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中国文化，许多人想到的一定是儒家文化。事实上，中国文化包括主体汉文化以及蒙、藏、回等少数民族文化，它们共同构成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可见，儒家文化仅仅是中华文化的一种，主要因为其影响比较其它文化要大，所以儒家文化又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代表。但是，正如后面将要说明的，儒家文化绝不是中国文化的唯一，它仅仅是构成中华民族文明的众文化之一。
在人类世界，目前主要流行两种世界划分法：一种是源于毛泽东在1974年提出来的"三个世界"的划分法，现在一般称为超级发达国家（第一世界）、发达国家（第二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另外一种划分法叫做东西方两个世界划分法。西方世界一般指欧美加日澳。虽然这种划分法并不完整，但"西方"一词是相当普遍的。我们从图书馆里的书目中就可发现，前冠"西方"一词的书籍多得惊人。相应地，文化也就有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分。在西方人眼里，东方是泛指整个亚洲地区。但是，处于东亚（真正的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中亚、南亚和西亚，由于其历史上主要地是充当东亚与西方之间的桥梁作用，并且，现在的中西亚和南亚地区与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地区是完全不同的文化类型，所以，这里所说的东方是指地处东亚，包括东北亚、中国和东南亚，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广大地区。因此，东方文化也就是指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的核心基础是其独特的汉字体系。所以，研究中国文化，我们必须从汉字说起。
中国汉字，以形为主、形音义兼俱，单音独体，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真正的文字体系，也是世界上唯一使用至今的最古老的表意文字。从黄帝史官仓颉创造"书契"开始，到夏朝初具规模，再经商、周、春秋、战国时代的演变，到秦始皇统一文字，最终使汉字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延续至今6500年。如果从远古时代的图画或者刻画原始文字算起，中国文字发展史至少已有8000年左右。（1）
汉字是一种世界独特的文字体系。它以笔画构成，字生意（这是汉语具有丰富内涵的根源）并构词组句，它包含了原始的文明信息。著名文化学者何新说："汉字是独特的形音义综合文字，而以音义为主，综合为一种表达能力极强，信息容量极其丰富的符号系统。所以我认为，汉字既不是拼音文字，亦不是象形文字，而是综合象形、拼音文字的优点，而扬弃其缺点所发明的一种信息量最丰富，应用上亦最方便属于第三类的文字体系。"（2）
可见，汉字与西方简单的拼音文字有很大不同。西方文字如俄语使用斯拉夫字母，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都是使用拉丁字母构词组句的字母型拼音语言，字母本身无义。现在，汉语成为国际六大通用语言之一，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俄语均是字母语言，阿拉伯语可以说是一种近似图形的文字。
中国汉字产生以后，中国文化主要存载于浩瀚的汉字历史典籍之中。《吕氏春秋·先识》中说："夏太史终古见桀迷惑，载其图法奔商；商内史向挚见纣迷惑，载其图法奔周；晋太史屠黍见晋公骄无德义，以其图法归周。"明确表明我国在夏代早已有图书典籍，自然到商代也应当有典籍图书。据《商书.多士》所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可见，中国至今已有4000余年的典籍史。清初名士彭士望有言：
书，言之府也。是故蕴古今之宏深，发天地之秘奥，溯圣贤之渊微，以逮万事万物之治乱、是非、得失、倚伏、消长、新故、损益、绝续、散殊、会通、出入、从违之故，皆取之于书。书之为物，极而推之，山海不足以喻其富，鬼神不足以擅其奇，日星河岳不足以方其高明而广大，视龙堰蜒，视虱车轮，不足以方其神化而凝一，此吾儒之所以斯须不能去，与宇宙相为开辟、消闭、先后天而弗违者也。（3）
一切的一切，都在书中了，包括深厚、无穷、光耀世界的中国文化。毛泽东早在1939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就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这些至要典籍，成为传承中国文明的宝典。如春秋战国时期，老聃解述"未来大同世界"的《老子》、孔子"仁德天下"的《论语》、商鞅的法治理论宣言《商君书》、孙子的"兵学圣典"《孙子兵法》、西汉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北魏贾思勰的"农科巨著"《齐民要术》、北宋司马光的"治国教科书"《资治通鉴》、沈括建立中国"科学坐标"的《梦溪笔谈》、明朝黄宗羲昭示"民主启蒙"的《明夷访谈录》、罗贯中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李时诊的"药学巨著"《本草纲目》、清代康有为"揭示人类公理"的《大同书》、曹雪芹"魂断清末"的巨著《红楼梦》等等。
在人类历史上，中国文化始终是世界文化发展的主流之一，这是任何时候都不容忽视的。世界没有中国，世界肯定不完整；世界文化没有中国文化，世界文化就一定残缺不全。现在，有人（包括部分东方人和西方人）从表面的肤浅的认识出发，不重视中国文化及其载体－－汉字著作的世界性意义，这是极端错误的。毛泽东曾说过：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4）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5）
虽然中国历史上很多有极高价值的著作不如西方某些书籍那样影响范围广泛，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另一方面是由于古代交通、传播手段的落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受到一定的限制；再一方面是由于汉语著作经翻译成外文后，其汉语所蕴涵的丰富含义，往往失掉了一大半。但是，这并不能抹杀中国历代哲学、政治、军事、科学、医疗、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著作的世界级地位。只有那些肤浅甚至无知的西方人才把中国的学术文化知识看着是历史博物馆中的陈列品。西方文明能主宰一切吗？显然不能。因此，我极不赞成那些编印冠有"世界名著"丛书的编辑们只印西方著作，而对国学则视而不见，不纳入"世界名著"这一体系的作法。他们这样做，使人们一想到世界名著就是西方的，一想到中国书籍就是古典的。这不是一种高尚的自谦，而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因为"古典"一词现在常被认为是"古董的"或者过时的，而不是"最初的、至高的典范"之意。
反映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经典－－春秋末年哲学家、道家创始人老子的《道德经》在世界上受到广泛重视，有些有见识的西方人将其列作全世界古今十大名著之首。中国医学正被日本、美国等西方国家广泛用于临床和制药工业。因此，中国的学术文化经典无愧于"世界名著"之名。
由于汉字文化在思想内涵和文化载赋方面是西方那些字母文化所无与伦比的，所以有些精彩的汉字著作一旦翻译过去，就变得黯然失色。我敢肯定，在英文译著中是绝对欣赏不到我国著名文学家钱钟书的著名小说《围城》的汉字原著中的精彩意境的。该书不但文字优美，故事动人，而且所揭示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生活规律--"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也是西方同类著作所望尘莫及的。我们不能说，钱钟书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否认《围城》的世界名著地位。捍卫汉字名著的公正地位，既是中国文化的发展所需，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神圣责任。所有使用汉字的炎黄子孙无须对字母文化五体投地，我们拥有代表东方文化的汉字，就拥有无限的自豪感。我们有责任继承和发扬汉字文化，有责任向世界介绍和继续丰富具有世界影响的汉字文化。
的确，东西方文化存在着很大差异。除了地理、人种等方面的自然区别外，东西方文化的区别主要有四点：首先，汉字语言严格区别于西方的字母语言；其次，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体系不同于西方；第三，中式佛教不同于西方的圣经宗教；第四，中国医学成就区别于西方医学。
在东西方文化的四大差异中，语言文字、政治哲学以及医学成就的区别显而易见，勿多赘言。惟独广泛影响民众社会生活的宗教信仰需要说一说。
我们知道，中国在秦汉以前主要信仰本土宗教，自印度佛教从汉朝开始传入我国以后，佛教在中国僧徒众多，影响很大，以至后来发展成为中国的主要宗教。但是，结合着中国特有的文化结构，佛教很快被完全中国化了。历史学家钱穆对此有独到的论述：
佛教来中国，并不是直接向中国下层民众散播，中间却先经一转手，经过中国知识分子一番沙滤作用。如是则佛教东来，自始即在中国传统文化之理性的淘炼中，移步换形，而使其走上中国化。（6）
印度佛教，本与其他宗教不同，他虽然亦有偶像崇拜和神话粉饰，但到底是更倾向于人生哲学之研寻，并注重在人类内心智慧之自启自悟的。尤其在当时中国的佛教，更可说是哲理的探求远超出于宗教的信仰。因此，在印度，佛教以小乘为正统，大乘为闰位，但在中国，则小乘推行时期甚短，两晋以后即大乘盛行，在印度，大乘初起，与小乘对抗强烈，在中国则开始即二乘错杂输入，兼听并信。此后，大乘风靡，亦不以傍小乘为病。至于持小乘讥毁大乘者，在中国几绝无仅有。中国佛教显然是更偏重在学理而偏轻于宗教的，这又是中国文化一种特殊精神之表现。（7）
佛教来中国，乃于中国传统文化有其近似处，但亦有一大不同处。佛教与耶回二教同对人生抱悲观，而中国人对人生则抱乐观。佛教在中国已极盛行，宋代理学家起，周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而生老病死不为苦，此即对佛教一反证。苟使反之吾心，信孔颜儒道，亦在救世救苦救难，而吾心则乐，则何必效释迦之逃避出世。中国人之由释返儒，则仍在其一心。即理学兴起前之中国高僧，亦知反之己心，则即身可以成佛，立地可以成佛，而无前世作业之为障。南北朝时，竺道生已阐其义。唐代禅宗，更唱其说，而天台华严相与助成之。此为中国化之佛教。
佛教来中国，教人先出家。中国人生重家，其道大异。但后世中国社会，父母死必邀僧侣来家诵经念佛，超度亡魂，僧侣亦乐为之。实则僧侣心中亦各有其父母之存在。此即佛法中国化之一证。又佛教主人身地、水、风、火，四大皆空，既不主有人世界，自不主有鬼世界。但以此心悟此法，佛心佛法，则可常存宇宙间。中国佛教乃专从此方面来加发挥，来加宣扬。此心此法即此道，此道弥满天地间，则为佛教中国化之更大表现。（8）
可见，经过2000余年的发展变化，自从佛教融入了中国文化因素如宗孝观念以后，在中国的印度佛教早已成为中式佛教了。发展至今，中式佛教与印度佛教有很大区别：中式佛教修法大乘，印度佛教修法小乘；中式佛教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因素--重学理轻宗教，印度佛教始终具有印度文化的烙印；中式佛教依据印度佛经，开宗判教，循大乘普度众生、重顿悟、入世舍身之教义，用中国之智慧，创禅宗、华严宗、天台宗等中国教派，自成体系；还有，中式佛教落地生根以后，昌盛兴隆，以致高僧、佛经和教义走向世界并回流印度，使佛教成为世界性宗教。有人甚至注意到，印度佛教主静，而中式佛教主觉（觉悟）。佛教与中国传统的儒道相比较，佛教修来世，道教修今世；佛教修出世，儒教修入世，三者各有所别。
佛教未入中国以前，中国民众崇拜"天"的各种对象是"神化"的"圣人"，即"神"。如中国许多民族（包括汉族）都把中国文明的奠基者盘古氏、伏羲氏和女娲氏尊为开天辟地的伟大祖先。自伏羲氏创立中国远古文明演"乾坤"八卦以后，中国随着文明的演进，逐步形成了以儒为主，以道、阴阳等为辅的民族宗教体系。但由于儒教直接开创于远古的先贤，而且其它宗教基本上是在儒教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所以，儒教在中国占绝对优势地位或者统治地位，推崇者众。不过，中国的儒或儒家，先是一种仁礼伦理体系，后又发展到一种知识哲学体系，所以她寄国家政治体系而生；道或道家，既是道教又是道学，属于一种半宗教性质的知识哲学体系；佛教则是一种纯粹的宗教体系，所以，她依靠民间广泛存在的佛教寺院和僧人而存在。
与中国不同，在西方，除日本信奉源自中国而视同己出的神道教、禅宗和日莲教外，其它国家大都信奉圣经宗教。西方历史的浅短，使西方人一直被其起源问题所困扰着，为了寻求一种解脱，他们杜撰了一个"创世纪"，《旧约》和《新约》既是他们的"历史"，也是他们唯一的聊以自慰的全部过去的精神世界。于是，他们为自己构造了一个虚幻的上帝，把她塑造成为一个在人类之外协调个人与周边关系的万能形象。由于上帝无所不在，西方人就有了依赖，也就获得了解脱，获得了再生。就像英国广义相对论家、宇宙学家霍金在研究宇宙时，生怕孤独地掉进可怕的"黑洞"中去被撕个粉碎，在写作其极具影响的名著《时间简史》时，也时时都在呼唤着上帝，与其同在，与其同行。
任何宗教都是一种文化的反映，但真正的宗教始终是一种民间活动，而不是一种国家政治文化。所以我们说，佛教不能成为中国文化的本体，中国文化实际上是儒、道、法三位一体的综合文化体系。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一种单一文化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从春秋开始的，诸子百家诞生以后，中国就进入一个各种思想学说纷呈的时代。其中，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家等十家最为著名。后来，汉初史学家司马谈从"九流"（除去小说家）中，化纵横家和杂家，略农家，把阴阳、儒、墨、名、法、道合称为六家。后来，阴阳沦落为"方士"，六家又失一家。后来，秦汉以后，名、墨后继无人逐渐消失，最后，剩下的即最有影响的便是儒、道、法三家了。
儒家，是以孔子为创始人的重要学派。《说文》说："儒，柔也。术士之称。"即儒者，古代有知识技艺者的通称，后成为信奉孔子学说的人的专谓。自孔子之"仁"、孟子之"义"以及荀子之"礼"立，儒家传承不衰，以后，董仲舒、韩愈、朱熹等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儒家思想主要在政治伦理方面。在政治上主张"德治"和"仁政"，在伦理上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道家，是以老子为创始人的重要学派。所谓"道"者，即宇宙之本原。其思想主要在政治哲学上。道家思想经庄子的发挥，发展到全盛。由于统治者的封压，历史上无大继者。但自老子"知常"论、庄子"齐物"论提出以后，其思想始终在国家政治和哲学领域的文人之间具有广泛影响。其在政治上主张"小国寡民"、"无为而治"，"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即以民心为本位--中国民本政治思想的本源。在哲学上重视事物矛盾及其转化，"反者道之动"，但又强调"柔弱胜刚强"的无条件循环思想。台湾学者南怀瑾甚至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实际就是中国上古传统文化中道家一贯的分脉，司马迁著《史记》，自称祖述太史公的思想，以道家为主，应是指传统文化中儒、道不分家的道家，但取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而已。"（9）
法家，是主张以法治国的重要学派。其思想源于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实际创始于战国时期的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至战国末期的韩非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之大成，建立完整的法治思想理论。法家思想主要在政治和法治方面。在政治上，认为没有"自善之民"，主张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在法治思想上，主张以法治国、以法为教。
对应儒、道、法三者，中国有三位文化巨匠：孔子、老子和韩非子。他们实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真正的精神领袖，他们和儒家后继者孟子、道家后继者庄子、法家商鞅，以及中国主体文化的集大成者荀子和吕不韦分别著述的八部经典：《论语》、《孟子》、《道德经》、《庄子》、《韩非子》、《商君书》、《荀子》和《吕览》成为中国文化的经典大全。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八子八书"。
对"八书"中的前六部书，也许大家没有什么异议。对后二者，需要作点说明，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到此二书的重要性。春秋时期的著名思想家荀子既是一个大儒，又是一个"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近代思想家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学，荀子也"。梁启超也说："自秦汉以后，政治学术，皆出于荀子。"所以，《荀子》堪为经典。《吕氏春秋》系秦嬴政初年相国吕不韦集门客之力编成，东汉高诱序之曰：《吕览》"以道德为准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大出诸子之右。"然而，后人鄙吕不韦之行迹，故多不推崇。可《吕览》确实是集中国文化的集大成之巨作，加上"此书经二千年无残缺，无窜乱，且有高诱之佳注，实古书中之最完好而易读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故此书列八书之一，而不为过。现代兴"吕学"专门研究，足见《吕览》地位。但梁启超把《吕览》仅作为国学入门的"游览"书籍是欠妥的，实际上它应被精读、深研。
尽管《荀子》和《吕览》是集诸子百家之学，然儒、道、法三家仍然是其主要内容。所以，八书的重点自然也是集中反映儒、道、法三位一体文化的主要典籍。
表7-1 儒道法三家和“八子八书”
儒家 道家 法家
创始人 或集大成者 孔子[前551-前479]
姓孔名丘
春秋鲁国人
思想家、教育家 老子[战国时期]
姓李名耳，字聃
战国楚国人
思想家、哲学家 韩非子[前280-前233]
姓韩名非
战国韩国人
法学家、政治学家
2、第二个人物 孟子[前372-前289]
姓孟名轲
战国邹国人
教育家、思想家 庄子[前369-前286]
姓庄名周
战国宋国人
哲学家、思想家 商鞅[？-前338]
姓姬或公孙，名鞅
战国卫国人
改革家、法学家、政治家
3、主要著作 《论语》、《孟子》 《道德经》、《庄子》 《韩非子》、《商君书》
4、主要思想 “仁礼”政治论、
“损益”历史论、
先德后智教育论等 “无为”政治论、
唯物“道”论、
辨证分析论等 “法本”政治论、
辨证“矛盾”论、
唯物“道理”论等
5、集大成者 荀子[约前340-前245]，姓荀名况，号卿。
战国时期赵国人，著名思想家。传《荀子》32篇。
荀学包括了儒道法三家的基本理论而又自成体系：性恶论、“明分使群”论、“古今一致”论、“以近知远”论、隆礼尊贤论、平政爱民论、君权集中统一论等等。
6、集大成者 吕不韦[？-前235年]。
战国末年卫国濮阳人，著名政治家、思想家。著《吕氏春秋》，即《吕览》。
吕学兼合“诸子百家”，融儒、道、法三家及墨、名、阴阳等思想，“假人之长，以补其短”。然而，后世对之缺乏研究，是为憾事。
儒、道、法的共同点都是一种社会政治理论，同时又有区别：儒重"仁、礼"，道重"无为"，法重"法、术、势"。"道"偏重于个人的清净生活和哲学修养，但不乏种种社会主张；"法"则努力建立整个社会的公正和公平体系，但不乏规范个人行为；而"儒"则在"道"和"法"之间，建立了一种和谐和中庸的桥梁。因此，中国的儒道法三元社会就是一种平稳的和平化社会，儒道法三元共同构成了我们历史社会和现实社会的决定性因素。只要我们翻开任何一本史籍，均可发现：历朝历代的成功统治者无一不是三者并用，历朝历代的政治思想无一不是三者之综合。反之，失败的统治者往往或偏其一二或三者俱失所致。
西汉汉武帝时，表面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采用的是"外儒内法"，"尚法善儒，"儒法兼治的方法。"西汉所尊的儒家已经不同孔子时的儒家。当儒家竟能排斥百家而居于一尊的时候，它自身实际上已经包摄了多家的思想成分。"（10） 汉朝大儒董仲舒也曾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11） 魏晋时期何晏、王弼创立了一种用道家观点解释儒家学说的"玄学"，向秀、郭象的《庄子注》更是双壁合一的杰作。至于玄学重于空谈，合流佛学，最终被佛学代替则不足多提。
创有"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尽管鄙《韩非》，重儒术，但仍认为"治国守法，事须画一" （12），仍用《老子》的"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作为一个重要标准。佛教盛行的时候，他曾下诏称："老君垂范，义在清虚，释迦贻则，理存因果。求其教也，吸引之迹殊途。论其宗也，弘益之风各致。然大道之兴，肇于邃古，源出无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况国家先宗，宜居释氏之右。"
树有"康乾盛世"的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说："国家设立法制，原以禁暴止奸，安全良善。故律例繁简，因时制宜，总期合于古帝王钦恤民命之意。" （13）"有治人无治法，但真能任事者，亦难得。"（14） 是儒乎抑或法乎？又说："为君之道，要在安静，不必衿奇立异，亦不可徒为夸大之言。程子曰：'人不学为圣人，皆自弃也。'此语亦属太过。尧舜之后，岂复有尧舜乎？昔人有言，孟子不足学，须学颜子，此皆务大言不务实践者。"（15） 此是儒乎抑或道乎？他曾在其著名的"举博学鸿儒诏"中，公开提出"崇儒重道，培养人材"的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曾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他的话虽然有极端之嫌，但反映出他认识到了法家与有建树的政治家之间的关系。
儒，成为历代统治者立国治国公开推崇的理论体系。道，则为统治者提供了自身修炼，刚柔并举，以便达到"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为无为，则无不治"（16） 的目的。法，则为统治者提供了治国制民的"方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世袭统治者的独裁，为了维持其统治地位，需要尊崇儒术，这就造成了不理道法的假象。事实上，世袭统治者，宣传道学，怕有阴险之嫌；提倡法学，怕有犯法之过。为此，世袭统治者总是不着力宣扬道学和法学，一概实行"仁政"。这也就造成了中国世袭时代唯心而不唯物、唯人治而不唯法治的传统。事实上，安邦定国需要尊儒，修养生息需要循道，护国保家需要守法，儒、道、法实为一体。这三者就好比一个人的双眼和口，口中念叨的是"儒"，而其右眼为"道"，左眼为"法"（见图7-1）。
对中国历史文化深有研究的黄仁宇先生，通过对"仁"的研究，"打通"了儒道之间的联系：他说，"温和有礼，慷慨大方是仁的初级阶段。在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过程中，又必须把自己的思想与言行统统纳入它的规范之内，经过不断的积累而可以到达去私，最终到达无我。这样，仁就是一种强迫性的力量、行动的最高准则、超越人世间的品质，也是生活唯一的意义之所在，简直和道家的'道'殊途同归"。（17） 同样，在儒法之间，"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看似势不两立，但前者为后者创造了一个适合发展的稳定的社会环境，而后者为亦使法家的帝国稳如磐石。"（18） 法与儒之间"仁"的行为准则的两端：一端是纲领和条文，一端是礼仪理念，两者可互通不悖。在道与法之间，似乎两者是消极和积极的两个极端，但是，正是这种"阴阳"两极组合隐含着中庸哲学的互补性。
儒、道、法三者有此互动，既形成了一个稳固的"三位一体"文化结构体系，又把"儒"圈定为整个体系的中心（这正是历朝历代统治者兴儒尊儒的实证因素之一）。西方有一本介绍中国文化的名著，书名叫《中国古代的三种思想》（作者威利Arthur Waley）,它所说的三种思想就是儒家、道家和法家。英国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甚至认为，"如将中国古代诸子学说，以政治立场为基点加以排列，则应将法家置于儒家之前，盖法家代表当时政治趋势中之极右派，而道家则为极左之代表。"（19） 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先生也认为，"先秦学派最有力的四家，一儒家，二道家，三墨家，四法家。先秦政治思想，有四大潮流，一无治主义，二人治主义，三礼治主义，四法治主义"。（20） 可是，他又认为，墨家人治主义的平正思想合于儒家，而墨家的"末流"又趋于法家。结果，终归还是儒、道、法三家。再说，墨家名义在西历前3世纪就消失了，而法家经荀子学生韩非和李斯的亲身实践，使法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萧公权也说：人治派，儒墨属之；法治派，法家为其代表；取消极态度而并与二派对立者则为道家所代表之无治派。"就其大体言之，儒墨二家同属第一类，法家诸子属第二类，道家之老庄及一切'为我'之思想家，独善之隐君子，即属于第三类。" 并比观列表如下：（21）
表7-2 萧公权儒道法三派比观表
治体 原理 治术理想
人治 儒 君子 仁 博施济众
立人达人 教养 (正名)天下归仁
墨 贤人 兼爱 交利 尚贤尚同
非攻节用 (政平民安)
法治——法 法 术 势 明法饬令
严刑重罚 国强君尊
无治——道 无为 除烦扰
任自然 小国寡民
至德之世
故此，中国传统文化就主要是儒、道、法三家的综合结构。
从积极意义上讲，这个结构是独特而稳固的文化结构。这个"三位一体"的文化结构体系，使中国文化具有超越现实的和平特性、无比的内聚性和巨大的包容性。但是，之所以需要这三位一体的结构，就是每一个部分都有它的"背面"，在我们的社会中，往往注重发挥了它的"背面"，忽视了它的"正面"，更忽略了它的组合功能。这样的结果，就是社会生活出现畸形发展。比如，"中国人的精神力量一方面受到虚伪的儒家文人说教的腐蚀，另一方面又受到法家官僚赤裸裸刑法的打击，再一方面，道家劝导人们顺从，退避，与世无争，苟且偷安，中国人的精神力量受到这种种思想观念的蚕食，使得中国人只能在传统的习惯势力淫威下始终亦步亦趋地作历史的爬行，永远无力量靠自身的思想和精神跳出自己历史的阴影。"（22）
现代中国社会的责任就完善"三位一体"文化结构体系，纠正其畸形发展模式。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中华少数民族文化，如蒙、回、藏、朝等民族文化，也多是中华儒道法三元主体文化的地方化延伸和衍变。虽然，我们说中国文化是一种多民族文化，但中华文化实质仍然是儒道法三位一体的综合文化体系。
中国文化综合特性，也可以从她的沉积物--"龙"的产生和演化中得到证实。
远古东方人类发展在不同区域形成不同的原始部落以后，多以动物作为其部落的象征物或者图腾。在古国或者方国产生时，它们逐步兼并了很多推崇不同动物的原始部族，所以中国古国和方国乃至帝国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在同一族种分化成若干原始部族后的融合过程，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多样化特性，而"龙"就是这种多样化特性的集中体现。
中国的"龙"，最早产生在距今8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发展至今，她有了一个完美的形象：鹿角、牛耳、兔目、虎眼、狮鼻、驴嘴、马齿、蛇躯、鱼尾、鹫趾、鹰爪……。很显然，这种不同动物的组合，是具有不同动物崇拜的许多原始部族的折中结果，这种折中既体现了一种多样结构特性，又体现了多部族的共同认同。所以，我们中国文化又称为"龙文化"，中华各民族又称为"龙"的传人。
现在，"龙"既是中国十二生肖中唯一虚幻之物，又是中华多民族文化的综合化身。著名学者张岱年说：
中华的民族精神基本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就是永远努力向上、决不停止，这句话表现了中华民族奋斗拼搏的精神，在政治生活方面，对外来侵略决不屈服，对不良势力决不妥协；在个人生活方面强调人格独立，志不可夺。"厚德载物"就是要有博大的胸怀，兼容并包。儒、道、佛三家彼此相容，这种现象只有中国才有。"自强不息"是奋斗精神，"厚德载物"是兼容精神。（23）
这种认识是很有见地的。当然，他认为中国文化是儒、道、佛三家兼容并包，用"佛"替出了"法"，这是值得商榷的。
总之，儒道法"三位一体"的文化结构构成了中国文化最基本的本质特征。在中国"三位一体"的文化结构中，有未来世界文明的思想内核--和平、包容和稳定等重要因素。我们应当进行挖掘、开发和宣传，并对社会进行必要的改革，把中国的灿烂文化的思想精髓推向世界。我们尊儒不是去做古代儒生，崇道不是去炼长寿丹，重法不是去搞残刑酷法。我们应该按照毛泽东"去其糟粕，用其精华"的思想，以宋代大学者张横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实现儒家仁礼天下、道家道德光华和法家法教为上的崇高理想，迈向中国历代政治思想家们所矢志追求的大同盛世。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文化始终是普照东方世界的先进文化。朝鲜、东瀛、南越、南海环岛、西域、北疆无不受惠于中华文明之光。
处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乃至各个华裔国家和地区，尽管他们长期偏居中原边缘地区，但他们的母体文化仍然是中国"三位一体"文化。因此，身居汉字文明之中的中国人，应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感到无比自豪。我们除了要捍卫和发展我们的先进的文化传统外，应当积极地向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输出中国文化，让世界更多的人了解、认识并跟进中国文化的先进性。
在人类发展史上，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东方文明是独立发展并繁荣起来的，并且对整个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些成就至今仍在发挥其积极作用，如汉字、儒道法综合文化、纸的发明、中国医学等等。
西历17-19世纪，西方早先东方受惠于实验科学的成果而变得强大，东方则因闭关自守和受西方掠夺而出现衰退。在西历21世纪，随着中国的逐步崛起，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以中国汉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也正在日益扩大其世界影响力。
为此，作为中国人应当充满信心和希望。中国可以给世界其它国家，特别是西方那些穷兵黩武的霸道国家讲授中国文明课程：
第一、富有独特文化的中国汉语体系；
第二、富有和平思想的儒道法三元文化体系；
第三、富有自然理性的中国医学体系。
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沟口雄三说得好：
在十九、二十世纪，世界遵从着欧洲的规则来自我实现，因此，欧洲以外的世界不得不歪曲自己的历史甚至不得不捏造它。其结果，我们的世界失掉了它的丰富性，而欧洲自身也因此而受到了歪曲。
在今天的世界上，在欧洲以外的地域，拥有最多历史文献宝藏的文明古国是中国。我们必须尽快把这些历史文献亦即拼图的断片按照中国的规则重新组合起来，以复原中国的原有样态，当中国的这一图像被呈现出来的时候，世界也许会更加接近它的原貌，欧洲也会恢复它本来的形象。这一世界文明史的重新书写是历史赋予中国研究者的艰巨任务。（24）
我们在国际交往中，注重诚挚的友谊和崇高的道德风范是必须的。但是，"在确保对外的国防武力之上，应该更先注意的是，社会上文化传统之养育与保护"（历史学家钱穆语），特别是中国完整的文化体系，包括整个文明的优良部分，应当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立国之源。
西历20世纪末21世纪初，美国大肆鼓吹着美国的价值观、民主制度，实际是竭力推行其文化帝国主义政策，对世界实行文化侵略。毛泽东早在1949年就曾深刻指出：
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时间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一（25） ，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26）（27）
美国帝国主义，到现在仍然坚持这样的政策，不但没有改变，而且手段更加高明，更加先进也更加残酷。就像美国海权论者马汉所说的：
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将决定着整个地球并支配其未来？当前，摆在文明的基督教世界面前的重任就是将包围着自己的众多古老的异域文明－－首先是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文明--纳入自己的胸怀并融进自身的理念之中。这是它的一项伟大使命，它必须履行之，否则就只有毁灭。（28）
虽然，我们中国人没有马汉吞并其他文明的野心，但应该有马汉式的危机感。在发扬光大中华文明的同时，应注意吸收西方文明的先进部分。正如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方克立教授所说：
在今天世界，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都居于领先和主导地位，西方文化是强势文化，学习外国先进文化当然首先要向西方学习。我们明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并非尽真、尽善、尽美，其中包含假、丑、恶的东西，明知在全球化过程中确实存在着资本主义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的问题，明知美国等西方国家一天也没有放弃"西化"、"分化"社会主义中国的图谋，但是为了知己知彼，我们必须学习；为了得到人有我无的东西，我们必须学习；为了吸取异质文化的营养，来提高本民族文化的自我反省和更新能力，我们也必须学习。西方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问题是看你有没有鉴别和选择的能力，有没有"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主题意识。科学技术是全人类智慧的共同财富，先进的管理经验反映了生产和经济运行中的客观规律，它们即使是"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学习和利用。我们要像马克思教导的那样，善于"以人道的方式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利用旧世界的一切强大手段来变革旧世界"。在这"一切肯定的成果"、"一切强大的手段"中，除了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之外，还包括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中所蕴含的符合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普遍价值，如理性、科学、民主、法治、人权等，以及一些新的文化观念，如主体性观念、可持续发展观念、知识经济观念、社会均衡观念等。这些都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中可以批判地吸取的资源。（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