究没有遏止住豪族地主的土地兼并以及财政危机等问题的进一步恶化。1344年黄河暴溢，泛滥严重，1348年黄河再次决口，河水又给肌体腐败的元朝以再一次的沉重打击，全国灾异迭见、饥民遍地，盗贼蜂起，农民和少数民族起义此起彼伏。由于国库空虚，伪钞横行，1351年又更新钞，大行新钞和通宝，结果引来了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1351年韩山童、刘福通聚众于颖州颖上县宣布起义，号红巾军。同年，在蕲州（今湖北浠水），建立"天完"政权。1355年刘福通在亳州建立宋政权，第二年分三路北伐。虽然起义到1363年失败，但元朝政权在起义军的打击下，彻底崩溃了。最后，起于淮西的朱元璋经过东征西讨、南征北战，于1368年占领大都，元朝灭亡。
明朝末期，社会矛盾的激化是从宦官争权夺利和皇族、勋族与官僚地主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开始的，1589年和1601年，皇帝两次赐田藩王就达6万公顷，明神宗（朱翊钧）更是"好货成癖"，广敛钱财；矿使税监横征暴敛，致使1599-1606年间连续发生了武汉、临清、云南、苏州民变，1608年辽东发生兵变。在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异常激烈，东林党与三党（齐党、楚党和浙党）可谓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不识字的宦官魏宗贤，利用控制内朝和监督官僚系统的东厂和锦衣卫，使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斗争更加天昏地黑、腥风血雨。党派斗争严重破坏了明朝的统治机构及其职能。在万历期间进行的三大战役（1592年宁夏之役、1593年播州之役、1593-1599年抗倭援朝），耗费白银超过1000万两，致使国家财政空虚。于是，明朝政权分别于1618年、1637年和1639年为筹军饷，对付清军和农民起义军，三次增税加赋，民众苦不堪言。与此同时，贪腐蠹害仍然在不断地腐蚀着明朝的政治肌体。
西历1385年，开国皇帝朱元璋，在考核全国前来朝觐的4117名布、按、府、州、县各级官吏后，得出"不称职者十之一，而门茸者亦共得十之一"（26） 的结论，虽有20%无用，可还是有80%好官。过了80年后，到明宪宗（朱见深）成化年间（1485-1487），皇帝再次考核前来朝觐的各级官吏时，发现真正廉洁为政的只有浙江嘉兴知府杨继宗一人了 （27）。此时，明朝朝廷已经是贪污和贿赂成风，"大吏恣肆，小吏贪残，小民怨咎，四方赂遗。"到嘉靖帝(朱厚火思，1522-1566年在位)时，天下已是"以官而得富，还以富而市官" （28）。嘉靖年间长期把持朝政的奸相严嵩，仅贪污边防军饷每年就达180万至300万两，占到国家拨付军饷的六成。他掌权20余年，公开卖官鬻爵，共计搜刮"黄金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他珍宝服玩所值又数百万。"（29） 官场的勾心斗角和各级官吏的贪污腐败，加上政府赋税的不断增加，弄得民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终于在1628年广泛而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陕北农民起义爆发了，起义军不断扩大，经过16年的斗争，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于1644年率兵攻入明都北京，明朝灭亡。正如李自成在其即位诏和檄文中所说：
粤稽往代，爰知得失之由；鉴往识今，每知治忽之故。兹尔明朝，久席太宁，侵弛纲纪。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赂通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闾左之脂膏殆尽。肆昊天聿穷乎人爱，致逃民爰苦于祲灾。
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痛。
世袭政权的灭亡是一个客观历史规律，终观整个中国历史，每个世袭朝代的灭亡都遵循一个固定的程式：
贤士和能人不进--德礼和法监不存--贪污和腐败成风--农民革命改朝换代。
这个循环模式恰如荀子"始则终，终则始，若环之无端。" （30）在循环之后半截，首先，皇帝昏庸无能、宦官专权、愚污塞政，以至贤良不进；其后，仁礼不存、酷法滥刑、政以贿成，以致德礼湮灭；其后，视听阻塞、亏公肥私，以致法监失用；其后，豪族兼并土地、官吏横征暴敛，以致贪腐成风，而民不聊生、流民四起；最后，农民大起义严重打击其腐朽统治、新势力建立新皇朝。韩非曾很形象地描述过国家衰危的演变过程。他说：
治辩之功制于近习，精洁之行决于毁誉，则修智之吏废，则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决智行，不以叁伍审罪过，而听左右近习之言，则无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处官矣。…大臣挟愚污之人，上与之欺主，下与之收利侵渔，朋党比周，相与一口，惑主败法，以乱士民，使国家危削。（31）
再者，在中国传统人治思想和宗法政治体制下，为官贪欲和伪诈的阴柔功夫也足以腐化任何一个兴旺发达的时代。生在三国时代的著名思想家阮籍曾有深刻的揭露。他说：大凡为官者，多"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坐制礼法，束缚下民，假廉以成贪，内险而外仁，罪至不悔过，幸遇则自矜。"（32） 对中国官场险恶的深刻刻画真是入木九分。
我们说所有的大一统朝代的衰亡都起因于贪污腐败。但这只是直接的表面原因，最根本的深层原因在于世袭专制体制本身。"中国专制政体下的帝王，是世界上危险感最大的人（事实上，是每级官员都在防着他的下级有一天会谋取他的位置--引者），对野心家的恐惧心理，助长一种对中国伤害最大的贪污行为。贪污在中国数千年不能绝迹，而在大黑暗时代尤其无孔不入，原因之一就是帝王有意培养它，当愤怒的人群纷纷控告某一有权人物贪污暴虐时，帝王往往的暗自高兴，认为手握大权的人一旦把注意力用在贪污上，他就再不会有坐金銮殿那种野心。英明的玄烨大帝，就公开承认，绝对不贪污的官员根本没有。以贪污为中心的官员们的结合，形成一个只有中国才有，而其他各国所无的'官场'和官场特有的意识形态，在官场中，以善颂善祷和不负责任为第一要务，这些跟西洋近代文化，尤其跟自然科学工业以及军备业务，不能并存。日本却在一开始就肃清了贪污，建立起来一个非常有效率的文官制度，这是重要的分野。"（33）
所以，在世袭专制体制下，"一旦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强大起来，同时也就意味着盛极而衰不可避免。其内在的原因大致是：一，君权的强大，同时意味着其否定性的因素减少。但是，君主必在歌舞升平中沉面于酒色淫乐而疏于朝政。二，权力过分集中于皇帝手里，但皇帝又不可能事必躬亲，他只有将大小政务委托给亲近之人，或宦官或外戚。三，大一统的国家只有靠武力维持整个社会秩序，特别是对于距京城遥远的地区，必须派武将把守，同时委之以军政大权。然而这些人由于距京城远，皇帝鞭长莫及，所以又最容易坐大，甚或反叛朝廷。四，大一统的王朝建立之初，功臣对于治国安邦作用甚大，皇帝对他们也较器重。而且，这些人大多是有真才实学的。他们的社会地位之获得，或靠自己的功绩，或靠自己的才能，而勿需出卖人格，亦不必仅靠勾心斗角而获利。而一旦过了几十年的发展之后，老臣们或死或退，而新的官僚队伍因其前途全靠皇恩，故而也就形成了整个官场的伪善之风，得势的也大多只能是小人。他们欺上瞒下，循私舞弊，结党营私，陷害忠良，甚或不把皇帝放在眼里。"（34） 从此以后，国家也就不可避免地转向，走向衰亡了。
清朝灭亡的过程除了同样遵循以上规律外，有一点不同。以前，我们说过，西历1796年既是清朝从强盛走向衰亡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对外关系史的重要转折点。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后，清朝不但要对付因反对其腐朽统治而起的各地农民起义，而且还要对付西方列强不断升级的侵略。后清政权在1796年后，就是在这种内外交困中走向灭亡的。
表5-1 后清政权的内外交困
内部危机 外部侵略
1、1795年湘黔苗民起义
2、1796年川楚陕白莲教起义，苗民再起义
3、1796-1811年，东南海盗之乱
4、1801年湘黔苗民三起义
5、1802年广东博罗、永安农民起义
6、1806-1807年陕西地方两次兵变
7、1813年京畿及直豫鲁天理教起义、
陕西伐木工起义
8、1814年河南捻军起义，江西天地会起义
9、1817-1818年云南临安民变
10、1831年湘西瑶族起义
11、1835年山西先天教起义
12、1851-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
13、1885年洋务运动
14、1898年戊戌变法
15、1900年义和团运动
16、1911年辛亥革命 1、1805年英国兵船非法驶入广州海口
2、1809年英兵擅闯虎门，公然登陆澳门，并占据澳门东西炮台
3、1816年英国使团向清政府提出割地等无理要求
4、1832年英国商船非法驶入闽、浙、苏、鲁洋面
5、1838-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
6、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
7、1884-1885年中法战争
8、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
9、1900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等八国联军侵略天津、北京等。
后清政权，统治集团腐败，思想极端封闭落后而又夜郎自大，其在内乱不断情况下，遭西方列强的残酷侵略、烧杀抢掠、霸土索银，其惨状旷古未有。据不完全统计，1902年（光绪28年）至1911年（宣统3年）全国各地此伏彼起的民变多达1300余起，平均每两年半发生一次。（35） "从1842年英国强迫中国签订第一个不平等的《南京条约》起，西方列强在1842-1919年间，共迫使中国签订了709个不平等条约。其中英国占163个，日本占153个，沙俄占104个，法国占73个，德国占47个，美国占41个，比利时占26个，葡萄牙占13个，意大利占7个，荷兰占5个，奥地利占5个，西班牙占4个，其它国家占68个。"（36） 世界上只有中国曾同时遭受到几十个国家的非人性的残暴的侵略、蚕食和凌辱。
后清政权与西方列强的斗争，与其说是两种不同技术（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的斗争，不如说是两种不同政治制度（世袭制度和议会制度）的斗争。世袭制度是没落的，是注定要失败的；议会制度是新兴的，是必然会成功的。历史结局就是如此。在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下，东南亚国家很快成为其殖民地，处于边缘地区的日本也被迫放弃了源自中国的世袭集权制度，本身就难逃农民起义打击的后清政权，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也更是无能为力了。于是，在1912年，清政府在辛亥革命的枪炮声中，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
后清皇朝在中华民国成立两个月后，不得不于1912年2月12日向全国颁布"逊位诏书"：
旨朕钦奉
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整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人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陈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义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这份按古制，从右到左竖排的诏书，是不同寻常的。诏书末有11位当朝政府大臣的名字，他们是：
内阁总理大臣 袁世凯
外务大臣 胡帷德
民政大臣 赵秉钧
度支大臣 绍英
学务大臣 唐景崇
陆军大臣 王士珍
海军大臣 谭学衡
司法大臣 沈家本
农工商大臣 熙彦
邮传大臣 梁士贻
理藩大臣 达寿
他们真真成了清朝败亡的直接见证人。当时，即1912年宣统皇帝年仅6岁，所以诏书由垂帘听政的隆裕皇太后（慈禧太后侄女，1868-1913）代为颁布，故为"懿旨"。但是，文本是清末及民国初年著名的教育家、实业家张謇（1853-1926）和洋务派首领张之洞（1837-1909）之幕僚赵凤昌所作。这份仅300余字的诏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份"诏书"，它不但终断了清朝共计267年的国祚，而且还成为中国3966年世袭政治制度的绝妙的"结束语"。
中国世袭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以后，代之而起的，自然是具有西方气息的政党政治制度。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西方列强利用炮舰，扮着海盗，来推销其民主制度，在世界历史上，特别是在亚洲和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页。因此，中华民族至今仍然鄙视西方民主旗帜下的海盗精神，并必将为反对这种野蛮的、非民主的霸权主义作不懈斗争。
纵观清朝败没的整个历史，最初的直接根源仍然是贪腐。清朝从盛世滑向衰弱，开始于乾隆中后期。首先，"乾隆六巡江南，游山玩水，沿途接驾送驾、进贡上奉、大兴土木，豪华与排场空前，麋费特甚。"有此先例，上行下效，引出清朝100余年的不治之症--麋费贪腐。满人阿克当阿任淮关监督10余年，搜刮的民脂民膏不计其数，豪富无敌，人称"阿财神"；1757年云贵总督恒文和云南巡抚郭一裕，在操办进贡金炉过程中，低买高卖，掺杂使假，中饱私囊，案发恒文赐令自尽，郭一裕充军；同年，山东巡抚蒋洲在山西巡抚任上贪污库款，案发蒋洲被诛；随后，连续3任两淮盐政高恒、普福和卢见曾，贪污总额达1000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1/4，案发3人被诛；1781年浙江巡抚王檀望在甘肃任内贪污赈灾粮，牵连官吏60余人，王檀望等22人被诛，涉案陕甘总督靳尔谨和闽浙总督陈祖辉自尽；1782年，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贪污国库，案发二人自尽；1786年，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索贿被诛；1792年浙江巡抚福崧索贿、侵吞公款，案发自尽；在乾隆庇护下的大贪官和坤，当政20余年搜刮的私财--赤金580万两，生沙金200万两，金元宝1000个（每个重100两），元宝银940万两，各地房地产之契约五大箱，当铺75座，银号42座，古玩铺13座，金银器物和古玩字画无数--价值总计约合20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政府20年的财政收入，就连其两个仆人抄没的财产也达700多万两。 "（37）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是对清朝"当官发财"的生动写照。清人梁章钜在其《归田琐记》中记载了讥讽贪官丑行的"贪官十字令"，形象生动，可见当时贪腐风气的盛状。"贪官十字令"者：
一曰：红；
二曰：圆通；
三曰：路路通；
四曰：认识古董；
五曰：不怕大亏空；
六曰：围棋马钓中中；
七曰：梨园子弟殷勤奉；
八曰：衣冠整齐，言语从容；
九曰：主恩宠德，满口好称颂；
十曰：坐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
麋费贪腐已成为后清社会的政治毒瘤，以至于割之不绝，反而在全国蔓延并越演越甚。最终，清朝国势衰弱，礼崩乐坏，奴性和卑贱者成群，汉奸和贪腐者成堆，国家苟延到1911年，彻底灭亡。
成书于18世纪60年代初（正是乾隆盛世时期）的《红楼梦》（庚辰本）第74回贾家三小姐贾探春（叹春，惋惜盛世）有言：我们"这样的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果不其然，乾隆以后，后清在内腐外凌之下，"忽喇喇似大厦倾"，不但把先祖的产业败得四分五裂，最终还丢了天下，一发不可收拾而亡。
历史沉痛的证实，贪污对中国的伤害实在太大了，无数民变兵变，辱国失地，政权覆灭，以及大屠杀大流血，几乎全都是起因于官员贪污，和由贪污而引发的暴虐。（38）
回顾历史，以鉴今世。处身现代的中国人，应该从思想上展开广泛的反思。在全面提升民族素质的基础上，狠批固身已久的民族劣根性，树立法律至上的现代观念，杜绝像历史上地方官贿租澳门、在外族面前汉奸成群、国政奸佞不绝的丑恶一面。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可能有长远的希望。然而，现代中国的现实，在振兴教育、礼乐以及肃贪挖腐等方面，给大众的印象是很不乐观的。刘知几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39） 何新先生在1988年也曾指出："礼崩乐坏"是民族衰亡的先兆。"从历史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必然'郁郁乎文哉'，重视礼仪的建设。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面临衰落，必然礼崩乐坏。""现代社会学的理论，通过对各民族社会的比较研究指出：礼仪、规范、风俗、伦理，并不是一些可有可无的表面文章，而是权威、价值观念与社会制度的符号，是对其成员进行训练，使之学会应当如何进入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教育方式，也是一个社会内部凝聚力的根本所在。"
然而现在，"我们在政治、商业、体育及其他一切活动中，只要能犯规就尽量犯规；只要不被惩罚，我们能偷就偷，能骗就骗，坑蒙拐骗偷，吃喝嫖赌抽，是被崇奉的最高人生之要义。制定法律，是为了逃避；制定规范，是为了骗人；执行政策，是一种战术；请君入瓮，是根本的战略。廉诚致道的君子，我们称作为傻子；本分老实的好人，我们称其为白痴；骗子我们称作圣人，盗贼我们称之为好汉。"（40） 这种境况到21世纪初滥之尤甚，贪污腐化已经成为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不断披露出来的大量贪污腐化案件特别是那些政府高官集团贪腐案件，让那些勤奋工作、正直为人的人寒心多多。明嘉靖（1522-1567）年间右副都御史朱纨有句名言："去外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群盗易，去中国衣冠盗难！"这句话很警人心。
中国循环兴衰的历史，对执政者有一个明确的忠告：即贪腐和暴政必然引来民众的反抗。反抗者要么推翻政府，要么据一隅之地而谋独立，要么避之他国。中国在海外有那么多的华侨，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在历史上避暴政而远走他乡的。一个贪污腐败成群的政府，一个暴虐的国家，要强迫百姓安定、爱国，老百姓显然是不服气的，最终其前途也是短暂的。因为，一个贪腐、暴虐的政府，他们维护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而非为大众的利益而工作。他们不能"以百姓心为心"，不能坚持"为人民服务"，不能牢记我们老祖宗所一贯倡导的民本思想：最终忘记"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的民本古训。最后的结果就是，统治集团逐渐演变成为一群自私自利的代表。
人民没有了清明的政府，人心就要思变；人民没有了生活依靠，民众就要为"乱"（政府乱极而民反）。贪腐的政府，人民便会起而翻之；百姓生活无靠，人民更会揭竿而起。"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如果一国政府不能为本国人民生活提供生存和生活依靠这两个最基本的前提，原始的基本生存需要会激起人民的反抗行动。这是历史一再昭示的客观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