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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上瘾 第一部分 沉溺半身（8）

在这些生平里，唯一与她性格有关的描述是，她结婚后，很得丈夫宠爱，一直像他的孩子，她亦亲切地称他“舅舅”。此外，他们都热爱艺术。

除此之外，再没有更多。在她不长的一生中，留给我太多可以去想象的空白。

这或许是委拉斯凯兹带给我的痛苦。他的画作使玛格丽特公主活过来，走进你的视野。在反复看她3岁，5岁，8岁的肖像后，你甚至会产生一种知道她是如何一点点长大的幻觉。可是有关她，你却永远也不能获知更多，单薄简陋的生平最终扼杀了心中对她生出的那份熟悉的感觉。

所以纵使音容笑貌就在眼前，可是你还是永远不识她，也许她的命相被过于夸张的大篷裙所笼罩，像沙漏一样，上面流淌的每个皱褶倒是让人过目不忘。

2.饲养乌鸦的女孩

电影《饲养乌鸦》中，8岁的女孩安娜和姐姐妹妹过家家，她戴上姨母的金色假发，抹上鲜艳的口红，学着用倦怠妇人的语气说话。那张孩童的脸，顿时显露出一种沧桑的*，令人心碎。

那是一张令命运为难的脸。8岁的时候，好像已经尽知世事，眼神乏淡而冰冷。以后任凭命运如何安排，她恐怕都会觉得没有惊奇，也无法感觉到生趣。像一个提前交上答卷的学生，一个人孤单地走出教室，百无聊赖地靠在墙边晒太阳。她注定要虚度光阴，她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挥霍。但她只能独自挥霍。一个早熟的孩子，要在孤单里呆多少年呢？

在《饲养乌鸦》开拍前，导演卡洛斯·绍拉找到安娜的饰演者安娜·托伦特（AnaTorrent）的父母，说服他们同意女儿出演这部电影。安娜的父母因为不希望女儿被电影影响太多而拒绝了。卡洛斯·绍拉说，那我只好不拍这部电影了。最终安娜的父母同意了。安娜·托伦特准确地与片中的Ana重叠在一起，分毫不差。我们完全无法想象，没有安娜·托伦特的《饲养乌鸦》会是什么样。从影片开始AnaTorrent注视镜头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已经失去了做这种假设的能力。

对于女主角命运的关心，已经飞跃了银屏的界限，我迫不及待地搜索寻找安娜·托伦特成年后的照片以及饰演的电影。她一直都还在演戏，大多是惊悚片和恐怖片。或许是她可以很容易地融入这些非自然的，极端的情景中，这是她擅长的事，从她8岁时的表现来看就已经游刃有余。

照片上的她，匆匆变成一个妇人，美貌这笔财富无论怎么挥霍也还是在的，只是那双大得过分的眼睛，被柔软的皱纹包裹起来，显得有些含蓄无力。下巴越来越尖削，凹陷的腮颊使她变得像《饲养乌鸦》中她那脆弱哀愁的母亲，当然，也像许许多多西班牙电影中的中年女人。她们因为活得太用力，大口地博取呼吸，腮颊深深地凹陷下去。

我没有找到她少女时代和青年时的照片，于是固执地认为，这段漫长的时间被她纵身一跳，飞掠而过。这恰好与一直以来我对西班牙女性所持的看法吻合。我的头脑中，没有任何西班牙少女的形象，即便是在去西班牙旅行之后，也不记得一路见到过什么西班牙少女。她们要么是稚嫩的孩童，要么是成熟的女人。这之间似乎没有过渡，发生在转瞬之间。

在西班牙的女装店里，衣服的花色繁多，款式丰富，但它们大多都可以归纳为同一风格，那就是成熟而*的。街头的年轻女孩，穿着这样的衣服，言谈举止也丝毫没有少女的娇怯，跻身于成*子的行列中，让人难以辨识年龄。这与东京街头举目皆是的卡哇伊少女，形成截然鲜明的对比。

鲤上瘾 第一部分 沉溺半身（9）

我几乎忘记了西班牙最著名的女人“卡门”，是一个少女。卡门大概是世界文学中生命力最顽强的女性。1845年梅里美发表中篇小说《卡门》。有学者统计，一百七十年来，卡门已经在大约一百五十多种改编中复活，平均每年一次。在一些其他国家改编版本中，“卡门”的年龄会被改大一些，以使她可以更加胜任“卡门”身上漫溢的情欲和妖娆。

《饲养乌鸦》的片名Críacuervos出自一句有名的西班牙谚语，意思是你饲养的乌鸦，长大以后会来啄你的眼睛。这是一部充满政治隐喻的电影，指涉当时行将走到尽头的佛朗哥统治*者养虎成患，必会被后代啄杀。整部电影中充斥着一种压抑，幽闭的气氛，记忆，现实与未来的并置和重组，使主人公深陷于一片混乱与嘈杂中。绍拉选择用女性来表现这个国家的躁郁不安的内心，这也是一部有关女性成长的电影。8岁的安娜虽然已经知晓世事，并且试图挣脱困束，彻底拭去童年的阴影。然而20年后，她也还是变成了和母亲完全一样的人（同一人饰演），她坐在镜头前絮絮不知地说话，看上去也像濒死的母亲一样神经质。

女孩渴望快些长大，长成母亲那样的成*人，进而取代母亲。女儿与母亲之间，存在着一种隐秘和潜在的竞争性。而这一切都是男权社会的逻辑与规则。那些迫切地想要掠过青涩的少女时代女孩们，穿上母亲的衣服，涂上母亲的口红，站在镜子前面满意地打量着自己。她们从童年起在内心饲养的那只乌鸦，如今已经长得羽翼丰满。

3.疯女胡安娜（JuanalaLoca）的星盘

她的母亲是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一世，就是那个一生勤政，对哥伦布航海事业给予过重要支持的伟大女王，她的儿子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他执政时，西班牙帝国的版图囊括了近乎小半个欧洲大陆，大部分的美洲，以及亚洲的菲律宾和非洲的突尼斯等地，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与其说是她起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倒不如说是她与哈布斯堡的菲利普的联姻。然而这场婚姻带给她的是万劫不复的痛苦，半个世纪的幽禁，以及“疯女胡安娜”这个在皇室中显得格外别致的称号。不过，虽然说这场婚姻是西班牙一统山河的重要棋子，可是公平地说，她却不能被视作政治的牺牲品，因为这场婚姻为她找到了真爱。她非常爱她的丈夫，爱到发了疯。她的悲剧中，虽然贯穿着壮丽的江山，浮华的宫闱，然而那些不过是一些闪闪发亮的装饰品，这场悲剧里，其实彻头彻尾只是她一个人的悲剧。

到达拖雷多的时候，我想到了她。1479年11月6日，她在这里降生，长大，直至婚配远嫁。这座古城居于半山，河水缭绕，充满深锁幽闭的气息。我站在楼顶俯瞰整个城市，想到500年前，正度过她那漫长而百无聊赖的少女时代中的胡安娜，是否也曾多次登上高处眺望远方呢？作为一个身系国家丕泰的公主，她一定很早就知道，爱情是远方的同义词。她或许在穷尽目力所及地眺望远方中，想象着她那风尘仆仆远道而来的爱情，究竟生着怎样的面目。

对于疯女胡安娜总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或许仅仅因为，我与她生于同月同日。对于占星学有限的研究使我一厢情愿地相信，在我们的性格中，一定可以找到某些相似的地方。

鲤上瘾 第一部分 沉溺半身（10）

然而，我们已经很难去深入地探究，疯女胡安娜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疯”这个字，笼罩在她的全部言行举止之上，成为她的性格中，唯一耀眼的特征。当然，也可以将那些导致她发疯的原因归结为性格，爱得太激烈，嫉妒心过于强盛。但这些分析难免有些简单粗暴，很难让我对她的好奇心得到满足。

开始写这些有关西班牙的文字的时候，再度想起疯女胡安娜，竟然从网络上找到了她的本命星盘图。我试着通过解读它来获知她更多的秉性和宿命。

这是一个受控于冥王星的女人，有着巨大的毁坏欲和顽强的生命力。她把自己毁坏到凋敝残落，却又这样奄奄一息地活了几十年。星盘上，象征内心世界与潜意识的月亮高悬于代表理想，宗教，远方的第九宫，这是一枚朝圣的月亮。它使它的主人马不停蹄地向着远处杳渺的理想走去，永不放弃。而她的金星，这颗成就了她亦毁灭了她爱情之星，孤立地落在第二宫，意味着爱情是她所拥有的一切，亦是她实现自身价值的唯一追求。然而，这颗星不与星盘上的其他任何一颗星相连，它与世隔绝，不施予，不接纳，自生自灭，有着绝对的自由和彻底的无助。拥有这样一颗金星的人，对爱情怀着充满理想色彩的赤子之心，他们认为爱情是纯粹的，完美无瑕的，即便遇到再多的挫折和伤害，亦无法将他们改变。世间真实的爱情虚伪与缺憾，终究只会令他们失望，也永远无法被他们理解和接纳。当胡安娜嫁给菲利普的时候，她不假思索地爱上了他。她要的爱是形影不离，如胶似漆。菲利普终究不是她想象的完美男子，在这份将他紧紧箍住爱情中，他感到呼吸都困难，于是试图把她推开一点，要一些自己的空间。当然，他也确实是花心的男人，像许多男人一样。然而胡安娜却不像许多女人一样，最终总是能够接受这个现实。她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他不像自己这样来爱一个人。等到菲利普染了伤害死去，她依旧一如既往地施展着她的爱情，据说她抱着菲利普的骨骸亲吻，对刚出生的儿子说，爸爸只是睡着了。

菲利普更像一个代表爱情的符号，她并不真正知道丈夫是怎样的人，丈夫心中的爱情是怎样的。她爱他，因为她需要理想，而她一生最大的错误是，把爱情当作茫茫大海中的那座灯塔。她注定渐行渐远，永远也无法靠近那团光亮。

残酷的现实令她无可逃遁，她蒙上眼睛，把自己变疯了。她用这样的方式保护自己，让自己不再受到世人的侵犯。

几个世纪以来，胡安娜的形象一直吸引着无数作家、音乐家和其他艺术家。她不求回报的爱、绝望的嫉妒和永不磨灭的忠诚，成为令艺术家们着迷的题材。她成为痴情致疯狂的爱情的化身。然而，我却对此心存疑惑。我无法想清楚，像她这样一个人，是否真正懂得爱情。她怀揣着一份无法与外界交换的爱情来到这个世界，她自己爱了，自己疯了。命运将她高高托起，置于一个万人瞩目的舞台中央，茫然四顾，她演了一出独角戏。

鲤上瘾 第二部分 不曾发生的事（1）

文/胡淑雯

0.

曾经我以为自己一点也不害怕，不害怕这个人。我并不畏惧他的眼神，那糖霜般抹在他眼底的、奢靡的笑意。如此不知疲倦地、以目光紧紧跟随着我。那执迷的关注，恋人般依附的步伐，令我感到愤怒以致心律混乱。然而这一切都不曾，不曾令我感到害怕。

上班时间，我在电脑前运动脖子，休息一下，看见他正在看我。眼珠里漾着一团安静的火。去茶水间煮咖啡，他早已等在饮水机前。上厕所，他站在通往女厕的走道上，默默抽烟。下班，把车子停在大楼出口，眼睛熬出一种殷切的、等待的红色。他说我爱你，因为我知道你也爱我。我不理会，我不怕他。他需要去看医生。

但是后来，我怕了他。怕他脑袋里不断滋长的话语，春虫作茧一般（以缠绵悱恻的封闭性为特征）将我囚进他的故事里面。

我开始妄想着他在怎么妄想我，久而久之，似也养大了内生于我人格当中的妄想病。就像一条隐伏于地底的河，在悠长的遗忘中渐渐干枯，却在连日的暴雨之后，重新泛滥成灾。

1.

因为怀孕的缘故，我请了长假。两年后再回报社，他成为我的主管。

请假前同事问我，休这么久干什么去啊？我说怀孕了，去生孩子。同事笑一笑，不当真。因为我没有结婚，也不到非生不可的年纪。

（当时，报社在“全面电脑化”之后，积极而焦躁地走向“全面网络化”。改稿、请假、辞职、骂人，一律上网。男同事在系统测试期间，把“请假练习”当作搞笑电玩，每个人都请了一次流产假。这很真实地反应了“流产”在请假表中，是一个虚设的词，一种不名誉的懈怠。已婚女人不曾动用，未婚女人不准动用。）

我不曾害喜，只感觉乳房胀得发硬，像是有铜币在皮下浮浮荡荡，乳尖一碰就痛，跟受伤的鸟喙一样怕生。某个斜阳将椅子拉长的午后，我做了一个让一切都清晰起来的白日梦，醒来马上打电话，给正在上班的建平，告诉他，我怀的不是他的小孩，是一条怀孕的蛇。我的下腹盘据着一团横行绕转的痛。我怀着一条正在产卵的蛇。

童年时期我曾打死一条怀孕的蛇吗？我不记得。但是我肚里的蛇使我相信，是的，我曾失手终结了某个无辜的生命。我对此不复记忆并非因为它不曾发生，是因为我忘记了。记忆若经得起擦拭、改造，就经得起发明与创造。我甚至在“记起自己的遗忘”的同时忆起了，那是一条闪着夜光的青蛇。

（印度不就有男人娶狗、女孩嫁蛇的故事吗？一个男孩成年后怪病不断，瘫了一对手脚，聋了一只耳朵，病了许多年，总算能拄着拐杖勉强行走。男人见了占卜师，在命运的引导下记起了十七年前，他十五岁的时候，曾经拿石头砸死一对正在交欢的狗。他坏了人家的好事，必须赎罪偿还，于是到街上找来一条流浪狗，给它名字，帮它洗澡，再为它披上婚纱，娶了她。）

建平带我去看妇产科，医生验尿、量体温、照超声波，宣布我并未怀孕。这让

我更坚信自己体内住的不是人类，是一尾躁动不安的蛇。她不必然是为了复仇而生，她只是要我把命还给她。她一再一再寻觅生路，时而下探直肠，时而窜上食道，要我把她生出来。她令我像个孕妇般不时呕吐、拉肚子，倒像是害喜了。

我无时不感到一份巨大的、饿的恐慌，恍若一条蛇渴望一头大象，觉得自己有责任喂养她，却又害怕将她养得太大，终究要将自己的性命赔给了她。我不由自主地失控着，于失控中勉强控制自己的身体，坠入“暴食，呕吐”的循环。

鲤上瘾 第二部分 不曾发生的事（2）

第二次进医院，看的不是妇科而是精神科。据说我有自残自杀的倾向。我喝下掺了铅的咖啡，将甲虫磨成粉末，揉进我买来的“破血药”里。我还吞了几滴水银，拿刀割开肚子，试着把手伸进肚里去掏。我并不想伤害自己，我只是要将肚里的蛇排出而已。

我的病房果真又白又软。跟电影里的一样。我亲身体验了当代现实的“虚拟特质”：先看遍了精神病房，再住进精神病房。于是像演员一般入了戏，以为自己身在3D电玩或电影场景之中。愈是尖锐的真实，愈是被“反复的虚构”磨损到失去真实性。就像我与自己的病：于今再追忆其中的细节，有时候，也会怀疑这“曾经病着的自己”，是否出自我的幻想。

总之，我并不讨厌自己“身为精神病患”的第一天。我把自己当作“欲望号街车”的白兰琪（Blanche这名字，恰恰也是白色的意思）或“惊魂记”里的诺曼（Norman这名字，经由我执拗的认定，指的是normalman，“正常人”的意思）。病房的软墙，洁净地拉成一道优雅的立面，不是用砌的，倒像是敷起来的。美式棉花糖一般，高度控制的安全感。适合拍卫生棉广告，或婴儿尿布。我就这样住在一块豆腐里面，将自己懒成一块豆腐。白得发慌。

建平每日准时下班，带着一束花来看我。我说带我走，让我离开这里。宁愿在布满危机的生命里活，也不要在白得发慌、甜到发腻的安全感中，无聊至死。这是一家爆满的公立医院，急诊病患苦等床位，一切好说。建平答应了我，先办理结婚手续取得监护人的资格，阻挡我父母的意志，再向院方争取出院。医生警告建平，“你正在承担很大的责任、很大的风险，请你再考虑几天。”建平当日就将我领出那个白色房间，我总共只住了十一天。此后我成了建平的妻，他是我生平仅见，最勇敢的爱人。

我肚里的那尾青蛇，交给了某个道观的仙姑。“原因很简单，只有这个仙姑‘同意’你的腹中有蛇，你说的话只有她听得懂。”建平说到“同意”两字便笑了，笑得丝毫不带嘲讽的意味。

他告诉我，那仙姑玩了一个禁不起见证的把戏，作法将蛇自我腹中取了出来。这过程我一个字也不记得，是建平告诉我的──我如何在南京东路与复兴北路口、外商汇聚的现代繁华之中，逛进一间NewAge店铺，买下一组昂贵的“花精七嗅”，获赠一堂名为“月神之诉”的按摩疗程，然后在店员的引介下，绕进长春戏院背后的小巷，爬上一道细窄而精致的阶梯，穿过刻着“物之哀”的古董木门，指名“净梦老师”──这一切，我全都不记得了。

按照建平的说法，这个“净梦”，说穿了，就是道观的仙姑，这仙姑无疑是个假货，因为“干，”建平说，“她还真的搞出一条蛇给我看呢！”无论如何，这个假货赶走了我的心魔（噢我看到了！把它拉出来放生了！──仙姑编出一个全新的谎，让它赶走旧的谎）。谎言的“真理性”比事实更强，因为它诉诸人的主观。只有疯狂可以治疗疯狂。

此刻我来到这里，来到自己的书写之中，幸存者一般，自以为流畅地、使用理性的话语（或者说，剔析并操练着话语中的理性），讲述我的疯狂。我说，“我知道自己曾经病着”，这句话的关键词是“知道”，以及“曾经”。我知道，我曾经。于今我知道我已经不再，不再“在那里了”。

鲤上瘾 第二部分 不曾发生的事（3）

当我说我“不在那里”，意思是，我正在离开。当我说我正在离开，意味着我曾身在那里，我正从那里过来。我无意否认自己在彼方的人生。

2.

两年后重回报社，上班第一天，碰上他的升迁日，“今天开始，要改口叫他主任啦”，一伙人急着下班，催讨一夜酒菜。我们来到一间木头酒吧，酒吧门口躺着一条老狗，雌雄莫辨，温暖破旧。吧女不是吧女，是两个剃了平头的“歹客”（dyke，帅女子，她们俩的马子美艳*，令在座的男人捶胸顿足）。

午夜两点一刻，我们才刚落座，邻桌就发起酒疯，是个高大的胖男孩，穿着布景般热闹夸张的女装，挥着毛茸茸的紫色披肩，高声喊着无奈、无奈啊。

男孩的女伴对我笑一笑，说，“我妹喝醉啦，请原谅。”我也笑一笑，拿出自己的烟。主任见我也抽烟，随即拉长身子跨过桌面，替我打火。我露出一点意外的神色，谢了谢。我们这个世代的男人，已经不玩绅士的游戏了。

隔桌那男孩拍拍我的肩，问：妹妹，你抽的是什么烟？

VirginiaSlim。我说。

给我一根吧，我喜欢VirginiaWoolf。他说：她是我的祖师奶奶。

我把烟递给他，顺便问道：你还在念书吗？

“六月就毕业了，实践大学，我念的是服装设计。”他的声音在酒杯里醉得发妖，四肢被窄小的桌椅束得发僵，像个生化人。

“今天我上台走秀耶，妹妹……”他张开塑料假人般茫然的眼神，说，“毕业展结束了，我就找不到借口穿自己的衣服了。”

“我妹也是实践毕业的，”我说，“你应该叫我姐姐。”

什么姐姐呀？

男孩挺起胸部，抬高了音阶：讲到对男人的历练，你会比我资深吗？我十四岁出道，已经搞过一百多个男人啦，要不是为了这场秀，吃了一个月的素，不知道还要再进账多少个！你呢，你有几个？你体会过几个男人？我看你连我的零头都捡不齐吧！

那可不一定。我学着摆出一种“弹性疲乏”的、油条的老态。

现在是怎样？要报数吗？他说。

我不敢，我认输。

他把烟放下，直视我的眼睛：叫姐姐。

“姐姐。”

“加一句‘是的’让我爽一下。”

“是的，姐姐。”我甘拜下风，做了他的妹妹。

也许是我与“姐姐”演出的这一幕吧，让主任觉得我是一个“容易”的女人。边界模糊的女人。很好闯的、容易上手的女人。送出“诱发”与“暗示”的气味，自以为丰美多汁，就不愿辜负了当猎物的天分，呼唤血与渴。

苦闷中年最顶不住的，大概就是这种“随便”的女人吧。礼物般的女人。

（假如与“姐姐”的那一幕，在一群与我同龄的女人面前、分毫不差地重演一次，则我的女朋友们大概只会说：嗯，这是一个豪爽的、不带偏见的女人。）

一个礼拜以后，我记得是三月十九日，*受了枪击，隔天就要投票了。报社自发地围上拒马，像个预领了荆棘的罪人。这家被称为“统媒”的、蓝到发红的报社，在它老练而世故的传统里得知：假如国民党的连宋当选，绿营的群众必将怒聚而来，砸烂他们的财产。

夏夜两点半，拒马工人还没忙完，我正要下班。

春夜微凉，浮躁着潮湿的不安，像发病冒汗的掌心。整座城市仿佛蹲在火炉上，像一碗熬煮的汤，等着熬过这一夜，看汤碗是否在明日破裂。许多人家亮着灯，电视还没关。这一晚很长，我决定散步回家，在忠孝东路走走跳跳，想象自己正在躲雨。过了基隆路、松仁路，就是忠孝东路五段，台北黄金地段的一截大肠，接收小肠送来的食糜，吸收水分与电解质，将余下的残渣化为粪便，送往直肠。这段路上的坑洞与狗屎，像老朋友一样亲切。

鲤上瘾 第二部分 不曾发生的事（4）

一辆轿车跟上来，我警戒地拉开距离。

对方轻轻按了两声喇叭，像两声淡淡的咳嗽，昭告着不请自来的善意。

是他。

“你住哪？要不要送你一程？”

“不用了主任，我家很近。”

“女孩子家，太危险了吧。”

不知道为什么，“女孩子家”跟“老百姓”这种词汇，总弥漫着一股陈腐的气息。讲话的人仿佛站在高地，既不是老百姓，也不是“你们”女孩子家。

“很安全的，”我说，“半夜里追我的，只有小狗而已。”

“让我送你吧。”他把车停下，打开车门。

“顺路吗？主任你住哪？”

“汐止。”是啊，我听说了。他们倾向在南港或汐止买房，在报社得到一份工作，就可以做一辈子。五十岁升上主管，再进行地理上的升级，把住家移到“孙中山纪念馆”周边。

我上了车。在一根烟的时间里，交换了家庭状况这一类面试或问卷必填的、毫无个性的资讯。下车。谢谢。晚安。再见。

第二天，大选之日，提早两小时上班。傍晚五点下楼，推开铁锈的大门，“主任你怎么，怎么会在这里？”昨夜搭过的那辆轿车，停在铁门外的巷子口，仿佛不曾离开。

主任熄了烟，随手指了指，“来附近看朋友，好巧，我来拿车，正要走呢！”

“今天提前上班……”

“我知道。顺便送你吧。”

一上车，我就知道事情不太对。车子是热的，一点也不像主任宣称的，停在路边等着发动。我不做声，让车子转上忠孝东路。主任打了方向灯，车子开始向左移，“主任，”我急忙说道，“报社在正前方，不需要左转”。

“我们去别的地方，我有话跟你说。”

“但我现在正要去上班，”我的声线变硬了，“有话进办公室再讲。”

他递来一支烟，我说我不抽。

“给我几分钟就好，”他将方向盘向左旋，同时将脖子扭向右，直直盯着我，说，“我知道你很喜欢我，我想让你知道，我也很喜欢你。”

我的脑袋一空，感觉自己的背脊化做刀锋。一身金属的冷。

“主任你误会了，”我拿出成年人该有的世故，“假如我曾经做了或说了什么，让你产生这样的误解，我现在就跟你道歉。”

“我误会了？”主任继续开了一段，将车子停在一处潦草的工地外边。

“对不起，”我说，“我跟你之间、真的没有、这种东西。”唉，我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字眼。

“是我误会了吗？”

“是的，你误会了。”我一点也不想再重复“误会”两字却不得不一再重复，深怕他“误会”我说的“误会”。

投票日，全民放假。工地内外空无一人，随地可见置人于死的铁器。主任是个斯文的人，但我并不了解他，我应该要怕。

这片工地位在“信义计划”核心区，预告着一坪百万的富豪生态。主任点起烟，深深吸一口。这片工地跟他的中年一样，面向着着未来。未来许诺了一栋华美的屋宅、年轻的女人、泳池边的酒杯、钱的狂欢。我们身在废墟般的工地里，面向着未来。一切尚未完成，可能永远都不会完成，就像北海岸的三芝路段，那片始终不曾完工的渡假别墅，荒弃在乐园般充满未来感的线条里。三芝飞碟屋，本名“海上璇宫玲珑屋”，1970年代末期起造，1980年遭遇第二次石油危机，倒闭停工。9年后，1989年股市上万点，淡水“海中天”每日食客五千人，海中天老板找来宏国建设，续建飞碟屋，改名“三芝龙港休闲俱乐部”，1990年股市摔到两千四百多点，飞碟屋再度停建。

鲤上瘾 第二部分 不曾发生的事（5）

二三十年的荒芜不够，还能再荒芜二三十年。涂鸦客来这里作画，电影在此地取景，部落客来拍照，信邪的来找鬼。飞碟屋跟所有失败的梦一样，染上前卫的光晕，以“废墟美学”接济流行文化，为偶像歌手提供MV场景，在流行歌无助的“叙事空洞”之中，添加“庞克牌”叛逆调味剂。

“你那样看我，那种眼神……”主任真心地困惑着，“你怎么解释？”

他将车子开进还没失败的“信义计划区”，揣想着一场华丽的中年爱情。

“我不知道自己的眼神有什么问题，”我说，“我看谁都是同一种眼神。”

他倾过身来，想要吻我。

我将身体一斜，闪开了。“主任我们该回去上班了。”我想下车，但最近的一条马路远在半小时的步行之外。我太懒而鞋跟太高，决定赌赌运气。

“对不起，再陪我一下就好。”他点了另一支烟。

“主任我今天提早出门就是为了要提早上班……”干，难道我非得装成贞节烈女才能脱身？

“放心，我不会让你迟到的。”他说。

“你用掉的是我的时间，我的时间，”我顿了顿，像是在为自己的话打上重点，“我现在就要回去，我有权决定要怎样浪费我的时间……”

再一声对不起，主任发动车子，往报社驶去。

一趟由回转带动的倾斜，打破了归途的沉默，“我真的误会了吗？”他又再问了一次。我已经不想再说任何“是的”、“是的你误会了”，却见他将身子贴上来，询问着拥抱与亲吻的可能，仿佛我这“女孩子家”从头到尾言不由衷，说着欲擒故纵的假话。我愤然推开车门，他于惊愕中紧急刹车。

下了车，全身止不住地抖。在春日的暖风中，感到一种冬的阴森。我急忙打电话给建平，“你那边几点？……先别说，让我告诉你我这边几点……”我的整副身心都在颤抖，我必须确认我所意识到的时间、也是建平正在经历的、写实的时间。我害怕自己刚刚经历的只是一场幻觉。

对常人来说，倘若这是一场幻觉，一切就安全了。我的需要却截然相反：这件麻烦的祸事，必得实实在在发生过，我才能感到安全──宁愿在现实里受害，也不要在幻想中被爱。

4.

七点的编前会，提早至五点半。我没有迟到。

选票还没开完，采访单位缴出的稿单，预想着“连宋胜选”的戏码。编辑们在桌面下传送赌金，我交出一百块，下了“不被看好”的那一组。

八点十五分，总编重新召开会议。选局翻盘，*险胜，报纸文章必须全面改写。那些从报头设计到报尾、原本言之成理的叙事，瞬间就成了狂言与笑话。仿佛“新闻业”并不是一项“事实工业”，而是某种“被事实惊吓、否定”的意见书，在事件的屁股后面困惑地追打着，要不到解释就自己生出一个。

连社长都下楼了，穿戴着一身喜气，仿佛随时可以娶妻或嫁人、参加时尚派对、出席就职典礼。然而历史不听话，取消了社长期望的“庆功宴”，他的上衣堆满皱褶，饱受惊吓似的，像一个跑错场合的社交狂。社长走进会议室，一脸灰败，身上闪耀着尴尬的艳光，说，“这一仗我们打输了，没有关系；记取教训，下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我们”是谁？他的话令我惊骇莫名。

谁是我们？是谁的输赢？

难道外面的批评都是真的？

灯光暗下，众人面向墙壁，投影机打出新的稿单，为意外的选局给出一份新的解释。全新的报道，全新的分析，全新的特稿。众人言之凿凿，若非言过其实，就是言之过早。忽然间我就笑了，无声地大笑着，笑得肩背发抖，笑得歇斯底里。

鲤上瘾 第二部分 不曾发生的事（6）

一双大手压住我的肩膀，是海豚，我在报社最好的朋友。他在我耳后细声说道，“忍一下”。海豚以为我笑是因为我们即将平分那八千块的赌金。我回身，与他交换一个互信的眼神，却在下一个转身瞥见迟到的主任，站在会议室门口，躲在门缝边的阴影里，直直盯着我。

上班时间，我起身调整电脑屏幕，看见他正在看我，眉眼低低的，送出一种“我知道你也在看我”的、渴望的神色。去茶水间洗杯子，他自楼梯间的暗影里冒出来，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下班后我送你。”上厕所，他等在通往女厕的走道上，在我路过的时候匆匆丢下一句，“我知道你在生气，请原谅我早在十七年前就结婚了。”

那可厌的、对自己所言之事的确信，像一则由错误报道而衍生的社论，不容更正。

我想把主任的事告诉海豚。我需要人证。

我经验到的，跟主任经验到的，并非“同一件事”。除非我将它叙述出来，并且说服第三人，否则我所经验的，就仿佛“不是真的”。

像任何一个缺乏目击者的“双人事故”（车祸、跟踪、强暴、骚扰，或私下的恶言），我必须积极诉说，在自己的说辞当中界定事件的性质，并且跟第三人讲述，将那不在场的第三人请进场，以确认自己的可信度。

假如主任没说“我知道”、“我知道你也喜欢我”，则我不会有如此强烈的叙述的冲动。但是他竟然这么说，说“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意思”、“我知道你在生气”，我在他的“知道”当中，在他自以为是的坚信当中，感到一种被决定的恐怖。妄断的恐怖。

我认得出那种恐怖。我去过他所在的那个地方。所以我不打算“上告”，不向权威要求清扫与保护。我跟海豚说，这事你帮我记下来存档就好，只要主任不伤害我，就当这件事不曾发生。

我静静忍受他的目光，忍受那目光不断摩擦我的皮肤，忍受一切由摩擦带动的想象力、他脑袋里繁复的叙事。那些不曾发生的事、我不曾说出的话，像一道又一道酸呕的苦水，沾黏我的发肤。像烟垢渗入旅馆的床单，于潮湿中累积着亵色的脏污。

我在电脑前失声叫了一下，感觉他兴奋而发凉的指尖，湿答答掠过我的皮肤。哦，是一只狗鼻子。副总带着他的宠物来上班，一只年幼的奶油贵宾，小小一滴，仿佛一捏就要化去，装在购物袋里，在我的手臂上嗅着。

“它叫克林姆，cream，四个月大。”副总爱怜地介绍他的宝贝，“得了肠胃炎，我不敢把它留在家里。”副总说，克林姆跟他一起喝进口矿泉水、吃进口罐头，“我出门在外，家里空调一律开着，就怕它热出病来。”

我说副总，台北的春天一点也不闷热，为何不开窗而要依赖冷气？

“我不喜欢灰尘污染它的毛色，”副总说，“这跟我不喝自来水是一样的道理。”

你不觉得这样很浪费吗？我说。

你去看看今天国际版的稿子。副总说：全球暖化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关连。

“哦，副总，你还真是一个把品味摆在前面的bourgeois呀。”我故意烙了这个法语字，借布尔乔亚的腔调讽刺布尔乔亚，因为副总是个崇尚高级法语的、留学美国纽约的、学历端正的国语人。没有外语能力的人，是怎么也说不痛他的。任凭你用台语、国语讲出再细致的道理，都抵不上一句流利的英语。

鲤上瘾 第二部分 不曾发生的事（7）

“这不是环保或阶级的问题，”副总摸摸他的克林姆，“全球暖化是个单纯的科学问题。”

“从科学的角度观察，”我说，“密闭的冷气房对免疫力有害，喝自来水并没有让我变笨、身体变坏……”

随后主任就这么插了进来，当着副总的面，对我说，“这是你要的东西，”仿佛与我早有默契似的，把一个礼物般的小盒子摆在我的桌上，并且温柔地放下一句，“不要再生气了，好吗？”

我不知道主任在远处站了多久，像植物的长茎，或郁金香的梗，安静地撑着、等待着。然后化做一个方向盘，悄悄跟在猎物后面，走寻，潜近，观察，持续而稳定地靠上来，达成目的。

他在副总面前公开了我们的关系。他想象的关系。

为了将我强行掳进他的秘密，他公开了这个秘密。

4.

雨水把天气刷凉了，加深了身体的燥热感。

我在电脑前工作了七个小时，从礼拜二的傍晚，六点半，到礼拜三的凌晨，一点半。午夜的办公室很热闹，编辑台的同事们吆喝着，要去吃宵夜。

今天我又迟到了。不论是否真心，迟到的人总要表现出羞愧自责的神色，因为你的时间不是自己的，不归自己管理、使用，或浪费。生病必须请假，否则就算旷工，请病假一律扣钱，谁叫你向老板奢借了时间。

“现代的城市组织，高度依赖‘时间管理’，‘时间感’就是‘现实感’，时间就是现实，”我读着即将出刊的报纸，校对可能的错字，“统一了时间，就统一了现实的秩序，我们校对钟表与日历，避免缺席或迟到，因为我们害怕脱离现实，受现实惩罚……”

我阖上眼皮，休息一下，眼球依旧静不下来，跟着慌乱的心脏走走跳跳。我闭起的眼睛隐约看见，一个遭受电击治疗的女人，太阳穴的皮肉陷下去、烙出伤痕，筋肉都烫熟了，肤色转为淡淡的熟白，像一片涮过的羊肉。

眼睛再张开的时候，四周一片漆黑，冷汗爬满四肢。伸手摸一摸，把灯点亮。噢，原来我躺在自己的床上，刚刚自梦里醒来。

干，原来我连睡觉都在上班。在睡梦中度过了礼拜二这个上班日，醒来依旧是礼拜二，必须再进办公室，将梦里的工作重复一次。（别以为梦是假的，梦比什么都真，做梦的时候，我们有限的人生、有限的时间，照样分分秒秒在流失，与现实中并无两样。而人生在世，所得的唯一一件礼物，就是人人手中的一笔时间啊。）

梦像渗水，溢入现实之中。我下了床，踩着海沙般不断流失的时间，眨动模糊的近视眼，摸进厨房里面。煮开梦一般的水，冲泡梦一般的咖啡，打开梦一般的冰箱，烤着梦一般的面包，闻足额梦一般的、早餐的香气。

我拉开窗帘。奇怪，七点多了天还没亮。春末夏初，太阳也迟到了吗？

我把窗子打开，想听听人们如何聚集在街头，议论纷纷：是日蚀吗？还是报纸预告过的其他异象？但是街上没有群众，没有高悬的望远镜，摩托车发出日常的噪音，便利商店亮着灯，顾客穿过电动门，触动响亮的叮咚声。打开电视，一切如常，没有突如其来的新闻快报，解释这“迟来的天光”。建平去了萨尔瓦多，参加哥哥的婚礼，我跟他不在同一时区，就不在同一个现实里面。只好打电话给海豚：

海豚，是我，你不觉得今天很奇怪吗？

哪里怪？

你不觉得怪吗？

不觉得。

鲤上瘾 第二部分 不曾发生的事（8）

已经快八点了耶。

是啊，你倒是告诉我，这有什么奇怪？

（这世界坏掉了吗？连海豚都听不懂我说的话。）

已经快八点了。（我再强调一次。）

所以呢？

八点了，天怎么还没亮呢？

因为现在是晚上啊。海豚说，你又迟到了，你知道吗？

5.

两天之后，我在上班前的晚餐时间，到报社附近的小店吃面。一个漂亮的女人走进来，挑了我对面的空位。粉蓝色的套装，上班女郎的规矩模样，腿上的丝袜透出某种过时的美感，小腿上的裂缝，像一道藏不住的秘密，向上裂开。她掀开桌上的辣酱，闻一闻，不满意，出声说道，“这辣椒不新鲜，起码摆了半年。”她发出的不是呢喃般的自言自语，而是对话般清晰有力的字句，仿佛她身边有个同伴，而这同伴犯了轻微的重听。

女人撕开纸套，取出筷子，不满意地说，“这筷子也一样，不新鲜。”

拿卫生纸擦拭桌面，“现在的生意人怎么回事？连基本的卫生都顾不好。”

读着墙上的菜单，“阳春面要三十块？真是好意思。大卤面七十，牛肉面一百一……嗯，今天我已经吃过牛肉了，有什么小菜呢？”她张望着起身，往冰箱走去。

我惊奇地听着她，听她丝毫不觉奇怪因而毫不掩藏地，把心里的话送出来：“榨菜肉丝好油啊，真后悔，应该叫炸酱面的……”就这样不折不扣地，把内在的声音翻出来，译成话语，“唉，好烫，对面这女的根本不会拿筷子嘛。”

所谓的疯子，就是像她这样，心口合一的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