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瓦时/人）
1.美国 3.1 13198 13434
2.俄罗斯 1.46 5671 4963
3.中国 0.21 917 893
4.英国 1.22 5832 5380
5.西班牙 1.23 4800 4104
三、人口问题
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到2000年末超过处于世界人口第二位的印度近3个亿，达到12.9533亿人（其中大陆12.6583亿人，港澳台及福建金、马诸岛人口2950万人）。
从历史发展角度说，中国人口的变化在清朝以前有一个明显的规律：即战乱和灾荒决定了全国人口数量。每个皇朝末年，土地兼并严重，流民溢多，农民起义蜂起，战乱频繁之时，人口必然锐减。新兴皇朝安定繁荣之时，全国人口又急剧增加。中国从西历前21世纪，大禹"平水土，分九州，数万民"，首次统计中国人口（当时约1355万）以来，一直至明朝末年，其人口发展变化都遵循这个规律。在这个时期，中国人口始终在1400-8700万人之间变化。这个循环规律，有史家总结说：
我们的祖先，对于"富""庶"之道，没有十分讲求，不知发挥经世的学术，来维持均衡，只有受自然淘汰率的支配了。大乱之后，人口减少，有荒可垦，田产敷用，人民安居乐业，生活程度也略为提高，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后来人口一天多似一天，荒地一天减少一天，土壤不知改良，水利不知兴修，生产力减弱，消耗力增强，生活程度就得降低。老百姓莫名其妙，只有烧香拜佛，嗟叹自己的命运不好，士大夫阶级和政府当局很少明白其中的道理。纵有少数人"负经世之志"，亦无"经世"之力，只好听天灾人祸自然演化。所以我国有"三十年一小乱，一百年一大乱"的俗语。一遇荒年，土匪蜂起，民不聊生，于是小乱变为大乱。等到相争相斫以后，人口自然减少就"乱极思治"了。（26）
但是，从前清以来，中国人口发展就失去了其原来所遵循的规律，接连发生了三次突破性变化，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人口头号大国。第一次是1753年中国人口突破1亿；第二次是1949年中国人口突破5亿；第三次是1981年中国人口突破10亿。我们以为，这三次变化都是与土地政策有直接关系的。
清朝建国以后，全国土地制度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土地制度仍然是皇权所有制。但是，清朝政府在康乾时期，实行的土地政策使全国广大农民间接拥有了大量可供耕作的土地，民众得到休养生息，人口繁衍自然加快。这些政策，主要包括鼓励垦荒、停止圈地和大蠲赋税三项政策。
鼓励垦荒政策起于前清顺治年间（1644-1661），政府为增加耕地面积，安置流民，以荒地拨给无地之民，并以延时起科为鼓励，全国耕地和有地之民同时急剧增加。1661年（顺治18年）全国耕地仅549万余顷，到1685年（康熙24年）增加到607万余顷，到1724年（雍正2年）增加到723万余顷，63年间全国耕地净增加174万顷，增长近32%。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清政府在鼓励垦荒的同时，主动停止了圈地政策。1669年（康熙8年）清政府正式下达停止圈地令，宣布将所圈占的土地退回给原主。这不但使广大农村增加了自耕土地，而且还逐步改变了几千年来土地占有关系。随着垦荒地、圈占地和官公田逐步流向私有地主和自耕农民，清朝土地私有开始得到快速发展。到清光绪年间（1887年）全国耕地私有率达到了81.2%。
清朝在耕地扩张、税收增收和社会逐步稳定的同时，开明君主为了巩固其取得的成就，进一步安定民心，持续采取了蠲免政策，即对按照规定应交纳的赋税实行免征。从1686年（康熙25年）开始，一直到乾隆末期，这项政策得到长期施行。开始是"一年蠲及数省"或"一省连蠲数年"，后"普免天下钱粮，三年而遍。"为使蠲免惠及百姓，康熙还下令"嗣后凡遇蠲免钱粮，合计分数，业主蠲免七分，佃户蠲免三分。"后来，雍正、乾隆均继承了康熙的这个安定之策，一直持续到嘉庆初年。
在整个前清时期[1644-1796]，由于清政府的鼓励垦荒、停止圈地和蠲免政策的持续施行，使广大农民得到了实惠，生活安定，全国人口在康熙"盛世兹生人丁，永不加税"的鼓励下，得到飞速增长。清朝初年全国人口降到了以往人口变化的下限1400万人，到1753年[乾隆18年]全国人口突破1亿，增长了7倍多，仅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这种人口升势一直持续到咸丰初年。
中国人口从后清到1948年（民国37年）的150多年的时间内，一直在5亿人以内变化（1930年曾微过5亿）。到1949年，中国人口出现了第二次突破性发展，大规模地破5亿关口，达到5.48亿人。毋庸质疑，这个结果是与中国共产党1947年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并在整个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西北等解放区进行广泛深入的土地改革分不开的。"到1949年上半年，使1.5亿人口的地区迅速完成和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正如孟德斯鸠所说："如果一个国家有土地均分法，并实行均田的话，那么虽然没有什么工艺，人口也是会很多的，因为每个公民从所耕种的土地就能获得所需要的一切食物……。"（27）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使中国农民实现了几千年前农民起义所提出的"均田地"的愿望，享受到了"耕者有其田"的喜悦，5亿人口也并未超过中国宽阔国土的承受能力（有人曾论证，中国最佳人口规模在6亿人）。一定程度上说，是土地改革赢得了中国革命的最后彻底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基数庞大，中国人口同其他物质财富一样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1954年超过6亿人。第2年，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敏锐地注意到了中国人口这样发展下去的严重性。1957年马寅初正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新人口论》，明确提出，要解决中国人口增长同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唯一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不幸的是，他的理论遭到了无理的批判。于是，国家人口政策在20世纪50年代意见不统一，60年代人口失去控制，到70年代开始注意到"人口非控制不行"（毛泽东语）时，中国人口已经超过了8亿，改革开放后，真正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中国人口已经离10亿不远了（1978年9.6亿）。
中国人口的第三次突破性增长--突破10亿大关，一方面原因是人口政策的彻底失败，另一方面的原因还得从土地政策上去找。新中国成立前后，刚分到土地的农民，基本上是独立单干，生产积极性高，基本生活得到保障。1958年人民公社产生，所有生产资料（包括土地）归人民公社，那些群居在一起的农民被"集体"捆绑成为一个个"生产队"。农民手中只有少量的自留地，作为"副业"基地，以资补充社员生活所需。但自留地所有权仍属于"集体"。从那以后，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的农民等于是被剥夺了大量原先分给他的土地使用权，只能参加集体劳动以取得主要生活来源。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中国政府在"承包到户"的名义下，又才将土地 "还给"农民（仍然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并给予农民一定的生产自主权。这一改革，使中国农村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刺激了中国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的飞速发展。
中国人口乘改革的春风用3年时间于1981年登上了10亿关口。我不是说，农村经济承包责任制不好，不是说农民不应该获得具有自主使用权的土地。我是说，在人口政策的不稳定和不坚决的情况下，土地政策的变化将引起人口的显著变化。如果后来没有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恐怕中国人口在20世纪末早已超过中国人口发展的第4个关口--15亿。中国人口自1753年上1亿以后，1949年达到5亿花了196年；1981年超过10亿仅花了32年；看看达到15亿我们需要多少年？！
如果说，中国土地问题是东西矛盾突出，水资源问题是南北矛盾突出，那么，人口问题则是城镇和农村的矛盾突出。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其《美国与中国》（第四版）一书中，把中国一分为二："自古以来就有两个中国：一是农村中为数极多从事农业的农民社会，那里每棵树林掩映的村落和农庄，始终占据原有土地，没有什么变化；另一方面是城市和市镇的比较流动的上层，那里住着地主、文人、商人和官吏--有产者和有权者的家庭。"（28） 我国自1958年1月1日起实施城乡分治的户籍管理制度以后，城乡之间便有了一条明确的分界线。现在，我们说的中国进步了，实际主要是指城镇中的那个中国，而广大农村的"另一中国"却长期处于积弱状态。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总数近9个亿。农村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左右，到20世纪末，农民月人均收入还在180元左右，比不上城镇下岗职工的最低生活保障。（29）
精于计算、善于理论分析的美国经济学家、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福格尔，于1997年6月在北京大学做"美中经济发展的比较"演讲时讲过，"以农村和城镇人口的比例比较，中国还处在美国1890年的水平；以实际全民人均收入而言，中国正处在美国1897年左右的水平；若以农业劳动所占的份额而言，目前中国正处于美国1880年的水准。但如果就教育而言，中国受中等教育比例已达到美国1970年的水平。换言之，中国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并非处于同一水平，某些领域发展得很快，但有些方面则相对处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沾上农村的指标，与美国的差距都在100年以上。在20世纪末中国农民面临的问题，更多的是农产品价格逐年下降、收入减低、子女教育负担沉重、生活困难等等问题。对此情形，我们显然不能预言，中国将在何时取得伟大进步，两个中国（指城镇和农村）均衡发展，实现国内经济一体化，真正达到全国（特别是农村）的现代化。然而，现实的经济改革自打把眼光从农村转入城市以后，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显然被放在了次要地位。中国农村，大部分处于地理位置偏远、多山、交通不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农村绝大部分还是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在城镇严格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而农村相对宽松，加上农民文化知识低以及传统观念的影响，农村人口仍然是中国人口的大部分。
到21世纪初，虽然，城镇化"消化"了不少农村人口，城市化率上升到36%，设市城市增加到668座以上，建制镇增加到19000座，按统计计算，我国农村人口是城镇人口的2倍多，占全国人口的65%，城市人口中小城市人口占城市总人口比例在40%以上，但是，从发展角度看，1978年以来，城市数增加了近4倍，建制镇增加了近9倍，而同期城市人口增加了2.6倍。这说明，小城镇并入城市化指标速度较快，其中许多小城镇城市，城市基础设施不具备，没有工业，完全是一个农业集镇。所以，我们应当认真重视城市化指标的"内在质量"（详见表8-7）。
总之，我们的农村人口（包括农村集镇里的非农业人口）至少在全国人口的70%以上，这不但是中国的城市化道路的一个巨大障碍，而且是21世纪中国发展的巨大包袱。如果我们不能妥善处理好这个包袱，我们必将被这个包袱所压垮。
事实上，城市化是集中了农村人口、土地和水资源矛盾的一个综合性系统工程。中国未来的城镇建设恐怕要将人口控制、土地改革和适宜生存（有持续的水资源）三个因素摆在最首要的位置。与其说，我们去改变农村的户籍性质，还不如一步步地将我们的公路网延伸到乡村、延伸到适宜耕种的土地，并随着公路的延伸将我们的统一的变乡村为城镇的城镇模式推广到全国各地--将城镇作为国家最低一级的行政单位（消灭村及村民组）--将散居于高坡山谷的村民就近请入适宜居住的现代化市镇，全面推行机耕，对不适宜耕种的山坡或者退耕还林还草或者种植果树或者改造为可机耕地，机耕土地由城镇政府按照功能区承包给镇民，富余劳动力实现多渠道就业：专业机耕、经营果林或者经济林、筑路、改土、市镇商业、服务业等等。如果这个系统工程（这将是一场彻底的农村大革命）在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内能够坚持不懈地得到施行，或许农村人口控制、土地利用、环境保护、人口素质提高（教育应作为市镇建设的首位政策）以及我们的最终目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将会有彻底的改变。
表8-7 1949-2000年中国城镇发展状况[2000年为估计数]
年份 全国人口
[万人] 城镇人口
[万人] 城镇人口
比例[%] 城市数
[座] 建制镇
[座]
1949 54877 5765 10.51
1957 64653 9949 15.39
1960 66207 13073 19.75
1966 74542 9965 13.37
1976 93719 11342 12.10
1978 96259 17245 17.92 193 2173
1982 101541 21154 20.83 245 2678
1984 104357 24017 23.01 300 6211
1988 111026 28661 25.81 434
1992 117171 32372 27.63 517 11985
1996 122389 35950 29.37 666 17770
1997 123626 36989 29.92 668 18000
2000 127400 44590 35.00 1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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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鞍钢，“加入WTO后应使农民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中国经济时报》，2002.1.5，第4版。
（2） 《孟子.离蒌上》。
（3） 卡莱尔，《文明的忧思》，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第1篇第8章。
（4）《诗经.小雅.北山》。
（5）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2卷[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13页。
（6）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2卷[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17页。
（7）王志振，“粮食安全，一个不可忽视的话题”，《中国经济时报》，2001.12.14，第五版。
（8） “阿拉善：你的名字叫‘沙尘暴’”，《中国经济时报》，2000.4.17，第4版。
（9） 《经济日报》，2000.12.20，第9版。
（10）“石化，贵州的生存危机”，《贵阳晚报》，2000.12.28。
（11） “三岔河流域生态恶化”，《贵州都市报》，2003.5.19。
（12） “我国生态环境的十个问题”，《中国经济时报》，2000.8.1，第4版。
（13）刘守英，“中国农地集体所有制向何处去？”，《中国经济时报》，2000.2.18，第8版。
（14） 杜润生，“尊重和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中国经济时报》，2000.4.21，第5版。
（15） 转引自林凌，“谁来代表农民的利益？”，《中国经济时报》，2003.2.18，第5版。
（16） 赵越，“《县域论》——思考中国现代化的大问题”，[天府评论www.china028.com]，2001年6月9日。
（17）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10页。
（18） 启良，《中国文明史》，上册，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第430页。
（19） “让母亲河永葆青春”，《经济日报》，1999.4.22，第1-3版。
（20）《中国经济时报》，2000.12.5，第1版。
（21） 《中国经济时报》，2000.4.12，第1版。
（22） “我们如何面对水危机”，《中国经济时报》，2000.3.22，第4版。
（23） “‘十五’及至2010年区域政策建议”，《中国经济时报》，2000.3.29，第4版。
（24） “我国生态环境十大问题”，《中国经济时报》，2000.8.1，第4版。
（25） 《人民日报》，2000.9.11，第9版。
（26） 萧一山，《清代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135页。
（27）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16页。
（28）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29）刘建锋，“不能坐视农村的长期积弱”，《中国经济时报》，1999.12.17，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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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