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是最波澜壮阔的篇章，从最早的秦末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西历前209年）到民国时期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西历1927年），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数不清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所以，用简短的篇幅就想阐述清楚中国农民革命问题是肯定不可能的。但是，农民革命作为中国历史上每个循环时代末期的必然事件，使得每个关注中国历史的人不能避而不谈，视而不见。
中国历史发展表明：每个朝代的结束，几乎都是农民革命的结果。农民革命本质上讲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在现代，最初是指工人阶级，即不占有生产资料、完全或者主要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那一部分人，多指城镇工人。事实上，在任何历史时期，中国农村的无产阶级更多。以现代中国为例，没有解决温饱的人，在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寅吃卯粮的人，他们都属于无产阶级。即使他们有住房和有土地，但他们的住房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的土地是集体的。他们对其所"拥有"的土地没有处决权，只有使用权而不能作为私有资产。在城镇，那些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工人和一些自由职业者也近于无产阶级。但是，占有全部无产阶级队伍的绝大多数仍然在中国农村。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为反暴政而揭竿而起者，往往是农村衣食不保的无产阶级。
我们说"无产阶级"，"无产"只是一个相对概念，不是说他们真正地一无所有，只是说在社会中，这部分人的私有资产很少，很少得被称为"贫穷的人"，甚至成为无有温饱的人、流民或者乞丐。但他们不是绝对的"无产者"，乞丐至少还有一身衣服，有自由去行乞谋生。
无产阶级革命，一般都出现在暴政和腐败不可逆转的时候。由于城镇的无产阶级面临着巨大的统治阶层的暴力压力，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在城市很难取得成功。他们往往像毛泽东那样，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在更广阔的农村发动农村无产阶级加入革命，使其演变成为更广大的农民革命，最终取得胜利。
无产阶级没有多少私有资产需要保卫，他们的亲人如果不能从革命中取得生活的保障，那么也只有死路一条。所以，他们也必须革命，必须彻底革命，以推翻旧朝而换新代。所以，一个国家或者政府，如果激起了最广泛的无产阶级革命，那么他们的地位多半不会长久。
无产阶级革命反对的是拥有军队等系统化暴力工具以及拥有和控制国家资产的统治集团。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往往具有艰巨性、残酷性。由于无产阶级几乎一无所有，所以无产阶级革命最具彻底性。所以，也往往只有他们才能够推翻腐朽的统治者。
在一国之中，大凡反对政府的斗争，发展到战争地步，除非生死攸关，否则，民众不会用自己的生命去和拥有军队的统治阶层冒险。因此，造反者多是衣食不保的无产阶级，而那些中产阶级和富有阶级，往往不会轻易革命，除非他们的既得利益受到严重侵蚀，有可能变成无产阶级的一员。他们或者为失去的资产或者害怕变成无产阶级而参加革命。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往往是长期斗争的结果，很多情况下都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先期革命失败。此王夫之之所谓"犯天下之险以首事，未有不先自败者也"。第二阶段，旧朝"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土崩" （1）之势已成，后起力量必然继起而推翻旧政权。第三阶段，新朝代产生，代替旧朝代。比如：
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失败，刘邦推翻秦朝，建立汉朝；
东汉末，黄巾起义失败，曹魏推翻汉朝，与蜀汉、东吴形成三足鼎立；
……
元末，红巾起义失败，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
明末，李自成起义失败，满清推翻明朝，建立清朝；
清末，太平天国失败，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民国；
民国，南昌等起义失败，毛泽东起义推翻民国，建立共和国。
一个社会总是由无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富有阶级组成的。无产阶级革命要推翻的往往是富有的控制着国家资产的统治阶级，在长期的斗争中，两者都会有巨大的损失，两败俱伤。这时，长期忽左忽右的中产阶级往往漫漫凸现为最有势力的阶级。于是，他们加入哪一方，哪一方就具有最后取胜的能力。但保持既得利益和降低风险成本的驱使，他们往往会站在统治阶级的那一边，通过控制统治阶级达到走上统治阶级的目的。结果，必然是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失败。有时，中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一开始，就加入统治阶级，使无产阶级革命很快归于失败。
无产阶级革命在腐朽的政权还未消亡以前往往不会放弃斗争，这是他们的革命彻底性所决定的。所以他们会重新组织，开展继续革命。这时，继续革命的阵营只有甲乙两方：甲方是重新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力量，乙方或者是统治阶级，或者是加入统治阶级的其它力量。显然，革命的结果只有三种：甲方胜过乙方，乙方胜过甲方，谁也胜不了谁。如有胜者，那么胜者就会重新组建新的皇朝；如没有胜者，那么国家就会出现割据和分裂。
例如，秦末无产阶级革命，在革命第一阶段，陈胜、吴广起义失败，二次革命项楚推翻了秦朝，同时在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刘氏集团，最后战胜项楚，建立汉朝。又如东汉末年，在革命的第一阶段，黄巾起义失败，同时，代表中产阶级的曹氏集团控制了统治阶级，由于消灭汉朝的无产阶级力量未能重新进行组合，起来反对曹氏集团，反曹一方没有形成统一力量，最终双方谁也胜不了谁，国家出现分裂。
综观中国历史的全过程，任何一个大一统政权的覆灭都受到农民革命的打击，但并非所有的农民革命都取得最后成功。他们的革命，或者被另一股农民革命力量继续，或者被其它代表一定阶层利益的集团所窃取。不过，农民革命促进了腐朽政权的败亡。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革命既具有破坏性和保守性，有具有正义性和进步性。历次农民革命都有力地动摇了腐朽政权的基础，打击了衰腐的统治阶级，直接促成了新朝代的诞生。农民革命同时也对新生朝代在修养生息、完善政令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所以，农民革命是中国历史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因素。但是，农民革命的保守性也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比如，"从历代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某些意识形态的共同特征看，例如几乎都以某种超自然的人格神（即'天意'）作为主宰、命令来支撑和证明起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来组织队伍，统一意志，严格纪律。农民起义也常常是反贪官而拥戴'好官家'、'好皇帝'，以及一面讲求博爱、平等、共患难，另方面又承认甚至强调等级、上下得差别。"（2）
在农民革命与中国历史发展的"纠缠"中，历史学家启良总结出了其历史本质："农民起义表面看来是破坏性和革命性的，但究其实质则是对既有社会秩序的维护。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第一，农民只反贪官反昏君，却不反对专制主义的统治秩序。……第二，农民斗争的目的在于抑制兼并，在于维护小地主经济，而小地主经济又正是专制主义政治得以延续的经济基础。""从道义上看，农民起义无疑是正义的。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此中道理非常简单，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历史常常不是靠道义原则而推动的。而且情况还恰恰是：有情的道义原则换来的却是无情的历史事实，善之花所结的却是恶之果。"他总结说：
第一，中国的农民起义虽然首见于陈胜、吴广，但思想源头却在周代初年"汤武革命"的提法，后来的孟子和荀子都作过理论阐发。"汤武革命"虽是宣传造反有理，但其实质则是对传统的统治秩序的维系。也就是说，"汤武革命"虽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但其旨趣则在求得社会的安定。但另一方面是，这一以求得社会安定为旨趣的理论同时又是社会不安定的思想之源。因为在这一理论里，权力是开放的，谁都可以起来革命，推翻在朝的统治者。"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某家某姓的天下，谁都有可能在"替天行道"的口号下，充当改朝换代的旗手，而且不惜以全国民众的鲜血为代价。
第二，"汤武革命"、"替天行道"云云，都是德治主义的主张，而德治主义只会导致中国社会的周期动荡，只会导致政治领域的伪善之风盛行。
第三，李自成等农民领袖的"均田免粮"口号，体现的是人类古老的平等思想。孔子所憧憬的大同之世，所说的"不患贫只患不均"便是其理论源头。这一绝对平均主义的追求正是小农意识的极端体现，也是专制主义统治得以延续的思想基础。原因是，要使平均主义成为可能，就必须对全社会进行极权统治，必须有一种超经济功能的上层建筑对经济领域实行超经济的控制，同时必须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是全国财产的惟一所有者。只有这位最高的所有者，才有能力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平均分配，或保障平均主义的经济秩序不被破坏。但是，一旦有了这么一位最高的所有者，实际上也就等于对平均主义原则的否定。而且，这位最高的所有者统治全国，仅靠他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借助于官僚机构，必须依靠他的文武大臣。而一旦有了这些，同时也就意味着统治阶级的形成，意味着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不可避免。可是历来的中国人民不明白这其中的关系，总以为推翻一个旧的王朝，他们便能进入新天新地，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平等问题。可事实上，由于他们根本找不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途径，所以每次大起义之后，又原模样地建立起新的王朝，甚至使自己由原来的受压迫者而变为压迫者。或可说，中国的农民起义所改变的只是极少数头领的命运（如果成功的话），根本不可能改变整个专制主义的统治秩序。更为重要的是，农民起义从表面上看是对王朝的打击，但实际上却是专制主义政治得以延续的动力机制。它推翻旧的王朝，建立新的王朝，从而使专制主义的统治秩序呈治乱兴衰的周期性模式发展。
第四，农民起义之平均主义和德治主义的价值追求，对某一个具体的王朝政治具有批判性，但对整个专制主义思想传统则缺乏批判功能，而且还是对社会批判精神的消解。道理是，它的替天行道的思维模式是对新兴的王朝的道德肯定，也是对其合理性的肯定。也就是说，一方面，新兴的王朝同被它推翻的王朝本质上是一样的；另一方面，人们又极端仇视旧王朝而狂热地拥护新王朝，不可能对新王朝的合理性有半点怀疑。如是，极大地便利了专制主义的恶性发展。中国的历史愈往后发展，专制主义统治愈是残暴，这无疑是原因之一。
第五，中国的农民起义不论是否借助宗教外衣，但都具有神秘主义的色彩。这就是"替天行道"的天命历史观。此种历史观一方面认定历史由天决定，另一方面又认为天命又是通过某一位历史人物而得以体现的。这样，这位历史人物（即农民起义的领袖，如李自成、洪秀全等）也就有了超凡的品格，具有通神的本事。人民把他作神看待，他自己也以神的品格自居。其所建立的统治，也就只能是专制集权的统治。我们过去总认为农民起义领袖搞个人崇拜乃是其思想变质，脱离人民群众，殊不知在中国传统的观念和社会变革模式里，农民起义的领袖演变为独裁的君主，乃是必然的事情。
第六，农民起义领袖以"均田免粮"相号召，以之激发人民群众的造反热情。实际上，"均田免粮"既缺乏人性基础，亦不符合社会的运行法则。一，通过政权的力量，均田可在短时期内实行，但却没法保障"均田"制度下人人都会勤勉于农耕，亦无法保障土地兼并不会再次发生；二，免粮纯系空头许诺，根本不可能实施。社会必有分工，有分工就必定会有非生产性的人员，他们的生活资料必须靠国家税收提供。如果对农民不征粮，他们吃什么穿什么。再者，农民起义一旦成功，都是按照旧式的王朝模式而建立新的政权，同样有统治阶级，有不劳而活者。如果农民不纳粮，这些农民起义的头领们在胜利之后，靠什么维持他们的腐化生活？由于均田免粮只是空头许诺，不可能真正的实施，故新的王朝建立之后，人民群众感到农民起义的领袖失信于民，他们又会再度起来，重新为"均田免粮"的理想而铤而走险。
第七，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农民起义虽有道义上的正当性，但"均田免粮"之口号，"吃他粮，着他娘"的企想，又深刻地反映了造反者的某种不道德的思想动机，即人性之私。凭着这样的人性基础，农民起义军不可能建立起公正平等的社会，特别是头领们不可能在成功之后允许"均田免粮"的事情发生。此种动机还反映在，革命成功之后，领袖人物往往要求全社会的回报，既是物质上的，又是精神上的。物质上的回报，便是将他们奉为特权等级；精神上的回报，便是将他们看作救世主，看作大恩人。他们自己也时时提醒民众"吃水不忘挖井人"。李自成开科取士，以"天下归仁"、"天与之人归之"、"若大汗之望云霓"为题，就是极好的例证。他们打天下，本来是想为百姓求太平，可成功或暂时成功之后，便要求百姓回报，强迫百姓歌功颂德，究其实质，乃是不道德的，是人性之私的体现，其政治统治也就不可能是清明廉洁的。（3）
这是中国史家对中国农民革命最有革命性的总结。
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种改朝换代方式，叫王莽学禅。
所谓王莽学禅，是指西汉末年，大司马王莽，托据"五德终始"说，仿照八帝时期禅让制度，获取皇位的方式。在夏启之后至汉之前，杀父自立者有之，用战争推翻皇帝自立者有之，挟天子以令诸侯者有之，唯独没有学八帝以禅代帝位者。王莽首次托古改制，按功德、符命、禅代程序，篡取皇位，为后来的政治阴谋家们树立了"榜样"。"中国历史有一个现象，每一次政权转移，都要发生一次改朝换代型的大混战，野心家或英雄们各自握有武力，互相争夺吞噬，最后剩下的那一个，即成为儒家学派所称颂为'得国最正'的圣君，在血海中建立他的政权。王莽打破这种惯例，他跟战国时代齐国的田和一样，用和平的方式接收政权，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权臣夺取宝座的程式，以后很多王朝建立，都照本宣科。"（4）
在中国世袭政治历史上，一般的禅代程序是：首先，在前朝时期以功劳（多以摄政、镇压农民革命或者进行统一征战获功）取得宰衡（合后世之丞相）地位；其次，谋取公禄；第三，求进封为王；第四，前朝末帝"禅位"，以王称建国。这种朝代更替形式，由王莽代西汉创始，曹操父子代东汉"规范"了禅代程序，此后跟王莽学禅者别无变更。
王莽代西汉帝位的程序是这样的：
西历1年，汉平帝元始元年，大司马王莽拜安汉公；
西历3年，汉平帝元始3年，拜安汉公为宰衡（商伊尹曾为阿衡，周公曾为太宰）；
西历5年，汉平帝元始5年，加王莽九锡之典；
西历6年，王莽假托命符"居摄"，自称"摄皇帝"；
西历8年，"假皇帝"王莽，召集百官，由汉孺子刘婴举行"禅代之礼"，做了真皇帝，改国号为"新"。
曹操父子篡取东汉帝位的程序是这样的：
西历196年，汉献帝建安元年，曹操"假节钺，金录 尚书事"，"封大将军，封武平侯"；西历208年，建安13年，"为丞相"；西历213年，建安18年，"封君魏公"；西历216年，建安21年，"进公爵为魏王"；西历217年，建安22年，"王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以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太子"；西历220年，建安25年，"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5） "丕......嗣位为丞相、魏王"；西历220年，建安25年10月，"绶禅位"，"王升坛即阼，百官陪位。"（6）
后来，曹操父子学禅的过程和步骤，一再被效法采用。历史上跟王莽学禅者，计有12人（不包括历史上被迫内禅即父禅子，如唐高祖李渊禅位唐太宗李世民、宋徽宗赵佶禅位宋钦宗赵桓等情形），现列于下，供读者一阅。
表5-2 跟王莽学禅12朝列表
序 前朝 禅位
西历年份 后代
朝代 末帝 朝代 开国皇帝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东汉
三国魏
东晋
南朝宋
南朝齐
南朝梁
北朝东魏
北朝西魏
北朝周
隋
唐
五代后周 汉献帝刘协
魏元帝曹奂
晋恭帝司马德文
宋顺帝刘准
齐和帝萧宝融
梁敬帝萧方智
魏孝静帝元善见
魏恭帝元廓
周静帝宇文阐
隋恭帝杨侑
唐哀帝李柷
周恭帝郭宗训 220年
265年
420年
479年
502年
557年
550年
557年
581年
618年
907年
960年 三国魏
西晋
南朝宋
南朝齐
南朝梁
南朝陈
北朝齐
北朝周
隋
唐
五代后梁
北宋 魏文帝曹丕
晋武帝司马炎
宋武帝刘裕
齐高萧道成
梁武帝萧衍
陈武帝陈霸先
齐文宣帝高洋
周孝闵帝宇文觉
隋文帝杨坚
唐高祖李渊
梁太祖朱温
宋太祖赵匡胤
以王莽学禅方式实现改朝换代的12个朝代中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农民革命的直接结果，如曹魏代汉、李唐代隋、后梁代唐，他们是在农民革命中产生的新生力量控制了统治者以后，实现禅位的；另一种情形是在分裂状态下武臣在企图统一全国所进行的战争中，以功高盖主而实现改朝换代。12朝禅位中，除前述曹魏、李唐和后梁三朝外，其余均属于这种情形。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实际也是农民革命在未取得全国统一的延续。因为，从大历史角度看，分裂状态下的统一战争实际是农民革命战争的延续。所以，以"王莽学禅"方式实现的改朝换代，本质上也是农民革命所产生的结果。
总之，中国历史的"尚贤使能兴邦--德礼法监致强--贪污腐败亡国--农民革命改朝换代"四步循环模式，既是中国每个朝代从产生到灭亡的通用模式，也是中国世袭政治固有的历史发展规律。同时，这种循环发展模式与中国儒、道、法三位一体文化体系是密切相关的。这种关联关系我们用如图5-1来表示。
图5-1 中国王朝循环兴衰和儒道法体系
在图5-1中，我们用一个圆圈来表中国王朝循环兴衰的过程，每个王朝都要经历发展期、守成期、贪腐期和战争期等四个时期，但并不表示每个王朝在发展期、守成期、贪腐期和战争期的时间是相等的。在这个循环中，在战争或王朝的初创时期，基本只有法家理论在起作用。在发展期，如果王朝不能通过其瓶颈期，那么，它将迅速进入战争时期；如果进入正常发展轨道，那么，儒道法都将共同作用于社会，直到守成期的开始阶段。在守成期，在儒道法的斗争中，最终会形成儒家独出的局面，直到贪腐期。在贪腐期，在享乐、清谈风气中，贪腐横行，不可逆转，几乎什么思想都不起作用，一片空白。这样，一个王朝就完成了它的一个生命周期。在这个循环中，有一个正方形，它的每条边，表示如图所示的不同含义，而它所代表的含义往往是径跨两个时期的，所以，它表示了相邻两个时期之间的必然联系关系。在这个循环中，王朝生命中的精华部分在通过瓶颈期的发展期和儒家独出前的守成期，在这个时期，是儒道法都同时作用于社会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思想活跃，文化发展，国家繁荣强大；在这个时期，是中国文明中的黄金时期。
西历18世纪，那不勒斯思想家维科说过："历史是人类通过衰落与复兴永远前进的过程。"我们研究兴衰是为了正确地把握民族思想的脉搏，找到国家正确的前进方向和发展模式，勇敢地面对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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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书.徐乐传》。
（2）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60页。
（3）启良，《中国文明史》，下册，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第378-381页。
（4）柏杨，《中国人史纲》，上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第298页。
（5）以上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6）以上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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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文
下部 第66世纪
回顾历史，以看未来。历史，特别是中国的历史，我们必须从其浩瀚中剥识本质；未来，特别是中国的未来，我们必须从其艰难中洞见希望。在上部，我们讨论了中国历史在中历第1-65世纪的基本特点和规律，下部我们将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上，从中国人、中国文化、改革开放、国家统一以及迎接世界挑战等诸方面，分别讨论现实存在的矛盾和困惑——我们的未来确实是艰难的。第66世纪既是一个充满希望而错综复杂的世纪，也可能是一个在繁荣中消沉的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