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和语言的颠覆有关，可是语言的颠覆并不是那么容易拿捏，就像年轻人在电脑网路上所使用的火星语言文字，有些人感叹这代表了国文程度退步了，有时候我会想，禅宗的公案在唐宋时代，应该也是被当成国文程度退步的象徵吧！因为他用的都是很粗俗的民间白话，并不是典雅的文字，直到唐朝玄奘大师翻译佛经都是用典雅的文字，但禅宗公案一出来，就是质朴得不得了的白话，从《指月录》和《景德传灯录》可见一斑。
藉着语言打破孤独感
于是我们可以重新思考，语言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精准度，才能够真正传达我们的思想、情感？我们与亲近的人，如夫妻之间，所使用的又是什么样的语言？关于夫妻之间的语言，《水浒传》里的「乌龙院」有很生动的描绘。人称「及时雨」的宋江看到路边一个老婆子牵着女儿要卖身葬父，立刻伸出援手，但他不愿趁人之危，娶女孩为妾，老婆子却说非娶不可，两个人推来送去，宋江最后还是接受了。他买下乌龙院金屋藏娇，偶尔就去陪陪这个叫做阎惜姣的女孩，因为怕人说背后话，常常是偷偷摸摸。阎惜姣觉得自己这么年轻就跟了一个糟老头，又怕兮兮的，爱来不来，很不甘心。一日宋江事忙，派了学生张文远去探视阎惜姣，两个年轻人你一言我一语就好起来了，变成张文远常常去找阎惜姣。
流言传进了宋江的耳朵，打定主意去乌龙院探查。
阎惜姣对宋江是既感恩又憎恨，感恩他出钱葬父，又憎恨大好青春埋在他手里，所以对他说话便不客气。那天宋江进来时，阎惜姣正在绣花，不理宋江，让宋江很尴尬，不知要做什么，只能在那里走来走去，后来他不得不找话，他就说：「大姐啊，你手上拿着的是什么？」（「大姐」是夫妻之间的昵称，可是让一个中年男子唤一个小女孩「大姐」，就非常有趣了。）阎惜姣白了他一眼，觉得他很无聊，故意回他：「杯子啊！」宋江说：「明明是鞋子，你怎么说是杯子呢？」阎惜姣看着他：「你明明知道，为什么要问？」这部小说就是把语言玩得这么妙。想想看，我们和家人、朋友之间，用了多少像这样的语言？有时候你其实不是想问什么，而是要打破一种孤独感或是冷漠，就会用语言一直讲话。
宋江又问：「大姐，你白天都在做什么？」他当然是在探阎惜姣的口风，阎惜姣回答：「我干什么？我左手拿了一个蒜瓣，右手拿一杯凉水，我咬一口蒜瓣喝一口凉水，咬一口蒜瓣喝一口凉水，从东边走到西边，从西边走到东边‥‥」这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段话，阎惜姣要传达的就是「无聊」两字，却用了一些没有意义的语言拐弯抹角地陈述。
像这样不是很有意义的语言，实际上充满了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
《水浒传》是一本真实的好小说，可是我不敢多看，因为它也是一本很残酷的书，写人性写到血淋淋，不让人有温暖的感觉，是撕开来的、揭发的，它让人看到人性荒凉的极致。
相较之下，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OzuYasujiro）把这种无意义的语言模式诠释得温暖许多。他有一部电影《早安》，剧情就是重复着早安、晚安的问候。接触过日本文化的朋友就会知道，日本人的敬语、礼数特别多，一见面就要问好，电影里有一个小孩就很纳闷，大人为什么要这么无聊，每天都在说同样的话？事实上，这些礼数敬语建立了一个不可知的人际网路，既不亲，也不疏，而是在亲疏之间的礼节。
但这种感觉蛮孤独的。我们希望用语言拉近彼此的距离，却又怕亵渎，如果不够亲近，又会疏远，于是我们用的语言变得很尴尬。在电影中呈现的就是这种「孤独的温暖」，因为当你站在火车月台上，大家就会互相鞠躬道早，日复一日重复着这些敬语、礼数，可是永远不会交换内心的心事。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水浒传》的乌龙院那段与小津安二郎的电影《早安》，两者都是无意义语言。我称它为「无意义语言」，是因为拿掉这些语言，并不会改变说话的内容，但是拿掉这些语言后，生命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不知道。
《水浒传》是用较残酷的方式，告诉我们：不如拿掉吧！最后宋江在乌龙院里杀了阎惜姣，是被逼迫的，使他必须以悲剧的方式，了结这一段无聊的生活、不可能维系的婚姻关系。而小津安二郎则是让一个男子在火车上爱上一个女子，在剧末他走到她身边，说：「早安！」说完，抬头看天，再说：「天气好啊！」就这样结束，让你觉得无限温暖，实际上他什么也没讲。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最好的文学常常会运用语言的颠覆性，我们常常会觉得文学应该是藉语言和文字去传达作者的意思、理想、人生观。是，的确是，但绝不是简单的平铺直述而已。
倚赖变成障碍
有一个非常好的文学评论家讲过一句话：「看一本小说，不要看他写了什么，要看他没有写什么。如同你听朋友说话，不要听他讲了什么，要听他没有讲什么。」很了不起的一句话，对不对？我相信人最深最深的心事，在语言里面是羞于见人的，所以它都是伪装过的，随着时间、空间、环境、角色而改变。语言本身没有绝对的意义，它必须放到一个情境里去解读，而所有对语言的倚赖，最后都会变成语言的障碍。
写〈舌头考〉这篇小说时，写到吕湘参加联合国的会议，在会议中他看到来自爱沙尼亚的乌里兹别克教授受到资本主义社会学者的嘲笑，苏联、东欧等共产国家便联合退席抗议，他不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要退席呢？还是留下来？他所反映的就是当时中国的处境，既是共产国家，又已经和老大哥闹翻，进退两难。
吕湘一生总是在考虑「要站对边」这件事，导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站错边的悲剧下场，被关在牛棚里，挨饿了很久。
文化大革命期间，吕湘坐过三年的牢。有一阵子，红卫兵搞武斗，鸡犬不宁，吕湘给关在牢里忘了，饿了好几天。他昏沉沉在牢里觉得自己已经死了。死了的时候从胃中上腾一种空乏的热气。他知道，是胃在自己消化自己。吕湘有点害怕，便开始啃牢房上的木门。像小时候看老鼠?咬木箱一样。把一块一块的木屑嚼碎，嚼成一种类似米浆的稠黏液体，再慢慢吞咽下去。
大陆文革的主角红卫兵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当他们把吕湘斗进牛棚里，又去斗另一个人时，就把吕湘给忘了，让他待在牛棚里啃木头，活了一段期间，这时候他开始思考语言这个东西。
外面的年月也不知变成什么样子。吕湘觉得解决了「吃」的物质问题之后，应该有一点「精神」生活。
他于是开始试图和自己说话。
吕湘在很长的时间中练习着舌头和口腔相互变位下造成发声的不同。
这非得有超人的耐心和学者推理的细密心思不可。
到了文革后期，出狱之后的吕湘练就了一种没有人知道的绝活。他可以经由科学的对舌头以及唇齿的分析控制，发出完全准确的不同的声音。
我们小时候都曾经玩过这样的游戏，模仿老师或是父母的声音，而有些人确实模仿得很像，就像鹦鹉一样，但是他只是准确地掌控了声音，没有内容。
玩起语言游戏
一个人无事的夜晚，他便坐起来，把曾经在文革期间批斗他的所有的话一一再模仿一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那嗓音还没变老的小红卫兵，缺了牙的街坊大娘‥‥吕湘一人兼饰数角地玩一整夜。
写作期间，我认识很多文革后的大陆作家、朋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经验：找到一种让自己活下来的方法，而这些方法有时候荒谬到难以想像，它其实是一种游戏，甚至也是一种绝活。周文王遭到幽禁时写出《周易》，司马迁受到宫刑之后完成《史记》，人在受到最大的灾难时，生命会因为所受到的局限挤压出无法想像的潜能，吕湘亦同，在一个人被囚禁的寂寞中，他开始与自己玩起了语言的游戏。
小时候我很喜欢在大龙峒的保安宫前看布袋戏，尤其喜欢站在后台看，发现前台的各种角色，貂蝉、吕布、董卓其实都是操作在同一个人的手里，那个人通常是个老先生，当他换上貂蝉的人偶时，老先生的声音、动作都变得娇滴滴，不只是动偶的手，连屁股都扭了起来。
你会看到，人在转换角色的时候，整个语言模式和内心的状况，是一起改变的。
这类的偶戏在西方也有，我在东欧的布拉格看过，日本也有一种「文乐」，也是偶戏的一种。搬演偶戏的人身上有一种非常奇特的东西，如黄海岱，这么大把年纪，但在搬演过程中，可以瞬间转换为一个十五、六岁娇俏的小女孩。我写吕湘时，思绪回到小时候看布袋戏的经验，想像他在模拟别人批斗他的神情，如同操作一具人偶。不同的是，他把这些声音变成一卷录音带，不断地倒带，在一生中不断地重复，好像他也必须靠着这些当年折磨过他的语言活下去，即使文革结束了，惯性仍未停止。
我们常常不知道哪些语言是一定要的，有时候那些折磨我们的语言，可以变成生命里另一种不可知的救赎。大概也只有小说，可以用颠覆性的手法去触碰这样的议题。
吕湘，你还赖活着吗？吕湘，看看你的嘴脸，你对得起人民吗？吕湘，站出来！吕湘，看看你的所谓「文章」，全无思想，文字鄙陋！吕湘！吕湘‥‥这些声音、这些嘴脸是他在斗争大会上所看到，在牛棚里一一模仿的，慢慢地这些声音消失，变成他自己的声音，变成一个人类学学者研究语言的范例，他开始思考语言是什么东西？他很仔细地观察舌头和声音的关系。
那些声音，多么真实，在黑暗的夜里静静地回荡着。住在隔壁的吕湘的母亲常常一大早爬起来就说：「你昨晚又做梦啦？一个人嘀嘀咕咕的‥‥」但是，那么多不同的声音只来自一个简单的对舌头部位发声的科学分析原则而已。
舌头在发声上的变化看来极复杂，但是其实准则只有几个。
大部分的发声和情绪的喜怒哀乐有关。因此，舌头发声虽然只依靠口腔的变位，但是，事实上是牵动了全部脸颊上乃至于全身的肌肉。
吕湘在这一系列关于舌头的探索中最后发现连声音有时都是假的。
声音表情都是假的
我相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声音是假的，有时候只是虚张声势。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生平最感谢的一个人，是在文革批斗大会上，抢过别人手上的鞭子，狠狠抽他的朋友。原本他在那场批斗大会上是必死无疑，朋友知道后，故意抢过鞭子，说出最恶毒的话，将他抽打得全身是血，送到医院，才保住他的性命。他说，那些恶毒的话和不断扬起落下的鞭子，让他感觉到无比的温暖。
我听他说这些话时，觉得毛骨悚然。
但事实上，在中国古代的戏剧里也有相似的情节。《赵氏孤儿》里的公孙杵臼和程婴为了保护赵盾的遗孤，程婴牺牲自己的儿子顶替献出，由公孙杵臼假意收留，程婴再去告密。
然而，奸人屠岸贾怀疑两人串通，要程婴亲手鞭打公孙杵臼。为取得屠岸贾的信任，程婴将公孙杵臼打得血肉横飞，最后公孙杵臼被斩首，而屠岸贾则视程婴为心腹，并收他的儿子（真正的赵氏孤儿）为义子。十六年后，赵家遗孤长大了，从程婴口中得知家族血泪史，便杀义父屠岸贾报仇。
我很喜欢经历过文革那一代的大陆学者，他们所拥有的不只是学问，而是学问加上人生的历练，纠结成一种非常动人的东西。有时候你看他装疯卖傻，圆滑得不得了，可是从不随便透露内心里最深层的部分，你无法从他的表情和声音里去察觉他真正的心意。
感觉的转换
因此，吕湘进一步的研究就是在黑暗中不经由发声而用触觉去认识自己模仿不同骂人口形时脸部肌肉的变化。
写这部小说时，我自己会玩很多游戏，例如用触觉替代听觉。我曾经在史丹佛大学教学生汉语时，教学生用手指头放在嘴里去感觉舌头的位置，虽然不发声，但是只要舌头位置放对了，就可以发出正确的声音。这是一种语言教学法，可以矫正学生为了发出和老师一样的声音而用错发音方式，先让学生学会舌头发音的位置，例如舌尖放在牙龈底下，先用手去感觉，最后再发声。吕湘在做的就是这个动作。
我们都知道海伦．凯勒，她听不到声音，可是她针对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写过一篇伟大的评论。她用手放在音箱上，随着节奏、旋律所产生的振动，用触觉去听，再写出她的感觉。她证明了人类的感觉是可以互相转换，听觉不只是听觉，也可以变成触觉。尤其在汉文系统里，任何一个声音都是有质感的，我们说这个人讲话「铿锵有力」，是说语言有金属的质感；我们说这个人的声音如「洪钟」，或者「如泣如诉」，都是在形容语言的质感。
以诗词的声韵而言，如果是押江阳韵、东钟韵，写出来的诗词会如〈满江红〉的激愤、昂扬和壮烈，因为ㄥ、ㄤ都是有共鸣、洪亮的声音；若是押齐微韵，是闭口韵，声音小，就会有悲凉哀愁的感觉，如凄、寂、离、依等字都是齐微韵脚。我们读诗，不一定是读内容，也可以读声音的质感，或如细弦或如锣鼓，各有不同的韵味。
这个研究远比直接模仿发声要困难得多。有一些非常细致的肌肉，例如左眼下方约莫两公分宽的一条肌肉便和舌根的运动有关。
这一段内容也是我杜撰的，读者可不要真的对镜找那条肌肉。然而，发声所牵动的肌肉，甚至内脏器官，的确是微细到我们至今未能发现，例如发出震怒的声音或无限眷念时的声音，会感觉到身体内有一种奇妙的变化，所谓「发自肺腑」是真有其事。有时候我演讲完回家，会觉得整个肺是热的，而且三、四个小时不消退。
语言与情绪的关系
我相信，语言和情绪之间还有更细腻的关系，是我藉着吕湘这个角色所要探讨的。
舌根常常把恶毒咒骂的语言转成歌颂的文字，如「好个吕湘！」好个吕湘！可以是赞美，也可以是咒骂，他可能等一下就会被砍头，也可能下一秒变成英雄。民间常常用这句话，就看你用什么情绪去说，意思完全不一样。而吕湘已经自我锻链到一看这个人的肌肉跳动，就知道对方说出此话是褒是贬。这里语言又被颠覆了，本身有两种南辕北辙的意义，当你说「好个吕湘！」声音是从喉咙出来时，你已经恨得牙痒痒。所以语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绝对不是只有单一的意涵。就像前文所说，不要听他讲了什么，要努力去听他没有讲什么，这是文学最精采的部分。
但是，一旦舌根用力，咬牙切齿，意义完全不同，就变成了恶毒的咒骂了。由于舌根看不见，所以，必须完全依靠左眼上那一条细致的肌肉带的隐约跳动才看得出来。
吕湘这一发现使他又有了新的研究的快乐。使他不仅在夜晚别人睡眠之后独自一人在房中做研究，当他对这种舌头扩及人的嘴脸的变化研究到得心应手之时，吕湘便常常走到街上去，看着大街上的人，看他们彼此间的谈笑、和蔼可亲的问好。只有吕湘自己知道，他并不是在听他们说什么，而是在听他们「没有说什么」，那丰富的人的面容肌肉的变化真是有趣极了。
读者可以想像，写这段文字的作者，在那段期间亦是常常走在街上看人说话，却是听不到声音的。
当我们用超出对话的角度去观察语言，语言就会变成最惊人的人类行为学，远比任何动物复杂，这里还牵涉到很多人际关系，例如前面提到的宋江和阎惜姣，夫妻之间的语言别人很难了解，他们可能是在打情骂俏，别人听来却是像吵架。
张爱玲的小说写得极好，一对夫妻在街上吵，丈夫说出的话恶毒得不得了，甚至要动手打妻子。旁人看不下去报了警，因为当时正推行新生活运动，丈夫不可以这样对待妻子。正当丈夫要被抓进捕房时，妻子一把推开警察，拉着丈夫说：「回家吧！回家吧！回家你再骂再打。」这是夫妻之间的语言，并非一般人从字面上了解的状况。
所以我相信语言也建立着一种「他者不可知」的关系。罗兰．巴特在《明室》这一本讲摄影美学的书中，开头就说，他的母亲过世了，整理母亲的遗物时，在抽屉中看到母亲五岁的照片，他突然深刻地感觉到原来母亲真的五岁过。因为母亲的五岁对他而言是不存在的，他也无法了解，藉由母亲的照片，他开始探讨摄影、影像的意义和价值。
我想，语言就如同这张照片，常常会变成个体和个体间一个不可知的牵系。
又好比我的母语，是母亲给我的语言，这个语言对我而言就像紧箍咒，我不常用这个语言，只有去看母亲的时候，会跟她说母语，而当我说出这个语言时，我整个人的角色都改变了，我平常的逻辑、平常的人性价值都消失，变成了母亲的儿子。
一九八八年我到西安，我的母语就是西安的地方话，所以一下飞机我觉得非常混乱，满街的人都是用我的母语在交谈，那是一种很怪异的感觉，他们和我很陌生，但是他们的母语竟是我的母语。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语，那是不容易理解的，它以另一种记忆模式存在基因和身体里面，会变成很奇怪的东西。因为母语对个人的意义难以形容，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就不尊重别人的母语。
我最近在读夏曼．蓝波安的书，他来自一个只剩下两千多人的兰屿达悟族，如此努力地想要找回他的母语，可是这个语言从日据时代就已经消失了，当他的族人会说闽南话、普通话，就是不会讲达悟语，母语带给他的哀伤，对他生存所产生的意义会是什么？我反覆地读他这本得奖的小说《海浪的记忆》，写他父亲八十几岁蹲在兰屿的海边，他说：「父亲是很低的夕阳了。」他用汉字写，可是我们知道，汉语不会用「很低的夕阳」，而会用衰老、将死、迟暮。夏曼．蓝波安没有用这些字辞，而是坚持达悟语的特殊语言模式。
沟通的开端
我们可以用类似西方符号学的方法，把语言重新界定为「既精确又误导的工具」，语言本来就是两面的刀，存在一种吊诡，一方面在传达，一方面在造成传达的障碍。所以最好的文学就是在语言的精准度里制造语言的暧昧。
这种暧昧就像你在心情茫然时到庙里抽了一支签，你很希望这支签会告诉你应不应该继续交往、或要不要投资，可是签文绝不会告诉你应该、不应该，会或不会，而是给你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
我有一个学生做金属工艺，好不容易存了点钱想开店，又怕血本无归，就到庙里求了一支签，签上写着：「董永卖身葬父」，他想：「完了，卖身葬父是很惨的状况。」他跑来告诉我这件事，我觉得很有趣，因为董永没有钱埋葬父亲，就插了一个草标跪在街上要卖身，后来感动天上的七仙女下凡来帮他，之后他荣华富贵，过着像神仙一样的生活。那么这支签究竟是好或不好？语言的暧昧性就在于此，它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既精确又误导。
再谈回到〈舌头考〉，和〈热死鹦鹉〉一样都是没有结局的小说。
回到中国以后，吕湘一面进行他有关舌头与中国母系社会关联的论文，一面常常跑到街上，继续深一步了解一根舌头所可能在人的身上发生的复杂作用。
他有点惊讶于街上行人左眼下那一带两公分宽的肌肉的急速扩大。在短短几星期中已有着坟起而且变成酱红色的趋向，甚至到了肉眼也不难察觉的地步。
吕湘有点不安。他想起平反时那个语调温和的称赞他的干事。他又无端想起在芝加哥的讨论会上自己的没有离席是否落了什么把柄。他变得有点神经质，走在东安大街上，一个人笑吟吟过来问路，吕湘像见了鬼一样「哇」地一声跳着跑开了。
他在北京社科院敷衍了事地做了一点言不及义的报告，并没有透露丝毫他从马里兹别克教授那里得来的启发以及他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
他匆匆回到了湖南，失魂落魄，一个人站在街角看着行人。
吕湘怪异的行为自然引起人们的议论，呼应了上一篇所提及的，群体文化无法容忍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因为他们猜他得了不治的爱滋病。
乡里中无事的女人们便开始传说吕湘因为长期单身，又上了趟美国，在旅馆半推半就玩了一个妓女，染患了不治的爱滋病。而爱滋病的初步症状就是喜欢站在街上看人，把病传染给八字弱的人云云。
我们不知道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但是已经没有人敢靠近吕湘，只敢远远地对他指指点点。这是群体文化里常见的现象，也是一个众口铄金的例证，语言的力量如此大，大到足以熔化金属。
事实上吕湘还是头脑清醒的，他从北京回到家乡之后，一直记挂着全国人的左眼下那逐渐坟起而且发酱红色的一条肌肉，没办法专心继续有关舌头与女性进化的研究。有一次他听说乡里来了一个台湾同胞访问团，便也跟着大伙跑去看。
乡里的人因为怕被传染爱滋病，都离他远远的。吕湘一人大摇大摆走到访问团的巴士前，一个台湾重要的来访者看吕湘气派不小，以为是高干，便立刻摇着「台湾同胞访问团」的小三角旗，快步趋前和吕湘握手，亲切地叫道：「同志！」不料，吕湘「啊！」的大叫一声，直楞楞看着这位台湾同胞的左眼下方。不一会儿吕湘就倒地昏厥了。送医不治，死时只有五十三岁。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结局？吕湘死后，「留下白发的老娘，每天夜里手执一把纯钢的大刀在空菜板上一声声剁着」，我小时候确实看过邻人这么做，妈妈说她在招魂，我不太确定，只记得这件事，就把它写成了吕湘的母亲。「一面剁一面骂道：『天杀的，回来，天杀的，回来。』据说，这是湖南乡下一种招唤亡魂的方法。」写到这里，会觉得有点哀伤。我常觉得自己写小说时，就像在幕后操作布袋戏的人，操弄着好几个角色，有时候觉得好笑，有时候觉得难过。而当我写到这里时，我会想，吕湘的母亲到底是愚昧还是动人？其实我分不出来。我想到小时候乡间的习俗，是在很无奈的状况下，用一种既像咒骂又像歌颂的方式诠释生命。对吕湘的母亲而言，她唯一的儿子死了，她的儿子走过文化大革命，又从美国回来，却被村人传言得了爱滋病，最后莫名其妙死了，她不得不死命地挥动那一把纯钢的大刀，她在剁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就留给读者去填空了。
最后，故事还有一段结尾，与其说这是结局，不如说是个寓言吧！吕湘的手稿也经由省里的文联整理，发现了他新近有关《舌头考》的手稿。但只有寥寥数十字，没有什么研究价值。为了纪念，便做为遗稿，刊登在一个不太有人看的文联机关报上：吕湘同志遗稿《舌头考》：这个种族连续堕落了五千年之后，终于遭到了惩罚，被诸神诅咒，遭遇了厄运。
厄运开始是从妇人和像妇人的男子们的口舌开始的‥‥我想说的是一种语言的孤独，当语言不具有沟通性时，语言才开始有沟通的可能。就像上一篇所提及，孤独是不孤独的开始，当惧怕孤独而被孤独驱使着去找不孤独的原因时，是最孤独的时候。同样地，当语言具有不可沟通性的时候，也就是语言不再是以习惯的模式出现，不再如机关枪、如炒豆子一样，而是一个声音，承载着不同的内容、不同的思想的时候，才是语言的本质。
革命孤独
九○年代在台北如火如荼展开的学生运动「野百合学运」，很多人应该都还有印象，那时候大批的学生驻满中正纪念堂和台北车站，表达他们对社会改革的热情和愿望。
所谓学运，在我的学生时代，即台湾的戒严时期，是想都不敢想的，这个念头从未在脑海出现。延续保守传统的想法，总觉得学生罢课游行搞运动如同洪水猛兽，直到我去了巴黎求学才改观。
很多人都知道，一九六八年巴黎发生过一次学生运动，称为「五月革命」，当时学生领导法国工人包围政府，把巴黎大学作为运动本部，对社会的影响非常大。
我在巴黎读书时，不管任何一个科系，特别是人文科系，包括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美学等学科，教授在上课时都会不断地提到「六八年，六八年」；六八年变成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六八年以前是一个保守的、传统的法国，六八年之后则是一个革新的、前卫的、可以容纳各种看法的法国。
巴黎学运的冲击
我到巴黎是一九七二年，已经是五月浪潮发生后四年，学运仍末结束。偶尔在上课时，会突然听到楼上「砰！」的一声，老师立刻要所有学生疏散，然后就会看到担架上躺着一个全身是血的人被送到医院。
学运和暴力结合，使我们这些从台湾去的学生感到恐惧，好像是政治暴动一样。
记忆深刻的是，有些年轻老师或是高年级的学长，会在学生发动罢课时，带领同学坐在公园或是校园里，一起探讨罢课的原因，讨论当前的政治制度、措施，每个人都会表达自己的看法。我必须承认，这些讨论改变了我对学运的看法。
在战后的戒严时期，台湾没有机会了解所谓的社会运动，在戒严法里即明文规定不能罢课或罢工。所以在法国对学运的所见所闻，对我自己是一个巨大的撞击，而这个撞击牵涉到一个问题：如果所谓的民主来自于每一个个人对于所处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的个人意见，那他应不应该有权利或资格表达他的意见？由于台湾学生来自一个较封闭的社会，到了法国，对学运会出现两极化的反应：一种是非常恐惧学运，完全不敢参加、不敢触碰。我记得和我一起留法的朋友，回台湾后担任政府的高层工作，有时候我们私下谈起时，会笑他在巴黎待了好几年，得到博士学位，只认得一条地铁的路线，就是从家里到学校，其他一概不知。他代表了当时台湾学生留学的一种心情：我把我的专业读好，我不要去管其他不相干的事。
我是属于另外一种。因为自己学的是人文，对于文化的本质有很大的兴趣，因此对于学运，在某一种对政治运动的恐惧、置身事外的感觉之余，会有一种好奇。
从小父母就常对我说：「什么都可以碰，就是不要碰政治。」我想很多朋友都曾经被父母如此告诫过。因为台湾经历过白色恐怖的年代，使个人对政治会联想到一个不寒而栗的结局，当时我心想：「我喜欢画画，我喜欢文学，和政治无关，大可放心。」然而，我还是隐约感觉到身边有一些事情在发生。
巨大的心灵震撼
我经常提起高中时的英文老师影响我很大，他就是非常有名的小说家陈映真先生。他带我们读小说、读现代文学，以及读台湾一本很重要的杂志《文学季刊》，有时候也会带我们去看戏；我记得高一时，我的英文不是很好，他带着带着，到后来已经可以读英文版的《异乡人》。
大概在我大一时，陈映真老师被逮捕，那个年代一个人被抓不会有报纸报导，大家都不知道原因，就这么失踪了，接着出现各种传说，使大家觉得很恐惧。在老师被逮捕前的一个星期，我在明星咖啡屋和他聊天，那时候我已经参加了诗社，对诗有一种很浪漫的看法，觉得文学就是文学，是一种很唯美、很梦幻的追求。当我说出我的想法时，平日很有耐心的老师，却显得焦虑、不耐烦，他对我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他说：「文学不应该那么自私，文学应该关心更多人的生活，走向社会的边缘，去抨击不正义、不公理的事情。」当时听了他的话，觉得有点反感，心想老师怎么这么武断，这么决绝。对于一个充满文艺美学梦幻的年轻人而言，陈映真老师的理论让我觉得很受伤。
一个星期后，他被逮捕了，我听到一些传言，说他成立了一个组织，又说他翻译了马克思的论着，说他的组织里的人接连被逮捕了‥‥我想起了在明星咖啡屋时他的这一段话。
再见到陈映真老师时，已经是七年之后，他从绿岛出来，我从法国回来，彼此都经历了一些事。我自己从被父母耳提面命：「不准碰政治」，到在巴黎时，听到每一个人在午餐、晚餐、下午茶时间都在谈政治，感受到六八年后法国人对政治的热烈激昂，随时可能会有一个同学站起来高声朗诵出聂鲁达的诗。我突然发现，革命是一种激情，比亲情、爱情、比人世间任何情感都慷慨激昂。
对我来说，革命在巴黎的街道上变成了诗句，聂鲁达的诗不只是诗，而是回荡在街头上的歌声。
在前几年上映的《邮差》这部电影中，你可以看到连邮差都受到聂鲁达诗的影响，因为它不只是诗句，是革命的语言，会带给你一种巨大的心灵上的撞击和震撼，让你觉得可以放弃一切温馨的、甜美的、幸福的生活，出走到一个会使自己分崩离析的世界。
革命是一种青春仪式
在法国读书时，我发现革命有一种很吸引人、但说不出来的东西，和我从小所理解的恐惧不一样，使我也开始跟着要好的法国朋友，绑上头巾，跟着游行的队伍前进。整个五月大概都是在罢课的状态，而去过巴黎的人就会知道，五月的巴黎天气好得让你不想上课。
后来我发现每次革命、每次学运都选在五月，不然就是在秋高气爽的十月，很少有学运选在凄冷的季节，大概即使要革命也要选一个好天气吧！更有趣的是，有时候同学还会问我：「我今天要去示威，你觉得我穿哪一件衣服比较好？」原来学生运动不像我想像的那么可怕，反而有一种嘉年华会似的东西，包括朗诵聂鲁达的诗，包括选一件示威游行的衣服，革命是可以重新注解的，或许，革命是因为你的青春，并且转化为一种青春的仪式。
我突然懂了某位西方作家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你二十五岁时不是共产党员，你一辈子不会有希望；如果你二十五岁以后还是共产党员，你这一辈子也不会有什么希望。」原来他说的「共产党」就是革命，讲的是一个梦想，当你二十五岁时有过一个激昂的梦想，一生不会太离谱，因为那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寄托；可是二十五岁以后，你应该务实了，却还在相信遥远的梦想，大概人生就没什么希望了。
从这句话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革命跟诗有关，跟美学有关，而它最后导致的是一种巨大的孤独感，因为唯有孤独感会让人相信乌托邦（Utopia）。「乌托邦」这个词是音译的外来语，但在汉字里也有意思，代表「子虚乌有寄托出来的邦国」，它是一个实际上不存在，可是你心里相信它存在的国度，且你相信在这个国度里，人没有阶级，人可以放弃一切自己私有的欲望去完成更大的爱。唯独年轻人会相信乌托邦，而寻找乌托邦的激情是惊人的。
当我与多年未见的陈映真老师碰面时，他对我的印象还停留在与他辩论诗的意义，争得面红耳赤，告诉他：「写诗是一种绝对的个人的唯美，我没有办法接受你所说的，文学应该有更大的关怀。」他不知道七年之中我在法国经历的一切，我也很少对人说起，只有在自己的小说〈安那其的头发〉中透露了一点点。
托尔斯泰与克鲁泡特金
安那其（Anarchism）是我在法国参加的一个政治组织，又译为无政府主义。这个流派起源甚早，在十九世纪的俄国就开始了，创始人是巴枯宁（MikhailAleksandrovichBakunin）和克鲁泡特金（PeterKropotkin），这两个人基本上是俄国贵族；许多革命运动的发起人都是贵族，其过程也相似：先是对生活感到不满，继而在沉沦糜烂的贵族生活中感到存在的孤独，最后选择出走，例如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是一位伯爵，拥有很大很大的农庄，但是在他的作品《复活》中，他重新回顾成长过程中身为贵族的沉沦，以及拥有土地和农奴带给他的不安与焦虑，他决定出走。我认为托尔斯泰最伟大的作品不是《复活》也不是《战争与和平》，而是在他垂垂老矣时，写的一封给俄国沙皇的信。信中，他没有称沙皇为皇帝，而是称他为「亲爱的兄弟」，他写到：「我决定放弃我的爵位，我决定放弃我的土地，我决定让土地上所有的农奴恢复自由人的身分。」那天晚上把信寄出去之后，他收了几件衣服，拎着简单的包袱，出走了。最后他死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火车站，旁人只知道一个老人倒在月台上，不知道他就是大文豪托尔斯泰。
我觉得这是托尔斯泰最了不起的作品，他让我们看到革命是对自己的革命，他所要颠覆的不是外在的体制或阶级，而是颠覆内在的道德不安感。
回过头来看，什么是安那其主义？怎么可能有无政府的状态呢？在台湾，我们可以轻易地找到克鲁泡特金的着作，翻译者是巴金。这位中国老作家笔名的由来，就是取自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两人名字中的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他在留学法国时最崇拜的偶像就是安那其的这两位创始人，所以他取了这个名字。巴金一生翻译了许多克鲁泡特金的作品，包括《面包与自由》、《一个反叛者的话》等。
克鲁泡特金因为宣传革命被俄国政府驱逐，逃亡到瑞士，不能回归祖国，可是他一直用各种语言阐述无政府主义思想。我读克鲁泡特金的作品时，我必须承认，所受到的震撼大过于任何读过的文学作品。他竟然把文学当作现世之中一种可以自我砥砺的忏悔录形式在书写，一直到现在，我偶尔翻出他的作品仍然感动不已。
他在《面包与自由》中写到，他相信总有一天，面包不会再垄断在少数人手中。
现在我们会觉得：「这个不难吧！」但对当时俄罗斯的穷人、农奴而言，面包的分享是一种奢望。然而，更大的奢望是克鲁泡特金的第二个主张「自由的分享」，他希望美、诗歌、音乐也能让所有的俄罗斯人共享。如果你看过高尔基写他的母亲做着粗重的工作，还要忍受丈夫穿着皮靴拳打脚踢，就会知道俄罗斯的社会阶级分明，穷人与妇人地位之低下，宛如动物，连民生需求都无法获得满足，哪有可能分享诗歌、音乐之美？简直是梦想。
没错，就是梦想。革命者自己营造出来的乌托邦国度，多半是现世里无法完成的梦想，总是会受到世俗之人所嘲笑，因此他是孤独的。
克鲁泡特金晚年流亡瑞士时，完成自传体着作《一个反叛者的话》，他称自己是「反叛者」，他反叛阶级、反叛国家、反叛宗教、反叛家庭、反叛伦理，他反叛一切人世间的既定规则，企图回复单一个体本身做一切的反叛。每次看完《一个反叛者的话》－－克鲁泡特金最后一本着作，我的眼前就会出现非常清楚的革命者的孤独感。
赢了政权却输了诗与美
我想，很多人都无法接受，我将革命者定义成为「某一种程度现实世界中的失败者」吧。
《史记》里有两个个性迥异的人物：刘邦和项羽，你读这两个人的故事会发现，刘邦的部分真是没什么好读的，甚至有点无聊。但刘邦真的是这么乏善可陈吗？不然，是作者司马迁对他没什么兴趣，因为他成功了。作为一个历史的书写者，司马迁对于现世里的成功者其实是不怀好感的，这里面不完全是客观的对错问题，而是主观的诗人的抉择，他选择了项羽作为美学的偶像。所以我们今天看《霸王别姬》，不管是电影或戏剧，都会为霸王在乌江自刎、与虞姬告别而感动，它根本就是一首诗。
我们不能确定历史上的楚霸王是不是真的如此浪漫？可是，司马迁成功地营造了一个革命者美丽的结局和孤独感，使得数千年来的人们都会怀念这个角色。
这是不是就是文学的职责？文学是不是去书写一个孤独者内心的荒凉，而使成功者或夺得政权的那个人感到害怕？因为他有所得也有所失，赢了政权却输了诗与美。
我们从这个角度解读《史记》，会发现司马迁破格把项羽放在记载帝王故事的〈本纪〉中并且在最后「太史公曰」中暗示「舜目盖重瞳子，项羽亦重瞳子」，将项羽与古代伟大的君主舜相比。最精采的还是司马迁写项羽的生命告别形式，诚所谓「力拔山兮气盖世」，把项羽的性情都写出来了，完全是一个美学的描述。
我想，刘邦在九泉之下读到《史记》，恐怕也会遗憾，他赢得了江山，却输掉了历史。后人怎么读《史记》也不会喜欢刘邦，却会对项羽充满革命孤独感的角色印象深刻。
从严格的史学角度，我会对项羽的直实性格产生怀疑，但项羽的英雄化正代表了司马迁内心对孤独者的致敬。所以，你可以看到《史记》中所有动人的场景，都跟孤独有关。
例如屈原，当他一切理想幻灭，决定要投汨罗江自尽前，「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他回复到一个诗人的角色，回到诗人的孤独，然后渔父过来与他对话。我不禁怀疑谁看到憔悴的屈原，又是谁看到他和渔父说话？是渔父说出来的吗？然而，我们读《史记》时不会去追究这个问题，因为美超越了真假。我们愿意相信屈原就是「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一个孤独革命者的形象。
《史记》里还有一个非常美的画面，是关于荆轲。荆轲为了燕太子丹对他的知己之情，决定要去行刺秦王，而他也知道当刺客是一去不回的，所以在临行之时－－司马迁真的非常善于书写孤独者的告别时刻－－所有人都是穿白衣素服来送行，送到易水之上，「高渐离击筑」。这里依据大陆作家张承志的考证，「筑」是一种失传的乐器，据说是一片薄薄的像板子一样的东西。高渐离把铅灌注在筑里，拿筑去行刺秦始皇。
在告别时刻，高渐离击筑发出高亢的声音，然后大家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这是生前的告别，人还活着却是死亡的形式。
不论是项羽、屈原或是荆轲的告别画面，都是让我们看到一个革命者孤独的出走，而他们全成为了美学的偶像。相对地，刘邦、楚怀王、秦始皇全都输了。我们可以说，司马迁是以《史记》对抗权力，取得权力的人，就失去美学的位置。这部书至今仍然有其地位和影响力，未必是在历史上，更可能是因为一个人的性情和内在的坚持。
革命者等于失败者？
因此再思考「什么是革命孤独？」的问题时，我会把革命者视为一个怀抱梦想，而梦想在现世里无法完成的人。梦想越是无法完成，越具备诗的美学性，如果在现世里梦想就能实现，那么革命就会变成体制、变成其他的改革，而不再是革命。
今天在我这样的年龄，回想大学里诗社的朋友，毕业之后，此去艰难，每个人走到不同的路上去；有的人从政做官，也有人继续在南部村落里教书，相信他当年相信的梦想。有时候我会想，也许有一天我也要写《史记》，那么我的美学偶像会是谁？一个社会里，当人性的面向是丰富的时候，不会以现世的输赢作为偶像选取的依据。就像《史记》里，动人的都是现世里的失败者，项羽失败了，屈原失败了，荆轲失败了，可是他们的失败惊天动地。
《史记》里还有另一种革命的孤独，迥异于政治革命者，我要说的是卓文君。我们可以想像，一个新寡的女子遇到心仪的人，在社会道德体制的规范下，她是否有条件或被允许再谈一次恋爱？这在今天都还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是在司马迁的《史记》里，司马相如看到新寡的卓文君，没有想到要遵守什么体制礼教，只觉得她真是美，就写了〈凤求凰〉去歌颂她。霎时，卓文君被打动了，发现她还可以再去追求生命里最值得追求的爱，但也因此，她必须对抗她的父亲卓王孙。
卓王孙是四川有名的富豪，就算要改嫁女儿，也不可能让她嫁一个穷酸小子，所以他先是搬出礼教教训卓文君，并且警告她如果一意孤行，家产一毛都不会给她。
