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在愣神,就听老赵头说,“那我给你介绍个对象。
是我侄女也是我养女,在一家丰台区的食品厂工作。
今年三十二,岁数是稍有点偏大,人也算不上漂亮。
但那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人品是绝对没得挑,心地很善良,脾气也挺好。
从小到大,没跟爹妈顶过一句嘴。
以前你刚来时,我就有这个心思,可心想,你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心气高,我们哪里能高攀得上。
后来你就跟乌兰好上了,我也就再没往这方面想。
这一段,乌兰走前后,报社吵吵你有那方面毛病,我就更不想了。
咱不能把姑娘往火坑里推呀,你说是吧?今天既然你把话挑明了。
打消了我的顾虑,我也就把话说出来了。
你看,愿意,就点个头,哪天我安排你们见个面,要是不乐意,你就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权当我没说。”
我此时的心理,已是叫花子不嫌馒头黑。
虽然自己是毕业于名牌大学,但深知已是落架的凤凰。
那块牌子,对我的处境来说,实在是管看不管用。
自己的经济情况,得了那脏病之后是折腾得一贫如洗。
在政治前途上,频繁地换地方和换单位。
到现在了,还是个大头编辑。
更何况,我现在连个北京市的户口都没有,人家不嫌弃你不错了!而且当务之急,我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是个真正的男人,用事实来堵了那些人的嘴。
所以,也就饥不择食,顾不了对方漂亮不漂亮,工作好不好,是工人还是坐办公室的。
只要是个姑娘就行。
我连连说,“行。
咋不行,你安排,咋都成。”
约会是以最传统的方式开始的。
过了没几天,老赵头说给他女儿讲了我的情况,一听我有块北京大学毕业的牌子,又在出版社工作,挺乐意谈的。
老赵头就晚上请我上他家吃饭。
那天,我收拾了一下自个,刮了刮葫茬,换了身好点的衣服,去老赵头家相亲。
老赵头的老伴特意做了一桌好饭菜。
有鸡、有鱼、有红烧肉,我和老头有一搭没一搭地客客气气地聊着。
老头老伴在厨房里炒菜。
炒好一份菜,就喊老赵头去端出来放在桌子上,用个挡苍蝇的网罩罩住了,刚端上来的是鸡蛋炒韭菜,我倒还没在意,因我经常吃带窝窝的鸡蛋,都吃腻了,这会儿看着鸡蛋就有点儿反胃。
可是,过后,老头就被他老伴一趟趟喊进去,陆续端出了红烧肉、辣子鸡、清炖鱼,我的胃就再不冒酸水,而是口里开始分泌开口水。
心想光是这一桌上好的佳肴,今天也不虚此行,分泌的口水咽下肚,竟然咕咕地直响起来。
让老赵头都听到了,关切地问我,“咋,是不是肚子不舒服?”
我被自己不争气的肚子弄得挺不好意思,忙说,“我这肚子当年在农村插队时落下个泛酸水的毛病,稍有不适,它就要响,挺烦人。”
老赵头一听,就说,“可能是你饿了,那我们不等她了,先开始吧。”
老赵头便钻厨房去,吩咐老伴手脚快点又拎瓶北京二锅头出来,我一瞅到那酒,就口水又止不住地分泌出来,一个劲地往嗓子眼里咽,引得肚子又唧哩咕噜地发作起来。
老赵头看上去好象平时也喜欢喝二两,将两个酒杯放在桌子上,一边打开了酒瓶盖,往酒杯里斟酒,一边乐呵呵地说,“今天,可算是有了陪我喝酒的人,来,咱爷俩先干了这杯。”
我不失儒雅,客气地问,“我们还是等等你女儿,来了一起开始。”
老赵头这才说,“我还没告诉你,那丫头今天加班,回来得晚,我们等不住她。”
我心想,在食品厂干什么工作,就这么忙,连谈对象见面这样的事都顾不上。
我就和老头开喝。
老赵头不停地往我面前的碟子里夹大块的红烧肉与鸡大腿,我也就来者不拒,稍客气一番,就大口地咀嚼,然后,就是碰杯喝酒。
老头很开心,喝了一杯又一杯,说好长时间,就没有找着个陪自己喝酒的人了。
说以后,我和她女儿若真两情相悦,谈上了对象,他家就是我家了,爷俩经常可以聚在一起喝一盅。
我忽然就有了一种回到家了的感觉。
老实讲,自从兰州站坐上火车到祁连山下插队的那一刻起,好长时间里,我心里就再也没有家的感觉了。
包括刚上大学和艾迪一起回兰州时,我都感觉家不是我自己的家,象是在住店。
我父亲小时候对我的虐待给我留下的伤害就在与老头推杯换盏中,重又浮现出来。
我想到我小小年纪所承担的那些繁杂的家务--挑水、做饭,和煤、洗被子。
想到父亲对我经常的非打即骂。
回忆起我常常被我爸从家中赶出来,又饥又冷地在大街上和火车站似个乞丐似的游荡。
想到有一次正是数九寒天,北风刺骨,我又被狠心的父亲痛打一顿撵出家门,饿着肚子,瞅着街上食堂里放熟肉的玻璃柜,狠劲地吸那香味,把鼻尖都压扁了。
我心想,家里的弟弟妹妹可能会找我来,或是给我送点吃的出来,可是,一直到深夜,也没见我家的人来。
我在巷子口冻得直打哆嗦,一个好心的邻居上夜班路过,看见了我,将我领进他屋里去,给我个馒头,倒了点开水,让我吃了,又从抽屉中找出瓶紫药水来,帮我擦了伤口。
然后,又拉开床被子,让我钻了进去。
感慨地说,“象这样对待自己儿子的,世上少见。
将来一定遭报应!”我在被子里听到这句话,呜呜地大哭起来。
邻居大叔说,“别哭了,夜深了,别吵了人家。”
我才止住了哭声,当时,我冲动地几乎转过身去抱紧了邻居大叔的脖颈叫一声“爸!”就是在那第二天,就发生了我父亲在街上看见我后,掏出一毛钱让我去买冰棍,后又要过去,换个五分硬币给我的事。
这一个细节,之后一直刀刻斧凿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多少次,它时不时地就要突然跳出来折磨我的神经。
我那时候爱看书,特别是小说,看完了还喜欢写个读后感什么的,他发现了就厉声呵斥我,说如果写出个三长两短,给他惹出啥政治上的麻烦来,后果我自己负责。
后来我在下乡时和晓芳好上了,他听同点的知青蚊子回去后讲了,就在他面前骂我赖蛤蟆想吃天鹅肉,听得蚊子都大吃一惊。
回来后传话时慎重其事地问我,“你是不是你爸的亲儿子?”我整个童年与青少年时期从他那里得到的都是负面的东西。
那个时候,我一方面在社会上,背着黑五类子女的黑锅,一方面,在家中得不到丝毫的温暖,如果说,别人称童年是金色的。
我的童年就是黑色的。
多少年后,我都老大不小了,每每在夜深人静之时,梦到儿时遭受的父亲的虐待而从梦中哭醒,久久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泪湿枕头。
为此,我恨透了我的父亲。
再加上,是他一手毁灭了我的初恋,多少年里,我根本就不愿再见到他。
所以,此时此刻,面对着满桌佳肴和面前慈爱的老赵头,他那一句温情的话语一下子就几乎把我的眼泪都感动得从眼眶中掉下来,落进酒杯中。
我憧憬着,这次的事情若能成,以后就可以经常上他家来,和老头这样相坐对饮。
此时此刻的我,有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情感激荡在心头。
我才深切地感受到,多少年以来,我就从来没有体味过父母之爱的滋味是啥样的。
家在我心中是个很空泛很抽象的概念。
在外边闯荡了这么多年,受了这么多的委曲与磨难,我就从来没有过给自己的父母诉说一番的愿望。
在我的心里,我那个家,早都不存在了。
生活,真可以改变一切。
大学毕业之初,就是在海南那阵,我也想不到现在仅仅能和一个慈祥的老头坐在一起喝杯酒,自己就感到温暖幸福得不成,也变成了促成自己终身大事的一个筹码。
二我和老赵头酒几乎喝了一半,老头女儿才来。
进门来,虽然有点腼腆,但仍抬起头来认真端相了我俩眼。
客套过后,就钻进了厨房。
我已从老赵头嘴中得知她叫惠芬。
过了一会儿,她从厨房洗了手出来,上了座。
我要给她斟酒,她摆摆手说自己不能喝酒,就端起碗埋头吃起来。
老头说,“来,我们爷俩继续喝。
让她自个儿招呼自己。
这丫头也是饿疯了。
刚才我们划了几拳了?”
我一边应付老赵头,一边留意观察惠芬,发现惠芬姑娘还行,虽然不漂亮,可也不算多丑。
她当然跟海南妖冶迷人的贾如馨没法比,可是比刚刚走了的乌兰,似要强一些。
起码颧骨比乌兰低得多,肤色也没乌兰那么红黑和粗糙。
眼睛有点儿小,鼻子不挺,嘴唇也有点儿厚,国字脸,但身材还显苗条,不臃肿。
也许是自己的审美标准随着自己的景况降低了的缘故,我基本就凑合着算在心里通过了。
我脑子里冒出三个譬喻来,觉得非常的确切:贾如馨是罂粟花,美艳妖冶,可是带毒。
乌兰是草原上的马莲花,带点野气。
面前的这一位赵惠芬,则如同油菜花。
没有特别吸引人之处,但却能榨油出来,很实用。
我想,娶了她,别的方面不敢保证,却可以让她跟自己踏踏实实地过日子,不必象和贾如馨、乌兰相处时那么累人。
我又拿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上》里的台词“好看的脸蛋又长不出大米”来安慰自个。
我心里说:就她了!做出这一决定时我不免有所感慨:折腾了十多年,发愤苦读,毕业后四处闯荡拼搏,到头来,就是为了依进这么一个相貌平平,肚子里又没啥文化的女人怀中得到自己的归宿,生活也真是太捉弄人了!早知是这样,我就是当年不拼死拼活地考大学,别说晓芳了,就是找陈玉霞,也比眼前的这一位要好看得多。
一想到晓芳,我就把我老爸和大妹恨得要命!
可是,话说回来,我目前的处境,还能有啥选择!我两手空空,甚至是一身的债务,到目前为止,我还欠着面前喝着酒的老赵头的八十元钱!虽然人在北京,可并没有北京户口,虽然有份象样的工作,可却是个泥饭碗,随时有丢了的可能。
人家老赵头还不是看上自己是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以后可能会有发展,才肯将自己的女儿介绍给自己。
任何事情,都遵循着能量守衡定律。
俗话说,落架的凤凰不如鸡,你张一凡还挑拣什么,只能顾一头了。
我自己现在岁数经这么多年的折腾,都老大不小快往四十上奔了。
也许,过了这个村,还再没那个店了呢。
再说,和这位赵惠芬谈起来,起码三天两头可以到这里蹭顿饭,象眼下这样和老头对着喝两盅。
想想自己,这一年来都过的是什么日子!户口、正式工作,还有白花花的票子,这些东西的威力是如此之大,它几乎冲刷光了我那最高学府金字招牌上的所有光泽。
饭桌上,老赵头几次借口钻到厨房去给老伴帮手,给我和惠芬留下单独谈话的空间。
我适时地简单问了一些她的基本情况,其实这些老头以前早都给我已经做过介绍。
她也问了我一些简单的工作情况,我猜想肯定老头在之前也已给她做过介绍,这会儿不过是客套或无话找话说。
通过谈话,我觉得她性格还算温和,不象一般有些工人那样咋咋乎乎的。
吃完饭,老赵头将我送到院门口,又吩咐惠芬将我送到巷子口。
在巷口处辞别惠芬,我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第一次在这个城市里有了根的感觉。
第二天,我去水房打水,到老头屋里聊了一会,探探情况,看事情有什么结果。
老头笑眯眯地将我客气地让进房去,说,“丫头对你挺满意的,说你长得白白净净,一副书生样。
一下子就看上了,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对你的啥都满意。”
起先,我还心里有点儿吃不准,我知道北京本地人特别瞧不起外地人。
加上自己又没有北京户口,工作也不是正式的。
耽心姑娘这方面有啥想法,没想到,她倒挺有眼力。
我想肯定是我那块名牌大学的招牌起了关键作用。
小白脸不多了去了,满世界都是。
对方同意了,我倒心里有点儿失落感,有点儿犹豫,对方的长相我第一眼可是实在没看上,太平常了。
可是,想想自己目前的处境,也只好将就了。
心里就挺悲凉。
想当初,自己刚毕业时,是何等的眼光,将一般的姑娘根本就瞧不到眼里去,没想到,婚姻竟然是如此的现实!
过了两天,老头就送给我了一张电影票,说让我和惠芬去看场电影。
看电影只是形式,约会交流才是内容。
经人介绍成了秦晋之好的,大都走的是这么一条尽人皆知的老套路。
与我之前的几次恋爱相比,没有任何的浪漫色彩。
加上我对惠芬的长相不太满意,所以,接受邀请之后,我心里没有激起丝毫的激情,平平淡淡,例行公事。
那天,我甚至都没有换身衣服,没有去理发店里去收拾一番头发。
我们约好在电影院门口见面,我远远就见惠芬等在门口,在向我这边张望。
她可是将自已精心包装了一番,全身上下都留下了精心打扮过的痕迹。
上次的头发是扎起来的一把刷,这次是梳成了披肩的,而且在前额处打了个带弯的留海。
一件淡青色花格府绸衬衫,胸前,有一束带花的飞子,下身着时下很时髦的石磨蓝剌叭口牛仔裤。
脚蹬一双棕色高跟皮凉鞋。
给我的感觉比上次似换了个人。
真是马要鞍备,人要衣妆。
她这么一收拾,让牛仔裤和紧身衫裹着,倒把她的身材显得挺有条,大大弥补了她长相上的不足。
我想,她一准对自己的身材非常得意与自信。
我对她立刻有了些感觉,来了精神。
电影院里没空调,热得要死,人就象在蒸笼里的包子。
演的是《大满小满和老满》,仲星火主演,是个喜剧片,虽然热得难耐,但电影院里仍不时地爆出阵阵的笑声与掌声。
惠芬从包里掏出个手绢,不时地在脸上扇着,说,“热死了,还是我们车间好,有冷气,凉凉快快的。”
一句话提醒了我,还没有向人家表示什么呢,便急忙说,“我出去买两冰棍回来?”
她急忙拦住了我:“要买只给你自己买。
我可是对它烦烦的了,上班一天要吃它多少。
还要再掏钱买它吃。”
“那我也不吃了。”
正好省下一块钱。
惠芬偏头看我也热得脸上冒汗,就伸手给我手绢说,“擦擦,看你热的。
你想吃就去买。
别我这么一说,碍着你。”
我说:“不,哪有你不吃,我一个人吃的道理。
要不吃,咱们都不吃。”
两人就再没话,继续看电影,老实说,我哪有心思看电影,电影院里又热又闷,坐在里边真是受罪,但又不好开口说走。
脑子里不知不觉走了神,回到了当年跟晓芳坐在基建队庙门前看《闪闪的红星》的情形,内心一阵感慨,那时候,多爽啊!
后来,还是惠芬先开了口,说:“电影院里太热,我们还是出去走走吧?”
我一听忙应和:“我也想呢,只是怕你想看。
那就正好,我们走。”
出电影院来,马上感到一股晚风扑面而来,凉爽了些许。
我问惠芬:“上哪去?”
她说:“随便,听你的。”
我就领着她沿着马路旁的人行道,往灯光稀疏,人少的暗处走。
可是,走来走去,在原地时,以为前边是人少的暗处,可到了想去的地方,却并不觉得暗,人也不见得少,回过头来,却发现刚离开的地方比这里更暗,人更少,就又踱回老地方去,还是人很多。
只好又四处瞅着找合适的地方。
就这样,浪费了不少的时间,两人都心照不宣。
惠芬显得极有耐心。
跟着我转来转去的找地方。
我就觉得惠芬对我挺顺从。
对她有了些感觉。
最后,我看实在没有什么可找到的合适的隐蔽地方,惠芬就说,“改天我们上公园去。”
惠芬挺诚实,我觉得跟她交往,不怎么累。
以后过日子,她肯定事事听我的。
我就说,“那我就送你回家。”
“行”她又我说啥是啥附和我 。
我就和她往她家的方向走。
走了一截,我发现了一个小三角花园,里边有几棵树和一个小花坛,里边没有啥人,显得很幽静,我提议说,“天还不算晚,要不我们进去找个地方坐坐?”
“行。
我听你的。”
惠芬又简短地回答我。
我领着她到那个三角花园去,在外边看,好象里边很幽静,没有什么人。
走进去才发现,几条椅子全占得满满的,都是一对一对的。
个个对我们的到来视而不见,该搂抱的搂抱,该喃喃私语的喃喃私语,该摸摸索索的摸摸索索。
眼前所见,有点撩起我内心的欲望。
可是,四外瞅视寻找,就是找不到一个可以让两人落坐的地方。
只好又绕出来,这时候,迎面碰上一个和我岁数相仿的男人。
似乎是无意间碰上的,惠芬让我在前边先走,我就前边走了。
可是,我在一个拐角处等了她好长时间,还不见她过来,我就只好又返回头去迎她。
惠芬还和那男的说着什么,见我又折回了头来,就匆匆跟那男的说了些什么,转回头迎我过来。
我有点好奇地问:“他是谁?”
惠芬有点心不在焉地回答说:“我们单位的。”
“说那么长时间话。”
我说。
惠芬解释说:“他是我们车间主任,说了些明天晚上加班的事。”
我就再没多想,送她回家。
到她家巷子口前的拐弯处,有个凉亭,旁边有个葡萄架,葡萄叶子绿绿的,我对惠芬说:“我们到那亭子里呆一会儿?”
惠芬笑笑,说:“天有点晚了。”
我说,“就呆一会儿。”
“好吧。”
惠芬说。
我就领惠芬去葡萄架下,此时天色已暗,月光下的葡萄树丛,幽幽的。
很少的月光,挣扎着穿过密密的葡萄叶,洒在葡萄架下,马上把人的心情就调整得恬适、安详起来。
两人坐在了一起,反而没有了话说。
过了老半天,才又把那天在她家饭桌上已经说过的内容再重复上一遍。
渐渐,才话多了一些。
我粗略地介绍了一些我个人的阅历,如何插的队,如何上的大学,怎么去的山东,最后为啥又到了海南。
之前的情况都讲的是实情,唯有从海口到北京我编了谎,没有说是因为与贾如馨的关系染上了性病,只说是海南热落潮了,这边又有人肯帮忙,所以来了北京。
惠芬感慨一番,就也讲了自己的一些经历。
交谈中我得知,1964年,她父母支援三线建设,全家从北京迁到了宁夏中卫。
当时她是全家的老小,上头还有两个哥哥,两个姐。
父亲一来是觉得她小,二来是想在北京留个根,就将她送给了仍留在北京的大伯。
现在她父母一家仍旧在宁夏,哥哥姐都已结婚。
虽然粉碎了四人帮,但日子过得都很紧巴,自己的处境,比起他们来,就算挺可以了,有一份收入不算很高但却稳定的工作,有大伯这么一个虽然生活在城市最低层,但却还温暖的家。
聊了一会儿,我就觉的谈话内容没啥意思。
想想当年和晓芳在上大学之前,去县城影院看的那唯一一场电影,多么让我难忘。
看完电影,在小城马路深处的大柳树下,我搂着她,月光下的我俩是多么的心心相印,如胶似漆,有着咋说也说不完的话。
就是相互不说话时的四眼相对,也充满了柔情蜜意。
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当时是咋用自己的舌尖,一下下舔晓芳流在面庞上的眼泪的。
现在仍然在月光下,在疏密相间的葡萄叶下,惠芬也穿得利利整整,眼睛挺有情地望着我,我咋就感觉不到一丝儿浪漫的气氛。
在进葡萄架下时,惠芬被葡萄树枝挡了一下,为了防树枝,身子扭了一下,我急忙扶她,就抓着了她的手,一直拉着她的手进到葡萄架下坐下来,可是我的心一点儿也没有异常地跳一下,十多年前拉晓芳过水渠时,我都不知心跳成啥样了!本来还以为来到这个僻静处,两人可好好谈谈,促进一下情感上的交流,没想到,简单地相互说了些上边的内容,便再没多的话可说了,甚至还觉得有点儿尴尬。
我没话找话地左扯右扯,将话头巧妙地引到了我的诗歌创作上。
她起先很惊讶与兴奋,才知道我还是位诗人。
就好奇地让我念两首自己作的诗让给她听。
我就给她背了两首最直白的,她听完竟然很木然,不知我诗中所云。
我解释半天,她虽然直点头,可我一让她给我提点听后感,她就大张着嘴,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就明白她其实根本就没听懂,只是在那里应付我。
我一谈起诗歌来就煞不住车,想给她扫扫诗盲,也想在她面前显示显示,就给她接着讲当代的诗歌流派与代表诗人,讲舒婷,北岛、顾城、海子、骆耕野、叶延滨等人诗歌的不同风格。
老实讲,我之所以能跟乌兰好上一阵,完全是因为她能常当我的听众,常常听我对诗歌创作方面的见解。
乌兰走后,我就觉得自己这方面憋得慌,今天,总算是找着了个听众。
因此,我不管她听懂听不懂,便一古脑儿滔滔不绝地讲。
我说得正津津有味,她却当着我的面,打起了呵欠,一边四下里窥望,一边说,“天晚了,别出来个打劫的。”
我顿时停了下来,很是扫兴失望。
我一停下谈诗歌,两人就再没啥话可说。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勉强地坐了一会儿,我实在觉得没啥再呆下去的意义,就只好说,“咱们走吧。
你不是嫌晚了吗。”
“那就走吧。”
惠芬咐和着我。
我看出来她其实早就想走了,只是不说出来,等着我说。
我起身来,钻出葡萄架,她上前来,想让我重拉她手的意思,可是,我假装没感觉到,在他前边走出来。
没拉她手。
将惠芬送回了家,我返回来,出巷子口时,一个人影在我身旁闪了一下过去了,我咋觉得这人有点儿眼熟,边走边想,想了半天,想起来了,这不是刚才在街心花园出来时,对着惠芬说了半天话的那个男人吗?咋这么巧,又把他给碰上了。
心想,他是不是也住在这条胡同里,就没怎么在意。
三逢星期天,惠芬和别人调休了一下,我们约好到北海公园去划船。
那天晚上回来后,我对赵惠芬就有了一个基本的评价:人很老实,对我挺依顺,但肚子里没啥文化知识。
除过她的冰棍厂,好象对其它什么都不甚关心。
加上她长相一般一点,所以,我就对她没有多大的激情,甚至说没有热情。
只不过是觉得自己岁数也大了,尽快解决个人问题已经是刻不容缓的大事,继续和她保持接触,看相处上一段,能否擦出情感的火花来。
我心想,如果俩人凑合能成,也就认命了。
两人进公园去,租了一条船,下了水。
船到湖心,面对着四周大好的景色,微风吹来,我有了些感觉。
我这人特别爱触景生情,看着眼前的白塔碧波和远处的绿树红墙,我马上就想到了那首刘炽写词乔羽谱曲的《让我们荡起双桨》,不由地就哼哼了起来。
惠芬也和着唱了起来。
唱着唱着,我的思绪就回到了上大学时,全班同学到颐和园昆明湖面上过团日的情形。
日子过得多快呀,真是“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我感慨地将曹植这句凉慷慨的诗句吟出了口。
惠芬还在吭吭着“水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听到我不哼哼了,却嘣出么一句来,没听明白,问我刚才说了一句什么,我又重吟咏了一遍,惠芬摇摇头,说,“没听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给她解释了一番。
她仍然是似懂非懂。
我就耐下性子给她讲解曹氏父子三人的诗歌特点与“建安风骨”。
介绍曹植的《洛神赋》,曹操的《短歌行》,曹丕的《燕歌行》,说到兴头时,还背诵上两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我背诵得很投入,可是背过完了问她听明白点其中的意思没有,她就直摇头。
我想也是,她整天就知道做冰棍,哪里能接触到这些阳春白雪的高雅东西,就耐着性子一句句给她解释,又讲当时的时代背景,加深她对诗的理解。
半天,我费劲地讲完了。
惠芬心不在焉地问:“中午,我们吃点啥?我们去吃狗不理包子吧?最近我特馋包子。”
我扫兴地打住了话头,回答:“吃包子就吃包子!”再也没有了继续划下去的兴致。
出公园门来,惠芬问我:“你咋了,好象有点不高兴?”
我怏怏的,但嘴上说,“没有没有,你不是说去吃包子吗,到哪里去吃?你引路。”
上了车,我心情才平静了一点,不气恼了,心想,让一个平时忙着做冰糕的姑娘去跟你谈什么曹植的洛神赋不洛神赋的,好象也隔得太远了。
可我内心还是很失落,很迷茫。
要是这样,我当初就不要来上大学,直接跟晓芳结婚,岂不更好。
可是,我要不考上大学,晓芳家又不会同意我俩的婚事,硬撬着让晓芳嫁那排长。
真是个悖论。
生活到处充斥着这种悖论。
而在我的整个人生中,我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和晓芳的事情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悖论!
在包子店吃包子时,我因长时间了没有好好地吃过些有晕腥的饭食,所以特馋,加上包子馅的大肉挺肥,对我的胃口,吃起来就觉得象小时候大年三十晚上的饺子一般香。
可惠芬的嘴却挺刁,一会儿说今天的这馅有点咸,一会儿又说肥肉太多太腻了,一会又嫌皮也太厚了,接着就发感慨说:萝卜快了不洗泥,现在,人们都想多赚钱,也不顾老字号的信誉了,为了降低成本,尽买肥猪肉!说他们冷饮厂也是如此。
进的原料不顾质量,结果,就把牌子自己砸了。
弄得堂堂一个国营厂竞争不过好多私人承包的冷饮厂,甚至许多外地企业都参与进来和她们瓜分市场份额,把他们厂挤兑得不成,只靠降低售价来维持市场份额,结果就恶性循环。
说现在厂子的生产状况是一年不如一年。
工人们一个个都人心浮动,担心哪一天不定厂子就亏垮了,自个往哪里去。
惠芬倒也实在,对我不隐瞒她的处境。
我却心里打起了小鼓,我自己本来就一贫如洗,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如果找了她,万一她们厂子真垮了,那不把我给拖死了!现在我都水深火热的感觉,到那时,还不象掉进油锅了一般!不行,这姑娘,要长相没长相,要文化没文化,要经济条件没经济条件,凭各方面的感觉,这对象绝对不能谈。
吃过包子,我找个借口,说回单位还有几篇积压的稿件需要处理,便匆匆和她分了手。
离开了赵惠芬,我有一种解脱感,今天的约会实在是没啥意思,坐在公交车上,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气,心情也灰暗得厉害,觉得人生实在也没啥意思。
马路上的人们,看上去个个都行色匆匆,都好象挺有目的,其实,细究起来,也就象满地乱跑的蚂蚁一般,大部分人肯定都很盲目。
人生,其实是挺空的一场无聊游戏。
我心里琢磨着,明天,如何给烧锅炉的赵老头开口,推掉这桩事。
第二天上班,我拎了暖瓶去水房,打完了水,想钻进锅炉房见老头,可是,又觉得实在是难于启齿,就没进去。
后来,我甚至是有意躲着他了。
打开水时,真怕他从锅炉房里出来。
但终不是个事。
一天,我正打着开水,老赵头就叫我进他房里去。
我拎着暖瓶进了屋,就听老头问我:“小张,你和我那丫头咋谈下了?”
我还吱唔着,老赵头就又说:“你要是不太愿意,就吱个声。
前几天,有人又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是个新华书店的。
你看你,要是对惠芬还满意,就接着谈。
要是不满意,就直说,别不好意思。
丫头岁数大了,也有点儿着急。”
我便顺杆子急忙说:“那就让她先跟别人谈吧,我觉得……”
“那行,啥也别说了。”
老赵头打断了我。
我匆匆地从水房逃出来,觉得欠着了老赵头的,欠了什么呢,想了想,想起来了,欠他那顿饭。
我终于解脱了出来,心里轻松了许多,我继续平平淡淡地上班、下班,过我的单身汉日子。
没有多久,渐渐地,心就又被空虚与无聊所困。
有点儿怀念前一段在老头家喝烧酒,和惠芬看电影、划船、下馆子的时光。
没办法,这就是人的德性,得到时,不觉得,失去后,才感到珍贵。
我的下身,是完完全全的消了下去,这一点是最让我感到如释重负的轻松。
只要自己病一好,经济上很快就会缓过劲来,我又想到了《列宁在十月》里瓦西里的那句著名的台词--“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我坚信,随着我身体情况的转好,经济条件的转变,浪漫的爱情,一定是可期的。
开工资后,我还了一部分的帐,痛快地交了房租,博得了房东的重新的信任。
我破天荒地上街买了一瓶烧酒,买了几个猪蹄一包鸡爪,回来后,关上门来自斟自饮。
最后,就喝醉了。
我大段大段地背诵白居易的《琵琶行》与《长恨歌》,后来又背诵自己写的一些伤感的诗歌,直咏得泪流满面。
可是,我所期待的浪漫爱情在以后的半年时间里,并没有出现。
也没有同事朋友再给我介绍对象。
我深深体会到,在北京这样的都市里,人情比纸薄,大街上,单位里,倒处是人,可要找到一个知心的朋友,却比登天还难。
平时,大家忙忙乎乎,都在各人顾各人的事,很少有人替别人操心。
在单位时还在一个办公室里唠嗑,一出了单位大门,见了面相互间连招呼都懒得打。
大街上,漂亮的姑娘走十步就能碰上一个,可却都跟我无缘。
我好长时间里已没有了写诗的激情与欲望。
甚至连书都懒得看了。
应付完工作,常常在大街上乱遛达,挤在象棋摊前的人堆里,心不在焉地观看那一招招的臭棋。
有时候,也不免搅进去参谋几着,跟别人争辩两句。
或者是坐在马路牙子上傻傻地数一分钟里,面前过去了多少辆进口小汽车,都是啥牌子的。
星期天,我基本上一整天都将自己闷在出租屋里,看那从旧货市场买来的14英寸的黑白电视。
这时候,陆陆续续地传来消息,同学中,谁谁的小说发表后,引起了反响,正在成为名人;谁谁最近翻译了本什么书;谁谁谁成了评论家:谁谁谁提了副教授;谁谁谁官已升到了副厅级。
刚开始时,我还挺受震动,最后,就麻木了。
在北京的同学,每年“五四”这一天都要回学校聚会,电话打来,我都是找各种理由推托着不去。
我如今要家没家,要业没业,到现在了,混的还是个小小杂志社的合同编辑,连个正式的北京户口都没有,怎么去面对那些事业有成的昔日同窗?
社会其实很势利,你越是风光的时候,什么好事都会锦上添花地来找你。
你混得越不行,便更是雪上另加霜,我不但在单位里越来越没有人缘,社会上,也基本上没有一个朋友,跟大学刚毕业时在山东与海南时的天之骄子的感觉相比,简直成了鲜明的对照。
更倒霉的事情还在等着我。
我的经济情况刚刚有了好转,一次不经意间,在洗澡时,我可怕地发现,我下边那玩意上,竟然又重新有了几个小痘痘!我又陷入极度的恐慌中,重新去找游医。
游医有点幸灾乐祸地宣告:让你再坚持用一段时间的药你不听,这样反复发作,最有可能导致癌变!我不知是怎么挣扎着拖着疲惫的步子从游医那里走出来,回到出租屋的。
从此后,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恶性循环--借钱、看病,看病,借钱。
刚刚恢复不久的和房东的关系,又一次地绷紧了。
此时的我,不但诗歌不再去写,连一般的专业书藉也不再去看,上书店去,只是为了查阅有关性病方面的书藉。
工作上也是能应付就应付,从来不主动帮领导出点子,谋划怎样将刊物办得更好点。
艾青也对我疏远了,很少跟我交流谈心。
我想,他从内心里,一定后悔帮我调进出版社来。
你工作不卖力,好事也不来找你。
比我后到出版社的人,甚至专科毕业的,出版社都积极地帮着通过各种曲折渠道,争取解决户口问题,而我的却老是在那里悬着。
评定职称,我也比别人撂下一级,工资自然受影响。
在单位,谁都不会把你放在眼里,比你岁数小很多的,都直呼你的名字。
时间渐长,甚至别人都似乎忘了你是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
在社里,我谈话的朋友仅限于看门房的老刘头和烧开水的老赵头。
因和惠芬的事,我去水房的次数也少了,主要是去传达室,那里常有其它子单位不怎么熟悉的人,大家随便谝一阵,或下下象棋。
我看了大量性病方面的书藉后,都成了半个医生,渐渐地开了窍,发现自己过去是实实在在上了游医们的当。
其实这病毒疣在性病里不算怎么难治,现在大医院里有很好的医疗设备和多种好方法。
完全可以根治。
我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硬着头皮去了一家大医院,给医生如实讲了得病求医的情况,大夫就责备我太幼稚了,幼稚得简直可笑,本来到大医院来简简单单用激光扫一下,再上点药,打点干扰素就会好的病,却偏偏去找什么游医,花那么多冤枉钱,还将病拖这么长时间。
我如梦初醒,肠子都几乎没悔断,没想到自己堂堂一最高学府毕业的大学生,让游医牵着鼻子走,某种角度讲,毁了自己的整个生活!经过大医院医生的治疗,我的病很快就好了。
病好以后,我身体的本能欲望就开始燃烧。
开始认真而又现实地考虑我的婚姻大事。
我又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自己寻到一个婚介所去,交了点钱,做了登记。
没想到,很快就有姑娘看上了我的条件,前来约见。
我先后也跟几个姑娘见了面,还是旧程序老套子--看电影,去公园划船,只是没有了一点点的激情与浪漫,全都象是把自己当成商品一般出售:你有什么,我有什么,我这一点长处可以和你哪一项长处相媲美。
你哪一点缺憾和我那一短处可以相抵。
甚至连坐公交车,买门票,吃饭,都在心底里算计。
一连谈了有几乎一打下来,还真谈成了一个,是个老姑娘,名叫章红艳,虽然比惠芬还大上两岁,三十有五,却相貌比惠芬长得要好,在一高校当会计,而且最主要的,她可是有一套房子,是老爸落实政策后单位分的,老爸死后,老娘又嫁了人,她是独生女,房子就留给了她住。
这套房子对我的诱惑甚至超过了她的长相,我很痛快地就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