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小灯十三岁。
1994年春 唐山市丰南县
这年春天李元妮家新盖了一座两层楼房。楼是方方正正的砖楼，外墙贴了雪白一层的马赛克。二层有一个阳台，用栏杆圈围起来。栏杆也是雪白的，圆柱上雕着精致的花纹，远远看上去，像是一个又一个站立着的细瓷花瓶。门是锃亮一扇的大铁门，上方是一个镂花的扇面，正中贴了一张鲤鱼戏水的年画。这样的楼房，几年以后，将是所有乡镇新屋的模式，可是在那时，却是一条街上的奇景。完工那天，爆竹尖利地响了几个时辰，满天都是惊飞的鸟雀。一街围看的人里，说什么的都有。
楼是李元妮的儿子万小达寄钱来盖的。
其实在老家盖楼并不是小达原来的计划。小达原来的设想是带着母亲去南方定居。小达和母亲为这件事讨价还价了两年。李元妮不去南方的托词有好几个版本，比如故土难离，比如适应不了南方的暑热，又比如不想妨碍年轻人的生活。这些托词都没有让小达死心，最后让小达死心的是另一句话。李元妮说我们都走了，你爸你姐的魂回来，就找不着家了。这句话让小达沉默无语。
街坊里关于李元妮的儿子有许多的猜测。有人说小达在深圳买卖股票挣了一点小钱，也有人说小达认了一个有钱的女人做干妈，也有人说小达在广州办服装贸易公司发了几笔大财。对于所有诸如此类的猜测李元妮始终微笑不语。她神秘莫测的表情其实仅仅是为了遮掩她对儿子行踪的一无所知。
其实这条街早已是重建过的，邻居也已经换过了一茬。可是在地震发生多年之后，李元妮在一条街上依旧招着人恨。
李元妮在地震中死了丈夫和女儿，剩下一个儿子，也是个独臂的残疾人。可是这都不是李元妮招人怜或招人恨的原因。地震中失去亲人的家庭到处都是。一场地震把人的心磨得很是粗糙，细致温婉的情绪已经很难在上面附着。人在天灾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人既不能找天老爷算账，就只能选择认命。就像是一个暗夜赶路的庄稼汉，踩到一块恶石上摔得头破血流，伤疤是永远地留下了，他还不能记恨石头，他只能裹了伤口继续赶路。
天灾来临的时候，人是彼此相容的，因为天灾平等地击倒了每一个人。人们倒下去的方式，都是大同小异的。可是天灾过去之后，每一个人站起来的方式，却是千姿百态的。平等均衡的状态一旦被打破，人跟人之间就有了缝隙，缝隙之间就生出了嫉恨的稗草。
李元妮招人恨的原因，是因为她是站起来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
万师傅死了，李元妮拿了一阵子救济金之后，就给分配到一家餐饮厅当开票员。餐饮厅营业时间长，儿子小达放学回家后一直没有人照看。有一天小达的奶奶来看孙子，发现小达为了煮一碗面吃，竟被一壶开水烫得浑身是泡——小达那时还不太习惯用左手做事，老太太蹲在地上哭了个天昏地暗。又吵到李元妮的工作单位，坚决要把独生孙子带走。李元妮一狠心，就把工作扔了，回了家。
李元妮辞工之后，就跟娘家借了些钱，买了一台缝纫机。又等到小达学校放假的时候，带上小达去了一趟天津，在一个远房表姐家里住了一个多月，跟人学了几招裁剪的手艺，回来就在家里开了一爿小小的裁缝铺。李元妮从前在省歌舞团呆过一阵，多少也见过一些世面，向来对衣装样式很是上心，所以她剪裁出来的衣服，就和寻常街面上看到的，略微有些不同。
广告在那个年代还属于很新潮的一个词，李元妮不懂。其实李元妮不懂的，只是打在纸上的那种死广告，李元妮对于活广告，却早就无师自通了。人穿了李元妮剪裁出来的衣服，行走在县城有限的几条街上，很快就招来了眼目。李元妮的活广告源源不断地给她带来了新主顾，李元妮的小小裁缝铺，生意出乎意料地热火。她的日子，也就过得很有些滋润起来。
李元妮知道，其实她自己，才是所有的活广告中最为有效的一个。所以她给自己剪裁的衣服，总比给别人剪裁得更为上心，从面料色彩到样式，季季都赶在风口浪尖的新潮上。李元妮不仅小心地选择衣服，李元妮也小心地选择着发型。头发有时就留得长长的，在脑后盘一个横爱斯发型，像个贵夫人。有时却剪短了，直直地齐着肩，像一个清纯的大学生。地震那年猝然花白了的头发，又渐渐地转黑了。虽然三十多岁了，永远干净整洁新潮的李元妮领着儿子万小达行走在街面上的时候，依旧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李元妮习惯了在浑身贴满了目光的状态下走路，尽管骨折留下的后遗症使她的左脚略微地有些颠跛。其实，一条街上的人，无非是想在李元妮的身上找到一缕劫后余生的惊惶，一丝寡妇应有的低眉敛目，可是他们没有找到，一丝一缕也没有。李元妮高抬着头，把微跛的步子走得如同京剧台步，将每一个日子过得如同一个盛典。
在不同的阶段里，李元妮的家里自然也有不同的男人出现。街面上关于这个女人有很多的传言和猜测，可是传言和猜测最终还都停留在了传言和猜测的阶段——李元妮一直没有再婚。
李元妮当年扔了铁饭碗回到家里，不是胆识，也不是眼界，而纯粹是为了守住唯一的儿子小达。当她终于可以安心地一日三餐地照顾好小达的时候，小达却没有按照她的意愿成长。小达在她的眼皮底下走了一条她完全没有想到的路。
小达截肢以后，刚开始时是装了假肢的。后来身体长得太快，一两年之内又得换肢，小达懒得换，就干脆扔了假肢，痛痛快快地做起了独臂螳螂。小达很快学会了用左手写字吃饭干活骑车，小达的左臂独当一面地解决了生活上几乎所有的难题。可是小达却有一个与手臂和生活都无关的难题：小达不爱读书。对世上一切事情都充满了好奇心并具有无穷精力的小达，一拿起书却忍不住就要打瞌睡。小达勉勉强强高中毕了业，却没有考上大学，甚至没有通过职业专科学校的分数线。李元妮替他报名参加补习班，他念了两天就自作主张地卷起书包回了家。李元妮硬招软招都使遍了，向来脾气柔顺的儿子，却无论如何也不肯回去念书。
小达停了学，在家里无所事事地呆了几个月，就要和几个同样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一起去南方“看一看”。“看一看”的确是小达当时的心境，因为他完全不知道要去那里干什么，他只是隐隐地感觉到那边未知世界对他有着朦胧的吸引力。李元妮坚决不放小达走，为此母子两个也不知热战冷战了多少个回合。后来有一次小达哭了。十九岁的男子汉的眼泪让李元妮一下子慌了手脚。小达说妈你难道不知道这裁缝市场的行情吗？满大街都是成衣了，将来谁还会找你一针一线地缝衣服呢？你想咱们娘儿俩都困在这里饿死吗？
一年。就给你一年。一年不成，你给我立时回来。李元妮终于松了口。
可是小达并没有信守一年的诺言。小达第一次回家，是三年以后的事了。在这中间小达的联系地址变换了许多次，有深圳的，佛山的，珠海的，江门的，等等等等。
小达第一次回来，长高了许多，却是又黑又瘦，空了一边膀臂的身子仿佛随时要被风掀倒。小达那次只在家里住了五天，替家里买了一台冰箱，并置换了原先的那台九吋黑白小电视，最后给李元妮留下了一个七千元的存折。李元妮多次追问小达这钱是怎么挣的，小达只是笑，说妈你放心，肯定是正路来的，我跟我爸一样挣钱有道。
小达第二次回家，又隔了三年，是1994年的春天了，正值万家的新楼落成。
小达那日是坐了一辆皇冠小汽车回来的——是从天津租的，那时县城还没有这样的车。司机一路按着喇叭，在县城狭小的街道上穿越大小食摊的重围，最终停在万家门前时，已经吸引了众多的围观之人。小达身穿一套极是合体的深蓝色毛料西服，头发乌黑油亮地梳向脑后，露出宽阔的额角和整齐的发际。小达的衣服里处处都是充实的内容，露在袖口的右手上，戴了一只薄皮手套。看惯了小达独臂螳螂的样子，众人一时竟认不出他来。
小达并不是一个人回来的，小达的身后还跟着一个女人。女人看上去比小达略大几岁，留着一头极长的直发，在脑后用一只红色的发卡别成粗粗的一束马尾巴。女人穿了一件橘红色的皮茄克和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脚上套了一双深褐色的高靿皮鞋。女人衣着的颜色和样式瞬间照亮了县城灰秃秃的街景。
小达站在门外几步远的地方，细细地看了新楼几眼，才拉着女人走上了台阶。
“县城的房子，也只能是这个格局了。”小达轻轻地对女人说。
门没关，小达轻轻一推就进去了。屋里黑蒙蒙的，只有靠紧里的那面墙上，点着一盏半明不暗的灯。灯影里有一个身体开始丰盈起来的女人，正背对着他们伏在桌子上裁剪衣服。女人剪得很是投入，整个上半身像一块柔软的面团一样黏在了桌面上。小达叫了一声“妈”，女人吃了一惊，手里的剪刀咣啷一声掉在了地上。
“妈，这是我说的那个阿雅，在中山大学教书的。”
李元妮缓慢地抬起身来，发现门口有一团红色的云雾正在慢慢地朝她飘移过来。她取下老花镜，目光渐渐地适应了灯影无法涉及的黑暗。她看见了一双点漆一样深黑的眸子。
红云漫过来，停在了桌子旁边。桌上摊的是一套黑色绸缎面料的衣服，中式的，对襟立领，前襟上缝着一对一对的盘花布扣。“做工真细呢。这里的人，时兴这个样式吗？”那个叫阿雅的女人问。
阿雅的声音细细的，句尾微微地扬起，仿佛带着一丝被骤然切断的惊奇。灯光下李元妮终于彻底地看清楚了儿子带来的这个女人，她只觉得这个女人似乎和她想象中的教书先生相去甚远。这个女人使她想起了自己尚未来得及全部开放就僵在了枝头上的青春岁月，她的心情就有些复杂起来。她顿了一顿，冷冷地说是个活人都不会喜欢这个样式，所以它只能是寿衣。
阿雅有些尴尬。小达把阿雅推到李元妮面前，指着李元妮说这就是我妈，也是你妈。你可以对我不好，你可绝对不能对我妈不好。我妈是一指头一指头地把我从土里刨出来的，地震那年。
阿雅拉起李元妮的手，摊开来细细地察看。手掌很薄，粘了一层黏黏的画粉。掌纹如瓷器上的裂痕，细致而凌乱地爬满了一掌。食指和中指上少了半截指甲，裸露出来的那团肉是青黑硬实的，仿佛沾满了泥土。阿雅用自己的手指抠了一抠，却什么也抠不下去。
“我现在知道了，小达是从哪里学会吃苦的。”阿雅说。
李元妮觉得心里有一堵墙，正在一砖一瓦地倒塌，有一线水迹正蜿蜒地爬过废墟，在干涸龟裂的地上流过，发出哧哧的声响。她转过头去，狠命地吞下了喉咙口的那团堆积起来的柔软。“吃了吗？你们？”她清了清嗓子，问他们。
那晚阿雅累了，早早地回屋睡去了。小达却在堂屋里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母亲说着话。
“妈，要不，你也找一个。一个人过日子，冷清呢。”小达迟迟疑疑地说。
李元妮笑了。李元妮笑起来的时候，依旧叽叽咕咕的，像下着蛋的小母鸡。“你满大街找一找，有一个像人样的不？找回来拴圈里还成，能给你当后爹吗？”
小达也笑了，心想这么些年了，母亲那尖利的舌头也没磨平一些。
“你要真想着我，将来生了孩子就放在这儿给我养。”李元妮叹了一口气说。
那夜是个大月亮夜。月色舔着窗帘爬进屋来，屋里的一切都有了湿润的毛边。阿雅的睡意浅浅地漂浮在意识的最表层，始终没能实实在在地沉落下去。半夜的时候，阿雅彻底地醒了，睁大着眼睛，看着墙上那两张镶着黑框的放大照片。照片里的人隔着二十年的距离和她遥遥相望，她隐隐听见了她的目光和他们的在空中撞响。
“你姐姐的样子和我小时候真像呢。”阿雅忍不住推醒了小达。
“姐，哦，我姐。”小达迷迷糊糊地回应着。
1999年6月19日 多伦多
这里是多伦多乱线团一样缠绕不清的闹市街区里最中心的一个地带，也是伊顿大商场的所在地。今天是周六，人流比往常来得晚。当太阳开始在人行道上投下稀疏的树影时，街市的颜色和声响才渐渐开始丰富起来。
杨阳在一个画家的摊子边上放下了自己的行囊。画家的生意还没有开始，画家只是在埋头整理自己的画具。画家戴着一顶宽檐草帽，他看不清他的脸，只看见他蓝色的T恤衫上印着一串与一个著名体操运动员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商标。也是一个中国人呢。杨阳想。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杨阳把那张画着十二生肖彩色图像的大纸铺在路边，又在四个边角压上了各式各样的石头和雕刻刀具。这全套的行头都是他从国内带来的，当然，在他把它们小心翼翼地包叠好放进行李箱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它们会成为他在多伦多陪读生涯里的谋生工具。
他会给在他的摊前停下来的每个人起一个美丽的中文名字。比如一个叫玛丽?史密斯的英裔女人，经过他的嘴就变成了一个叫史美兰的中国女人。一个叫威廉?伯恩斯的苏格兰男人，在和他聊上五分钟天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叫薄伟来的中国男人。他替人起了中文名字，再替人刻一枚小小的印章。完了顺便问一声人家的生日，然后就指出人家的生肖图像，再解释给人听那生肖所属的性格命相。若讲得那人有了兴趣，说不定就可以从他手里买走一个生肖雕像。这样全套的工序，大约耗费他半个小时到四十五分的时间，运气好的话，也许他能赚到二十到二十五加元的收入。
这是杨阳对自己的设想。他不知道这样的设想实施起来有几分可能性，但他知道他和小灯都需要钱。小灯三年前来多伦多大学留学，念完了英国文学硕士，现在接着念博士学位。而他带着他们的女儿苏西，刚刚以探亲的身份来到多伦多。小灯虽然有奖学金，但是他们刚刚搬入了一个宽敞一些的公寓，房租贵了许多。小灯为他们的到来，买了一辆二手车，保险汽油修理费用，再加上苏西的钢琴课学费，这些零零总总的额外开销，都是要靠他的双手挣出来的。
有一串步子在他摊前重重地停了下来。生意，来了。他的心急剧地跳了起来，跳得一街都听得见。其实他完全不用害怕，那些篆刻印章和用生肖算命的雕虫小技，他早已在复旦和留学生同居一室的日子里操练得炉火纯青。只是，只是他从来没有用这些伎俩实实在在地换过钱。第一次，熬过第一次就好了。杨阳这样安慰着自己。
杨阳慢慢抬起头来，先看见了两条穿着蓝制服裤子的粗腿，后来他才发现是一个人高马大的警察。警察对他和蔼地笑了笑，咿哩呜噜地说了一串话。复旦教室里规规矩矩地学来的英文，却在鱼龙混杂的多伦多街头遭受了最残酷的考验——他居然没有听懂一个字。他满脸通红地摆着手，一次又一次地说对不起啊，对不起。警察放慢了速度，又把同样的话说了一遍。这次他听懂了一个词，一个关键的词：营业执照。
他傻了，他用两只手咝啦咝啦地搓着裤腿，舌头在嘴里无谓地蠕动着，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这时旁边的那个画家站起来，对警察说了一串的话。画家的英文远没有警察的流利，可是杨阳却听懂了每一个字。画家说：这是我的先生，我们用的是一张执照，我画画，他帮我刻印章，用在我的画上的。警察展开一个灿烂的笑脸，说好美丽的画，好美丽的印章，就走了。
杨阳这才看清，宽檐草帽之下的那张脸，是一张女人的脸。女人有一张宽阔的大脸，皮肤黝黑，两颊布满了星星点点的雀斑，脸上的每一个毛孔，似乎都在嘶嘶地喷涌着阳光。
很久，没有见过，这样健康的女人了。杨阳心想。
“谢谢你，真的。”杨阳说了，又觉得这话被太多的人在太多的场合里使用过，难免有些轻贱了，却一时又找不出比这更合适的，只好望着女人呵呵地傻笑。
“没什么，大家都是讨一口饭吃。”女人说。
女人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叫杨阳的心沉了一沉。记得小时候看过一幅国画，是画乞丐的，上面的题词是：谁不吃饭？谁不讨饭？只不过弄几个花样番番。那时他虽然还很小，却也一下子被谋生的沉重所震撼。只是没有想到，许多年后，千里万里漂洋过海地来到加拿大，他竟会沦落到街上卖艺的地步，和那画中乞丐，也就是五十步和百步之别了。
“脸皮磨厚了，就好了。其实，这个钱还是蛮好挣的，至少不用朝九晚五地坐班。夏天的时候把一年的钱挣下了，然后，另外三个季节你都可以去追求你的理想。”
他被女人的话逗笑了，乌沉沉的脸就晴了些起来，说咳，也就是把老婆孩子养活了，哪还有什么理想呢。就问女人叫什么名字，女人说叫向前。他暗暗叫绝，心想这样的女人，当然该是这样的名字。就说我有一块绝好的鸡血石，不是这些个糊弄人的假玩艺儿，改天我找出来，给你刻个好印章。
女人也不推辞，露出一脸欢欣的样子。“好啊好啊，我偷偷看了你那些印章，真是漂亮，还正想跟你学雕刻呢。”
两人就坐下来等生意。杨阳拿出一条细细的磨刀石来，碾磨他的雕刀，向前就从画袋里掏出一本旧书看了起来。杨阳瞥了一眼，那书名是《废墟》。只见向前蹙着眉心的紧张样子，就忍不住咕地笑了一声。向前问你笑什么？杨阳说没什么，我只是奇怪现在还有人看小说。向前说其实我也不爱看小说，不过这可不是一般的小说。杨阳问何以见得？向前说反正挺感人的，我也说不好，我看完了你自己拿去看吧。杨阳微微一笑，说不用了，我熟悉里边的每一个章节——那是我写的。向前一怔，半晌说不出话来。
这时候人流就渐渐地浓稠起来，有人过来坐到向前的摊子前，要画肖像。也有人走到杨阳跟前，看他开雕印章。看了一会儿，杨阳就有了第一个顾客。后来又陆陆续续地来了几个，有的是要刻印章，有的是要算命，也有的什么也不要，就是要聊聊天。可那聊天的，杨阳也不敢得罪，谁知道会不会聊成客户呢？其实那天的生意并不是太忙，却因杨阳没有经验，手忙脚乱的，竟连中午饭也来不及吃。直忙到擦黑，才喘了一口气，摸出口袋里那卷又黏又脏的零票，数了数，竟有一百六十多元。开始以为自己数错了，便又数了一遍，还是这个数，脸上就忍不住绽开阔阔的一朵笑来。收了摊子，和向前约好了明天见，就站在街角等小灯——小灯下午去钢琴老师那里接苏西，接完了苏西就顺便把他捎回家去。
杨阳进了车，就看见苏西眼睛红红肿肿的好像刚刚哭过的样子，便问小灯怎么回事？小灯哼了一声，说问你的宝贝女儿。苏西不说话，鼻子一抽，眼泪又一颗一颗地落了下来，砸得杨阳心里到处都是洞眼。见小灯一脸怒气，也不敢去哄苏西，只问到底怎么了？小灯说老师用英文教琴，她听不懂，就不听了，一个下午坐在地上看小人书。杨阳说她刚到一个新地方，还摸不着北呢。小灯冷冷一笑，说我就知道你要唱白脸。下星期我跟着去上课，看她敢不敢那样。那是交了学费的，你以为呢？
杨阳赶紧从兜里掏出那厚厚一沓的零票来，说在这儿呢，学费。没想到钱挣得还挺容易的。小灯乜斜着看了一眼，也吃了一惊。杨阳乘势将手伸过去，捏了捏小灯的肩膀，顿了一顿，才说：“小灯你放松点，别一根弦老绷得那么紧，断了怎么收拾？”小灯呸了一口，说你是干什么的？断了你得包我一辈子。脸色才渐渐地松泛了下来。
“杨阳，我的小说，那篇讲过年的，在《纽约客》上发表了，刚刚接到信，寄到系里的。”小灯说。
杨阳哦了一声，竟半天说不出话来。心里有些东西咕咚地泛涌上来，是惊喜，又不完全是惊喜。小灯和他说过想用英文写作，他从来没有拿她当真过。没想到她的第一篇英文小说，就上了《纽约客》这样的杂志。
而他自己呢？他却已经整整七年没有发表过一个字了。
2002年11月2日 多伦多
小灯很早就和杨阳分房睡了，开始时是因为失眠，后来就不完全是因为失眠了。
刚开始时，是小灯怕夜里翻身吵醒杨阳，就央求杨阳去另一个房间睡觉。杨阳有些不情愿，总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在小灯的床上多赖一会儿。到非走不可的时候，也总会发出一些大大小小的抗议声。后来这些抗议声渐渐地低落下来，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背景杂音。再后来，一到睡觉的时间，不用小灯催促，杨阳就主动进了属于自己的房间。
当小灯意识到这种转变时，局势已经进入了一个惯性的旋流。其实，如果小灯那时愿意伸一伸手，她还是有能力来逆转那样的旋流的。可是小灯不肯伸手。伸手不是小灯做人的姿态，从来不是。
于是小灯和杨阳就一直这样在同一个屋檐下分居着。
小灯的神经是在吃晚饭的时节里就开始绷紧起来的。暮色将她一寸一寸地拉近睡眠，当然，那渐渐向睡眠趋进的，只是她的肉体。她的意识始终像一头警醒的豹子，远远地匍匐着，万分警惕地注视着那片属于睡眠的黑暗之地。她的身体一次又一次地向睡眠俯冲过去，却总在和睡眠一线之隔的地方被她的意识捕捉回来。在身体和意识一个又一个回合的交战中，曙色就渐渐舔白了窗帘，她便开始等待着同样的循环，在另一个白天黑夜的交替中进行。愈演愈烈的失眠状态，使她再也无法承受繁重的课程，所以在即将得到博士学位的前一年，她终于决定退学。
今天小灯在凌晨时分终于进入了朦胧的睡眠状态。小灯的睡眠浅薄得如同一层稀稀地漂浮在水面的油迹，任何一阵细微的风吹草动，就能将油迹刮散，裸露出底下大片大片的意识河床。在这样浅薄的睡眠中，小灯隐约听见了一些脚步声和一些水声。那脚步声和水声都被紧紧地包裹压抑着的，轻微得如同灰尘被风刮过地板。后来，小灯就听见了一些嗡嗡的声响，那嗡嗡的声响穿过墙壁的阻隔，在她的耳膜上抚摸震颤着，轻柔，酥麻，温暖，令人昏昏欲睡。睡意的油迹又开始在意识表层聚集起来。
蜜蜂，那是蜜蜂的翅膀。小灯想。
油菜花，一直黄到天边的油菜花。一个年轻的女人，骑着一辆擦得锃亮的女式自行车，在这样的乡野路上走着。蜜蜂擦着她的头发飞过，满天都是嘤嗡的翅膀震颤。女人的车后座上坐着一个瘦小的女孩，女孩偏着身子，膝盖上放着一个竹篮。
追过去，追过去，看一看那个女孩的脸。
小灯一次又一次地对自己说。可是正当小灯马上就要追上女孩的时候，她突然醒了。油菜花骤然凋零，蜜蜂纷纷坠地，女人和孩子隐入一片黑暗。
不，那不是蜜蜂。那是杨阳用吹风机吹头发的声音。小灯突然明白过来。
今天，是杨阳中文艺术学校的开业典礼。
其实，杨阳在两年前，就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中文学校。只是最近，他的中文学校才和向前的绘画班合并成为向阳中文艺术学校。杨阳和向前的联合学校已经运行了三个月，之所以把开业典礼放在三个月之后，是因为杨阳想试运作一段时间再正式对外公布。“我们磨合得还不错。”杨阳对小灯说。磨合这个词像千层饼一样有着复杂丰富的结构和内涵，小灯切入的不一定是杨阳寓意的那个层面。
分摊房租水电费用之后可以节省开支。彼此的学生资源可以共享。一个人度假的时候至少另一个人还可以维持学校开张。
杨阳是这样对小灯解释他的合并主张的。
小灯也信，也不信。
这时候传来轰隆轰隆的一阵闷响，仿佛是一发发的炮弹，正从一个锈迹斑斑的老炮筒里射出，在她的房角爆炸开来。房子抖了几抖，窗玻璃嘤嘤嗡嗡地震颤起来。小灯知道那是杨阳在启动他的汽车。杨阳小心翼翼地压抑了一切属于他自己的声响，可是杨阳无法控制他那辆将近十年的老福特。消音器上个星期坏了，却一直没有时间去修。听着轰隆的声响渐渐地远去，化为街音的一部分，小灯知道杨阳的车正拖着一尾的轻烟，碾压着一街色彩斑斓的落叶绝尘而去。小灯甚至隐隐看见了杨阳脸上的急切。
也许，现在，他已经到了。向前肯定比他先到。她大约一直站在门口，等着他把车钥匙揣进兜里。她会接过他的大衣，挂在门口的衣架上。然后，捧上一杯滚烫的咖啡。“只加奶，不加糖，好吗？”她问他。
再过一会儿，人都到齐了，她会把他推到媒体的闪光灯下，介绍说：“这位就是杨阳，著名汉学家，小说家，向阳中文艺术学校的校长。”迎门的桌子上，肯定早已摆满了他的各样著作。当她向众人介绍他时，语气也许有些夸张急切，带着遮掩不住的热切取悦。但是她灿烂的微笑足以瓦解一切的戒备和怀疑。即使最没有经验的人也能看出，在她的眼中，他已经成为她的地基她的内容她的实体，而她，只不过是从他身上折射过来的一缕光亮。
然后是讲话。各式各样头面人物，校长的，老师的，家长的，学生的。然后是宣读贺词。然后他和她会站在摆满了鲜花贺卡的大厅里，和各式各样的来宾合影。明天，就在明天，他和她的微笑，就会充盈着大小中文报刊的社区版面。
等到所有的来宾都散了，他和她就会不约而同地叹了一口气，说哦，终于过去了。她会问他，你，饿了吗？我请你，去唐人街那家新开的越南馆子吃午饭。
想到这里，小灯觉得有一条长满了毛刺的多脚青虫，正缓缓地蠕爬过她的心，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充满了麻痒和毛躁不安。她再也躺不下去了。
苏西今天起得略微晚了一些。苏西今年上三年级，平常的周六，她都要去父亲的中文学校补习中文。这周因为开业典礼，停课一次，她就趁机多睡了一会儿。起床的时候，她还没有完全清醒。半睁着眼睛推门去上厕所，一脚就踩在了一样软绵的东西上，几欲摔倒——原来是母亲。
母亲坐在过道上，睡衣的下摆松散开来，露出两条细瘦的大腿。母亲的大腿很白，是那种久不见天日的白，白得几乎泛青，血管如一群饥饿的蚯蚓，有气无力地爬散开来。母亲靠墙坐着，头发在昨夜的辗转反侧中结成粗厚的团缕，眼睛睁得很开，一动不动地望着天花板，像是两个蒙上了雾气的玻璃珠子，有光亮，却是混浊不清的光亮。
“妈，你怎么了？”苏西一下子清醒了过来，声音裂成了几片。
“苏西，那个向前老师的画，画得好吗？”小灯微微一笑，问苏西。
“大概，不错吧。”苏西的回答有几分犹豫。
“你爸爸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大概，也是吧。”
“到底是是，还是不是？”小灯的脸，渐渐地紧了起来。而苏西的身体，在小灯的注视下渐渐地低矮了下去。
“妈妈，我不知道。”
“平常你去补习中文的时候，你爸爸在学校里，是怎么吃午饭的？”
“是自己带的饭，用微波炉热的。”
“在哪个房间？和谁一起吃？”
小灯一路逼，苏西一路退，小灯终于把苏西逼到了墙角。再也没有退路的苏西，突然就有了拼命的胆气。
“妈妈，你那么想知道，为什么不直接去问爸爸呢？”
小灯的嘴巴张了一张，却是无言以对。
苏西去了厕所，哗哗地洗漱过了，头脸光鲜地走出来，母亲已经回房去了。苏西去敲母亲的房门，母亲正在换衣服。母亲换上了一件天蓝色的套装，母亲的衣服领子袖口都很严实，遮掩住了所有不该显露的内容。母亲甚至化了淡淡的妆。化过妆的母亲，脸上突然有了明暗和光影。苏西很少看见母亲这样的隆重，不禁愣了一愣。
“妈妈，你要出去？”
小灯用一把疏齿的大梳子，一下一下地梳通着缠结的头发，却不说话。
“妈妈，今天晚上，丽贝卡家里有睡衣晚会，玲达和克丽丝都去，我可以去吗？”
苏西是个爽快的孩子，苏西的嘴和苏西的肠子几乎成一条垂直线。苏西早已忘记了先前的不快。苏西现在的兴趣是在另一个崭新的话题上。
小灯倒了一团鸡蛋大小的摩丝，慢慢地在头发上揉搓开来。小灯的头发若遇雨的干草，突然间就有了颜色和生命。可是小灯依旧不说话。
苏西以为母亲没有听见，就又问了一遍。这次小灯回话了。小灯的回答很直接也很简单。
“不，不可以。”
“为什么你一次都不答应我？为什么别人可以，而我就不可以？”
苏西的脚咚咚地跺着地板，脸涨得绯红。
“不为什么。你不是别人，你就是你。”
小灯看了一眼手表，就朝门外走去。走到门口，她听见楼上突然涌出一阵山呼海啸般的音乐声，轰轰的低音节拍如闷雷滚过，震得地板隐隐颤动。她知道那是苏西在开音响。苏西生气的时候，总需要这样那样的一些发泄渠道，音乐只是其中的一种。
她管不了了——雷声再疾，也总会过去的。她现在得赶她自己的路。这会儿是十点半。坐上公车需要四十五分钟。等她赶过去，开业典礼大概刚刚结束。如果赶得巧，应该可以在他们准备出门吃午饭的时候，把他们正正地堵在门口。
希望没有打乱你们的什么计划。她会这样对他们说。
2006年3月29日 多伦多 圣麦克医院
“小灯，《神州梦》里的那个女人，为什么一直不愿意回到她出生长大的地方呢？”沃尔佛医生问。
“亨利，因为有的事情你情愿永远忘记。”
“可是，人逃得再远，也逃不过自己的影子。不如回过头来，面对影子。说不定你会发觉，影子其实也就是影子，并没有你想象的那样不可逾越。”
“也许，仅仅是也许。”
小灯低头，抠着手掌上的死皮。经历过一整个安大略的冬季，手掌上都是沟壑丛生的细碎裂纹。手摸到衣服上，总能钩起丝丝缕缕的线头。
“小灯，你的童年呢？你从来没有说起过，你七岁以前的经历。”
小灯的手颤了一颤，皮撕破了，渗出一颗乌黑的血珠。血珠像一只撑得很饱的甲壳虫，顺着指甲缝滚落下来，在衣袖上爬出一条黑线。
“小灯，记住我们的君子协定——你可以选择沉默，但是你不可以对我撒谎。”
小灯紧紧按住了那个流血的手指，不语。许久，才说：“亨利，我要去中国了，下个星期。”
沃尔佛医生的眼睛亮了一亮，说是去你出生的那个地方吗，啊小灯？
小灯摇了摇头，说哦不，不是。我只是去取一点资料。结婚的资料。不，确切地说，离婚的资料。我们是在中国登记结婚的，所以，要在这里办离婚，就需要当初结婚的公证材料。
“那么快，就决定了？”
“是的，亨利。”
小灯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的神情像是倦怠，又不完全是倦怠，仿佛有些缱绻，也还有些决绝，那都是沃尔佛医生不熟悉的表情。
“小灯你看上去情绪不错，是睡眠的缘故吗？”
“是的，多谢你的新药。当然，还得算上我刚刚争来的自由。现在我才知道，我给他的不过是一丁点自由，给我自己的，才是一大片的自由。至少，我再也不用担心，他中午和谁在一起吃饭，晚上躺在哪张床上睡觉。”
沃尔佛医生哈哈大笑起来，笑得颈脖上的赘肉一圈一圈水波纹似的颤动起来。
“脐带，你终于把脐带割断了。”
小灯走出沃尔佛医生的诊疗室，凯西已经等在门口。凯西递给小灯一个彩纸包装的小盒子，说这是我和沃尔佛医生给你准备的，祝你今天过得愉快。小灯这才猛然想起今天是自己的生日。拆开纸盒，里面是一块做成一本厚书样式的金属镇纸，镇纸上面龙飞凤舞地刻了几行字：
雪梨?小灯?王：
接近完美的作家，不太合作的病人
一直在跌倒和起来之间挣扎
小灯紧紧搂住凯西，竟是无话。
小灯走到街上，兜里的那块镇纸随着她的脚步一下一下地拍打着她的身体，仿佛有许多话要和她说。也许，这做我的墓志铭，会更合适一些。她想。也许，在中国的某一个角落，真的有一块刻着我名字的墓碑。那块墓碑上，也许会写着这样一段话：
万小登（1969-1976）
和二十四万人一起，死于唐山大地震
也许，我真应该去看一看，那块压了我一辈子的墓碑？
小灯抬起头来看天，天很阴郁，太阳在这个早晨其实只不过是一些光和影的联想。沿街的树枝一夜之间肥胖了许多，仔细一看，原来都是新芽。
2006年4月20日 唐山市丰南区
小灯走进那条小街时，正是傍晚时分。
雨骤然停了，风将云狠狠撕扯开来，露出一个流黄的蛋心似的太阳，重重地坠在树梢之上，将那树那云都染成了一片触目惊心的猩红。积水窸窸窣窣地朝着低洼之地流去，顺势将街面洗过了一遍，街就清亮了起来。沉睡了一季的夹竹桃，被雨惊醒，顷刻之间已是满树繁花。
小灯提着裤腿，踮着脚尖，避开路边的雨水，朝着一座两层楼房走去。走到对过的时候，小灯却突然停住了。隔着一条窄窄的小街看过去，那楼已经老旧了，外墙的马赛克被一季又一季的泥尘染成了灰黄，一如老烟鬼的牙垢，早已看不出最初的颜色了。铁门大约是重漆过的，黑色的油漆暴了皮，翻卷起来，露出底下的深红。在四周高楼大厦的重重挤压之中，那楼显露出一副耸肩夹背的佝偻落魄之相。
二楼的阳台上，有一个五六十岁的妇人，正在整理被风雨击倒的花盆。妇人穿了一件月白底蓝碎花的长袖衬衫，脖子上系了一条天蓝色的丝巾。衫子有些窄小，腰身胳膊肘处绽开了一些细长的皱纹。妇人弯腰的时候有些费力，手一滑，一个瓦盆咣啷一声跌在地上摔碎了。妇人骂了一句天杀的，就站起来，朝着屋里喊了起来：
“纪登，给奶奶拿扫帚来。”
妇人的嗓门极是洪亮，穿云裂帛的，震得一街嘤嗡作响。
阳台里就走进来一男一女两个孩子，都是七八岁的样子，长得很是相像。男孩在先，女孩在后。男孩提着一个簸箕，女孩拿着一把扫帚。女孩站定了，就把手里的扫帚塞给男孩，说念登你去扫地。男孩拿了扫帚，却有些不情愿，嘟嘟囔囔地说奶奶是叫你扫的。女孩靠在门上，将眉眼立了起来，指着男孩的眉心说：“叫你扫你就扫。”男孩就噤了声。
妇人拿过扫帚，轻轻地拍了女孩一下，骂道：“纪登你个丫头，忒霸道了些。”
妇人将碎瓦片都扫拢来，找了个塑料袋装了，就直起身来抹额上的汗。突然间，妇人发现了站在楼下的小灯。妇人愣了一愣，才问：“闺女，你找谁？”
小灯的嘴唇颤颤地抖了起来，却半天扯不出一个字来。只觉得脸上有些麻痒，就拿手去抓。
过了一会儿才明白，那是眼泪。
2006年4月21日 多伦多 圣麦克医院
沃尔佛医生今天上班迟到了十五分钟。跨出电梯的时候，突然发现秘书凯西正等在电梯门口。沃尔佛医生刚刚被安大略医疗科学学会推举为2005年的年度医生，心情大好，就忍不住和秘书开了个玩笑。
“出了什么事？地震了吗？”
凯西递过去一张纸，微微一笑，说那得看你怎么想。
那是一张传真，从中国送过来的，只有一句话：
亨利：我终于，推开了那扇窗。小灯
初稿2006-9-7——2006-10-16
二稿2006-10-21
于加拿大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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