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学问题，由于对历史分期标准或对分期标准的认识不同，历史分期也各不相同。如中国历史上的封建时期史学界就有六种说法：西周封建说、春秋封建说、战国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东汉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历史学家斯维至对"封建"一词的解释就反映了这种状况：
"封建"一词本是先秦典籍中所习见，因为它是"封土建国"的约缩语或简称，所以少知其本义所在。近代学者由于坚持马克思的五种生产方式，认为氏族社会以后必定是奴隶社会，因此他们对于封建一词往往加以"所谓"，意即它不是欧洲中世纪国家那样的封建主义社会，或者干脆地认为"封建"是秦汉的儒者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一套"外衣"，这实在是莫大的错误。我们反复研究，我国自氏族社会以后即直接进入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贵族民主专政的宗法封建社会，其国家也就是宗法封建国家。这样一来，封建实在是我国古代宗法封建制国家形成的标志。（1）
不过，历史学家何新先生对之却另有不同的意见。他说：
"封建"一词，……是指周代封土建国的国土分封制度；但这种制度在秦汉以下，在中国早已废除了。东汉以后，中国实际上不存在本来意义上的"封建制"（只存在广义上的封建制，即把"封建"理解为广义的土地私有制的话）。但是在现代史学中，却发生了一个名实相悖的荒谬情况，把早已不存在封建制（即分封制）的秦汉以后中国社会，仍然称作"封建社会"；而分明存在过封建制的商周社会，却称作所谓"奴隶社会"--不承认其为"封建社会"。所以会发生这种语词混乱，是由于历史学家把西方历史模式硬套于中国头上的结果。（2）
王家范先生对"封建"一词的解释更具体。他说：
所谓"封建"，实是"天下共主"名分下的"封（邦）建（国）"制，也决非西方意义上的"封建制"（即欧洲中世纪领主庄园制形态），所跨时段最多也只能延展到秦统一之前。（3）
可见，试图通过封建概念来划分中国历史的作法显然是行不通的，中国历史分期非得另辟途径不可。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楚国学者风胡子，曾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历史分期方案，他把中国春秋及其以前的历史分为石兵时代、玉兵时代、铜兵时代和铁兵时代。他说：
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而为宫室，死而龙藏，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藏；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4）
即黄帝以前为石兵时代，黄帝至夏禹以前是玉兵时代，夏禹至春秋以前是铜兵时代，春秋及其以后为铁兵时代。
风胡子按照中国社会发展的物质技术文明的主要特征来分期古代历史，这是很有开创性的最早的中国历史分期方法，对我们今天认识远古中国历史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不过，社会历史的发展永远不仅仅是由物质技术层面所构成的，它是一个在时间之轴上各种事物的复杂演进体系。所以，我们不能以偏概全。
对中国历史分期，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也有一个独到的认识。他把中国历史从治乱角度，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万国时期（也如方国，西历前256年以前）。"商、周以上，有不可考者。而据三代而言之，其时万国各有其君，而天子特为之长，王畿之外，刑赏不听命，赋税不上供，天下虽合而固未合也。王者以义正名而合之。"
第二时期是"一合一离"时期（西历前256年至西历1271年）。"汤代之夏，武代之殷，未尝一日无共主焉。及乎春秋之世，齐、晋、秦、楚各据所属之众诸侯以分裂天下；至战国而强秦、六国交相为纵横，赧王朝秦，而天下并无共主之号，岂复有所谓统哉？此一合一离之始也。汉亡，而蜀汉、魏、吴三分；晋东渡，而十六国与拓拔、高氏、宇文裂土以自帝；唐亡，而汴、晋、江南、吴越、粤、楚、闽、荆南、河东各帝制以自崇。土其土，民其民，或迹示臣属而终不相维系也，无所统也。六国离，而秦苟合以及汉；三国离，而晋乍合之，非固合也。五胡起，南北离，而隋苟合之以及唐；五代离，而宋乃合之。"
第三时期是天下共主时期（自1271年至清朝）。"至于宋亡以迄于今，则当其治也，则中国有共主；当其乱也，中国并无一隅分据之主。"（5）
王夫之的历史分期反映了中国国家的治乱状况，但也不完全如其所说至宋亡以后就天下"共主"了。实际上，元朝西部有察合台汗国、明北部有瓦刺、鞑靼、瀚海，西部有亦力把里等部落或者方国，只有前清（1644-1796）时期无"一隅分据"。但是，元明清时期及其以后，早已分裂出去的越南、朝鲜、不丹、锡金等地再也没有回归祖国。延及共和国时代，外蒙古独立、台湾地方政权偏居。所以，这种历史分期也不能全面、正确地反映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
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认为：
所谓"历史"，昔人曾称之为"相起斫书"，换一句话，便只是记载着战争大事，与乎政治变迁的。……然中国的史家，从司马迁以来，便视"历史"为记载过去的"百科全书"，所以他们所取的材料，范围极广，自政治以至经济，自战争以至学术，无不包括在内。
事实上，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最主要的是其国家标志的形成及其政治大势的发展过程，而非其它。缘此，中国考古学家苏秉琦从中国国家起源角度提出了一种新的历史分期方案。苏先生认为，中国国家的起源有三个发展阶段：古国、方国和帝国（详见第二章）。他认为，古国是一个高级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所以是一种原始的国家形式。中国至少在八帝时代（过去传统的说法是五帝：即黄帝、颛顼、尧、舜和禹。本书认为原来的所谓"五帝"应为"八帝"：即黄帝、少昊、颛顼、喾、挚、尧、舜和禹。详见第二章论说）颛顼以前处于古国时期。在古国基础上，发展成为更高级、更成熟、更发达的国家就是方国，中国八帝时代和夏商周三代都是方国时代。统一各方国而成为帝国，中国从秦始皇开始进入帝国时代。
按照这个理论，我们发现，中国国家政治发展可分为古国、方国和帝国三个阶段。但是，这种历史分期法虽有见地，但不全面。它主要是为了探讨中国国家发展起源而提出的一种中国国家发展理论，对后来国家发展的不同政治形式无法进行区别。因此，这个理论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国家政治分期理论。不过，这个理论对认识中国八帝时代、夏商周时代和秦始皇前后不同的政治形式，以及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如匈奴、突厥、鲜卑、蒙古族、满族等，从"原始部落文化-古国建立-方国形成-最终入主中原而成帝国"这个经典的历史发展过程是很有重要意义的。
事实上，整个人类历史，可以简单的分成两段：非国家政治时期和国家政治时期。但要弄清楚这个分期，得先弄清楚"国家"和"政治"为何物？
对于"国家"形成学说，按照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国家形成有两个重要的标志：一是按照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二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存在，并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列宁进一步指出：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6）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7）
在这些国家起源"标志"当中，按照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李学勤等中国历史学家认为，对于古希腊、罗马来说也许是适用的，但对其它更为古老的许多民族则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主张：
将国家形成的标志修正为：一是阶级或阶层的存在；二是强制性权力系统的设立 。（8）阶级、阶层或等级之类的出现是国家得以建立的社会基础，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强制性的公共权力系统的设立则是国家的社会职能，是国家机构的本质特征。尽管在国家形成途径的解释上有管理论、内部冲突论、外部冲突论、融合论等诸多理论观点的不同，但作为国家形成的结果，都有阶级或阶层、等级之类社会分化的存在。所以，各古文明国家中阶层、阶级和强制性权力系统形成途径和存在形式的差异，并不影响将国家饿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9） 。（10）
由此，我们不难认识到，在阶级和公共权力存在的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借助于国家机器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镇压他们的反抗，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巩固自己建立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如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是统治阶级行使国家权力的工具。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在人类发展历史上，当一个人类集体，如一个部落或者一个氏族或者一个城邦等，只要其国家机器产生时，国家及其政治也就实际已经跟着产生了。
孟子曾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11） 这种国家政治观念比现代西方的国家三要素（领土、居民和主权）差去不远，但两者时间却相差了两千多年。一般地说，中国国家政治观念是"早熟"。可是，这种"早熟"必然有它的社会根源。孟子的"政事"实际是社会公共权力的体现。2000多年后，中国政党政治的首创者孙中山，对国家公共权力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他将"政治"一词解释为：
政是众人之事，集合众人之大力量。便叫做政权；政权可以说是民权。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权；治权就可以说是政府权。所以政治之中，包含有两个力量：一个是政权，一个是治权。（12）
孙中山把国家政治的统治权力明确地分为两个力量：即政权力量和治权力量。事实上，这两个力量可以作为我们判断中国远古人群社会国家形成的依据。即，在人类历上，当一个人类集体，如一个部落或者一个氏族或者一个城邦等，只要其政治权力产生之时，政治也就跟着产生了。有了政治，自然也就有了国家。
由此我们可以推得：我们的所谓历史，就是事物的创生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国家历史就是国家的创生和发展变化的过程，政治历史就是政治的创生和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国历史就是中国国家的创生和发展变化的过程。所以，历史学家钱穆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中国史讲的是中国人的本原和来历。"并说："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划分在其变上。如果没有变，便无时代可分。"
依此历史概念及其分期划分原则，中国历史同世界历史一样，在人类创生和发展过程中，首先存在非国家政治和国家政治两个时期。在远古国家初创时代，那时的人们，虽不能像我们一样，把他们的创造称为"国家"或者"政治"，但是这种事物确实已经存在了，并且在不断发生作用，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
那么，中国历史进入国家政治时代是什么时候呢？我们以为，举世公认的中华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黄帝--所处的时代应当是两个时期的分界点（按照苏秉琦国家起源理论，中国部分地区发展到政治实体的古国时，可能还在黄帝以前）。中国国家政治时期当以黄帝以武力建立统治地位，并建立管理机构以监视天下和建立"封堠"划界制度 、（13） "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 （14）以分区治民为始。黄帝以前为非国家政治时代--即真正意义的原始社会时代。
中国进入国家政治时代以后，政治形态是如何发展的呢？萧公权说："吾国政制自商周以来，凡经三变。商周之际，部落社会渐进而成封建天下，此为一变。始皇并吞六国，划天下为郡县，定君主专制之制，此为二变。晚清失败，民国开基，二千年之君制遂告终止，此为三变。段落分明，早为人所共喻。吾人若按此政治制度史之段落以划分政治思想史之时期，诚极自然之事。"（15） 其所谓部落社会以及由部落社会向封建天下之一变，虽不确切。但其后两变却是精妙至论。
事实上，按照国家政治形态的不同，中国历史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即禅让政治时期、世袭政治时期和政党政治时期。加上非国家政治的原始社会时代，整个中国历史，应当分为四个有着巨大"变"化的历史时期。即原始社会时期、禅让政治时期、世袭政治时期和政党政治时期。这四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反映了中国历史的全部发展过程。前一个阶段，反映中国人的"本原"，后三个阶段反映中国人及其所创立的国家的演变情况，即"来历"。
一、 原始社会时期
该时期从距今200万年前中国最早的古人类到黄帝以前，反映了中国从远古人类经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走向中国人类文明时代的发展历程。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表明，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反映了一个从自组织形式发展到被组织形式的过程。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从无序社会进入了有序社会，其组织体系就是一个被组织系统。这个过程在人类历史上在不同地区或局部不断得到重演。
二、禅让政治时期
该时期是从黄帝至禹的八帝时代。即西历前4497年（具体年份推导见第2章）到西历前2056年，历时2442年。成书于西历前260年前后（战国时期）的《商君书.开塞》说："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1975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的《商君书评注》说："上世，即'上古'，大体指母系社会至父系社会的过渡，大约包括伏羲氏、神农氏至黄帝以前这一时期。""中世，即'中古'，大体指黄帝至尧、舜、禹。""下世，即'近古'，大体指夏、商、周三个朝代。"《荀子.大略》中说："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五伯。"可见，古人对黄帝到帝禹这段时间的历史是有特别认识的，不是简单地认为是原始社会末期，而是作为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看待的。八帝时期历时长达2442年，在中国人文历史特别是国家政治历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黄帝开创的国家应是中国许多方国之一，其活动地域范围包括："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 （16）"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舆，造器械，斯乃轩辕氏之所以开帝功也。" （17）与其同时，在中国东南、华北、西南等地同样有若干原始部族、古国或者方国。但由于黄帝所建立的国家在当时最具影响，其文化最发达，力量最强大，其占据的地理位置最为广大和优越，周边民族都出于华夏近族，所以黄帝开创的文化在与其它古国或者方国的交往中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文化，黄帝所建立的轩辕国也成为最主要的代表性国家。
三、世袭政治时期
该时期从夏朝初年即西历前2055年至清末1911年，共计3966年。这个时期在中国国家政治历史上历时最长。由于这个时期是世袭政治，虽然其间不乏强盛的朝代，但其世袭利益始终与大众利益是有冲突的，因此，不管是谁取得统治地位终究逃不脱灭亡的命运。在循环往复的世袭统一与分裂之中，中国历史又可分为四个不同特点的发展阶段：即夏商周时代（西历前2055年-西历前221年）、秦汉晋时代（西历前221年-西历581年）、隋唐宋时代（西历581-1271年）和元明清时代（西历1271-西历1911年）。
注意，我们说"夏商周时代"不是仅仅指夏、商、周三个朝代，而是指以这三个大一统朝代为代表、最终结束于分裂的一个历史循环期。因此，"夏商周时代"时间从夏启建立夏朝开始一直到战国结束，其所反映的历史时间永远大于三个大一统朝代的时间。其他秦汉晋时代、隋唐宋时代和元明清时代同义。需要注意的是，我们通常认为夏、商、周三国是三个统一朝代，实际上，按照苏秉琦先生的理论，把他们看作是三个在"五服"制度下影响万国的大方国，更为合适。这一点，夏、商、周三朝代与后来的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九朝代稍有不同。不过，夏商周时代的政治构架--即宗藩政治体系--和后三个时代是一样的。就像汉学家费正清说的那样："中国很早就有强烈的历史感与政治大一统的理念。""中国建立并接受大一统国家的传统便可以上溯到极古的时代。" （18）夏启即位后，服有扈等国；后相征淮夷、风夷、黄夷等，"于夷来宾"；少康即位，"方夷来宾"；后芒即位，"九夷来御" （19）；商灭桀夏，"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20）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 （21）；周灭商纣，"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 （22），"浦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3） 。从"服国"到"封国"，夏商周时代确实是形成中国特有的政治形态--宗藩政治体系--的重要时代。另外，前九个朝代，"称为秦为汉者，盖从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又即所封之爵邑"（元世祖忽必烈建国大元诏），从元开始，以文义为国号：元，取《易经》中"大哉乾元"文义；明，承接"小明王"韩林儿建号"大明"；清，取满洲起于东方而东方为青（转音清）色之意（一说清为"金"之谐音）。这一点元明清三代又与前九代不同。
在中国世袭政治时期，最基本的政治制度就是宗藩政治体系，这种体系"既不是纯粹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不是平等的国家间关系，而是一种特殊的国家体系--宗主与藩属的关系" （24）。这种体系在八帝时代末期已开始形成，《左传》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至帛者万国。"夏启立国时，也曾大会诸侯于三峰山之钧台（今河南省禹州市）。到夏商周时代，这种体系逐步形成一种基本的贯穿于整个中国世袭政治时期的政治构架。
中国世袭政治以及宗藩政治体系，在夏商周时代是初创阶段，其政治构架以"国王+世卿政制+（分封国+臣属国）"的形式出现的（所谓世卿政制应是指起于夏崩于战国的由世族贵族协助国王统治国家的政治形式），"夏传子，家天下"制度的建立和利于世袭统治的周礼制度的产生，保证了这种世袭及宗藩政治体系的延续（尽管夏、商、周三国不是连续承接，而是方国迭代）；中国世袭政治以及宗藩政治体系，在秦汉晋时代是完善时期，从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朝廷体系开始，世袭政治体系已经实现了集权化和系统化，其政治构架演变成为"皇帝+三公政制+（郡县+藩属国）"宗藩政治体系（三公政制是指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三权政治形式）；中国世袭政治以及宗藩政治体系，在隋唐宋时代是全盛时期，隋文帝在前一时代的政治结构基础上，建立了著名的三省（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六部（吏、礼、兵、刑、民、工）政治制度，为后世所承袭，使世袭政治在中央政权统治结构上更趋完善，进入成熟、全盛时期，其政治构架演变成为"皇帝+三省六部政制+（郡县+藩属国）"宗藩政治体系；中国世袭政治以及宗藩政治体系，在元明清时代是极衰时期，其政治构架演变成为"皇帝+三省六部政制+（行省+藩属国）"宗藩政治体系，元、明、清三朝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具有巨大影响的朝代，它们在遵循中国世袭政治政权循环发展规律的同时，把中国世袭政治政权如同它的疆域一样，推向了极端，随后迅速衰亡。
这里的宗藩政治体系是古代中国 "中央王国""家天下"的政治制度体系，宗主国为中央王国，负责封敕和管理藩属国；藩属国为贡卫国，负责边疆安全和供奉中央王国。我们很多史家不能明了这个实质，写出来的中国历史往往都是继"宗"而略"藩"，这显然是不足的。无怪乎我们总叹，中国史学二千年以来，司马迁之史学也。就"宗藩并举"这个层面看，二千年来确实唯司马迁也。
宗藩政治体系在一些地方被称为"东亚封贡体系"。正如有人指出的，"东亚封贡体系是东亚社会的国际关系体系，这一体系中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封'，即宗主国给外藩赐以封号，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一政治封号，对周边小国极其重要，得不到宗主国的承认，就不可能成为正统；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贡'，即由小国给宗主国进贡，由于宗主国往往数十倍地回赠进贡国，所以小国对进贡是乐此不疲的。这种纳贡虽有贸易的成分但不是主要。"（25）
为什么说世袭政治到了元明清时代是极衰时期呢？元朝把中国的疆域扩大到极大：东入太平洋、南尽南海跨中南半岛、西抵欧洲、北及北冰洋，尽管后面的明清（指前清）两朝地域仍然广大、尽管明朝的航海力量世界第一、尽管西方列强来到中国时的清朝的国民生产总值世界第一、……，但是，由于政治智慧的限制，元朝很快退缩到中国传统地理范围之内。从此，元、明、清局限在这个地域之内，国家开始在"夜郎自大"中更加封闭而保守，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次数最多、工程量最大、质量最高的朝代，从明朝开始取消了丞相制度，开始了特务政治（明朝设东厂、西厂、内厂和锦衣卫）和"廷杖"制度，清朝设立大权独揽的"军机处"和密折制度，国家在内部施行高压统治，对外则搞闭关自守。最终，中国从世界的顶极强国，仅仅经过半个世纪（1796-1840）的时间便迅速跌落成为西方的半殖民地。这就叫极衰变易。
中国世袭时代的四个历史期，不但反映了中国政治历史的递进发展模式--不同的宗藩政治体系结构，而且也反映了不同的经济基础特征--不同宗藩政治体系下的农业模式（农业始终是中国历史经济的主体）。在夏商周时代，有影响的农业模式是公田私田制--井田制；在秦汉晋时代，主要的农业模式是国家土地制--领主土地制；在隋唐宋时代，重要的农业模式是均田制--地主庄园制；在元明清时代，农业模式是官田制--私田制--私有制。虽然各时代各种农业模式的时段，不尽完全吻合，但大抵如此。这里主要不是分析经济问题，所以，各个时代的农业模式的具体含义不待细说。需要提示的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每个时代的前期，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土地，越到后期，土地实际控制权越分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发展规律。
在中国世袭政治时代的四个历史时期，除了有不同的宗藩政治体系结构和不同的经济基础特征外，还有不同的社会关系深层结构，即血缘亲族关系：在夏商周时代，这个结构是姓族宗法组织；在秦汉晋时代，则是宗族组织；到隋唐宋时代，这个结构演变成为姓氏亲族组织；到元明清时代以至于今，则是乡村家族组织。（26） 这恐怕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社会组织演化特征。
四、政党政治时期
该时期从西历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至西历2003年。作为中国历史的延续，中国政党政治紧接世袭政治清朝的末年，在初期（1912年-1928年），国家由于未能建立系统的、公正的、合理的、真正法制的现代政党政治体制，国家陷入了军阀统治；1928年后，蒋氏南京政权恢复了政党政治，但其实质是借政党之名，行专制之实，国家再次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内忧，由于专制而不能实现政治统一；外患，国弱而遭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最终，在1949年被中国共产党以武力这个极端政治方式所推翻。可见，虽然现在中国实行着世界通行的政党政治，比之世袭政治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但是，它是很不成功的。直至今天，我们的国家虽然取得独立，但台湾仍然分裂于外、外蒙古等仍然分裂出中国而成为独立国家、日本还非法占据着琉球群岛、三北地区（东北、漠北和西北）俄罗斯侵占去的总计17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仍然未能回归祖国。所以，中国人包括全世界的中华民族，今后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任务还相当艰巨。
回顾历史，历史学家钱穆在西历20世纪50年代初曾对中国现代政党政治有极重要的论述。他说：
中国近代政治潮流，依然只侧重在革命与组党两条路。组党为的是要革命，革命后仍还只重在组党。党是一种力量，可以用来革命。党又是一种力量，可以用来把握革命后所取得的政权。所以有了这一党，便不许有那一党。那一党之争取出路，依然有待于再革命。而中国近代政党的组成，显然不是由社会下层的真正民众，而仍是社会中层的知识分子在活动、在主持。他们只想把民众投归党，没有想把党来回向民众，于是变成了由党来革民众的命。这样的组党革命，将永不会有成功之前途。
将来中国政治若有出路，我敢断言，决不仅就在活动上，决不仅是革命与组党上，也决不仅是在抄袭外国一套现成方式上，而必须触及政治的本质，必须有像孙中山式的为自己而创设的一套政治理想与政治意见出现。纵使这些意见与理想，并不必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也仍还有留待国人继续研求与实行实验之价值。这是我穷究了中国二千年传统政治所得的结论。（27）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政党政治已随世事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钱穆先生的话仍然值得我们去仔细回味和思索。作为中国民众一员，我们总是和重新站起来的整个中华民族一起，在呼唤着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一个比黄帝、夏启、秦始皇、隋文帝、忽必烈、孙中山等中国六大历史巨人（详见第4章）所开创的更加伟大的时代的到来，一个东方龙腾世纪的再次复兴。
尽管中国现代政党政治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是，中国历史在每次社会政治形式的变迁中，反映出了中国文明的不断进步。中国原始人类在原始社会时代，完成了从单体生存到群居时代的演变；在禅让政治时代，中国人又完成了从自然群居向能进行自我控制的组织社会的过渡；在世袭政治时代，中国人又完成了多民族生存空间的构造，建立了一个稳定的钺钟历史地理生活单元和丰厚的"三位一体"文化体系（详见第2-3章）；到今天的政党政治时代，中国人又在告别旧时代，在改造自身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未来文明。
就国家政治而言，中国历史或者中华文明的主要部分在世袭政治时代，按照现代民主政治的观点，中国长期的世袭政治形式不能被视为是成功的政治形式。但是，作为世界四大独立文明发展区域中心的一个，中国文明依据东亚大陆的独特地理特点，在世界上首先创造了世界最先进的文明。所以，中国文明发展历史相对于世界历史而言，如果在夏商周时代及其以前，世界还处于独立发展时期的话，那么到秦汉晋时代至隋唐宋时代，中国文明则是影响世界的最先进文明。自中国文明在通过北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北：中国西域--中亚--欧洲；南：中国西南--中南半岛--印度；海上：中国南海--印度洋--波斯湾和红海）大规模传入西方后，西方才得到持续的发展。
虽然，西历19世纪以来的中国在优势文明的骄傲和自大中，逐步失去了发展的动力；虽然，到前清末年，中华文明开始从世界最先进文明的顶端跌落下来；虽然，中国在后清时代（1796-1911）和现代（1912-2003）被西方文明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但是，我们要有信心：中国必将在中国政治的伟大创新中获得成功；中华文明必将在中国政党政治时代的不断努力中获得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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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白寿彝，《中国通史》，第3卷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第1549页。
（2）何新，《危机与反思》，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上册，1997年版，第85页。
（3）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1-2页。
（4）《越绝书.外传记宝剑》。
（5）以上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一》。
（6） 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七版，第7页。
（7） 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七版，第8页。
（8）王震中，《文明与国家——东夷民族的文明起源》，载《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原注。
（9）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原注。
（10）李学勤 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11）《孟子.尽心》。
（12）孙中山，《民权与国族-孙中山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页。
（13）参见王子今，《史记的文化发掘》，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页。
（14）《汉书.卷28.地理志上》。
（15）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10页。
（16）《史记.五帝本纪》。
（17）班固，《东都赋》。
（18）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22、33页。
（19）参见古本《竹书纪年》。
（20）《诗.商颂.殷武》。
（21）《诗.商颂.玄鸟》。
（22）《诗.周颂.般》。
（23）《诗.小雅.北山》。
（24）何茂春，《中国外交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0页。
（25）朱宁等，《变乱中的文明——霸权终结与秩序重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129-130页。
（26）参见何新，《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时事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103-104、150、219页。
（27）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一版，第118-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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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