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完)第一章 上下 卷第 三 部第一章一人的命运,真是富有戏剧性。
一天,上班时间,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拿起电话来,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
原来是我上大学时的室友,老大哥范为民!我一时心里特别激动,问他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
他说是通过好多同学拐弯抹角才打听到的。
电话那头,他埋怨我,毕业后咋就和同学们不来往了。
几次同学聚会都不来参加。
我就拿话来吱唔。
他又关切地问我现在工作生活情况,我如实回答说,不咋样,工作上很不如意,在这家小杂志社勉强混着,没有职务,职称是个中级。
前三年才刚刚解决了户口,分了一套小住房,成了个家,凑合了一年多,最近刚刚离婚,心情很糟。
对方唏嘘一番,安慰我几句,就告知我,在京的同学周末要搞个小聚会,让我届时务必前往,逼我答应了,才又跟我聊其它一些内容。
我问起他和其它一些同学的情况,虽然我早就有所准备,以前也有耳闻,但仍吃惊不小。
说出国的谁谁谁现在是国际上都颇有些名气的知名学者;留校的谁谁谁已挤进北大二十名著名教授之列,虽是位女性,却被尊为“北大先生”;隔壁房住的谁谁谁现在是全国知名作家,被尊为北京三刘之一;对门住的谁谁谁现在是一家大型出版社的常务副总编;还有谁谁谁当上了新华社的总编助理;谁谁谁现在是某文学研究所所长,全国著名的文艺评论家。
谁谁谁是央视某著名文艺栏目的总策划。
就是下了海的,也不得了,什么这个老总,那个总裁的,其中不乏千万甚至亿万富翁。
而他自己,则现在刚刚从外省一个重要的开放城市市长的职位上杀回京城,调任中央某部当副部长。
听着他在电话那头的介绍,我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我一下就想到了当年在学校学生会替他跑腿的许多往事。
记起了那次在办公楼看演出时他被几个小痞子揪着衣领,我拎着拖把,喝退对方说出,“他是我们学生会主席,你们一个个掂量着点。”
时的情形,现在想起来,就跟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可是,现在人家都当副部长了!
放下电话,已经远去多年的大学生活一幕幕就重又浮现在我的脑海--老实讲,以前我是根本懒得或不愿回想它们。
记得我怀揣入学通知书前去学校报到时,因我是西北去的,路途远,到学校后,其它同学都早已到了,在收拾各自的床铺,老范一见我,就第一个跟我打招呼:“你是从大西北来的吧?”
我说“是。”
他说,“一看你就像。”
我问:“为啥?”
老范说:“内地的人他们都不戴帽子,脸也没我们的晒得红。
我们是老乡。”
我问他:“你也是从甘肃考来的?”
他笑笑回答:“我是从西宁来的。”
我有点纳闷,他才解释:“我们是大西北老乡。”
虽然这种老乡观念有点太广义。
第一次出远门来到京城的我,却感到这句话特别特别的亲切。
接着,他就放下手中正在收拾的床铺,跳下床来,帮我接过肩上的包去,关切地问我吃饭了没有,如果没有,他那儿有面包。
我感激地说:“谢谢,我在火车上吃过了。”
他就跑过来,为我整理开床铺。
我第一次来内地,也不知道在内地睡觉还得架蚊帐,他就领我到校园三角地的小商店去,帮我挑了蚊帐来,又帮我亲手架起来。
我问他,“你也是从青海来,怎么知道咋架蚊帐?”老范笑笑不作答。
他比我要大近十岁,是老三届毕业的。
这初次的良好印象使我不自觉地将他当做大哥一般地对待。
在以后的相处中,我对他的话基本上是言听计从。
几天后,班主任老师前来看望大家,拿着一个花名册,点名和大家认识,我才在上边看到他的籍贯怎么是上海。
过了没几天,我们同室的几位同学熟了。
扯起来各自的历史与家庭背景,我才知道了他是怎么从上海到青海的。
那是个激情似火的年代,当初高中刚毕业的他,正逢*,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广阔天地里炼一颗红心。
他就率一支红卫兵队伍,步行从上海跋涉到江西瑞金的井冈山下,要从老一辈开创武装革命的起始点,开始新的征程。
在井冈山下插队多年,其间曾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他的同点女友被推荐去上海一个医科大学学习,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不恋大都市,坚决报名到了青海,他在招工时,就也联系去了青海,在青海的一个拖拉机修配厂里当了一名钳工。
由于他表现出色,临上大学前,他就已经是他们那个厂的一名副厂长了。
由于他的这些背景,加上他乐于助人的品德,在班里很有凝聚力,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尊重。
新一届系学生会改选时,他就担纲起了主席职务。
上任后,他干得风风火火。
几次全校进行体育比赛和文艺汇演,一些有此特长的同学刚开始不想参加,怕影响学习,都是他认真做思想工作,结果, 为系里拿回好几个第一,一时在全校名声大噪。
三年级时,学校要改选校学生会。
跟以往不同,要实行自由竞选产生学生会主席。
学校各系有十几位出来竞选这一职位。
班里另一女同胞也站出来竞争。
那位女生很激进,提出的竞选口号带着浓浓的女权主义的色彩,方式也大胆泼辣,拎只板凳,在开饭时间,往大饭厅门前一放,站在上边就开始演讲。
最后,其它的竞选者经过几场辩论,都相继退出了竞选,只剩下了他们两人相持不下进入了白热化的程度。
两人矛盾就开始激烈了起来,言语也有些伤和气。
我和同宿舍的男生支持老范,就在三角地的报栏里贴出一张大字报,为对方指责范为民的一些方面辩解,这张大字报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通过此,让全校的学生更清晰全面地了解了他本人。
最后,老范顺利入驻了校学生会。
我脑子里象过电影一样回忆着上大学时的事情,直到有人进出办公室,将房门弄响,我才愣神过来,感叹不已,一忽,已经是十多年前的往事了,时间过得多快啊!聚会那天,我怀揣一颗惴惴不安之心前往。
按他电话中留的地址,找到他所在部里的家属院,询问了看大门的老头,老头给我指了楼号与楼层,我进楼去,来到他家门前,喘了口气,镇定了一下情绪才敲开门。
是他的女儿前来开的门,接着是他,怔怔地看了我一会,叫了我一声:“小老弟,你可是来了!”上前来一把就将我搂紧了,显得很激动的样子。
我的眼睛就有点湿,真比见了自己的亲兄弟还感到亲切!搂抱了一会儿,老范就拉着我的手进房子里来,屋里,已经先来了几位同学,都急忙站起身前来跟我握手,寒喧。
并自报家门,现在哪里供职。
但是一个个都只说单位,不说职称职务。
我知道同学们的苦心,心想是不是老范之前交待了,怕象我一样混得不行的同学尴尬。
介绍完了,老范又拉着我的手到厨房,对正系个围裙忙乎的夫人说:“这就是我经常向你讲起的张一凡,我们不但是同学,而且是室友。
上学时我总把他当做小弟弟般地看待,我们俩关系可好了。”
我急忙叫一声“嫂子。”
客套一番,知道她现在北京一所医院里当大夫。
回到客厅坐下,同学们又关切地询问我的一些工作生活情况,我只廖廖几语作答,同学们也就再不多问,撂下我,他们之间热烈地攀谈起来。
话题从大到小,又从小到大,国际的,国内的,其中,免不了相互间的恭维,对重大政治与艺术事件的看法,一个个谈笑风生,虽然看上去是比上大学时脸上的皱褶多了些,可依旧是那么意气风发,能言善辩,其中的几个人一点儿都没减当年上大学时的锐气,就好象岁月的风刀并没有把他们的心雕老,一看就知道混得挺春风得意。
我只是支着耳朵在一旁听着,十多年前的同班同学,现在坐在一起,我就跟学生听老师们演讲的一般。
知道自己身微言轻,不敢吭声,也不敢插话,生怕哪有不当,惹起大家的笑话。
因为我对他们所谈论的一些话题,已经是相当相当的感到陌生。
我突然就联想到了《红楼梦》中的那个刘姥姥!过了一会陆续又有同学前来,大家少不了都是惊喜、握手,拥抱。
接着就开席,老范打开了两瓶茅台,给每个人的面前的酒盅斟满了,嘱大家伙举起酒杯来,讲了几句极富情感的开场白,最后说:“今天,大家也不是什么部长、教授、老总的,都是同学。
都只直呼其名,来,举起杯来,开怀畅饮!”听得我心里头热乎乎的。
酒过三巡,大家就少了几份刚见面时的客气与拘谨,话题更加宽泛和热烈起来,海阔天空。
我就象是在听天书,仍旧是支着耳朵听着,附和着大家,或点点头,或简单地“是”,“嗯”,就怕别人将话头往自己身上引。
但,大家伙扯来扯去的,最后还是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我身上,问了我的一些情况。
其实我想同学们肯定之前也已有所闻,这时候都个个唏嘘,做同情状。
有同学就建议,说,“看看谁有能耐,给一凡换换环境。”
大家伙就都不吭声了,最后还是将目光聚在了老范身上。
老范知道大家的意思,就说:“我刚来部里,情况还不是特别的熟,容我考虑考虑。”
“行,有老范这句话。
大家就放心了,来,干!”有人说。
我心里热乎乎的,为同学间的友谊,甚至有点后悔以前没来参加同学聚会。
聚完会出门前,大家伙互致名片,我没名片可送倒是接了一大摞,出了门,一个人时,才掏出来一个个地瞅,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跟人家比一比,自己这十多年简直就是白活了!
同学聚会完的一个多月后,我接到老范的电话,问我想不想到他部里去,说给我在他们部里办的一份行业报纸中安插了一个职位,又给我规划了一番未来的蓝图。
我拿着电话,嘴唇都发抖,说,“去,当然去,问题是能不能去成。”
老范在电话中吩咐我说先不要跟自己的同事讲。
等他在那边为我一切都张罗好了,再通知我在这边写请调报告。
那一段时日,我是日思夜盼。
终于,又过了一个月,老范就又来电话,让我在这边写请调报告,说他在那边已经给我张罗好了。
我又惊又喜,放下电话就写了请调报告。
刚开始,这边领导还有点不放人。
艾青也极力挽留我,后一听我的背景,也就同意了。
艾青在我走时,特意又带全杂志社的人去“向阳院”里搓一顿。
这一次,我才成了酒桌上真正的主角,一个个恭维我,说到了中央大部,又有这样一位当副部长的老同学,肯定前途大大的,以后发达了,别忘了他们云云。
二新单位到底是大部门,一切跟我那个杂志社就是不一样。
不但办公室宽敞,办公室里的沙发又大又软,办公桌也是一头沉的,每人一张,不象我原来杂志社时的那个小小的办公室,四五个人,桌子小得屁股挤屁股办公。
到了月底,一发工资,我吃一惊,工资袋厚厚儿的,伸手一夹,取出钱一数,竟然比原单位时的高出了一倍!里边夹一个用电脑打就的小条,上边写着工资明细,我细瞅了半天也没瞅明白过来,上边有相当一部分是工资以外的各种福利补贴,什么交通费、午餐费、书报费,卫生费、水电补贴、煤气补贴、住房补贴……乱七杂八一大堆。
我感慨良多,在我们这样的国度里,真是单位决定人的身份与尊卑。
报社新办没几年,除过我之外,不到二十个人。
有几个是原单位别的处室调过来的笔杆子,有几个和我的情形相似,也是从外边调进的。
总编是一位从某大报过来的老头,最早还在一所大学里呆过,姓彭,已接近退休年龄。
还有另两位副总编,一位姓汪,一位姓李。
下边其它各部门的头头都挺年轻。
我被暂时分到编报室。
报社的工作属于老范主抓的工作,经常会到报社来视察,开个会,向大家宣传宣传当前报导要点,如何配合部里近一时段的中心工作,然后就是描绘一番报社的美好远景,下一步如何改善提高大家的办公与生活条件,讲得大家都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我更是如此,老范走后,就挽胳膊挽腿,恨不得一天将十天的活干完了。
换了工作环境,加上又是在老同学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心情跟以前真是天壤之别。
我就觉得又回到了当年的学校,在学生会给老范跑腿一般。
亚力士多德说过“人不可能第二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可生活中的事情真他妈就象轮回一样,有着惊人的相似。
老范本来就平易近人,颇获大家伙的拥戴,每次来报社视察工作,都要免不了在我办公室多坐一会儿,跟我多说一会儿话。
一来二去,大家伙都知晓了我和老范不但是大学同一宿舍的室友,而且感情确实不一般,一个个对我都刮目相看,尊敬有加。
平时在工作中,对我特别的客气。
我还暂时住在原单位,每天坐单位的大巴上下班。
再不用挤那公交了。
有时候,老范就下班时,打个电话过来,让我晚上到他家去吃饭。
我虽然有点拘束,觉得当初是老同学,是室友,可现在,他是部长,我是平民百姓,总觉得见了他浑身的不自在。
可是架不住他仍像大学时那样老大哥的命令口吻,不容你推托,只好硬着头皮前往。
每次去,他都要拿出好酒来和我要划一拳。
我不好意思,说,“你现在都是部长了,我是你的部下,跟以前在大学时情况不同了,还是我敬你,我们别划了。”
老范就批评我:“部长也是人,也是有情感的。
现在同学们,一个个都忙自个儿的工作,平时根本就一年也见不上几个的面。
有时候,工作闲暇了,我脑子里就常常冒出我们大学时的情景。
那时多好啊,无忧无虑,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我就和他一块儿回忆一番当年同窗共读时的一些个值得回味的小事,当时是那么不起眼,现在提起来,却觉得格外有趣动人,就象是在读文学作品一般的充满了诗意。
老范甚至牢牢记着那次在办公楼看演出时,我喝退那帮小痞子替他解围的事,也提到当年他竞选校学生会主席时,我们宿舍几个人写的那封大字报,我就感觉到老范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
回忆完了当年,就说现实,也许是喝了酒的缘故,话也就说得直接了,老范端起酒杯来,执意与我碰杯后,放下酒杯后,说:“不是我说你,一凡,你是我上大学时最好的小兄弟,可你今天的状况,我可真是为你惋惜呀。
你可是不能辜负了母校对你的一番培养。
能考上北大不容易呢,一年全国各省才进来几个?班上我们那一届青海省就来我一个,你们甘肃也就来你一个吧?你好好地反思一下了没有,问题出在了哪儿?”
我迷惑地看着他。
老范就又说:“别这样傻傻地看着我,回答我提出的问题。”
我平时还真没好好将自己的十多年的经历抽象出来归于过哪一种具体的原因。
我想了想,说,“主要是感情婚姻上遇到了麻烦,弄得人鬼不是,混得这么差劲,跟同班同学拉下这么大的距离。”
老范摇摇头。
我不解地又望着他,补充说,“与我山东海南的乱换地方与单位也有很大的关系。”
老范又摇了摇头,道,“你都没有讲到实质问题上。”
我不吭声了。
老范半天,才拿起桌子上一双没用过的筷子在我头上敲了一下道,“上大学时多机灵的个人,怎么现在木木呆呆的成这样了?”
我就不吭声,做出洗耳恭听状。
老范叹口气才道:“昨天我跟你嫂子还扯起你来呢。
我告诉你。
你嫂子是咋说你来着?”
“咋说?”我急切地问。
“真正的主要原因,是你没主动靠近组织!”
半天,我都没有反应,这看似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在我听来,似醍糊灌顶,使我一下子就茅塞顿开的感觉。
老范看我若有所悟的样子,以命令似的口吻吩咐我:“明天就去写入党申请。
今天我才给你说呢,就因为你不是党员,调你进来可费了番周折!”
我无语以对,只是象捣蒜似地直点头。
老范又给我晓以利害:“我调你进来,绝不仅仅是让你换一个工作环境,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你。
你连个党员都不是,以后,咋图发展?所以,你这组织问题,可得重视起来,尽快解决。”
我不知是怎么走出老范府邸的。
出门来,我摇摇晃晃,似神仙般的快活,本来,老范是要叫自己的司机来用小车送我回去,我婉言相谢。
调来北京多少年了,今天走在大街上,我第一次感到,北京的一切是那么可爱,一草一木,一街一景,重新对我有了那么深的吸引力。
高高的楼房,宽敞的大马路,穿流不息的车流和人流,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活力。
我破天荒地招手打了个“的”,回原单位的住处。
我尊老范嘱,第二天就写了入党申请书交了上去。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我和范部长的同学关系在机关里是人人皆知,机关支部书记也不敢懈怠。
半年之后,我的组织问题就顺利解决了,成了一名预备党员。
在这期间,编报室的头儿又跳腾着出了国,正好空出个位儿来,我就被安排临时负责,也是我工作特别卖力,一个人,又没有家庭拖累,一有需要加班加点的活,我都是常常让别的同事们回家,自己揽下来干。
我这人又性格特随和,也是多年身处逆境磨出来的,谁也不惹,对每一位同事都是笑脸相待,所以,口碑极好。
等一年刚过,我的党员转正期刚满,上边就正式下了文,任命我为报社编报室副主任。
听上去虽然是个副主任,但并没有正职,实际上还是我拿事,办公室调成了单间,办公桌配了电脑,发了部手机。
这期间,报社又陆续进了一批大学生,我所在的编报室里,也进来了几个,加上以前的老人手,就象原单位时的艾青那样,我总共也管七八个人了,也算是一路诸候了。
那一段时间,是我对工作最上心干活的一段日子,内心也感到从未有过的充实。
任别人张主任长,张主任短地抬举着,到底是比以前听别人老张长老张短,甚至直呼其名的心理感受大不一样。
有一天,部里又进来一位大学生,为表示欢迎,大家提出要到餐馆聚一聚。
我欣然同意,和部属们商量到哪里去“饕餮”。
大家伙你一言,我一语,推荐说哪家哪家餐厅的涮羊肉如何如何的好,都是一个多月的小羊羔子,有的说哪家哪家的鱼是从俄罗斯进口的,口感特细。
又有人推荐去“东来顺”,都被我否决了。
平时我很是*,在这件事情上我却很固执,一一推翻了大家的推荐,执意要去几年前我调来北京时,艾青和同事们给我接风去过的那家“向阳院”。
我们打“的”来到那里,一切都是如旧,还是门前一块向阳院的大牌匾,进去是大榆树,榆树下的铡刀也是老样子,大榆树旁是语录牌,上边写着当晚有最新指示要发表的消息。
墙上贴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标语。
进到原来的包厢去,仍旧房梁上挂着老玉米与红高梁,墙上挂着牛鞭与镰刀……可是,我却有一种今非昔比的感觉,心情好的跟“向阳院”里的灯光一样明亮。
进去坐定之后,穿对襟棉袄的服务员拿个菜谱递上前来,大家伙自然是转交到我手中,让我点菜;举起酒杯来开席之前,自然是由我来讲开场白;开喝之后,自然是大家争先恐后地给我敬酒。
以后,我划拳输下的酒,常常有人替我代劳。
被人抬举的感觉,真是好极了,妙不可言。
通过个小小的喝酒,我就感慨不已,权力,真是个好东西。
先不说其它,首先它使人有了尊严!我从来没有这么畅快地喝过酒,一高兴,就喝得有点多了,散席后,大家伙争先恐后地抢着前来搀扶我,都说要送我回家去,我挑了一个平时我挺喜欢的胡小杨送我,其它人就表现出深深的失望感,好象失去的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与荣誉。
大家伙不干,说一个胡小杨扶我回不了家,他们不放心,我怕扫了大家的兴,本来喝酒喝得挺高兴的,就只好作罢,让他们全体都去送。
打了个“的”,车开到楼下,大家伙又抢着前来,搀的搀,抱的抱,有的大声喊着,“小心,当心头碰了车门。”
有的说,“注意下边,别滑着了。”
就以为我是个要去医院抢救的危重病人。
大家七手八脚,将我送上楼,惊动了楼道里原单位的住户,一个个推开门来探头看。
正好,艾青来串门,看见我被大家伙搀扶着,又听他们一个个在旁边张主任长张主任短地叫,瞧我的眼神就跟以前大不一样,又帮着搭手,送我到楼上的房间里去。
到房间后,大家伙又是替我拉被的拉被,脱鞋的脱鞋,倒水的倒水。
艾青问身旁的胡小杨,“你们怎么把老张灌成这样了?”
胡小杨就回答:“不是我们灌,是张主任的酒量不大,经不住大家伙你一杯我一杯地敬。”
艾青就吃一惊,问我:“啥时候升主任了?这么快。
也不告诉我一声。”
我稀里糊涂的,但这句话可是听得很明白,嘻嘻笑两声说:“这有啥可告诉的,不就是个小小的主任。”
胡小杨就在一旁恭维我:“按咱张主任的牌子和水平,早都应该当总编了。
都是在你们单位给窝的。”
艾青就苦笑笑,点头称道:“是,我们单位是把老张给窝坏了。”
胡小杨也是喝得有点儿大,嘴上没了遮拦,冲着艾青高声说:“不出三年,我们报社总编的位儿就是咱张主任的,你信不信?”
我虽然喝得大了,但仍然心里清楚,喝斥胡小杨道:“小胡你胡吹个啥?传回报社,多不好。”
胡小杨就辩解说:“本来嘛,谁不知你和咱范部长是啥关系!”
艾青就相信地点点头,说:“这边的人都传着呢,说你和你们的一位副部长关系很不一般。”
过了没两天,艾青就主动晚上上我房里来,拎着一瓶酒,几包路边小店买的花生米,鸡爪、猪蹄的,要跟我划几拳。
从那天晚上之后,艾青见了我就改了口,再不叫我老张,而且有事没事地晚上常上我房里来,引得原杂志社的小王刘顺几个也猛地往我房里钻。
以前和惠芬离婚后没调入新单位的那段日子,我愁着下班后就自己面对个小电视,没个说话的人,孤独得厉害。
现在可好了,本来上班时就忙忙乎乎,想回来后,一个人静静地看会儿电视,早点儿上床歇息,可是,每天晚上,不是刘顺就是小王的,再不就是艾青,把我还给烦上了。
常常将电视拧得小小儿的,拉上窗帘,不开灯,听到敲门声,我就龟在沙发中,一动不动,大气也不喘,给他们我不在房的假象。
我知道这些人的意图,都想把我溜紧了,日后能调进我们报社去。
其它几个,我是连想都没想,只是艾青,我考虑着,只要我在报社那边真的发达了,可以考虑给他安排一下,毕竟我当年进京是人家帮我办的。
想到这里,我就想笑,世事真他妈的是轮回!
三还有好事在等着我。
之后近一年的时间里,由于心情好了,心里也有一种知恩图报,不能给老同学范部长丢面子的冲动,所以,我干工作特别的卖劲,常常是早来晚走。
将那稿件,每一篇都几乎认真亲自修改润色。
有些稿件如果不行,我就亲自找记者本人,给他出点子,让他重新去补充采访或是换个角度重新写。
和画版编辑仔细推敲设计每一块版面,总是把每一期报纸都整得不但内容充实,而且打扮得漂漂亮亮。
我的能力与表现赢得了上上下下一片赞誉之声,不但被我辅导了的下属们对我佩服又感激,而且上边对我的印象也好极了,一时间,我在部里几乎是人人皆知,口碑极佳。
部里上上下下都知道了我是范部长大学同学,岂止是同学,还是好得不能再好共过患难的室友,对我都是另眼相待。
我在单位里办个什么事,如要个车、看个病、领个煤气罐、办个洗澡证什么的小事,都是特别的顺,往往都不用我亲自动手,打个招呼就有人前来为我办理。
认识不认识的,个个见了我都满脸堆笑。
我感慨颇深,在单位里,有个靠山跟没个靠山真是大不一样,心想,以我肚子里的东西,应付个新闻编辑工作,还不是绰绰有余。
老范见了我,也总是笑吟吟的,我知道,他对我的表现心里也很满意。
他可能也听到了些什么,为了不让别人有什么多余的想法,平时,开始和我减少接触。
到社里来开会,视察工作,也不特意到我办公室里来了。
只是非要有什么事了,才叫我到他办公室去。
我也知道这一点,很知趣,将感激藏在心里。
这样对大家都好。
只是在过上一段时间,实在憋不住了,他才悄悄地给我打电话,让我下班别人都走后,再窜到他办公室里唠唠,高兴了索兴邀上他家去喝几杯。
这时候,我就发感想,人,官再做多大,也需要朋友。
而且做得越大,越没个真心朋友。
我就发现他身旁除过我,就真也是没个能掏心窝子说话的人。
象他这样的官做得越大,平时越不能随随便便地讲话,就象是被缚在一个套子里。
只有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才能得到些放松,显出些自然和他的一些原本的性情来。
可是,尽管这样,我觉得,我们两人之间说起话来,仍然有阻隔,无论酒喝到啥成色,都永远也回不到在学校宿舍里喝酒时的那种气氛了。
这是由我和他的这种上下级隶属关系所决定的,根本没办法。
甚至就是对我,我发现老范有些话也是欲说还休,遮遮掩掩,我也就装糊涂,不去细追问,心想,他想能告诉你的,自然告诉你,他不想告诉你的,你问他也不会告诉你。
几次在他家中,他都让我再不要叫他职务,直呼其名或是就象在学校时那样干脆叫两声他大哥,他才听着心里舒畅。
可我就是改不过来口。
在外边叫他范部长,在他家和他碰杯时仍恭恭敬敬地称他范部长。
他也就认了,而且说任何话都是上级对下级的那种口吻与手势。
我知道他不是拿板,而是已经习惯了这种语气与手势。
他在学校时,有时说什么我觉得不妥了还要反驳两句。
可是现在,我是他讲一百句,我都是一百次点头一百次地称是。
有老范这层关系,加上我的表现,一年后,我头上的“副”字没了,又过了一年,在名字前又加了个新“副”字,这次是副总编的“副”。
当上副总编后,就有了更多更好的待遇。
办公室又换了,比原来当编报室主任时的单间几乎大了一倍,而且里边装璜也十分不错,地板上铺上了地毯。
气气派派的老板桌、老板椅、大大的真皮沙发、宽阔的书架、自动饮水机、紫藤木花架,窗户也是铝合金的,角落里还放上了台柜式空调。
电脑也由原来低配制的486换成了最新款的奔腾。
又发给我一个新款爱立信手机,淘汰了原来的旧手机。
再就是住房。
部里给我调了一套三室一厅的大住房。
我原本想把我原单位的旧住房交了,胡小杨给我出主意说,眼下,住房改革已经在搞试点,到时候全面推开时活动活动,说不定那套房我就可能以优惠的价格买下来,何乐而不为。
所以,我也就得过且过没及时交,我原单位竟然也没主动催促着收回原来的住房。
我算是明白了过来,这年头,只要你头上有个一官半职,好事总找你,躲都躲不及。
我正想着房子如何装璜是好,早有后勤处长找上门来主动跟我联系,说后勤上可帮助联系装修单位,比自己装修要便宜实惠得多,而且还能得到一定数额的单位补贴。
说这样的目的是让领导们能集中精力抓工作。
我听了心里真滋润,自己一点也不用费神费力,就能舒舒服服地住进新房,当领导的好处又得到了一次实实在在的体现。
房子装修好后,到后勤处去结账,吓我一跳,几乎就等于没要我什么钱。
我用原本准备装修房间的钱,买了比原先想买的更排场的家具,老房子的东西基本就不用往这边拿。
后勤处长还说搬家时吭个声,由他们派车派人给搬。
可我原编报室的下属们知道我分了新房,都一个个磨拳擦掌,踊跃地早早报名要到时参加搬家,弄得我都不好应对。
其实我老房子的东西一点儿也不想往这边拿,只是想去商场拉几件定好的新家具回来就行了。
可是,拉家具那天,两拨人马全来了,在大楼下齐刷刷地站了有一个加强排。
我心想坏了,这可咋办,只得临时改变主意,硬着头皮让大家到老房子去,把本不该搬的一些家具拉回来。
本来那些个破家具我都不想要,但他们一个个抬着那些家具在楼道上正儿八经的,转弯处,这个喊:“小心点,别碰了桌邦!”那个叫:“注意,别拐了床腿”,我心里就感慨世界上的有些事情其实挺无聊。
吵吵声又把楼道的邻居给惊动了,一个个探出头来看,出院门时又碰上了艾青与刘顺,两人正往里走着,看见了,就拉我一把,埋怨道:“你搬家咋也不给我们说一声,我们几个就找车搬过去了,还有劳你找人?”
我苦笑笑小声说:“过两天,我可能还要将这些家俱重搬回来,到时候,再劳你们的驾。”
艾青和刘顺听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肚子里就笑,连艾青,现在也凑着想给我搬家了。
而且我说出的话他都傻兮兮的一时理解不了。
职务真他娘的能改变一切!
老房子就只一个旧双人沙发,一个小电视,一张双人床,一个饭桌,两把椅子,外加厨房里的一些个坛坛罐罐,实在是没什么可搬的,小半车就装完了,还没用上半小时。
我怕拂了大家的好意,弄得两拨人马尴尬,灵机一动,临时决定,去商场里搬订下的家具时,又多加了两样,让大家伙每个人都不失表现的机会,有个搬头。
一上午不到,家就搬妥了,他们都要走,我哪里肯,好不容易也才找着一个反向表现的机会,绝不想让其跑脱了,说:“谁都不许走,谁走谁就是不给我面子!”将一车人全拉到了“东来顺”,大家伙围着几个火炉子,美美地吃了一顿涮羊肉。
吃过后到柜台上结帐一算,比请个搬家公司来搬还要贵两倍。
但我现在已经根本不缺这几个钱,所以,心里头挺乐合。
想了想,其实今天的搬家本身没啥意义,但却非常有意义,意义就在原本的意义之外。
通过搬家,同事们和我都找到了向对方表达心意的机会。
虽然搬一趟家的花费比搬家公司的高出了两倍,虽然过两天我还得设法将搬来的旧家俱重搬回去。
可是,这样和同事们相互增进情感的机会哪去找!
更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后勤处长就打来电话,让我过去一趟,我不知是啥事,人家在电话中也不告诉我。
等我去后,后勤处长才问我要昨天吃了饭的发票,说是为领导搬家,吃了饭的发票可以报销。
我急忙摆手,“得得得,不能报不能报,我自个真心请大家伙的,报了,就没这份诚意了。”
没料,后勤处长却难为情地道:“张总哟,你可得配合我的工作。
这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你开了这个先例。
下次再有哪位领导搬家,你说人家是报还是不报?不报吧,心里可能还想报,报吧,和你一比,不就把人家给显出来了?”
我一想,可不咋的,在机关里,一些事情的引伸意义和牵扯到的方方面面远远大于事情本身。
只好说:“我当时没要发票,那我明天去补开一张回来。”
后勤处长客气地送我出门,连声说:“那就有劳张总编你再跑一趟了。”
出了门,我咋想咋就怪怪的,明明是自己里外得好处,倒好象是人家在求我帮他解难!
过了没两天,我就又让艾青找了辆车,把从旧房间搬来的旧家具重又搬了回去,而且是在一个傍晚下班没人的时候。
怕被上次搬家的同事们撞上了,生出些想法来。
搬完了家,我又邀了原杂志社一帮人去一家饭馆吃酒,喝得好高兴好高兴。
这次,再也不是以艾青为中心,而是以我为中心,由我来点菜,由我来致开场白。
开席后,一个个伸着胳膊先来敬我。
甚至连艾青都自甘屈就,一杯杯地给我敬酒,而且一边不停地催促手下:“小王,张总的酒杯干了,还不给满上,咋就没个眼力尖?”“刘顺,给张总把烟点上嗓,傻呆呆的想啥呢?”“来,老哥,咱哥俩再划一拳,你放心划,输了的就让他们几个替你喝,就是图个高兴。
不容易啊。
我前几天给我姐打电话,她还问起你的情况。
我说了,她替你高兴着呢,让我转问你好。
到底是最高学府毕业的,再大的逆境也压不住,说起就起。
你说说当时,你要是真跟我姐成了,我今天可不得张嘴叫你姐夫?来来来,就为这,我俩也要好好划几拳!”艾青的嘴上就象抹了蜜,真是甜极了。
吃喝完,我虽然被灌得醉熏熏的,可没忘了掏出皮夹子来唤小姐来结账,艾青哪里肯,将我挡回去,让小王与刘顺架起我先走,他留在后边结账。
出门来,又招来个“的”,一帮人把我送回到房间去,脱鞋的脱鞋,脱袜的脱袜,安顿我好了,才走了。
我躺在床上,突然就想到了惠芬,我现在的这一切变化,她知不知道?
四住进新房后,我又在家把原先编报室的下属们在家好好地请了一次。
为表示我的诚意,我还特意从外边请了个厨师。
胡小杨和一帮年轻人就咋唬,说我太抬举他们了。
一边等着开席,一边转着欣赏我的房间,说是欣赏,其实是专门挑装璜的刺,说这里不行,那里偷工减了料,地板的材质不是太好,厨房锅台上的大理石是人造的。
有两位自告奋勇,说自己亲戚或朋友就是搞装璜的,改天将这些不满意的地方全起了返工重装,不需我再多掏一分钱。
我一边领情,一边婉拒,在我看来,房子装修得就够我满意的了。
他们就又帮着我设计着给屋子锦上添花,这边柜旁立个树根花架,放上盆君子兰,屋子里气氛马上就不一样了。
那边墙边应该置个放工艺品的玻璃柜框,书架搞小了点,不气派,衬托不出主人是一位报社总编的身份来。
客厅中央应挂幅字画才显儒雅。
我还只当是他们随便说说,也便附和,说自己近一段都忙了工作,哪里顾上考虑这些。
他们的意见都很好,既然已经住进来了,以后慢慢再添加。
哪里想到,过了没两天,我下班后,有人敲门,我打开门,发现是前两天刚刚在家吃过饭的小徐,手中拿着个纸卷卷。
进门来,我还没好意思问,他就一边将纸卷儿上的报纸剥去,一边说,“张总,你搬了新房,我也没个啥可表示的。
前天不是说你墙上缺幅字画吗,我正好收藏有一张,我房间小,挂不起来,放着也是闲放着。”
我一把拦住了,“使不得,使不得,小徐。
你这幅画,说不上是哪位名人的,价值可不小,我可不敢收。”
小徐笑笑说:“这个人现在还没啥名气,是我哥的一个同学,中央美院毕业的,现去了美国图发展。
不过,我哥说他的潜力还是很大的。
说不定过两年能冒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