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再来看看中国人作为一个群体时，其内部人与人之间以及群体相互之间的种种"关系"。
在中国，从古代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开始，到东汉史学家班固的《白虎通义》提出"三纲六纪"（君臣、父子、夫妇；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在中国家庭中就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忠孝礼让伦理关系，幼必须敬长，小必须听大，下不能犯上。后来，这种家庭伦理关系，被无限地扩展到了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这样的长期结果，自然就形成了全社会的"轻小"心理。小的、少的、地位低的长期受到压制，他们要取得大的、长的、地位高的地位就要像"媳妇熬成婆"那样，接受时间的无情"考验"。在西历21世纪初，这种被扭曲的社会现象仍然遗留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整个社会被复杂的关系网和成群的溜须拍马之徒笼罩着。个别人依靠实干突出上进，往往不是因为头破血流而败下阵来，就是成天府首贴耳而规规矩矩，完全没有独立性格和创造精神。结果大家自然清楚：单位维持现状，没有进取心，没有创造力，更没有发展活力。一些业务拔尖，日思变革旧习之才，往往变成不安定因素，屡遭毁言，屡受打击。狠者借权术势削其职位，使其不得进取；毒者加"莫须有"投之监狱，使其失去前途。所以，邓小平领导的中国"第二次革命"－－改革开放，首先提出的就是"解放生产力"。事实说明，这个"解放生产力"的改革所取得的生产力发展和进步以及其成就是非常惊人的。因此，中国要求得发展，就应克服这种根置于社会深处的源远流长的"轻小"心理，大量启用有才能的人，真正全方位地解放生产力，保持发展活力，才有希望赶上先进国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些现象似乎被迫地在逐渐发生变化。但是，中国人的群体心理以及社会制度环境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与传统"轻小"心理和等级制度密切相关的是中国典型的身份社会。我们经常看到和听到诸如"农民企业家"、"工人技师"、"知识分子"等等称谓和叫法。不仅称谓混乱，而且只重视人的背景和出身，不重视人的能力。你是企业家，但还是农民。你是知识分子，但仍然是工人阶级。这个大学出来的看不起另一所大学出来的，成了一个单位和集体中普遍存在的派别现象。这种以出身看人的作法，严重挫伤了人的积极性，很容易形成不同派别，闹不团结。这也是中国人群体关系复杂的一个重要根源。
中国要取得持续发展，就必须像当年割长辫子那样割掉这个"身份"的长辫子。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不难在一个单位中找到这种现象：来自不同学校，来自不同地区，来自不同阶层的人，形成一个个派别，宗派林立，内耗战永无止期。因此有人总结说：中国人治的基本规律就是"实君制集权规律、宗派倾轧规律、山头兼并规律、阶级斗争规律和官本位规律的有机结合，简言之即权制约法的规律"，是以个人独裁的人治为重心。（1）
身份社会另一个恶果就是对绝对地位的"神圣"崇拜。自从儒家等级身份思想确立以后，这个社会恶瘤就不断反复地吞噬着我们这个社会有机体，一次又一次地毁坏掉由中国民众创造的辉煌文明。离我们最近的例子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文革中，人们的视野里是毛的肖像（包括像章、雕像）的海洋。1966年10月，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吼声中，主席像章和'为人民服务'像章开始向三军指战员颁发。金光闪闪的毛的形象成了人们胸前唯一的饰物。1968年7月1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发表了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称其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出的灿烂的艺术之花。'……毛不但创下了肖像发行量的记录，同时还创下了诗词和语录被谱成歌曲最多的纪录。这一点就连有500首诗歌被谱曲的德国大诗人海涅也难以望其项背。"（2） 结果，"神圣"崇拜到最后必然毁灭一切。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早在1943年的时候，对中国社会存在的症结有过非常精辟的阐述：
有两个因素很少引人注意，但我认为它们会阻碍中国的进步和发展。第一是缺乏人才，在有能力跻身于上层社会的人们中间，只有少数在思想或品德上具有真正的活力。能力并不等于诚实和勇气。勤勤恳恳和老老实实并没有带来像美国人那样的成功，在这儿比任何其它地方都更需要花言巧语、阴谋诡计，品德若不和狡黠同时使用，仍将一事无成。美国的伟人们只要照着教科书上的至理名言去做，就可以达到人生的顶峰，出人头地，在这里却会尚未成长，就被扼杀了。……
另一重障碍是宗派主义。要大家从全局考虑，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任何一件事，几乎是不可能的。民众对国家的政策问题漠不关心，他们考虑的首要问题是生存；而在政治上想要维持生存靠的是各种有用的人际关系，至于西方人观念中的政治问题所涉及到的政治制度、团体、国家利益等等，都是次要的，或者是奢侈品。
中国的民主前途如何？就个人主义盛行这一点来说，似乎这个社会是民主的。社会有一定的流动性，出身微贱的人有机会凭自身的本领从默默无闻中冒出来。这可以认为是一种民主程序。
人们判断君子的标准是根据这个人的道德品质，这种凭一个人的功绩或品德衡量一个人的程序，也算得上是一种民主。
但是，一旦涉及到行政机关时，民主程序就谈不上了。行政官员继承着"满大人"的传统，除非环境所迫，"满大人"的权力漫无边际。他可以为所欲为。为了推卸责任，可以昧着良心，伤天害理。能制约他们的只有两种力量：一是他的上司，二是百姓造反。介于两者之间，他可以肆无忌惮。除非为恶已甚，泄露天机，或有可能受到追究。
当今的许多官员均属专横霸道的独裁者，造成这种局面的部分原因在于传统的伦理，人们习惯地认为这理所当然。（3）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朝代变了，统治集团变了，可是在中国群体社会生活中，费正清所指出的阻碍中国进步和发展的现象又如何呢？宗派现象成为中国人的老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在中国社会的很多角落里，几乎都处于像电视剧《康熙王朝》、《雍正王朝》等向世人所展示的层出不穷的、手段精巧的、惊心动魄的勾心斗角之中。至于人才嘛，我们这个有尚贤传统的国家，其所拥有的无数人才仍然是"尚未成长，就被扼杀了"，这种现象，被何新先生称为"精英淘汰机制"。他说：
在我们的社会中，各行各业那些最富有独立思考精神，最富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精英分子，往往极易受到摧残和打击。大部分被扼杀在萌芽状态，少部分刚刚出头及被摧残毁灭。只有极少数特殊的精英，也往往必须在改变、泯灭自己个性的前提下，才被社会所接纳。古人所谓"木秀于林，风必催之，堆高于岩，流必湍之"，正是对这一精英淘汰规律的形象比喻。与此互补的，是我们社会用人制度的一种择劣机制，一个早已人所共知的实际情况，在各行各业中，例如干部选拔、知识分子晋升，以至升级、升学、招聘等许多选拔社会精英的活动中，往往是那种比较没有见解，比较平庸而没有棱角的老好人，或者是那种暗藏个人抱负而善于隐藏，善于讲假话，办假事，善于吹牛拍马、偷奸耍滑、搞两面派的人，最有机会被选拔上去。（4）
人的问题，在本质上是人的解放问题……。在中国一切浪费中，最大和最令人痛心的浪费是人的浪费。无数英才或者由于得不到适宜的教育、培养，或者是崭露头角后就得不到发展的充分机会，就被困锁、扼制在襁褓和摇篮之中。（5）
也许中国人口历来太多，所以多如牛毛，贱如猪狗。于是，历来的统治者就养成了看贱人的"牧民"观念。现代不在少数的中国人也一样，所谓人特别是下人和他所控制的组织都是实现其个人抱负和中饱私囊的工具。看看人家是怎么当官和怎么做下人的：
中国文明是一个自上而下金字塔式的，由私人关系建立起来的网状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地位和权力是同一的，而且也是所有人获得进取的惟一途径。老百姓要想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得到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满足，就只有读孔孟的书，按上级的要求去做，然后你可以当个小官，一步步地进入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中。要想从底层爬到顶层，不断"进取"，除了机遇之外，那就必须按这个网络组织的规则行事。其中最重要的规则就是博得性情各异的上司的欢心。上司喜欢性情耿直的人，就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不能不说。上司喜欢精明的人，那么你办事时要处处想在他前头。上司喜欢女色，贪小便宜，你就要学会拉皮条，行贿。上司喜欢有学问的人，你就要博览群书。总之一句话，在中国古代文明这个金字塔中，从底层爬到顶峰，那真不是件容易的事。你必须"十八般武艺"样样全行，"能屈能伸"，"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当官需要特殊才能。"奴才"实质上也是"人才"的一种。（6）
国内有很多企业都在宣传和推销"以人为本"这四个字。然而，有些叫得很响的企业往往也是"以人治为本"最严重的企业。国有企业改革的很多好政策在西历2000年召开的15届4中全会以前都提出了，然而，大多数企业领导者怕触及自己的个人利益，推而不动。但是，当中央允许搞竞争上岗以后，企业一下子迅速地"活"了起来。下岗在西历20世纪末成为中国普遍而影响广泛的社会问题。国家不得已，一边要企业"减人增效"，另一边又要拿出特殊政策和巨额资金来解决下岗职工的就业问题。这也体现了企业对"有所为有所不为"思想的理解。为什么企业在"竞争上岗"问题上"有所为"呢？因为搞"竞争上岗"可以成为我们很多企业领导者大行"以人治为本"的重要手段。
谈到人的问题，又不能不说说中国独特的知识分子问题。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很多人包括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政治家和非政治家、中国人和非中国人，都对其历史贡献和社会地位做出过杰出的研究。就其关注面我们就可知道"知识分子问题"在中国，的确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
其实，简单地说，"知识分子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现在，中国人是通过学习，再参加国家统考，取得中专、大专、大学、研究生和博士学位，同过去通过科举考试，中举人、进士、探花、榜眼和状元一样，走进知识分子的行列。谁都知道，古代的科举考试，是为了选举政府各级官员，但因最高统治者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所以存在"知识分子问题"，存在皇朝的不断更迭。现在的考试与此不同，考试升级，取得学历，国家目的主要是为了增长民众知识，提高全面民族的素质；个人目的则是在求知基础上，争取求得一个称心的好职业，或为自我独立发展打下基础。由于现代教育远较古代普及，因此到西历21世纪初，中国的各行各业，各级行政长官基本上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应该说，中国不再存在"知识分子问题"了。但是不然，当了官的知识分子，由于身份的改变，就像变了个人似的，与带学术头衔的如研究员、教授、工程师、科学家等一类知识分子就截然不同了。这也难怪，因为他们是当官的，再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而他们是国家干部，的确存在不同。知识分子身份的复杂化以及职业的分化，在知识分子内部形成了种种不和谐因素，就成了说不清道不白的"中国知识分子问题"。这个问题一直缠绕在人们心中，说不清也就不说了，但积郁难解。
事实上，知识就是知识，人就是人，我们不应把有知识的人硬套上一个具有阶级身份的名称--"知识分子"。我们尽可以说，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是中国人群体中的重要部分，但从事学术和从事政治是他们的自由。不能因为，从事工作的不同而产生不同阶级身份，进而走向对立。这绝不是有利于解放生产力的作法。
鉴于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目前所处的复杂地位，其在两方面处于与其身份"不相称"的尴尬境地：
一方面，"由于他们没能获得近代社会因职业分化和经济自由所带来的人格独立性，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只能拥挤在'学而优则仕'这条中国式政教合一的社会出路上，必须依附皇权--官僚系统的政权结构，争权夺势，尔虞我诈。以理想化了原始氏族社会的巫师为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是'应帝王'，'作宰辅'，'为帝王师'。伊尹、周公、诸葛亮……，而并不是皇帝本身才经常是他们梦寐中的最高位置。除了退隐山林以庄禅自娱或极少数人怀抱野心投入农民起义外，一般很少能在意识和行动上冲破这个伦理--政治的政教结构，而总是心甘情愿地屈从于皇家权力和纲常秩序中，以谋得一定的政治地位和社会荣誉，政治上的人身依附和人情世故关系学极为严重，始终缺乏独立的近代人格观念。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个人命运和自我意识的历史性的悲剧所在，也是知识分子尚未能脱出传统社会的一种表现。"（7）
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在君与民、道与势、中心与边缘之关系上始终处在极其尴尬的地位。他们秉着忧道不忧贫、谋道不谋食的处世原则，以各种形式各种语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但是由于他们对皇权的依赖，又决定着他们势必充当着悲剧性的角色。然而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像希腊神话的西西弗斯那样，一次又一次地把滚下来的石头推上山。两千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做着这样的工作。虽然这种工作表面看来是徒劳的，但实际上却是中国传统的文明模式所不可少的。而且它本身还融汇于此种模式之中，成为其题中之一。这样一种关系，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不可避免。他们不仅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还要用他们那带血的头颅不时地撞击黑色的铁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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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大有，《上古中华文明》，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358-359页。
（2）《南方周末》，1999.10.1，第8版。
（3）黎鸣等译，《费正清自传》，天津人们出版社，1993年版，第315-316页。
（4）何新，《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第693页。
（5）何新，《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第678-679页。
（6）北野，《中国文明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第176页。
（7）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270页。
（8）启良，《中国文明史》，下册，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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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