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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里，我跟他走过陌生的村巷，进入一个小小的独间住屋，只有他的母亲在坐。我刚一落座，老人要我把腿伸出来，在一只粗碗里倒下白酒，用火点燃，敏捷地在碗里蘸上燃烧着的酒液，在我的伤口上擦洗。她的指头上带着蓝色的火苗，一下子捂到我的挨过砖头的青疤上，灼烫得我龇牙咧嘴。

“我……”小伙子很难受地说，“我实在忍不住了……扔了一砖头！”

哦呀！原来打我的竟是他！

“你打得好！”我拍拍他的背，“这是给我的最高奖赏！”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就给我端上饭来。

鸡蛋臊子面，我吃得好香，也确实饿了。

母子二人看着我吃饭，说给我一个令人流泪的伤心事。他的姐姐，给村里一家财东的二少爷糟践了，跳了井了！他的父亲一气之下，卧炕不起，年底也去了……他把戏台上的我当成残害得他家破人亡的薛家村的恶霸打哩！

田芳来了。

她看我的伤，用手轻轻按按，问我要不要到临近的镇卫生所去看大夫，我说大娘已经给我治过了。她不知道这儿刚刚讲述过一个悲惨的往事，随口问：“大婶，屋里就你娘儿俩？”

“噢！”大娘应着。

“你媳妇呢？到娘家去了？”田芳问。

“还没哩……”小伙子红着脸说。

“你怎么还不给人家娶媳妇？”田芳笑着说，嗔怪的模样，“你真性凉呀！”

“正……自由哩！”大娘瞅一眼儿子，“我说他，你自由也自由快一点！慢格腾腾的，还不如老早时包办来得快……”

他羞怯地低下头，我和田芳都忍不住大笑了。屋子里洋溢着喜悦的气氛，我的心头十分轻松，田芳坐在哪儿，哪儿就特别欢乐。

“让我看看你的对象，行不行？”田芳问。

小伙子嘿嘿笑着说：“俺妈乱说的……”

大娘却抿不住嘴了：“刚才跟我在屋做饭，这面……就是人家闺女擀下的……”

“好哇，慎行，你真有福！”田芳冲我笑着，“你吃了那位新人的面条了，肯定香吧？我来晚了……哈哈哈！”

告别了那母子二人，我和田芳往回走。

街巷里很黑，看不见路面，坑坑洼洼的村巷里的道路，夜间走起来，低一脚高一脚，垫得我挨过砖头的腿一阵阵疼痛，我小心翼翼地迈着脚，她走在我的旁边，很自然地用手搀住了我的胳膊。

我没有拒绝，倒希望这段通到我的住处的路更长点，好让那只温柔的手多搀扶我一会儿，我反倒不想说话了，静静地走着。她也没有说话，扶着我的左臂的手抓得更紧了。

她被什么东西磕绊了一下，往前一跪，险乎跌倒，抓着我的手，把我也拽得跄踉两步，黑暗中踩到一块石头上，垫得我的腿伤钻心似的疼痛，疼得我“哦哟”一声，弯下腰去，半天站不起来。

她轻轻地惊叹一声，双手扶住我的胳膊，把我扶起来，就把我的胳膊架到她的肩膀上，另一只手搂着我的腰，几乎背着我往前走。我的腿伤不痛了，却舍不得让她松开手。我感觉到她的腰部的体温了，温馨的气息扑到我的耳根。我的心在胸膛里狂跳，浑身热烘烘的，脚下乱踩乱踏，也不知道疼痛了。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想法，如果就这样互相抱扶着走向断头台，我会从容得连一丝痛苦都没有。

我抬起左手，大胆地搂住了她的腰。她似乎轻微地颤栗了一下，没有说话。我感到呼吸不畅，心要跳出喉咙来了，我猛然折过身，把她搂住了，在我的嘴唇碰到她的嘴唇的时候，我几乎昏厥过去……

我躺在炕上，无法入睡，身下是房主人烧得热呼呼的火炕，同炕挤着的几位演员已经拉起鼾声，油灯下，可以看见鼻尖上沁出的细密的汗珠，我吹熄灯盏上的昏黄的煤油焰火，躺在被窝里，心还在咚咚咚地狂跳。这就是爱情吗？这样的爱情产生的心火，简直要把我溶化了。

我的父亲按照他的家规和独创的理论，给我娶回来的那位媳妇，即使新婚之夜，我们连一句话也没有说，各人抱着各人的胳膊睡到天明，我连一丝“邪念”也没有产生。

有一个倾心的人儿，怎么可能荒废学业呢？怎么可能都变成沉溺于淫乐而失丢江山的商纣王或唐明皇呢？我现在不仅觉得父亲的理论荒谬无稽，简直令人可笑，令人憎恶了！我翻身坐起来，点着了油灯。

我穿着衬衣衬裤，也不觉得冷了，跳到炕下，打开那只小提箱，翻出那张临行时父亲写给我的嘱咐。

慎独！

看见这两个字，我的心里紧缩了一下，昏暗的灯光里，似乎隐现出父亲的严峻的脸色。我最后看了一眼，就把那张书页大小的又细又薄的宣纸提起来，在灯火上点着了。

“折腾啥呀！还不睡——”同炕的王友民咕哝了一句。

“咒符！”我说，“咒符！”

他翻了个身，又呼呼睡去了。王友民早已离婚了，正在跟饰演大嫂的郑王莲恋爱，早已谈妥了，只等两年期满，就去领结婚证。他万事如意，睡得好香。

我看看脚下，那张烧过的宣纸变成一团黑色的纸灰，在地上滚动，滚动，碎了。我的心里松解了，束缚我的心的最后一道咒符粉碎了。

我没有心思入睡，就着煤油灯的灯光，我打开日记本，记下了这个终生难忘的日子。一个结过几年婚的人，爱情却刚刚苏醒……

我翻翻日记，查到了我寄出离婚申请的日子，正好十天了。从家里返回学校的路上，我就在八九个钟头的步行中思索着这件事，而终于下了决心了。回到学校的当天晚上，我就写下了离婚申诉，第二天就从山门镇的邮政代办所发出去，寄给县法院了。我已经得知，法院接到的此类民事案子堆积如山，最快也得两个月以后才能传审，那时候该是第二年春天了。

可怜的媳妇！我再也憋不住，心里唉叹着，要恨，你恨我爸去！要骂，你也该骂他！他不仅苦害了你，也苦害了我！他把你和我塞进一间屋子，就完事了！如果不解放，我和你就糊里糊涂过一辈子了！解放了，兴得自由了，我的心箍不住了，我要是不享受自由的权利，就亏负了这个梦想不到的解放了！但愿你……也能找个可心的男人，俩人都好……

第二天，我们到史家坪去演出。演出结束后，我和田芳走到村后的小山坡前来了，这是我和她头一次有意的约会，而且是她约我来的。

我挨着她的肩膀坐下，搂住她的肩头。

她挣脱我的手：“我给你……看样东西。”

她打开手电，从口袋里取出一迭折迭着的格子纸，写满密密麻麻的钢笔字。她只露出末尾一页的名字。我一看，是恭恭正正的刘建国的三个字，心里一惊，忙问：“这是什么？”

“他给我写的信。”田芳沉静地说，“这是第五次了！”

“你……怎么办？”我急忙问。

“你还用问吗？”她瞅我一眼，从口袋里掏出一匣火柴来，划着了。

刘建国的信在燃烧。

我的心也在燃烧。

我高兴得像狂了一样，抱住田芳，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的声音，也听见了她的心跳的声音，我的手叉进她的松软的头发，比丝绸还要柔软的头发。她静静地伏在我的胸前，闭着眼睛，两只胳膊像铁箍一样搂着我的脖子，我才知道这个爱着我的人的手臂，这样有劲。

在这个县所辖属的广阔的平原上和深深的秦岭大山里，都留下我们速成二班演出队员的脚印。每一个演出点的村子里，平原上的大路边，山区的小溪旁，也都留下了我和田芳的亲吻和偎依，压抑得愈久愈重的心，一旦获得自由，就以加倍强烈的热情迸发出来。有几次，我吻过她的脖子上，留下了瘀血的痕，整得她给脖子上围上一条毛巾，遮掩过去，她却并不责怪我吻得太狠，照样把脸颊、脖颈和我偎贴在一起……

二十天寒假的巡回演出，太短暂了。春节也是在陌生乡村的演出中渡过的，我也不觉得有什么遗憾，这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时期。当然，你只有了解了我的后来的不幸，才会觉得这二十天时间，事实上是我一生六十年生活中活得真正像个人的二十天！

父与子

阴历四月，中午的太阳已经很有力量，我和同学们围蹲在食堂外的浓荫下吃饭，父亲来了。

他站在院子里的阳光下，四下里瞅着，我看见了，连忙跑上前。我要给他打饭，他坚决不要。我引他到宿舍里去歇息，喝水，他也不去，他要我跟他到山门镇上去。

我跟他走出校门，在山门镇的青石铺成的街道上走着，我发现他苍老了，大约刚交五十，鬓发全白了，从见面到进小镇的一家茶棚，他没有露出一丝笑颜。我的心里乱猜测着，出了什么事呢？

叫了一壶茶，他喝了一口，放下茶盅，也不看我，也不说话，直到一壶茶喝完，站起身又走。我问他要到哪里去，他说走走看吧！

走出街道，在小河边的一棵柳树下，父亲站住了脚，从肩上取下布褡裢，放在地上。我也在他旁边坐下来。

“我今日来，只问你一句话。”父亲说。

我没有话说，期待着。

“你要离婚？”父亲直接问。

“嗯。”我觉得没有必要隐瞒，同时又奇怪，法院还没有传禀我，父亲怎么知道了呢？

“不离行不行？”父亲冷静地问。

“爸，你听我说……”我想给他摊开思想。

“不，其它闲话可以不说。”父亲说，“我只要你说声‘行’或‘不行’。”

“不行。”我只好也直言相告。

“那好！”父亲伸手从口袋里摸出一把剃头刀，拉开锋利的刀刃，“你先收了我的尸首，办了白事，再去离婚，再去办红事！”说罢，就抬起了握着刀柄的手。

我大惊失色，一把抓住父亲捉刀的手，吓得魂飞魄散，连忙说：“爸！有话好说……”

他依然不动声色，冷声静气地问：“没有多余的话好说！你只说‘离’或‘不离’！”

“不……离……”我无所选择了。

“不离的话，你跟我到县法院去。”他说。

“做啥？”我问。

“撤回你的状子！”父亲说。

“我不离婚就算了，撤不撤没关系！”我说，“或者改日我写信去，消了案就完了。”

“不！”父亲说，“我要亲眼看着你把状子撤下来，交给我，我好存着。待我死的时候，好做蒙脸纸啊……”

父亲已经“哇”地一声哭了。这是我平生头一次看见父亲的哭。他哭了三声，突然收住，用手帕擦擦脸和眼，从地上背起褡裢，又恢复了素有的冷静，说：“走！”已经扯开步子走了。

如果近旁有一口水井，我可能会一扑跳下去！我的脑子里崩崩乱响，是绷紧的神经折裂的声音。我想到了田芳，我的心爱的人儿，我不能跳井，也不能一气之下撞死在身旁的柳树上，下来再说下一步吧！我硬着头皮，费了多大劲儿，才跨开了这屈辱的一步。

“咱们父子今日也许是最后一次见面。”父亲说，“我也不是小娃娃，我知道，今日撤回状子，明日你还会再寄，我今日给你把话说透彻，日后不管何年何月何日，一旦我在家接到法院的传票，就是我的丧期死日。我好坏是个懂点文墨的老朽，说这不是吓唬你！”

我的心沉到冰窖里去了。

他说，昨天晌午，县法院两位办案人员到家里调查时，他都要气疯了。等那俩干部一走，他给褡裢里悄悄装进一把剃头刀，就上路了，走了半天一夜，找到学校，本没打算再回去。他说我的离婚案件，把徐家几辈人积下的阴德全给羞辱了，他再没脸在杨徐村见人了！

我信父亲的话不是吓我，他是注重面子的，讲究礼义的，我提出的离婚的事，对他无异于晴天霹雳。我说服不了他，他也觉得无法再说转我，于是就只有拿出剃头刀子来。

我和父亲都搞错了，法院里欢迎自行消案，却不发还诉状，要存档的。父亲看着人家注销了案子，才咂着舌头走出门，他想死时做蒙脸的纸是得不到了。

回到学校，已经放晚学了。

田芳一眼就看出我的神色不好。晚饭后，我和她顺着小河弯曲的河岸散步。夕阳涂金，河岸边齐膝高的麦苗，绿茸的稻秧，叶儿上闪着晚霞的金光。散落在麦田里的桃树，毛桃儿结得蒜瓣儿似的，招人喜欢，我的心里却泛不起诗意来。

“老人来，出了什么事呀？”她着急了，“你说呀！我也好帮你出个主意。”

我说不出口。

“你觉得不好说的事，就不要说了。”她很贤明地说，“我只是劝你一句，无论什么事，都想得开一点，不要愁眉愁眼的。新社会了，还能有多大的事呢？”

她显然没有料到我的困难的严重性。这种局面，迟早要让她知道，再为难也不能不说清楚。我终于向她叙说了今天父亲来的举动。

“哈呀！这么点事，就压得你抬不起头来了？”她撇撇嘴笑笑，嘴角荡出一缕不在乎的神气说，“老封建家长都是这一套办法！我要跟大张村解除婚约，我爸把铡刀提起来，先往我脖子上砍，我跑了。他又砍自个，我妈一拉，他就扔下了，谁也没砍！全是这一套……”

“我的父亲，跟一般庄稼人不一样。”我向她说明我父亲的心性和脾气，“那可不是吓人的。”

“动真格的也甭怕！”田芳说，“慢慢来。没有斗争，就没有自由。我来上学时，俺爸就是挡道。他料定我一上学，订下的婚事就毕咧。我跑到我姑家，要了一床被子，就上学来了。现在，我上学了，和大张村的包办婚姻也解决了。要是我无论在哪个节口上一退让，我就被大张村圈住了。”

“我爸的思想，特顽固！”我说，“我没见过他那样顽固的人。”

“慢慢来。”田芳说，“再顽固的人，经得多了，见得广了，会慢慢开窍的。”

“我想毕业以后，咱们就结婚。”我说，“我是一天……也离不得你……”

“你给我念过一句古诗，意思说只要俩人心心相印，在不在一块，没啥关系。”她盯着我的眼睛说，“那句诗怎么说？”

“两情若是久长时，何必在朝朝暮暮。”我说了一遍，似乎觉得憋闷的心里透出一点松活的缝隙来，“我……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鸟儿，好容易飞到蓝天上去了，哪怕被雷电击死在空中，也不会自己重新钻进笼子去！”

“那你愁什么呢？”

“我只怕离开你。毕业后……”

“毕业了，分配了，都在本县，见面有多难呢？”

“我想天天见到你，永不分离！”

“你又来了……何必在朝朝暮暮！”

父亲接连着写来三封信，要我回家，而且要我至少每个月回一次家。我不能忍受了，我找到舅家，向我舅舅说明了原委，我已经向他作出了让步，如果他对我逼得太紧，我也可能拿起剃头刀子的；他的下一封逼我的信，可能就是我的蒙脸纸；他把我逼死了，那个媳妇也就不会在徐家门楼待下去了；把我逼死了，他可能在杨徐村更不好活人了！

舅舅是个胆小人，怕真的酿出人命来，劝了我，又立即跑到杨徐村去找我爸我妈，把我的话传过去……果然有效，父亲再没有来信催逼我回家。

僵局就这样保持着，谁也不退让，也不进攻。任何一方的进攻或退让都可能打破僵局，但谁也没有这样的表示。我相信我会撑到底的，甚至用年龄的优势来等待对方——父亲。一直到我在师范学校修业期满，甚至在我工作了二年的时间，这种僵局一直维持不动。

毕业离校的前一晚，我和田芳难分难离。我们坐在山门镇旁边的小河边的一棵大柳树下，有多少话要说呀，临了却什么也不想说，啰嗦的嘱咐显得毫无必要，彼此完全已经心知了。一切最动人的语言都显得那么不精确，也缺乏力量，都不足以确切地表述我的依恋之情，一切依恋之情都融化在无声的信任之中了。初恋时的心的探询，如山瀑一样迸发的热烈的倾慕的话，颤抖着的感情的波浪，全都归于一种生死相依的明彻的无言状态里，她依偎着我，我偎依着她，亲吻是深沉而强烈的，却不像初恋时那么疯狂和如痴如呆，心的交流要比语言的交流准确得多。

我们挽着手，在河边的沙滩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在沙滩的草地上坐下来，仰望星空，倾听河水在夜间发出的清脆的响声，感受大地在夜幕笼罩下的均匀迷人的呼吸……直到黎明的晨曦照亮秦岭群峰当中最高的那座峰颠的时候，我把一条精心写就的纸签送给她，那上面写着她喜欢的一句古词：两情若是久长时，何必在朝朝暮暮。她送给我的，也是那一句古词，而且是用绿色的丝线绣扎在一块白布上的。那块白布中间，两颗重迭在一起的心的图饰，用的是红色的丝线扎成的。

有这样一件信物揣在我的怀里，父亲怎么能撑持得过我呢？

我没有料到，生活急骤发展的浪潮，一下子把我冲得丧魂落魄，完全陷入灭顶之灾……父亲竟然胜利了！

惑惶

我成了右派。

详细告诉你我怎么当了右派的细枝末梢意思不大。不过，于今想起来我只觉得我当时太傻了！

仅仅只是因为一句话，我说了校长一句“好大喜功”的话，却付出了二十多年的代价——生命的代价呀！

我真是太傻了！那年暑假，县里把小学教师集中在县一中里“鸣放”时，当时报纸上已经对右派进行反击了，我是抱着反击右派的决心去参战的，结果自已被弄成了右派。

我们学校新提拔的校长，就是我在师范进修时的同班同学刘建国，我俩一同分配到县西的牛王砭小学，他在速成二班当班长时，已经是学校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学生党员之一。毕业后工作了一年就转正为正式党员了，第二年就提拔为牛王砭小学的校长。他鼓励我要大鸣大放，要起带头作用。我很信任他，不仅因为他是我的老同学，重要的是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经他介绍，已经获得通过，正在预备期经受考验，他的话我是完全信赖不惑的。我除了猛烈地反击储安平对新社会的污蔑之外，对改进我们学校的工作也鸣放了一些意见，说校长刘建国有些好大喜功的话，就是那些意见中最尖锐的一条，祸就从此惹下了。

我现在也搞不清这是不是刘建国对我设下的圈套？他当时鼓励我“鸣放”是十分真诚的，说我们不仅是老同学，而且是在同一个岗位上战斗，应该把珍贵的礼物——意见，直言不讳他讲出来，帮助他改进牛王砭小学的领导工作，这不仅是老同学的关系，而且是对我的重要考验，我信下了。我和他在速成二班进修时，同学们对他在政治上的坚定，工作上的积极表现，没有不佩服的，只是有点好大喜功，这影响了他在同学中的威信。到牛王魔小学工作以后，尤其是在他当了校长以后的半年中，教师们私下的议论就很明显了，主要还是这一点毛病。我曾经不只一次在和他的闲聊中给他提示过，他也不反感。可是，当我在“鸣放”大会上正式当作一条意见讲出来以后，居然变成了“攻击党的领导”！

刘建国找我谈话，说他冒着风险替我辩解，领导小组才将我定为“中右”，要是搁在其他人身上，有十个我就会定成十个“极右”了。我没有被发落到农场去劳改，而是仍回原单位接受监督改造。

我重新回到牛王砭小学的时候，这所我十分喜欢的小学对我来说变得陌生了，我的预备党员被取消了。我也不能再任高年级毕业班的班主任，而是代一些“地理”、“自然常识”之类的副课。没有多久，任何课也不能带了，让我打铃，烧开水，扫院子，完全变成工友了。

世界上的许多事，都是第一次留给人的印象最深刻，三五次以至数年累月以后，就习以为常了。我第一次牵着麻绳撞击吊在学校院中那棵槐树上的铜铃的时候，看着一个个男女教师走出办公室，端着教案和粉笔盒走向教室的时候，我想应该立即去自杀！当工友还有一件重要职责，每天给校长和教务主任送三次开水，教员们的开水是自己到开水房里去打。我第一次给校长刘建国送开水的时候，提着水壶，站在门外，又想到了自杀！我硬着头皮推开门，他从办公桌上拧过头来，也有点不好意思，慌忙站起，接住我的水壶，说：“我的水……你甭送了！”我的心里感到一种被知的委曲，真想痛哭一场。当我再送去开水的时候，我也自然了，他也自然了，随后就一切都习以为常了，甚至我推开门，放下水壶，直到走出门，他连头都不抬起来。

小学校设备简陋，没有餐厅。我打过吃饭的铃声，教员们就到小灶房里买了饭，围成一个圆圈，蹲在院子里吃饭。这个时候，是学校里教师们之间最活跃的时刻，一边吃一边聊，尽是各班学生中的洋相和趣闻。我没有勇气再和大家蹲到一起去渡过这轻松愉快的时刻，我总是等那些熟悉的说笑的声音消失以后，才拉开门，端上碗，到小灶房里去吃最后一份饭，好在炊事员杨师傅总不会忘记我。当我端着已经不那么热乎的饭菜走回自己的住屋的时候，我又想到了应该自杀！

我能得到的唯一安慰，是田芳留给我的那件信物。我晚上打过熄灯铃之后，躺在我的小住房里，爬在枕头上，就摸出那个绣扎着那句动人心魄的古词的白布，眼泪就涌流出来，滴在那两颗重迭着偎依着的心的图案上。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县一中的“鸣放”会期间，那是我们毕业以后的又一次难得相聚的机会。后来，当我被宣布为“中右”时，她的惊恐并不在我之下。那天晚上，我被监护着，无法与她相会。我想立即向她诉叙这一切变化的由来，心情十分迫切，却不能单独自由来去了。直到“鸣放”会结束那天，她来到我们小组住宿的地方，帮助我捆被子、却不说话，我看见一滴一滴的泪水滴在捆扎被子的白色线绳上。捆完之后，我没有勇气看她一眼，低着头，懊丧地等待她开口。她没有告别，就走了，当我抬起头来，只看见她闪出门口时的一个背影。

当我回到学校，打开被子，发现有一张小纸条：

我真想打你……你太叫人想不到了！

我永远等你！

我真希望她抽打我，不是用手，而是用皮绳或者木棍，狠狠地抽打我，我在这亲人的抽打中才能得到一点负罪的解脱。

我天不明就爬起来扫地，而且尽量不扫出声响，以免惊醒正在酣睡的教师。我一天不是三次而是不计次数地给主任和校长打水，接着给所有教师都送水到房间。我打扫了院子，又自动去打扫厕所，教员厕所和学生厕所。我拣来好多烂砖头，把小灶房和走道之间的泥路铺接起来，使教师们下雨天来打饭时不踩泥水。我烧完开水，就拣尚未烧烬的煤渣儿，节约开支。我帮炊事员杨师傅洗菜，涮锅。总之，从天不明爬起来到打过熄灯就寝的铃声，我不使自己有一刻钟的闲歇时间。我想向全校一切人，校长，教导主任，男女教员，学生以及炊事员，用我的不懈的努力，证明我改造的诚心。我的老同学刘校长给我谈过，要认真改造，争取重新做人，我要用诚恳的行为，赎回我的原罪。我渴望重新做为一个人的心情越强烈，我表现出来的改造的心意就越诚恳。我甚至觉得这个六七百名师生的学校里的杂务太少了，不够我表现。

过了一年，没有人找我谈一谈我改造得怎样了？我有点急，又不敢流露出来。这天，刘建国把我叫到他的房子，对我说：

“你这一年的表现不错，同志们反映好。”

我的心扑扑直跳，做人的出头之日到来了吗？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向他做出一个感激涕零的笑，却说不出话来。

“你的行动表现了你的决心。”刘建国说，“可你心里怎么想的呢？你应该向党表示一下。”

我的心又慌乱了，行动和内心难道不一致吗？我忙说：“什么时候表决心呢？”

我知道，这个时候，社会上已掀起一个“向党交红心”的运动，学校里早已刷上大红标语了。教师们每天下午开会，向党交心，我没有资格参加会议，只是埋头杂务。刘建国校长让我向党交心，我终于有了一个向全体教师剖白自己的机会。我一夜没有睡好觉，把那个发言稿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一定要把自己的错误思想深刻地自我批判，争取早日拿起象征着人的标志的教案本来。

第二天下午，当我把自己狠狠地批了一通，狠得我痛哭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确轻松了一下。紧接着是大家的评议，第一个人的发言之后，我就没有眼泪可流了，随之而起的争先恐后的发言，一个比一个激烈。没有一个人提及我做了许多不属于我做的事。没有一个人说我表现过哪怕是一分的改造的诚意，而是对我说过的那句反党言论——好大喜功的话，重新进行批判，甚至比“鸣放”会上订我“中右”时的气氛还要严厉，火力还要猛烈。有人在分析我的反动言论的根源时，说我本身就是一个不纯洁分子，生活作风有问题……

我彻底垮台了。我回到自己的小房子里，一头就栽倒了。我又犯了一个错误，把自己的罪行看得太轻松了，尤其是把时间的概念完全弄错了。想重新做人，远得看不到头哩！我浑身没有一丝儿劲了。人的绝望，就产生于这种迷茫之中。我坚决自杀！

打过熄灯铃儿，我插了门，第一件事就是给田芳写信。我拔开毛笔帽儿，在红格白纸上写下一个“芳”字的时候，眼泪就糊住了眼睛。我听见敲门声，慌忙收拾了纸笔，拉开门扣儿，门外站着刘建国校长。

这是他第一次走进我的“工友室”，坐在一只椅子上，很关切地问：“思想压力很大吧？”

我抬起头，看见他很诚恳的关切人的脸色，不过，我觉得实际上已经没有压力了。当我一心想通过无休止的劳作来争得重新做人的权利的时候，我的心头压力很沉重；当我从“交红心”会上走回小房子，觉得永远也难得出头之日的时候，就绝望了；绝望了，反倒没有压力了。我苦笑一下，垂下头。

“同志们的分析，不是完全合乎实际。”刘建国说，“关键是你应该有一个正确态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我没有抬起头，又苦笑一下，我该怎样做到“无则加勉”这样纯正的心理修养的境界呢？我现在希望他走开，不要跟我谈话。我要处理我急切处理的事，给田芳写信。我应酬说：“我明白。”

“明白了就好，你明天继续‘向党交红心’。”他说。

“还……”我猛然扬起头，还没完呀？我只说这就完了，明天还要……我说，“我今天讲了我心里话，明天还讲什么呢？我把自己心里的话都交出来了……”

“同志们不满意啊！意见很大咧！”他用一种假借的口吻说，“比如你的婚姻问题，好多人议论纷纷，你……”

“这与我的罪有啥相干呢？”我打断他的话，“我是包办婚姻，婚姻法上规定过的不合理婚姻。我在师范进修时，你完全了解情况，你当时也支持我离婚……”

“情况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嘛！”刘建国说，“同志们现在认为你不仅政治上反动，生活作风也有问题、看来任何事情都不是孤立的。生活作风的腐化，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你应该在明天‘交红心’时，深刻地挖一挖思想根子……”

“怎么能说成生活作风腐化呢？”我说，“田芳，我和她的关系好，可俺们没有……越轨的行为。再说，田芳也是贫农的女儿，她怎么会将我腐化了！我搞不清了。”

“你不了解她。”刘建国说，“这个人，有很多优点，也比较轻浮。她向我……我拒绝了！后来，在她入团时，我到她们村里去了解情况，党支部介绍说，她爸旧社会在西安混荡，收拾下一个没来历的女人，有人说是……窑子！”

我的天啊！田芳的母亲有人说是窑子，田芳被刘建国看成了轻浮的女子，于是就将我腐化成反党的右派了！难道就是要我明天在“交红心”会上这样去揭根子吗？我忽然记起，田芳当着我的面，焚烧刘建国的第五封求爱信的情景，谁更可靠呢？

刘建国走了以后，我再次插上门，掀开墨盒，拿起毛笔。坚决割断和田芳的关系，越早越快越好。我无出头之日的指望，田芳不能真的等我一辈子。我知道，任何劝解她的道理都无济于事，只会招来她对我的更深的依恋。必须找到最狠毒的恶言秽语，骂她一个狗血喷头，才能遏止她朝我跳动的心。我找不出这样一个词来，我想给她按一个不好的毛病也找不到。我忽然想到刘建国刚才的话，只有他才能想到的话，此刻帮了我的忙，我咬着牙，大约把嘴唇都咬破了，血滴在信纸上，却没有感觉到疼痛，信纸上留下一行罪恶的墨迹：

“你妈是个窑姐，你把资产阶级思想传给我，将我腐化了……”

第二天，在又一次“交红心”会上，我只是机械地重复着一句话：“我没有红心。我是颗黑心，反党的狼心狗肺，请大家批判……”我成了一节没有知觉的木桩，任凭四方的污言秽语朝我脸上泼来，而于心不惊了。

这天晚上，我用一条捆书的细绳合了几股，使它可以负起我的重量，挂上了房梁，在我把头伸进去的时候，心里竟是安详的。当田芳接到我的信时，也许同时就听到了我的死讯，她会憎恨我；憎恨我，比恋着我好；于她也好。

我没有死，当我恢复知觉时，才知道把我从另一个世界拉回这一个世界的人，竟然又是刘建国。他是一个细心的人，成熟的人，早已看出我“神色反常”，悄悄地防着我了。我不想感激这位救命恩人，倒憎恶他了。

死讯惊动了几十里外的父亲，他惊慌失措地赶到牛王砭小学里来了，一来，先抽了我两个耳光……

这下该信我的话了

父亲推开门，在门口站住了。

我正坐在桌前，抬起头，看见父亲苍白的鬓发，惊急气恨的眼色，就慌忙站起来，去找椅子。我的房子，变成学校的小库房了。办公桌上堆满一摞摞教案本和剩下的课本，垒着粉笔盒子，墙角堆着一捆稻黍管帚和葛藤编成的簸箕，地上放着两只木箱，装着篮球，杠铃，跳绳一类体育用具，那把椅子上，也搁着前几天刚购置回来的羽毛球拍和跳棋盒儿。整个小房子里，只有我栖身的一块窄窄的床和一把坏腿椅子闲着。我想把那稍好点的椅子腾下来，刚走出一步，父亲的巴掌就抽到我的脸上了——

“啪！啪！”连续两下。

父亲第三次举起巴掌的时候，被陪着他走进门来的刘建国校长拉住了。他按着他的肩膀，使盛怒的父亲在那把坏腿儿椅子上坐下。他说了一席安慰父亲也安慰我的话，就走出门去了。

我在凌乱得像个狗窝的床铺边坐着，垂下头，挨过抽打的脸颊烧辣辣的。我没有料到父亲会以耳光和我见面，却也没有惊慌失措。我第一眼看见他从门口走进来，真慌乱得不知如何是好，该怎么向他说明白我的处境，这一切的由来？他的两巴掌打过之后，我的心反倒安静了，不必再向他作任何解释了。我的父亲，在我的记忆中，很少对我表示过亲昵，微笑都稀少得像旱季的雨星儿，更没有通常家庭里父子间的嘻嘻哈哈了。然而他也没有动过拳脚，没有像一般粗庄稼汉和儿女们亲近时没大没小，生气时又动手动脚，骂出一串串秽言污语。他不苟言笑，也不打骂，常是冷着脸教给我怎么说话和待人。今天，他抽我耳光了，两下。

我坐着，低垂着脑袋，我成了右派，成了打杂的工友，我刚刚被旁人从房梁上的绳套里救下来……我开不得口。父亲也没有开口，我能听见他很粗的喘气声。

父亲端坐在椅子上，没有问我为啥上吊，也没有劝解，用压抑着的口气说：“你把我写给你的那两字拿出来。”

慎独！我到师范学校去进修的前一晚，父亲临行时写下的嘱言，我后来当作可笑的废物焚烧了。现在想到这个嘱言，我的心猛然一震，更加抬不起头来，就吱唔说：“毕业时……弄丢了……”

“丢了！哼！丢了！”父亲悻悻地自问自答，“这下你该明白那两字的意思了！”

我早就明白那两字的意思，要谨慎，尤其是单身独处时，一切都要慎重，时时刻刻都要谨慎从事，包括言，也包括行。我的名字是父亲给起的，慎行就是这意思；我弟弟的名字也是父亲给起的，叫慎言，还是这意思。我在进入师范学校进修以后，父亲自幼给我心理上设起的防护堤，被新的生活的浪潮一节一节冲垮了，我既不慎言，也不慎行了。老师和同学们都说我从封建桎梏下脱胎成一个活泼泼的新人了。现在，父亲，以毫不疑惑的语气说的话，证明了他的正确和我的失败。叫我想，他此刻有更多的话可以说了，譬如说，如果在说话时慎重地考虑一番，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那么今天就不会是这样的局面了，如果在决定给新任的刘校长提意见之前，慎重地考虑一下这种行动的不好的后果，那么，今天也就不会落入这种尴尬的局面。如果……那么……父亲完全可以以胜利者的姿态教训我；如果把我的话在心里稍微当一点子事儿，那么也就不会自寻苦吃了。我想，父亲一定想这样说，也完全可以这样说，可他没有这样说，只是问他写下的“慎独”的嘱言，让我自己去想想。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父亲沉吟着，“谁都明白这道理，谁也难身体力行。图得一时馋嘴而染病，图得一时畅快而招祸……”

我心里痛苦极了，自从遭祸以来，我耳朵里灌进的全是严厉的批判反驳的正言义辞，没有一个人解析我的提意见的真实动机。现在，父亲用他的处事哲学来替我刨根溯源时，我仍然不能服气，心里有一个可怜的声音在叫着“冤枉”。我对父亲说：“‘鸣放’会上，县长，教育局长，都到会上来作报告，动员我们要‘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是每个党员和干部的革命责任心强不强的大问题’。我是人民教员，革命干部，又是预备党员，怎能不听党的话呢？我……”我又说不清了。

“我一辈子只求自己善处独身，不问人过。”父亲说，“我管不了别人：哪怕男盗女娼，我也无力管约。我只求自己做一个正人君子……”

“党章上批评的就是这样的思想。”我不能同意父亲的活，抱屈地说，“党要求每个党员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不能不是洁身自好，我是预备党员，我听党的话……”

“这个话你该问自己，怎么回事？”父亲并不觉得我有什么委屈，反而直挖我的心底，“我不是预备党员，不懂党的规矩；你是，你也懂，你说为啥？”

我说不清为啥。我虔诚地拥护“大鸣大放”和“反右派斗争”，却没有想到自己会是一个右派。我自己成了右派，也没有丝毫的异议怀疑反右斗争的偏颇。这样，我处于痛苦之中。即使处于痛苦之中，也不能重新接受早已听得心烦耳腻的父亲的处世哲学，经从我心里被荡除出去的陈腐发霉的东西了。但是，不管造成我的这种结局和处境的原因如何解释，而结论却正好证明了父亲的正确。

“我也不想再说这事了，说也迟了，无用了，于事无补了。”父亲此刻平静下来，一种世故的平静，“我想过了，君子不吃后悔药。你也甭太难过。不能做先生，那就当农夫。回乡务农，自食其力。‘人到无求品自高’哇！”

我苦笑一下，告诉他，新社会的人民教师，是有组织性儿的，不像旧社会做私塾先生，愿意受聘即去，不愿受聘就不干，一切要听从教育局的调拨安排。

“那么，现在安排你做什么事？”

“打铃，扫地……”

“打铃扫地就打铃扫地，总没判你死刑吧？”父亲倒显得不大在乎，“你愿意打铃扫地就在学校打铃扫地，不愿意打铃扫地了回家去务农。你要再想死，先给我招呼一声，让我跟你娘先死，你把俩老人埋葬了，再死不迟。让我跟你娘给你抬棺下葬，你良心上能过得去？”

我的心里阵阵发酸，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我们父子间平时很少这类骨肉情长的交谈。我看见了他的白发，他的苍老的脸，虽然像过去一样严峻而死板，毕竟因为垂暮的神色令我醒悟出自己对家庭责任了。我真想放声痛哭一场，无遮无掩，痛痛快快地放开喉咙大哭一场。

“我没有力气来搬你的尸首了。”父亲淌着泪，却说着这样凄惨绝情的话，“我也不会让杨徐村的乡亲来搬尸。你日后怎样活人，自己想想吧！我的话你不听，‘子大不由父’。我也管不上了！”

他要走，我也没有实心挽留。我在学校的这种低下的处境，他也没有脸面再待下去。我送他走上那条爬上东源的官路时，看着他拄着一根粗劣的手杖——实际是一根树枝一缓缓走去的步态，我可怜起他来了，狠狠地捶打自己的胸脯，我落到一种怎样的地步？学校里把我当作不忠诚分子，父亲也把我当作叛逆者，我算一个什么东西呢？

晚饭以后，校园里呈现出一种松懈下来的恬静的气氛，教师们有的提着水壶，懒洋洋地迈着步子到水房里去打水，或泡茶喝，或羼成温水擦身，再不像上课时那匆匆急急的样子了。有的教师在槐树底下下象棋，有的在井台上洗衣服，谁的舒悦的笛声在一排排教室之间缭绕。我关好开水炉，就提上锨和扫帚，去打扫厕所，这是清除师生们排泄物的最佳时空。

“徐慎行，你出来——”

天哪！田芳在喊我！我手中正在便池里掏挖的铁锨掉在地上，眼前一黑，我差点跌到屎尿池子里去了。我跌倒在墙上，那炸雷一样轰击我耳膜的余音还在回荡，心儿慌乱不止，我几乎被震昏了。

“徐慎行，你出来——”

我无处躲，又无处逃，从再次响起的声音判断，她就堵在男厕所的门口。我自发出那封臭骂她的信以后，就没有再想过还会和她相见，偶然的相遇也许不能排除，有意找我的事，大大出乎我的预料，我捂着良心和为人的道德，向她脸上泼去了多么脏的东西！我无脸见她，也不想再做解释。我要她永远恨我，甚至鄙视我，都比依恋我更好……我惶惶然从厕所门里走出来，做好了挨耳光的精神准备。

我一走出厕所门，就看见一双愤怒的火燃烧得痛苦不堪的眼睛，我立即低下头，再不敢看了。她在看见我的最初一瞬，身子微微颤抖了一下。不容我多想，我就听见一声吓人的喝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