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脸唰地一下红到了耳根。
乌兰问,“你是不是经常需要给家中寄钱?”
我赶紧顺着杆子往下编:“我爸去年退休了,工资少了一大截。
几个弟妹不是这个结婚,就是那个有事,前不久,我后母又瘫了在床。
我一个小弟弟正在上大学,也需要我常接济。
所以,经济上是紧了点。”
乌兰埋怨我咋不将情况早告诉她,重新将自己的皮夹子掏出来,将其中的几百元票子全拿出来要给我。
我坚决不收,用手阻拦说“那哪成,不行,不行,我怎么能要你的钱。
你收起来。
我绝不能要。
我这一段还可以,以后要是缺钱了,我会向你张口借的。”
乌兰也就收起了钱包。
出门来,乌兰说,“这会还早,今也是周未,我们到哪玩玩去吧。
要不,上舞厅,跳跳舞?”
去舞厅,要买门票,而且进去后,还得买饮料,又要让乌兰破费。
一个大男人,花一个姑娘的钱,我实在是心里别扭难受,就推托说:“我不怎么会跳舞,到舞场上去还不出洋相,让别人笑话。”
乌兰说:“你怎么大学都上了,海南也闯了,还连个舞盲都没扫?走,去了我教你。”
乌兰执意要去,我拗不过,只好跟着乌兰去了附近的一家舞场。
一进舞场,我就被那欢快的舞曲所感染,暂时扫却了心头的阴霾,搂着乌兰跳起来。
我装着不太会跳的样子,还踩了乌兰的脚,撞了身边的人。
乌兰很有耐心地教我。
我心里感慨,什么时候开始,我竟然变得虚伪了起来,这一切,都是为何造成的!我虽然装着不会跳的样子,但,毕竟以前跳过舞,慢慢就进入角色和乌兰配合得融洽起来。
乌兰显得很兴奋,拉着我跳了一曲又一曲,中间跳热了,还要了两听饮料。
一直到整个舞会散场。
出了舞场,我准备送她上公交车,可乌兰却挽着我的胳臂,头靠在我的肩头,那样看着我,没有想走的意思。
说:“天还早,我们在马路上随便走走吧。
多么美的夜啊。”
我这才有心思欣赏一下街景,是啊,这几年,北京的变化开始突飞猛进起来,到处是一座更比一座高的高楼,以前的四合院在纷纷拆除,代之的是又宽又阔的马路,大型商业中心,游乐设施,高层写字与住宅楼。
马路宽了,车流也更加多了起来,以前只是很少的公用小汽车,再就是公交车,可现在,马路上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出租车与招手停中巴车。
人们好象晚上也不比以前早睡觉了。
我上大学那会儿,有时星期天出去,晚上回来时,走在偏僻点的街道上,还有点怯,马路上的路灯暗暗的,怕遭遇了抢劫。
可是现在,到处是一片灯火,想找个暗点的地方都没有。
那时一到晚上,很多商店就早早关了门,也没有什么夜间娱乐的地方,现在,很晚了,好多商店都不关门,马路上,更是走几步就一个电子游戏厅、台球馆、歌厅舞厅、茶艺馆、夜总会什么的,门口都闪烁着五颜六色的霓虹灯。
人们的穿着也开始日益个性化,多样化。
以前我上大学时,“四人帮”刚刚被粉碎,人们被从政治桎梏中解放了出来,可是,大街上十个人中有七八个都是相同的颜色与款式。
可是现在,满大街都花花绿绿的,找不出两个穿同样款式和花色衣服的。
“时代变化得真快呀。”
我感慨道。
可是,我的生活,和过去相比,是好了,还是坏了呢。
就这样,我和乌兰挽着胳膊,在沿着马路上的人行道遛达着,顺便走进旁边的服装店去瞅瞅。
天下的女人都一个德性,进了商店就象小孩子进了动物园般地迷恋,将这件衣服在自己身上比比,那件衣服用手上前摸摸,还不时地和营业员评论一番。
我囊中如洗,心里很不是个滋味。
便总是在一旁呆着一言不发。
乌兰问我哪件衣服咋样,她穿合适不,颜色是深是浅,样式是时髦还是土气,她穿了是显年轻还是显老气,显庄重还是显俗,我总是言不由衷地附合,很尴尬。
虽然乌兰并没有想买的意思,可是,我心里却格外地不好受。
遛达一阵,我试探地问:“天不早了,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
乌兰望着我问,“回到你那去吗?”
终于触及到了这一敏感话题。
实际上,自从进了舞厅,我就在想这件事。
我犹豫着回答说, “也行。”
“什么叫‘也行。
’?”乌兰追问:“你是要留我呀不留?”乌兰似在半开玩笑随便说着。
我说,“也行吧。”
一说出这句话,我心里就一阵燥热。
多长时间,都没有那方面的事了。
我身体也是饥渴难耐,都是因了那下身的病!最近,新换了另一个游医的药后,恢复得很好,疣子几乎都下去了,还恢复了原有的红润光泽。
那位江湖郎中说,再抹一个疗程,就可以彻底好了,所以我才有了刚才那样的回答。
我实在是耐不住了饥渴。
如果乌兰今天不来找我,我也许没这方面的想法,人有一种惯性,什么事情时间长了不干,也就慢慢可能适应了再不去想它。
身体的需要也不是如此的强烈。
可是乌兰今天主动找来了,情况就不一样了。
特别是刚才在舞厅里,我搂她跳舞时,我就有了一种强烈的冲动。
我搂着她的时候,自然就想到了在海南时和贾如馨跳舞时的情形,以及在跳完舞后和贾如馨去到海边椰子林下椅子上的云雨之欢。
虽然乌兰比起贾如馨来,没有她的美艳和妖冶,可我此时仍然充满了对她身体的渴望。
前几天换药时,我就拐弯抹角试探地问过那游医,能不能干那方面的事,会不会给对方传染了。
游医说按说是没啥事了,疣子都已经退完了。
也就是说,病毒已经消下去了。
说如果实在不放心,到时候可用安全套。
游医的话一下子提醒了我,对呀,以前咋就那么傻呢。
为此,我特意上街找过那些个医疗保健用品商店,现在的街上,已经慢慢有了这样的性用品专卖店。
我象个贼似的,钻了两家这样的商店,羞羞答答地看了几眼,每包避孕套需要几十元,相当于我一个月的生活费。
犹豫再三,还是没有舍得买。
心里也想,要用它,乌兰会咋想。
谢天谢地,那疣子还总算是消下去了。
乌兰也找上来了。
我心里憧憬,今晚,一定是一个令人*之夜,那个烂损脏病,把人憋了有多长时间!
乌兰再没问我,知道我已默许了。
两人心照不宣地相挽着,一句话也不说,往我的住处回返。
到了院门口,我悄悄说,“脚步轻点,千万别让房东发现了,那人挺讨厌。”
我俩蹑手蹑脚地猫腰穿过院落,来到我的房门前,轻轻地掏钥匙开锁,轻轻地进门去,轻轻地关门,给事情增添了些神秘的气氛。
进门来,我也没拉灯,问乌兰:“用不用洗一下?”我知道女同胞们晚上都有洗洗抹抹的习惯。
乌兰说:“算了,这么晚了。
来时哪想到要在你这过夜,啥东西也没带,擦把两下睡吧。”
我就就着窗户透进来的一点儿亮光,把毛巾里倒了点暖瓶的热水递过去。
乌兰刚要擦脸,就止住了,问:“你这毛巾多长时间了?跟个抹布似的,都有味了。”
重扔给我。
我说:“那你就用它擦擦脚吧。”
“擦脚也嫌脏。”
我心里就涌上一阵不好受的感觉,这个“脏”字使我一下子又想起了自己下边的病,心里又犯起嘀咕,万一要是给她传染上咋办?我不敢往下想了。
乌兰坐在床沿上,我拉开被子,说,“那就睡吧。”
乌兰就开始*服,我也脱自已的衣服,脱完后,乌兰就先钻进了被子里,刚要将被子往自己身上盖,就说,“你这被子,咋也一股味?还说你啥都洗过了。”
躺下去后又说:“你这床,铺得咋这么薄,把人硌的,你平时是咋睡觉呢?”
我被乌兰说得已经身上的那股燥热几乎都褪了下去,挺沮丧挺沮丧。
加上刚才她那个“脏”字引出我心底的耽忧,我感觉我已经几乎让她说得没了欲望。
我勉强地躺下身子去,半天,不行动。
乌兰耐不住了,转过身来,将手伸过来,问我:“咋回事,你?”
我知道乌兰问话的意思,嗯嗯呀呀地回答:“没事。
躺一会儿再说。”
乌兰感觉到了什么,又问我:“是不是我说你,你生气了?”
“没,没,怪我。”
乌兰就又说,“不是我说你,我闻着你身上也一股味,多长时间不洗澡了?”
她这句话说得我更没了兴趣。
我确实是很长时间没洗过澡了,洗澡得花钱呢。
不过,我要是知道乌兰跟踪我而来,有今天晚上的好事,就是再贵,我也会舍得花钱去洗个澡的。
不能老躺着不干活,过了一会儿,我被乌兰的手摸挲着有些欲望了,便勉强起身表现,伸出手去脱乌兰的裤头,用的劲大了些,指甲划了她的大腿一下,乌兰一下子叫了起来,“你那指甲多长时间没剪了?可能把我大腿上的皮都划破了!”
一句话说得我刚刚起来的那点儿欲望又似被一桶冷水给浇灭了。
我勉强地褪了自个的裤头,匆匆上阵,结果就感觉到,自己的下边,根本不好好表现,还没咋样,就蔫了。
而且,越使劲,越没了,渐渐,我身上和头上就冒出了大汗……乌兰在下边实在耐不住了,问,“你是咋回事?”
我嗫嚅地回答:“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咋就不行……”
我一边说着,一边努力,使出浑身的解数,想把自己送进乌兰身子中去,可是,白扯,底下越弄越不争气,真个似个缩头乌龟。
到后来,弄得乌兰都烦了,口生怨言,“不行就算了,那玩意又不是光使劲就能成的。”
这一句话彻底摧垮了我的信心与意志--多少年以后,我都挺记恨乌兰这句话的。
我象个战场上打了败仗的俘虏,狼狈地从乌兰身上滚下来,一种强烈的自卑感在心底生起。
乌兰则背转过了身子去,不再理我。
我突然感到一种巨大的空虚与孤独,立马想到了我所崇拜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
他对人生,对命运和爱的揭示是多么深刻啊--“没有*的伴侣就似隔着一座大山在喊话。”
我觉得我此时和乌兰虽然躺在一个被窝里,却真真切切地中间就横着一座大山。
两人就象两根虽然包在一起,但却相互绝缘的电线。
半天,乌兰扔过一句话来,“你上次在我宿舍不肯和我那样,是不是就因为这方面?”
我心里生气,“谁不行?今天也许是特殊情况,我好好儿的。
不信,等一会你看。”
“那就先睡觉吧。”
乌兰懒懒地说。
我回答:“那就先睡吧。”
也转过了身去。
如水的月光透过窗玻璃,泻在小屋里,冷冷儿的。
我哪里能睡得着,想着心事,还不敢翻身,怕惊动了乌兰。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乌兰转过了身来,说,“我想走了。
躺在你这儿根本就睡不着。”
“这么晚了,你怎么走?连班车都没了。”
“我走着回去。”
我知道乌兰显然是在说气话,就伸出胳膊去,将其揽进自己怀抱,说了几句体贴的话。
她也显温存了,象只小猫般偎在我怀中。
我发现自己下边有了些反应,心想,这次可以了,便急忙地又将乌兰放在自己身子下边。
乌兰出奇地配合,任凭我动作粗鲁,急死慌忙,手指甲又划着了她的皮肤,也不再埋怨我。
可是,我上去后,又是瞎折腾一番,刚开始还觉得有那么一点意思,还没怎么来得及表现,就不行了,真是银洋蜡枪头,将宝贵的精华全泻在了乌兰的大腿和床铺上。
乌兰懊恼极了,埋怨我,“你看你,不行就是不行,还硬充好汉。”
翻起来就找东西擦拭,没有摸到什么东西,就回头问我,“你的卫生纸来,在哪放着?”
我嗫嚅着说,“没有卫生纸。”
“啊,那你平时上厕所咋办?”
我说,“用完了,准备去买。
没来得及。”
“我的天,你这人,今天我可算是领教了!”乌兰一边摸索着,又问我:“我的裤衩来,你给我弄哪去了?”
我赶忙帮着寻找,半天,找着了,递给她,她接过去,用它擦拭着下身,完了穿上它,便顺势就穿起了自己的衣服。
我忙问,“你这是干啥?”
“不行,我得走,呆在你这简直是遭罪。”
“你看你,我向你保证我没病,好好的,只是可能是第一次,心里有点儿紧张。”
“我也没说你那方面呀。
我是嫌你这卫生太差。
刚来时,我就觉得你这屋子里一股什么味。
把人熏的。
旁边是不是个厕所?”
我不吭声,表示默认。
她就继续埋汰,“真想象不到,你竟然一天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你是怎么呆的?”
我不回答,反问她:“这么晚了,你咋回去,难道真的要走回去,那不走到天亮了?”
“我不会打个‘的’!”
“那多贵呀,”我随口就冒了出来这么一句。
马上就感到后悔。
“我又没说让你给我掏钱。”
乌兰顶我一句。
我听出了语气中的火药味,看来,局面已经无法挽回,我也只好穿衣服。
穿好衣服,下床来,我说“我们一定走路轻轻的,千万别把房东给吵醒了。”
乌兰再不愿吭一声。
我们俩嗫手嗫脚地开门出来,轻轻地穿过院落。
这个院子没院门,我们径直走出去,来到大街上。
半夜里“的”不多了,我们俩在大街上呆了有一段时间。
我和乌兰谁都不说一句话,尴尬地立在清冷的大街上。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此时的时间是那么长。
我心里急切地盼着有一辆的士过来,赶快将乌兰送走,结束这令人难堪的尴尬。
好不容易,终于盼来了一辆,我们俩都扬起了手。
小车来到面前停了下来,我急忙上前去,将手中早就准备好的五十元钱--它是我身上尽剩的这个月的生活费,塞进司机的手中。
司机笑了起来。
乌兰解嘲说:“他刚从外地农村来北京,没打过‘的’。
你别笑,师傅。”
送走了乌兰,我回来重新躺回被窝中。
被子中,还留有乌兰身上留下的余香,刺激着我的脑神经。
使我无法入眠。
今晚这样的结局,是我事先根本没能料到的。
它来得太突然,象天空中的一声霹雳,在我面前炸响。
我是不是真的屋漏又遭当头雨,不但得了性病,现在又得了阳痿?如果这是残醋的现实,自己如何面对!一个性病,就把我折腾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如果要真又患上了阳痿,那我就彻底完了,还有个啥活头!一瞬间,我心底里在时隔十年之后,第二次冒出死的念头。
这个念头一出现,我的思绪就一下子又飞回到了祁连山下的水利工地,看到晓芳头顶着麦草,身披着朝晖向我奔来。
不觉,眼角就流下了热热的眼泪。
这时候,我怎么也控制不住我对晓芳的强烈思念,心里呐喊:晓芳,你在哪里?你知道我现在的遭遇吗?就再也控制不住地呜呜哭泣起来。
我怕房东听到了,尽量将自己的哭声压低在只有自己能够听到的程度。
过了一阵,我慢慢地静了下来,心里又开始预恻,明天,见了乌兰两人会是个什么尴尬局面,自己如何去面对……八我一夜没有好睡,天亮时,才迷糊了一阵,睁开眼,发现天已大亮。
心想,糟了,今天肯定得迟到。
急匆匆穿衣服下床,端上脸盆和牙缸去到院子里的水龙头去盥洗,房东也站在那里刷牙,见着我来,怪怪地问我:“今天咋睡懒觉了?”
我应付说:“咋天睡得晚了。”
“恐怕是没老实吧?”
我听出房东的话中有话。
不吭声,想躲开去。
但房东穷追不舍,“你咋半夜好象是送个姑娘出去了。”
我心底一惊,只好如实坦白:“噢。
那是我对象。
昨天在我这呆得晚了点。”
房东狡黠道:“以前就咋没见你领来过。”
“以前来过一两次,只是你没碰上过。”
房东摇着头道,“不相信,我现在对你说的话真不敢相信了。”
接着,就试探性地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是不是个鸡?”
我一下子恼了,“你胡说什么,简直是污蔑人。
我好歹还是个大学生,杂志社的编辑,怎么可能干那种事?”
房东摇摇头,“你大学生咋了,编辑咋了?大学生、编辑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前两天报上还抖出一条消息,南方一个省的党校副校长还嫖娼呢。
你算个啥?我就不相信你一个三十多岁正当年的男人,就没那方面的需要?以前我还直纳闷呢。
总见你一个人来一个人往的,有点儿跟一般的人不一样,原来也……那个女的以前根本就没见来过,你照实说,是不是鸡?我替你保密,不给你兜出去。”
房东嘿嘿讪笑着。
我急着眼说:“我向你发誓,她就是我对象,我们是一个单位的,不信你去到我们单位去核实。
她叫乌兰,你去问好了。”
房东见我这样肯定,话音有点儿变了,“那她半夜三更的跑啥?”
我只好如实招来,“她,她嫌我这条件差。
睡不着……”
房东听我的话,似乎也能自圆其说。
便不再追问,笑嘻嘻又半开玩笑地说:“提前给你打声招呼,下个月的房租,可不能再欠,再欠我可真的要撵你走了。”
应付完了房东,我急匆匆收拾好出门上班。
来北京快一年了,今天头一次,我挪向单位的双腿是如此的沉重,我实在害怕再面对乌兰。
来到单位。
同事们大部分都到齐了。
在拖地的拖地,擦桌的擦桌。
乌兰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整理着自己的桌面。
我不敢和乌兰的目光相对,拎起地上的壶想去水房打开水,可水壶沉沉的,同事小王说,“水乌姐已经打来了。”
我无事可做,便将几个纸篓拎上去卫生间倒。
打扫完了卫生。
各自开始倒茶水看报。
相互间谝些时事新闻。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老章打了个哈哧。
刘顺就挤兑,说:“老章你昨晚是不是没老实睡觉,怎么大早晨一上班的,就哈哧连天的。”
老章知道刘顺话中的意思,反唇相讥:“我就象你呢,娶个漂亮媳妇,几个月下来,看脸瘦得没了巴掌宽。
也不知悠着点。”
? 大家伙就都哧哧地笑了起来。
每次,办公室里,都是刘顺先挑起战争,但最后,总是被老章打得败下阵来。
老章收拾了刘顺,就解释自己打呵哧的原因,说:“我对门的邻居,两人是二婚。
结婚还不到半年时间,就闹腾了好几次离婚。
昨天晚上,两人又吵吵起来了。
到后来,还噼哩叭啦的,听上去,是打起来了,我只好去劝架。
见我进去,俩人还收敛了一会儿。
可等我一问缘由,两人就又吵吵了起来,刚开始,我听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我就觉得两人为那些事情吵架真也是不值得。
就劝说,‘你们都是离过婚的,再凑到一起,真是缘份,不容易,这才结婚多长时间,放下好好的日子不过,为这么些小事争吵,值也是不值?’到后来,我劝着劝着,才听出了些名堂来。
原来,是那男的在那方面不太行,惹得女方有了怨气。
女的说男的骗了她。
为啥那方面有毛病不提前告诉她。
男的则骂女的是瞄上他的钱了。
根本就没看上他这人。
还说她把家里钱折也藏了起来。
两个人见有了外人,都晒脸,一个不让一个,最后,就彻底地撕破了面皮,说是第二天就上法院去离婚。
弄得我是半宿都没睡成觉。”
说着,就又响响地打了个呵哧。
大家伙这才明白老章为啥一大早就打呵哧。
这可是挑起了个好话头,几个同事就热闹地议论起来,小王说,“那女的不是个东西,都二婚了,就为个男的那方面不怎么行就离婚。”
刘顺反驳道,“你小王是站着说话腰不疼。
你如果要是那方面不行,你看看你媳妇干不干?不打到办公室里来才怪。
美得你整天让媳妇伺候得衣来张口,饭来伸手,象个爷似的。”
我头埋进报纸中,心里觉得这好象都是在含沙射影地在说我。
正好,总编这时候进来,叫我到他的办公室里去,有个版面上的事情要跟我商量处理。
我象是被解放了一般的如释重负。
和总编谈完版面出来,我也没回办公室去,上了锅炉房,跟烧锅炉的老赵头去谝闲淡。
以后的日子里,我极怕呆在办公室里,每天去上班心里都怯怯的。
特别怕和乌兰单独呆在办公室里。
以前,我和她是多么希望办公室里就剩我们俩呀。
事情往往无所谓好与坏,关键看其变化。
但是,躲过正月躲不过十五,我不可能一直躲她下去。
一天,办公室里又只剩下了我和她,我一句话不吭地头攮在报纸中,却不知道眼睛中看进了几行文字。
就听乌兰轻声对我说,“你好象这一段时间,老躲我?”
“哪里,没有的事。”
我狡辩。
“躲就是躲,有啥不肯承认的。”
“没有,没有,就是有点……”
“别扭是不是?”
我不吭声了。
半天,解释说,“那天,怪我。
其实,我以前……”
乌兰嘴里“嘘--”了一声,示意我办公室里,当心有人听到。
接着,就对我说,“他来了。”
我没反应过来问:“谁?”
“以前我给你说过的。
我那以前对象。”
我想了起来,脑子“嗡--”的一声。
“今晚上,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吧?我给他提起过你。
他挺想见你的。”
我急忙打退堂鼓,“算算,我不能去。
我不去。”
乌兰看上去也没有硬请我的意思,好象是借此通知我让我知道一下有这么件事而已。
当天下班,走在路上,我心里就琢磨,她对象为什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时候来,他来想干啥?乌兰准备如何处理我和她的关系?我心里就这么嘀咕着,去到游医那里去换最后一次药,我那下边,看上去好象彻底好了。
游医让我再用上一个疗程的药,起一巩固疗效的作用。
可我想好了,不能再花这冤枉钱了。
能省几个是几个。
为这病,经济实在是窘迫得一塌糊涂。
实际上,那天夜里,乌兰问我要卫生纸。
我说是用完了没顾上买。
其实,我自打到北京来,哪里买过一次卫生纸,都是用报纸擦屁股。
一想到这里,我眼睛湿湿的,就想掉泪。
第二天,我也没再问乌兰她和她原对象的情况。
乌兰也没再主动跟我搭过茬。
经常看她匆匆来办公室点个卯,就不见人了。
我心里一直都在妒忌,猜测着她和她那对象一天都在干什么,肯定在一起没少干那事。
我的心里就隐隐地作疼。
十几天之后,一次在办公室里,只有我和乌兰的时候,她丢给了我一句话,“他走了。”
“俩人重温了一阵旧梦。”
我酸酸地挖苦道。
乌兰不置可否地保持沉默。
她越这样,我越感觉心里不好受,便再不问了。
我想乌兰可能会邀请我去吃饭。
到时候,我再挑开谈我和她的关系,向她表白,那天晚上的情况,纯属是偶然,以前自己那方面好好儿的。
可是,乌兰没有开口。
我想想自己口袋中干瘪的钱包,也没有主动邀请她。
我们的关系就这样日渐淡了下去,虽然不象那天晚上之后的几天里那样尴尬,怕见对方了,可是,两人的关系却也日益疏远了。
终于,有一天,乌兰慎重其事地对我说:“我要回锡林郭勒去了。”
我明知道为什么,还是有点意外问她,“为啥?在北京不是呆得好好的。”
乌兰苦涩地笑笑说:“我肚子里,有了他的孩子。
我家和他家都在催我赶快回去结婚,再说,我们这都是应聘来的,户口一直也解决不了,让人丝毫看不出个啥前途和盼头来。
最主要的,他是坚决不来北京。
所以,我只有回去。”
我以前一直揣摸着她和她那原对象肯定是旧情复燃了。
不然,她也不会对我那么的冷淡。
为此,我心里一直酸酸儿的,甚至有点妒恨,可是,一经她口说出,我反而觉得心里没啥了,人就是这么怪。
我甚至有一种解脱感。
觉得她走后,自己就再不用面对一种看不见的尴尬与压力了。
我淡淡地说,“那我送送你吧。
今晚,我请你吃个饭。”
“不用,我知道你经济挺紧张的。
到那天,你到火车站送送我就行了。”
我说,“我经济再紧张,请你吃顿饭该请得起吧。”
“还是算了吧。
没心情。”
乌兰婉拒。
我再没吭声。
半天,乌兰突然问我,“我就要走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不是真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有呀?”我狡辩着。
心里咯噔一下。
“我马上就要走了。”
乌兰又强调一遍,“不然,我也不会问你这的。
不过。
办公室里大家伙可是对你有议论。”
“都议论我什么。”
我紧张地问。
“说你四处跟别人借钱。
说有人看到你老去找一家江湖游医。”
我只感到眼前天在旋,地在转,我自认为自己的行动,十分地秘密没人知道,没想到,其实是在自欺欺人,别人早都知道了!我对办公室人际环境的险恶有了新的认识。
难怪乌兰那么快地就投入了原来对象的怀抱!
乌兰见我半天不吭一声,以为我默认了,反过来安慰我,说,“别着急。
其实,我也看了有关的书,那病,百分之*十,都是心理原因。
只要你,放下包袱……”
“我就没有那方面毛病!”我愤怒地打断了她的话头。
乌兰吃一惊,打圆场说,“没有就好,没有就好。”
可是,我马上就想到了那天晚上的经历,感到自己的辩白虽然声气大,其实是多么的苍白无力。
我突然有一种要维护我男子汉形象的强烈欲望,我恳求乌兰,“今晚,到我那去吧。
去后,我告诉你事情的全部真相。”
其实,那天晚上,乌兰走后,我重回来到床上躺下,用*的方式检查自己的能力,发现自己很正常,好好儿的。
我要将自己在海南的经历,向乌兰和盘托出,说不定,事情会有戏剧性的变化。
此时,我真后悔没有在那天晚上就告诉乌兰。
我深深体会到一个真理--纸包不住火。
人与人往往坦诚相见,才能化解矛盾。
不料,乌兰一口就回绝了我:“得了吧,你那鬼地方,有一次就够够的了。
再八抬大轿我都不会去的。”
“那就去你那。”
我特意加了一句“中午。”
乌兰瞅我一眼,“你想干什么?”
我急不可待地说:“我想证明我是个真正的男人。”
乌兰一口回绝我:“我都有了身孕,你这么干,是不是对我那对象太不负责任了?”
我这才一下子意识到了这一点,感觉到在乌兰面前,自己的人格确实太有点卑下。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就堕落到这份上了,她肚子里已经怀了别人的孩了,我却引诱着人家跟自己去上床,我他妈的张一凡真是不要脸、缺德到家了!
不久,乌兰就正式向报社递交了辞职报告,又过了几天,乌兰就离开了报社。
她走的前一天,给我打了个招呼。
我本来要去车站去送送她,可是,坐车都到了火车站门口,我又折了回来。
我实在是打不起精神来迈进车站门去。
送她不送她我觉得没有任何的意义,不去送她还少了份尴尬,我想她内心里未必就喜欢我去送她。
我重坐上往回返的公交车,去了菜市场。
我知道这辈子两人再也不可能见面了。
要是以前,我肯定感慨万千,愁肠百结地写一首诗出来。
但此时我根本非常麻木,没有了任何的感觉,倒想起南宋辛弃疾的词《丑奴儿》来:“少年不知愁滋味,爱上层楼。
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作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
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我想赶到菜市场去,昨天,路过时,发现有处理过期方便面的。
昨天没舍得买,想用钱给乌兰送行时买点水果,现在不送她了,水果当然不用买了,正好回去买一箱方便面回去,挺实惠。
“葬礼中剩下的残羹冷炙,正好宴请婚筵上的宾客。”
--我脑际又冒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台词。
第五章 上第五章一乌兰走后,我虽然感觉心里一时空落,但也觉得去了一个压力与包袱。
再不用面对她那忧怨怀疑的目光。
我的下边也似乎彻底的好了,再不用去游医那里送钱。
我的经济情况稍稍好了点。
但,这一段时间得病后过的苦日子,已经逼迫我养成了节俭的习惯,我知道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光那借的外债,就够我还一阵子的。
所以我丝毫不敢放开手来花钱。
每天还是吃方便面,到菜市场买扒堆菜。
为了补充营养,过上两天,破点血,买点带“窝窝”的处理鸡蛋。
由于乌兰给我说了同事们议论我的事情,我在同事们面前也觉得挺没面子,抬不起头来。
在中国,哪怕你去杀人放火,别人说你是个男人,可是一但被人以为你那方面有毛病,不成,你就成了大家取笑的对象,从内心里谁也瞧不起你。
我想起了三十年代自杀的电影红星阮玲玉,死前曾留下“人言可畏”的遗言,以前,我是怎么也不理解,那么大个明星,要啥有啥,还在乎别人几句风言风语。
现在我才真正明白过来,在中国这种人文环境里,人言,有时真是象刀子一般能杀人。
虽然大家仍旧对我客客气气的,但我每天上班,都似去监狱的感觉。
同事们只要稍稍开个这方面的玩笑,我就觉得这是冲着我来的。
甚至我猜想那天早晨大家议论老张对门邻居的事,也是含沙射影地指向我的。
特别是乌兰的走,似乎也印证着同事们的猜疑:一段时间,都看出我俩出双入对的,乌兰甚至后来都不避大家我和她的亲密关系。
同事们真以为我俩在谈对象呢,经常拿话来揶揄我俩。
甚至连艾青都一次将我唤到他办公室里慎重其事地问我,啥时吃我和乌兰的喜糖,真诚地表白说为我高兴,需要他帮忙办啥事尽管吭声。
可乌兰说走就走了,走得那么突然,那么义无反顾!让谁谁都要打问号。
可是,大家伙都对乌兰的走闭口不谈,他们越这样,我就觉得他们肯定一个个在心里,在背后编排我。
我就越难受。
渐渐,我就跟同事们疏远了,整天沉言寡语跟谁也不多说一句话。
编完版一有闲功夫了,就溜到门房去跟看门房的老刘头下下象棋,或是上水房跟烧开水的老赵头瞎唠。
就是在这些地方,也免不了受刺激,一次在水房,老赵头跟我聊热乎了,小声神秘又关切地问我,“小张,你是不是那方面有点毛病。
要真有,就别害羞,到大医院里去抓紧治。
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
不然,就把你大好的年华给白白耽误了。
个人问题解决不好,找不上个好媳妇,你这下半辈子就会很惨的。
我这是过来人,啥事都经过。
你听我的话没错。”
我为自己申辨:“赵师傅你瞎说呢,我那方面好好的。
你别听别人胡说。”
“那乌兰姑娘怎么走了。
以前大家都说你们挺要好,在谈朋友,怎么说走就走了?我是跟你对脾气,才告诉你,社里传着,说有人看见,你去找那些游医看病来。”
我真是有口难辨,说,“他们爱咋说咋说,反正我没那方面毛病。
乌兰走是因为人家家乡早有对象,是人家上中学时的同班同学。
我跟她只不过是一般要好的同事而已。”
“你真没毛病?”
“真的,我绝不骗你。
别人看见我,也许是我看其它病呢,他们怎么就一口咬定我就是去看那种病。”
“那你告诉我老头,是去看什么病?”
我情急生智,脱口而出:“我有牛皮癣,小时候得的,原来在一些医院里看过,总是复发。
游医们吹嘘能根治它,我就去试试。”
“真是治牛皮癣?”老赵头有点认真地问。
“真的。
谁骗你。”
“治得咋样?”
“你别说,还真行,基本上好了。”
“让我瞅瞅?”
我捋起裤腿,将腿伸出去,煞有介事地指点给老头看:“以前,这里,还有这里,全都是,害得我都不敢到澡堂去洗澡,大夏天不敢穿短裤,你看现在,全消下去了。
你别说,那些游医,治起这些疑难杂症来,还真是有一套。”
我都惊讶自己现在说起谎来,是一点也不脸红心跳。
生活真是能改变人,二十岁以前,我是多么正直诚实的一个人,从小到大没讲过一句谎话。
记得小的时候,我在街上拣了两毛钱,憋了两天,最后还是将它拿出来缴给了老师,得到了老师的一番表扬。
还有一次,校园里有果树,一次我走过时,发现树下掉着个果子,我看四下里没人,经不起诱惑,拣起来擦擦吃了。
那两天,我心里一直是个病,最后还是在斗私批修会上,狠斗私子一闪念,坦白了出来。
从那时起,在我幼小的心灵,就发誓,从今往后,要做一个诚实的人,绝不做一件亏心事。
不说一句谎话,人做了亏心事,说了谎,其实最难受的是自个。
可现在的我,都堕落到什么样子了!跟当初那个没涉世时的我,简直相差了十万八千里!是生活改变了我,还是我自己改变了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