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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的这番举动，大出日本满洲的军政负责人的意外，当时竟无法作任何表示。张作霖专为办此事而来，事毕，无片刻逗留，专车返回沈阳；这番举动，干脆利落，做得非常漂亮。日本人很佩服，他自己亦很得意。

其时已是年底，国内的局势却起了变化。首先是冯系大将李鸣钟指挥以张之江一军为主力的国民军攻占天津后，冯玉祥向执政府保荐孙岳为直隶军务督办兼省长。此举引起李鸣钟的高度不满，联络了冯部的几员大将，向冯玉祥表示，天津是他们打下来的，国民二军、三军并无功劳，为什么督军、省长都给了国民三军的孙岳？

但冯玉祥有冯玉祥的打算，第一、他知道张作霖与“十省联军总司令”吴佩孚，都以他为假想敌，形势孤单，需要笼络孙岳；第二、李景林虽然失败，但实力仍在，与张宗昌合组“直鲁联军”后，定会回师反扑，那时孙岳不得不打头阵，自己则可相机行事，进退不受牵制。好在他驾驭部下，另有一套手法，只要说一声：“我辞职，你们看谁来干？”大家便都让步了。

就在这扰攘不安之际，有个新闻人物到了北京，这个人就是为段祺瑞极端赏识与尊重的徐树铮。

段祺瑞由于黄膺白不考虑后果而鲁莽发动的“首都革命”，因缘时会，得以复起执政；但整个北京都在冯玉祥控制之下。段祺瑞知道徐树铮的个性，与冯玉祥决难相处；而且冯玉祥的嫡亲舅舅，曾任袁世凯的军政执法处处长，外号“陆屠夫”的陆建章，曾因拥护冯国璋、反对段祺瑞的原因，于民国七年夏天，在天津为徐树铮所杀。有此一段深仇，冯玉祥不会放过徐树铮，所以段祺瑞不但不愿意找他来襄助，而且在十四年一月，给了他一个“考察日本及各国政治专使”的名义，厚给旅费，组织了一个相当规模的考察团，促他出洋。

徐树铮在这一年中，遍游欧美，声华甚盛；所至各国，往往由元首及当政者接见，尤其是在意大利，与墨索里尼密谈至两小时之久，即有传闻，说徐树铮已代表段祺瑞与墨索里尼达成了一个军火借款的协议。

当郭松龄发动奉变时，徐树铮已由日本回到上海，受到各界隆重的欢迎，孙传芳并特地到上海去看他，并相偕至南通访晤张謇，在在看出政局可能正在酝酿一个极大的变化。

见此光景，段祺瑞大起戒心，密电上海，叮嘱徐树铮暂时不要去北京；因为张作霖正在酝酿入关，而奉军跟徐树铮过去的合作，很不愉快，他这一去，在奉张是个刺激，会加深猜疑，于大局有害无益。

但徐树铮认为考察回国理当回京复命；同时自以为是在北洋军人中唯一具有国际声望的领袖之一，没有人敢对他有何不利的行动，因此还是不顾一切地摒挡北行。

他是带着随员，由海道赴天津的，到津那天，正值李景林兵败逃入租界，而郭松龄在大雪天逃命的十二月甘三日。有人为他向英国领事馆借了一辆汽车，直驶北京。谒见段祺瑞时，相对而跪，抱头痛哭；这一副眼泪是哭国事，还是哭段祺瑞坐困愁城的境遇，就全不分明了。

其时冯玉祥已决定要杀徐树铮了。“替舅舅报仇”自然是主要的动机；但亦不无忌惮徐树铮果真获得墨索里尼的支持而得势，中国会走上法西斯的道路，与他的亲共的国际政治路线，发生严重的冲突，宜乎先发制人的因素在内。

这个任务，冯玉祥交了给他的心腹鹿钟麟。鹿钟麟是北京卫戍总司令，要杀徐树铮很容易，问题是何以善其后？他追随冯玉祥多年，深知冯玉祥；徐树铮一死，他决不肯承认是为了“替舅舅报仇”；那一来所有的责任都会落在鹿钟麟双肩。因此行事十分谨慎，在专线的军用电话上跟冯玉祥谈了好几次，始终谈不出一个能不落任何把柄痕迹的妥当办法，因而拖了下来。

到了十二月甘九日，消息越来越坏，冯玉祥以外，奉张积极向山海关的魏益三进攻，魏部已有不支的模样，徐树铮认为亦以走避为宜，因此这天下午决定出京，通知津浦路局，代备专车，预定夜间九时离京。

就在离京之前，收到段祺瑞派急足送来一封信，打开来一看，是一张不知何人笔迹的字条，上面八个大字：“树铮不可行，行必死。”据说是在段祺瑞书桌上发现的，特地送来告警。

徐树铮付之一笑，照原定时间，带了随员上车。北京到天津二百四十华里，普通车三小时可到。过站不停的专车，只须两小时，但因兵车壅塞，每站必停。随员们心里恐慌，不断下车去催；冯玉祥的运输司令，一名撤职的师长许祥云，不断接到驻各站的联络参谋报告，感到难于应付，想了个釜底抽薪的办法，打了个电话给张之江，请张之江给尚在途中的徐树铮去一个电话，说明兵车拥挤，路线调度不开，以致耽误专车的行程，请徐树铮原谅。

冯玉祥要杀徐树铮，并命鹿钟麟主持其事，张之江是知道的；他是基督徒，为人亦比较忠厚老实，不知道鹿钟麟明知徐树铮已经出京，而并无行动，原是解患于无形的一种手法。只当徐树铮是私下逃出北京，所以很诧异地说：“咦！鹿总司令怎么没有来电话？等我问一问再说。”

一个电话打到北京卫戍总部，鹿钟麟知道事情坏了；以冯玉祥治军之严，他不敢暗示张之江装糊涂，容徐树铮过关，只慢吞吞地答说：“小徐出京，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正要向督办报告。请你先转饬各车站，尽量拖延专车的前进，等我跟督办通过电话，看他有什么指示，我再转告你。”

过了个把钟头鹿钟麟的回音来了，“督办要我转告你，等小徐的专车一到廊坊，要你即刻把他毙了，并请你连夜派人到天津，把陆承武接到你的司令部，天亮以后，督办会派专人到你司令部，跟你商办一切善后。”

张之江一听，大惊失色，嘴里不断吸气：“这么办，不妥当吧？”他说：“小徐现在还是国家的特任官呢！”

“这是督办的命令，有什么办法呢？”

“既然是督办的命令，当然只有服从。不过，督办要派人来，最好请他下一道手令，交来人带来；一切请来人主持办理，我尽力协助他就是。”

鹿钟麟答应着，将电话挂断。张之江便派他的参谋长张钺到廊坊车站等候；到了一点钟左右，专车进站，张钺进入卧车，推开车门，只见徐树铮穿着睡袍，坐在床沿上抽烟看书，便先行了一个军礼，然后双手捧上一张张之江的名片。

“报告专使，我们都统正好有事，不能来迎接；特为派我来请专使，到司令部休息一下，等天亮再走。”

“不啰！天太晚了，我不去打搅啦。请你替我谢谢你们都统。”

“是。”张钺又行了个礼，退了出来。

预先想好的步骤，软的不行来硬的，一名少校军官接着上了车，傲然说道：“我们都统有事跟你商量，请你马上下车，跟我到司令部走一趟。”

见此光景，徐树铮料知不妙，但仍旧很沉着地说：“那一定是冯先生有电报给你们都统了。你先回去告诉张都统，请他再仔细看一看电报，到底怎么说的？是不是弄错了？”

那少校军官不再多说，向外一招手，立刻就有十几名士兵，持着长枪走了过来，在少校指挥之下，将徐树铮架起就走。

“慢点！让我穿好衣服。”

“没有那么多废话！走！”

于是只穿了一件睡袍的徐树铮，在雪里被押上一辆卡车，疾驰到张之江的设在英美烟草公司的司令部，关在一座仓库中；六名随员则关在马棚里；另有从英国公使馆借来摆样子的十七名卫兵，被软禁在车厢中，另作处置。

到了上午八点钟，来了一辆破汽车；车一停，后座钻出来一个穿少将制服的大麻子；麻子粒粒发红，气急败坏地嚷着：“小徐呢？小徐押在哪儿？”

此人就是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是特地将他从天津英租界接了来，跟徐树铮还是日本士官的同班同学，一直叫他“小徐”。叫了几声没有人答应，惊动了张之江。

“你先别急！”张之江将他拉进屋子，安抚他说：“这回朗公的仇，一定可以报。人已经押起来了，跑不了的。”陆建章字朗齐，所以张之江称之为“朗公”。

“我现在就去宰了这个小子！”陆承武仍旧在吵：“人呢？”

“不！不！”张之江硬推着他坐了下来，“冯先生已经派人下来了。现在徐树铮的几个随员在会议室，你先跟他们说几句话；等冯先生的人一到，再去办徐树铮的问题。”

于是陆承武被领到会议室，对着徐树铮的随员大声吼：“小徐这个小子，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我今天要宰了他，剜他的心，给先父报仇。”

陆承武破口大骂了一阵，为人劝走。徐树铮的随员被困在会议室中，等待凶信；但心情非度日如年，而是越等越觉得有希望，窃窃私议，有的说，冯玉祥可能还不敢擅杀大员；有的猜测，段祺瑞可能已得到消息，出面在干预了。

这样等到下午四点钟，希望断绝；冯玉祥所派的一个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的军法官，是当过王宠惠内阁司法总长的徐谦的侄子，从张家口坐火车到了廊坊，一见张之江，交出冯玉祥的手令；然后将陆承武找了来，三人密谈片刻以后，张之江派一名副官，带着四名枪兵，陪着陆、徐二人，去执行了冯玉祥的命令。接着，张之江的副官长，到会议室宣布：“徐树铮是陆建章的儿了陆承武所杀，冤冤相报，不与诸位相干；我们都统力保，释放各位。不过大家要具一份切结，打手印、罚咒，不会泄漏真相。否则诸位全家性命难保。”大家面面相觑，不发一言；办完手续，还照了一张相；然后领了短程的火车票钱，各奔前程。

第二天报上登出来两条新闻，一条是陆承武发表通电，手刃徐树铮为父报仇；一条是冯玉祥打给段祺瑞的电报，说“徐上将有功国家，不幸在路途为匪人劫害，死状甚惨，请政府优予褒恤。”但段祺瑞毫无作为，因为在他内心相信这是因果报应；而就他执政的立场来说，“褒恤”便须“惩凶”，凶手已由陆承武自己承认，明言为父报仇，如果查办的话，抖出当年徐树铮枪杀陆建章的经过，试问又该当何罪？因此，不作为是最好的作为。

徐树铮的尸首，是张之江的卫生处长苦苦哀求，说他是徐树铮的学生，愿以一门老小作保，请求殓葬。张之江要他出具切结，说明徐树铮为陆承武复仇所杀，始准所请。此人本名段大洪，但投效国民军时，不知为何，改了姓洪。

徐树铮的尸首，盛殓后由他一名卫士，用骡车运到北京；段祺瑞痛哭之余，买了一口极好的桶木棺材，重新盛殓。少不得也要开追悼会，挽联无数，而最受人注目的，是徐世昌所送的一副：“道路传闻遭兵劫，每谓时艰惜将才。”

这副挽联稀松平常，词既不工，情亦不切，而所以受人注目的缘故是，陆建章为徐树铮所杀；开吊时，徐世昌送的就是这副挽联。以挽陆之联挽徐，显然他亦认为这是因果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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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后一页前一页回目录06十二月一日，张作霖由于孙传芳领衔，阎锡山等十六人联名通电拥护之下，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同日发表命令：以孙传芳、张宗昌、阎锡山为副总司令；至于参谋长，不用说，当然是杨宇霆。

张宗昌受命回到济南，亦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要求部下核实陈报兵力，一人一枪，究有多少？清查以来，有十七万多支，这就可以大加扩充了，一口气委出十几名军长；第八军军长毕庶澄并兼海军司令。前敌总司令褚玉璞，参谋长是李藻麟。大军分三路南下，褚玉璞到南京；张宗昌到安徽；毕庶澄则循海道至上海。奉军则由张学良、韩麟春率领第三、第四方面联合军团，进入河南支援吴佩孚。

名为支援，其实是来接收地盘；原来吴佩孚由于孙传芳的坐观成败，以致处境日蹙，由湖北退入河南，先至信阳，后到郑州，而且与他手下的大将靳云鹗失和，驻军河南中部，司令部设在郾城的靳云鹗，将吴佩孚的卫队都缴了械。他的另一员大将寇英杰，亦不大合作。为此，依附直系的官僚如夏寿田、张廷愕等人，特地将直系的“家长”曹锟，撮弄到郑州，来挽救直系的分裂。

曹锟到得郑州，住在旅馆里，患了重感冒；偏偏吴佩孚忙得一时没有工夫去看他，以致曹锟大为不悦。两天以后，方始晋见，吴佩孚探问病情，问了两遍，曹锟才答非所问地说：“今天的风好大！”

吴佩孚没有听出他弦外有音，天真地答说：“今天天气很好，没有风。”

“没有风，怎么把你吴大帅吹来了？”曹锟即时板起脸来：“你是大帅，我从前也是大帅。当年有了功劳都是你们的；我不把功劳分给你们，你哪里去当大帅？如今你呢，有功劳都是自己的，不能容人，也不能开诚布公，自大狂妄，以致于大家离心离德，你得好妹想一想！”

这一顿声色俱厉的训斥，将吴佩孚说得哑口无言，夏寿田与张廷锷赶紧把话扯了开去，以免吴佩孚过分难堪。不过训斥归训斥，回护归回护，曹锟还是将靳云鹗找了来，好言安慰之外，嘱咐他要顾全“团体的利益”，尊重吴佩孚的地位。

当曹锟由郑州回保定后，局势已经有了变化；保定是在吴佩孚。讨赤时攻下来的。特派齐燮元坐镇，这一带的税收，是吴佩孚的重要响源。但直隶督军褚玉璞认为保定是直隶的疆界，应该收回；在曹锟离开保定到郑州时，派了一师人开入保定，接收了防务；等住在天津的齐燮元得知消息，已无可挽救了。

但是，吴佩孚最大的打击，是来自奉张。本来吴佩孚南抚孙传芳，北联张作霖，这个三角关系，以他为中心，怎奈孙传芳私心忒重，坐山看虎斗的结果，使得革命军能用个别击破的策略，造成吴、孙的两败俱伤；在这样的态势之下，张作霖面临了一个必须作出抉择的局面，如果不甘于坐守关外，便须入关有所作为。结果是张作霖选择了后者，也就是担当起对抗革命军，挽救北洋军阀的主要责任。

其时国民革命军对大局有一个极其精当的分析与判断，认为张作霖组织安国军，是孙传芳全力策动的结果。但张作霖目前对迫近潼关的西北军，较之对革命军，更为紧张；因为潼关一下，西北军开入河南，北方便大受威胁，所以奉军必先全力对付西北军，一定要待到河南稳定后，才会对革命军采取行动。

因此，革命军当前的战略是，第一、先肃清湖北西部；等西北军经营陕南告一段落，两军在鄂北取得联络，再定攻河南的计划；第二、乘此奉军无暇南顾时，革命军在东南方面，先定闽浙，再图苏皖，暂定划江而守，以待时局的变化；第三、上海势在必得，否则长江闭塞，海外交通亦难自如，一得上海，全面皆活，可立于不败之地；第四、南京及皖南收复后，进军河南，逐鹿中原，此时不但西北军可以取得联络，山西亦必响应，然后北定燕云，统一全国。

果然，初步显示，局势的发展，悉如预料，张作霖以孙传芳的主力守淞沪；直鲁联军守南京，而以入河南防西北军，作为奉军的主要目标。这一来，就非将挡道的吴佩孚请开不可了。

尽管张作霖函电交驰，表面询问吴佩孚的动向，实际上是请他让路，甚至表示入豫的奉军，可以归吴佩孚指挥。但有南口的经验在，吴佩孚颇具戒心，所以一再表示，自己的实力足以挡得住革命军，还不需要奉军。

但是，他的实力在哪里呢？寇英杰、靳云鹗两军，都指挥不动，而且靳云鹗反奉的态度十分强烈，甚至自行组织了“保豫军”，准备对抗张学良、韩麟春的部队。

张作霖忍无可忍，下令三、四方面军，肃清黄河北岸，渡河进占郑州。于是奉军先头部队于一月底进驻河南彰德；全部兵力五万人，由京汉、陇海两路陆续南下，前敌总指挥是第十军军长于珍，而张学良则不时往来于前线与北京之间。

三月五日，张学良到达河南卫辉，此地南滨大河，西控上党，号称天下之中，他与韩麟春召集第十军军长于珍、第十七军军长荣臻、第五军军长赵恩臻及炮兵司令邹作华等高级将领会议，决定分三路前进，于珍指挥中路、赵恩臻指挥西路、荣臻指挥东路，限一星期内渡过黄河，进逼郑州。

在会议中，张学良下了极严厉的命令：严守军纪，不碍害民扰民。原来张学良虽未正式受过西方教育，但从青年会到京奉铁路，他的外国朋友很多，颇为向往西方文明；革命军出师以来，只为部下恪守军纪，到处受到百姓的欢迎与支持，以致所向无敌，对他是个极大的启示。再细想一想，冯玉祥的部队打不散，亦是由于纪律严明；此外孙传芳的部队，军纪比较好，战斗力就比较强。奉军的装备、训练、士气都是第一流的，就是军纪太坏，以致于杨宇霆在江苏，地方上一声号召，群起而攻，不须有什么行动，就垮下来了。因此，他这一回决心要洗刷“奉军纪律最坏”的名声。

因此，这一回奉军由于黄河铁桥已断，不得不用船只渡河时，破天荒地是用相当合理的价格，雇用民船，而非蛮不讲理的征用；同时亦停止了拉伕，出价雇用伕子来运输辎重，使得河南老乡，大感惊奇。

三路泰军，由于珍所指挥的中路开始，分别在邹作华的重炮部队支援之下，强行渡河，直扑郑州，还发动了飞机助攻。同时张作霖给了吴佩孚一封电报，指责他“敌来犯境，则退让不遑；友来假道，则屏绝不许”，措词很不客气。见此光景，吴佩孚黯然退出郑州，转往豫西巩县，暂时歇足。

哪知冯玉祥的部队，已由陕西出动，而潼关守将张治公则投降了奉军；但在洛阳的所谓“镇嵩军”刘镇华部，却又响应冯玉祥。双方部队一层夹一层，形势搞得非常复杂，如果吴佩孚未离豫西，奉军不能自郑州攻洛阳的镇嵩军，张治公便有为冯玉祥、刘镇华夹击之危。因此，张学良派人持专函去见吴佩孚，信中很客气地请“吴老伯移居郑州”，实际上是要他让路。吴佩孚置之不理，韩麟春等人便老实不客气要动武了；以关云长自许的吴佩孚，变成了兵败的“刘皇叔”，栖栖皇皇地遁往南阳。

其时国民革命军的发展，真所谓“顺天应人”，大军所到，无不欢迎，以致孙传芳一败于江西，再败于福建，三败于浙江，四败于安徽，五败于江苏，三月什三日国民革命军克复南京后，于四月十八日由国民党正式发表文告，国民政府决定奠都南京；军事方面继续北伐，肃清了黄河以南，而山西的阎锡山，亦已决定与国民革命军合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奉军不能不放弃陇海退守河北。

北洋军阀，如今只剩下一个张作霖了。时移势转，他只有在两条路中挑一条走，不是退守关外，便是独挑大梁。张作霖挑了后面的一条路。

挑这一条路，是由于张宗昌的慷慨陈词。六月十六日下午，张作霖在顺承王府召集会议，商讨“最高问题”，亦就是否自封“海陆军大元帅”组织军政府？张宗昌站起来发表议论：“现在的敌人，跟以前不一样了，似前不管是哪一系，打来打去都是北洋自己人。吃了败仗的，过一阵子照样再起来：现在败给革命军，可真是把命都革掉了。与其坐着等死，不如痛痛快快大干一番，干不过人家，再回关外也不迟。老帅有了”大元帅“这个衔头，就算出关，也跟孙中山在广东一样，仍旧可以撑起一个场面来。”

张作霖连连点头，“最高问题”便这样决定了。当天张作霖发表通电，表示讨赤到底；但对反共者，暗示可以妥协。同一天由孙传芳、张宗昌领衔，会同奉军将领通电拥护张作霖。北洋政客梁大诏、曹汝霖等亦支持张作霖为北洋最高领袖。

两天以后，张作霖在西苑怀仁堂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当天发表两道命令，一道是“制定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今”；一道是特任潘复为国务总理，负责组阁。

其时冯玉祥、阎锡山已先后加入革命阵营。但冯玉祥与蒋介石，在意见上有严重的歧异；原来国民党内部正在闹“宁汉分裂”。

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初次会晤，虽经李烈钧等人极力沟通，一而冯玉祥始终拒绝蒋介石的要求，即是不愿率军沿京汉铁路肃清武汉。最后闹到冯玉祥不辞而别，径回开封。

因此冯玉祥之加入国民革命军，对奉军并不构成新的威胁，但阎锡山加入国民革命军，便成了奉军的肘腋心腹之患。张作霖几次派代表劝阎锡山回头，不得要领之后，终于在十月初“明令讨伐”。

阎锡山亦知晋奉之战势不可免，在军事上早有部署，但晋军自民国以来，一贯采取守势，备多力分，加上力量原不及奉军，所以一经接触，首先在京汉路上，为张学良、韩麟春杀得“军资遍野，骸骨积山”；接着京绥路亦告失利。

但正当张学良在保定发出捷报时，晋军第四师师长傅作义，突袭涿州得手；北京与保定之间的交通，被拦腰切断，张学良急派三十军军长于芷山，率兵赶往琢州，一战成功，但得而复失；再度进入涿州的傅作义，就不好相与了。

傅作义的兵力，共计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以及工兵营、机枪营各一，连同涿州城内的百姓，共计军民八万之众。自古以来，守城以粮食为先，所以傅作义实施粮食管理，预计可以供应一个月。他构筑的防御工事，周密坚固。守一个月亦并不困难。

奉军由张学良指挥，五次猛攻，不能得手，乃采取长期围困的策略。战火殃及人民，最苦的还不是道路流离，而是困在孤城中挨饿。

一个月以后，粮食不继，改以杂粮充饥，士兵吃的是黑窝窝头，到了十二月初连杂粮都吃完了，只能吃酒糟。十二月十四日，也就是被围整整两个月的那天。琢州妇孺数百人环跪在司令部外面泣诉，说他们肚子已经空了三天，要求结束战争，以维残生。但傅作义不为所动。

到了一月，傅作义实在撑不下去，派人向奉军谈判停战条件，二月四日达成协议，共计五条：第一、即日起停战；第二、涿州人民在战事中的一切损失，由奉军清偿；第三、涿州守城军改称“国防军”，永不参加内战，一切军械粮响，由奉方补充发放；第四、“国防军”驻地为军粮城；第五、奉方付现大洋二十万，作为开拔费。

这二十万元的一部分，落入若干老名士的荷包中，一个是樊增祥，湖北恩施人，他的父亲叫樊燮，在湖南当提督。这个职位是“绿营”——八旗以外，汉人兵营，使用绿旗，所以称为绿营——中最高的，掌管一省兵马，正一品。其时湖南巡抚是洪秀全的小同乡骆秉章，重用幕友左宗棠，独断独行，跋扈非凡，外号“左都御史”；一次召见樊燮，谈论军务，话不投机，左宗棠举起手来，就摔了樊燮一个耳光；接着以“目不识丁”的考语，参劾樊燮，竟致革职。

樊燮以一品大员，受辱于仅仅举人的左宗棠，认为奇耻大辱，回到恩施老家，对他的独子樊增祥说：“你将来如果不中进士，就不是我的儿子。”同时延聘宿学老儒，教樊增祥读书；对西席的礼遇甚隆，感于东主的雅意及苦心，悉心教导；樊增祥亦能不负父志。光绪三年中进士、点翰林，但散馆以后，改官知县，以后一直当外官。辛亥革命时，以江宁藩司署理两江总督，入民国后，一直保持着遗老的身分。

樊增祥诗才甚美，且以诗篇丰富著称，与易顺鼎齐名，傅作义为了沽名，特意托人致送大洋五千，请樊增祥写一首诗来榆扬，樊增祥最擅长的是梅村体的长歌，代表作是咏赛金花的前后彩云曲，以傅作义守琢州的艰苦，本可大大铺叙一番，但他心轻武夫，只做了一首七绝：“新收琢州七千人，百日燕南集大勋，十六年来千古战，英雄我爱傅将军。”

对于这首赠诗，傅作义自然应该称谢，于是另一位名士夏寿田亦收到了五千元。此人字午诒，是王湘绮的门生，他的科名比樊增祥高，是光绪二十四年的榜眼，但没有做过什么官，而且命运多乖，先入端方幕府，而端方在四川遇难；入民国后，入袁世凯幕府，结果一场洪宪春梦。袁世凯一死，夏寿田也失意了。只以奔走于皖系军阀门下，靠周济度日。受了傅作义五千大洋，为他写了一封谢函，骄四俪六，文采可观；但流传得广的，还是樊增祥的那首诗。

其时，有一项重大挫折，便是南北枢纽的重镇徐州，为国民革命军第一路总指挥何应钦部下所攻克。

本来当安国军成立，张作霖就任总司令时，商定的战略，除由张学良、韩麟春入河南，接替吴佩孚反攻湖北以外，三名副总司令的任务是：阎锡山固守晋绥，以防冯玉祥；孙传芳坐镇南京；张宗昌的直鲁联军，沿津浦线南下，进出南京、上海，协助孙传芳，抵抗北伐的国民革命军。

张宗昌兵分三路，自己往安徽去解决当地的小军阀；褚玉璞往南京；毕庶澄往上海，他的衔头是直鲁联军第八军军长兼海军司令。

其时国民革命军已策定了肃清长江上下游的作战计划，首先攻取杭州，其次占领上海，然后会师南京。当毕庶澄于二月甘四日抵达上海时，杭州已在六天以前，为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东路总指挥何应钦分别自浙东、闽北进兵，顺利克复。毕庶澄当前的主要任务，便是防守松江三十一号铁桥，准备阻拦自嘉兴方面前进的革命军，所以司令部设在上海北火车站；像吴佩孚一样，在数节车厢中办公。

但没有两三天，毕庶澄一跤跌进温柔乡，只在富春楼老六的香闺中盘桓——原来当时上海的情况极其混乱，共产党领导的总工会，到处发动罢工，甚至夺取警察局的枪械，准备武装暴动。加以直鲁联军与革命军有在上海大战之可能；租界当局为恐波及，都加强了戒备：英、法两国并派兵增援。上海工商界的有力人士，为求自保，必须多方疏通，以求免于战祸；而“三大亨”众望所归，尤其是杜月笙，正崭露头角，他与各方面都结有香火因缘，虽在阛闺而得“政通人和”之妙，所以自保之计，多向他求教。

当时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取得共识，国民革命军纪律最好，而且白崇禧、何应钦都有表示，希望上海不致糜烂；因此只要策动毕庶澄投向革命军，上海即可避免战火。至于总工会，以三大亨在上海的社会势力，自有收拾他们的办法，不足为忧。

将毕庶澄诱入脂粉阵，便是预定的计划；除了富春楼老六以外，北里四小金刚张素云、芳卿、云兰芳，轮番周旋，毕庶澄一掷万金，毫无吝啬，北站的司令部早已置诸脑后。北洋海军总司令杨树庄，想跟他见一面，竟不可得。不久，杨村庄归入革命阵营，受任为国民革命军的海军总司令，并派军舰三艘，驶往九江，归北伐军指挥。

在富春楼的香闺中，枕边腻语，她劝毕庶澄投降革命军，这一来便可留在上海不走，双宿双飞，直到天荒地老。“毕庶澄不免心动，正在谈判投降条件时，不道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所部，已攻占沪南龙华，随即开赴闸北；毕庶澄得报，狠一狠心，丢下富春楼老六，赶到北站，下令开车，经南京转往江北。他的第八军，为革命军包围缴械，一部分想冲入租界，为英、法军队以机枪扫射，死数百人之多；另有两千人缴械以后，为租界所收容，此外日本在上海的驻军，亦缴械收容了第八军的一团人。

国民革命军在南京方面，亦颇有进展，东路军由宜兴向常州、无锡方面直攻；江右军的湖南部队，则由袜陵直追江宁，在南京的孙传芳，一看势头不妙，通往扬州。接着蒋介石乘楚同军舰，由江西至采石矾江面督战，直鲁联军由浦口仓皇退却，革命军一面渡江追击；一面向南京进攻，终于在三月甘三日由中华门冲入，当晚光复全城。

直鲁联军这一回南下的任务，彻底失败，褚玉璞由浦口退保徐州；张宗昌久攻合肥不下，退回济南；毕庶澄自上海逃出后，不敢去见张宗昌，一直躲在青岛。

憋了一肚子闷气的张宗昌，认为最可恶的是毕庶澄，有两件事坏在他手里，第一、三月初，张宗昌、孙传芳在上海发行库券一千万元，以江海关二五附税作抵，令上海各银行、钱庄、商会摊认；那时上海是在毕庶澄控制之下，加一点压力，不难勒索；而结果是江苏各团体纷纷表示反对，而且要求免征各县军粮。

第二件是当南京危急时，张宗昌电令毕庶澄派兵支援，而毕庶澄置之不理。张宗昌认为，这一切都是毕庶澄私通革命军，准备叛变的证据，非杀他不可。

到了四月里，张宗昌打电话到徐州，将褚玉奇$%^書*（网！&*$收集整理璞召至济南，开口说道：“俺有一件很要紧的事，你能给俺办一办吗？”

“只要督办有命令，我都能办。”

“好！”张宗昌说：“毕庶澄这个免崽子，在上海让富春楼迷昏了，误了俺的大事，也让咱们的团体，受害不浅。你想，三月初，上海全在他手里，俺跟孙馨远发一千万库券，有海关的税作抵；毕庶澄这个小子只要发个帖子，把上海有势力的人请了来吃饭，当场叫他们认数目，谁敢不认？不认就拿机关枪扫他个娘的。你想，有了一千万，咱们什么事不好办？”

褚玉璞觉得他说得太容易了，但无论如何硬逼软商，一千万没有，两三百万应该是有的。结果弄得一文不名，毕庶澄多少是有责任的。

“你看，”张宗昌拿一个卷夹，使劲往桌上一摔，“这都是那兔崽子跟蒋介石来往的电报。”他问：“你说，阵前通敌，该当何罪？”

“督办吩咐吧！”

“你把这免崽子毙了！”

褚王璞不免迟疑。原来他跟毕庶澄以前的交情很深，自关外五站时期开始，便是形影不离的，但自二次直奉战争以后，情形不同了，毕庶澄自以为任何条件皆比褚玉璞优越，但地位却不如褚玉璞；尤其是褚玉璞当上了直隶督军，毕庶澄心里最不舒服。此外跟褚玉璞在赔钱、玩女人这两件事上，也常有摩擦；但无论如何，要叫他下手去杀毕庶澄，实在强人所难。

但他一想到自己，感觉就不同了。他在想，张宗昌知道他跟毕庶澄交情不浅，有意出这么一个难题给他，极可能就是试试他的忠心；如果设词推托这个任务，可能毕庶澄未死，他先送命了。

转念到此，褚王璞将心一横，“督办交代，我一定办妥当。不过，督办得给我一道正式命令。”他解释理由：“我可以正式宣布他的罪状，让他死而无怨，别人也知道督办是整顿纪律。”

“说得不错。俺马上给你办。”

收到了书面的正式命令，褚玉璞略略作了一番部署，随即打电话到青岛，约毕庶澄第二天上午到济南，有要事面商。毕庶澄答应当晚由胶济铁路专车酉去，预计第二天一早可到济南。

褚玉璞特为亲自到车站去迎接，他在济南有个留守司令部；但接到毕庶澄后，同车到他的私宅。毕庶澄下车到客厅一看，知道事情坏了，因为枪兵环立，还有个军法官坐在写字台后面，仿佛等着记录口供似的。

“华舫，”褚玉璞说。“我是奉命办事。”

接着军法官便宣读张宗昌的命令，写得非常详细，毕庶澄迈敌的证据，都刊在上面。毕庶澄面如死灰，一言不发；等到军法官读完命令，褚玉璞的干儿子刘振邦，在毕庶澄脑后开了一枪。

这个自命周公瑾复出的毕庶澄，终于唱了一出“周瑜归天”。但虽死于非命，却有个红粉知己——富春楼老六特为赶到济南去为他收尸。

张宗昌连番失利，退守济南后，地方上的有力人士，主要的是张怀芝的弟弟，当过烟台镇守使的张怀斌，联络在河南失败的靳云鹗，以及一班士绅，劝告张宗昌组织山东省保安司令部，意思是要求张宗昌，脱离安国军政府，宣布独立，保境安民。张宗昌不肯背叛张作霖，事实上亦不敢与奉军为敌；恰好南京国民政府发表，以陈调元为山东省主席，张宗昌认为以他跟陈调元的交情，此举等于代他看管地方，只要整个局势有利于北方，山东随时可以回来，陈调元亦必拱手相让。因此，决定将直鲁联军撤到直隶，屯扎京奉线的滦东一带。

张宗昌虽仍是直鲁联军的统帅，但直隶在名义上是褚玉璞的地盘，所以他不无奇人篱下之感。有一回对褚玉璞说：“俺把山东赔光了，来到你们直隶，俺是在这里吃‘劳金’。”所谓“劳金”是山东商场的术语，作伙计的以劳力换取酬金之意。这虽是牢骚，但亦包含着对褚玉璞不满的意味在内；因而张、褚之间，逐渐形成矛盾。

民国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奠都南京，两天以后，日本田中内阁成立。

田中义一出身于日本陆军最大派系的长州，原为陆军大将，退役后加入日本最大的政党政友会。当政友会总裁横田病殁后，公推田中继任；但政友会的实权，握在一个与军部有密切关系的野心分子森恪手中，在田中被选后，他公然表示：“此后阁下居党魁之名，我任党务之实。”田中同意了。

因此，田中组阁后，自兼外相，而以森恪担任外务省次官，掌握对华外交政策。田中内阁的使命有二：一是谋求金融恐慌的紧急对策；二是改变对华政策。日本的军阀，一直认为政府的对华政策太软弱，如要转变，当然是转往强硬方面。

于是，在一个多月以后，正当国民革命军，将直鲁联军撵回山东，安徽、河南方面着着进展之际，田中派出第十师团两千人，借口保侨侵入山东，接着田中自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在东京外相官邸，召集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沈阳总领事吉田茂，以及陆海军及参谋本部首脑举行了五次“东方会议”。

此会实际上由森恪一手主持，会中通过了他所提出的四点建议，作为“对华政策纲领”：第一、田中内阁为保护在华利益，不论在中国本部，或满蒙均应出兵；第二、东三省、内蒙古为日本国防安全线、各该地的治安秩序，日本必须确保；第三、东三省本地人的政权，如能保障日本的特殊利益，日本应予支持；第四、国民政府如变更东北政治组织，日本应不惜满蒙与中国分离，另行制造傀儡政权。

到了七月下旬，田中将此“对华政策纲领”，上奏于继位才只一年的昭和天皇。同时积极展开在中国争取特殊利益的活动。

十月间，田中派新任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及张作霖的顾问町野武马到达北京，通过杨宇霆的关系，向张作霖提出包办“满蒙新五路”的要求。这五条铁路是：敦化至图门江的敦图路；长春至大连的长大路；吉林至五常的吉五路；延吉至海林的延海路；眺甫至索伦的洮索路。其中敦图路对于日本由长春经大连至大皈的航路，有节省三十五小时行程的重大军事、经济价值，更是志在必得。

由于杨宇霆的全力干旋，张作霖对于缔结“奉日政治经济同盟”，以及五路地价一千万日金先付五百万这两个条件，已有应允之意。但谈到订立文件却触了礁；张作霖识字不多，也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日本人如果要他签署什么文件，他会故意发怒，指责对方，明知他不认识字，故意要出他的丑。其实是避免有笔迹流落，成为把柄。这时杨宇霆就会出来转圆，说一句：“大帅说了算！”事实上是不是说了算呢？他对朋友与部下，确是如此；但对日本人就不一定了，如果只是他个人吃小亏，当然会守诺言；但如遇到丧权辱国的事，他就不承认了。话当然是说过的，但只是逼到无法时的缓兵之计；到要他履行承诺时，再由杨宇霆设法来搪塞。

不过山本条太郎，这回着急的倒不是怕张作霖不肯签约，因为他现在是军政府的领袖，将来可以由军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正式文书，张作霖是无法以不识字来推托的；他着急的是，森烙在他所主持的大连会议中，不知道田中另有计划，因而决定采取急进的手段。山本条太郎怕功败垂成，急急赶到东京，说知原委；森格承诺，暂缓行动，但日本军部并不知道这件事。

山本条太郎从十一月回到北京后，继续交涉到第二年，也就是民国十七年的二月间，条件大致就绪；地价五百万元，由奉天以兴筑吉会路最后一段，也就是敦图路为由，为满铁借款五百万元的方式来支付。

但其时中国的局势，正在酝酿大的变化，国民革命军的积极筹划北伐，张作霖亦金调兵遣将，分头防御。同时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郭泰棋，正式发表声明，不承认向满铁借款一事。由于这两个原因，新五路签约之事，便搁了下来。

日本军阀，当然不愿见国民革命军顺利完成北伐，因而早有计划，便是在革命军北伐途中，拦腰截断，当革命军于四月间在津浦线发动猛攻，直鲁联军望风而溃时，驻济南的日本武官酒井隆，及领事藤井，以保侨为名，连电东京增兵，于是四月十九日，日本派出第六师团五千人，指挥官福田彦助奉到的命令，是驻扎青岛，是一种示威性质。哪知酒井隆蓄意要制造事端，拔弄福田移兵济南。而其时第二集团军孙良诚已抵达济南，直鲁联军业已撤退，革命军变成与日军形成对峙之势。

于是，包藏祸心的酒井隆，命日本特务机关，在中日对峙中间开枪，引起双方误会，以致发生冲突。中国的军队及官员备受屈辱，但蒋介石洞悉日本的阴谋，在阻挠北伐；所以在忍辱负重的原则下，采取了出敌不意的战略，绕过济南，直指北京，三个集团军，全面猛扑，张作霖的大势去矣。

日本知道奉张的政权，朝不保夕；趁火打劫的机会，稍纵即逝，因此满铁代表江藤丰三，于五月十二日赶到北京，逼签五路协定。交通部长也是杨宇霆心腹的常荫槐，故意避往天津；路政司长刘景山则临时辞职，为的是不愿意作日本人的工具，有意杯葛。但江藤丰三岂肯干休，拉了杨宇霆向“大元帅”坐逼。以不准奉军通过南满路相威胁，张作霖无奈，只好命航政司长赵镇兼次长，再兼代部务的名义，于五月十三日深夜到部，在“敦图”、“长大”两路包办合同上，盖用了交通部的大印。

但这份合同，颇有暇疵，第一，命赵镇兼代部务的生效日期是五月十五日；第二，签约日期的五月十三日是星期日，因而提出要求，更改为五月十五日。

但田中对张作霖的逼迫，还不止此；五月十七日那天，芳泽谦吉去看张作霖，提出忠告，也是警告，督促张作霖全师撤出关外，否则战败时，日军将在山海关一带，解除奉军的武装。

第二天，日本向中国南北政府，及欧美列强，发出一件“党书”，略谓如果动乱波及满蒙，日本即将在该地采取维持治安秩序之有效措施。接着，东京参谋本部，下令秘密动员，命驻屯满洲各地部队，以及由济南撤至大连的“外山旅团”，向奉天移动；并派劲旅在锦州、山海关、热河朝阳等地，担任奉军警戒。关东军司令部亦移入沈阳。所谓“担任奉军警戒”，实际上便是占领上述各重要地点。预定五月甘二日发布东京大本营的“奉敕命令”、当日午夜开始行动。

结果奉敕命令未到，主要原因是美国仗义执言，认为东三省的主权，属于中国政府，日本此举“未免大胆”。美国国务院要求日本在实际行动以前，须告知美国。因此日本外务省邀集陆海军有关部门会商对策，代表外务省的森俗及陆军都主张按照原定计划进行，但海军极力反对。最后取决于首相田中，他在别庄的游廊中，彻夜沉思，终于作了保留奉张地位的决定。关东军大感失望。

其时在奉军看，情势已经非常明显，一唯一的上策便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一计，退保关外。但棘手的是直鲁联军，张宗昌已拉着队伍，退到滦河以东，白崇禧指挥的革命军，亦已追到，隔滦河而对峙，白崇禧要求张宗昌投降遭拒绝后，准备渡河追击，这样且战且走，就会把战火带到山海关外。因此张学良电请革命军暂勿渡河，由他负责来解除直鲁联军的武装。白崇禧同意了。

由于有张学良、杨宇霆负责善后，张作霖决定尽快退回关外。话虽如此，他走得还是很从容，电召在保定的张学良、杨宇霆、孙传芳，在大元帅府举行入关以后最后的一次军事会议，发出前线总退却的命令后，随即邀请北洋元老王士珍，商量临时维持北京治安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