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我们的少年偶像
鲤编辑部
特邀
AT：诗人，评论者
张定浩：《上海文化》杂志编辑
鲤：先说说在中国那批经历过文革的作家中，曾经影响过你们的，或者让你们特别喜欢的是谁？
张：我喜欢食指，他身上有一种王气，相信未来。还有顾城，他创造出了一个幻想中的未来。而在小说家里面，我喜欢汪曾祺，但是他其实应该不算是那代经历过文革的作家，因为他的性格定型早在解放之前，因此知识教养也要好很多。
鲤：所以你觉得是因为文革导致了他们这代人知识教养的欠缺么？
张：如果说是因为文革的话而造成这些的话，那他们就变成了受害者，但是似乎不是那么简单。真的要总算帐的话，我觉得大概从四十年代中期，建国之后，就已经开始有影响了，或者说，推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就已经对传统文化造成一种摧残了，如此一代代的变化，产生了他们。但是反观一下俄罗斯的话，他们与我们的体制很相似，却产生了白银时代。那或许是因为俄罗斯有一个宗教传统在支撑着他们，这个宗教传统没有因为斯大林而毁灭，但是中国的作家们到了五四以后就不再相信道家或者儒家的传统了。
鲤：那张承志在那代作家中算是异类么？
张：他只是另外一种表现形式而已，他是红卫兵这个词的命名者，所以他一直在保卫着什么，保卫是向内的，这也是自恋的一种。但是一个时代应该是要向前走的，要去发现生机和缺少的东西，要一直向上。过去的种种问题，不是说不谈或者回避，而是需要一种向上的力量去解决，就像一个圆环一样，在向前滚动中保持稳定。
AT：关于传统，我觉得中国的作家们其实一直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的文化之间徘徊不定。如果说有什么例外的话，那大概就是我最近看到的残雪的新小说，你们也可以从她的博客上看到。她的语言并没有故意要去继承中国的古典，但是很明显她的语境都是毛泽东时代的，她很直接，她直接用语言表达了她所处的时代。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古典文化过度到现代文化的一个过程，残雪正视了这个过程，她没有绕圈子。
鲤：那你怎么看待格非呢，他的《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出来以后，对他的评价就一直是与传统联系在一起的。
AT：格非的这两部小说都很传统，传统到我已经不想再说什么了。但是他其实始终在回避问题，他采取欲言又止的口吻在所有的小说里打着隐喻。他的故事背后总是有个过分庞大的东西在操控一切，他的故事，他的情绪，就都被这个庞大的东西给扼杀了。
我记得在第五届新概念颁奖的时候格非说，写作是要站在一个立场上的，他很在意他站在一个谁的立场上，一个怎么样的立场上，可是偏偏他从来没有站在过他自己的立场上。
鲤：我们这些年轻的诗人也好，作家也好，其实都已经羞于提起自己曾经或许也喜欢过格非他们这一批作家。我们在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的确也肯定是受到过先锋派的影响的，因为先锋派讲故事的语言色彩与过去的现实主义完全不一样，苏童的阴冷，格非的恍惚，都是以前所从来没有过的，但是后来却发现他们并没有把他们的世界观表达出来。如果说先锋派是一段歧路的话，那他们走得还不够远，不够歧。
AT：我最喜欢的应该是阿城，一部分原因是他的真实。他写的是一个人，几个人的事，他写的不是时代，所谓抒写时代的小说，是非常可疑的，因为在这背后，总好像是有一个幕后黑手在操纵。比如说他在棋王里选择的这个主题，他是有意地偏离开大问题的，而是只谈棋和吃。时代造就了他的饥饿，但是他却用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他的喜怒哀乐没有被时代填满和左右。其实我觉得他们那一代作家，在潜意识里，他们始终想把文革这段时间作为一个整体遗弃掉，于是就会选择一个相似的立场去反抗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