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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人生》作者：李江【完结】 >
双面人生.txt
对方很客气地把我一直送到楼下，我让其回去，不肯，一直又接着送到院门外，一边握手，一边说：“你再到别处试试？”
事情没办成，倒觉得欠了人家个人情，从五层一直送下来，耽误了人家干其它正事的时间！离开此人，我身上都冒了一身的汗，心里骂道：妈的，见个比自己小四五岁的小伙子，竟然就累成了这样！
我象个泄了气的皮球。
这一棍子几乎打去了我所有的自信。
什么爱新觉罗的后裔，什么兵部侍郎的孙子，算个球！此时的感觉，我就是这全北京一千多万人的孙子！看看从我身边经过的那蹬三轮的、拎鸟笼的，脸抹得鬼一样扭秧歌的，哼着曲儿，吹着哨儿，一个个悠闲自得的样儿，说不定他家祖上就是我家的使唤丫头，跑腿的小奴才，可现在，人家是真真正正堂堂皇皇的北京人！我算啥？在人家面前，我他妈连人家孙子都不是！我已没了再去找第二家单位的心思，在马路上漫无目的地溜达。
踱来踱去，就踱到了故宫外边的筒子河边，伏在筒子河的墙边上，看着河中的浊水和河边的百年老榆、老柳，和遮在其后的黄瓦红墙，我思绪万千。
记得上大学时跟上艾迪来到这里写过生，当时艾迪还跟我开玩笑说：“张一凡，你祖上当年可就在这里边，整天在皇上身边上班呢。
何等的牛皮风光！”都十二年光阴过去了，咋就跟在昨天一样。
一直呆到太阳西斜，我才坐车回归。
下车后我没有先回旅社，拐到了一家事先在电线杆子上查好的小旅社，去找一位专治性病的游医。
我在海南游医那儿买的药快用完了，想再让北京的游医给看看，也算是“会”个“诊”，看到底是不是得了如海南游医说的那种性病。
相比较海南的游医来，北京的游医可就算得上“专家”级了，不然，咋在北京混？想想可悲，也别提爱新觉罗的后裔不后裔了，我一个当今堂堂最高学府毕业，又是小有名气的诗人，削尖了脑袋，都钻不进北京来！还不如个治性病的游医！
北京游医的诊断大出我所料，全盘推翻了海南游医的诊断，说庸医真是害死人，简直是草菅人命，说海南游医只看到了淋病，却没发现我下边还并发有一种比淋病更烈的疣下疳，若不及时治疗，最后会恶变成癌症。
我听着头发晕，手发凉，眼睛里冒火星，诊断完了，竟然瘫在地下室游医的椅子里，双腿发软，咋起也起不来了，就象那刑车上拉着五花大绑去坟场执行枪决的死刑犯一样，被游医架着，才勉强起身。
问了诊治方案，游医摆乎一通，知道了我是从外地来的，说：“你这病还不能耽误，最好是留在北京，坚持外敷和内服我开的几种药，然后，每天来我这里吊一瓶液体。”
我知道吊液体挺贵，问不吊行不行。
游医说，“得了这种病，你就不能怕花钱。
液体里不但有抗病毒的药，还有人体白蛋白，可提高身体免疫力。
这叫立体治疗，治标又治本。
不然的话，你回去，再让那些庸医们胡折腾，看着好了，其实病菌还潜伏在身体里，过上一段时间，又跑出来折腾你。
三拖两拖，拖到了晚期，你就完了。”
我听着心里直发毛，想堂堂一个最高学府的毕业生，一个诗人，竟然要死在这种脏病上，要多悲哀有多悲哀！一切都听游医的，掏出钱来开药、敷药打吊瓶。
打完吊瓶，魂都没了地从地下室出来，风一吹，脑袋瓜子才稍稍清醒了些，操你个奶奶，一个堂堂爱新觉罗的后裔，一个最高学府的毕业生，一个小有名气的诗人，被一个破性病游医的胡话吓得瘫了！他不就想多从你口袋里挖俩钱！
这样给自己打着气，我想我的这破脏病不至于就象他胡啁的那样最后发展成为癌症。
当务之急还是饭碗的事情最要紧。
有了它，就有了一切，没有了它，别说下边的那头伺候不起，连上边的这头，也不能照顾！可是，咋个找法？显然这北京找工作是太难了。
剩下就只有回甘肃或是回海南了。
去甘肃，就会和我父亲彻底闹翻，说不定，他都能给我在联系工作过程中使绊子。
自从我和艾迪没整成事情，后又在毕业分配上出现了麻烦，就又把他给惹下了，对我重新横挑鼻子竖挑眼，我们父子俩的关系，就好象又“一夜回到了解放前”，这么多年，两人基本上处于相互隔绝音讯的状态。
我若现在这么灰溜溜功不成名不就狼狈地回去，他嫌给他丢了脸，我得的病要再被他知了去，还不象捅了马蜂窝，不把我给吃了才怪！如果回海南去，贾如馨那头怎么应付？我是一见着她，就象大烟鬼见了海洛因一样，非爬上去不可。
那不把我给彻彻底底地毁了！报社若知道了我这病，真把我给除名了咋办？躺在旅社地下室靠厕所的房间里，忍受着那一股股从门缝钻进的难忍的酸臭味，我脑仁子都想疼了。
第二天爬起来，脑子经过一夜的睡眠，稍清醒了些，我想，既然来北京一趟，就算死马当活马医，把王强给我的四五个关系都跑上一趟。
不行就拉倒，重新回海南，就当是利用探亲假来北京旅游了一趟！
我就又出门去找工作。
结果都在我的想象之中！北京城挺大，在路上绕来绕去地倒公车，有时候问错了路还走好多的冤枉路，说实话我上大学的四年里都没有将全北京来去穿梭地这么走过。
对北京城的全貌，四年时间没有这四天了解得透。
我想我都可以手拿个小黄旗给那些来北京旅游的老外们当导游了！我一次次地碰壁出来，遭遇与第一天的经过大同小异。
有碰软钉子的，有碰硬钉子的。
反正到最后脸皮也厚了下来，权当看看不同人嘴脸的不同表演。
一个个钉子全碰完了，我想我应该是上火车站买票滚出北京回海南的时候了。
恰巧这时候路过一家单位，门头挂着一只大牌子，是一家面向少年儿童的某某出版社。
总社下边又有乱麻咕叨的六七家子单位。
其中的一家是一个周刊社，叫《小喇叭嘟嘟报》。
我心里笑起来，没想到，在这里却找到了自己曾过了把“专栏作家”瘾的杂志！那是我到海南一年多以后的一天，我写的两首歌颂海南建特区的诗歌可能是太直白了，寄了好几家报刊都没能给登出来，本来想当废稿压了箱底，再不投了。
偏偏报社一同事从幼儿园接小孩路过办公室来，小孩手里就拿着这么一本《小喇叭嘟嘟报》，走时扔在了办公桌上，我就随手翻了两下。
哦，看到它上边也发一些顺口溜之类的东西，就灵机一动，把那两首诗塞进个信封里寄了出去。
我根本就没当回事，可是，一个月后，却收到了它寄来的样报与二十元稿酬。
随报还有编缉写来的一封简单的约稿信。
我被对方的热心肠感动了。
虽然再没给其寄诗--一来是我写的诗跟报纸的读者差距太大，二来，也觉得堂堂一个诗人，给这种面向低幼儿的报刊寄诗歌也确实掉价。
又觉得对方盛情难却，又觉得那二十元的稿酬也挺实惠，有一定的诱惑力，就细细翻了翻这家杂志，发现它上边除过其它益智类游戏，简单的启蒙知识外，也还登载一些个古代诗词赏析什么的。
这对我一个堂堂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来说，还不是小菜一碟。
根本不费吹灰之力，几分钟就能炮制一篇出来，得二十元稿酬，何乐而不为！闲着也是闲着。
记得我第一篇写的是白居易《暮江吟》赏析--“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
诗人如何对祖国大好河山有博大深挚的爱，如何短短四句，就勾画出一幅优美动人的暮秋江边月夜图云云。
寄出去后，很快就被刊用了，也寄来了十八元稿酬。
杂志用稿和汇稿费的及时调动了我的积极性，随后，我便一篇篇地写，一篇篇地寄，其实根本不费多大的劲，结果，到后来，我就发现，杂志上的这个栏目基本上就被我垄断了。
而且还收到全国各地一些小读者反馈来的读后感登在栏目下方。
真是歪打正着，我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专栏作家”！后来，实在是觉得写这些玩意太显不出水平，老实讲，只要个中学毕业，再看上两本有关方而的书，我想就能够写这方面的文章。
加上我后来认识了贾如馨，心里乱了许多，没了心思，也就停下来再不给它写了。
此时此刻见着它，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
心里一动，自己是来北京找工作，既然以前给他们投过稿，何不去进去看一看，试一试，毕竟他们对我熟悉，行就行，不行拉倒，明天走我的人。
这样想着，我就进门去，门卫把我拦住了，我早学聪明了，说我是杂志社的作者，来找总编送稿件的。
门卫就也没让我登记放行了。
我按照大厅里的提示牌，蹿到三楼，敲开那家杂志社写有总编室的房门，一个五十余岁，戴着深度眼睛的小半大老头从报纸堆里抬起头来，问我哪的，有啥事。
我就先绕弯，说是他们报社的外地作者，出差来看看，联络联络情感，把自己姓名与所写的稿件报了。
老头立马热情了，“有印象，有印象，写得不错嘛，为啥以后再不给我们写了？”我说工作忙，顾不上。
他就紧着给我让座，沏茶，递烟。
唠热乎了，我就把我的想法迂回地说了出来。
老头明白了我的真实来意，立马脸色冷淡了，和前几日我碰到的那些人露出了相同的嘴脸，诉了一大堆相同的苦，然后，就说自己还很忙，把我客客气气地领到隔壁的一间写着副总编辑的办公室里，说让他接待我一下，还有啥事情可向他说 。
推开门进去，对面椅子里坐着个三十出头的大小伙子，我咋看咋面熟，两人面面相觑。
老头还要给我们介绍，对方就说，“甭介绍了，我们认识！”说着，就上前来，十分热情地跟我握手，一边说：“大哥，你不记得我了？我是艾青！”
我一下子想了起来，对方是艾迪的弟弟！上大学第一学期回去，因和艾迪的关系正在热乎头上，去过几次他们家。
当时他没考上大学，正在复读，还拿出两篇作文让我辅导。
记得我还开玩笑说，“你姐姐都当作家了，你不让她辅导却让我看。”
他说：“我姐她牛皮，一让她看她就埋汰我。”
我记得当时他特别特别的羡慕我和她姐，可是，他好象挺贪玩，他爸也说他底子差，只要能凑合着考上正规大学就算了却了父母的心事，没指望他能考上个什么名牌大学。
后来第二次跟艾迪接触时，艾迪告诉我他考了个西北师大政教系。
真没想到，他现在不但回了北京，而且还混到了副总编的位置。
虽然官儿不大，可能只是个科级，可这是在人才济济的京城！我一瞬间，就有些明白，我寄来的诗稿，肯定都是他给我编发的，实在汗颜。
我就想今天他奶奶的真要尴尬了。
可是，艾青却热情得可以。
当年我和她姐的事他虽然还只有十*岁，但全知道。
记得他那一阵真就把我当他未来的姐夫一般，对我挺亲。
后来艾迪先撬了晓芳后又跟我分手，我也恨不起她来，其中也有他弟对我特好这一因素。
艾青肯定知道我跟她姐的事情最后不成都是因艾迪的原因，觉得他姐欠着我的，所以，对我特别特别的热情。
问这问那。
我本来不想提那几首诗的事，他都主动提了出来，说是本来是想给我写封信去的，又怕我介意，就没写。
如何从西北师大毕业后，因为沾着父母在京的光回了北京。
其间不可能绕开艾迪，就又介绍他姐，说艾迪现在美国，找了个老外（我一边听着一边心里纳闷，当时她给我留下的信上说是一个金融博士在大洋那头等着她，怎么又换成老外了！），说姐夫在华尔街上开着一家律师事务所，艾迪在家当全职太太，闲暇也帮丈夫料理一些事务所的杂事，就象秘书一样的角色，生有两个小孩，去年探亲来了，中国人不中国人，美国人不美国人，头发和眼睛都黑不黑，黄不黄，叫他一会儿是中文“舅舅”一会儿是西文“uncle”，逗得全家人直乐。
我听得心里头酸酸儿的。
艾青觉察到他讲姐姐的事情讲多了，刺激了我，连忙转了话头，这才问起我到北京他们杂志社来的目的，是不是出差顺便送稿来了。
说，“没问题，你的稿我们是见一篇用一篇。”
还要下午请我吃晚饭。
我本来是想编个谎告辞的，可是冷静下心一想，我为何那么老实，迂腐？生活都把我逼到绝境了，这样的关系，我他妈今天就拉下脸来当个小，利用一下何妨？--冥冥之中，是否真有一只看不见的上帝之手在左右着你的命运。
当年我把艾迪留给我，让我去找她朋友联系帮忙留北京的信撕了，七八年以后，现在却又让我找到了她弟弟！--就把自己的心思照实说了。
说海南那边在落潮，大量的人都在往内地撤，实在是没意思再呆了。
艾青听了我的话，略一犹豫，可能是考虑到了我与她姐以前的特殊关系，知道她姐欠着我的，便说，“这样吧，你把你的这些资料给我留下。
你先在北京呆上两天，我尽我最大的努力，替你争取一下。”
我听了这句话，几乎要将其搂过来拥抱一番。
以此来表达我的谢意。
可是，我又不能表现出来，一来，有与艾迪过去的关系。
毕竟我过去曾当过他的准姐夫，二来也是自尊心作祟，我不能让他感觉出，我混得实际上很狼狈。
我从他的态度和口气中，感觉这事有门，谢了他晚上请我吃饭的好意，让人家帮忙还要人家请吃就有点儿心里过不去，假说自己还要晚上去看自己上大学时的导师，还有几个同学也得去拜访--显得我跟北京方面还有很多联系，并不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吊在他身上。
三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兴冲冲坐车回旅社，下车后，去顺路找游医打针换药，游医看着我说：“看你今天挺高兴的，还哼着小曲。”
我说：“赶快打你的吧。
我去到大医院看了，人家说这根本就没你说的那么严重。
今天换完了药，明天我就不来了，去大医院看。”
游医蔫了，急忙说：“你别走，昨天我是有点吓唬你，将情况说重了点，不过是想引起你的重视。
他大医院用的药跟我这一模一样，你信不信。
从明天开始。
我杀价三分之一给你。”
我装着无所谓的样子，说：“不行，身体要紧。”
游医又说要再杀三分之一价，我心想，这狗游医，我一句话，挤掉了近三分之二的价格水份，可见赚得有多黑。
就说，“那就这样了，我也再不去什么大医院，就在你这治。
但你得给我保证治好了，不然，我可饶不了你。
我有个亲戚可是这块儿派出所的所长。”
游医就忙着给我点头下保证。
虽然杀去了三分之二的价，出门来，我却心里有点恼丧。
一来是之前让他骗走了不少钱，二来想我咋丢份丢到这地步了，跟个看性病的游医耍起心眼来。
下午跟艾青说话也是鬼话连篇，自打从海南出来到北京，我就发现我不似了以前的我自个，象变了个人，三句里有两句话不地道。
以前我可不是这样，从大到小，半句谎话都不说的。
生活真能改变一个人！我不知道是我错了，还是外部的这个世界错了。
好好的人，现在一张嘴，就说谎话！过了一会儿，我从脑子里把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的林林总总所经的事情捋了一遍，我渐渐地心里就理解了自个，“奶奶个熊”我骂了一句山东话，这世道，说假话鬼话的人满世界都是。
说假话比说真话好混得多！当年那副省长的儿挤我时，肯定在背后没少使劲地做手脚，不然，国家计委都做成了的分配计划，怎么它就能变了！后来艾迪不就又骗了我！山东招聘团的人不就说得好好儿的是新兴开发城市，我以为是胶东半岛呢，结果把我骗到了鲁南煤城。
鲁南日报不就为给部长的儿物色苗菁，把我给骗到了济南去学习。
贾如馨骗得我更惨，把我骗得都染上了性病！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人昧着良心干事，我为啥就那么老实！
我耐着性子百无聊赖地等了两天，重又去杂志社探情况。
我还心里惴惴不安呢，敲艾青办公室的门时，手都有点发抖。
我联想到了大学毕业发生问题时，老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我这可真是命运的敲门声！我特意儿按那曲子中的节奏敲了四下：“咚、咚、咚、咚--”！
“进来--”艾青喊了一声。
我推门进去，艾青一看是我来了，急忙站起身来，“大哥，是你，我还以为你这两天不会来了，正着急着呢。”
我编谎说，“这两天实在是忙，会了几个老师同学，多年不见了，一见面就非拽着你吃饭不成。”
“你是不是在别处也使劲地活动？”艾青问我。
我莫测高深地说，“同学们一个个挺热心，都当了中层领导，有一定的话语权，正在帮我积极联系。
也见了两家单位的头儿。
还行，对我挺满意的，说是让我先回去，等消息。
调个人不容易，得上会。
也见了见我的毕业论文的导师，当年他对我挺欣赏。
这次见了面也特热心，答应往有关单位把我荐一荐，好多杂志出版社的头都曾是他的学生。”
艾青就有点泄气，说：“你看你看，我都给你这头把总编的工作做通了。
又到出版社大总编那里也跑了。
把你的剪报和毕业证复印件都让总编和人事主管看了。
都吐口了，答应要你。
你这边又货挑三家的卖，如果你们老师和同学那边联系好了，你是不是就不到我们这不起眼的小单位了？那时，你不是把我小弟给装进去了？让我给我们总编咋交待，还不怪我办事毛躁？”
“我的爹！”我肚子里叫了一声，真想给艾青磕头作揖！按捺住了心中的狂喜，真没想到，这小子有如此的能耐！嘴上却说：“那边也就是随便说了说，见了个面，还没正式启动程序呢，既然这边已有了眉目，当然是紧着这头，进北京是闹着玩的！”
艾青松了口气，说：“这就行了。
听你那天的口气，挺迫切的，我真就当个事情去办。
刚才一听你又那么一说，我以为瞎子点灯白费了蜡。
替你争取了，你又不来了。
攀了其它的高枝。”
我就接茬说：“我以为，你那天也就是随便说说，我心想，这事挺麻烦，把握不大，所以，说实话，也没真当回事。
今天是去火车站买票，顺路跟你告个别。”
我假装轻松地说。
“麻烦什么？看是给谁办了！谁让你是我大哥呢。”
艾青说。
我心里挺热乎，这小子还真记着我这个当年的“准姐夫”，有人情！
艾青一边给我沏茶，让烟，一边就又补充说，“不过有关的情况我得向你交待一下。
你人可以来，但户口却暂时进不来，得当一阵子黑户。
住房也解决不了，你得自己去租房。
单位只管给你开工资。
职称上也可能要受点影响。”
我犹豫开了。
艾青就给我做工作，“我们出版社象这种情况不是一个两个。
人家都干得好好儿的。
这也是一种变通手法，无奈之举。
你看北京有多少外地来北京谋生者，没户口不也呆得好好的。
再说，这种情况不是不能解决，只要你人先进来，好好工作，干出成绩来，以后，肯定是有机会能解决的。”
我想了想，说，“那好吧。
还需要我在海南那边办什么手续？”
艾青说，“不牵扯户口的事情，就简单多了，现在粮食也放开了，不需要办粮食关系。
你在我们这里发过稿，领导对你的情况也熟悉。
又有我做保，所以，都对你挺信任的。
你去海南把那头的事情处理一下，能把你的档案要来就行了。
我们这里最近有一个人生小孩去了，一个得癌症住院了。
还有一个又出了车祸，所以，你也是赶上机会了，所以头儿才这么痛快，赶快去办完了那边的事就来上班，一大堆事情等着人干。
再说，也拖不起，别夜长梦多。
特别是进人这一敏感问题上，说变就变。
你人来了，既成了事实，他就是有人想做手脚挤你，也晚了。”
我告辞了出来，看到早上11点钟的太阳红红儿的，照得人心花怒放，我又想唱那首当年从艾迪姥爷家出来时唱的《北京颂歌》，又想象当年插队时在大队部得到那两个面饼子时那样，在大马路上翻两跟头！高兴劲上，我喜滋滋地去到邮局，打长途给王强报喜。
王强恭贺我，我就说了美中不足的是户口进不了京，转了一圈，重到北京来时，变成了黑户，二等公民。
他在那头挤兑我，“别人打破头了想挤挤不进去呢。
既然有人肯给你帮这个忙，你还耍上大头了！”
我说：“不是耍大头，实在是心里有点不平衡。
妈的，堂堂一个北京大学毕业的学生，还是个诗人，竟然到北京当个黑户。”
王强就在电话那头揶揄我：“你去也是不去？不想去给我联系，我去！”
我骂道：“你拉倒吧。
你他妈毕竟混了个部门头儿呢，我在海南混了个啥？”要不是怕被人听见。
我肯定要吼出声来，“他娘的，只把下边的叽巴哄了一下，还染上了脏病！”
放下电话，我才感觉到了自己眼前这一工作的份量。
我彻底的再不想它奶奶的什么鸟户口，一心一意想着移师北京，进入人生新的开端。
到海口后，我忍了又忍，才制止住自己没有给贾如馨去电话。
同事告诉我，我走后的这一段时间，常有一个女的给我打来电话，几乎都将电话打爆了。
我心里痛快地骂了一句：“奶奶的，我也让你难受难受！滚个你的假如馨，我张大爷不倍你玩了，我要进京去发展了！我把你让出去，爱跟哪个嫖客上床就去上，我眼不见为净。
你将来的下场绝对好不到哪里去。
说不定，还染上爱滋病了呢！”一边骂着，心里还是有点儿不舒服，毕竟有过那么一段肌肤之欢，那种颠鸾倒凤的*留在脑子里的记忆是很难一下子忘却的。
在这一点上，我很能理解那些个吸毒成瘾的大烟鬼。
第二次过琼洲海峡时，我已没了第一次那样的沮丧与悲凉，换上了乐观的好心情，北京，我心中的圣地，在向我招着手，我要扑到它怀抱中，去迎接那朝霞中一轮轮冉冉升起的崭新太阳！别了，司徒雷登！”我向身后的海岛调侃地来了一句四这样，我就在时隔近九年之后，重返北京，做了一个没有北京户口的北京市民。
艾青说要给我接风，一天晚上，邀了全编辑部的人员晚上到外边去搓饭。
老总编说自己血压高，又有糖尿病，告辞，让艾青把我招待好。
一伙人下班后走去到附近一家饭庄。
这家饭庄别出心裁，整一种“*”风格，勾起人们的怀旧情绪，以招徕顾客。
门头一个大匾，歪歪扭扭写四个大字：“向阳大院”。
两扇门上，贴着两个大红“忠”字。
厅里有一人工做成的老榆树，盘根错节，饱经沧桑的感觉。
树下放着哪里弄来的石磨与铡刀。
旁边立一宣传栏，上边用白粉笔写着一则醒目的通知：“今晚收工后，到大队部，有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听完广播到麦场，开庆祝大会。”
我就好笑，咯咯两声，见别人并不以为然。
便急忙收了声，怕被同事们小看自己少见多怪。
心里骂自个儿，“怎么变成个刘姥姥了！”再看四周，墙上还贴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树欲静而风不止”、“揪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第四章 中之类带着强烈的“激情燃烧”岁月的标语，一下子觉得光阴倒退回去了二十年。
我就又想到了叔本华老先生说过的，“任何事情，只要放在相当的时空中审视，都显示出其的荒诞性。”
当时，这些口号是多么的庄严与神圣，而现在，却被用来做为获得商业利益的调侃！我还在感慨着，已经跟着同事们由一位身穿对襟大棉袄，头扎两条小羊角辫，胳膊上箍个红卫兵袖套的服务员姑娘领到一包厢。
我四下里打量，包厢也被装修成了农家小屋，窗子都是延安窑洞的那种，墙上贴着那个时代的伟人像，屋顶上悬挂着老玉米与高梁穗，墙上的钉子上挂着镰刀与牛鞭。
地上放着铁锨与镐头。
说实话，我对这环境还真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它使我的思绪穿越岁月的时空，一下子飞回到了十五六年前在祁连山下与晓芳朝夕相处的岁月，还想起了那些生死与共的同点男女知青。
坐定之后，艾青就从服务员姑娘手中接过菜单，递到我手中，说今天是为我接风，我是主角，由我来点菜。
我一看那菜单上密密麻麻的各种菜肴，有点儿傻眼。
那名起的可是讲究，听上去个个就象是宫厅里的御膳似的，什么燕窝粥、芙蓉饼、玉麒麟、红嘴绿鹦鸽--其实后来端上来的也就是一碟子菠菜。
我不懂其究，怕点不好出了洋相，便象征性地点了两样菜，就又把菜单交回到了艾青手里头让他点。
艾青还要客套，其它人就嘈嘈说，“人家老张新来乍到，没吃过这里的菜。
还是艾总编你点好了。”
我心里为别人唤我“老张”而甜甜地尊艾青“总编”心里有点儿稍稍的不舒服。
我身旁坐的一位名叫乌兰的女同事又补充说，“把手抓羊肉多来点，上次点那么一点，我还没来得及吃，就没了。”
大家伙就都嘿嘿地笑起来。
一个叫刘顺的，是杂志社的编辑室主任，就调侃说：“乌兰你那么馋牛羊肉，不在草原上老老实实呆着，跑北京来干什么？”
叫乌兰的马上反唇相讥：“北京要是你家的我就不来了，你不就比我多个北京户口。”
说着，偏过头看看我，又转过头去道：“你别再老挤兑我了，告诉你，从今往后，我战壕里可是多了一位新战友。
你挤兑我，就是挤兑我们两位。”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她说话的意思。
心里立马感觉到了二等公民的低人一头。
艾青就打圆场，对方就又笑着说，“乌兰你太敏感了，别人随便一句话，就惹了你。”
乌兰不依不饶：“你问你那鬼心里，究竟是不是随便说的一句话。”
“乌兰，今天在向阳院里，我向毛主席发个誓，你是太多心了，我绝对没有挤兑你的意思。”
“好啦好啦，今天是给老张接风，你们却在这里喧宾夺主。
来，端杯端杯。”
艾青非常自然地从此开始改了口，把我从“大哥”叫成了“老张。”
我觉得这样也挺好。
老实讲，刚上班的两天时间，他在没人时仍叫我大哥，都叫得我很不自在，他好象也有点勉强，嘴里含含糊糊的，那个“哥”字后来就好象沾在了舌头上似的，听都听不清楚，我知道，他也不喜欢再叫我大哥。
以后一段时间里，见了我的面，给我吩咐工作，啥也不叫了，直接说事。
今天叫开了，这样倒好。
两人都免了尴尬。
艾青站起来，让大家为我的到来干杯。
大家伙都跟随着艾青笑吟吟地与我碰杯。
碰完了杯，艾青坐下去，就把我的光荣历史讲了一番。
说我当年怎样怎样了得，考上了北京大学，在大老远的甘肃，北大可不是好考的。
顺便就把我和他姐的关系述了一番，大家伙就直夸起他姐艾迪来，反衬出我的没出息。
我听着脸上有点儿挂不住，艾青就制止了，说：“别扯远了，偏离了主题，今天给老张接风，大家伙多劝着老张喝几杯。”
在座的就一个个遵命，给我敬酒，话却是客客气气的，没有多少感*彩。
应酬一番，几杯酒下肚，我有点飘飘然起来，也说话多了，和老章啦小王啦几个人分头聊起来。
可是，我发现我的话桌子上的人并不认真的去听。
有时候，我跟身旁的老章正说着话，他却似听非听地扭过头去转桌上的菜碟，招呼艾青去品尝刚上桌的一碟什么菜：“总编，赶快下筷子，不然就凉了。”
把我弄得很不自在，把后半句话，只好咽回到嗓子里去。
而对方转完了菜碟，也不再重新问我，显然对我的话根本不感兴趣。
一会儿，大家伙的目标就全集中到了艾青身上。
艾青说一句，马上就有人接上好几句，艾青说凉菜味有点淡，马上就有人起身来去唤服务员小姐取醋壶和盐瓶来。
艾青取出了香烟，马上就有人为其点上。
艾青不小心将茶杯碰出了水，就有刘顺和小王两人同时上前去为其扶茶杯，擦拭桌面。
每盘菜端上桌，也必是请艾青先下筷。
而且一个个争先恐后地站起来总编长总编短地给艾青敬酒，不长时间，我就几乎被大家伙给遗忘了。
我心里想，我哪里是今天的主题，我哪里是今天的中心。
中心，主题都是艾青！接受这一现实后我其实也认了。
谁让人家是总编来，现在这社会本就是以权为大。
而且，我又是人家艾青一手调进来的。
真正使我难受的是，大家都一个个抢着站起来，小王甚至绕过桌面，到艾青面前，毕恭毕敬地给艾青敬酒，把我就显了出来。
我心里别提多矛盾了--俄国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说得好，“有艺术气质的人，其理智往往埋没于他的艺术天资和创作幻想，所以作为诗人固然贤智而博识，但做为普通人，却往往近乎于迂痴。”
实在是犹豫再三，下了很大的决心，我才瞅个机会，端起酒杯，攒足勇气，开了口：“艾总编，我敬你一杯。
多谢你对我的帮助。”
话语硬邦邦的没一点儿韵味。
艾青一下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不敢当不敢当。
哪能让你敬我酒，我应该敬你才是。”
我说，“嗳，要敬要敬，谁让你是我领导？”语气还是那么生硬。
艾青就说：“来来来，咱俩碰一杯，也别说敬谁不敬谁了。”
两人喝完了酒，对对酒杯，艾青显得特别的高兴，说：“老张，以后生活工作上有什么困难尽管给我说。
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尽力。
你们几个也听着，特别是刘顺，我给你提个醒，别以为人家老张是后来的，暂时户口还没进来，你们就挤兑人家，让我知道了可不行。
你们在座的，谁也没有老张的学历和水平高，听着没有？”
大家伙齐声说，“听着了。”
又拍胸脯保证。
吃完饭从饭庄出来，一伙人簇拥着总编在前头走，乌兰在后边碰了我一下胳膊，“呔，老张，对我们这小集体感觉咋样？”
我客气地回答，“挺好，一班人挺团结。”
乌兰鼻子里哼了一声，“你没发现一个个都挺势利？”
我一愣，辩解说，“没有呀？”
乌兰又嗤了一下鼻子，“还没有，一个个恨不得往总编的*子里钻！”
“你说得太难听了。”
“本来嘛。
你看那个刘顺，简直把艾青就当他亲爹的供。
恐怕就是对他亲爹也未必这样的敬奉！”
我就劝乌兰，“人家也就那么一句话，我看没啥特别的意思，就把你给惹下了。
我觉得你还是太敏感了。”
乌兰嘴一撇，“你刚到，知道啥？这小子对我们这些外地来的，没有北京户口的，打心眼里瞧不起。
不信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
在他眼里，就只认一个艾青。
因为是艾青把他给一手推荐上去的。”
我说：“这不就结了，人家当然对艾青好了。
你又没提人家。”
乌兰气咻咻地再不说话了。
私下里，我已对编辑部七八个人的情况大致有个粗略的了解。
知道乌兰全名叫乌兰托娅，来自内蒙的锡林郭勒盟，呼市一家师范院校毕业，来报社已经有两年。
平时大家就简称她乌兰。
在杂志社，我之前就她从外地来，而且没有北京户口，所以才对刘顺的话特别反感。
我想，她俩平时可能工作中有过节，饭桌上的戗戗只是平时矛盾的积累与爆发。
看似平平常常几句话，冰山下边肯定是火焰。
出身决定立场，乌兰对我这个和他一样身份的人自然就有了一种亲切感。
之前几天，她就热心地帮着我领办公用品，收拾办公桌，又事无巨细地讲社里的一些个情况，应该注意的方方面面。
开水去哪里打，早点在门前哪个餐馆吃卫生实惠，搞得我对她挺有好感。
虽然她高颧骨，肤色也粗糙黑亮一些，带着明显的大草原生活留下的痕迹，身材也不怎么苗条。
但立场决定情感，她身体上的缺憾因她对我的友好态度而在我心里淡化了许多。
这会儿，我们就那样，留在后边，两人借着酒劲，说了比平时多很多的话，得到的结果是：这一顿饭，真是好吃难消化。
因为从饭桌上的表现与乌兰的介绍，我真真切切地意识到没户口的二等公民在单位是个什么处境。
回去后，躺在床上，好久也睡不着，脑子里胡思乱想着。
我就记起小时候，每天早晨起床后，院子里就一个厕所，常常在厕所门口有三五个人等着。
自己耐不住，就想跑到隔壁的院子里去看看，到去后发现那边的厕所也排上了队。
跟在后边，等上一会儿，耐不住，心想说不定自己院子的人可能都上完了，便又返回去。
没想到回去后，前边的人是上完了，可自己走了的这一会儿功夫，厕所门口又站上了新的人，自己又落了个队屁股。
自己十年绕的这圈，咋想咋象那小时候上厕所！我心中感慨：其实，世间的许多事情，不管大小，往往都是相通的。
五上班后，我花了几天时间钻北京的老四合院，反复比较，最后挑了一家最便宜又离杂志社不太远的地方租了间房。
每个月，我都望眼欲穿地等着发工资，那天，就是我的节日，我领上它，赶快去付那所欠的房租。
给自已买一些稍有营养的食物--为了省钱，我常常是以方便面，或者是用馒头醮点辣椒面打发肚子。
将剩下的钱交到游医那里。
我早已不在先前那个游医处看了，原因一是离现在住的地方太远，二来，用他的药，打他的针，却老也不见除根。
看着消下去了一些，以为是好了，可是一停上几天药，几天针，病根就又浮了出来。
所以，我下班后，又抱着电线杆子，一家一家的看，一家一家的找，一家一家的做比较，从他们的穿着和谈吐上判断揣恻他们的医术高低和职业道德水准。
最终我又选了一家，候选了一家。
心想，如果这一家再治不好，就转下一处。
所以，我虽然三十有五，现实的窘境不允许我在个人问题上多想。
我和乌兰从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发展成了一种很好的朋友关系。
她对我似乎从见面的那一天起就有着一种特殊的好感，总是对我问寒问暖，知冷知热。
早上上班，她常常约我去马路对面的小饭馆里吃早点。
而且吃完了饭，总是她抢着付帐。
我感到她内心很喜欢我，跟我在一起，她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有时，杂志社同事们都下班了，她还缠着我问这问那。
一天下午，大家伙都下班走了，她还拽着我聊，我们唠着忘了时间，突然停电了。
办公室里边漆黑一片，两人这才摸着往办公室外走，竟然就撞在了一起，都觉得很不好意思。
摸着走出办公室，走廊和楼道里也黑逡逡的，乌兰说：“我啥都看不见了。”
就很自然地伸出了手，让我牵着她走，我牵着她的手，走出楼门，她说，“算了，别回家了，我们到饭馆随便吃点饭吧，我请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