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20余年了，我们确实取得了举世注目的成就，但是与世界的差距仍然是巨大的。这里提供两个比较就清楚了。一个是中国前100名大中型工业企业与世界500强的"重量"和"质量"进行了比较（见表8-8）（1） ，另一个是中国电子百强与同类跨国公司的数字比较（见表8-9）（2） 。另据分析，2003年公布的中国企业500强的总资产、营业收入和利润分别是《财富》世界500强的7.1%、6.12%和32%。中国企业500强的人均收入、人均利润和人均资产分别是《财富》世界500强的14%、72.5%和14.6%。其中，《财富》世界500强第一名美国沃尔玛公司，年收入2465亿美元，占中国企业500强营业总收入的29.3%。比较结果不但不能增加我们的自豪感，而是更加清晰地使我们认识到：我们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还很遥远。
表8-8 中国工业100强、500强与世界500强“素质”比较
指 标 中国工业100强指标值 占世界500强同类指标的% 中国工业500强指标值 占世界500强同类指标的%
1.总资产平均值[百万$] 1948.06 0.88% 711.56 2.44%
2.平均销售收入[百万$] 1089.14 1.74% 398.12 4.75%
3.平均资产利润率[%] 2.98% 24.62% 2.78% 26.40%
4.人均利润[美元/人] 1952.12 12.31% 1366.14 17.60%
5.人均销售收入[$/人] 36671.42 9.51% 27456.26 12.70%
20世纪末21世纪初，西方国家为了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体系中保持霸主地位，纷纷兼并、收购，实现强强联合。这场影响未来经济形势的发轫者--美国，始终站在世界的最前面，既尝到了甜头，又保持了其主要企业在世界的垄断地位。日本因着重在于扩军备战，发展势头受到影响，但其经济强国地位不可动摇。欧洲在这场变革中，克服各种干扰，稳住了经济的强势地位，后势大为可期。
这场大改革的结果，可由美国《财富》杂志每年评出的500强的构成变化窥见天机。在世界500强中，美国从1995年的153家，发展到2003年的192家，增加了39家。日本2003年比1995年减少了53家，但仍有88家，所以其经济强国地位不可动摇。欧洲1995年有172家，2003年为163家，可以说在美国强大的攻势面前，稳住了阵脚，后势可期。
表8-9 中国电子100强与同类跨国公司的数字比较
指 标 单位 IBM 索尼 三星电子 诺基亚 微软 INTEL 思科 ORACLE
营业收入亿 831.32 570 341.64 300.16 283.7 268 192 197
利润 亿 53 15.1 54.3 33.2 78.3 32.1 18.9 22.2
利润率 % 6.3 2.6 15.8 11 27.5 11.9 10 11.2
研发经费 亿 53 35 32 30 44 47 48 11.39
占营业收入 % 6.3 6.1 9.3 10 15.5 17.5 25.3 5.7
指 标 单位 海尔 普天 联想 TCL 上广电 海信 华为 熊猫
营业收入 亿 86 73 43 38.6 32.5 23.3 20.8 19.8
利润 亿 3.3 1.33 2.9 1.85 1.66 0.4 1.51 0.53
利润率 % 3.85 1.82 6.73 4.79 5.11 1.71 7.24 2.65
研发经费 亿 4.84 0.67 1.3 1.06 1.83 0.25 3.7 0.32
占营业收入 % 5.63 0.91 3.03 2.75 5.6 1.06 17.75 1.6
中国在2003年有11家进入《财富》500强（其中含台湾一家），与韩国相等，与美、欧、日自然不可比，其它的30多家，加拿大占近半数，其余分布在澳大利亚、俄罗斯、巴西、墨西哥、马来西亚、印度、新加坡等国。
我们做这番比较，目的不是打击发展者的积极性，也不是抹杀一些人的杰出成就，我们的目的无非只有一个：带着一个美好的希望，正视现实，看到我们的真实水平和地位。这里主要转录一贯比较尊重现实的《中国经济时报》和《经济日报》三篇文章的研究成果及其主要观点，借以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现状以及对未来的一种希望。
表8-10 1995-2002年世界500强地区分布
国家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1.美国 153 162 175 185 179 179 186 199 192
2.欧洲 172 171 170 169 170 161 153 156 163
3.日本 141 126 112 100 107 107 105 87 88
4.韩国 12 13 12 9 12 12 10 13 13
5.中国 4 6 6 8 9 11 12 13 12
6.其它 18 22 25 29 23 30 34 32 32
合 计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2000年8月1日《中国经济时报》第8版有一篇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写的专论："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特征与'十五'时期产业发展的主要任务"。这篇研究报告比较深入、客观地总结了我国在20世纪末的社会经济总体发展水平，这里摘录其主要结论。
文章对我国在20世纪末的经济发展总体水平总结出10个结论，其要点如下：
第一，人均GDP水平在世界上排在很低的位次上，我国仍然处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1998年，按汇率法计算，人均GDP750美元，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3%，在低收入国家之列（低收入国家标准为人均GDP低于760美元），排在世界第149位；按购买力计算，人均GDP3220美元，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1.9%，在中低收入国家之列（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为人均GDP4050美元），排在世界第129位。
第二，社会物质财富远不够丰富，尚需要大量创造。人均能耗当量和人均电力消耗量可以集中反映社会财富的丰裕程度，也可以反映居民的生活水平。1996年我国人均石油消耗当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人均1684千克）的53.6%，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人均5346千克）的16.9%；人均电力消耗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人均2037千瓦时）的33.9%，高收入国家（人均8121千瓦时）的8.5%。
第三，产业结构层次低，结构升级任务繁重。从三次产业的构成来看，1998年第一产业的比重为18%，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比重仅为31%，低于世界平均30个百分点。
第四，一半左右的劳动者在初级产业就业，劳动力需要大规模转移。在发达经济中，初级产业就业份额一般都低于10%，1998年美国为3.1%，日本为5.4%，而1997年中国为48.7%；与印度尼西亚水平（45.7%）相当。从三次产业就业比重来看，我国也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近。1998年我国基础设施、服务业和其他部门就业份额之和为37.5%，低于印度尼西亚（43.0%）、埃及（51.5%）、哥伦比亚（79.3%）、巴西（62.4%）等，更低于美国（81.1%）、日本（72.9%）等发达国家。
第五，居民消费结构层次低，消费结构需要升级。人们通常用恩格尔系数（居民食物消费支出占居民总消费支出的比例）来判断消费结构层次的高低，恩格尔系数越小，消费结构的层次越高；反之亦然。1998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为44%，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为53.4%，整体上我国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当在44%与53.4%之间，处于很低的层次上，与人均GDP小于或等于1000美元的国家组别相当（2001年农村恩格尔系数为47.7%，城镇为37.9%--引者）。
第六，尚有3400万农村和数以百万计的城镇居民处于绝对贫困状态，收入分配关系有待改善。在同一种社会制度下，经济越发达，人均GDP水平越高，收入越均等。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均等。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基尼系数（0≤基尼系数≤1,其值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均等）由1984年的0.30上升到1989年0.35，并进而上升到1995年的0.415。另据国家统计局测算，199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24，1997年是0.425，1998年是0.456。另外，目前我国尚有3400万农村居民没有摆脱贫困，城市贫困阶层也在不断扩大。
第七，人口城市化水平低，城市化任务艰巨。1997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只有32%，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尚未达到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2%），低于高收入国家78%的平均水平46个百分点。
第八，成人文盲率高，教育普及任务重。成人文盲率高与人均GDP水平呈负相关关系。1995年，我国男性成人文盲率为10%，女性文盲率为27%，比较接近中低收入国家的水平（男性为12%，女性为27%）。
第九，劳动资本比低，生产要素质量需要提高。1995年我国劳动资本比仅为每个劳动者2200美元，不及美国人均115600美元的1/50，欧盟人均144200美元的1/60，日本人均281900美元的1/120，甚至低于印度尼西亚（人均4600美元）和菲律宾（人均7300美元）的水平。
第十，贸易结构不发达，国际竞争力需要大力提高。国际经验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的贸易结构将发生由以出口劳动密集产品为主、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向以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服务产品为主、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转变。目前，我国的出口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较高，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重较低；在进口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较低，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重较高。这说明我国的贸易结构仍处于不发达阶段。另外，从产业的贸易依存度来看，我国的贸易结构也处于不发达阶段。1995年，在我国的一般贸易进口中，依存度居前五位的是仪器仪表（18.6%）、其他交通设备（12.9%）、电子通讯设备（12.0%）、机械（10.8%）和汽车（9.6%）。在一般贸易出口中，依存度居前五位的是服装（14.2%）、纺织业（13.4%）、炼焦煤气（13.3%）、木材加工家具（11.5%）和皮革制品（11.3%）。
依此看来，到20世纪末，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形不是一个可以让人非常乐观的局面。那么，我们实现了邓小平在1979年改革初期提出的改革目标了吗？换句话说，"我们小康了吗？"这个让全中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成了《经济日报》一篇文章的题目。在2000年，《经济日报》记者，就这个问题特别采访了国家统计局官员，答案是：我国到1999年总体已走完温饱阶段94.6%的路程，到2000年全国总体水平能进入小康社会的初级阶段（95.6%），有四分之三的人能过上小康生活。（3） 就是说，到20世纪末，我国仍有四分之一的人不能过上小康生活。
那么，小康究竟是个什么概念？四分之三又是指哪些人？文章做了详细介绍：所谓小康，是介于温饱和富裕之间的一个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具有历史相对性。我国计算和执行的小康标准，反映现代中国社会经济的较好的生活水平，但与国际相比，只能和中下等收入国家水平相当。更具体地说，我国总体小康生活标准包括五大类16个指标（详见表8-11）。其中，经济水平和精神生活已达到小康标准，物质生活、人口素质和生活环境实现程度分别为94.6%、88.4%和91.5%，其中，有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蛋白质摄入量、婴儿死亡率和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县等四项指标未能达到我们的小康标准。
那么是哪些人实现了小康呢？表8-12比较详细地说明了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在1999年实现小康程度的地区结构情况。它表明，在内地31个省市区中，有15个实现小康程度在90%以上，有9个省市区在80-90%之间，有7个省市区实现程度不到80%。从人口分布看，截止1999年底，全国有6.156亿人基本达到小康水平（实现程度在90%以上），有4.65亿人处于温饱有余的水平（实现程度在80-90%之间），有1.52亿人处于温饱中期水平（实现程度不到80%）。也就是说，全国一半人基本过上了小康生活，东部绝大多数过上了小康生活，中部也有三分之二的人过上了小康生活，而西部过上了小康生活的人不到一半。
表8-11表明，尽管我们的小康标准是温饱型的，20世纪末我们仍然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称之为"达到总体小康"，而把未来的希望称为"全面小康社会"。
同时，通过各地区小康的实现程度，我们再次看到：中国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地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本质上看，这三对差距实际就是富人与穷人之间差距。有资料表明，1997年占中国家庭总数两成的最贫困的家庭只占有全部收入的4.7%，而最富有的两成家庭却占有全部收入的50.24%。这个差距已经超过美国。根据美国《商业周刊》1994年的报道，美国最穷的两成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4%，最富有的两成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4.6%。（4） 1980年，中国大陆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基尼系数为0.3左右，1988年，这个系数上升至0.382。1994年为0.434，1998年进一步上升至0.456。（5）
表8-11 小康指标及1999年实现程度
小康指标 单位 小康值 权数 完成值 实现程度[%]
1.经济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元 2500 14 3591 100
2.物质生活：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2400 6 2749 100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1200 10 1044 82.4
城镇人均使用面积 M2 12 5 14.2 100
农村人均钢砖木结构住房面积 M2 15 7 18.7 100
人均蛋白质摄入量 克 75 6 71.5 86
城市每万人拥有铺路面积 M2 8 3 8.8 100
农村通公路行政村比重 % 85 5 85 100
恩格尔系数 % 50 6 46.49 100
3.人口素质：成人识字率 % 85 6 87.6 100
人均预期寿命 岁 70 4 70 100
婴儿死亡率* % 31 4 32.5 59.5
4.精神生活：教育娱乐指出比重 % 11 5 11.59 100
电视机普及率 % 100 5 100 100
5.生活环境：森林覆盖率 % 15 7 16.55 100
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县%* % 100 7 83 83
总计（共16项分指标） 100 94.6
注：* 1999年完成值为预计数。表中价值量按1990年价格计算。
有专家指出，中国城乡消费水平的差距至少是4：1，即城市居民人均消费额是农村的4倍，为全世界所仅见；中国社会已经达到了过于不平等的程度。这说明，我们中国已经从改革开放前的无竞争的公平社会，迅速（仅仅用了20年时间）走向了具有局部竞争性的极不平等社会。这已经不是一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问题了。2003年公布的中国十大暴利行业中，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最不应该市场化和商品化的房地产、中小学教育、殡葬和出版行业成为暴利行业的前四名。简直不可思议，简直不可言语。我国人口众多，土地很少，怎样"安得广厦千万间"，使天下寒民"尽欢颜"？怎样有一个正常的图书出版业和中小学义务教育，以尽快提高全民族的国民素质？怎样的殡葬制度使死人有一个合适的归处，而不与活人争生存空间？这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迫切的问题。
表8-12 1999年全国小康进程结构
实现程度 分布 人口[亿] 比重[%]
实现90%以上 15个：
东：京、津、冀、辽、沪、苏、浙、闽、鲁、粤、琼
中：晋、吉、黑、鄂 6.156
[4.606]
[1.55] 49.93
实现80-90% 9个：
东：桂
中：内蒙、皖、赣、豫、湘
西：渝、川、新 4.6512
[2.85]
[1.33] 37.73
实现不到80% 7个：
西：黔、云、藏、陕、甘、青、宁
1.521 12.34
合 计 31 12.328 100
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仅仅产生了巨大的贫富差距，更为严重的是，进一步加深了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地三者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又反过来制约全国经济的协调发展，进一步制约着全国统一和平衡的国内大市场的形成。2000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这个局面呢？
以前，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政策（1949-1989），表面上各个领域全国一盘棋，实际上受行政条块分割的权力体系、自私自利的地方主义和狭隘落后的民族主义的影响，中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其它方面都被分割成几大块。现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的附带结果，又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分割和孤立，这是很不利于实现全国一体化的。如果我们不能尽快实现全国一体化，又如何能谈得上融入全球一体化呢？所以，我们应利用发展经济的机会，搞好我们的一切"统一"工作，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军事等多层面，最终实现能适应全球一体化所需要的全国一体化。就经济方面而言，已经有很多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提出了很有见解的实现全国经济一体化的方案。
同样是《中国经济时报》，她在2000年9月1日第5版刊登了管荣升先生"加快全国一体化"文章。该文认为，"所谓经济全球化，其实质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贸易自由化"，"在这种不可阻挡的发展大趋势面前，经济和科技发达的国家自然处于进攻的有利地位，发展中国家则处于防守的劣势。"为了在经济全球化中保持和扩大我们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必须加快国内经济一体化。文章很现实地提出了五条"加快全国一体化"的政策建议。这种建议和观点应该被重视，而且应该被大众所熟知。
一、消除工农"身份"划分，扩大就业门路，增加群众收入（黑体是原文如此，下同--引者注）。众所周知，我国长时期内是一个中央集权型的二元经济体制，整个社会形成"内核是干部、中间是职工（工）、外圈是农民（农）"的圈层结构。"农民"不仅是职业的称谓，更成为固定身份的"称号"：农民的收入是最少的，农民的地位是最低的。
所谓"内需不足"，说到底就是少数人收入高，高到只想购买"洋货"；多数人收入低，低到连"国货"也买不起；主要就是占全国7亿劳动者50%的3.5亿农民的劳动收入太低，占总人口75%的9亿农村居民购买力太差。
要大力解除对农民的身份禁锢，继续放宽对集体土地承包权的限制，对农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限制，给其提供比较容易地获得改善自身经济和社会状况的自由宽松条件，促进或至少不再阻挡农民离土、离乡的步伐。使农民充分享受一般的、真正的"国民待遇"，这是比给外企"国民待遇"更为重要得多的大事情。解放生产力，说到底是解放生产者。3.5亿农民的劳动潜力和积极性得不到发挥，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呢？
二、拆除城乡藩篱，促进城乡交流，实现城乡一体化。我国社会经济二元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城乡隔离，就是农民进城难，农民要变成"非农民"难。
农民在城市打工的社会身份、地位、待遇并没有得到公正、切实的法律保障，受歧视、遭虐待的事常有所闻。目前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以至达到空前的3.71：1，正是这种隔离的直接后果。
如果不彻底拔掉城乡之间的藩篱，清除城乡交流道路上的关卡路障，真正实现国内城乡经济的一体化，而以目前这种城乡严重隔离的状态来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岂不是以散沙迎巨浪，如何经得起冲击呢？
三、打破所有制界限，搞活产权，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重组。我国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结果就是效率普遍低下。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私营、经济迅猛发展，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
在企业待遇上，必须打破传统的所有制分野，充分开展公平竞争。对于每个劳动者和每个企业，就业上岗都应该双向选择，劳动保障制度、法律要健全，政府不要过多干预。
四、冲破地区封锁，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中国行政领导体制的特色是集中领导和分级管理相结合，"条条"领导和"块块"领导相结合。
这种体制下的分工负责如果搞得不好，就容易导致互相扯皮，甚至互相掣肘，把有限的能量用在无端的"内耗"上。如果出现"条条"闹独立，"块块"搞封锁，各搞各的"山头"，就形不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这就要依法治国，以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为根本目标，彻底打破地区封锁，实现"全国一盘棋"、经济一体化，做到在全国范围内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货畅其流，最终形成应对全球一体化的强大、统一的"拳头"产品。
五、加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和规范性，增加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和开发力度。中国的国情是：任何地方经济的发展，除了自然地理条件之外，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投资规模是重要因素。国家对西部地区投资较少，即使是最高的1998年也只占全国的14.5%；实行国家优惠政策的沿海城市、经济特区都在东部。结果导致1990至1998年地区GDP的年均增长，我国西部仅是10%，比东部慢4个百分点；1990至1995年西部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以年均0.6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任何社会都有不同程度的不平等。但是，如果不公平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带来社会的、政治的危险。不应当，也不可能容忍不平等无止境地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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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外500强差距有多大？”，《经济日报》，2000.1.24，第5版。
（2）“电子百强与跨国公司的数字‘鸿沟’”，《中国经济时报》，2003.4.28，头版。
（3）吴永亮，“我们小康了吗？”，《经济日报》，2000.12.4，第6版。
（4）冯涛等，“全国贫富差距调查报告”，《当代工人》，2000年第10期。
（5）方进玉，“如何看待中国的贫富差距”，《南方周末》，2001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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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