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说过: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我们相信,毛泽东说这话的时候,绝对没有贪欲财物之念。然而,伟大的他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统治者一样,没有能从制度上解决中国惊人的"贪污和浪费"问题。相反,传统中国一贯要求民众讲求个人道德修养和自身奉献精神的政治措施,往往成为各级官吏贪污和浪费的"理由",甚至在"当官发财"的传统体制内,以权谋财,成了中国不成文的惯例。"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这么来的。这里边,官吏贪污腐败不仅仅是官吏自身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制度和体制问题。王家范先生在分析世袭历史时期的土地兼并问题时曾指出:
俸禄的有限以鼓励创"法外收入"来互补,高度集权以允许有限度的"土地买卖"来补足各级权利不能满足的缺憾,作为实际"人人无权"的专制制度又给每一统治成员使用所掌握权力转换成财富的"个人积极性"。这就是刘邦藏在"背公立私"后面没有说出的奥秘:公私兼顾是可以的,但必须有"度"。所以,以权某财,这是帝国最高统治者富有弹性的一种技术,虽充满风险,历朝仍不得不恪守这个"旁门左道",说明它确是集权统治整合凝聚力的"粘合剂"和不二法门。(41)
这段话对说明在中国传统体制下官吏贪污腐败现象的根源很有意义。下级官吏"以权谋财"如此,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又是如何呢?
中国历代统治者实际上大多重商,搞官商结合;与其说是抑商,倒不如说是重商 。(42)即如武帝所谓的"盐铁官营",也是"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史记.平准书》),实际是私商官营化,铁器质量下降,价格反比民营时高出许多;均输平准更是官营商业,政府直接充当行商(均输)坐贾(平准)的角色 。(43)从此,商人之中的狡黠者,踏上了官商勾结的不归路。
在传统中国,凡在商业上能抛头露面,称富商巨贾的,靠经营有方远远不够,只有通过权财交易歪打正着,争得"政策性优惠"方能操持胜券,其中获取某些重要资源的"专利权"则是最具有优势的主项。自然成功者也毕竟少数。因此,从整体上说,帝国时代真正的富商大贾很少;即或上述少数成功者,也因其政治背景的不稳定,没有"持续性发展"的保证。陡兴而陡衰,则为难免的结局。盛极一时的徽商、晋商,终究没有能随清末时局的变动而步入"近代",就是一个很值得深究的课题。
权力与经济的结合,最大的危害即在于吏治腐败,国之大蠹侵蚀根基,以致国衰政亡。权力可伸手市场,贪利之人必不顾"公利",恣意弄权"谋一己私利"。权力介入愈深,任何蝇头小权无一不可"生财先富"。故明代人即言之不讳:"其势要贪利之人,必籍此致富;而无耻官员,多假此夤缘进身。"(44)(45)
有一个本来很小但非常典型的案件很发人深省:西历1999年,山西省稷山县检察院到某公司查处一桩涉嫌贪污11000元的案件,办案35天,花掉公司2万多元,释放嫌疑人时又向公司收费7万元,另外还向涉案人员收取68000元现金。"查处已11个月,移送起诉也已4个多月,却仍无结论"(后在媒体和上层的压力下,才改邪归正)(46) 。作为县一级司法机构就能"以权谋财"到这个程度,超出了一般民众的想象。小的县级官吏如此,大的显爵又如何呢?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到21世纪初,全国有近50个省部级及其以上的高级党政干部因贪污腐败而纷纷被拉下马。据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中国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腐败等四种最主要形式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就达到中国GDP的13.3%-16.9%之间。(47) 中国成为世界上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这种状况至今没有大的改变。2003年一年全国就有17名省部级官员被革职。然而,可以肯定,在政治经济体制、干部人事制度、法制保障体系以及司法执法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这些落马的"大亨"绝不会成为长期受"升官发财"思想影响的大小官吏的前车之鉴。相反,仍会有大量的贪腐事件出现。到21世纪初,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其中有的已经潜逃国外。(48)
西历1895年,我们那位伟大的改良思想家康有为说过:"中国在道理、制度和文化上是世界最高尚的……只因风气不开,人才缺乏,不得不备受侵略与凌辱……中国危在旦夕…..人心惶惶……我们自己如不团结一致…..则呜呼!我们的神圣种族将不可言,全然不可言矣!"
这句话应该成为中国社会的长期警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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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尚书.五子之歌》。
(2) 《贞观政要.贪鄙》。
(3)《潜书.任相》。
(4)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85-86、98页。
(5) 《吕氏春秋.慎大览》。
(6)《吕氏春秋.先识览》。
(7) 《尚书.泰誓》。
(8)《吕氏春秋.先识览》。
(9) 《潜夫论.遇利》。
(10)《诗经.小雅.桑柔》一节。
(11) 《国语.郑语》。
(12) 《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
(13) 《新书.过秦》。
(14) 《汉书.元帝纪》。
(15) 《商君书.修权》。
(16)《商君书.画策》。
(17) 谶纬,谶是秦汉时期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是汉代神学迷信附会儒家经义的一类书。
(18) 《昌言.法诫》。
(19)《抱朴子》外篇《审举》。
(20)《晋书.食货志》。
(21) 柏杨,《中国人史纲》,上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第357页。
(22) 《隋书.高祖纪》。
(23)《资治通鉴.第181卷. 炀皇帝上之上》。
(24)《全唐文.第846卷.崔烈论》。
(25)《元史.伯颜传》。
(26)《明史.卷71》。
(27)《明史.卷159》。
(28)《明史.卷226》。
(29)《明史.严嵩传》。
(30)《荀子.王制》。
(31) 《韩非子.孤愤》。
(32)《大人先生传》。
(33) 柏杨,《中国人史纲》,下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第949-950页。
(34)启良,《中国文明史》,下册,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第250-251页。
(35)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11卷(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第280页。
(36)转引自叶自成,《地源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265页。
(37)王国华,“腐败导致清朝从盛世滑向衰落”,《光明日报》,2000.8.4,第C3版。
(38)柏杨,《中国人史纲》,下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第723页。
(39) 《史通.卷五.载文》。
(40) 何新,《危机与反思》,上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80-181页。
(41)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135页。
(42) 陈长华,《抑商质疑——兼论中国古代的赋税政策》,载《史林》1995年第2期——原注。
(43) 马元材,《桑弘羊传》,中州书画社,1981年版,第84页——原注。
(44) 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3,《禁止势要卖盐钞例》——原注。
(45)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247、260页。
(46)《贵阳晚报》,1999.7.5,第7版。
(47) 叶自成,《中国大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373页。
(48) 《贵阳晚报》,2001.1.19,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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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