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年代，我上大学的时候，存在主义是台湾非常风行的哲学，不管是透过戏剧、透过文学。例如当时有一部戏剧是贝克特的《等待果陀》，两个人坐在荒原上，等待着一个叫做Godot（中文译为果陀，Godot是从God演变而来，意指救世主）的人，等着等着，到戏剧结束都没有等到。生命就是在荒芜之中度过，神不会来，救世主不会来，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也没有来。我们当时看了，都感动得不得了。
从小到大，我们都以为生命是有意义的，父母、老师等所有的大人都在告诉我们这件事，包括我自己在当了老师之后，都必须传递这个讯息，我不能反问学生说：「如果生命没有意义，值得活吗？」但我相信，我如果这么问，我和这个学生的关系就不会是师生，而是朋友，我们会有很多话可以讲。
如果你问我：「生命没有意义，你还要活吗？」我不敢回答。文学里常常会呈现一个无意义的人，但是他活着；卡夫卡的《蜕变》用一个变成甲虫的人，反问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变成一只昆虫，或是如鲁迅〈狂人日记〉所说人就是昆虫，那么这个生命有没有意义？我想，有没有可能生命的意义就是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你以为找到了反而失去意义，当你开始寻找时，那个状态才是意义。现代的文学颠覆了过去「生下来就有意义」的想法，开始无止尽地寻找，很多人提出不同的看法，都不是最终的答案，直到现在人们还是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
陈凯歌的《黄土地》里，那群生活在一个荒凉的土地上，像土一样，甚至一辈子连名字都没有的人，他们努力地活着，努力地相信活着是有意义的，或许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生命意义。然而，不管生命的意义为何，如果强把自己的意义加在别人身上，那是非常恐怖的事。
我相信，意义一定要自己去寻找。
如果婴儿出世后，尚未接触到母亲前，就被注射一支针，结束了生命。那么，他的生命有意义吗？存在主义的小说家卡缪（AlbertCamus）有过同样的疑惑，他在小说里提出，如果婴儿立刻死掉，他会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他问的是生命非常底层的问题。
那个年代我们读到这些书时，感到非常震撼，群体文化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因为会很痛，你看到所有的报导都是那么荒谬，是谁恶意为之的吗？不是，所以群体文化无法讨论「荒谬」这个问题，而存在主义则把它视为重要的命题。
抛开结局的束缚
卡缪的《异乡人》（Létranger）中，讲述的是在法国发生的真实事件，Létranger这个字中文译为「异乡人」，其实就是孤独者的意思。
故事叙述法国青年对一个阿拉伯人开了六枪，被当成谋杀犯送进监牢，但所有的审判都与他开这六枪无关，而是举证他在为母亲守丧时没有掉泪，在母亲的丧礼上，他未依礼俗反而打了一个花俏的领带，以及在母亲丧礼后，他便带女朋友到海边度假，并发生性关系。诸此种种便成为他获判死刑的罪证。
行刑前，神父来了，告诉他要做最后的祷告和忏悔，灵魂还有机会上天堂。这个青年骂了一句粗话，说：「我就是开了这六枪，不要说那么多了！」如果大家有机会再去翻这本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就会发现最后一章写得真是漂亮。青年的囚车在黎明时出发，看见天上的星辰，他说他从未感觉到生命是如此饱满，他忽然变成整部小说歌颂的英雄——从儒家和群体文化的角度来看，实在很难去认同杀人犯变成英雄的故事，这部小说在国外会得奖，但若是在国内，可能直至今日都无法获得肯定，因为它的内容违背世俗的标准。
在国内不会有人以陈进兴为主角，最后还把他写成英雄，然而，小说的好或坏，不是结局的问题，而是生命形式的问题。这个形式里的孤独感、所有特立独行的部分，会让人性感到惊恐，应该有个小说家用文字去呈现他生命里的点点滴滴。然而，我们不敢面对，我们甚至觉得知道太多生命的孤独面，人会变坏。
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大人会说：「这本小说不能看，看了会变坏。」我认为，对人性的无知才是使人变坏的肇因，因为他不懂得悲悯。
在陈进兴这则新闻里，我印象最深的画面，是他被枪毙后尸体送去摘取器官的过程，如果我要写小说，大概会从这一段写起。他对我而言，还是一个生命，而他在死亡，是生命与死亡的关系。我也要反驳群体文化中不知不觉的约束，使这些特立独行的议题无疾而终。
我用「议题」而不是用「主角」，因为我们总认为「主角」一定是个好人。记不记得小时候看的电影，常常会在最后结局时，出现一行字：这个人作恶多端，终难逃法网恢恢。后来我再去看这些电影，发现那个主角已经逃走了，只是在当时的观念里，不加上这一句结尾，观众不能接受，因为恶人要有恶报，好人要有好报。
如果我们用先入为主的善恶观去要求文学作品要「文以载道」时，文学就会失去过程的描述，只剩下结局。我从小受的作文训练就是如此，先有结局，而且都是制式的结局，例如过去连写郊游的文章，最后还是要想起中国大陆几亿个受苦受难、水深火热的同胞。
先有结局，就不会有思考、推论的过程。当我自己在写小说时，我便得对抗自己从小训练出来「先有结局」的观念，而是假设自己就是小说里的人物。这是往后我写作的一条道路，我也希望不只是我个人，而是整个台湾在经历这么多事件后，足以成熟地让人民思考，而不是用结局决定一切。
或许有人会说，现在小学生写作文，已经不写拯救大陆同胞的八股教条了，但是不是就有思考了呢？我很怀疑。事实上，今日社会事件的报导，甚至在餐厅里听到的对话，都还是先有结局。一到选举时更明显，都是先有结局再搜罗证据，如果真是这样，人民的思考在哪里？从过去到现在，人民的思考在原地踏步，好像他忽然从一个权威的体制里跳出来，觉得过去都是很愚昧的，他气得跳脚，以为跳向另一个极端。可是你仔细看，他跳脚的方式和当年某个伟人去世时跳脚的姿态是一样的，并没有改变。他还是用同样的情绪在跳脚、在哭，只是偶像换了另外一个东西而已。如果这样的话，人民的思考在哪里？个体的独立性应该表现在敢于跳脱大众的语言、说出怀疑和不同的思考方式，而不是结局或结论。我相信，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的孤独者，更多的叛逆者，更多的阮籍和嵇康，勇于说出不一样的话，但要注意的是，这不是结局；如果你认为这是结局，就会以为「他只是在作怪」，当你抛开结局的想法时，才能理解对方是在提出不同的想法。
逻辑（logic）一词源于希腊文logos，就是「不同」的意思。你从正面，我从反面，以后才能「合」，才有思考可言。而如果只有一面倒的意见，思考便无由产生。我相信，好的文学要提供的就是一种「触怒」。
孤独是生命圆满的开始
很有趣的是，在我自己出版的作品里，销路比较好的都是一些较为温柔敦厚者。我有温柔敦厚的一面，例如会帮助晚上跳墙的学生回去，写在小说里就是有一个皆大欢喜的圆满结局。我也有叛逆的一面，如《因为孤独的缘故》、《岛屿独白》两本作品，却只获得少数人的青睐——我很希望能与这些读者交流，让我更有自信维持自己的孤独，因为我一直觉得，孤独是生命圆满的开始，没有与自己独处的经验，不会懂得和别人相处。
所以，生命里第一个爱恋的对象应该是自己，写诗给自己，与自己对话，在一个空间里安静下来，聆听自己的心跳与呼吸，我相信，这个生命走出去时不会慌张。相反地，一个在外面如无头苍蝇乱闯的生命，最怕孤独。七○年代，我在法国时读到一篇报导，社会心理学家发现巴黎的上班族一回到家就打开电视、打开收音机，他们也不看也不听，只是要有个声音、影像在旁边；这篇报导在探讨都市化后的孤独感，指出在工商社会里的人们不敢面对自己。
我们也可以自我检视一下，在没有声音的状态下，你可以安静多久？没有电话、传真，没有电视、收音机，没有电脑、没有网路的环境中，你可以怡然自得吗？后来我再回到法国去，发现法国人使用电脑的情况不如台湾的普遍，我想那篇报导及早提醒了人与自己、与他人相处的重要性。所以现在你到巴黎去，会觉得很惊讶，他们家里没有电视，很少人会一天二十四小时带着手机。
有时候你会发现，速度与深远似乎是冲突的，当你可以和自己对话，慢慢地储蓄一种情感、酝酿一种情感时，你便不再孤独；而当你不能这么做时，永远都在孤独的状态，你跑得愈快，孤独追得愈紧，你将不断找寻柏拉图寓言中的另外一半，却总是觉得不对；即使最后终于找到「对的」另外一半，也失去耐心，匆匆就走了。
「对的」另外一半需要时间相处，匆匆来去无法辨认出另外一半的真正面目。我们往往会列出一堆条件来寻找符合的人，身高、体重、工作、薪水……，网路交友尤其明显，只要输入交友条件，便会跑出一长串的名单，可是感觉都不对。
凡所有你认为可以简化的东西，其实都很难简化，反而需要更多时间与空间。与自己对话，使这些外在的东西慢慢沉淀，你将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你的另外一半。因为你会从他们身上找到一部分与生命另外一半相符合的东西，那时候你将更不孤独，觉得生命更富有、更圆满。
阅读《金瓶梅》了解情欲孤独
我们谈情欲孤独，出发点是一个非常本能的感官、性、器官、四肢……我们急于解放、使情欲不孤独，不是今日才有的事，早从希腊时代开始人们就有这样的渴望，中国在明代不也出现了《金瓶梅》。
我常建议朋友要了解情欲孤独，就要阅读《金瓶梅》，张爱玲也同意，她认为《金瓶梅》比《红楼梦》重要。
你在坊间看到的《金瓶梅》是删节本，不能看到书的全貌，建议读者去找万历年本的原着，你将会发现，明朝是建立商业文明的时代，商业一来感官的需求就会增加；台湾亦是如此，我记得小时候，台湾还是农业社会，情欲刺激比较少，虽然存在却隐藏着，但是商业化之后，就变成一种行为，就变成到处可见的「槟榔西施」，情欲成为具体的视觉、听觉刺激着每一个人，难以把持、快速地蔓延，逐渐变成我们今日所说的「色情泛滥」，在书摊上就可以看到各种图像文字。
可是我们回过头看明朝的《金瓶梅》，内容一样让人觉得瞠目结舌，你会发现感官刺激变成在玩弄身体。让自己的情欲压抑在释放的临界点是最过瘾的，所以说痛快，痛快，有时候痛与快是连在一起。
在《金瓶梅》中有些情欲就变成了虐待，以各种方式获得肉体的快感。
然而，他们并不快乐。
《金瓶梅》、「槟榔西施」刺激的都是情欲的底层，无法纾解内心的孤独感，实际上孤独感的纾解必须透过更高层次的转化，例如前面所说，我的中学时代男孩子们会看武侠小说来转化情欲孤独。
从小说谈孤独
谈到情欲孤独，我想用我的短篇小说集《因为孤独的缘故》中第一篇小说〈热死鹦鹉〉来谈。这则故事是一个医学院学生告诉我的，他暗恋着他的老师，这是他的隐私。我不会把它变成公共的事情，但是这个故事给我很大的震撼，让我想把它写成小说。
在学校任教，我有很多机会接触学生，他们会把心事说给我听，例如前面提到的那位女学生，当我听到她用四种身分在网路上交友时，我蛮惊讶的，可是我不能表现出来。一旦我表现出惊讶，他们便不会再说。我只能倾听，做一个安静的听者。
听者是一个很迷人的角色。可以看到一个学生突然跑来，从一语不发到泪流满面，可能得等他哭上一个钟头，消耗掉一包卫生纸后，才开始说一点点话，四个小时后，他才可能说得更多。
那个医学院的学生告诉我，在解剖学的课上，他看着老教授的秃头，听着他用冷静的声音讲孔德哲学和实验研究的结果，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迷恋。当时的我无法了解，一个年轻人何以会对秃头、稀疏的头发产生情欲上的迷恋，因为那并不是我会迷恋的东西。这就是孤独感的一个特质——旁人无法了解，只有自己知道，而因为我们不了解，就会刻意将它隔离，于是整个社会的孤独感因此而破碎。
在〈热死鹦鹉〉里，当这个医学院的学生，听到老师引用实证主义者的话，说：「你应该用绝对冷静、客观的心态去面对所有东西，不能沾带任何主观的道德情感，回到物质性的存在本质去做分析。」他开始检查自己的身体。他发现之所以会迷恋他的老师，是因为老师将孔德的实证主义带入他的世界，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迷恋老师是一件很荒谬的事；迷恋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他却无法接受，因为这是不道德的。
小说里一只学人讲话的鹦鹉热死了，大家无法从解剖分析中找到它热死的原因，而在它热死前所说的三个字究竟是什么？也引起各界的关切。不过小说最后没有结局，鹦鹉只是一个符号！鹦鹉的出现是因为写作小说时，我到动物园玩，炎热的夏天让鹦鹉也热晕了，站在那边不动，我突然觉得很有意思。鹦鹉羽色鲜艳，非常抢眼，而它又会学人说话，它如果学了「我爱你」，是学会了声音还是学会了内容？而我们说话都有内容吗？抑或不过是发音而已？你或许也有这样的经验，和朋友聊天失神时，你看到朋友嘴巴一直动，听不到他的声音，可是又不会影响你继续对话。
我想，人有一部分是人，一部分可能是鹦鹉，一部分的语言是有思维、有内容的，另一部分的语言则只是发音。我记得日本小津安二郎有一部电影，是说一对结婚多年的老夫妇，妻子已经习惯先生发出一个声音后，她就会「嗨」跑过去，帮他拿个什么东西。其中一幕是妻子老是觉得听到丈夫在发出那个声音，她一如往常「嗨」的答应跑去，但丈夫说：「我没有叫你。」一次、两次，在第三次时，丈夫觉得他好像该让妻子做点什么了，所以在妻子出现时，对她说：「帮我拿个袜子吧。」所有的观众都看到，丈夫没有发出那个声音，但是妻子却一直觉得丈夫在叫唤，或者她终其一生就是在等着丈夫的叫唤。
至今，我仍觉得这一幕非常动人。它其实不是语言，而是关系，我们和身边最亲近的人永远都有一段关系，卡缪在《异乡人》里也写到，他在巴黎街头观察带宠物出门的人，他发现怎么每一只宠物都跟主人那么像！这也是一段关系。
意识到身体的存在
我在〈热死鹦鹉〉这篇小说里，就用了鹦鹉作为一种符号，去代表医学院学生某种无法纾解的情欲。他去度假、晒太阳回来，躺在床上抚摸自己的身体，想像手指是老师手上的解剖刀，划过他年轻的二十岁的身体，骨骼、腰部、乳房……这绝对是情欲，但是纠结着他在解剖学里学到的冷静，也纠结着他自己无法抑制的热情。他感觉到在精致的肋骨包围着一个如灯笼结构的体腔，里面有心脏的跳动，牵动血液的循环，他还能感觉到自己的肺的呼吸、胃的蠕动，他在解剖自己，也在宣泄情欲，所以最后他射精了。
我在十六岁时读《红楼梦》，看到宝玉的遗精，吓了一大跳，但这就是一个认知身体的过程，也许在好多好多年后才会爆发。情欲孤独也可以说就是认知身体吧！在认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沾带着两种情绪，一个是绝对的客观和冷静，一个是不可解的与身体的纠缠。
从死亡意识里出来的身体，是一个肉体、躯壳，而死亡就是和身体告别。人要和身体告别很艰难，一来可能是因为长期使用产生的感情，一来也表示人们意识到「原来我的身体是现实存在的东西」。平常我们都只是在运用身体，却没有意识到它真正的存在。
我认为，真正的情欲就是彻底了解自己的身体，包括所有的部位，从外表看得到的到内脏器官，甚至分泌物，但不能先有结论。
或许有些人在〈热死鹦鹉〉这篇小说里，读到了耸动的师生恋，有的人则是好奇鹦鹉死前说的三个字——当然，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读出书中以罗马拼音留下的谜，那三个字就是「后现代」，调侃当时各界把「后现代」当作口头禅的现象，没有特别的意涵。新书发表时，大家对那三个字都很感兴趣，我自己倒是没有做什么回应，我期望把这本书作为与孤独者的对话，因为我蛮珍惜这种孤独感，所以也没有多谈。
孤独并非寂寞
孤独和寂寞不一样。寂寞会发慌，孤独则是饱满的，是庄子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是确定生命与宇宙间的对话，已经到了最完美的状态。这个「独」，李白也用过，在〈月下独酌〉里，他说：「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是一种很自豪的孤独，他不需要有人陪他喝酒，唯有孤独才是圆满的。又好比你面对汪洋大海或是登山到了顶峰，会产生一种「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的感觉，没有任何事情会打扰，那是一种很圆满的状态。
所以我说孤独是一种福气，怕孤独的人就会寂寞，愈是不想处于孤独的状态，愈是去碰触人然后放弃，反而会错失两千年来你寻寻觅觅的另一半。有时候我会站在忠孝东路边，看着人来人往，觉得城市比沙漠还要荒凉，每个人都靠得那么近，但完全不知彼此的心事，与孤独处在一种完全对立的位置，那是寂寞。
语言孤独
写小说时，我常会涉猎一些动物学、人类学、社会学或是生理学的研究，我相信很多作者或是艺术创作者皆会如此。因为所谓文学或哲学、艺术，常被视为一种个人的思考方式，或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如果引用动物学、生理学等科学知识，就能使作品更客观，当然，这些知识不会影响创作本身。
有一个在热带地区从事研究的人类学家，他的一句话常被创作者引用，法文conitumanimaltriste，中文译为「做爱后动物性感伤」。
我觉得用「做爱」这个字并不准确，coitum指的是「性的极度高潮」，不是情色的剌激而已，是生理学所界定的性快感的颠峰、可能会呼吸停止的一种状态。
或许你也有过这种难以言喻的经历，在高潮过后，感觉到巨大的空虚，一刹那间所有的期待和恐惧都消失了，如同死亡－－前面提过，情欲孤独的本质和死亡意识相似，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紧紧拥抱的一方，完全无法与你沟通，你是一个全然孤独的个体。
产后忧郁症是另一种相似的状况，很多妇人在生产后感到空虚，好像一个很饱满的身体突然空掉了。有时候我们也会以「产后忧郁症」形容一个完成伟大计画的创作者，比如导演在戏剧落幕的那一刻，会陷入一种非理性的忧郁状态。
写小说时，我不会想读小说或文学作品，反而会乱翻一些奇怪的书籍，例如关于动物、人类生理结构的书，从书中发现一些东西，使其与作品产生一种有趣的连结，例如〈热死鹦鹉〉以及接下来要谈的〈舌头考〉。
天马行空的世界
在写〈舌头考〉之前，我读到一些有趣的知识。
书上写有些两栖类动物会用舌头舔卵，或是用舌头将卵移到植物体上，使其在阳光下曝晒孵化。读到这一段前，我从未想过舌头会和生殖行为发生关系。我们都知道舌头和语言的关系，但对动物而言，舌头还有其他的用途。如果你也有过在草丛中观察青蛙或蟾蜍的经验，你会发现它们的舌头很惊人，可以伸得很长，且很精准地抓住飞行中的蚊子，卷进嘴里。舌头不完全是语言的功能，在许多动物身上，它是捕捉猎物的工具。
动物语言和舌头的关系反而没有那么密切，我们常用狗吠、狼嚎、狮吼、鸟鸣来形容动物的声音，说的就是它们的语言，只是我们无法辨识。语言也许不是人类的专利，动物也会用不同的声音去表达部分的行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求偶或觅食，但相较之下，人类的语言复杂了许多。因为人类的语言极度要求准确，主词、动词、形容词，每一个字词的发音都要精准，所以我们会说「咬文嚼字」，在咬和嚼的过程中，舌头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舌头也和器物有关。我在研究美术史的过程中，发现在春秋战国时代的青铜器上，有一种舌头很长的动物图象，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动物，有人称它为龙，有人说它是螭，又和一般所谓龙、螭的造形不同。如果你有机会到台北市南海路的历史博物馆参观，你会看到有些青铜器两边的耳，会有一只像爬虫类的动物雕刻，舌头和身体一样长，青铜器的底座也有一只吐舌的动物。
约莫在八、九○年代，大陆文革之后，在湖南挖出一座高约一、二公尺的木雕镇墓兽，有两个红绿灯般大的眼睛，中间拖了一条舌头至两脚之间，造形相当奇特。春秋战国时代，从位于今日河南一带的郑国，到位于湖南一带的楚国，都曾经大量出现吐舌的动物，其原因至今仍是一个谜。搞美术的人会说是为了玩造形，但我相信早期的人类在雕刻这些动物图象时，关注祭祀、信仰的目的远胜于造形，这些吐舌动物图象应该具有特别的象徵意义。
不论如何，当我意图写一篇与舌头有关的小说时，这些就成为我的题材。这是写小说最大的乐趣，创作者可以莫须有之名，去组合人类尚且无法探讨的新领域。
不管在西方或是在中国，以前小说都不是主流文化，因为不是主流文化，所以创作者可以用非主流的方式去谈生命里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而不受主流文化的监视与局限，包括金圣叹所谓四大才子书，或中国古典名着：《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或是马奎斯的《百年孤寂》，都是呈现一个天马行空、无法归类的世界。
当我开始写〈舌头考〉时，我走在街上，和人说话都听不见任何声音，只想观察每个人脸上那个黑幽幽的洞口中跳动的舌头。
每个人都在说，却没有人在听
我发现人的语言很奇怪，可以从舌头在口腔里不同的部位发出不同的声音，发展出复杂的、表意的行为工具。而且不同的语言系统，运用舌头的方式也不同。当我们在学习不同的语言时，就会发现自己原来所使用的舌头发音方式是有缺陷的，例如学法文时，很多人会觉得卷舌音发不出来，或者d和t、b和p的声音很难区别。
话说回来，使用汉语系统的人，舌头算是很灵活，尤其是和日本朋友比较时，你会发现他们的语言构造很简单，所以当他们学习外语时会觉得相当困难，很多音都发不出来。许多人大概都听过一个故事，五○年代日本驻联合国的大使，在会议上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篇论文。说完，台下有人说：「请问您是否可以找人翻译成英文呢？」这个日本大使很生气地回答：「我刚刚说的就是英文。」听「不同的声音」和听「听不懂的声音」，都是相当有趣的事。
什么是「听不懂的声音」？举例而言，你听不懂布农族的话，当你置身在布农族的祭仪中，听到所有人都在用布农族的语言交谈时，你会发现你听到的不是语言，而是音乐，是一种有逻辑结构的声音，你会觉得很特别，甚至想用发出这种声音的方式，去练习舌头的动作。
我在大龙峒长大，从小就有机会接触不同的语言，这里大部分的居民以闽南语为母语，但也有少数的客家人。我家附近还有一个眷村，眷村里的语言天南地北，有云南话、贵州话‥‥每一家妈妈骂孩子的声音都不一样，当时我就觉得语言的世界真是精采，虽然我听不懂。
第一次因为听不懂的语言感动，是在法国读书的时候。我在巴黎的南边租了一栋房子，是地铁的最后一站，下车后还要走一段路。房东是宁波人，开餐馆的。有一天，我听到房东的妈妈，一个宁波老太太，和一个法国人在说话，说话速度很快。我第一年到法国，法文说得结结巴巴，很惊讶老太太能如此流利地与人对话，可是仔细一听，原来她说的不是法文，是音调如同唱DoReMi的宁波话。
宁波老太太说宁波话，法国老太太说法文，两个人说了很久很久，没有任何冲突，没有任何误会－－也没有机会误会，这是我第一次思考到，共同的语言是误会的开始。我们会和人吵架、觉得对方听不懂自己的心事，都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语言。
我的一个学生嫁给日本人，夫妻间的对话很有趣，主要的语言是英文，可是在对话中，也会夹杂着一点点的中文、一点点的日文；这一点点听不懂的语言，反而让他们的对话洋溢着幸福感。我突然觉得很羡慕，每天看到报纸新闻上的攻讦、批判、叫嚣‥‥好像都是因为他们使用同一种语言，如果他们说着互相听不懂的话，也许会好一点。
很有趣的是，使用同一种语言为什么还会因为「听不懂」而产生误会？很多时候是因为「不想听」。当你预设立场对方一定会这么说的时候，你可能一开始就决定不听了，对方说再多，都无法进入你的耳里。现在很多callin节目就是如此，每个人都在说，却没有人在听，尽管他们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
这是一种语言的无奈吧！好像自己变成在荒野上一个喃喃自语的怪物。
谨言慎行的民族
从动物的舌头，到青铜器上的吐舌图象，再到听不懂的语言，酝酿出了这篇奇怪的小说〈舌头考〉。
这篇作品也牵涉到苏联解体和现代中国处境等政治问题，同时我塑造了一个人物叫作吕湘，一个湖南的人类学者，藉他来阐述从楚墓里挖出来的吐舌怪物，以及我对语言的兴趣。
我在小说中杜撰了一个考古的发现：联合国文教组织里的一个考古小组在南美高地发现一具距今一千七百万年前的雌性生物遗骸。这具骸骨出土后，人类学家要断定它是动物、猿人或者人类；最大的区别就是人类的脊椎直立，偏偏这具遗骸的脊椎直立，又有一点点尾椎，有点像袋鼠后腿站立、用尾巴支撑身体的姿态。
这项发现在世界各地引起热烈的研究，包括一位来自波罗的海爱沙尼亚的人种学教授乌里兹别克，当他在芝加哥的学术讨论会上，以他左派的唯物史观认定这是一具人类最早的母性遗骸时，全场哗然。
这个情况有点像《小王子》里，土耳其的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行星，但因为他在发表时穿着土耳其的传统服饰，太不符合学术界的规矩，所以没有人相信他。
我们会发现学术界里有一些外在的规矩，如同语言一般，流于一种形式，它不是检定你的创意性、论证的正确性，而是一些外在架构。
有参加过论文口试的人就会知道，口试委员所关心的往往是论文的索引、参考资料，而不是论文中你最引以为豪的创意。这又是一种荒谬，一切都是很外在的，包括语言，变成一种外在的模式符号，其内在的本质完全被遗忘。
在〈情欲孤独〉里，我提到了儒家文化不鼓励孤独，而这个巨大的道统其实也不鼓励人们在语言上做精细修辞。孔子说过：「巧言令色，鲜矣仁。」他认为「仁」是生命里最善良、最崇高的道德，而一个语言太好、表情太丰富的人，通常是不仁的。孔子的这句话影响了整个民族，变成说话时少有表情、语言也比较木讷。
这不就是我们小时候常常受到的训诫：不能随便讲话。客人来时讲太多话，父母会认为有失身分，等客人走就要受处罚。但小孩子哪里知道什么是有身分的话，什么是没有身分的话？最后就变成了不讲话。
语言和文化习惯有很大的关联，在希腊文化中有修辞学、逻辑学（logos），后者更是希腊哲学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所以，你可以看到柏拉图的哲学就是《对话录》，即是语言的辩证。在西方，语言训练从小开始，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国会议员说话时，常常会让人觉得叹为观止，然后纳闷：「怎么搞的？我们的立法委员不会有这样的表现？」相对地，孔子要求人的内在多于外在，如果有人讲话讲得很好听，就要进一步「观其行」，行为若不相符，他是无法接受的。
东西方对于语言的训练，没有绝对的好或不好，这是一个人如何去处理自己语言的问题。
忽视语言的儒家
春秋战国的九流十家并不是都否定语言的重要性。公孙龙、惠施的「名家」学派，说的就是希腊人的逻辑学（逻辑学其实可以翻译为「名家之学」，但我们现在用的是音译）。名家有所谓「白马非马」的逻辑辩证，可是如果现在有个人指着一匹白色的马告诉你：「这不是马」，你会觉得很不耐烦，但这就是语言学。从语言逻辑来看，白马和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你会觉得不耐烦，那么你就是很儒家。
「白马非马」探讨的是辞类的问题，在希腊文化里有严格的分别，然而在中国就变成了「巧言令色」。所以儒、道、墨、法等各家都有着述传世，名学却很难找到其经典，只有一些零散的篇章，如「白马非马」、「卵有毛」之类的寓言，都是名学学派发展出来对语言结构的讨论。
西方符号学也是讨论语言的结构，主张在检验思想内容前，要先检验语言的合理性，如果语言是不合理的，那么说出来的也一定是错误的，必须先将错误处标示出来，然后去找到符号学的定论。我们的文化在这方面的检验很弱，所以你可以看到政治人物的语言都非常混乱，西方的政治人物使用语言很讲究，因为随时可能会被攻击，可是我们对语言并没有这么严格的要求，使语言的含义经常是暧昧不明的。
庄子的哲学里也有关于语言的讨论。庄子和好朋友惠施有一段广为人知的对话，他们在河边看鱼，庄子说：「你看，鱼在水里游，多么快乐。」这句话很多人都会讲，如果今天站在庄子旁边的是孔子，一定不会如惠子一般回答：「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这句问话就涉入语言的修辞学、符号学，惠子的用意是要让庄子的问话接受逻辑验证。
如果你身旁有个如惠子一样的朋友，恐怕都不太敢讲话了。可是庄子回答：「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他依照惠子的逻辑推翻惠子的推论。接下来的对话都是逻辑辩证，在儒家道统眼里是完全排斥、毫无意义的对话。我们可以推测，如果名家能够壮大的话，或能弥补儒家文化对语言的忽视。
儒家文化不讲究语言的精准性，基本上儒家的语言是接近诗的语言，是一种心灵上的感悟，把语言简化到一个非常单纯的状态。
语言的局限性
人类的语言文字可以有两种极端的发展，一端是发展成为「诗」，另一端就是发展为法律条文。法律条文务求精密准确，以分明的条目来阻绝任何暧昧性。所以现在国际法、公约等通用的语文是法文，因为法文在辞类的界定上是全世界最严格的语言。而中国语文则是最不精确的、最模糊的，但它非常美，美常常是不准确，准确往往不美，所以不会有人说《六法全书》很美，却很多人认同《诗经》很美。
孔子本来就不喜欢法律，还记得《论语》里有一篇提到一个孩子的爸爸偷了羊，这个孩子理直气壮地去告了爸爸，孔子相当不以为然，他认为连儿子都会告爸爸的社会，已经不是他所向往的。他重视的是什么？还是伦理和道德。可是儿子告爸爸是法律，而法律一直在做的就是语言文字的防范，防范到最后就没有多余的可能性，可以容纳人性里最迷人的东西以及孔子主张的仁义道德。
当我们以儒家为正统的文化主流时，语言必然会走向诗，而不是走向法律条文。因此，嵇康四十岁被拖上刑场，理由是「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无益于今，有败于俗。」其罪状读起来就像一首诗，像这样的罪状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甚至可能只有三个字：「莫须有」，这都是受传统中国法律不彰及语言不讲究的牵连。
一直以来，我觉得很矛盾，到底语言应该是像希腊语、像法语一样的精准，或者在潜意识里我其实是得到一种颠覆准确语言的快乐，因为我感觉到准确的语言本身是一种吊诡，我们用各种方法使语言愈来愈准确，当语言愈来愈准确，几乎是没有第二种模棱两可的含义时，语言就丧失了应有的弹性，语言作为一个传达意思、心事的工具，就会受到很大的局限。再者，写小说、文学作品，本来就在颠覆语言的各种可能性，你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就偏不是「那个样子」。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有人会问，语言不是因为思想而生的吗？我们应该颠覆的是语言还是思想？语言一开始的确为了表达思想，你看小孩子牙牙学语时，他要表达自己的意思是那么的困难，这是先有内容才有语言的形式。
可是我们不要忘了，今天我们的语言已经流利到忘了背后有思想。我在公共场合看到有人叽哩呱啦地说话，嘴巴一直动，我相信他的语言背后可以没有思想。
有时候我很害怕自己会变成那样，沦为一种语言的惯性，尤其是站在讲台上教书时，特别恐惧语言的模式化。就像参加丧礼的时候，司仪朗诵奠文，我永远只听得懂前面民国几年几月几日及最后的呜呼哀哉，中间完全听不懂，可是那音调多么跌宕起伏、铿锵有力呀！这就是语言模式化的结果，他不在乎人们是否能听懂，只是要把它念完。
我们都应该让自己有机会从概念的语言逃开，检查自己的语言，「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使语言保持在「活水」的状态，语言便不会僵死。
前几天，我和几个朋友聚在一起，有人问我：「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开过会时要呼的口号：十二青年守则？」我记得第一条是忠勇为爱国之本，最后一条是有恒为成功之本，中间呢？几个人东一句西一句还是凑不齐十二条守则，这原本是我们每天要念的东西，因为模式化之后，语言和思想分离了，只剩下声音，而这些声音无法在生命中产生意义。
六祖惠能颠覆语言
所以我们需要颠覆，使语言不值化、不死亡。任何语言都必须被颠覆，不只是儒家群体文化的语言，即使是名学或希腊的逻辑学亦同，符号学就是在颠覆逻辑，如果名学成为中国的道统，也需要被颠覆。新一代的文学颠覆旧一代文学，使它「破」，然后才能重新整理，产生新的意义。
宋代文学开始出现另一支系统，即所谓的「公案文学」，何尝不是一种颠覆？公案文学可说是中国白话文学的发轫。佛法发展至中国唐朝已逐渐模式化，包括佛经的翻译、佛说法的内容，皆不复见悲悯与人性的关怀，读佛经的人可以「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一直念下去没有阻碍，声音中没有感情，没有让人心动的东西，就是读一部佛经。
于是有了禅宗，一个不相信语言的教派，他认为所有的语言都是误会，所有的语言都会使修行者走向一个更荒谬、背叛修行的道路，所以最后不用语言也不用文字，把佛法大义变成一则一则的公案，以简单、易懂的白话弘扬佛法。
禅宗可以溯源自释迦牟尼佛拈花微笑的故事。当释迦牟尼佛拿起一朵花给大弟子迦叶，不讲一句话，把这朵花传下去，迦叶笑了，心心相印，完全不需要语言。达摩初祖是禅宗的第一代，他从印度到中国来，在少林寺苦修面壁九年，不用语言文字传道，而是以行为。
苦修面壁的沉默，就是一个人的孤独语言，他在寻求什么？只有自己知道。当你静下来，处于孤独的状态，内心的语言就会浮现，你不是在跟别人沟通，而是与自己沟通时，语言会呈现另一种状态。所以不管禅宗或西方教派，都有闭关的仪式（天主教叫闭静、静修），参加的人通常在第一天会很难过，有人形容是快疯掉了，可是达摩就是透过这个方式，让语言从一种向外的行为变成一种向内的行为，而将佛法传递给二祖、三祖、四祖、五祖，直到六祖惠能。
五祖弘忍传六祖惠能的故事是对语言最精采的颠覆。禅宗到了五祖弘忍时已经变成大教派，众多弟子想要承其衣钵，争夺法嗣的继承权，所以五祖弘忍在找接班人时很苦恼。这一段故事记录在《六祖坛经》中，读起来像武侠小说，看众僧争夺六祖地位，如同武侠小说里争夺武林盟主，我想五祖在寻找的过程中，也会有一种孤独感，因为他找不到一个能超脱语言文字真正悟道的人。
在众多接班人选中，神秀呼声最高，他写了一首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弟子们争相背诵，五祖听了不表示意见，继续让大家去猜。这首偈传开了，传到厨房一个叫惠能的伙头师父耳中，这个每天劈柴煮饭，不识字的文盲和尚，没有机会听到佛经，也没有机会接触上层阶级的文化，却马上回答：「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修行者若怕脏，修行的意义何在？五祖听到惠能的偈，依旧不动声色，口头上说了一句：「胡说！」然后在惠能头上敲了三下，背着手就走了。故事发展到这边就变成神话了，惠能因为被敲了三记竟懂了五祖的意思，夜半三更跑去敲他后门。要注意的是，这里唯一的语言就是「胡说」，其他都是行为动作。
惠能夜半三更去敲五祖弘忍的门，五祖叫他坐下来，念《金刚经》给他听，因为传法最重要的就是《金刚经》，念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没有留念、没有执着才能生出慈悲心）时，惠能这个大胆的伙头和尚就跟弘忍说：「师父，我懂了，你不用讲了。」五祖真的不讲了，立刻将袈裟和钵拿给他，要他立刻逃走，以免被人追杀，五祖告诉他，必要时连衣钵都可以不要，「带法南传，遇梅则止」，后来惠能就在广东黄梅传教，成为新一派的禅宗－－南宗。
南宗系统是由一个不识字的人发展出来的，无异是对唐朝正统文化的嘲笑，这么多人在架构一个语言、文字的体系，结果被一个劈柴师父所颠覆，并因为颠覆开创新的格局。
何谓语言孤独？
语言孤独系产生于一个没有丝毫颠覆可能性的正统文化下，而这个正统文化必然僵死，包括所有的学院、道统、政党都是如此，一个有入有出的文化结构，才能让语言有思辨的能力，惠能就是对语言文字产生了思辨性，使他对于语言、对于佛法的存在，保持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始能回到自身去思考佛法是什么？语言是什么？惠能在逃亡的过程中，连五祖传承给他的衣钵都弄丢了，后来躲在猎户之中，猎户吃肉，他就吃肉边菜，打破了佛教茹素的清规，但「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惠能自知心中有法，外在的形式都不重要了。
后来六祖惠能的金身供奉在韶关南华寺，我到寺里参观时，看到许多人一入寺便行五体投地跪拜大礼，我想，惠能应该不想要这些吧！在禅宗公案中，有许多易懂非懂的对话。例如一个小徒弟可怜兮兮地跟着师父旁边问：「师父，什么是佛法？」老师父老是卖关子，不肯对小徒弟说。最后师父问他：「吃饭了没有？」「吃饭了。」「那就去洗碗。」这就是公案了。你去翻一下《指月录》，里面都是这样的例子。
说的就是如何让语言回到生活、回到更朴实的白话。我们到日本禅宗的寺院会看到「吃茶去」三个字，这也是白话。常常你问什么是佛法大义，他就说：「吃茶去」，表面上说的与问的无关，实际上他给了一个颠覆性的答案。
如果没有禅宗的颠覆，佛法到了唐朝已经变成固化的知识体系，接下去就会变成一种假象。西方的宗教也同样经过颠覆，基督教在文艺复与时期最重要的颠覆是圣方济（SanFrancesco），就是用当时义大利的土语写了一些歌谣，让大家去唱，把难懂的拉丁文《圣经》变成几首歌，颠覆了整个基督教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