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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一个说：吴被纪委叫去了，知道吗？另一个说：知道。一个说：别传啊。另一个说：放心。我当时正想咳嗽，只好把手捂住嘴，差点憋死。从卫生间出来碰到郭局，她冷冷地看了我一眼，转过身子接她的电话。回到办公室，我快崩溃了。

星期四，纪委打电话来，说有车子来接我。什么车子来接都行，纪委最好不要来。我几乎不相信这是真的。但确确实实是这样通知的。我几乎迈不开步子。我在心里反复自问：我没贪污过公款，也没乱搞过女人。我反复给自己打气：相信党，我一定要相信党。怕什么，一定要相信。我一边默念着，一边走向车子。

纪委的同志很和蔼，询问我和吴局出差的具体情况。我详详细细地汇报了。事实上，住在那儿，确实没有任何骚扰电话打进来。我说：说实在的，五天六晚，我都和吴雄在一起。五个白天，每天广州方面都有人陪，六个晚上，有两个晚上和广州方面的同志讨论有关问题，有两个晚上是到街上散散步，回来看电视。有一个晚上是喝酒喝高了，回来澡也没洗就睡了。还有一个晚上，是广州方面陪我们看戏，看完戏就回了宾馆。所有的电话你们都可查。他们说：没有别的，我们只是了解一下情况。

我走出那扇大门，径直回了单位。我想让同志们知道：我没有什么事，只是协助办案。同志们那时都聚在办公室，见我回来了，都吃了一惊，问：什么事？我说：检查一下我有没有艾滋病。所有的人都笑了。只不过有些人笑得开心，有些人笑得尴尬，有些人笑得勉强。然后各自找个借口散去了。

第二天，我在走廊上见到吴局。我的心怦地一下从上面往下坠。他好像没看见我一样，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我回到办公室才吐出一口长气。这说明他也是仅仅协助调查。这几天我一惊一喜，要是有心脏病早就报销了。虽然公务员招考条例上没有规定有心脏病者不能报考，不过，我建议有此类病者最好从事点别的职业，免得英年早逝。但事情总得有个结局。

是的。过了大约半个月，事情就一夜之间让教育局再度成为雁南焦点。一年前是苏新同志的“彩票门”事件。一年后，是陶迈同志的“腐败门”丑闻。

到底腐败到什么程度，官方没有正式消息，官方还只进行到正式“双规”这个阶段，但民间的版本却层出不穷，花样不断翻新。后来有人总结出一句方便大家记的顺口溜：一个家庭二部手机三套住房四个门面五大情妇六亲不认七次出国八九百万。这也纯粹是为了顺口编的。一个家庭难道也是腐败？二部手机算什么？七次出国，只要是组织批准的，就是天天出国也正常。至于房子情妇，教育局的同志则认为有些夸大。

事实证明，民间传说的特点就是夸大其词。这也不能怪，多人创造，边创边改，就离事实越来越远。特别是关于情妇，确实是一个也没有。这里录用一段陶迈的忏悔书：

我从一个穷苦孩子成长为雁南市的一个中层领导干部，是党多年培养的结果。我自己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开始工作时认真敬业，生活朴素无华，从来没有绯闻。并不是我党性特别强，而是觉得这一切来之不易。所以，对自己的要求还是比较严的。但是后来，准确地说，是到了教育局之后的几年，我想到过几年就要退了，就有了捞一把的念头。正是贪欲，毁掉了我一生。

查实的结果也是陶迈没有三套住房四个门面。他的钱全是现金，藏在卫生间的隔墙里。按他老婆的供述得出如下结论：拥有了二百多万，生活质量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吃，不能吃得太好了。穿，不能穿得太贵了。住，不能住得太豪华了。用，不能用得太张扬了。不仅如此，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把窗帘关得严严密密，打开卫生间的隔层查一查，是否霉变了，是否被老鼠咬坏了，是否不翼而飞了。出门要关两道防盗门。有一次忘了开防盗门上的报警器，她回来被老陶骂了个狗血淋头。

引用吴雄同志第一次在全体机关干部二级机构负责人会上的讲话就是：陶迈如果不贪，他是一个好干部，好领导。工作敬业，生活朴素，办事有能力。但一个“贪”字，让他迷失方向，用人唯亲，处事不讲公道。

下面有位对陶迈意见很大的干部玩笑说：生活更为朴素。台下哄堂大笑。

吴雄接着说：来源正当，收入合法，我不反对大家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挥霍浪费则绝对是资本主义的享乐方式。我上任以来的这个会，除了工作，还有一件事要拜托大家。家里有点余钱的，有多余衣服的，电脑的，书籍的，多少不限。请捐献给苏新同志曾经扶贫的那座小学。

吴雄成为教育局长的同时，苏新提为副局长，分管办公室。管纪检的曹怀德改任副局长，还从外面进来一个叫傅天鹏的同志任纪委书记，老唐升为办公室主任。吴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扶贫。说起来有点不务正业，但我不这样认为。这绝对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扶贫。作为长期研究彩票的我，已养成了一种观察员性格，我体会有如下三方面的意义。

首先是一次大团结大考验的行为。新官上任，给的政策也非常宽松。钱也可，书也可，衣服也可，电脑也可。你不至于这四样都没有吧。所以，人人都会响应，这就形成了一个表面上的大团结。捐多捐少，不是关键问题，是你的态度问题。有些老同志退下去很久了，这次也来捐钱了，说明人心所向。有些并不宽裕的二级单位捐了电脑，说明勒勒裤带照样还是可以做事。还有些人不仅自己捐了，还动员朋友也捐。其目的不得而知，但投靠新局长，应该算是个积极表态吧。所以，这次捐赠活动，就等于一次大阅兵。装备好的，背新枪；装备不好的，背老枪。但老枪擦得跟新枪一样锃亮，证明你也是爱枪的，是想把仗打好的好同志。

其次是支持的对象是个聚焦人物。张桂林是全省的典型，所以，这次行动成了《雁南日报》的头版头条，一下让领导和老百姓一起集体重温了张桂林这个先进，又看到了一个重教的新典型。以至于书记市长下到该县去，也专门去拜访了张桂林，而不是以前的接见。被动与主动，就被吴雄这样调了个头。书记市长都要拜访你的下属，你也就重要起来。在一次党委会上，以至于没有政治头脑的郭萍提出这么一条意见：张老师扎根山沟几十年，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我们不能亏待他。建议把他调到县教育局，破格提为副局长，估计县里也没有阻力。吴局望了一下我。我觉得郭萍的话有道理，但是却不对。有道理就是我也支持这种意见，不对就是从政治上考虑的。但一时找不到恰当的理由反对，只好说：我认为孩子们需要他。

吴局说：不仅仅是孩子们需要他，你只说对了一半，如果那样做，就违背了张老师的本意。张老师想走，他早就走了。为什么他一直默默无闻在那儿工作，连妻子都住到女儿那儿去了，他不去啊。为什么他从来没求助过记者写什么颂扬文章，让社会注意他啊？就是说，他的心已经系在那个山沟。任何打搅他目前这种状态的做法都是与他内心世界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们以惯性思维来衡量张老师，是一种官本位的习惯思维。吴局的话无懈可击。

第三个意义就很明白，支持苏新。扶贫扶在苏新同志工作过的点上，苏新不光荣谁光荣？

成了副局的苏新，确实做梦都笑出声来过几次。陈晓霞自然不用说。她第一个电话就是打往老家，告诉她父母、堂弟，说苏新的工作变动了一下。她当然不好意思说升了官，等着别人问。家里人当然特别关心，问：是升了？她就压住喜悦，淡淡地说：当了副局长。然后就听到一片祝贺。

当然，我就不必打电话给别人去讨祝贺了。大家见面就抱拳说恭喜恭喜。但我打了一个电话给君雨。她听了，问：真的吗？我笑了，说：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她在那头开心地笑，说：我不管你当局长还是副局长，只要你是我哥哥就行。

听了她调皮的语气，像又回到了以前，有了一些自信。我十分高兴，说：妹妹，你就要这样，快乐点，再快乐点。让我们互相鼓励，一起进步。

她又笑起来，说：会的，会的，你放心。

当副局长了，生活当然有些变化。鲁迅说，一个人从小康坠入困顿，就会懂得世态炎凉。我是从困顿“坠入”小康，更体会到了炎凉世态。不过，先小康后困顿，也许牢骚多；但先困顿再小康，就警惕多。我一上任，就马上平级下级化了，冷脸热情化了，讲话指示化了，赞扬经常化了，朋友多样化了，吃喝频繁化了，说话形式化了。这些叙述起来没什么意思。只要坐到这个位子上，谁都会变成这样。唯一的区别就是有人清醒，有人自以为是。苏新同志是清醒的，而且是比较彻底清醒的一类。经过磨难，他知道这些外在的东西，就跟女人上舞台涂脂抹粉一样，抹好了在台上当个皇后，观众一直把你当皇后来看。曲终人散，你还是你。虽然清醒，但饭局只要是可以赴的，我一定赴。握手只要手没有受伤，我一定握；假话只要不是违背法律的，我也讲。我深刻地认识到：成熟与良心并不冲突，外圆与内方并不矛盾。披上一件铠甲并不是负担，而是保护自己。所以，我越来越变得让人喜欢了。即使对曾经无情奚落过我的人，我也报之以微笑，待之以真诚。连汪志明也说：苏局，人是越来越成熟了，样子是越来越年轻了。

我相信，成熟并不会放弃原则。同时，却会越来越讨人喜欢。

但生活永远永远不是平衡的。你一旦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就必须建立新的平衡。曾经，陈晓霞女士跟我可谓同舟共济，现在，在短暂的兴奋之后，她发现当前和今后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监督我。陶迈不是当了官才变坏的？凌副市长当老师的时候不是规规矩矩，还被评为全市优秀老师？官越当越大，女人越玩越多。那时，不是你想勾引女人这么简单了，而是简单到女人千方百计想勾引你这么复杂了。

陈晓霞不担心我贪。这点她相信。陶迈的结局让她亲眼目睹贪的下场是如何惨。更重要的是，她有钱了，不缺钱用了，家里有一定的积蓄了。说句心里话，她也不是那种贪得无厌的女人。房子有了，车子好像一时不需要。面子有了。票子也不多不少。全国小康没可比性，雁南小康达到了。按照目前的势头发展下去，正如一位名人说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所以，从这点上来说，她是个贤内助。自从当了这个副局长管办公室这一块以来，凡属需要通过办公室采购这一环节的商人，把招商工作都弄到晚上，弄到我家里来了。来了提点礼物送点票子，对他们来说是惯用手段，但他们对我老婆说却是人之常情。陈晓霞说：你们提回去，我家里缺什么我清楚。吃的用的基本能保证。人家要是不拿回去，她一定告诉我，我再想办法转回去。

她担心的只有一件事，变坏。她说：男人有钱会变坏，有权也会变坏。具体来说，苏新这种人，要坏就可能坏在女人身上。想一想也对。一是你有前科。那个时候你落魄，落魄时都有两个漂亮女人死心塌地跟着你。你现在印堂发紫，红得发亮，不知有多少女人会对你死心塌地。以前，你可能还要请她们吃顿饭，用彩票让她们中点奖，她们才对你死心塌地，现在是人家请你吃饭，免费对你死心塌地。二是你这模样让女人喜欢，当初看上你，也是综合看上的。过去是男人养小蜜，现在我做了生意，与一群有钱女人天天在一起，才知道现在小蜜也养男人。

我完全理解她的担心。当上这副局长，就有许多人找，上学啦，择校啦，转学啦，调动啦……凡是教育局管的事，都可找你帮忙，凡不属教育局管的也要你间接帮忙。这许许多多的人中，当然就包括女同志。所以，我们爆发了革命形势好转以来的第一场内讧。事情起因于一个女孩找我。

30.

一天晚上，我正在家里洗澡，手机响了。陈晓霞接了电话，问对方是谁。对方弄不清陈晓霞的身份，说：我找苏局长，他是我表哥。

陈晓霞假装热情起来，说：哦，我是他家的保姆，他在洗澡，你说说，是个什么样的表妹，我好向他说清楚。

对方说：也不是亲表妹。不过是个表妹，他知道的。

结果等我洗了澡出来，她就和我大吵起来。我也莫名其妙，我确实没有表妹，有表妹都是她陈晓霞的，她还不清楚？我说：你别发火好不好？影响虎子和小琴呢。

她说：你一定得讲清楚。我说我没有什么讲的。我也不知道是谁，她就说：那你当着我的面打电话，打不打？她按来电显示按了。这哪里是夫妻关系？是法官审犯人。现在就是录口供。我一气之下，也来个清白，刚想接过话筒，她却一下按了免提。对，还是公开审讯。

我说：我是苏新。

对方说：哟，是表哥啊，你好。

我说：你怎么叫我表哥？

她说：汪志明是我表哥，我哥今天打了你的电话一直没打通，所以叫我打你的电话，说叫你表哥就行了。

我说：哦，是这样，好，有事你明天到办公室去找我。

她娇滴滴地说：不嘛，表哥，我想来拜访你。

我说：明天吧。

她更加娇滴滴了，说：来家里不方便的话，你现在出来喝茶好吗？我到“红粉佳人”等你。

我没回答，陈晓霞说：对不起，我正在和他喝茶。啪，免提一按，电话断线。我愤怒地瞪着她。

她说：怎么啦？不说是个男人，就是个女人，我听着这娇滴滴的声音都会动心。不按，支持你去赴约吧，红粉佳人，一听就暖昧得很，傻瓜都清楚是个什么暗示。天下就没有茶馆了？一定就要在晚上见面，明天天就不会亮了？

我说：陈晓霞你是不是得了神经病。你怀疑一切，为什么我从不怀疑你？你天天见这个会那个，我干涉过你吗？

她说：我与那些人，不是他算计我，就是我算计他，为了一分钱都暗中较量一番。你说，会有什么问题吗？

曾经，我是在单位很落魄，在家里算温暖，现在反了，在单位算温暖，在家里受煎熬。人生到这个世界上，反正没有一天好日子让你过。也好，既然你监督，我本来也没有什么事，就让你监督。所以，我当上这副局长后，特别注意不与女性过多接触。想来想去，陈晓霞这种预防也对。因为我曾经在雁南就惹上了一场“莫须有”的绯闻。这种有前科的同志，现在反而升了官，许多人就会不平。一不平，就会盯着你。如果你天天歌台舞榭，身边常常有女性，茶馆碰到你与漂亮女人坐包间，人们就会议论纷纷，说：你看，一拖二不是假的吧。这会儿是“子系山中狼，得志更猖狂”，不知有多少女人会吃亏。我甚至想到了乔市长。雁南官场有种不太好的风气，一个人能升官，就跟寡妇生崽一样--反正有人帮忙。如果我不检点自己的行为，还累及市长呢。

所以，我活得越来越虚伪。记得有一回上酒店，那个漂亮性感的女老板进来敬酒。其实这女人也不讨厌，妩媚又会说话，轮到敬我时，她说：苏局长，我非敬你一杯不可。我说：理由呢。结果说出来不怕吓死我，气死别人。她说：你是我心中的偶像。我把酒杯一顿，说：这顿酒我坚决不喝，对讲假话的人，我最清醒。

大家都帮着女老板说话。我偏不喝，我说我从来没有成为过谁的偶像，骗我的人我最不喜欢。我这个较真，在某种意义上，是为自己过去洗刷，也让大家现在看到，我不会为女人所动。当然，场面很尴尬。女老板也较了真，说：苏局长既然不给面子，我就两杯都喝了。

回过头一想，我伤了别人的自尊，但官场的自保，有些确实是建立在伤害别人自尊的基础上。没办法，陶局不是也说你以后当了官你就会理解吗？

自从看到了一点政治希望，我又开始认真思考了。我清醒地认识到，在这条路上不进则退。既然选择了它，就不能像以前那样既不广泛联系领导又不全面联系群众。所以，到领导家坐坐，到同僚家串串门也是常有的事。陈晓霞看我一心忙正事，对我的政策也有所放宽。她大概也知道“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紧，一紧就死”这个经济规律，而面临这种局面，国家采取的也是宏观调控的手段，何况家庭？她也只好秉着在开放中搞活，在搞活中严格把关的原则，一度让我有了自由。

但是，在这种大好局势下，我又遇到了新的苦恼。

当我沉浸在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不再提心吊胆生活时；当我感到头顶青天脚履平地，没有任何威胁时；当我自认为是一个足够的清醒者时，我没有意识到，危险就在身边。

客观地说，吴局是位好领导，为人公道，办事有方，处事稳重。虽然他曾经也说过，革命也有山头主义。但他只是危险时刻才不得不说。上任后，他不搞山头主义。局里和下属二级单位的同志，不管曾经的政治取向如何，只要是与陶案没有联系的，法律与纪律没有追究的，他一并团结。很快，他得到了大家的拥护，也形成了空前大团结的局面。看来他确是一位胸怀坦荡的将才，也绝对是一位正派的官员，将是一颗不断上升的雁南政治明星。

但另一个人，苏新同志，却感到处境是一阵虚假繁荣，好像泡沫经济，等泡沫一散，留下来的将是些不可捉摸的空气。主要表现在：局里的同志对我敬而远之，亲密有间，外单位的同僚也莫不如此。

我有点莫名其妙。

不过，尽管莫名其妙，但形势还是一片欣欣向荣，毕竟到处都是泡沫，看上去流光溢彩，七彩缤纷。局里在吴局的治理下，各项事业也一路飘红。过了年，关于新建办公楼的方案就批了下来。经过吴局上下齐手，左右活动，省厅答应给部分钱，市财政答应出一部分钱。所以专门成立了基建处，由万局负责。

新址选在东城开发区。这块土地有点来历，原来是地税局的，可一直闲着，除建了一所税收事务所之外，大片大片的土地上就长满了杂草。

吴局选定这个地方不错，地税局也同意卖掉。因为他们看中了另一块更宽阔的地皮。由于是一对一，省了公开拍卖，就只需两个单位坐下来谈谈价格。

万局接手后，日夜努力，不久就把外围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因为局里要应付省里的“两基”评估，吴局就基本放手，让万局全权处理。坏就坏在万局这个人做事认真，但能力稍欠。局党委定了一条底线，地价不能超过300万。就是说这是最后的红条了，任何人都不能踏。而地税局则要380万，这当然不是他们的底线，但能多赚10万算10万。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万局报的是260万，根本谈不拢。而找市领导，领导说：你们先谈嘛，相差太远怎么好做工作？众所周知，地税是个强势部门，分管市长也不好得罪。后来，万局没办法，就加到280万。对方也不同意。最后，万局加到290万。对方还是不同意，只愿意降10万，要以370万成交。

谈判可谓艰苦卓绝。谈到最后一次，万局发火了，说：300万，这是我们最后的底线。经过集体研究，就是吴局来谈也是如此，你们一定要坚持的话，那就只有政府来协调了。对方听了，一肚子火：啊，原来认为你们吴局来谈，还有点协商的余地，现在竟然底线都抛了出来，证明你们再也没有加价的余地了。我们想350万卖出都不行了。其次，你万局亮出政府的底牌，不是威胁是什么？看政府是依赖你教育局还是依赖我地税局，咱们走着瞧！

到了此时，吴局除了痛悔万局不会办事之外，只剩下一条路了，不断地跑政府叫苦。大谈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全社会都要关心教育事业。乔市长终于答应开一次协调会。

现场办公会在政府小会议室召开。双方对阵人员是各自班子成员。架式也类似两国谈判，左右分列两个阵营，上首坐乔市长，下首坐会议记录员。

会议开始，乔市长说：方式是各自陈述理由，最后我拍板。宣布两条纪律：一、各方只推一名同志主讲，其他人有意见请写纸条给发言者。二、我拍板只有一种意见，没有选择，请你们最后考虑好。现在请你们酝酿一下，谁发言。

酝酿一会，当然是地税局李洲局长和我们教育局吴雄局长为首席辩手。

这是一场何等精彩的“大专”辩论会，我就不说了，如果你当时参加了旁听，你一定会觉得那些大学生的发言，充满了书生意气，太空洞了，太幼稚了。李吴两人的发言引经据典，又暗含杀机，言辞激烈又字字珠玑，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紧扣雁南实际。刀光剑影，连环设套，战火纷飞，却弹无虚发。

地税局李局长从税收是共和国经济大厦的坚强柱石谈起，谈到关系国计民生、雁南财政、百姓生活，几乎无所不包。他滔滔不绝，其中引用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税收工作的指示，强调这一工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无比重要的，逼税务部门作城下之盟是行不通的。同意降价10万以370万出让，正是从支持教育大局出发。但再降，就不符合市场经济，曾经烟草局350万要买，他们不卖。也影响到地税工作者的情绪，伤害他们的感情。发言既具有高度的逻辑性，也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更暗含了对市委的一种压力。

教育局这厢吴雄的发言，从世界发展、经济腾飞谈到教育之于中国的无限重要性。全社会应以教育为本，这是基本国策。其中引用了古往今来许多重量级人物的名言，列举了各国重视教育与否，成败兴衰的经验与教训。然后结合每个人都有子女读书这一潜在的“人质绑架”，暗示着不关心教育，不仅是对自己的子女受教育不关心，也是对雁南教育不关心，更是对中国教育事业的一种漠视。全社会都要来关心教育，他地税局这样的单位不关心，难道要下岗工人来关心。

李局的发言无懈可击。

吴局的反驳掷地有声。

谁来当这个裁判都不好下手。压地税等于不重视国家与地方财经命脉。压教育等于目光短浅，也不符合基本国策，人民利益。

我坐在那儿，真替乔市长抹把汗。乔市长一直抽烟，好像台下一位不太认真的观众，演什么他都不动情，只是抽他自己的烟。最后，我看见他把一大截烟往烟缸里一拧，说：我来谈点意见。

所有的人都望着他。

他说：我现在宣布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没经常委集体研究，但我认为常委集体研究也是如此。

所有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谁有这么大的胆量说这种话？个人宣布一个决定，恐怕只有书记在救灾抗洪之类的场合才敢用。大家不是望着别处了，而是望着他的嘴。

乔市长说：我认为李洲同志，吴雄同志说得都对。现在，请李洲同志坐到吴雄同志的座位上去，请吴雄同志坐到李洲同志的座位上来。马上对换，不是开玩笑。快点。

两位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只好硬着头皮换了一个座位。

乔市长说：下面请李洲同志代表教育局，吴雄同志代表地税局，你们双方各代表新单位开展辩论。

所有的人哄堂大笑。

乔市长说：同志们都笑了吧。笑他们什么呢？笑他们不能自圆其说。笑他们屁股指挥脑袋。哪一项工作不重要呢，如果不站在全局来看问题，只强调部门利益，那所有的问题都会复杂化。从对方看来，都不是一个好领导。所以，下面我宣布：地价为320万。不同意的话，明天开常委会，讨论换人。不是互换了，是换另外的同志，换懂大局识大体的同志。

我的天，诸葛孔明也不过如此。如果说我第一次见到乔市长，觉得他是一个老练的领导的话，现在，他无愧为足智多谋而善断的政治家了。他排除一切纷繁，抓住事物的本质，并成功提炼出解决办法。我想，我太幼稚了点，吴局也太幼稚了点，就是一向老成持重的地税局李局长也幼稚了点。乔市长不压你，他让你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你不服不行啊。正如买彩票，彩界有高人，你鄙视他，说明你无知。

通过这次事件，吴局决定让我来接手基建。

31.

我已放弃了彩票。彩票是种小成功，是z种个人行为，赚了几个小钱，别人不过说你是个化学脑袋，绝对不是爱因斯坦，也不是爱迪生。从政是大成功，是种公众行为。你看李局与吴局这场辩论何等精彩，听众坐在那儿不断在心里称赞，是一种众人都看到的成功。而乔市长智慧的火花四射，则成了雁南历史上经久不衰的话题。我开始感到自己的不足，不断地找来一些伟人传记，历代兴衰的书来看，增加我的政治智慧。我深知，就我目前这点水平和能力，要在雁南打开政治局面，还太小儿科了。要是给乔市长当秘书，我绝对是跑步报到。要学，就向高层次的人学，正所谓取法乎上。我开始暗暗地，谦虚地吸取别人的政治智慧。自学也好，偷学也好。我变成了一个非常谦虚的人。

应该说我还是有灵性的，一点就通。不久，一些外围的局面就打开了。陈晓霞女士看见我一心扑在工作上，也对我放宽政策，为了工作请人吃饭唱歌洗脚打牌，算情有可原。即使是一两个漂亮女人，我因为工作必须约见，一起喝茶，她也没办法了。因为，时代洪流她抵挡不住。一个要好的女人跟她说：男人要变坏，你管不住。管得住的不叫男人。她问叫什么，朋友告诉她：那叫仆人。她问：仆人与男人有什么不同？朋友说：仆人你喜欢就出钱找一个。男人你出钱不一定找得到。所谓男人就是以干大事为生的。你管着苏局长，他可以变为你的仆人，但从此就不是个男人了，叫太监还差不多。人生没有两全其美的选择。仆人加男人，连皇帝都选不出，何况你陈晓霞呢？皇帝手下的太监多听话，可惜所有的女人都不喜欢。估计你陈晓霞也不喜欢。皇帝手下的文武大臣多风流多威武。所有的女人都喜欢，估计你陈晓霞也不例外。你选择什么。二选一。

陈晓霞终于清醒地认识到：管住这个人不过是家里多了个仆人。也罢，就暗中加强管理吧。这样，我基本算自由了。自由加上吴局支持，我苏新同志应该过关斩将，所向无敌了。但真的是这样吗？

外围扫得差不多了，我不得不扫扫核心。凡是搞过单位基建的都知道，有些部门的关系是必须要搞好的。搞好哪些，我就不一一点名了。而且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不能说每个人的素质都那么高，也不排除有人故意要借原则之名卡你拖你。所以联络感情也是一种手段。我以前对那些到我家里来送钱物的人没什么好感，常常给冷脸。现在，自己也不得不提点什么去拜访人家。这才知道其实人都是万不得已才去拜访人家的，其实谁也不愿意干这一行。但是怪，凡是我提了点礼物上门，或者发点什么辛苦费给人家，没有一个人收。

难道都变得高尚了？我百思不得其解。

答案在下面：

我在单位不管财经，财经是万局管。但吴局开明，说有什么让大家都清楚，坚持财务透明。所以一般研究财经问题，我也参加。可有一次，一张很少的发票，老唐也拿来找我签字。我一看，说：钱也不多，又不是我花的，又不属我分管，就不要我签吧。老唐说：签一下吧，吴局长说财务透明。我说：透明我支持，但没个规矩也不行。谁经手谁负责。老唐脸色尴尬，说：是吴局长叫我过来签的。我想，这张发票也许是为了某件事花掉了，只是为了让大家清楚，都签个意见，免得有人问来问去，何况吴局这样做是相信我。也就签了。

开了这个头，我虽然不分管，但所有的发票还是送到我这儿来签了。这要管财经的副局长干吗？他不有意见？我就去找吴局长。吴局说：多签一个字有什么要紧？你也相信我，我也相信你，这是吸取陶迈的教训。以前就他一个人做主，自己装进腰包，谁也不知道。毕竟我们在这儿，不管干多久，都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我说：问题是有些发票我不太清楚。吴局说；这个事我会到会上说说，就是有关开支，办公室还是要管的。就算是其他局长花掉了，也必须先经过办公室。你把好这个关，我们就不会出问题。我想想也对。

但是，事情经不得细想。一想，就保证想出奥妙来。就是说，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

别人连礼物都不敢收我的--吴局是什么发票都要我签字，尽管我不分管财经--问题就明白了：苏新同志在陶迈下台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告密者的角色。具体来说就是：早有预谋，收集证据，等待时机，出手狠毒。尽管别人没有说出来，但在雁南官场，人们已给这件事定了调：为了一己之私利，长期收集证据，以达到把别人送入牢狱，自己爬上去的目的。简称“复印门”事件。

一句话可以决定事情的走向。我突然记起了吴局在乔市长那儿说的“两件事一起查”。也就是这句话，决定了陶迈的结局。现在，我设想一下，吴局开始并没有让我张张发票过目，某一天，一个高参在身旁说：是不是让苏局也签一下？吴局不解，问：为什么要他签？他不分管财经。高参说：局长，你忘记陶局是怎么出事的吗？

吴局必定会打个冷颤。我不是说吴局不公道，不正派，不明智。但人性都有弱点。多少人就是利用了伟人的弱点而把政敌拉下水的？古往今来，不胜枚举。

中国历史上最慈善的皇帝应该算一个姓赵的皇帝。陈桥兵变，大家把黄袍加到他身上，他就大哭，哭得昏天暗地。手下问为什么哭呢。他说：哪一天你们把袍子加到别人身上，我不要身首异处了？大臣只好一个个说：那好吧，给点田园，给点美女，让我们回老家去，您就放心了。他说：说来说去，这也是个办法啊。

到了明朝就不同了。被外族掳去的朱皇帝回到祖国之后，被一班大臣恢复帝位，不到四个月，他就开始杀功臣了。为什么杀？太亲密了啊。

这些历史的教训，之所以为教训，因为值得记住，才一直被历史记载下来。吴局当然不可能让我下台，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这个时候，我猛然清醒了。我不得不仔细分析一下吴局这个人，掂量一下我与他在新形势下的关系了。

狡兔死，良弓藏，这是古训。吴局读了这么多书，他会不会以《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作为明鉴来执政呢？虽然他在搞垮陶局一案中，与我成了同盟军，但事后，我估计他会出一身冷汗。这个看上去温柔敦厚的苏新，并非绝对的老实人。他是很有心计的。对，这一点一定不会错。这个分析有事实印证。我不管财务，他现在什么票都要我签，就是向我表白：我吴某一切光明磊落。这种看起来信任我的方法，实质上是他的一种策略。联想起这些天，我到外单位协调，谁也不敢收我东西的情况，我一下心紧了。看来，我是一个“背叛者”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吴局天天与我在一起，我是他的亲密战友，这点不错，但他应该同时认为，我是一个爆药包，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引爆。

大家对我防备，那我的政治生涯差不多就玩完了。你想想，一个阴谋家会受欢迎吗？人家不管你举报正义不正义，反正你看上去是人，背地里是鬼。说人人都干干净净，也不能绝对化。但有一点是相对中的绝对，被纪委看中了，查出来了，就可以上升到处分你的地步。几条烟，本来收了也正常，但查起来却是千多块钱的受贿案。别人的收得，你苏新同志的就是你私人送的，我也不敢接。别人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你是诱人上钩，钩上生刺。

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以后，不禁仰天长叹。亲爱的朋友们啊，我苏新不是流氓，也不是小混混啊，在这个世俗的社会，不是遗世独立的李白，也不是天下皆浊唯我独清的屈原啊，我也得靠工资吃饭，我也得把工作干好。你们把我看成了一个什么人？是的，我不会装进自己的腰包，我财务上处理得通，送点鉴定费、设计费、辛苦费给你，你何必如此担心啊。有时，你不吃我的饭，不喝我的茶，我把这点饭钱茶费折成钱送给你，并不是行贿啊，实实在在是几百块钱的误餐费啊。送上两条烟，两瓶酒，也不是什么大事啊。你们这样，我就觉得生分。一生分，我说话就紧张。一紧张事情就搁浅。我毕竟是抓这个事的啊。

事情也确实如此，我办事到处搁浅。不仅于此，我所想象的人际关系，也并不是曾经认为的那样亲密。握过的手千千万，没有一只手在办事过程中伸出来拉我一把；见过的笑脸万万千，可真的讨价还价时，没有一张不严肃。我每天奔走不停。事情进展如蜗牛爬楼，看着看着上去几寸，又滑了下来，以致吴局有点脸色了，说：为了公事，该花的我从来没说不准花。你怎么这样畏手畏脚？

不是我畏手畏脚，是别人畏手畏脚啊。

有段时间，我真想辞掉这差事。可怕人家见笑，吴局就提拔了这样一个窝囊废？再说局里几位同志，万局能力不行，郭局是能力水平都不行。我苏某还是蜀中名将死尽，暂成了吴某手下的廖化，姑且成为先锋。

形成目前这个局面，不是我的错，我必须打开人际关系紧张的缺口。外单位暂时说不上，先得让吴局解开他对我的猜疑。于是，有一天晚上，我打了他的电话，说想和他喝茶，他爽快地答应了。

红粉佳人是雁南最好的茶馆。现在生意人利用“暧昧”心理来促动消费，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有个发廊叫等你来，仿佛有点小河边柳树下，亲哥哥我等你的撒娇，还有一个三娜发屋，就明白告诉你，里面有三个娜娜，就格外有点“看你来不来”的挑逗了。再有一个歌厅叫午夜发飙，就张狂地提示你，午夜时分，这儿你就不用管什么形象不形象，你可以是披头士，尽情放肆。

我之所以选定在红粉佳人聊天，是因为够档次，再有是我要让吴局明白，是谈一些家里不好谈、办公室又太严肃的话题。

会谈是在一种非常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先是东拉西扯，聊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然后就谈到了单位的事。

我说：局长，发票的事，我就不审了，不然郭局长有意见。

他怔了一下，说：老弟，这不是有没有意见的问题，是你关心我，帮助我的问题。你想想，我们目前实质上是实行的集体审批制。这样，谁要是有私心，想开支一点个人的费用，一次尚可，两次也行，第三次，估计他也不好意思了。我原来也想郭萍审就行了，想不到有一次，她经手的一笔费用明显过大。当时，我就停了一下，她说给某某领导夫人送了一套化妆品，我也不好意思拒签了。如果多几个人审，她就不好意思都来解释一遍。当然，监督班子同志，首要的是监督我。如果我的发票你们都清楚，我也不敢乱来。最后，他说出了那句经典语言：谁也靠不住，我们必须有一套制度来约束我们每一个人。

话说到这个分上，我也理解了他，说：你说得有理，那就依你的办。当然，单位确实有些开支，说白了就是不好入账的，我也担担子。

吴雄说：这就对了。什么都合法，符合财经纪律，就是幼稚主义。但自己不装进腰包，就是一个必须坚持的铁规。陶迈为什么出事？他就是公私不分，或者说借公家之名，把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曾经有许多发票，他强要我签字。我回去以后，都一笔笔回忆，哪些我其实不知道，只是我没有复印。为什么？因为心存侥幸，不会查。在这里，我再向你交个底，纪委其实早就注意他了。

啊？我身子快向前倾了，却尽力地控制住。我忽尔想起吴局的拚命一搏，原来他早非魏晋中人了。

他也看出了我的吃惊，说：我本来是想与人为善的，但我不想背黑锅。今后教育局那些欠账，会在不知不觉间转化为我吴某欠下的，甚至，前面的发票我都参与了，我至少是个同谋。所以，我迫不得已啊，老弟。

32.

是啊。我想，我也是迫不得已。我认识到，我面前这位和善的长兄，从心思上来说，比陶迈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目前不能作决定，要让历史来说话。但，我必须放弃我们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这种幼稚的想法。这里不是火线，我们是同事，准确地说，是上下级关系。我也用不着他错误的也坚持，那样，到时我也会背黑锅。他大概是汲取了教训，所以在暗示我：他没有什么好让你偷偷记录下来的。要有什么秘密，班子成员都知道，要有什么责任，大家共同来承担。从这点上看，他比陶迈厉害。博得民主的好名声之外，还把责任分摊给了我们这些同志。

事实证明如此：到了一个节日，给领导及相关部门送两条烟，吴雄不是不送，但是以郭萍接待客人的名义开了一张餐费，我也知道，搞纪检的傅书记也知道。大家一签字，完了，化为正常，谁也不会去告状。一告，你自己当时为什么不反对？你是什么觉悟？

不过，这样也好，我们觉得吴局没多拿多要。

几番思考之后，我决心向吴局学习。不管别人认为我怎么样，我自己不装进腰包就行，到外单位去，你不要我的礼物也行，我就花时间一次次地找你。何况这也是工作，你万一要卡，逼急了，我去更大的领导那儿反映你的工作作风问题。所以，再去办事，我就变得软硬兼施了。

工程报批的进展还算可以，可资金的事却不能再拖。特别是省厅的那笔钱，吴局决定亲自去跑一跑。关键人物就是计财处刘处长。所以他和我只带了孙司机轻车简行飞驰省会。

资金拨付多少，打不打折，拨得快与慢，迅不迅速，全在刘处长手中。厅长确实同意了，同意了你就不能老是找厅长了。再找，一则有失厅长威信，二则是你们不会办事。所以，刘处这个人很关键。我们通过一个朋友，好不容易才把他约出来吃饭。吃饭就吃饭，他不喝酒，你劝他也没用。喝酒的人，你不和他喝醉，你不够朋友，不喝酒的人你要劝他，你也不够朋友。他也不抽烟。你抽你的，他不反对。你千难万难，死活要让他接受你的，他接过放在桌子上。你打了火递到他身边去，他摆摆手，不会再说第二句话。你称赞他是绝对的优秀男人，他笑一下，也不解释。你说上六七八句，他慢腾腾地回答你一句。你把世界上最动听的词说了出来，他也难得一丝笑容。你想讲个黄段子，又没见他讲过半句粗话。如果你还不理解的话，就打个比喻：就是村支部书记坐在省委书记对面，觉得有千言万语要说，就是不知道怎么说才会让他满意。最后就只说了一句：书记好。

吴局也拿他没办法。吃饭不喝酒，气氛全没有。你说请他帮忙，他说别急慢慢来。你说请他照顾，他说会照顾。你说雁南是穷困地区，他说不穷挺好的。你是想三拳两下收拾他，他跟你玩起中国最古老的太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