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有位书生，自称是苏东坡的崇拜者。有人问他：你是喜欢苏东坡的诗词呢，还是喜欢他的书法？书生答道：都不是的，我喜欢吃东坡肉……东坡肉炖得很烂，肥而不腻，的确很好吃。但只为东坡肉来崇拜苏东坡，这实在是个太小的理由。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第20期《三联生活周刊》杂志。
《王小波全集》 第二卷驴和人的新寓言
在一则寓言里，有两个人和一头驴走在路上。这两个人是父子关系，这头驴是他们的财产。这故事很老，想必你已经听过，但都是从人的角度来讲的，现在我把它从驴的角度重新讲过。对于四足动物来说，能在路上走总比被拴在树上要强。何况春日融融，两个人都没有骑在它身上，所以它感到很幸福。我不知道驴子知不知道这样一句古话，叫做“乐极生悲”，但这意思它绝不陌生。走着走着，遇到一伙人，嘀咕了几句，儿子就骑到它身上来了。读过这则寓言的人必然知道，他们遇到了一伙农妇，她们说，瞧这两个笨伯，有驴不骑，自己走路。按照人的概念，这伙娘们是在下蛆、使坏。但驴子毫无怨言：它被人骑惯了。
文章写到了这里，我忽然想到要做点自我介绍。我是个半老不老的学究，已经活满了四张，正往五张上活着。我现在是个自由撰稿人，过着清贫的生活。我挣钱不多，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既没有洋房，也没有汽车。我的稿子发在刊物上，只有光秃秃的一个名字，没有一对括号，里面写着美国。基于这些状况，我和那头驴一样知道自己傻，写个文章也本分，决不敢起那种取巧的题目：“人眼看驴”，或者“第三只眼睛看中国”。闲话少说，让我们来讲这个故事：驴载着人往前走，又遇到了第二伙人，又嘀咕了几句，儿子就从驴背上下来，换了老头骑着。驴子知道自己傻，所以谁爱骑谁骑，它一句话都不说。
在寓言的原本里，驴子遇到的第二伙人说：瞧这少年人，骑在驴身上趾高气扬，让老父亲在后面跟着。人心不古，世道浇漓，到了何等地步。老年人的屁股硬一些，但对驴来说也没有什么。糟就糟在又遇上了第三伙人，这是一伙少妇，七嘴八舌地说：这个老头太可恨，自己骑驴舒服了，全不顾自己的孩子，让他拿两条腿来撵你们四条腿。从驴的角度来看，这话讲得没道理，什么“你们”？这四条腿都是我的！既然此驴不骑不可，谁骑也不可，两个人商量了一下，干脆就一齐骑上。一只小毛驴，背才是多大的地方。老头骑着脖子，小孩骑着屁股。驴子难免要嘀咕道：我就是傻，你们也不能这么欺负我。你来试试看，这让我怎么走路？
我既是个学究，就要读书。现在的书刊内容丰富，作者名字前面有括号的全是重要文章。有的谈新儒学，有的谈后现代，扯着扯着就扯到了治国之策。当然，这路文章的实质不是和我们商量怎么受治之策，而是和别人商量怎么治我们，这就和驴耳朵里听见人嘀咕一样，虽然听不懂，但准知道没好事。当年前苏联解体，有美国人乘飞机跑到俄国去，出个主意要大伙休克——他自己当然不休克。再早些时候，红色高棉打了天下，中国就有人给他们出主意，那就不止是要人家休克。总而言之，我看到带括号的文章，满脊梁都是鸡皮疙瘩，联想到那寓言的最后一幕。
这头驴又遇到了最后一伙人，这些人对骑驴者说：两人骑一头驴，你们想吃驴肉吗？从驴的角度来看，挨杀被吃肉倒也好了。骑在驴背上的人跳下驴背，一个揪耳朵，一个扯尾巴，把它四条腿捆在一起，穿过一根大杠子，倒扛起来，摇摇晃晃地上了路。那驴头在下，脚在上，它又不是蝙蝠，怎能待得惯。何况它四个蹄子痛入骨髓，所以大叫起来，但编寓言的人不肯翻译一下它喊些什么。我这篇文章要替驴说话，所以当翻译义不容辞——它喊的是：我得罪谁了，你们这么捏咕我！前苏联境内的休克者，高棉境内的冤魂也都这么嚷着。编寓言的人还编出一个寓意，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考虑到驴的惨状，真不知是何心肝。我的寓意却是：“闭上你的臭嘴，让别人走路。”当然，还有个寓意也说得通：别当驴受人捏咕，要当捏咕驴的人——就算损人不利己，起码也赚了个开心。但这种寓意只适于狠毒的人。
《王小波全集》 第二卷愚人节有感
我写这篇文章时，正逢四月一日，哪天登出来我就不知道了。这一天西方的报刊总会登出些骇人听闻的新闻，比方说几年前，英国一家有名的科学刊物登出一则消息说：英国科学家把牛的基因和西红柿的基因融合在一起，培育出一种牛西红柿。这种西红柿吃起来当然是番茄牛腩的味道。西红柿的皮扒下来可以做鞋子，有些母的西红柿会滴下白色的液体，可以当牛奶来喝，也可以做乳酪。午夜时分从西红柿地边上经过，可以听见阵阵牛鸣，好像是闹鬼一般。咱们国家的一些报纸转载了这条消息，还敦促我国的生物学家一定要迎头赶上——但他们好像还没赶上，因为市面上没有卖西红柿皮鞋的。这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可能还有人记得。今天英国报纸上有一则古怪新闻，说要割让他们的北爱尔兰来换我们的香港，这居心何其毒也——谁不知道北爱尔兰是老大一堆的麻烦。早上我打开电子信箱，发现有一老友发来《妖魔化中国》一书的摘要和背景材料，要我写篇评论文章，登时把我气得脸青——这种娄子我捅过了一次还不够么？想要害死我也不是这么种害法嘛！后来看看日历，火又消了。今天是愚人节呀。
虽然今天是愚人节，我也不敢再妄评新书了。说本老书吧。我看过的第一本“字书”是《吹牛大王历险记》。说老实话，这书还不能算完全的字书，因为有一半是字，另一半是画。其中有些故事很适合在今天讲：吹牛大王在森林里打猎，遇上一头鹿，可叹的是手边没有子弹，只好把樱桃核发射出去，打在鹿额头上，鹿跑了。过几天在森林里遇到该鹿，它头上长出了一棵樱桃树。大王一枪把它放倒，饱餐了一顿烤鹿肉加一顿鲜樱桃。假如这是真的，很有必要给每个人头上都打进一颗樱桃核——出门不用带阳伞了。另一个故事更加神妙：吹牛大王在森林里遇上了一只美丽的狐狸，就是用最小号的枪弹去打，也难免会伤损皮毛。他射出了一根大针，把狐狸尾巴钉牢在树上，然后折了一根树条，狠揍了狐狸一顿。狐狸吃打不过，只好从它自己的嘴里跳出去跑掉了。吹牛大王得到了一张完美无缺的皮毛——至于那没有皮的狐狸怎样了，故事里没有讲到，我想它应该死于肺炎——没皮的狐狸很容易着凉。但这么一讲又很没意思了。在愚人节里我想到这么一个道理：要编故事，就不妨胡编乱造——愚人节的新闻看起来也蛮有意思。要讲真事就不能胡编乱造：虽然没意思，但是有价值。把两样事混在一起就一定不好：既没有意思，又没有价值。当然，这篇有感正好是把两样事混在一起来讲。所以它既没有意思，也没有价值。
《王小波全集》 第二卷摆脱童稚状态（1）
在李银河所译约翰•盖格农《性社会学》一书中，第十七章“性环境”集中叙述了美国对含有性内容的作品审查制度的变迁，因而成为全书最有神采的一章。美国在二次大战前对“色情作品”的审查是最严的，受到打击的绝不止真正的色情作品。就以作家为例，不但海明威、雷马克有作品被禁，连最为“道学”的列夫•托尔斯泰也上了禁书榜。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的禁书榜上不但包括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等等，拉伯莱斯的《阿拉伯之夜》和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也只能出节本。事有凑巧，我手上正好有一本国内出版的《西线无战事》，也是节本，而且节得上气不接下气。这种相似之处，我相信不仅仅是有趣而已。以前我们谈到国内对书刊、影视某些内容过于敏感时，总是归因于中外国情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假如拿美国的三十年代和现在中国做个对比，就很容易发现新的线索。
自一次大战后，美国对色情作品的检查呈稳步上升之势。一方面对性作品拼命压制，一方面严肃文学中性主题不断涌现，结果是从联邦到州、市政府开出了长得吓人的禁书书单。遭难的不只是上述作家，连《圣经》和莎翁的戏剧也只能通过节本和青少年见面。《圣经》抽掉了《雅歌》，莎翁抽掉了所谓猥亵的内容，结果是孩子们简直就看不明白。当然，受到限制的不仅是书刊，电影也没有逃出审查之网。在电影里禁止表现娼妓、长时间的做爱，禁止出现裸体、毒品、混血儿（！！）、性病、生育和嘲笑神职人员的镜头。
当时严格的检查制度有其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一切对性的公开正面（非谴责性）的讨论都会导致性活动的泛滥，因为性知识是性行为的前兆。这就是说，性冲动是强大的，一受刺激就会自动表达出来。与此相辅相成的是另一个理论：性是危险的，人是薄弱的，必须控制性来保护人。这种观点和时下主张对文学作品严加控制的观点甚是相似。在我们国家里，现在正有人认为青少年的性犯罪和书籍、录像带有关系，还有一些家长反映孩子看了与性有关的书刊，影响了学习，因此主张对有性内容的书刊、录像严加限制。
但是在我看来，像这样的观点因为是缺少科学训练的人提出的，多少总有点混乱不清的地方。比方说二十年代美国这种理论，在科学上我们只能承认它是一种假设，必须经过验证才能成立；而且它又是一种最糟不过的假设，定义不清，以致无法设计一种检验方法。我在报刊上看到一些统计数字，指出有多少性犯罪的青少年看过“不良”书刊或者黄色录像带，但是这样立论是错误的。实际上有效的立论应是指出有多少看过“不良”书刊的青少年犯了罪。在概率论上这是两个不同的反验概率，没有确定的关系，也不能够互相替代。至于家长说孩子看了与性有关的书刊，影响了学习，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因果模型——看某些书刊→影响学习。有经验的社会学家都会同意，建立一个可靠的因果模型是非常困难的。就以前述家长的抱怨为例，首先你要证明，你的孩子是先看了某些书刊，而后学习成绩才下降的；其次你要证明没有一个因素既影响到孩子看某种书，也影响到孩子的学习。我知道有一个因素要影响到这两件事，就是孩子的性成熟。故而上述家长的抱怨不能成立。现在的孩子营养好，性成熟早，对性知识的需求比他们的父母要早。据我所知，这是造成普遍忧虑的一个原因。假如家长只给他们馒头和咸菜吃，倒可以解决问题（使其性成熟期晚些到来）。以上论述要说明的是，关于色情作品对青少年的腐蚀作用，公众从常识的观点得出的结论和专家能做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倘非如此，专家就不成其为专家。
当然，人们给所谓色情作品定下的罪名不仅是腐蚀青少年，而且是腐蚀社会。在这方面书中有一个例子，就是六十年代的丹麦实验。1967年，丹麦开放了色情文学（真正的色情文学）作品，1969年开放了色情照片，规定色情作品可以生产，并出售给十六岁以上的公民。这项实验有了两项重要结果：其一是，丹麦人只是在初开禁时买了一些色情品，后来就不买或是很少买，以致在开禁几年后，所有的色情商店从哥本哈根居民区绝迹，目前只在两个小小的地区还在营业，而且只靠旅游者生存。本书作者对此的结论是：“人有多种兴趣，性只是其中的一种，色情品又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侧面。几乎没有人会把性当作自己的主要生活兴趣，把色情品当作自己的主要生活兴趣的人就更少见。”
丹麦实验的第二个重大发现是色情业的开放对某些类型的犯罪有重大影响。猥亵儿童发案率下降了百分之八十，露阴癖也有大幅度下降。暴力污辱罪（强奸，猥亵）也减少了，其他犯罪数量没有改变。这个例子说明色情作品的开放会减少而不是增加性犯罪。笔者引述这个例子，并不是主张什么，只是说明有此一事实而已。
美国对色情作品的审查浪潮在二次大战后忽然退潮了。本书作者的观点是：这和美国从一个保守的、乡村为主的单一清教国家，转变成了多元的国家有关。前者是反移民、反黑人、反共、排外的，社会掌握在道德警察手里；后来变成了一个都市化、工业化的社会，那种严格检查的背景就不存在了。这种说明对我们甚有意义，我们国家也是一个以乡村为主的国家。至于清教传统，我们没有过。清教徒认为人本性是恶的，必须加以限制。我们国家传统哲学认为人性本善，但是一到了“慕少艾”的年龄，他就不再是好东西了。所以对于青春期以后的人，两边的看法是完全一样的。本书作者给出了一个美国色情开放程度的时间表，在此列出，以备参考：
早于四十年代：任何女性的裸体或能引起这类联想的东西，包括掀起的衣裙、乳头的暗示，都属禁止之列；
四十年代：色情杂志上出现裸女背影；
五十年代：乳房的侧影；
六十年代：出现乳头，《花花公子》杂志上出现女性阴部；
七十年代：男性生殖器出现在《维瓦》和《花花女郎》杂志上，女性的阴唇出现在《阁楼》和《花花公子》杂志上。
每当杂志走得更远时，审查员就大声疾呼，灾难就要降临，但是后来也没闹什么灾。所以这些人就落入了喊“狼来了”那个孩子的窘境。
《性社会学》这本书里把对影视出版的审查，看作一种性环境。这种审查的主要目标是色情作品，所以含有性内容的严肃作品在这里只是被“捎带”的。所谓严肃作品，在我看来应该是虽然写到了性，但不以写性为目的的作品。这其中包括了以艺术上完美为目标的文学、影视作品，社会学、人类学的专业书，医学心理学的一部分书。据我所知，这类作品有时会遇到些麻烦。从某种意义上讲，严肃的作家、影视从业人员也可以算作专家，从专家的角度来看审查制度，应该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
改革开放之初，聂华苓、安格尔夫妇到中国来，访问了我国一批老一代作家。安格尔在会见时问：你们中国的作品里，怎么没有写性呢？性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事呀。我国一位年长的作家答道：我们中国人对此不感兴趣！这当然是骗洋鬼子的话，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但是洋鬼子不吃骗，又问道：你们中国有好多小孩子，这是怎么一回事？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这些孩子不是你捏着鼻子、忍着恶心造出来的吧。当然，我们可以回答：我们就是像吃苦药那样做这件事！但是这样说话就等于承认我们都是伪君子。事实上性在中国人生活里也是很重要的事，我们享受性生活的态度和外国人没有什么不同。在这个方面没必要装神弄鬼。既然它重要，自然就要讨论。严肃的文学不能回避它，社会学和人类学要研究它，艺术电影要表现它。这是为了科学和艺术的缘故。然而社会要在这方面限制它，于是，问题就不再是性环境，而是知识环境的问题了。
《王小波全集》 第二卷摆脱童稚状态（2）
《性社会学》这本书描述了二十年代美国是怎样判决淫秽书的：起诉人从大部头书里摘出一段来，念给陪审员听，然后对他们说：难道你希望你们的孩子读这样的书吗？结果海明威、劳伦斯、乔伊斯就这样被禁掉了。我不知道我们国家里现在有没有像海明威那样伟大的作家，但我知道假如有的话，他一定为难以发表作品而苦恼。海明威能写出让起诉人满意的书吗？不能。
我本人就是个作者。任何作者的书出版以后，会卖给谁他是不能够控制的。假如一位严肃作家写了性，尽管其本心不是煽情、媚俗，而是追求表达生活的真谛，也不能防止这书到了某个男孩子手里，起到手淫前性唤起的作用。故此社会对作家的判决是：因为有这样的男孩子存在，所以你的书不能出。这不是太冤了吗？但我以为这样的事还不算冤，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比他还要冤。事实上社会要求每个严肃作家、专业作者把自己的读者想象成十六岁的男孩子，而且这些男孩似乎还是不求上进、随时要学坏的那一种。
我本人又是个读者，年登不惑，需要看专业书，并且喜欢看严肃的文学书，但是市面上只有七十二个故事的《十日谈》、节本《金瓶梅》，和被宰得七零八落的雷马克，还有一些性心理学性社会学的书，不客气地说，出得完全是乌七八糟。前些日子买了一本福柯的《性史》，根本看不懂，现在正想办法找英文本来看。这种情形对我是一种极大的损害。在此我毫不谦虚他说，我是个高层次的读者，可是书刊检查却拿我当十六岁的孩子看待。
这种事情背后隐含着一个逻辑，就是我们国家的出版事业必须就低不就高。一本书能不能出，并不取决于它将有众多的有艺术鉴赏力或者有专业知识的读者，这本书应该对他们有益，而是取决于社会上存在着一些没有鉴赏力或没有专业知识的读者，这本书不能对他们有害。对我来说，书刊审查不是个性环境，而是个知识环境问题，对其他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的。这一点是《性社会学》上没有提到的。二三十年代，有头脑的美国人，如海明威等，全在欧洲待着。后来希特勒把知识分子又都撵回到美国去，所以美国才有了科学发达、人文荟萃的时代。假如希特勒不在欧洲烧书、杀犹太人，我敢说现在美国和欧洲相比，依然是个土得掉渣的国家。我不敢说国内人才凋零是书刊检查之故，但是美国如果现在出了希特勒，我们国内的人才一定会多起来。
假如说市场上有我需要的书，可能会不利于某些顽劣少年的成长的话，有利于少年成长的书也不适合于我们。这一点与意识形态无关。举例而言，《雷锋的故事》这样的书对青年有益，把它译成英文，也很适合西点军校的学员阅读，但是对于那些秃顶教授，就不那么适宜。再比方说，《罗兰小语》、琼瑶的小说，对美国highschool的女生很适宜（可惜的是美国这类书已经很多了），但是对于年过四旬，拿了博士学位，在大学里讲社会学的知识分子就不适宜，如果强要他们读的话，大概会感到有点恶心。这种人甚至会读StoryofO，虽然你问他时他不一定肯承认。有人会争辩说，孩子是我们的未来，应该为他们做牺牲。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牺牲的代价是让成人也变成孩子。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未来。
现在美国和欧洲把成人和儿童的知识环境分开，有些书、有些电影儿童不能看。这种做法的背后的逻辑是承认成人有自我控制的能力，无须法庭、教会来决定哪些他能够知道，哪些他不能知道。这不仅是因为成人接触这些知识是无害的，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知识里有他需要知道的成分，还因为这是对成年人人格的尊重。现代社会的前景是每个人都要成为知识分子，限制他获得知识就是限制他的成长。而正如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里指出的，目前中国人面对的知识环境是一种童稚状态，处于弗洛伊德所说的肛门时期。也许，因为种种原因，特别是历史原因，我们眼下还不能不有一些童稚的做法。那么，下一步怎么办？一种做法是继续保持童稚状态，一种做法是摆脱童稚状态，准备长大。相信前一种做法的人，也相信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杜撰的口号——无知即力量；相信后一种做法的人，也相信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这“下一步”当然不是把日历翻过去就是的明天，但是，也不应当是日历永远翻不到的明天。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3年第6期《读书》杂志。
《王小波全集》 第二卷李银河的《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
李银河博士的新书《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近日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即将与读者见面。本书运用社会学方法，对当代中国人在性爱与婚姻方面的行为与规范，做了充分的调查与分析，并对照国外同类研究的成果，做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全书以实证调查为基础，结论可靠；主题为全社会所关心，行文流畅，描述生动，故而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
婚姻、家庭、性观念等等，既是社会学的重要研究题目，又是社会关心的热点。近年来，已有多种著述出现，其中有些文章出于记者作家的手笔，文辞华丽，行文生动，在唤起社会重视这类问题方面，有不可低估的贡献。美中不足之处在于对研究方法不大讲究，引征国外报道，又多根据非专业书刊。李银河博士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在写作此书前，又做了系列调查，所以本书的出版，正好补这方面的不足。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共通之处，就在于对所研究之题目，要有超过常识、超过一般水平的了解。换言之，社会科学也是专门科学。如其不然，何须要有专业人才。专业人士讨论问题，当有自己的独特观点。本书述及各类社会现象，首先努力正确度量，以求准确，而后利用各种有定评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后所得结论，也不妄做价值判断。作者的目的，在于把可靠的研究结果披露于社会，把评判的权力交到读者手里。正如其他学科的学者所做的一样，大家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只是客观地报告。一个发现一经报道，就与研究者没有关系。它的正确与否，自有实践和别人来检定。专业作者只求别人知道他的发现，却不肯做努力去感动别人，震撼别人。发现的正确与否，与读者的情绪无关。这种着眼点的区别，读者在读了李博士的书后自会有所体会。
李博士的某些研究中，使用了社会统计学较新的方法，比如随机抽样、LOG-LINEAR、LOGIT模型等。如今的读者在科学修养方面，已有很大提高。社会学方面的读者，这些知识自应掌握。而其他专业的读者，也不至于不能理解。因为作者相信，概率统计作为各学科的通用工具，已被很多人掌握。
在她的另一些研究中，采用了个案调查的方法。我国一位老一代社会学家说，社会学研究要出故事。因为人在社会上，有出生，有死亡，有婚丧嫁娶，有前因有后果，完全可以自圆其说。处于不同文化中的人可以互相了解，这就需要对各种文化给予不带偏见的完整说法。这也是所有的读者都爱看的。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又有不同之处。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乃是人类社会，大家都在其中生活。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只有少数专业人士能够触及，而是人人有份。人对于人的认识，容易带有偏见。比如自我中心、文化中心主义等等。
我国的社会学，师承自现代人类学鼻祖马林诺夫斯基。遥想马翁当年，提倡走出书房，到天涯海角，跳出主流文化的圈子，那是何等的胸襟。人类是一个整体，是所有的人，大多数的人不等于人类全体。但是我们所知的往往只是我们所处的文化，和我们一样的人，并在不知不觉中把这看成人类全体。这样的看法是不完全的。当年孟夫子说：杨朱利己，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这种说法把某些人视为非人动物，实在有失公允。
李银河博士的书中，对于在性爱婚姻等方面处于非主流文化中的人给予一定的重视。比如对于自愿不育者、同性恋者、独身者、离婚者等，都有专章述及。这绝不是为了猎奇，也不是对上述人士的做法表示同意，而是出于社会学人类学的一贯态度。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有所谓推己及人之说，于是中国人仿佛只有一种文化，所有的人只有一种行为方式。其实不同的亚文化始终存在，只不过我们一贯对此视而不见而己。
总禁不住要给实证的研究作辩护，其实可能是多余的。在报刊上看到有人抨击不生育文化，说不宜提倡。李博士谈到同性恋文化，要是有人说她提倡同性恋就坏了。社会学研究同性恋文化，仅仅因为它是存在的东西。我们说的文化，属于存在的论域，跟提倡没关系。实证的科学，研究的全是已存在的事。不管同性恋可不可提倡，反正它是存在的，因为有人在搞同性恋。假如只研究可提倡的东西，恐怕我们研究的事，大半都属虚无，而眼前发生的事倒大半不知道。
当然这本书里说到的绝不止是同性恋。像择偶标准、浪漫爱、婚姻支付、青春期恋爱等题目，就与更大范围的人有关系。作者的研究对于婚姻性爱方面的各种观念、各种亚文化，都给予重视。也希望读者对于除自己所持的观念，所处的文化之外，别人的观念和文化也有所了解。这正是现代社会学人类学所希冀于社会的。
《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李银河著，1991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王小波全集》 第二卷李银河的《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
最近，蜚声海内外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大陆女社会学者李银河博士的一部新著：《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
李银河在研究中国农村生育文化时，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传统文化的本质，来自于村落。在中国，有一个现象不论南北都有，就是不大不小的自然村很多。这和耕作、生活方式有一定的关系。另外，中国农村住得很紧密，起码和外国农村相比是这样。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在村里没有不透风的墙，你的事别人都知道，别人的事你也知道。这就是信息共有。如果按人类学里信息学派的意见，共有的信息就是文化，村落文化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了。
据我所知，李银河当初想用“村社文化”这个说法，但是别人说，“村社”这个词已经有了，不能赋予它新的意义。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我很为李银河丧失了“村社”而可惜。咬文嚼字地说，“村”是什么意思不必解释了，“社”的意思是土地神。这和她要说明的现象很吻合。在村里，三姑六婆就是土地神，无所不知，又无所不传。所以一个自然村简直就是个人信息的超导体，毫无秘密可言。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什么事别人都知道，所以简直什么事自己都做不了主。这种现象是很重要的。有人说，外国文化是罪感文化，中国文化是耻感文化。这个感觉相当犀利，但只是感觉而已。罪感当然来自上帝，假如你信他，就会觉得在他面前是个罪人。但是假如你不觉得有好多人在盯着你，耻感何来呢？如果没有信息共有，耻感文化也无法解释了。
除了生育，在村子里还有很多个人做不了主的事，比方说，红白喜事。这些事要花很多的钱，搞得当事人痛苦不堪，但又不能不照规矩办。也许你乐意用传统、风俗来解释这种现象，但你解释不了人们为什么要坚持痛苦的传统，除非你说大家都是受虐狂，实际上又远不是这样——有好日子谁不想过。村落文化是一种强制的力量，个人意志不是它的对手。
李银河认为，传统观念、宗族意识等等，在现在农村里也是存在的，但是你不能理解为它们保存在个人的头脑里。实际上，它们是保留在村落文化这个半封闭的大匣子里。这也是个有意义的结论。我们知道，在苏格兰有个半封闭的尼斯湖，湖里还有恐龙哪。在中国村落里保存了一些文化恐龙，也不算什么新鲜的事。不管怎么说，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宗族和孔孟哲学没有合法的权威性。真正有权威的是村落。办事都要按一定规矩办，想问题要按一定方式去想，不管你乐意不乐意。这既不是因为古板，也不是因为有族规，而是因为有一大群人盯着你。我相信，这样的解释更加合乎实情。她描述了这样一幅生活图景：你怎么挣钱，别人不管；但你怎么过日子，大伙就要说话了。在这种情况下，日子当然难有崭新的过法。
李银河的《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所依据的是在山西、浙江两地的调查。她的见解十分敏锐，遗憾的是实证功夫稍有欠缺。假设她的调查不是在这两地的两三个村子，各百十户人家里，而是在散布在全国的上百个村子、上千户人家里完成，就更有说服力。当然，这样的要求近似扳杠。因为她用的是人类学方法，这种方法强调第一手资料，面对面交谈，通过翻译都会遭人诟病。人类学的前辈大师米德女士在萨摩亚实地调查多年，只因为听人转述，就遭人耍了。考虑到这种情况，谈了百十户，谈得扎实，也就不错了。最主要的是，她不是在文献里找出个说法，然后在调查里验证一番，而是自己来找说法，到调查里验证，这是非常好的。其实她阐述的现象就在我们眼前，只不过我们视而不见罢了。北京城里没有村落，但有过胡同、大杂院，有一些人员很少流动的单位。在这些地方，隐私也不多，办个什么私事，也难说全是个人决策。因为这类现象并不陌生，你看了这本书，不会怀疑村落文化的真实性。
罗素大师曾言：不要以为有了实证方法，思辨就不重要了。实际上，要提出有意义的假设，必须下一番思辨功夫。这真是至理名言。据我所知，这番功夫她是下了的。假设婚丧嫁娶、生育不生育都是个人决策，那么就要有个依据——追求个人快乐或者幸福。在村庄里，这种想法不大流行，流行的是办什么事都要让大家说好，最好让大家都羡慕。这是另一个价值体系。那么是否能说，他们的幸福观就是这样，另外的快乐、幸福对他们来说就不存在了呢？在结束了在山西的调查、浙江调查未开始时，李银河给《二十一世纪》杂志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了这个问题，在此不能详加引述，以免文章太冗长。简单来说，结论是这样的：不管怎么说，自己觉得好和别人说你好毕竟是两回事，不是一回事。村落中人把后者看得极重，实在是出于不得已。最重要的是，不能认为，对他们来说前一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以此为据，村落文化的实质就容易把握了。
李银河把村落文化看作一种消极力量，是因为这种文化中人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到眼前这个自然村里，把宝贵的财力全用在了婚丧嫁娶这样一些事上，生活的意义变成了博取村里人的嫉妒、喝彩，缺少改善生活的动力。这个文化里，人际关系的分量太大，把个人挤没了。别人也许会反对她的观点——他会说重视人际关系，正是我们的好处呢。在这方面，恐怕我要同意李银河的意见，因为中国的村落文化和低质量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放弃村落文化到城市里生活正是千百万农民的梦想——所以它是那种你不喜欢、又不得不接受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给它唱赞歌了。
李银河的研究工作是朴素的。作为学者，她不是气势恢弘、辞藻华丽的那一种，也不是学富五车、旁征博引的那一种。她追求的是事事清楚、事事明白，哪怕这种明白会被人看成浅薄也罢。从表面上来看，研究工作有很多内容，比方说，题目有没有人重视啦，一年发了多少论文啦，写了多少学术专著啦，但是这些在她看来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有所发现。
《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李银河著，1993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王小波全集》 第二卷关于同性恋问题
关于同性恋问题
从1989年开始，我们做了一个对中国男同性恋的研究，几经波折，终于得到了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圆满的结果——发表了研究报告，并且写了一本书，叫做《他们的世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本书有一些显著的缺点，也有一些显著的优点。优点在于首次发现了在中国大陆也存在着广泛的男同性恋人群体，并且存在着一种同性恋文化——我们说的文化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指一个群体内全体成员共有的信息，具体来说，指关于同性恋活动场所、相互辨认的方式、绰号、圈子内的规范等知识。我们对这种文化做了比较细致的调查，描述了其内容。这是一种科学上的发现。
这本书的缺点在于没有按统计学的要求来抽样，故而所得的结果不能做定量的推论。我们的调查对象都是性格外向的勇敢分子，他们只是全部同性恋者中的一部分，其他人的情形是他们转述的，所以由此得到的结论可能会多少有些偏差。
一些人带有固定的同性恋倾向，不管他知不知道有同性恋这件事，或者是否经历过同性恋行为，这种倾向始终存在。因为有了这种倾向，一旦他开始同性恋行为，就不能或者很难矫正过来。而没有这种倾向的人，可能会在青少年时期涉及同性恋活动，等到成年以后，却会发生变化，憎恶这种活动。现在看来，这种倾向很可能是遗传的，或者说是先天的。但也有可能是在童年养成的——我们发现它和初次性经历有很大关系。一件有趣的事是，世界各地的人，不论其种族、文化、宗教，都有一定比例的人带有这种倾向。我们说的同性恋者，就是指这样的人。现有的资料说明，终身的绝对男同性恋者占男性人口的1%到10%，我们的研究证实了这种说法。仅从我们发现同性恋人群的规模来看，肯定超过了男性人口的1%，但是到底有多少，却无法确知。假如你有个孩子惯用左手，你可以禁止他用左手写字、用左手拿筷子，但是他的左手毕竟是较灵活的手。这种情形和同性恋的情形是一样的。一个有同性恋倾向的人可能没有机会经历同性之间的性生活，但是他始终渴望这种性生活。我们的观点是：应该把这种现象当作自然现象来看，虽然它的形成过程可能与童年的生活环境这类社会文化因素有关。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中国的大中城市都有同性恋人群，他们在一些公共场所相互辨认、攀谈，找到自己中意的人后发生性关系。但是在这种场合活动的人，只是男同性恋者的一部分。更多的人在自己周围寻找性爱的对象。在后一种情形下，涉及到的人就不一定纯然是同性恋者。有些与常人无异的年轻人会在无意中同一位同性恋者交上朋友，加之本人尚未结婚，就很难说是完全自愿，也很难说是完全不自愿地参与了同性间的性生活。这说明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是不能仅仅从行为上区分的，真正的分界是看某人在同性恋和异性恋这两种性生活方式中选择哪一种。我们说男同性恋者占男性人口的1%到10%，是指终身的绝对同性恋者。只是偶尔（一二次或某段时间）参与同性恋活动的境遇型同性恋不计。除此之外，我们对同性恋者的生活、同性恋的原因以及同性恋者的价值观念等等做了研究和描述。这些在书里都写了，不再赘述。在此主要分析一下与同性恋有关的伦理问题，这是我们在书里没有谈到的。
一个人的成长大体受到三种力量的左右：他父母的意愿，他的际遇，他本人的意愿。而一个人成为同性恋者不是因为父母的意愿，也不是他自己的决定，而是一种际遇。就算这是遗传决定的，一个人带有何种遗传因子，对他自己也是一种际遇吧。既然这不由他本人决定，同性恋就不是一种道德或者思想问题。我们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同性恋者像其他人群一样有些负面的现象，比如喜新厌旧、对恋爱对象不忠诚、对妻子家人隐瞒自己的真实性倾向等等，这些或者可以说是思想或者道德问题，有一些具体的人应当为此负责任。但不该让全体同性恋者为此负责。
没有人愿意自己的孩子长成一个同性恋者，包括同性恋者本人在内。这是因为同性恋者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会遇到比常人不利的成长环境。这种愿望无可非议，但是现在举不出什么可靠的方法可以防止孩子成为同性恋者。发现孩子有同性恋倾向，也没有可靠的办法矫正。
不久前，在一个会议上听到一种说法，把同性恋称为“社会丑恶现象”，列入了应当根除之列。在惊愕之余，我们也感觉到一些人对我们的社会期望之高。假如我们这个社会是一片庄稼地的话，这些同志希望这里的苗整齐划一，不但没有杂草，而且每一棵苗都是一样的，这或许就是那位以同性恋为“丑恶现象”的人心目中的“美丽现象”吧。不幸的是，人的存在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不是某种意志的产物。这种现象的内容就包括：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性别之分，贤愚之分，还有同性恋和异性恋之分，这都是自然的现象。把属于自然的现象叫做“丑恶”，不是一种郑重的态度。这段话的意思说白了就是这样的：有些事原本就是某个样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现在我们都知道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是知道他们对同性恋者也犯下了同样的罪行的人就少了。这是因为犹太人在道德上比较清白无辜，同性恋者在多数人看来就不是这样的，遇到伤害以后很少有人同情，故而处于软弱无力的境地。我们的好几位调查对象就曾受敲诈，遭殴打，事后也不敢声张。有一个形容缺德行为的顺口溜：打聋子骂哑巴扒绝户坟——现在可以给它加上一句：敲诈同性恋。打聋子缺德，是因为他不知你为何打他，也就不知该不该还手；骂哑巴缺德，是因为他还不了口；扒绝户坟缺德，是因为没有他的后人来找你算账；敲诈同性恋缺德，是因为他不敢报案。这四种行为全在同一水平线上。照我们的看法，这才是“丑恶现象”，应当加以根除。一个现象是否丑恶，应当由它的性质来决定，而不是由它是针对什么人来决定。
国外不少社会学同仁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了解那些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如娼妓、同性恋者、少数民族，甚至与男性相比之下处于不利地位的全体女性，帮助他们改善生存环境，改变于人于己有害的行为方式，以便得到更好的生活。虽然我们研究同性恋现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发现事实，但同时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调查研究，使公众对这个社会的许多不为人知的方面有所了解，并持一种更符合现代精神的科学态度。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4年第1期《中国青年研究》杂志。发表时题目为“关于中国男同性恋问题的初步研究”。
《王小波全集》 第二卷有关同性恋的伦理问题
1992年，我和李银河合作完成了对中国男同性恋的研究之后，出版了一本专著，写了一些文章。此后，我们仍同研究中结识的朋友保持了一些联系。除此之外，还收到了不少读者的来信。最近几年，虽然没有对这个问题做更深的研究，但始终关注着这一社会问题。
从1992年到现在，关注同性恋问题的人已经多起来。有不少关于同性恋的研究发表，还有一些人出来做同性恋者的社会工作，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当然，假如在艾滋病出现之前就能有人来关注同性恋的问题，那就更好一些。据我所知，因为艾滋病流行才来关注这个问题，是件很使同性恋者反感的事情。我们的研究是出于社会学方面的兴趣，这种研究角度，调查对象接受起来相对而言比较容易些。
做科学研究时应该价值中立，但是作为一个一般人，就不能回避价值判断。作为一个研究者，可以回避同性恋道德不道德这类问题，但作为一个一般人就不能回避。应该承认，这个问题曾经使我相当地困惑，但是现在我就不再困惑。假定有个人爱一个同性，那个人又爱他，那么此二人之间发生性关系，简直就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避免、又不伤害别人的事，谈不上不道德。有些同性恋伴侣也会有很深、很长久的关系，假如他们想要做爱的话，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反对他们。我总觉得长期、固定、有感情的性关系应该得到尊重。这和尊重婚姻是一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