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带着伞？"他问。
"天气预报说晚上会有台风。"
"那我带你去看青霉花。"
在一条疏于管理的铁路旁，我第一次知道那些淡紫色的小野花叫青霉，胡二十说，在他从小生长的三清山下，每到落雨前的傍晚，就会开出很多青霉花。
台风就那样结结实实地来了，我连着两夜没有回家。在胡二十家里，我躺在一张潮湿的充满面粉味的被子里和他说话、拥抱、亲吻、拒绝、迎合、羞涩、紧张、迷糊，我其实是忘记时间了，忘记了天明天暗谕示的晨暮交替，忘记了父母可能会因为我的下落不明而焦虑发疯，忘记了几天后，我是要越过地图上的那条直线，开始另一个人生。
很多很多年以后，同样是躺在这张床上，我在光影里看胡二十，他不再是十六岁或者十九岁，他三十二岁，我们也不仅仅各自重新开始过一段生活，而是很多段。这时候，我只是对时间和选择或者应该说，是规则感到无奈。我们抵挡不住时间的流逝，它最后往往呈现出规则好了的生活给人看，但看的人早也是不同。
胡二十始终都没有告诉我杨俊的死因。他因为那次群架，被送进了工读学校。放出来后，就跟着一些"闲散"人员收购旧的BP机和大哥大，他说他能赚很多钱，能帮人。当时我并不会很快联想到"收赃"和"销赃"这样的词语。
对我而言，胡二十还是相机镜头里的那个黄袜少年。他在第二天，领着我去楼下面店吃碗大排面，面吃到一半，掏出一台"东方牌"旧相机给我。
"喏。给你。"
"我的相机，怎么？"
胡二十不说话，他拣了枚荷包蛋，浸入我的面碗。我仔细看了看相机，只是型号和颜色相同，并不是原来丢失的那台。
"吃完面，你该回家了。"
"哦。"
这之后，我们没有再说一句话。回家的路上，胡二十走在我身后，离得有一段距离。我几乎每走几步路就要回头看他，每次我都以为看不见了，可他还在，双手还插在松垮的运动裤口袋里，还在漫不经心地走着。一直到最后一次，我回过头去，胡二十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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